职务侵占和盗窃案件分析

第一篇：职务侵占和盗窃案件分析

职务侵占和盗窃案件分析

职务侵占罪和盗窃罪都属于侵犯财产罪，两罪在犯罪主体、犯罪对象和犯罪客观方面均有不同。司法实践中，由于两罪犯罪手段的部分重合，在案件定性究竟是职务侵占罪还是盗窃罪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争议。

一、职务侵占罪立法背景和司法解释

1、立法背景

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没有规定职务侵占罪，对于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单位公共财产的行为，以贪污罪处理。改革开放后，随着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等各种私有制、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出现，对于这些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产的行为，由于其侵犯的客体不是公共财产，难以按贪污罪处理。因此，1995年2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其中第10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4条又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外的企业职工有第10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的，适用本《决定》。1997年修订的《刑法》在该《决定》基础上，将犯罪主体由该《决定》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扩展到其他单位人员，并删除了“利用工作上的便利”的规定。

1、犯罪主体不同：职务侵占罪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属于特殊主体；盗窃罪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2、犯罪对象不同：职务侵占罪犯罪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物；盗窃罪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

3、犯罪手段不同：职务侵占罪犯罪手段是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方法；盗窃罪犯罪手段是窃取。

4、犯罪客观行为不同：职务侵占罪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盗窃罪的实施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无关。

三、职务侵占和盗窃案件中的几个问题分析

案例：王某系某火车站货场门卫兼巡守员，负责货场巡守、防火防盗以及货物出大门的验票放行工作。王某在值夜班时单独或伙同他人窃取货场内露天堆放的无烟块煤12起，价值1万余元。此外，王某还偷拿货运员钥匙打开货场库房窃取小麦，价值2千余元。

本案定性究竟是盗窃罪还是职务侵占罪，存在以下争议：

1、单位劳务人员能否构成职务侵占罪主体？

一种观点认为：从立法原意上看，职务侵占罪主体是非国有公司、企业和单位的人员。我国1997年《刑法》对职务侵占罪主体规定的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从文义上理解，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似乎可解释为包括国有的公司、企业、单位。然而，按照主观解释论的法律解释原理，法律是立法者为社会设计的行为规范，表达了立法者希望或不希望、允许或不允

探求立法者原意，而在于探求法律自身的合理意思，并使这种合理意思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追求立法原意必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从而影响刑法的生命力。因此，刑法解释应以客观解释为基础，只有当客观解释的结论不适当时，才应采取主观解释。

职务侵占罪虽脱胎于贪污罪，都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构成要件，但是两罪的法益、犯罪主体和规范意旨均不同。贪污罪中的“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或者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资格和权能的便利，具有公务职权性，当然不包括劳务便利。而职务侵占罪的法益是财产法益，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除管理人员外，单位中那些因从事劳务而持有单位财物的人员也可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财物，因此职务侵占罪主体应当包括单位劳务人员。并且，《刑法》第271条第二款规定了：“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应以贪污罪处罚，更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职务侵占罪主体包括国有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对职务侵占罪的解释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犯罪主体应当包括国有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2、在单位保管、使用、运输中的财物是否属于“本单位财物”？

不能将一般看护理解为保管。因此，王某利用的不是职务上的便利，而是利用因工作关系而熟悉作案环境、方便进出单位、能够轻易接近作案目标等工作上的便利。

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货场夜间有货运员值班，但货运员并不巡守货物，有时去火车站提货票甚至要离开几小时。对于货场内的露天货物，货运员只是履行货票的账目管理，并无保管职责。而门卫履行巡守防盗、验票放行职责，即使是货运员，无货票也不能带货物出门。因此，门卫对露天货物有保管权，王某利用的是职务上的便利。

观点分析：根据1999年9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一般认为，“主管”是指虽未具体管理、经手本单位的财物，但对本单位财物的调配、处臵、使用等具有决定性的控制、支配权，享有主管权的一般是在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管理”是指以直接管理、保管财物为工作职责的，因保管、看守、使用、处理本单位的财物而拥有一定的控制、支配权，如仓库保管员、会计、出纳、材料看管员等；“经手”是指本身并不负责对本单位财物的管理，因工作需要而对本单位财物有领取、使用、发出或报销等直接控制与独立支配的权利，如企业中的工区长、采购员等。

司法实践中在区分“职务上的便利”与“工作上的便利”时，占有，应构成盗窃罪。

综上，本案王某窃取无烟煤的行为应构成职务侵占罪，而其窃取小麦的行为应构成盗窃罪。

第二篇：关于一起职务侵占案件的分析

大学社会实践报告

实 践 课 题 关于一起职务侵占案件的分析

关于一起职务侵占案件的分析

我是XX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一名人民警察。在日常工作中，常常遇到各种经济诈骗、经济纠纷，解决经济争议的途径根据案件定性，受害人可以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到当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等方法解决。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经济案件涉及罪名有时存在很大分歧。现就在我工作中出现的一起有关经济案件进行分析，希望能加深对经济案件定案的理解。

一、案情：

2010年8月的一天,广州商人张某来到我县找商机,碰到同乡兼好友王某,王某邀张到我县做买卖林地的生意,并称另一老乡李某已在我县联系购买林地的事宜,只是手头没有资金,只要买到林地就能赚大钱。在王某的一再邀约下,张便同王一起到我县开展了购买林地的调查。调查中,李某邀请我县公安局副局长兼森林公安分局局长赵某,我县林业局副局长阿某随同前往调查。实地调查林地后,张便同王某,李某共同商定,由张、王、李共同出资100万元在我县注册成立宁蒗茂源林业有限公司,购买林地进行开发。约定由张出资百分之六十，王、李各出资百分之二十。鉴于王、李暂时没有资金来投入，先由张垫资100万元用作注册资本，先把公司成立起来，王、李再还钱给施，购买林地的资金由张先垫付。三人签订了出资入股成立 公司的协议。协议签订后，公司依法成立，由张任董事长，李任总经理，王任监事，聘请吴某任会计。由于张在广州另有业务要办，公司购买林地的事宜便全权交给总经理李某来处理。张回广州后，李便产生了与赵某、阿某合伙侵占施购买林地款的犯意。于是，在李与赵某、阿某的串通下，三人便同当地专做林地生意的两村委会主任田某、史某恶意串通商谈购买林地的价格。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林地仅为每亩180元。商谈林地价格的过程中，买方和卖方恶意串通，将每亩林地价格由180元提高到410元，差价230元由田某、史某占70元，其余160元由李某，赵某，阿某共同占有。为此，李某代表宁蒗茂源林业有限公司同田某、史某签订了购买林地三万亩的两份合同，约定一个月内由茂源公司先付450万元林地款给林农，如二个月内不能付清所有林地款，则卖方有权解除合同并由乙方承担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一切经济损失由买方负责。合同签订后，李某便多次打电话催张付款。为达到非法占有林地款的目的，李某同赵某、阿某共同商定，以在我县取现金和保证资金安全为由，要求施将款打入赵妻子的银行卡内，由赵妻帮忙付款给林农。在何某的一再在求下，张征得王的同意后把款直接打入赵妻在农行的卡内250万元，另外又分别打了100万元到田某、史某二人的银行卡内。450万元林地款到帐后，李某立即叫妻子刘某通过赵妻将250万元中的150万元转入刘父亲的银行卡内，随后又转入刘的卡内，再将款转入李的新卡内，而将老卡销户。赵妻卡内剩余的100万元被赵某、阿某瓜分，用于购买小汽车和归还个人贷款。打入田某、史某卡内的款其中大部分付给了林农，田某、史某分别占地有了25万元和18万元。尔后，赵、李、阿又同田某、史某相勾结，以张不能在约定期限内付清林地款为由‘由赵起草了好解除合同通知书，交给田某、史某二人各一份，由二人亲自交给李，单方宣布解除合同，250万元刚好与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相符，其它经济损失由茂源公司承担。案发后；赵、李、阿三人以涉嫌合同诈骗被采取强制措施，现三人以涉嫌职务侵占被检察机关提起了公诉，但对于田某、史某二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存在大的分歧，各自争论不下，难于定论。

二、关于本案，本人拟对以下问题展开分析：

（一）合同诈骗罪及合同诈骗罪的几种情形。

（二）职务侵占罪及职务侵占罪需要满足的条件。

（三）对于该案田某、史某二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行。

三、案件分析：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24条的规定，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是合同诈骗罪。骗取财物无论出现在签订阶段，还是出现在履行过程中均属合同诈骗行为。根据本法第224条的规定，这类行为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即以这些票据或证明作为自己能够履行合同的证据，以骗得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主要包括: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合同又不退还，或者没有用作履行合同而无法返还;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用于抵偿债务，而没有实际履约;用于进行违法活动;用于挥霍，致使无法返还;等等。按照法律规定，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的行为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才构成犯罪。至于何谓数额较大，根据各省经济状况而定，我省暂定数额为2万元。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第一款的规定：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属于职务侵占罪。职务侵占罪需要满足

1、必须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上的便利，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权及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作。

2、必须有侵占的行为。

3、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如果仅有非法侵占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财物的行为，但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则也不能构成本罪。至于数额较大的起点数额，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是指侵占公司、企业等单位财物5000元至1万元以上的。

（三）对于史、田二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涉嫌犯罪又该定为什么罪，是合同诈骗，还是职务侵占？公安和检察机关意见不一，甚至各自内部意见都不一，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种观点认为，史、田二人的行为属于正常的经济合同行为，他们从林农手中以180元每亩的价格拿到手，又以每亩250元的价格出让给他人，他们的行为于理于法都是允许的，即使同何等有串通行为，他们也只是为了赚取自已该得的利润，不存在合同诈骗的问题，他们拿到的钱只是赚取的利润，因而也不存在职务侵占的问题，他们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检察机关持该观点者居多。第二种观点认为，史、田二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因为他们与李某，赵某、阿某等人恶意串通，对施隐瞒林地的真实价格合伙抬高价格，欺骗卖方吃差价，后又在何的指使下将解除合同通知书交给何某，宣布解除与茂源公司的合同，由茂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从而为无偿占有林地款创造了条件，应当涉嫌合同诈骗罪。在公、检两机关都有一部分人持这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认为，史、田的行为应涉嫌职务侵占罪，因为该案的主犯为李某，李是茂源公司的总经理，是李利用总经理的职务之便，瞒着董事长和股东王某，同他人恶意串通，订立价格虚假的林地购买合同而实施侵占公司资金的行为，而史、田二人正是合同的卖方，如果没有二人的合作、支持、配合和帮助，李、赵、阿就无法侵占茂源公司资金250万元。所以，史、田二人的行为为何等人的职务侵占创造了条件，是职务侵占的共犯，而且史、田二人分别得到了25 万元和18万元的林地款，该林地款也是茂源公司的资金，因而史、田二人的行为应为职务侵占的共犯，应该涉嫌职务侵占罪。大多数人持这种观点。第四种观点认为，史、田二人的行为应同时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但因二罪属想象的竟合犯，应按照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定职务侵占罪为宜。因二人的行为同时符合第二和第三种观点，确实系一种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的情况，完全符合想象的竟合犯的要件特征。对史、田的行为定性之我见。笔者认为史、田二人的行为既涉嫌合同诈骗罪，也涉嫌职务侵占罪，但其行为系同时触犯两个罪名之情形，属于想象的竟合犯，应同时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应当按照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定涉嫌职务侵占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篇：职务侵占与盗窃区别

职务侵占与盗窃区别：1．主体要件不同，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盗窃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2．犯罪对象不同，本罪对象只能是本单位的财物；而盗窃罪的对象是他人财物，包括公私财物，而且多为犯罪行为前不被自己所控制的他人财物。

3．犯罪手段不同。本罪是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占实际掌管的本单位财物，客观上首先要求行为人必须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即利用自己主管、管理、经营、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不是利用职务之便，而是利用工作之便侵占本单位财物的行为，不能构成本罪；而盗窃罪则是采用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4．法定刑不同。本罪最高法定刑是十五年有期徒刑，法定刑较轻，且量刑的幅度较小；而盗窃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无期徒刑，量刑幅度较宽。

贪污与职务侵占的区别：1。犯罪客体不同：前者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至于廉洁性，公共财产所有权。而后者是非国有单位的财产所有权。2：犯罪对象的不同：前者是公共财务；但受托人贪污的对象只能是国有财物，受委派的人贪污的财物可能不是公共财务。后者是非国有单位所有的各种财产。3：犯罪主体的不同：前者是国家工作人员，受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国有单位委派人员，特定条件下的村民委员会成员等。后者是非国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不包括国有单位委派人员）。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因此内容标准要求“知道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的阶段。大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

国有控股企业是指在企业的全部资本中，国家资本股本占较高比例，并且由国家实际控制的企业。包括绝对控股企业和相对控股企业。国有绝对控股企业是指国家资本比例大于50%（含50%）的企业，包含未经改制的国有企业。国有相对控股企业是指国家资本比例不足50%，但相对高于企业中的其他经济成分所占比例的企业（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份，但根据协议规定，由国家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协议控制）。国有控股企业是国有企业的一种形式。国有控股公司由政府出资控股，受公司法规范。国有股份占据主导的话就是国有企业。例如外资和民营资本占总资产的49%，国有占51%，那么占据资本相对较多的久拥有控股权，就还是属于国有控股企业。

国有控股公司职务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的确定

从近年来查办的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来看，由于国有控股、参股公司改变了原来单一国有公司、企业的资本结构，从而给如何认定有关人员主体身份以及职务犯罪客观方面等带来认识分歧和困惑，影响了对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职务犯罪的惩治和预防。笔者试对其中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范围的认定

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哪些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根据我国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只有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才能“以公务人员论”。如2001年5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对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上述解释对国有控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范围过窄，不符合刑法有关理论，而且与国有控股企业中对国有资产实际管理情况相背离，导致对损害国有控股公司中国有资产行为从轻处罚，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笔者建议，为了加强对国有控股公司中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应将国有控股公司中“虽然未被国有单位委派，但因受聘或者被任命、选举等从事高层管理工作的人员”，如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监事等高层管理岗位的人员，也纳入“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即应当视为被依法委托从事管理国有资产的“国家工作人员”。

根据我国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国有控股公司中国有资产占大部分，拥有控股地位。那些虽然未被国有单位委派，但因被聘请或任命、选举等途径而成为国有控股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之人，实际掌握着国有控股公司中的国有资产管理权。因为国家作为股东之一将国有资产作为股份投入国有控股公司后，就意味着将国有资产的股权委托给国有控股公司经营管理，而国有控股公司的经营管理必须通过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日常经营管理行为去体现。因此，那些因被聘请或任命、选举等而成为国有控股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之人，在掌握着国有控股公司的经营管理权的同时，实际上也掌握着国有控股公司中占控股地位的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权，从法理上讲，其当然负有经营管理好国有资产、保障国有资产增值保值之职责。因此，将上述高层管理人员视为“国家工作人员”，不仅有法理根据，也符合经营管理实际。

至于国有参股、但不控股公司中的高层管理人员，由于公司中国有资产不占控股地位，其经营管理职权主要在于非国有资产，除受国有单位委派外，其他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应当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

二、改制中，国企债权债务和不动产能否成为职务犯罪的对象 1.改制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能否成为职务犯罪的对象问题。一些国有企业负责人在改制过程中，故意隐瞒原来国有企业的债权，企图等企业改制完成后再私自将原国有企业的债权接收到自己所掌管的改制企业，从中谋取私利;有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在改制过程中，私自虚报企业的债务，以便在改制后谋取非法利益。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企业的债权债务处于“债”的状态，处于远期不确定状态，嫌疑人不能获得实际利益，因此，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不应成为职务犯罪的对象。笔者认为，上述隐瞒债权、虚报债务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利用职权，谋取国有企业的财产权和非法利益，其与谋取侵吞国有资产无异。因此，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完全可以成为职务犯罪的对象。

2.国有企业改制成为国有控股、参股公司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不动产能否成为职务犯罪的对象问题。一些国有企业负责人在改制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将国有企业的厂房或其他生产经营场地出借给他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或者私自和家人占据国有企业厂房或生产经营场地，用于自己或者家人进行生产经营。对此，一些嫌疑人往往以系租借行为，并未使国有资产权利发生转移，也未将国有资产转为私有为由进行辩解。笔者认为，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上述行为虽然未变更国有资产的产权，但实际上是对国有企业厂房、生产经营场地等不动产的非法占有、挪用行为或者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行为。为了加强对国有不动资产的保护，笔者建议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国有企业的不动产可以成为职务犯罪的对象，并根据上述行为的具体情况定罪处罚:一是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职权，将国有企业不动产非法出借给他人使用，从中谋取大量非法利益的，应以受贿罪处罚;二是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职权，私自或者和家人占据国有企业厂房或生产经营场地，自己或者家人进行生产经营的，实际上是利用职权，变相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应以贪污罪处罚，至于其贪污数额，应当是其非法占有国有不动资产时间内所形成的利益额;三是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职权，将国有企业不动产非法出借给他人使用，而没有谋取非法利益的，应当依挪用公款罪进行处罚。

第四篇：当前盗窃案件成因对策分析（本站推荐）

2011年1月至7月，河南省襄城县法院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165起，其中盗窃案件为87件105人，占结案总数的52.7％。统计数字表明，如何尽快有效地遏制盗窃犯罪，使人民群众有一个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是摆在政法部门乃至整个社会各界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为此，我们对该87件盗窃案卷进行了调查，就当前盗窃犯罪的特点、成因进行了分析，以便寻求出遏制盗窃犯罪的对策。（盗窃罪量刑标准）

一、当前盗窃犯罪的突出特点

（1）犯罪分子中，农村及城乡结合部人口多于城市人口，87件案件105名盗窃分子中，农村及城郊人口为69人，占犯罪人数的65.7％。

（2）成年人犯罪多于未成年人犯罪，而且18岁至35岁者占绝大多数，占87案总人数的70％。其中在校学生占1％。

（3）盗窃犯罪分子中，初犯、偶犯多于惯犯、累犯。87案中，涉案人犯105人，属于初犯、偶犯者64人，占60.9％。

（4）文化程度低。文化程度低主要是指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包括文盲、小学和初中人员。在涉案人员105人中，大专3人，中专9人，高中5人，文盲19人，小学52人，初中17人。文盲、小学和初中人员数分别占总人数的18%、49.5%和16%。文化程度低的犯罪人员，比2009年多了5人，比2010年多了8人。因此，无业人员参与盗窃犯罪不仅多，而且也呈上升趋势。（盗窃罪立案标准）

（5）盗窃犯罪较为单一。在办理的87件盗窃案件中，只有8件盗窃案件中涉及其他类型的犯罪，其他79件盗窃犯罪案件，行为人只实施了盗窃一种犯罪。

（6）作案次数多、所盗物品杂。其中，为数最多的物品为各种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农用三轮车。而交通工具被盗窃后，被告人又利用这些交通工具进行“扫荡性”作案，粉条、黄豆、家禽家畜及锅碗刀勺等都成为盗窃的目标。

（7）团伙作案比单独作案多。87案中，单独作案28件，团伙作案59件，如本县孙某、马某等5人预谋后，将停放在路边的货车驾驶室内的现金1万多元及2部手机盗走。该5人分工明确，计划周详。这充分反映了当前盗窃分子行动的绝密和侦破工作的难度。

（8）顺手牵羊、见财起意及作案手段简单者多。纵观87案盗窃手段，无论大街旁偷车，还是室内行窃，一根铁棍或几把小刀，方法简单却屡屡得手。

二、当前盗窃案件增多以及形成的原因

（一）农村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较大。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形势依然存在。大量农村居民涌向城市，由于社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而大多数农民，尤其是青年人，由于历史、社会原因，文化素质较低，且没有一技之长，就业遂愈发困难，有的民工因无技术、生活无保障，加之法律意识淡薄，从而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案犯法律道德意识差。盗窃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数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他们平时不学法、不懂法、不守法，是非不明、荣耻不分。相当一部分案犯，日常游手好闲，惹是生非，将盗窃所得挥霍一空。更有甚者，将盗窃所得用于赌博等违法活动。

（三）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造成某些农民心理不平衡便去盗窃或外出“淘金”，大钱难挣，企图偷捞一把，回家享受。这种情况主要有两类人员：一是本地农村在城内作临时工的人员；二是外地打工者和盲流人员。他们总想在外多挣点钱带回家，于是干起盗窃之事。

（四）不思悔改，嗜偷成性。此类人员多为累犯、惯犯。如本县何某，2009年5月因盗窃被判处拘役六个月，2009年12月又因盗窃被判刑十个月，2010年出狱后，竟重操“旧业”疯狂作案9起，现被判刑七年。

（五）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并形成鲜明对比，造成了一部分人的心理失衡，加上各种不良社会风气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导致各类侵财性犯罪不断增多，重大盗窃案件也随之频发。加之当前警力不足，治安力量薄弱，有些被盗窃案件的失主报案，警方不能及时立案查处，致使这类案件增多，案犯有恃无恐，胆子越来越大，作案频率越来越快，作案次数越来越多。

三、几点对策

1、加强法律宣传，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司法机关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地开展法制宣传。如可以结合典型案件，以案说法，使人们充分认识盗窃犯罪的危害性、打击和预防盗窃犯罪的必要性，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

2、加大打击力度，建立防范网络。政法机关应当加强农村公安派出所的警力，对人民群众的报案要及时立案，认真查处。要加强对废品收购、二手市场的管理，堵住销赃渠道。人民法院审理盗窃案件，应当贯彻罪罚相应、宽严相济的方针。对一些盗窃次数多，盗窃数额大，流窜作案地域广，作案情节、后果严重及共同犯罪的主犯、累犯等，要加大打击力度，依法严惩。对一些盗窃数额小，盗窃次数少，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不大，具备缓刑条件的犯罪分子，可以依法宣告缓刑。

3、要建立、建全村级治安保卫组织，加强基层的基础政权建设，注重打防结合，开展群防群治。充分发挥农村基层治保组织和民调组织的作用，对小偷小摸、偶尔小额偷窃的行为人，及时教育处理；对流窜作案等盗窃行为和苗头，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发动、教育、帮助农户提高保安意识，妥善保管财物，加强防盗措施。（作者单位：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法院网

第五篇：法学实践报告-关于一起职务侵占案件的分析

关于一起职务侵占案件的分析

我是XXX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一名人民警察。在日常工作中，常常遇到各种经济诈骗、经济纠纷，解决经济争议的途径根据案件定性，受害人可以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到当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等方法解决。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经济案件涉及罪名有时存在很大分歧。现就在我工作中出现的一起有关经济案件进行分析，希望能加深对经济案件定案的理解。

一、案情：

2010年8月的一天,广州商人张某来到我县找商机,碰到同乡兼好友王某,王某邀张到我县做买卖林地的生意,并称另一老乡李某已在我县联系购买林地的事宜,只是手头没有资金,只要买到林地就能赚大钱。在王某的一再邀约下,张便同王一起到我县开展了购买林地的调查。调查中,李某邀请我县公安局副局长兼森林公安分局局长赵某,我县林业局副局长阿某随同前往调查。实地调查林地后,张便同王某,李某共同商定,由张、王、李共同出资100万元在我县注册成立宁蒗茂源林业有限公司,购买林地进行开发。约定由张出资百分之六十，王、李各出资百分之二十。鉴于王、李暂时没有资金来投入，先由张垫资100万元用作注册资本，先把公司成立起来，王、李再还钱给施，购买林地的资金由张先垫付。三人签订了出资入股成立 公司的协议。协议签订后，公司依法成立，由张任董事长，李任总经理，王任监事，聘请吴某任会计。由于张在广州另有业务要办，公司购买林地的事宜便全权交给总经理李某来处理。张回广州后，李便产生了与赵某、阿某合伙侵占施购买林地款的犯意。于是，在李与赵某、阿某的串通下，三人便同当地专做林地生意的两村委会主任田某、史某恶意串通商谈购买林地的价格。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林地仅为每亩180元。商谈林地价格的过程中，买方和卖方恶意串通，将每亩林地价格由180元提高到410元，差价230元由田某、史某占70元，其余160元由李某，赵某，阿某共同占有。为此，李某代表宁蒗茂源林业有限公司同田某、史某签订了购买林地三万亩的两份合同，约定一个月内由茂源公司先付450万元林地款给林农，如二个月内不能付清所有林地款，则卖方有权解除合同并由乙方承担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一切经济损失由买方负责。合同签订后，李某便多次打电话催张付款。为达到非法占有林地款的目的，李某同赵某、阿某共同商定，以在我县取现金和保证资金安全为由，要求施将款打入赵妻子的银行卡内，由赵妻帮忙付款给林农。在何某的一再在求下，张征得王的同意后把款直接打入赵妻在农行的卡内250万元，另外又分别打了100万元到田某、史某二人的银行卡内。450万元林地款到帐后，李某立即叫妻子刘某通过赵妻将250万元中的150万元转入刘父亲的银行卡内，随后又转入刘的卡内，再将款转入李的新卡内，而将老卡销户。赵妻卡内剩余的100万元被赵某、阿某瓜分，用于购买小汽车和归还个人贷款。打入田某、史某卡内的款其中大部分付给了林农，田某、史某分别占地有了25万元和18万元。尔后，赵、李、阿又同田某、史某相勾结，以张不能在约定期限内付清林地款为由‘由赵起草了好解除合同通知书，交给田某、史某二人各一份，由二人亲自交给李，单方宣布解除合同，250万元刚好与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相符，其它经济损失由茂源公司承担。案发后；赵、李、阿三人以涉嫌合同诈骗被采取强制措施，现三人以涉嫌职务侵占被检察机关提起了公诉，但对于田某、史某二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存在大的分歧，各自争论不下，难于定论。

二、关于本案，本人拟对以下问题展开分析：

（一）合同诈骗罪及合同诈骗罪的几种情形。

（二）职务侵占罪及职务侵占罪需要满足的条件。

（三）对于该案田某、史某二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行。

三、案件分析：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24条的规定，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是合同诈骗罪。骗取财物无论出现在签订阶段，还是出现在履行过程中均属合同诈骗行为。根据本法第224条的规定，这类行为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即以这些票据或证明作为自己能够履行合同的证据，以骗得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主要包括: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合同又不退还，或者没有用作履行合同而无法返还;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用于抵偿债务，而没有实际履约;用于进行违法活动;用于挥霍，致使无法返还;等等。按照法律规定，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的行为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才构成犯罪。至于何谓数额较大，根据各省经济状况而定，我省暂定数额为2万元。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第一款的规定：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属于职务侵占罪。职务侵占罪需要满足

1、必须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上的便利，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权及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作。

2、必须有侵占的行为。

3、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如果仅有非法侵占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财物的行为，但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则也不能构成本罪。至于数额较大的起点数额，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是指侵占公司、企业等单位财物5000元至1万元以上的。

（三）对于史、田二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涉嫌犯罪又该定为什么罪，是合同诈骗，还是职务侵占？公安和检察机关意见不一，甚至各自内部意见都不一，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种观点认为，史、田二人的行为属于正常的经济合同行为，他们从林农手中以180元每亩的价格拿到手，又以每亩250元的价格出让给他人，他们的行为于理于法都是允许的，即使同何等有串通行为，他们也只是为了赚取自已该得的利润，不存在合同诈骗的问题，他们拿到的钱只是赚取的利润，因而也不存在职务侵占的问题，他们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检察机关持该观点者居多。第二种观点认为，史、田二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因为他们与李某，赵某、阿某等人恶意串通，对施隐瞒林地的真实价格合伙抬高价格，欺骗卖方吃差价，后又在何的指使下将解除合同通知书交给何某，宣布解除与茂源公司的合同，由茂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从而为无偿占有林地款创造了条件，应当涉嫌合同诈骗罪。在公、检两机关都有一部分人持这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认为，史、田的行为应涉嫌职务侵占罪，因为该案的主犯为李某，李是茂源公司的总经理，是李利用总经理的职务之便，瞒着董事长和股东王某，同他人恶意串通，订立价格虚假的林地购买合同而实施侵占公司资金的行为，而史、田二人正是合同的卖方，如果没有二人的合作、支持、配合和帮助，李、赵、阿就无法侵占茂源公司资金250万元。所以，史、田二人的行为为何等人的职务侵占创造了条件，是职务侵占的共犯，而且史、田二人分别得到了25 万元和18万元的林地款，该林地款也是茂源公司的资金，因而史、田二人的行为应为职务侵占的共犯，应该涉嫌职务侵占罪。大多数人持这种观点。第四种观点认为，史、田二人的行为应同时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但因二罪属想象的竟合犯，应按照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定职务侵占罪为宜。因二人的行为同时符合第二和第三种观点，确实系一种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的情况，完全符合想象的竟合犯的要件特征。对史、田的行为定性之我见。笔者认为史、田二人的行为既涉嫌合同诈骗罪，也涉嫌职务侵占罪，但其行为系同时触犯两个罪名之情形，属于想象的竟合犯，应同时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应当按照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定涉嫌职务侵占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