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信息化侦查问题探究与基本构想
摘 要 随着社会信息化网络水平的迅猛发展，犯罪形势也变得日趋严峻，犯罪分子作案手法出现多元化，传统的侦查模式给公安机关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和挑战，所以，走信息化侦查是必由之路。当前，尽管信息化侦查发挥了良好效果，但依然存在着信息采录不准确，共享程度不高、服务于侦查实战的水平较低以及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因此，本文认为解决好信息化侦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完善各项机制，信息化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侦查工作。
关键词 信息化 侦查 基本构想
作者简介：司军英，甘肃政法学院公安分院。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1-272-02
随着以公安部“金盾工程”（二期）顺利通过验收为标志的公安信息化建设深入推进，信息化侦查已经逐渐成为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主要模式，提高了侦查效率和打击精度，同时也是侦查破案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现笔者就信息化侦查问题做一些分析探讨。
一、信息、侦查信息化以及信息化侦查的含义
信息，是对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运动状态和变化的反映，是客观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表征，表现的是客观事物运动状态和变化的实质内容。现代社会，信息的处理多采用电子技术，存储通常以电子技术来记录。而我们所讲的侦查信息也是大量信息中的一部分，主要针对的是案件本身，它与犯罪活动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它不仅仅包括侦查专业、公安业务方面信息（如作案工具、痕迹、赃物、遗留物、尸体、户籍信息等），同时还包括社会资源信息（如就业、乘车、住宿、商业注册、上网等信息）。尽管社会资源信息无法直接反映犯罪活动，但我们可以通过对它的搜集来分析、研判与其他犯罪活动有关的犯罪信息。
侦查信息化，是指在侦查破案中，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被侦查部门广泛应用，并且全方位支持侦查工作的过程。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建立完善侦查信息平台，通过运用信息平台侦查办案；二是利用各种商业运作信息网络展开侦查活动。侦查信息化是当前公安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化侦查，是指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以情报信息为主导，利用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在优化和完善侦查业务的同时，使侦查过程智能化，从而提高侦查效率的新型侦查模式。信息化侦查是利用数字化手段，在搭建的信息平台上开展犯罪事实查证，对收集到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进行归纳、分析、研判，提高反应速度，准确、高效查获犯罪嫌疑人。信息化侦查是信息社会对侦查工作的必然要求，其基础是对信息资料的收集和各种数据库的建立，其效能依托于侦查人员对信息技术的使用和操作水平，但更取决于侦查人员的侦查思路和侦查观念以及侦查水平。
二、与传统侦查模式相比较下的优势
信息化侦查模式与传统侦查模式，都是基于犯罪事实的发生，通过对现场的勘验检查，发现痕迹，提取物证，固定证据，了解和还原发案现场的相关情况。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信息化侦查突出情报信息在侦查工作中的地位作用。首先，侦查人员依托信息平台与高科技手段，特别是对有组织犯罪、流窜型犯罪、侵财型犯罪以及因果关系不明显的等犯罪在侦查中突破了空间限制，具有相当优势；其次，侦查人员通过警综平台、刑侦信息网等信息系统在网上开展案件的串并以及重点人员的排查，或者通过查询旅馆住宿信息，采用技侦手段分析手机通话等，发现其行动轨迹，是否与发案现场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从而快速判定嫌疑人与案件的关系；再次，侦查人员运用网上取证、网上摸底排队、网上追逃、网上阵地控制以及网上串并案件等措施，有效提高了侦查效率，也是适应信息化背景条件下的新型侦查模式。
三、信息化背景下侦查工作存在的问题
随着“金盾工程”（二期）通过验收，“公安基础工作信息化”（公安部“四项建设”之一）建设深入推进，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等在侦查工作中的普遍应用，信息主导侦查、网上作战等模式在实践侦查工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大量案件也得以侦破。然而，在这种大数据、云计算时代，信息数据的维度和密度呈爆炸式增长，公安信息化建设与时代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不相融合的现象，侦查实践中仍然存在制约信息化侦查的许多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采录不准确，信息失真
内容上表现为漏采、重复采、应该采而未、应录而未录、标准化程度低、可用信息少与关联信息少、海量信息无法获取等，无法为信息化侦查的深度运用提供鲜活、准确、全面的数据支撑。特别是在物品信息的采集、特殊行业、“二手”市场信息方面存在较大漏洞。方式上表现为设备单
一、程序复杂、海量信息筛选技术缺乏、身份验证系统自动化采集方面存在不足，信息与侦查实践的融合方面有待提升等不足。
（二）信息资源整合不到位，共享程度不高，研判预警迟缓
公安部在“金盾工程”建设之初就明确提出“横向集成、纵向贯通、互联互通、高度共享”的指导原则，但“信息孤岛与壁垒”、“互不共享”、“地方保护主义”一直是信息化建设难以突破的瓶颈，也给信息化侦查工作带来诸多不便。特别是在当前犯罪动态化、网络化、隐蔽化以及流窜化的背景下，全国没有统一的犯罪资源整合机制，昨天在沿海出现的犯罪现象，今天就会在内陆出现，昨天在某一省出现的作案手法，今天在另外一个省就会出现，违法犯罪信息没有做到及时整合共享，导致侦查工作中研判不准，预警迟缓。
（三）信息化服务于侦查实战的水平较低
从当前信息化侦查实践来看，公安机关对指纹、逃犯等信息的建设完善相对重视，对遗失物、损失物品以及相关人员的信息建设重视程度依然不够，网上串并案、网上阵地控制等信息化侦查措施没有有效发挥，信息化侦查深度不足。同时，在信息化应用方面多数处于浅层次的查询、比对，高端服务于侦查实践的水平还有待提高，在与实践结合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四）依托信息化的工作机制不够健全 当前，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利用信息化平台与高科技手段搜集、整合、研判信息的机制还不尽完善，尤其是与工商、烟草、银行、税务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存在较大难度。公安基础信息建设是信息化侦查的前提基础，也是一项创新、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项工作中依然存在部门利益调整不平衡、民警行为思想转变较慢、经费保障不足以及民警能力素质培养等方面存在问题，在立体化和一体化的构建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五）过于依赖信息科技侦查手段
与传统侦查模式相比较，信息化侦查手段在发现线索、获取证据、定位犯罪嫌疑人方面有绝对优势，破案效率也大大提高，但同时也导致部分侦查人员过分依赖高科技，侦查手段变成简单地依靠查询手机号码、视频监控、网上检索等三板斧，传统侦查手段逐渐弱化。而且，部分民警对侦查信息的深层次分析、筛选、研判、整合等方面能力有限，信息支撑破案的能力相对较低。
四、推进信息化侦查的基本构想
目前，就我国公安机关特别是侦查部门的相关人员工作现状来讲，信息化侦查的运用还未完全成熟到可以支持全部刑事案件侦查的程度，故而，建立和完善我国独立的一套标准化的信息化侦查工作机制迫在眉睫。
（一）树立以信息化为核心的侦查理念
思路决定出路。长期以来，侦查人员树立了一种以特定案件为核心而不是以信息为核心的侦查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加之受到功利性的驱使，难以发挥信息应有的作用，造成大量信息资源的浪费。只有树立信息在侦查中的核心地位，将创新的侦查理念与信息化建设以及侦查实践工作结合起来，熟练掌握信息筛选、甄别、整合以及高科技设备的运用技能，信息化侦查工作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二）完善侦查基础设施与信息平台建设
信息化侦查的实施是逐步建立在侦查工作信息化基础之上的，在强化视频监控、计算机、网络宽带、gps定位与导航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日常信息数据的采集、整理、输入、研判、运用等工作机制，建立和完善人口信息查询、指纹自动识别、现场勘验信息系统、旅店业信息查询、失踪人员信息系统、在逃人员信息系统等平台建设，加大数据库中人案关联、人物关联、人车关联等有用数据的完善力度，只有科学合理地整合侦查信息中心的数据，最终形成有机的数据仓库，进行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才能更好地为侦查决策服务。
（三）强化信息化侦查过程中的资源共享
信息化侦查的运作涉及信息收集、报送、研判、预警、发布、反馈以及奖励等众多机制，通过强化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建设，扩大区域侦查合作范围。只有消除地区、部门、行业以及不同警种之间信息保护壁垒，对分散在人员信息库、逃犯信息库、案件信息库、现场勘查信息库、赃物信息库等不同类型的相关信息进行提取、筛选、整合、存放，发挥信息规模效益，最大限度做到“多网”（公安网、互联网、各类专网）融合，信息共通，资源共享，最大限度地服务与侦查实践工作。
（四）建立健全打击犯罪的“大侦查”工作机制
以信息化建设为依托，调动、整合公安机关内部的各种侦查资源，打破公安机关内部壁垒保护主义，建立健全公安机关以刑侦、网安、技侦等单位合成作战的“大侦查”工作机制，共同参与案件的分析、研判以及侦查措施等的制定，进一步细化措施，明确职责分工，落实侦查主体责任，形成“分工合作-信息共享-一体运作”的工作模式，构建起符合当前信息化时代要求的“大侦查”工作格局。
（五）强化信息化侦查工作的立体保障
要使信息化在服务侦查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就必须在一体化和立体化上寻求保障路径。一是建立健全信息质量监测、奖惩、信息安全责任追究、信息化运用考核等多方面保障机制。将当前公安部“四项建设”、警务运行机制改革与公安信息化建设同部署、同落实、同推进，有力保障信息化建设发挥最大作用。二是大力培养软件开发、数据分析、情报信息研判、视频应用等方面专业人才，转变以往依托相关软件公司研发为公安机关内部挖潜。三是信息化建设作为信息化侦查的基础，要有充裕的资金保障才能开发软件、建立信息平台、购置硬件设施设备以及对网络的升级、维护等，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完成。
第二篇：公安信息化侦查
揭东县公安机关信息化应用实战案例
高科技彰显无穷威力 信息化织就“天罗地网”
7月10日，全市公安机关信息化应用达标工作现场会在揭东公安局举行。这次会议，旨在回顾总结近年来全市公安信息化建设工作，推广先行单位的经验，从而进一步推进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穷尽资源搞建设，建设目的在应用”，揭东公安机关在这方面走在全市前头，也尝到了信息化在实战中应用的甜头。
公安机关信息化建设使犯罪分子无处遁形。
信息化应用是公安信息化的落脚点和推动信息化建设技能发展的新起点。自去年开展“信息采集百日会战”以来，揭东县公安机关在“全警采集”、“全警录入”、“全警共享”，“全警应用”的“四全”基础上，认真贯彻落实梁伟发厅长提出的“五个一”目标以及周新全局长提出的：“我们在采集信息中，要以建立‘完整、准确、鲜活’的数据库为目标，以实战、实用为标准，从难处开刀，全面提升揭阳市公安信息化应用水平”的指示精神，大力加强信息化应用推广工作，将采集到的信息进行全面研判，为我所用，服务警务活动，使之成为科技强警的“助推器”。并充分利用“一个平台三个系统”以及各种警务信息系统的资源，以情报信息主导警务工作，并采用“天上巡、卡上堵、面上控、网上对”的立体防控管理模式，全面提高对“人、车、屋、场、网”等治安要素的动态管理、精确打击和快速反应能力，密织一张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的“天罗地网”，使违法犯罪人员无藏身之地，真正实现“建为民公安，保揭东平安”的目标。
定时巡视 “天”“地”联动
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是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科技成果具体运用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更好地预防、控制、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高科技手段。只有实行视频监控与地面警力相联动的形式，才能发挥视频监控系统的最大效能。揭东县公安局自去年十月份开通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及“三台合一”指挥平台以来，实行管理人员24小时监控巡视制度，不断调整视频监控头的摄录范围、方向，发现异常情况立即与地面巡逻民警及巡警大队固定卡哨联系。使“天眼”与“地网”联动，不给违法犯罪人员可乘之机。
通过视频监控，锁定犯罪嫌疑人。
实战案例：利用视频监控与地面警力相结合，快速侦破持刀抢劫案件 2009年4月30日20时多，当视频监控工作人员在定时进行“巡视”时，发现揭东开发区巨轮厂旁的建设银行自动提款机的视频监控图像有异常情况：一名男子在取款时遭到三名男子持刀抢劫，歹徒抢劫后四散逃走。发现这一情况后，值班人员在指令城东派出所出警的同时，调集县城各处的民警紧急出动进行围捕，同时调集辖区的监控点不断进行拦截监控，并将在视频观察到的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及衣着情况及时通报给出警单位，“天”“地”联动，很快将三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能实时记录违法犯罪的情景，为许多重大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关键线索，同时压缩了违法犯罪分子的作案空间，在侦破案件、震慑违法犯罪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卡口站岗 卡住犯罪
治安卡口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主要应用在城市的进出口交通要道、高速公路的出入口、重点路段等处。对监控路面过往的每一辆机动车进行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的记录，获取过往车辆的全景，牌照、速度、日期、行驶方向等信息。治安视频卡口的建立，为侦查被盗抢车辆，判断犯罪嫌疑人作案后逃逸的方向等提供了准确的依据。揭东县公安局充分利用治安视频卡口记录的信息，结合案情进行综合研判，成功破获了一大批案件。
实战案例：利用治安卡口，侦破月城“3.09”38万现金被盗案
2009年3月9日11时许，月城镇日盛五金厂财务人员到公安局报称：他在东山区阳美大酒店前的交通银行提现金38万元后，将现金放于自驾的小车的驾驶座位下，行驶至月城信用社后将车停在门口，自己进信用社办理业务出来时发现汽车玻璃窗被砸破，车内的38万元现金被盗走。接报后，揭东县公安局领导立即召集刑警大队及月城派出所对案件进行研判，初步断定这是一起典型的尾随跟踪银行提款人实施盗窃的案件。尾随汽车实施盗窃，作案人必定有驾驶机动车，如果经过治安视频卡口必有图像记录，得出这种判断后，办案人员立即与市局指挥中心联系，调出受害人经过的治安视频卡口的有关资料信息，结合受害人提供的其他信息进行综合研判，发现在卡口记录资料中一辆丰田卡罗拉小汽车具有重大的嫌疑。办案人员立即调出有关车主资料照片与卡口提取的有关相片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比对，锁定了该车车主唐某（广西玉林市兴业县人）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通过摸查其周边的关系人情况，最终判定了月城“3.09”盗窃案就是杜某、梁某、庞某等人组成的盗窃团伙所为。在市局有关业务部门的大力支持协助下，终于在广西玉林市将这伙近期活跃在揭阳、潮州、汕头等地尾随银行提款人实施疯狂盗窃作案的人员一网打尽。
信息对比 张网待捕
信息研判比对，大大提高破案率。
去年的“信息采集百日会战”及“三基工程”建设，公安机关采集到了大量的有用信息，建立了相关的各大资源库。在公安信息化应用整体推进的背景下，各警种和各个层次的破案单元依托网络警务信息系统，以涉案信息共享运用为核心，采用资源共享，信息对比，远程查控等有效手段，充分运用信息资源和各大******查控系统进行侦查破案，真正做到“鼠标一点，千里缉凶”。通过在各大警务系统中进行信息对比，公安局破获了一大批刑事案件，抓获了一批逃犯。
实战案例：利用旅馆业综合比对查控系统抓逃犯
009年6月16日凌晨3时，旅馆业综合比对查控系统报警声骤起；有一网上在逃人员登记入住某酒店907号房！指挥中心迅速指令城西派出所立即抓捕。接到指令后，城西派出所紧急出动警力赶到酒店，在酒店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打开了907号房，并依法将房内的有关人员传唤到派出所审查。到所后，派出所民警详细询问了各人的基本情况，将信息与网上在逃人员系统进行比对核查，最终锁定了其中一名叫谢某钿（曲溪办事处居委人）就是网上在逃人员。
实战案例：人口管理增量信息比对发挥效能
2009年6月22日上午，一男子到城西派出所办理其户口迁移登记手续。户籍民警对该人员资料进行审核后，在录入人口信息并进行比对时，发现该人系网上追逃人员。发现这一信息后，民警立即将情况汇报所领导。所领导缜密布置，一方面迅速组织民警在办证大厅盯住该办证人员，防止逃跑；另一方面迅速登录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系统检索，核对该人员身份。检索结果显示，在逃人员杨某聪的全部信息资料与办理户口迁移登记手续的人员信息相符。情况核对无误后，办案民警立即扑上前，将在逃人员杨某聪缉拿归案。
2009年6月24日，城东派出所民警在录入辖区外来人口信息时，根据信息的比对，发现揭东开发区某食品厂的工人肖某系网上在逃人员。工作人员立即将此情况汇报所领导，所长杨建伟高度重视，一方面将肖某的人口信息与全国在逃人员信息资料库进行比对核实；一方面对肖某跟踪布控，锁定其住宿地点。2009年6月25日上午，城东派出所在厂方的积极配合下，将网上在逃人员肖某抓获归案。
据统计，自今年4月份开展信息化应用推广工作以来，揭东县公安局利用信息化等高科技手段侦破案件28宗，抓获网上追逃人员45人。充分彰显了高科技、信息化应用在警务工作中的作用。
湖北警方通过信息化建设侦破案件
记者周寿江 通讯员王昕 王旭东 艾志伟 林世海 提要：
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里，全省各地运用网上执法办案信息，直破、协破刑案1万余起，通过信息比对抓获网上逃犯近1600人，创历史新高。昨日，警方向本报通报了通过信息化建设侦破的几起典型案例。小纠纷引发冲突致人身亡 民警QQ空间里揪出元凶
去年1月8日晚9时许，咸宁市温泉区交通路46号的“三家发”游戏机室内异常热闹，6名外出打工者在这里打发时间，其中陈某和一名老乡在玩“老虎机”，张召发等4人在旁边观看。在玩的过程中，陈某有一把赢了40元钱，同行老乡都高兴得叫了起来。此番喧哗引起对面另一伙人的不满，双方发生口角。
眼见要打起来了，游戏机室的老板娘刘某上来阻止。随后，挑起争端的那方先离开了游戏机室。不久，张召发等人也出了游戏机室。双方在大街上互相谩骂并厮打。
在打斗过程中，对方有个年轻人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疯狂向张召发、陈某等人乱刺。张召发受伤倒地，陈某见状立刻拨打“110”报警。那一伙人立刻拦了一辆的士逃离现场。张召发后不治身亡。接到报警后，温泉警方快速出动，勘验现场的同时，通过调查走访，得知持刀伤人一方人员中，有一个人姓施，系当地人，施某经常到游戏机厅玩。
施某家的地址很快被警方查到，通过扩大范围访问，民警发现最后接触施某的人是镇某，镇某承认见过施某一伙四人，施某当时找镇某借路费逃跑，镇某身上没钱便没给。镇某表示，他只认识施某，另三人不认识。
因施某一伙四人都很年轻，侦查员想到现在的年轻人均用QQ聊天，说不准会在QQ空间里留下些相关信息。民警设法获取了施某的QQ号，后在施某的QQ空间中，发现有大量的案发前生活相片，经辨认，确定了另两名案犯的相片，但不知名字。
民警浏览其QQ空间其他相片时发现，一个月前，上述三人曾与一名女孩一起游玩，并用手机拍下游玩时的相片，其中的一张刻有“施某、钱某、熊某、××到此一游”字样的照片，从而初步确定了另外两人可能名叫钱某、熊某。
警方通过进一步工作，将该案相关嫌疑人的相片发放到各车站和网吧，案发次日早晨，警方将施某、钱某、熊某三人抓获，三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三人的交代，警方很快将另一名涉案人员抓获。警方点评
本案在对犯罪嫌疑人施某的QQ进行检查时，通过嫌疑人QQ空间上的照片信息，最终确定了本案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的相貌与身份信息，从而为本案找到了突破口，成为了本案侦破的关键所在。当然，这给侦查员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侦查员在开展工作前要先对网络相关应用事宜有所了解，懂得新形势下年轻人关于网络方面的一些爱好和常识等。嫌疑人载近百万元货物“蒸发” 视频监控迅速锁定贼踪
过去，“天罗地网”只是一个比喻，现如今，随着公安信息化技术的发展，遍布各地的社会视频监控系统就像蛛网一样让违法犯罪人员无处可遁。
去年9月26日15时，黄石市大江汽运公司负责人李黎向东方山公安分局报案称：该公司聘用司机刘某（男，40岁，黄石人）于头天下午5时许，驾驶一辆东风牌多利卡货车运送电解铜到武汉市某公司，按惯例，当晚就应该送到武汉，但是直至26日下午2时，对方公司仍未收到货物，事主派人沿路搜寻未果，也未发现此路段有交通事故，且刘某的手机从25日晚10时起处于关机状态，无法联系。
事主李黎怀疑刘某连车带货一起卷走了，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由于货物价值90余万元，李黎很焦急。
接到报案后，警方迅速调查发现，司机刘某应聘到此不到半个月，个人信息十分少，通过查询人口信息，民警与其家人取得联系，了解到9月25日晚上刘某曾给家里打过电话，说话不多，似有心事，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由于李黎提供的线索十分有限，案件情况此时并不明朗，既不能排除刘某卷走货车与货物的可能，同时也不能排除刘某在运货当中遭遇到劫持或其他无法预知行为的可能。
侦查人员暂时只能明确刘某驾驶的货车已经离开黄石。另外，根据李黎提供的情况，9月25日下午5时30分许，他和刘某在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冶炼厂铜库装好电解铜，从有色冶炼厂东门出厂到东门附近的大江公司车队盖雨布，之后李黎便驾车先回家了，至于刘某盖好雨布后驾驶货车往哪个方向走了，他并不清楚。
从现场来看，有色冶炼厂东门外不远处就是106国道，分别有往东、南、北三个方向可以出城。为了确定刘某驾驶的货车的去向，刑侦大队调取了监控视频资料，利用分段查询的方法排除了货车从南、北两个方向出城的可能，那么只剩下往东方向出城的可能性，而往东是到黄石市内方向，并且有多个出口可以通过高速公路、长江大桥及乡村小路离开黄石。侦查员首先对各个出城路口的治安卡口进行查询，但遗憾的是，所有的卡口都在维修，无法提供有效信息。于是，侦查员有选择地对部分社会监控视频和沿街单位监控视频资料反复查看，进行仔细分析，终于发现刘某驾驶货车于去年9月25日18时04分经过老下陆路口往大冶方向驶去，而货车正常的行驶方向应该是上武黄高速公路。由于大江车队到老下陆路口沿途都是较繁华的市区道路，警方基本上排除刘某被人劫持或胁迫的可能，这就说明是刘某本人私自改变了正常的行驶方向。结合以上分析和前期调查时李黎反映刘某编造谎言拒绝其派人跟车的情况，侦查人员基本确定了刘某的行为已经涉嫌职务侵占，并于去年9月26日当晚立案侦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查。27日下午，刑侦人员根据刘某的身份信息在公安网通过各省级信息查询系统逐个查询，发现他曾于9月26日入住河南省漯河市某商务酒店。
黄石警方迅速向漯河警方通报了情况，漯河警方接到通报后，迅速采取措施，于9月27日下午5时在该酒店将正在办理退房手续的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经审查，刘某交代了在运送货物过程中，见财起意，准备将货物拖到河北唐山市销赃的违法事实。
从受害人报案到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并将价值90余万元的14.8吨电解铜如数追回，仅用了26小时，至此，该案成功侦破。警方点评
在整个案件侦破过程中，视频监控信息和网上查询的综合运用，为侦查破案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就像“蛛网”一样让人一目了然，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天罗地网”。命案逃犯负案躲藏7年 警综平台现场戳穿谎言
武汉市公安局巡警处十里铺治安检查站将信息化手段充分融入到日常巡查工作中，上月，该站民警通过严盘查，细比对，成功抓获一名命案逃犯。
上月1日凌晨3时许，该站民警在京珠高速武汉西出口处设点盘查，当盘查一辆准备出武汉市的黑色海马轿车时，民警要求司机出示相关证件，司机很配合地下车说：“不好意思，证件放在家里没有带。”看到司机配合的态度，民警最初感觉司机可能只是一般的交通违章（未带驾驶证），但民警并没有就此放过，而是继续盘问：“你叫什么，多大年龄？”司机很果断地回答到：“我叫代帮权，27岁。”民警继续问：“哪个dai字？”司机迟疑了一会儿后说：“代数的代。”司机的这一迟疑很快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民警通过警综平台对该名男子的身份进行核实，但经查询发现显示的图片与该男子不相符，民警意识到这名自称代帮权的男子有意隐藏着什么，遂将其带回站内继续审查。但该男子拒不交代真实姓名和家庭信息，询问陷入僵局。随后民警对其手机进行了检查，通过其手机短信内容，民警发现别人称其绰号“憨头”。这个发现让民警的审查工作有了新的突破。民警运用这个绰号“憨头”在全国逃犯网上进行查询，发现有一个名叫熊远平（男，33岁，孝感人）的逃犯，其绰号就叫“憨头”，而且图片与被盘查男子相符。
经查，嫌疑人熊远平于2003年10月10日晚11时伙同其他犯罪嫌疑人，经事先预谋，向曾某、周某等人报复行凶，将曾某砍死，并使多人受重伤。熊某作案后逃往外地一直不敢回孝感老家，在外逃窜的7年里，熊也曾多次接受过其他警察的盘问，但由于他伪装得比较好，每次都侥幸逃开。警方点评
随着公安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民警信息化实战应用意识逐渐加强，信息服务实战的效果逐渐显现。“不懂信息化的领导将失去指挥权，不会信息化的民警将失去执法权”，据介绍，现在在湖北公安系统，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成为全省6万民警的共识。
第三篇：反贪侦查信息化建设
侦查信息化是加快转变反贪侦查方式的必由之路
当前，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仍然严重，职务犯罪呈现出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群体化等新趋势、新特点。在公开、透明、信息化的执法办案新环境下，反贪侦查工作面临许多新问题、新要求、新挑战，传统的侦查模式逐渐难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快转变反贪侦查方式已是我们亟须思考并解决的课题，而加强侦查信息化建设，应当作为加快转变反贪侦查方式的主攻方向。
首先，要牢固树立信息引导侦查理念。侦查信息化建设首先要解决的是理念、观念层面上的问题。在侦查实践中，信息引导侦查的理念还相对缺失，侦查信息工作的自觉性还不够，信息收集的广度、深度和方式还有局限性，侦查信息平台建设较为滞后。随着司法改革和法制进程的推进，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的改革、《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实施等，都对反贪办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刑诉法的再次修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由只能提供法律帮助改为行使辩护权，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看守所应在48小时内及时安排会见，且律师会见时不被监听，这将极大地冲击反贪办案的侦查思维、模式和方式，反贪办案侦查重心必须由讯问犯罪嫌疑人转变为正面接触之前的秘密调查，侦查方法必须由打疲劳战强攻硬取转变为打立体战以智取胜、快速突破，这就要求侦查信息化建设达到相应的水平。我们知道，发现案件和审讯突破是反贪工作最关键的两个环节，制约反贪工作的瓶颈主要就在于发现案件难、突破案件难。近年来举报线索量少质次，成案率低，等案上门的习惯必须改变，要变被动获取线索为主动拓展案源。而主动出击自行发现案件线索，需要以一定的信息积累为基础，以有效的信息整合机制为保证，因为发现案件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收集、筛选、研判和运用信息的过程。对于审讯突破环节而言，要找准软肋，增强审讯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除了通常我们强调的审讯谋略的运用外，还有赖于对已有信息的准确分析和适当运用，办案人员在初查中掌握的信息越全面越充分，在审讯中运用信息的技巧越到位，那么在侦查对抗中突破案件的把握也就越大。加强侦查信息化建设，有助于拓展主动获取线索的渠道，掌握贪污贿赂犯罪发案的规律，把握线索经营的方向和重点，也有助于实现由证到供、供证互动，顺利突破口供。
其次，要建立侦查信息化专门机构和统一平台。我省“六侦会议”作出加强反贪基础工作的战略部署，并提出信息引导侦查的理念，但“六侦会议”后各地侦查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并不平衡。究其原因，机构不健全、责任不明确、平台不统一是制约侦查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因素。信息化建设应当作为事关检察机关全局的一项工作来抓，明确专门机构负责信息化工作，确定相应的工作人员落实信息化建设任务。反贪部门、反渎部门乃至其他内设机构对信息的需求有重合之处，谁用谁建，各自为阵，不仅会造成重复建设，而且易形成信息孤岛，这是信息化建设的大忌。公安机关“打防控”信息体系建设的模式值得
借鉴，建立统一平台，有专门机构管理，各部门共建共享。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化建设是重要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对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化建设进行规划和部署，专门制定了实施方案。根据实施方案，可设立一个专门的信息网络管理机构，配备必要的人员和设备，专门负责侦查信息的收集、整理、研究、分析，并分类建立信息库，为侦查提供信息服务，为领导的指挥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依据。同时，建立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实现四级检察机关侦查信息的共建共享。
再次，要多渠道收集信息以不断充实侦查基础信息数据库。重视各类侦查基础信息的收集整理，多层次、多渠道获取存在于各个领域的信息资料，建立门类齐全、内容准确、检索便利的职务犯罪侦查信息数据库，并不断充实、更新。一是重视社会公共信息的收集、移植或共享，通过协调有关单位，建立综合侦查信息数据库或涉案信息快速查询系统。与公安户籍管理、车辆管理、出入境管理、工商登记管理、电信管理和税务管理等部门建立资源共享机制，通过电脑网络终端连接到检察院，获取人员单位信息、涉案资产信息、通讯及行踪信息、行政执法案件信息等。二是加强案件信息数据库建设，实现案件线索网上录入、评估与流转，并健全与纪检审计、行政执法部门的案件线索移送制度，提升线索规范化管理水平；已办案件由办案单位将案件信息、行贿人信息等录入案例数据库、涉案人员背景资料数据库。通过案件信息的审查分析和科学评估，为拓展案源、侦查决策、突破
案件等提供信息支撑与服务。三是建立侦查决策资料库，包括侦查人才库、侦查谋略库、典型疑难案例库及专题调研资料库等。四是在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信息网络，并聘用相应的信息人员（可由预防职务犯罪联络员兼任或根据侦查需要单独考察聘用）。信息人员及时反馈所在部门、单位的贪污贿赂等案件线索，提供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情况、社会关系、活动规律、个性特征等情况，为侦破案件提供信息或证据。
最后，要加强管理，充分发挥侦查信息化的效能。有效利用网络技术和网络信息，将侦查信息化建设的需求纳入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软件之中，建立统一的侦查信息平台，加强信息情报的收集、录入与更新工作，不断完善上下联动、左右协调、全员参与的侦查信息化应用推进机制。注重对信息情报的加工和利用，对信息数据库按一定的规律进行整理、分类、甄别、储存，根据职务犯罪侦查的需要，运用科学方法对信息资料进行分析研究、评估研判，充分发挥信息引导侦查的作用，为领导决策和侦查办案提供帮助。要建立健全侦查信息管理机制，严格管理制度，规范查询程序，防止失泄密等问题的发生。要加强对侦查人员侦查信息应用技能的培训工作，使侦查人员普遍提高收集并运用侦查信息开展职务犯罪侦查的意识，提高侦查能力和水平，以适应加快转变侦查方式的客观需要。
第四篇：四种基本侦查模式
四种基本侦查模式
一、从案到人
二、从人到案
三、从案到案
四、从物到案
“从案到人”
基本步骤：受理、立案→现场勘查→调查访问→采取各种侦查措施→发现犯罪嫌疑线索→查明并抓获犯罪嫌疑人→讯问→破案。
主要适用于：杀人、放火、爆炸、投毒等因果关系比较明显的案件；现场有明显犯罪线索的案件；发生在相关静态区域内的案件等。
“从案到人”是一种针对现行犯罪的传统的侦查模式，为广大侦查人员熟悉，适用于大多数刑事案件。
该模式侦查意图方向清楚，地区明确，针对性强，在侦查工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从案到人”的缺点：
具有被动性和滞后性，效率较低，资源消耗大，是一种以人力劳动为特征的粗放型破案方式。
用它来对付现代的流窜犯罪、智能犯罪、经济犯罪、系列犯罪，有明显的不适应之处。
二、“从人到案”
“从人到案”是指侦查人员以各项侦查基础业务、专门侦查手段为依托，从个体或群体在特定或者不特定场所暴露出的、与已知或未知的犯罪相关联的嫌疑活动或嫌疑信息入手，确认其行为性质或确诊其与特定联系案件之间的侦查方式。
“从人到案”的侦查模式是围绕着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以及实施了哪些犯罪行为展开工作的。
“从人到案”
这里的“人”是指刑嫌调控、阵地控制、情报信息工作中发现的犯罪嫌疑人，或者是办理团伙犯罪案件中发现的新的犯罪成员，在审理现行犯罪中发现余罪未清的惯犯、流窜犯，及其他在办案中扩大战果进而发现的嫌疑对象等。
这里的“案”是指犯罪嫌疑人着手准备的预谋案件、正在实施的现行案件、久侦未破的积案和尚未发现的隐案等。
“从人到案”特点
“从人到案”的思维进程是从已知对象的基本情况和反常现象出发，确定犯罪嫌疑人予以控制，查明与之有关的而侦查机关尚未发现的案情。
基本步骤：获取线索→分析犯罪情报→“对人”立案→制定侦查方案→全面推进侦查→发现犯罪行为→获取并审查证据→破案。
“从人到案”
“从人到案”可以通过检索情报信息，以人找案，主动出击，或者在获取进行重大犯罪的犯意线索之后，从人入手侦破和控制预谋犯罪。
也可以从在押犯罪嫌疑人入手，通过调查取证深挖余罪，扩大战果。
因而，加强情报信息工作，深入调查取证是该侦查模式的核心内容。
适用范围：
流窜犯罪，外来人口犯罪和跨地区大范围跳跃式犯罪，因果关系不明朗的侵财型等多发性案件，现场痕迹物证不明显的案件等。
“从人到案”
“从人到案”是以人中心开展侦查，即通过对被管理、被控制的嫌疑对象主动开展全方位的情报调查和对有关情报信息的分析研究，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和证据，进而破案。
侦查起点是从各方面的情报信息中发现犯罪嫌疑人，以此作为侦查的切入点。因而，对刑事侦查基础工作，特别是情报信息工作依赖很大。
刑侦基础工作
1、情报资料：各种情报信息的收集、研判（“情报主导侦查”），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的建设和维护（有前科者的重新犯罪率30—40%）。
2、刑嫌调控：是公安机关对刑事犯罪嫌疑人员秘密进行登记、调查，为侦查破案发现线索、预防、控制犯罪的一项基础业务工作。
所谓刑嫌人员，是指具有实施犯罪的主观因素，有可能犯罪，又有犯罪可疑迹象，尚未掌握其已进行犯罪的事实，不能对其立案侦查的人员。
主要侦查措施
3、阵地控制：是指侦查机关在犯罪嫌疑人经常活动的地点、行业、场合（复杂场所、特种行业），建立公开和秘密的力量，用以发现侦查线索和查缉犯罪嫌疑人的一项侦查措施。
4、刑事特情：是公安机关侦查部门领导和指挥的，同刑事犯罪活动作斗争的特殊的秘密工作力量。
其主要任务用于搜集刑事犯罪活动情报，进行专案侦查，发现、控制犯罪嫌疑人和控制重要复杂场所以及用于狱内侦查。
“刑事特情”是公安机关内部使用的专用名词，不得对外公开和向特情本人宣布。
侦查的主线是先“人”后“案”，将侦查工作放在案前，具有一定的主动性。
体现了“主动进攻、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突破了以案为侦查起点的传统模式，提高了侦查机关发现、预防、控制和和打击预谋犯罪的能力。
两种模式思维方式比较
（一）“从案到人”的思维方法
主要运用演绎思维方法，是从犯罪现场的的客观情况回溯推理，确定、查获犯罪嫌疑人，从而破案。
主要是一种线型的侦查活动，以案件现场为中心，判明案件性质，刻画犯罪嫌疑人，明确侦查方向与范围，拟定侦查方案，开展侦查活动。
（二）“从人到案”的思维方法
主要运用的是归纳思维方法，是从众多的情报信息中综合分析发现犯罪嫌疑人，从可疑迹象中查明犯罪事实、获取证据，从而破案。
是一种发散型的侦查活动，以情报信息为基础，由面到点，再由点到面，开展外围侦查和内线控制，获取证据、适时破案。
三、“从案到案”
“从案到案”，是指在侦查案件时，将可能是同一个或同一伙犯罪分子思维的其他刑事案件串并起来，综合分析和利用每起案件所蕴涵的犯罪信息和破案条件，选择有利的侦查突破口，实现侦破一案带破彼案的目的。
思维方法：类比思维
类比思维，是根据两个或两类事物的部分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其余属性相同的推理。
类比思维理主要运用于并案侦查。
并案根据：
“硬件”包括指纹、足迹、工具痕迹、DNA、笔迹、微量物证、枪弹痕迹等；
“软件”是指侦查人员在前者基础上，通过主观分析得出的犯罪动机、犯罪心理、作案规律、作案手段、犯罪嫌疑人应当具备的条件等“主观推论”。
四、从物到案
“从物到案”，是指通过对各种疑似被盗、被抢的物品开展侦查，发现线索，查找犯罪嫌疑人，破获案件的方式。
“从物到案”，是以对赃物或其他特定物品（如违禁物品）的严密查控为前提和基础的。
四种侦查模式各有其独特功能，不可偏废、相互取代。四者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特定案件侦查中，往往是通过几种模式相互结合侦破案件的。
第五篇：~~~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探究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探究
浦东新区院反贪局 邹文海
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仍然处于高发、多发趋势，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案件任务艰巨。职务犯罪是智能型、隐秘型犯罪，犯罪行为有职务掩护，通常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加上痕迹、物证少，因而在侦查此类案件中发现难、取证难、固证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而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在查处此类案件过程中仅仅依靠传统的侦查方法和措施已经很难再适应形势的要求，探索和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侦查方法来提高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能力已势在必行。对此，本文结合职务犯罪侦查的实务，对技术侦查的概念、范围、实践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完善方向等作一些探究，以供相互学习和交流。
关于技术侦查的概念，目前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着诸多不同的定义。我们认为，技术侦查属于特殊侦查范畴。特殊侦查措施是相对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常规侦查措施而言，是常规侦查措施之外的有助于侦查机关收集犯罪信息、证据材料、查明犯罪事实的各种侦查措施。特殊侦查措施包括技术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及其他特殊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是侦查机关运用专门技术手段或设备秘密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的一类特殊侦查措施。
一、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过程中采用技术侦查存在的问题
（一）存在立法上的不明确性与侦查需求迫切性之间的矛盾。目前我国法律关于技术侦查只有一些分散而笼统的规定。我国《宪法》第40条规定，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刑事诉讼法》则规定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可以采用的7种侦查措施，即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和书证、鉴定、通缉，其中没有规定技术侦查。只在第116条规定侦查人员认为需要的时候，经批准可检交扣押有关的邮件、电报。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两部行政组织法对采用秘密侦查措施作出授权性规定。这两部法律也就成为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依据，但对于技术侦查的概念、种类、适用范围、使用的程序、取得证据的效力等等都没有作出详尽的规定，显然很难规范技术侦查活动。同时，实践中开展技术侦查依据公安(安全)机关内部的操作规则予以规范和实施，无法予以外部监督，使技术侦查更具有了神秘化的倾向。而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则缺乏法律授权，在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察措施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等内部工作文件，并且只能通过公安、国家安全机关协助使用。从侦查权的完整性角度讲，《刑事诉讼法》授予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是不完整的。正是由于长期以来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检察机关在查处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始终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检察机关通过履行职务犯罪侦查权来充分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目的。
然而，当前职务犯罪出现的新形势和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所面临的困境都迫切需要赋予检察机关依法使用技术侦查的权力。因为职务犯罪案件的职务性、隐秘性、智能性和证据单一性等等案件规律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案件，这使得职务犯罪侦查难度比一般刑事犯罪侦查难度大，而检察机关能够使用的侦查措施或手段十分有限，不能适应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客观需要。当前迫切需要赋予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的技术侦查措施，切实提高其侦查活动的技术含量，增强控制和打击职务犯罪的能力。
（二）存在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低效性与侦查工作要求及时性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侦查活动必须迅速及时，与职务犯罪分子周旋更需要把握时机，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动向和与案件有关的各类信息，战机稍纵即逝。当前职务犯罪案件更出现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和意识加强、作案方法科技含量提高、活动更迅捷和跨区域、沟通联络信息化等发展趋势，侦查工作有时必须借助技术侦查措施。而由于检察机关自身无法开展技术侦查活动，实践中必须借助公安（安全）机关的力量开展技术侦查。通常是由检察机关的承办侦查部门提出申请报告和理由，填报有关表格，上报开展技术侦查措施所需要的有关案件情况，层报该院检察长审批后，再层报省级检察院侦查部门并上报检察长审批，省级检察院检察长批准后交由省级公安局，并经省级公安局局长批准后交公安局技术侦查部门，再落实具体承办单位和人员，随后检察院与公安局的双方承办人员再可以进行具体的案情和实施方案的沟通与配合。检察机关在实际运用技术侦查措施中出现报批手续繁琐，审批层级过多，任务落实时效性差，办案单位与实施单位两张皮，双方办案人员对于案件的相关信息互通不能够及时，沟通渠道不畅等等问题，都会大大降低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效果，无法满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迅速、及时的原则要求，其使用效果良莠不一，严重的还会导致一些战机的尚失。
（三）存在技侦技术的多样性与实践中侦查手段单一性之间的矛盾。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各种高科技成果广泛的运用到技术侦查领域，很多技术侦查的技术和设备都已日趋成熟，市场上各类科研机构、科技公司所研制生产的各类技术侦查设备名目繁多。如移动手机定位系统、手机双向通信侦听设备、空中电波侦探设备、GPS定位跟踪系统、数字音频专业取证系统等等，这些技术设备可广泛运用于各种技术侦查活动中。借助这些科技成果的运用，侦查技术和措施可以得到长足的发展，其使用前景广阔。但检察机关往往受制于法律规定的局限，面对名目繁多的技术侦查设备讳莫如深，要么不敢卖，卖了也不敢用。相反，一些个人和所谓私家侦探事务所确能够轻而易举的在市场上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技术侦查设备进行非法运用，不法之徒甚至于针对侦查机关开展反侦查，其装备之先进使检察机关只能望而兴叹。还一些专门技术甚至也被广泛的运用于商业用途。如有电信部门运用手机追踪技术，为用户提供此类服务；还有电信公司开发手机存储信息远端存取功能；运用于职场监控的超级手机监听等等。相对于多渠道的科技方法解决途径，检察机关目前侦查手段单一落后，“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的侦查工作状况尚未发生更本性的转变，加快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的任务艰巨而紧迫。
（四）存在侦查理念的求变性与侦查手段客观不变性之间的矛盾。近年来，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针对侦查模式、侦查观念转变的呼声很多，各类针对这些问题的研讨调研也取得了许多理论成果。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变；侦查理念从“以人立案”到“以事立案”的转变等都有理论的支撑和实践的探索，也非常符合法制进步和时代的要求。对此，检察人员也从内心意识到法制理念转变的必然性，经历了从刑法类推原则到刑法罪行法定原则的确立；从重实体轻程序，到程序实体并重的意识确立；从法律维护阶级专政为主的意识形态到人权保障意识的广泛认同。而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也面临着要转变侦查工作理念，转变传统的落后侦查模式的求变性。然而，无论是“由证到供”还是“以事立案”的先进理念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侦查手段作为支撑，理念的达成需要手段的革新，否则就只能停留在空想。反观近年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发展过程，队伍综合素质提高了，执法程序规范了，后勤装备现代化了，而职务犯罪侦查的措施和手段没有突破性的变化。突破当前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和手段的瓶颈之一就是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从而推进职务犯罪侦查水平，并围绕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革新传统的侦查模式和理念，实现“由证到供”以及“以事立案”等等符合侦查工作规律的现代侦查理念。
二、应当在立法层面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 从立法层面授权检察机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对于依法更加有效的打击职务犯罪、遏止腐败蔓延是非常必要的。
（一）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是强化检察机关侦查能力，加大打击职务犯罪力度的现实需要。鉴于我国现阶段职务犯罪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隐蔽性越来越强、大要案和窝串案日益增多，以及查处职务犯罪过程中依赖现有的侦查手段收集证据和固定证据的困难进一步加大的情况，检察机关必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进一步提高侦查人员业务素质的同时，非常有必要采取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侦查手段和措施予以应对与控制，以掌握打击职务犯罪的主动权。而目前检察机关单一落后的侦查手段，已经难以解决查案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取证固证难这一瓶颈问题。新的律师法的实施，大大扩展了律师介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活动的空间，进一步提高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辩护能力，也迫切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尽快从传统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转变到“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并通过采取切实有效的技术侦查措施来获取证据和固定证据。因而，授权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是适应新形势新情况，加大打击职务犯罪力度的现实需要。
（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是适应国际社会共同打击腐败势力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已正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约第五十条规定：“为有效地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 依据该公约规定，各国打击腐败势力包括查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许多国家赋予侦查机关以技术侦查权力，包括允许利用耳目进行跟踪监视、电子及互联网监控、监听通讯、开拆邮件等“监控型”侦查等等，为及时有效地收集到职务犯罪证据提供了手段上的保障。而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等等许多国家都允许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显而易见，根据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依照我国法律制度和原则，已经完全有条件赋予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使其在打击职务犯罪等腐败行为中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一些涉及跨国界的重特大职务犯罪案件，需要各国运用技术侦查措施进行联手侦查和相互协助。授权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不仅符合国内反腐败斗争迫切需要，也是履行国际法义务，适应国际社会共同打击腐败势力的必然要求。
（三）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也是完善检察机关自行侦查制度的内在需要。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主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法律又规定检察机关直接受理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因而检察机关理所当然成为职务犯罪的侦查主体，拥有职务犯罪的直接侦查权。检察机关侦查权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技术侦查措施是检察机关行使直接侦查权的具体应用方法，是侦查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然而，长期以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者授权检察机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无疑是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权的不完整和自行侦查制度的不完善。当然，技术侦查措施具有技术性、秘密性的特点，使用不当容易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因此，法律在授权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同时，有必要制定相应的制度和规定对其加以规范和控制，检察机关还必须切实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以确保技术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措施的正确使用。法律授权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的权力，对于提高控制犯罪及保障人权的能力，完善检察机关自行侦查制度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有关技术侦查的立法构想
（一）立法形式。当前技术侦查手段已经被各国刑事侦查机构较多采用于打击各类严重刑事犯罪，对于技术侦查立法也有各自不同的立法形式，对于我们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综合各国的法律主要有三种模式：
1、专门法律模式。即通过专门立法对技术侦查进行规定。如日本《犯罪侦查通讯监听法》就属于这种模式。
2、诉讼法律模式。即在刑事诉讼法中对技术侦查做出规定。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和《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就对采用监听、录音等技术侦查的使用条件，适用犯罪种类、适用对象范围、申请、期限和使用等问题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3、综合法律模式。即在不同法律中对相关的技术侦查内容作出规定。如美国《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和《美国爱国者法案》中都有对秘密监听和追踪等技术侦查的使用作出规定。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修订《刑事诉讼法》列入立法规划，中央政法委也正在开展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应当抓住契机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来进一步完善侦查权的配臵，在侦查措施中增加技术侦查的规定，明确技术侦查在侦查活动中的法律定位，并赋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同一性。同时，也可通过专门立法来规范技术侦查活动，使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有法可依。
（二）法律规则。任何侦查手段如果不加遏制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技术侦查措施具有打击犯罪和侵犯人权的双重性，开展技术侦查同时也会侵犯公民合法权利，如通讯自由和隐私等。因此技术侦查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以有效监督和控制技术侦查措施对公民合法权利侵犯的适度性及滥用。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重罪原则。一般而言，案件性质的严重程度是技术侦查措施适用范围的基本标准，其目的在于防止技术侦查给公民的隐私权等人权造成过度损害，多数国家确立了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重罪原则”。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的刑罚为2年或2年以上有期徒刑，预审法官为了侦查的必须，可以决定截留、录制和抄录通过邮电渠道发送的通讯。结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和侦查工作实务，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只宜适用于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以及被查对象有逃跑、毁证、串供等紧急情况的案件。
2、审查原则。技术侦查措施因其特殊而须在适用时进行较为严格的审查。国外普遍将技术侦查措施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内，经法官事先审查后批准侦查机关实施，审查内容包括确定技术侦查措施的类型、使用对象、方式、时限等，并且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结果进行事后审查，以确认技术侦查措施使用的合法性、行为有效性及证据可采性。在我国公安、安全机关在实施技术侦查时采取内部审查。就我国目前的体制和实际情况来看，将技术侦查的审批权赋予检察机关是比较合适的，通过检察机关严格的审查，包括对以加强对技术侦查措施使用的监督和制约。
3、必要性原则。技术侦查只有在一般侦查手段无效时才能采取，即具有采取的必要性。国外立法对技术侦查的必要性都有明确规定，如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难以查明案情的条件下方才允许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所谓“一般的侦查手段”系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和书证、鉴定、通缉等7种侦查措施。对于采用一般的侦查手段和措施足以查明案情，收集相关证据的职务犯罪案件，就不必采用秘密侦查手段，必须坚持技术侦查手段的必要性。
4、相关性原则。相关性原则指技术侦查的对象只能针对犯罪嫌疑人和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人员，侦查所要获得的信息材料必须与指控犯罪相关，或者说技术侦查的范围限定在与侦查有关的内容上。这也可以概括为对人和物的相关性。反之，对与侦查无关的人和物都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相关性原则的目的在于为技术侦查设臵界限，避免技术侦查损害无辜的第三者的权利。对此，各国也对技术侦查的相关性原则作出规定，成为技术侦查措施的重要规则。
（三）立法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的主要内容。对于立法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主要内容的构想，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法律规定内容，另一方面也必须充分结合我国法律制度体系的特点。其主要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技术侦查是一种特殊侦查手段，有不同于一般侦查措施的审批和适用程序，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得到严格的监控，因此从立法层面必须对技术侦查的范围作出界定，对其措施的种类加以明确。这样一方面便于司法实践的遵照执行，同时防止技术侦查措施外延的扩散和滥用；另一方面也避免因法律界定的模糊而束缚了侦查机关对技术侦查措施以外的其它特殊侦查措施的研究和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科技成果必将会越来越多的被应用于侦查活动之中，但并非所有借助科学技术的侦查活动都属于刑事诉讼范畴的技术侦查。如手机定位技术，笔者认为其实质是借助科学技术的查找手段，其对于公民自由权力和隐私的侵犯相对较轻，不属于技术侦查措施。按照有关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应当包括外线侦查、麦克风侦听、电信侦控、电子监视、邮件检查、秘密搜查等。
2、适用对象。技术侦查的适用对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适用的案件；二是适用的人。首先，技术侦查手段只能适用于那些对社会危害较大的犯罪案件，即侦查手段的严厉性应该与犯罪行为的严重性相适应。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较之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侵犯国家和公共财产所有权，破坏国家正常的经济管理秩序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也会影响和威胁党和国家的根基。因此，对于重大的职务犯罪案件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是必要的。其次，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技术侦查的对象只能是上述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和与案件相关的人员，不得针对任何无关的人员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3、使用主体。检察机关依法使用技术侦查权，应当自行配备和建设相应的技术装备和技术侦查队伍。鉴于开展技术侦查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同时为了避免重复建设，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权的主体应限于地市级以上重点城市的检察院，其他基层检察院在办案中需要使用技术侦察措施的，应通过上级检察院审批和实施。
4、适用程序。技术侦查的适用程序应包括申请批准和执行根据。由于技术侦查涉及公民的通讯自由、隐私权、住宅不受侵犯等基本人权，对技术侦查措施的申请应履行严格的上级审批程序。审查应包括案件情况、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适用的对象、地点和期限等等内容；如申请获批准应签发专门文书作为执行根据；如须延长，必须办理审批手续；在法律规定许可的紧急情况下，应当允许侦查部门先行实施技术侦查，但必须立即上报审批；如未获批准，则技术侦查措施必须立即停止，所收集的信息材料不得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此外，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开展技术侦查也应当接受侦查监督和审查起诉部门的专门监督，甚至可以接受人大的定期审查监督。
5、证据效力。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信息材料是否具有证据效力，对诉讼中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与否具有决定意义。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材料具有可采性和证据效力，但同时要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必须遵守法定程序，否则将导致技术侦查行为无效，而由这些行为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应予以排除。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相关刑事诉讼法律均对技术侦查获取的信息材料的证据效力有明确规定，即只要技术侦查合乎法律要件和程序的规定,其获得证据均具有证据能力或可采性。
6、信息材料的使用与保存。技术侦查干涉公民通讯自由，涉及公民隐私，因而对技术侦查资料的使用和保存应做明确规定。法律应当规定侦查人员必须就每一次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作记录，载明技术侦查措施的具体种类及日期。侦查人员对于技术侦查过程中获得的与指控犯罪无关的信息材料必须立即销毁，而且承担不得扩散的义务。技术侦查所获得的信息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和起诉，不能用做其他。由于技术侦查具有秘密性，其作为证据的使用应当在侦查终结后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并提供验看，使被控方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及其获得信息材料提出申诉和应对。在侦查机关决定撤消案件、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法院做出无罪判决的情况下，技术侦查所获得的信息材料应该立即销毁；在法院做出有罪判决的案件中，技术侦查所获得的信息材料应该妥善保管存档。
7、救济措施。为保证侦查人员依法实施技术侦查措施，法律应该明确规定违法开展技术侦查的后果及其相应的救济措施。侦查人员违反上述法律规定进行技术侦查活动的，法院可以根据违法的严重程度和违法人员的主观状态分别做出排除所获证据、侦查行为无效的决定。法律还应当规定侦查机关在侦查终结后必须将技术侦查情况通知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对方认为技术侦查不合法或不适当，侵害了其隐私权等权利时，有权向批准技术侦查的检察机关申诉，要求其对技术侦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并给予补救，并享有对财产及人身所受损害的赔偿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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