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州市成功和解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第一案

第一篇：儋州市成功和解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第一案

儋州市成功和解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第一案

近日，儋州市法院行政庭适用简易程序成功审结了原告周明诉被告儋州市人民政府、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第三人周兰荪房屋行政登记行政一案，这是该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诉讼的第一宗案件。

2010年4月20日，儋州市人民法院受理原告周明诉被告儋州市人民政府、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第三人周兰荪房屋行政登记行政一案。原告周明以其未经授权权给任何人转让其合法持有房产证，而被告没有实质审查，就注销其《房屋所有权证》，更名为周兰荪，并给周兰荪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为由，请求法院撤销被告颁发给周兰荪的《房屋所有权证》。

该院受理该案后，承办法官及时与各方当事人联系，了解其诉辩主张、理由、依据。承办法官初步掌握到了被告是依据周明与其弟弟周琦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里的“现将原有在群英区万福七巷12号持证房主周明改为周兰荪”的内容，才给周兰荪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实际上周明并没有在《房产转让协议》上签名，而是周琦冒用“周明”的名字去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承办法官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立即深入组织各方当事人到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展开协调工作座谈，在倾听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辩解后，承办法官向双方当事人分析案情，辩法析理，释明各种法律关系，讲明利害关系，明确指出被告的颁证行为系违法之举，法院判决时会撤销被告的颁证行为。经过法官的一翻说法说理，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知道自己工作失误，当场表示要进行整改，自行撤销颁发给周兰荪的《房屋所有权证》;周明当场也表示同意撤诉，调解工作取得了成效。2010年5月13日，周明向儋州市法院递交《行政撤诉申请书》。经过办案法官多方协调，该院受理的第一起适用简易程序行政案件，没有经过开庭审理，原告就撤回起诉，从立案到结案仅用了23天，真正达到了提高办案效率、案结事了人和目的。(郭树护)

儋州法院简易程序适用试点行政诉讼撤诉率创新高

坚持改革创新 力促官民和谐

2010-8-2 9:48:34

今年来，儋州法院行政审判庭以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为契机，落实司法为民措施，积极探索新形势下行政案件处理的新机制，认真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适用试点工作。1-6月，共受理行政诉讼案件47件，结案35件，其中采取撤诉方式结案的有19件，撤诉率为54.29%，撤诉率创新高，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认真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强化协调办案理念。今年4月，省高院确定儋州法院为行政诉讼适用简易程序改革试点法院，儋州法院行政庭制定了一系列便于操作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案件的每个程序。并要求法官从立案、庭前、庭审三个环节找准协调的切入点，用灵活协调的方式方法妥善处理矛盾。首先是立案疏导，在案件受理前及时与市委、相关行政部门沟通，了解争议焦点，提出解决建议，有针对性地开展协调工作；其次是庭前交流，在庭审前，由主审法官召集各方当事人到法院座谈，分别听取诉辩理由，并根据诉争焦点，捕捉协调契机，提出解决方案；最后是“温和审判”，让法官和双方当事人运用“拉家常”的方式交流，利用融洽的审判氛围缓和当事人对立情绪，为协调做好准备。截止目前，共对9件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原告主动撤诉4件，效果明显。

二、积极探索行政案件处理的新机制，努力实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化解“官民”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发展。一是针对不同案件、不同当事人，灵活运用和解、协调方式处理行政诉讼；二是对原告起诉的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及原告起诉的理由或诉讼请求明显不当的案件，办案人员依法明确指出其不当之处，做好细致的法律宣传和说服教育工作，动员其撤诉；三是对存在一定问题但又不宜简单判决维持或撤销的案件，或判决后易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案件，努力通过庭外协调促使行政机关自行完善或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使行政相对人得以理解，自愿撤诉；四是对一些难以协调、一度进入僵局的案件，邀请庭长、院长出面协调，多元化解决“官民”纠纷，化解行政争议。

三、与行政机关建立良性互动机制，共同妥善解决行政争议。加强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协调，与市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定期联席会议的长效机制。每月定期召开座谈会，听取其对行政审判工作的意见建议，并对行政执行过程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建议。同时将行政审判工作置于人大的监督之下，重大案件邀请人大代表旁听庭审，争取市人大的理解和支持行政审判工作。

第二篇：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相关问题探讨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相关问题探讨

为更好地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充分发挥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各项预设作用，确保当事人打一个公正、明白、便捷、受尊重的行政官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法[2010]446号）和北京市高级法院《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规定，结合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实际情况及行政诉讼普通程序简便审理制度的先期经验，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适用范围和审判程序等问题作如下探讨。

一、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一）下列行政案件中，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1、涉及财产金额较小，或者属于行政机关当场作出决定的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给付、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案件；

2、行政不作为案件；

3、当事人各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案件。

（二）下列行政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

1、发回重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

2、与案件当事人无法联系，需要进行公告传唤、送达的案件；

3、当事人人数较多，社会影响较大或当事人情绪较为激烈，有不理智言行的案件；

4、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其他行政案件。

二、审判组织

（三）海淀法院行政审判庭成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审理组，负责简易案件的审理。简易程序审理组由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组成。法官负责审结各类简易程序行政案件，指导法官助理、书记员工作；法官助理负责辅助法官工作，负责制作阅卷笔录、起草法律文书的工作，负责一部分案卷装订、归档工作；书记员负责法庭记录、案卷装订、文书校对、卷宗移送、归档、装订法律文书等工作。

（四）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实行法官独任审理，当事人确有异议的除外。

三、应诉及传唤

（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或者口头起诉笔录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行政行为时的证据、法律规范依据。被告在期限届满前提交上述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提前安排开庭日期。

（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需向案件各方当事人发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权利、义务告知书。

（七）案件受理后，当事人应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确定送达地址及送达方式；

（八）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电子送达系统、委托他人转达等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撤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审判。

前述传唤方式，没有证据证明或者未经当事人确认已经收到传唤内容的，不得按撤诉处理或者缺席审判。

（九）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不提前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而由当事人当庭出示。

四、庭审程序

（十）案件开庭审理前由书记员核对当事人情况，并宣读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承办法官及书记员告知书，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是否有异议，并由书记员记录在案。

（十一）在庭审中，被诉行政行为内容当事人均已明确的，被告可以不宣读具体行政行为。

（十二）对于原告起诉状及被告的答辩状、第三人参加诉讼意见已向各方当事人送达的，在法庭调查阶段，当事人只需向法庭明确起诉及答辩、参加诉讼的要点，明确诉讼请求有无变化即可。

（十三）在庭审质证过程中，当事人只需说明证据的内容及要证明的目的，随后由对方对该证据进行对质。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可以一并出示。

（十四）庭审中，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与庭审环节做必要的简化，由合议庭归纳争议焦点，对无争议的问题予以说明，对证据能够当庭认证的可当庭认证。

（十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不单独设立法庭辩论阶段。

（十六）发表最后陈述意见阶段，以由各方当事人表明对案件、对原告诉讼请求的最终态度和意见，庭审中已经陈述过的内容无需重复。

五、裁判及送达

（十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案件审理的全程均可组织各方当事人通过协调解决行政纠纷，并可以原告主动撤诉的方式结案。

（十八）对于存在明显超过起诉期限，原、被告不适格，明显不属于行政审判范围或明显不符合其他起诉条件等问题的案件，可以书面审查，无需开庭审理即可直接裁定驳回起诉。

以上述方式进行审查的案件，在作出裁定前应告知当事人案件的承办法官及书记员，告知其享有的申请回避的权利。

（十九）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原则上当庭宣判。未当庭宣判的，应当于休庭后十日内作出裁判。

（二十）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裁判文书可简化证据列举等部分，对证据无需逐一分析，进行综合认证即可。裁判文书可以仅记载争议的事实要点和主要理由。

（二十一）当庭宣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领取裁判文书的期间和地点以及逾期不领取的法律后果。上述情况，应当记入笔录； 人民法院已经告知当事人领取裁判文书的期间和地点的，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领取裁判文书之日即为送达之日。

六、审限及与普通程序的转换

（二十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45日内结案，不得申请延长审理期限。

（二十三）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且理由成立的，或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在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内无法审结，需要转为普通程序的，应当在审限届满前及时作出决定，并通知当事人。

七、其他相关工作

（二十四）在试点工作中，要注意加强与立案庭的沟通与配合，共同做好适用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案件的受理、转案及向当事人的相关释明告知工作，确保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十五）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加强对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调研，及时地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探索对策，并对我院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相关情况及时进行媒体宣传。

（二十六）对于试点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及时向高级、中级法院请示汇报，积极地与其他开展试点工作的法院就试用简易程序过程中的试点情况及相关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

法〔2010〕44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经中央批准，现就在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中，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一）涉及财产金额较小，或者属于行政机关当场作出决定的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给付、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案件；

（二）行政不作为案件；

（三）当事人各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案件。发回重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

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或者口头起诉笔录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在期限届满前提交上述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提前安排开庭日期。

三、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经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实行独任审理。

四、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委托他人转达等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撤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审判。

前述传唤方式，没有证据证明或者未经当事人确认已经收到传唤内容的，不得按撤诉处理或者缺席审判。

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应当一次开庭并当庭宣判。法庭调查和辩论可以围绕主要争议问题进行，庭审环节可以适当简化或者合并。

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45日内结案。

七、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且理由成立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不宜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转入普通程序审理。

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行政审判联系点法院（不包括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

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选择法治环境较好、行政审判力量较强和行政案件数量较多的基层人民法院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第四篇：中国博士生招考第一案行政诉讼一审判决书_1[定稿]

中国博士生招考第一案行政诉讼一审判决书

作者： 时间：2006-2-11 15:23:00 点击：

『背景』中国博士生招考第一案宣判

中国法院网讯 因未被厦门大学录取为博士生，林群英认为厦大在招生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于是将厦大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录取原告为该校的博士生。1月26日，福建省厦门

市思明人民法院对这起被媒体称为“中国博士生招考第一案”的案件作出判决，驳回了原告林群英的诉讼请求。

2005年3月，原告林群英报名参加厦门大学2005年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入学考试，报考导师为廖教授。原告的初试单科成绩和总分成绩均超过被告划定的复试分数线。同年5月，林群英参加了厦大法学院组织的复试。原告在报考廖教授的学生中总成绩排名第三，在报考国际法专业国际经济法研究方向的19位参加复试的考生中最终成绩排名为最后一名，在进入复试的25位国际法专业考生中的最终成绩排名也是最后一名。2005年5月24日，厦大法学院网站公布了拟录取名单，原告未在廖教授名下录取名单之内。2005年6月6日，原告为此分别向厦大法学院和招生办提出异议。2005年6月10日，厦大研究生院对原告所提录取名单的异议作出的书面答复，说明因名额所限，故无法录取原告，并希望原告理解。

原告认为，厦大在招生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于是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厦门大学按公布确定的录取规则录取原告。

思明法院经审理认为，博士生招生权，性质上属于教育行政职权，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招生管理部门和招生单位按各自职责范围行使。被告厦门大学作为公立高等学校，其所享有的博士生招生权属于法律授权的组织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一种行政权力。被告有权在考试阶段对不合格考生直接作出不予录取行为，有权在有关部门审核后录取考试合格的考生。本案中，由于原告的实际成绩排名是最后一名这一事实的存在，故未被被告录取。被告不予录取原告的行为，符合择优录取和公平、公正原则。故法院对原告的诉求不予支持。（法院网 李辉东）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05）思行初字第80号

原告林群英，男，1979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长青路283号嘉华大厦1010室。委托代理人孙克愚，福建厦门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厦门大学，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422号。法定代表人朱崇实，校长。

委托代理人朱福惠，厦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原告林群英不服被告厦门大学教育不予录取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05年8月4日受理后，于当月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由审判员林伟斌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林美、王宇凡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林群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克愚、被告委托代理人朱福惠到庭参加诉讼。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05）闽行延字第345号批复，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林群英诉称，其报名参加厦门大学2005年国际经济法方向博士生入学考试，所报导师为厦门大学法学院廖益新教授。原告于2005年3月经过初试，成绩为国际法73，国际经济法69，英语78，总分为220，并进入了复试。经过复试，原告复试成绩为70.8，最终成绩（初试＋复试）在报考廖益新教授的学生中总成绩排名第三。2005年5月24日，厦门大学法学院网站公布了录取名单，却无原告的名字，前两位是总成绩排名第一、第二的学生，第三位是报考曾华群教授的丁××。根据《厦门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规定的精神，每位博导招生数不超过三名，原告初试和复试的成绩均符合规定的要求，原告应当被录取为廖益新名下的位列第三的博士研究生，而非被曾华群名下成绩排第五的丁××替代。被告的行为，实际上剥夺了原告被录取为博士生的资格，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认为，被告针对原告作出的招生行为和之后的一系列做法不具有合法性，其在招生过程中存在暗箱操作，滥用权力的违法行为，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违法挂靠。古祖雪是厦门大学法学院老师，并无博士生导师资格，其挂靠廖益新招收博士研究生，导致廖益新少了一个指标，只有两个指标，就只录取了前面两名，没能录取原告，该行为规避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选聘博士生指导教师工作的几点原则意见》规定的选聘博导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以及博导的基本条件。

（二）违反行政程序公开的原则与规定，暗箱运作一个名额。复试之前，每位考生可以领到一份《厦门大学法学院2005年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录取指导教师及专业方向调剂办法及调剂申请表》。根据这份材料，考生通过填写调剂表，在考生上线多的导师与考生上线少的导师间调剂。但是，法学院没有告知在调剂表上可以填上古祖雪的名字，只有丁××知道，对其他考生无公平可言。

（三）被告滥用招生行政权，庇护法学院违法及暗箱操作后的录取结果,维持一种非法状态。在原告提出质疑后，被告就招生名单做了调整，将廖益新的招生指标减为两名，曾华群增加到四名，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审批手段，把不符合录取规则录取丁××的行为表面合法化，封堵原告的质疑，被告的行为明显属于滥用职权。故请求法院：

1、撤销被告作出的2005年国际经济法方向博士生录取名单；

2、判令被告按公布确定的录取规则录取原告。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厦门大学报考2005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考试证》，用以证明原告的身份及所报考的导师、专业等有关内容。

2、厦门大学法学院公布的《法学院2005年国际法博士生录取名单》，用以证明导师廖益新和曾华群所录取考生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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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厦门大学法学院公布的《法学院2005年国际法博士生入学考试成绩表》，用以证明原告及其他考生的最终成绩及排名。

4、《厦门大学法学院2005年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录取指导教师及专业方向调剂办法》和《厦门大学法学院2005年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录取指导教师及专业方向调剂申请表》，用以证明2005年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的录取规则和调剂办法。

5、原告向厦门大学各部门及领导提交的《关于2005年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生录取名单的异议》，用以证明原告就法学院的录取名单与被告交涉并提出异议。

6、厦门大学研究生院于2005年6月10日对原告所提录取名单的异议的书面答复，用以证明厦门大学研究生院的答复内容。

7、厦门大学招生办公布的《2005年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国际法学专业拟录取名单》，用以证明厦门大学对法学院的录取名单作了调整。

8、《厦门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用以证明2005年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的录取规则和对博导招生数的要求。

9、《厦门大学法学院2005年博士招生目录》，用以证明博士招生的专业及导师姓名，并以此说明古祖雪没有博导资格。

10、厦门大学法学院公布的《2005年博士生入学考试复试办法》，用以证明2005年博士生入学考试复试的办法及项目，并以此说明对考生的全面测评、录取，除成绩外，不再有其他标准。

11、（2005）厦鹭证内字第03610号《公证书》，用以证明厦门大学法学院公布2005年博士生录取名单的时间。

被告厦门大学辩称，原告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报考了被告2005年的博士研究生，并于2005年3月19日和20日分别通过了英语、国际公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初试，成绩分别为 78、73和 69分，总分为 220分。根据被告2005年划定的复试分数线，该生初试成绩合格。同年5月11日和12日，原告参加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组织的复试，复试成绩为70.8分。根据复试排名情况，因原告初试和复试总成绩排名本专业最后一名，故被告决定对原告不予录取。原告要求撤销由专家考核小组确定的2005年国际法专业博士生录取名单没有依据，要求录取原告的诉讼请求也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被告博士研究生的复试录取在程序上是公正的。被告于2005年先后下发了《关于做好厦门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工作的通知》和《厦门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对于各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作出了具体的要求。原告不仅在报考本校国际法专业国际经济法研究方向的19位参加复试的考生中最终成绩排名为最后一名，就是在报考国际法专业4个研究方向25位参加复试的考生中，他的最终成绩也是最末一名。故原告不但不能录取为其原先填报的导师廖益新教授指导下的国际法专业博士生，而且也不能被调剂录取为其他导师指导下的国际法专业博士生，这是学校“择优录取”的录取原则的具体体现。

（二）原告认为《厦门大学法学院2005年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录取的指导教师及专业方向调剂办法》（以下简称《调剂办法》）是法学院公布的2005年博士生招生的录取规则，这是错误的。《调剂办法》只是法学院具体就国际法专业博士点考生调剂录取的具体实施办法，并非脱离学校规定的博士生复试录取规则而另行制定的复试录取规则。法学院向参加复试的25位国际法专业的考生发出《调剂办法》，并附上空白的调剂申请表，目的就是征求25位考生的调剂意愿，而调剂申请表允许考生填报三个调剂志愿，就是为了贯彻择优录取的原则，尽可能保证最终成绩排名位序在前的考生能够优先于排名位序在后的考生被录取。该《调剂办法》中所述的由“各指导教师从报考自己的考生中按总成绩（初试和复试成绩的综合）从高到低录取”一语，并非只限指原先报考时填报了某个导师的考生，还应该包括在征求考生调剂意愿时可能在调剂申请表中填报了该导师的其他考生。因此，丁××的录取并不存在挤占了廖益新教授的名额问题，而是符合择优选拔的原则。

（三）原告认为被告暗箱操作一个名额和古祖雪教授违法挂靠，存在程序违法问题，这一结论也存在误解。古祖雪不是博士生导师，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招收博士研究生，其只是参与协助其他博士生导师指导博士生的国际法专业教授。在2005年学校和法学院的招生专业目录导师名单中也没有古祖雪教授的名字，因此法学院不能也不会告知考生在调剂申请表中可以填报古祖雪教授，同样也不存在某个导师让一个招生指标给古教授来录取考生丁××的情况。法学院原同意以廖益新教授名义招收、实际却由古祖雪教授指导丁××的做法，学校招生办认为不妥，因此学校招生办要求法学院改正。法学院向招生办提出了改正意见，因曾华群教授有较多的科研项目且无行政职务，丁××就由曾华群教授录取，再由古祖雪教授协助指导，招生办也批复同意曾华群教授2005年可以带4名博士生。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作出不予录取为博士生的决定是合法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国际法专业25名初试考生复试后的总排名表。

2、国际法专业初试上线考生复试后按报考方向排名表。

3、法学院博士生招生简章。4、2005年法学院博士招生工作总结。

5、法学院的申请报告及招生办同意不录取林群英的批复。

6、厦门大学招生办公室同意博导招生数超过3人的批复及《2005年厦门大学拟录取博士生超过3名的导师情况一览表》。

证据1-6，用以证明原告复试后总成绩的排名情况，并以此说明被告招录博士生的程序合法，决定对原告不予录取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5年3月，原告林群英报名参加被告厦门大学2005年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入学考试，报考导师为厦门大学法学院廖益新教授。经初试，原告的英语、国际公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初试成绩分别为 78、73和 69分，总分为 220分。原告的初试单科成绩和总分成绩均超过被告划定的复试分数线。同年5月，原告参加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组织的复试，复试成绩为70.8分。原告在报考廖益新教授的学生中总成绩排名第三，在报考国际法专业国际经济法研究方向的19位参加复试的考生中最终成绩排名为最后一名，在进入复试的25位国际法专业考生中的最终成绩排名也是最后一名。

2005年5月24日，厦门大学法学院网站公布了拟录取名单，廖益新教授名下录取的姓名分别为黄××、付××和丁××，原告未在名单之内。2005年6月6日，原告为此分别向厦门大学法学院和招生办公室提出异议。2005年6月10日，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对原告所提录取名单的异议作出的书面答复，说明因名额所限，故无法录取原告，并希望原告理解。

2005年6月20日，被告在其网页上对公布的“2005年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国际法学专业拟录取名单”作出调整，将考生丁××的导师调整为

其原报考时所填报的导师曾华群教授名下，并注明“最终录取结果以教育部审核通过名单为准”。2005年6月22日，厦门大学法学院向厦门大学招生办公室递交了关于调整2005年博士生考生丁××的博士生导师的申请报告。同日，厦门大学招生办公室同意了法学院的意见，考生丁××仍由曾华群教授招收，并由古祖雪教授协助指导。原告认为被告在上述招生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便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厦门大学法学院于2005年3月25日向参加复试的25位国际法专业的考生发出了《厦门大学法学院2005年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录取的指导教师及专业方向调剂办法》，并附上空白的调剂申请表。该《调剂办法》规定：“本国际法学专业将分指导教师招收博士生，由各指导教师从报考自己的考生中按总成绩（初试和复试成绩的综合）从高到低录取。一个指导教师的招生指标录满后，仍有上线考生未能录取的，可由考生自愿申请调剂到其它指导教师的专业方向；如其它指导教师尚有招生指标，并愿意接受调剂的，也可予以录取。”原告填写了申请调剂的指导教师姓名和专业方向。

2005年6月4日，厦门大学招生办公室经过研究讨论作出批复，同意包括曾华群教授在内的2005年博士生导师招生数超过三人的名单，同意曾华群教授招收4名博士生，理由为“考生成绩突出，业务素质好，曾教授承担课题也较多”。

本院认为，被告厦门大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由国家举办的高等院校，是国家设立的公共教育机构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硕士研究生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经考试合格，由实施相应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录取，取得博士研究生入学资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并参照原国家教育委员会[87]教学字015号《关于扩大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工作权限的规定》和教育部教学[2005]6号《关于做好2005年全国研究生录取工作的通知》等规定，本院认为：博士生招生权，性质上属于教育行政职权，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招生管理部门和招生单位按各自职责范围行使。在博士研究生招生实际操作中，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招生工作进行宏观管理，省级招生管理部门对招生单位的招生行为进行监督，招生单位则具有高度自主权。具体而言，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编制招生计划、制定全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对招生单位执行招生计划进行审核。而报名、资格审查、发放准考证、考试命题、组织考试（包括面试）、试卷评阅以及录取，都由各招生单位负责。各博士生招生单位的录取名单应经省级招生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由招生单位对外发出录取通知书后方可确定对某一考生予以录取的结果。因此，本案中，被告厦门大学作为公立高等学校，其所享有的博士生招生权属于法律授权的组织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一种行政权力。被告有权在考试阶段对不合格考生直接作出不予录取行为，有权在有关部门审核后录取考试合格的考生。被告的博士生招生行为，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合法性审查。本案中，被告决定不予录取原告的行为，已于2005年5月24日通过厦门大学法学院网站公布的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予以体现。原告的名字不在该名单之列，实际上已将原告录取为博士研究生的可能排除在外。被告于2005年5月24日后所作的一系列行为，系在招生单位对拟录取为博士研究生的考生已经确认之后的行为。至于招生单位在招生录取过程中的调整是否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是否徇私舞弊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依法应由教育行政部门先行处理。换言之，被告已对拟录取的考生发出录取通知书，即作出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录取行为。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厦门大学作出的2005年国际经济法方向博士生录取名单，实际上是对被告作出录取行为之前的阶段性行为不服，而该阶段性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司法审查范围，故在本案中本院对此问题不予审查。

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被告不予录取原告的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故本案中，本院仅对被告的这一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一）关于被告不予录取原告的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关于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暂行规定》的规定，录取博士生要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确保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教育部《关于做好2005年全国研究生录取工作的通知》亦重申了上述原则。参照被告公布的录取规则（即《厦门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的相关规定，在进行录取工作时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择优录取；录取工作原则上按总成绩高低顺序依次录取；调剂录取原则上在同专业不同导师间进行；拟录取名单的确定应根据考生总成绩高低排序和学校确定的录取原则等。本案中，由于原告的实际成绩排名是最后一名这一事实的存在，故其未被被告录取。对此，本院认为，被告不予录取原告的行为，并未违反被告公布的公平、公正、公开和择优录取的原则，本案的实际录取情况也完全是严格按照各个考生最终成绩排名顺序，被告的行为符合择优录取和公平、公正原则。

（二）关于被告是否违反《调剂办法》规定的问题

被告对该问题的辩解理由为“《调剂办法》只是法学院具体就国际法专业博士点考生调剂录取的具体实施办法，并非脱离学校规定的博士生复试录取规则而另行制定的复试录取规则；该《调剂办法》中所述的由„各指导教师从报考自己的考生中按总成绩从高到低录取‟还应包括在征求考生调剂意愿时，在调剂申请表中填报了该导师的其他考生。”本院认为，教育部教学[2004]31号《关于做好2005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规定，在2005年负责博士生招生工作中的是招生单位的博士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厦门大学招生领导小组在博士生复试录取中已提出了《厦门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制定了相应的录取规则。《调剂办法》是被告下属法学院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贯彻择优录取的原则，尽可能保证最终成绩排名位序在前的考生能够优先于排名位序在后的考生被录取，对该《调剂办法》的理解不能违背《厦门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规定的择优录取、从高到低的招生录取原则。而且，该《调剂办法》的执行结果对其他考生而言也是公正的。故被告对此问题的辩解，符合择优录取的基本原则，也不违反公平、公正的原则，其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厦门大学作出的2005年国际经济法方向博士生录取名单并非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予审查。原告要求判令被告按公布确定的录取规则录取原告，实际上是不服被告作出不予录取行为提起的诉讼。因被告对原告作出不予录取为博士生的行政行为并不违法，故原告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林群英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伟斌

审 判 员 林美

审 判 员 王宇凡

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廖娟英

第五篇：行政诉讼和解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讨

一、行政诉讼和解建立的理性论证

（一）行政权是否可以处分

“公权不可处分”理论的基本逻辑是，由于行政权不可处分，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在诉讼中没有可供妥协的空间，而和解是试图在当事人双方相互妥协让步的前提下通过合意的方式解决争议。既然行政机关在诉讼过程中不存在妥协的空间，也就不存在通过合意解决争议的可能性。因此行政诉讼中不适用和解。但司法实践中，很多行政案件虽然被诉的是具体行政行为，但争议的核心却往往是民事纠纷。与将行政活动仅理解为行政权力活动的单一性相一致，我国行政诉讼是以撤销诉讼为典型形态进行的设计。撤销诉讼主要适用于干预行政领域，特别是警察、安全和秩序等方面。随着公共行政改革和行政争议类型的变化，今后我国行政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给付诉讼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行政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给付诉讼与民事诉讼中的给付诉讼差别不是很大，适用调解、和解并没有什么问题。行政复议与听证程序中行政机关对不当具体行政行为的改变，实际上也是处分了“公权”。既然行政机关能够在行政程序中改变其行政行为，当然也就能够在行政诉讼程序中改变，且在行政诉讼程序中改变还能够接受司法的监督，更能保证其合法性。因此，“公权不可处分”的真正内涵应该是“公权不可任意处分”。行政机关在诉讼程序外放弃、变更公权力的行为的大量存在，更是足以说明与其放任行政机关在诉讼程序外对公权的处分，倒不如设立和解制度，名正言顺地对其予以司法监督，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公权不受任意处分。

（二）行政诉讼和解是否影响到公共利益

在行政诉讼被告与原告的和解中要顾虑公共利益的维护，尤其行政主体在与原告和解之前必须对其进行是否有违公共利益的估量。可以说，不违反公益是和解得以成立的基础，但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达成的和解协议未必会影响到公共利益。这是因为，利益本身就存在着多个评价标准，并且即使同为公益利益之间，也会发生孰轻孰重的争执。随着法治行政和人权保障理念乃至民主主义原理的不断发展，作为现代行政法的特殊性质，公共利益优先论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日本学者南博方等即认为，“即使以案件的公益性为理由而限制和解，但由于行政案件的公益性具有不同的程度，故不能一概否定、取

消诉讼上的和解。”①在行政诉讼和解中，法院可以通过衡量多方面的利益，达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统一。法院既是原告与被告和解的主持者，又是对某一具体案件是否进行和解的决定者。法院有权根据具体案件中的权利义务作出是否和解的决定。“本项案件审查的目的，在于控制行政诉讼上和解，除符合当事人之利益外，对于公益亦应有所裨益，或至少不造成损害。和解契约之内容，如因违反公序良俗，或违反法律强制或禁止规定等”，②法院可以作出不予和解的决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并非决然对立，“公益在现代国家，系以维持和平之社会秩序，保障个人利益、财产、自由及权利等项内容”，“保障私益亦是维护公共之一部分”③，不能不加区分的一概以公共利益由反对行政诉讼和解。

（三）行政诉讼和解是否导致司法监督权的丧失

行政诉讼是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制度，通过司法审查监督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监督的方式就是就是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因而法院判决不仅有判解纠纷的功效，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实现行政法治，而和解会削弱行政诉讼制度为追求该目标所作的努力。行政审判权本身是一种权力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法治架构，因而多数国家采取“司法自我克制”的态度，在司法实践中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而不过多干涉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权限内的行为。司法权是一种被动权力，“不告不理”是其行为的法律基础。另外，行政相对人逾期起诉的，法院不能受理。这与民法中的时效制度不同，在民法中，当事人超过法定时效的，只丧失胜诉权，而保留起诉权；但是，行政诉讼的起诉时效一旦超过，相对人就不仅丧失胜诉权，也同时丧失起诉权。由此可见，行政审判权本身就是一种有限的权力。在和解制度下，原告与被告行政机关之间达成互谅互让的协议，本身并不会消弱行政审判权。从严格意义上说，行政诉讼中司法权的运作并非追求权力运行的完整流程，而是通过案件的裁断来使双方当事人平复心中的怨愤，因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行政活动的正常进行。坚持行政诉讼不适用和解，实际上是假定和解脱离了法律的规制，现实中也不能排除和解协议违法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完全可以通过后续的制度安排——对瑕疵和解的补救措施来加以解决。如果和解客观上是违法的，那么就可能导致无效。之所以认为它不属当然无效，主要因为和解协议在实体效果上是一个新的行政行为，其违法后果应完全按照相应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加以判断。④>

二、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建立的必要性

（一）行政诉权保障的需要

行政诉权是请求法院做出公正裁判的权利，其内容包括起诉权、获得行政裁判权和得到公正裁判权。它是对公民独立人格的肯定、是对公民与政府新型平等关系的确认、是对公民“行政权益”的保障。行政诉权应当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自然权利的延伸，和其它诉权一样是一种反抗压迫和专制强权的权利，它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并为宪法所保障。现代行政法中，民主、宪政理论不断发展，“个人权利”逐渐成为公众话语的趋势，公民有权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与政府平等对话，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原告和被告在法律框架内充分行使诉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双方在行政过程中行使自主的权利或权力的一种延续。”⑤行政诉讼当事人的和解如果排除其诉讼法上的特殊性，则与诉讼前一般的行政活动并无本质差别。从它们都受到行政法治原则支配的角度看都是一致的。为根本上解决纷争，当事人可能不限于对被诉行政行为本身进行商谈，其他相关的因素和事项可能一并考虑。最终的和解方案中被诉行为只是一个环节，协议为双方设定了新的权利义务和行政活动内容，相对人诉权在和解中得以最大展现。

（二）行政诉讼经济的需要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国家任务的膨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调整领域的扩大，人民权利保护范围的扩大，公民意识的增强等原因导致诉讼爆炸，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法院与当事人负担日益加重，程序进行严重停滞，如何追求以最少之人力、物力、时间，达成最佳及最终之解决纠纷，已成为诉讼制度创设时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⑥显然，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它不仅有利于相对人及时解决其与行政机关的纠纷，减少不必要的诉讼成本支出；而且还不会导致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敌视、对抗情绪，从而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整个社会的成本支出。“诉讼对当事人是昂贵的，除了直接的法院成本和精力，因此人们可以预计理性的诉讼当事人可能会发现和解符合他们的利益。”⑦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行政相对人是否选择诉讼、选择在何时进行诉讼以及是否继续进行诉讼都是以其自我利益的最大限度追求为唯一目的的。如果某一项制度的选择符合其利益的最大限度的追求，那么毫无疑问，他就会理性地选择它。任何诉讼都必须花费一定的成本，而判决的成本要

比和解的成本大得多。诉讼权利包括实体权力和程序权利。诉讼的目的最终是实体权利的实现。但程序权利的正当行使却可以对实体权力的实现以最大的优化。和解可以钝化矛盾，尽快结束行政诉讼程序，以实现自己诉讼利益的最大化。对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乃至法院都应是理性的追求。

（三）行政诉讼效能的需要

行政诉讼制度乃至于整个诉讼制度的基本目的都在于判解纠纷，行政诉讼中所有的制度设计、规范构成、诉讼行为都必然要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关于判解纠纷与维护权益、促使依法行政，前者是最为直接、具体的价值，后者则是间接价值、抽象价值，只有当具体的、直接的价值实现后才可以进一步探讨间接价值和抽象价值问题。同时，后者是一个无法用具体标准予以证明的价值，而解决纠纷是最为现实的价值。行政诉讼中原告与被告的和解是以非常现实的方法解决了二者的纠纷，提高了行政诉讼的效能。在私法上，作为纠纷的解决方式，和解与调解已经获得普遍认同和广泛应用。可以说，在倡导意思自治的私法领域，和解与调解已经成为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方式。和解与调解是由当事人自主协商、互谅互让、真正合意的结果，从而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当事人的意愿。与司法裁判相比较，和解与调解具有迅速、彻底解决纠纷，稳定法律秩序的社会功能。行政诉讼判决与和解具有相同的目标，即合法性的实现，更多外在表现为对合法权益的保护。裁判具有宣示的功能，它可以体现国家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对合法行为的肯定评价。虽然当事人行为对裁判结果有制约和影响，但法官的判断居主导地位。和解依赖于当事人的能动性，追求对抗的完全消除。两者都有各自适宜的案件范围。有的案件不允许以和解方式解决，而有的案件和解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三、行政诉讼和解建立的现实可行性

（一）现代公共行政已从单纯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行政诉讼中能否实现和解的最大理论障碍，乃在于认为被告一方为国家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是一种公权力性质的行为方式，行政诉讼所解决的争议都是以行政权为核心而发生的，允许进行和解就有可能涉及公共利益问题，因此，它并非如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那样，可以自

由地处分“自己”的利益，故显然不存在和解的基础。传统行政法以行政权为核心展开其理论体系，凸现国家对个人的干预行政。行政机关与相对人，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具有明显的对立性，两者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显然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是完全不可能的。

到20世纪中期，尤其是70年代以来，这种强制——服从的行政关系受到了外部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一些西方国家展开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并成为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新公共管理关注政府实施的各项计划、项目的有效性，表现出一种目标导向的趋势。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管理组织和部门，公共权力随着公共管理的社会化而社会化，众多的非政府的公共管理组织成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特别是第三部门的兴起，填补了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上的很多缺失，同时也为行政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多样化的手段和路径。现在比较时髦的民营化、公私合作以及外包等，都与第三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成为一种新型的实现行政目标手段，被政府越来越多地倚重。⑧与此同时，行政法的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法之任务不再限于消极保障人民不受国家过度侵害之自由，而在于要求国家必须以公平、均富、和谐、克服困境为新的行政理念，积极提供各阶层人民生活工作上之照顾，国家从而不再是夜警，而是各项给付之主体。”⑨

以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等行政活动的新型方法应运而生满足了现代行政法任务的需求。现代行政法在保留行政行为理论体系的前提下，发展出了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等行政活动，旨在解决现代行政中遇到的新问题。笔者认为，既然行政过程中行政活动能够以契约、协商的方式开展，为何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和解被严厉禁止呢？在此背景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表现为服务和合作的关系，一旦发生纠纷，两者在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诉讼中就存在相互妥协的余地，于是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就具有可行性。

（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大量存在 “广泛的裁量权与法治原则不相容，这曾经是一条古老的宪法原则，但是这一信条今天已不再被严肃对待，实际上人们也从未把它当真。”⑩由于现代行政管理面临的事务具有多元性、复杂性、可变性，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广泛存在并且渗透于行政过程的各个环节。由于行政本身具有执法的性质，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类似于法官形成判决的过程，即包含认定事实、适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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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决定的过程，其中必然渗透着执法者自由裁量的因素。既然在行政执行中，行政机关具有通过和解方式了结行政争议的权能，那么在法院主持下，行政诉讼的和解更加具合法性和合理性。行政裁量尤其有助于实现个别案件的正义，行政机关可以一方面斟酌法律的目标计，另一方面考虑具体的情况下，针对该个别案件寻求一个适当的、合理的解决。因为行政程序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大量存在，才使得行政主体能够在合理的范围内“处分”权力，可以在考虑合适社会成本的条件下作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为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达成和解留有空间。

笔者以为，自由裁量权与诉讼中和解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诉讼中和解是程序法上的一种制度，它是因为行政机关职权违法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公民个人利益，行政机关在法定权限内在不损害公共利益或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变更或撤销一个畸重或违法的行政行为与原告达成合意，而终止讼诉的行为。因此说诉讼中的和解是在自由裁量的范围内实现的，两者各有其独特的内涵，并不可以互相替代。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于争议事项具有裁量权。行政诉讼和解中被告行使处分权并非是对法定职权或职责的放弃，而是权力的具体行使，根据情况作出相应的灵活反应，可以看作是诉讼前已有的裁量权在诉讼阶段的重新启动和作用。在行政行为严格受法律约束的方面，被告没有裁量的空间，所以和解也被禁止。鉴于现代行政活动载量权的广泛存在，诉讼上的和解就有可能也有必要建立起来。

（三）我国审判实践中行政诉讼和解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