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效力

第一篇：谈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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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效力

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司法实践中，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人民法院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医疗行政主管部门对医疗机构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对于人民法院来说只是审理医疗纠纷的一种证据，但不是唯一证据。

持前一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在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下，只要医疗机构不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就是不能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和损害结果无因果关系，或者自己的医疗行为无过错，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只有医疗行为经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医疗事故的，患者才可以要求赔偿。如果不构成医疗事故，患者就无权要求赔偿，医疗机构也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⑴。

笔者持后一种观点。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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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鉴定结论有其主观性的一面。鉴定结论是鉴定人运用专门的知识和科技手段，根据送检的鉴定材料，有针对性地进行检查、测试、鉴别分析后作出的一种结论⑵。虽然鉴定结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鉴定是由人完成的，是人的主观认识客观的结果，鉴定人的认识能力、认识条件对其结论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影响，鉴定结论的得出并不必然与客观事实一致，因而不是绝对正确的。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一种，在英美法系国家与普通证人证言并无本质的不同，能否被采纳完全由法庭决定⑶。

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仅是一部行政法规。大家都知道，医疗事故鉴定一直是患者打医疗纠纷官司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当初，《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因为种种不合理的规定没少让患者作难。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台，与其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倒不如说是“被逼无奈出闺阁”。因为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仍然存在着“革命不彻底性”⑷。“医疗事故”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对行政责任的界定。“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侵权行为法或一部专门性的立法来调整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样一部行政法规来调整完全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显得力不从心”⑸笔者认为，当《民法通则》对于医疗损害的赔偿无具体明确的规定时参照其适用无可厚非，这也是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的权宜之计，但是，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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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出鉴定结论的医学会与被鉴定的医疗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看似中立的医学会实际上并非完全独立于医疗卫生系统，国家每年只拨给医学会很少的运作经费，医学会得以正常运作仍然要靠医疗卫生系统的支持。因此，医学会不敢得罪“后台老板”。其次，医学会所组织的鉴定专家几乎全部是卫生系统的医生，如此换汤不换药的改革自然难以根治医疗事故鉴定之痼疾。所以难怪有人说，以前是“老子给儿子鉴定”，现在是“老子给侄子鉴定”，或者说是“兄弟姐妹相互鉴定”。再者，我国立法关于鉴定机构责任制度的规定存在重大疏漏，《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是现行法律中唯一关于鉴定人法律责任的规定，但具体如何承担，无从而知，从而导致鉴定机构及鉴定人的不负责任。如一位专家曾在媒体上自曝了医疗事故鉴定的“潜规则”：一是对于责任不很明显的，鉴定组一般会本着“放一马”的原则，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二是对于给患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医院过错很明显的纠纷，避重就轻降低事故等级；三是民营、公立医院区别对待。由于鉴定专家大多数来自公立大医院，对跟公立医院抢生意的民营医院本来就没好感，再加上民营医院的一些医生水平确实存在问题，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了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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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高法院关于证据规定的效力高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是对医疗纠纷的处理规定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从法理上来说，最高法院对处理医疗纠纷的司法解释是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其效力显然要比行政法规高。也就是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效力比《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效力要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通过法庭质证。”、“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⑺。否则，就是鉴定牵着审判的“鼻子”走，是鉴定人员代替法官行使审判权。

五、法官有权依据实践经验审查判断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并对不合情理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或部分采信。按照《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法官有权对鉴定结论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并可依据审判实践经验审查医疗事故鉴定人员、组织、程序及结论的合法性，作出自己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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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断，对不合法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对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或者构成医疗事故但认定承担部分责任的，法官可以依照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对医疗过错作出识别和判断，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全部不予采信或部分采信。这就是司法认知原理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的应用⑻。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与《民法通则》相抵触。《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关于“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是我国民法确立的对侵权行为造成损害予以救济的基本原则，也是法治社会对人权提供的最基本的法律保障，作为行政法规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不能与民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如果患者因医疗机构非医疗事故的行为受到了损害，医疗机构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那就不仅违反了我国宪法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且还会导致患者受到损害没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局面，这也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据《北京青年报》报道，鉴于患者在医疗纠纷案件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北京市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中，对于五种虽然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况，也将判决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①虽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认为医院在处理该病例时有明显的处理不当或者过失；②医院有修改病历的行为，造成鉴定结果不真实；③医院在治疗中由于使用了假药延误了患者治疗；④有证据证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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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患者救治的医务人员本身没有合法资质；⑤医院没有对患者和家属尽到告知义务的⑼。

六、医疗事故鉴定与医疗过错鉴定是并行不悖的两种证据。医疗机构提出医疗事故鉴定，患者可以同时提出医疗过错鉴定。由于两种鉴定方法有差异，医学会只鉴定是不是医疗事故，使用卫生系统的标准；而医疗过错鉴定是按法医鉴定的办法，它只认定有无不良后果、医疗机构有无过错、过错与不良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于是，同一个案例，医学会认为不是医疗事故的，医疗过错鉴定可能会认定医疗机构负全部责任。

所以，有专家建议，在鉴定渠道上不再区分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与司法鉴定机构的“医疗过错鉴定”，统一为司法鉴定机构的“医疗过错鉴定”；在适用法律上不再实行医疗事故侵权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条例》，其他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统一适用《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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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在法律适用现状没有改变之前，我们仍然要考虑不同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相矛盾时法院如何采信鉴定的问题。纵观世界各国医疗事故立法与司法实践，对于民事赔偿问题采用的最基本的原则都是“受害人有权要求加害人承担因其过失侵权行为造成的一切损害，从而使受害人恢复到如损害未曾发生的状态”⑾。这不仅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原则，更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根据我国《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医疗纠纷中实行责任倒置原则，即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以及是否造成损害，由医疗机构负责证明，因此医疗机构常常以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该条例是为了正确处理医疗事故而制定的，并非为了处理所有“医疗纠纷”而制定。因此对于医疗纠纷而言，笔者认为，首先应当看是否是医疗事故，如果是，根据最高法院的意见，就应当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如果不是，就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既然是医疗差错，医疗机构就肯定有过错，既然医疗机构有过错肯定是侵权行为，既然是侵权行为，医疗机构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医疗纠纷法律知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赢了网建议大家到问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必要时可寻求法律咨询网站的帮助。

来源：（谈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效力http://s.yingle.com/yl/3824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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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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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重要性

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指专门的技术鉴定机构对医疗单位所致的损害事件进行技术鉴定所作出的认定意见。就诉讼角度而言，它是专家证言，是民事诉讼证据之一。同时它又具有特殊意义。

第一，由于它自身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确定性，直接影响着对案件事实认定，往往成为法官借以查明案件的事实，认定案件性质的关键证据。

第二，它是鉴别、认定其他证据是否真实、是否可靠的重要参照标准和依据。第三，它是认识其他有关证据的重要手段，它以其专有的判断和认定方式，使那些初步具有证明作用的证据材料显现其在诉讼上的证据效力。

第三篇：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事故协议效力的认定

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事故协议效力的认定

作者： 朱立龙 陈 坤发布时间： 2011-03-24 09:37:0

5【案情】

原告：左某某。

被告：亭湖区某医院。

被告：许某某,韩某。

2009年12月，韩某将其坐北朝南四间砖瓦结构房屋的屋面翻新以600元的工程款承包给许某某。同月19日,许某某及原告丈夫等5人开始施工。当日11时20分,原告丈夫不慎从屋面坠落地面，随即被送至亭湖区某医院诊治。СТ检查报告单诊断为:L4前滑脱,右侧腰大肌肿胀。亭湖区某医院给予输液抗炎治疗,15时许，又进行了B超检查,B超报告单提示:腹腔内中等量的大量积液,拟诊为脾挫裂伤,1小时后进行急诊手术，此时伤者已失血性休克。术中发现脾脏破裂,伤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19时20分死亡。此后,原告与亭湖区某医院发生争执。在当地公安派出所干警主持下,亭湖区某医院与原告之子于2009年12月21日签订由亭湖区某医院一次性补偿原告方14000元费用,双方从此不再以任何理由追究对方任何责任的协议。次日,原告之子从亭湖区某医院如数领取了处理费用。

2010年7月，原告以其子与亭湖区某医院签订的协议显失公平为由诉至亭湖区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调解协议,并要求亭湖区某医院等被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21万余元。根据原告的申请，经法院委托，2010年10月,盐城市医学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定亭湖区某医院在诊治原告丈夫过程中,存在延误诊治抢救时机，抢救时间不足,抢救措施不到位等主要医疗过失行为，医疗过失行为与邱友林的死亡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应承担主要责任。

原告左某某诉称，韩某将其房屋的屋面翻建承包给无资质的许某某。其丈夫受许某某召集，为房屋进行施工时，从屋面坠地，后被送至亭湖区某医院抢救，因亭湖区某医院抢救不及时，导致其丈夫死亡。亭湖区某医院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亭湖区某医院以欺诈手段，与儿子邱永俊签订协议，显失公平，请求依法予以撤销。韩某将房屋承包给不具备资质的人修建，应承担赔偿责任，要求各被告连带赔偿医药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21万余元。

被告亭湖区某医院辩称，原告丈夫在我单位治疗过程中死亡属实。在抢救过程中，是原告延误了诊治时间。事发后，我院与原告方已达成了协议，该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协议，且我院已按协议履行完毕。故请求驳回原告要求我院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被告许某某辩称，其不是房屋修缮的承包者，也不是召集人，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韩某辩称，许某某找原告丈夫施工，其跌伤后死亡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不应承担责任。

【争点】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之子与被告亭湖区某医院在当地公安机关主持下签订的并已履行

完毕的协议是否应予撤销。

【审判】

亭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诊疗护理常规尽其职责为患方进行诊冶。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过失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单位应当作为赔偿义务人向患方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应当予以认定,作为定案依据。据此,被告亭湖区某医院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亭湖区某医院与原告之子虽就本起事故的赔偿问题达成协议,但是被告亭湖区某医院处于优势地位,而患方对医疗过失行为程度认知有限,协议书亦未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载明医疗事故的原因等,且协议赔偿数额明显低于实际应承担的赔偿数额,故应认定此协议显失公平,达成协议的行为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被告许某某不具备承包建筑或修缮房屋的资质，而承包修缮房屋工程，其对原告丈夫摔伤后抢救过程中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韩某将房屋承包给无资质的人修缮，其对本起事故亦应适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赔偿义务人没有共同故意或过失，故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丈夫亦不具备施工资质，在施工过程中，不注意自身劳动防护，其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010年12月29日，亭湖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撤销原告之子与被告亭湖某医院于2004年12月21日签订的协议；

二、原告丈夫的医疗费1875元、处理事故的误工费150元、交通费500元、丧葬费9101元、死亡赔偿金950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合计146706元，由被告阜宁县第二人民医院赔偿原告左某某117364.8元，扣除已赔偿14500元，实际赔偿102864.8元；被告许某某赔偿原告左某某5000元；被告韩某赔偿原告左某某4000元，均限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兑现完毕。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服判，没有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是一起农村常见的房屋修建过程中造成的人身损害，后在医治过程中因医疗过失行为引发的医疗事故损害纠纷案，就原告之子与被告亭湖区某医院所签订的协议效力，形成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亭湖区某医院与原告之子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的赔偿协议，原告之子不存在受协迫、欺诈的情形，且该协议已履行完毕，协议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应为有效协议，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之子与被告亭湖区某医院虽是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的赔偿协议，但亭湖区某医院在签订协议时，没有告知原告之子此次医疗事故的原因等，违反了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误导了原告之子，使原告之子在与被告亭湖区某医院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故该协议应予撤销。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原告之子与被告亭湖区某医院签订的协议存在“重大误解”。

《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

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合同法》第54条对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形作了补充,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人的后果与自已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关于重大误解的规定没有统一的尺度可共把握,笔者认为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民事

行为,应当指当事人在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民事行为的重要事项存在认识上显著缺陷,在此基础上而实施的民事行为。其构成从主观方面看,行为人的认识与客观事实存在根本性的背离;从客观方面看,因为发生背离,应给行为人造成较大损失。

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7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的,应当制作协议书。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和医疗事故的原因、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定的医疗事故等级以及协商确定的赔偿数额等,并由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上签名。”该条规定要求医疗单位在协调处理医疗纠纷时，应履行如实告知医疗事故原因、医疗事故等级等义务，防止在协调处理医疗纠纷时,院方利用其有利地位,隐瞒事实,误导受害人,损害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就本案而言，原告之子并非从事医务工作的专业人士,对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程度认知有限,对亭湖区某医院应承担何种责任并不明白,而被告亭湖区某医院对医疗行为存在的过失以及其过失与原告丈夫死亡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应当明知。而在公安机关的调解过程中，亭湖区某医院没有告知原告之子此次医疗事故的原因等，协议仅载明了赔偿数额,而对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和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及其等级未有提及。而此起事故事后经鉴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应承担主要责任。故原告之子在与亭湖区某医院签订协议时，主观认识上存在显著缺陷,符合重大误解的构成。

二、原告之子与被告亭湖区某医院签订的协议存在“显失公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从司法实践看，显失公平必定是某种原因造成的结果,原因可以是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等。那么,对于以金钱给付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关系,由于上述原因导致应履行与实际履行偏离至何种程度,即应认定为显失公平,目前尚无法律规定或规范性文件可供参考。笔者认为,向上高于应给付数额的4倍,向下低于应给付数额的1/4倍,即可认定为显失公平。就本案而言,被告亭湖区某医院利用自已作为医疗单位的优势及有利地位和原告之子没有经验的弱点，与原告之子签订协议，仅赔偿了原告1万余元,而实际依法应赔偿14万余元,数额过于悬殊,足已说明该协议显失公平。

三、公安机关进行调解签订的协议可予撤销。

公安机关的基层派出所虽不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但其担负着大量的民间纠纷的调解工作，钝化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应是人民调解的一部分。但其主持签订的调解协议虽不具有法院作出的调解书的强制执行效力，也不具有不可撤销性，但当事人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对协议的效力，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从当事人有没有行为能力、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和协议内容有没有违反法律或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审查。当事人请求撤销公安机关主持签订的调解协议，必须符合法定情形才能得到支持。

本案中原告之子与被告亭湖区某医院签订的协议，是经公安机关主持调解，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但因原告之子在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并非原告之子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该协议也显失公平，违反了公平原则的法律规定，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至于协议的履行完毕是否影响原告撤销权的行使，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故该协议的履行完毕，不影响原告撤销权的行使。本案原告作为显失公平的受害人,在协议签订后一年内向人民法院主张该协议的撤销权，符合法律的规定，其请求撤销其子与被告亭湖区某医院签订的协议，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第四篇：关于鉴定结论可诉性问题

案情

2005年5月，徐某认为在某医院输血而感染“丙肝”，向某区卫生局申请行政处理，该局遂将该病例移交区医学会组织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2005年9月，区医学会作出鉴定书，认为徐某的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2005年9月28日，该区卫生局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审核表》。审核结论认为鉴定程序合法，认定鉴定结论，拟向患者发放《鉴定书》。徐某向其上一级医学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但因其不能提供有关材料，该上级医学会向徐某作出《终止医疗事故鉴定通知书》。此后徐某诉至法院，认为该区卫生局未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对鉴定结论进行认真严格审核，所作出最终审核意见的具体行政行为严重违法，侵犯了徐某的合法权益，故诉请法院要求确认被告某区卫生局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违法。

分歧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服，可否提起行政诉讼。第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可以受理；第二种意见认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审核行为不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徐某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裁定不予受理。

评析

对于该问题，目前司法界及司法实践存在不同认识。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的鉴定结论分为未外化的、外化的鉴定结论两种情形，实际上对这两种情形应区别对待。

一种情形是未外化的鉴定结论。未外化的鉴定结论是指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鉴定结论未向社会公开，而是作为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使用。徐某鉴定书就属于此种情形。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之规定，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医疗事故争议进行行政处理的法定职责。在此过程中，卫生行政部门在必要时可以委托医学会组织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也依法享有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申请再次鉴定的权利。由此可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性质属于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事故争议进行行政处理的依据之一，对这种鉴定结论的审核行为不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持异议，可依法定的方式途径寻求救济。未外化的鉴定结论是否对当事人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取决于行政机关最终作出的有关行政行为。如果行政机关未将该鉴定结论作为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当事人的权益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如果行政机关将鉴定结论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当事人权益才发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非常间接的，最终产生实际影响的是行政行为，所以未外化的鉴定结论不具有可诉性。

另一种情形是外化的鉴定结论。外化的鉴定结论是指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已向社会或者一定人群公开，并对当事人产生某种不利或者有利的后果。如果该当事人对此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五篇：也谈单位证明的证据效力

也谈单位证明的证据效力------单位证明在诉讼中的证据意义

单位证明是在司法实务中经常被作为证据使用的一种证据材料，有人将其定义为“以单位名义出具并加盖单位公章，意图证明案件某一事实的书面材料。”○1笔者认为，应当从制作时间上把单位证明和书证区分开。单位证明是依他人请求而制作的证据材料，而书证则是提取书证前已经存在的客观证据。故应当把单位证明定义为：单位依他人请求而制作，加盖单位公章，意图证明案件某一事实的书面材料。

单位证明不是法定证据形式--既不是书证，也不是证人证言。《民事诉讼法》

第63条规定的7种证据形式中没有单位证明。司法实践中虽然常以单位证明作为证据使用，但应当将此视为司法程序不规范的表现。有法官及学者指出：“诉讼中产生的一种‘单位证明’，不符合法定的证据种类。因其制作单位不具有自然人的属性，所以不属于证人证言；与书证产生的阶段不同，没有书证的客观性；亦不具备公文的特征。司法机关对‘单位证明’的制作者规避法律之责任难以追究。‘单位证明’不符合证据规则，不具有证据的效力，更不能认定为定案的依据，属于不伦不类的案卷材料，应坚决的摒弃在证据行列之外。”○2笔者认为，从法理上讲，以上论述是正确的；但基于目前单位证明仍在司法实践中常被使用的现状，在通过立法予以规范以前，可对不同类别的单位证明区别对待。我们根据证明内容来源的不同，将单位证明分为两类：

一类是依据本单位所保有的书证、物证、视听材料等原始证据而出具的证明。这类证明的基础是书证等其他原始证据，其性质是通过转述方式生成的传来证据。单位对所出具的证明与原始证据的一致性负责。此类证据的真实性是能够得到验证的。对此类证据的效力认定仍应区别对待：对于国家机关、单位依职权出具的证明，如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的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等，法院可推定其具有证据效力，当事人可举证予以推翻；对于其他的单位证明，如用人单位出具的工资证明等，法院可按照一定的程序确认其效力：或者对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核对其与原始证据的一致性。

另一类是依据单位有关人员的看法、观点、回忆等所出具的证明，如职工表现证明、有关情况证明等。此类证明虽以单位名义作出，但实际上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对案件事实的一种主观表达。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证明中没有写明其内容源于何人，仅以单位的名义作出。此类证据属于伪证人证言，一般没有证据效力：因为单位不能亲身感知案件事实，故单位不能作为证人；真正的证人隐藏在单位证明的背后，既不披露真实身份，更不出庭作证，当事人无法质证，法院对证明内容的真实性也无从认定。另一种是署上个人姓名，或者表明证明内容为何人的意思。此类“单位证明”则为加盖了公章的书面证人证言，应依照证人证言的审查程序进行审查。

○1李波 李忠怀：《对诉讼中“单位证明”效力的初探》，载于中国法院网，发布时间：2007-03-07。）

○2同上。

（作者：卜越，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Ｅ-mail:by1230@163.com）单位证明在诉讼中的证据意义

来源:检察日报

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以单位名义就涉案事实出具的证明。这些证明是否应当视为证据？视为哪一类证据？其证明力如何？应当如何审查、采信？厘清上述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单位证明的性质

1．单位证明在本质上属于传闻证据。实务中，单位证明的制作时间，一般为诉讼准备阶段或者是诉讼过程之中；其制作目的，一般是为了直接证明某一案件事实，而不是记录某一涉案事实或者促成某一涉案事实；其内容一般为综合、概括本单位所持文书、档案记载内容，或者转述单位员工对某一案件事实的记忆、陈述，或者陈述本单位曾承办的业务活动情况，或者表达本单位对某一案件事实的专业技术判断。应当说，无论单位证明的证明内容是什么，单位证明的证明源都不是单位证明本身，而是单位证明所依凭的文书、档案等书证或者单位领导或普通员工的陈述、转述等证人证言。因此，笔者认为：单位证明在本质上属于传闻证据。

2．单位证明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书证。书证是指以物品上的文字、符号、图画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说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毫无疑问，并非所有以书面形式记录的证据，均为书证，如证人提供的书面形式的证言，就不能仅因为形式原因而视为书证。一般而言，书证应当形成于案件发生过程之中，伴随案件事实的发生而形成，它以其文字内容反映案件事实。

单位证明则一般形成于诉讼过程中，其形成目的不是为了记载或者促成案件事实的发生，而是在诉讼过程中应一方当事人请求或者法庭、仲裁庭的要求，为了证明某一待证事实，而承担单位证人的角色，以单位名义，根据单位的文书、档案、工作记录等书证或者单位工作人员的介绍，以编辑者、陈述者、记忆者、转述者的身份，直接证明某一案件事实。正是因为单位证明不是直接以诉前存在的文字、材料为依据证明案件事实，而是以单位对某一案件事实的概括、陈述作为依据，证明某一待证事实；因此，严格意义上讲，单位证明是单位出具的证词，它不以案件事实本身或者案件曾经的印迹作为证明依托，而是以单位对案件的了解、判断作为证明的依托。据此，笔者认为，单位证明在本质上不是书证，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证。

3．单位证明的具体性质应当根据其证明内容渊源，区别不同情况归类。笔者认为，根据证明内容渊源，可以将单位证明作如下归类：

（1）准书证类单位证明。如前所述，这类证明的证明方式事实上是：出证单位声称其所持书证记载了该证明所转述的内容。本质上而言，这类证据还是传来证据，因为它的证明力不是源于单位证明本身，而是源于单位证明所依赖的文书、档案等书证。依传统的证据理论，可予排除、不宜采信。但考虑在特定的社会、司法环境下，要求每个当事人凡事都能自动提供书证档案，确实存在现实困难，如：公安机关的户籍档案，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档案，银行的存贷档案，就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取得相关部门加盖印章的复印件。如果不认可该类单位证明的证明力，在现实环境下，就可能有欠公允。鉴于该类证明的内容属于对书证内容的转述，应将其归类为准书证，赋予略低于或类似于书证的证明力。

（2）准证人证言。所谓证人证言就是证明人对自己所看到、听到的事实进行复制的行为。既然证人是对自己所看到听到的事实行为进行复制，那么，严格地说，证人也就只能是有听觉、视觉的自然人，证人证言应当是也只能是自然人就其了解的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单位是一个虚拟的主体，单位作为非自然人，本身并没有作为证人应当具备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陈述能力；单位本身也不可能作为证人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因此，单位依法不能作为证人提供证言。但事实上，不少单位证明是以第一人称叙述本单位承办或者参与了某一涉案事实，是其成员对某一涉案事实的办理或者发生过程的回忆、陈述、介绍。它的证明源并非单位本身的感知、判断，而是单位员工的感知、判断。这时，该类证明的证明力不是源于单位自身，而是源于作出原始陈述、汇报的单位职员。因此，这类单位证明在本质上属于单位转述的证人证言，应当还其证人证言的本色。

（3）咨询类意见。一些单位，如专业技术部门、业务主管部门、行政管理部门，确实在某些行业、某些领域，拥有超出一般水平的专业判断能力。如：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政策、法律的把握，建设部对房地产政策、法律的把握，卫生部对某一疫情严重程度、对某一保健产品的合法性判断，参与立法的专家或者某一领域的权威学者对某一专业事项的认知、判断。应当明确，这类材料不是证据，因为它不是在证明案件事实，而是在裁判案件事实；它起到的不是证明作为，而是解释、说明、判断、辅助裁判的作用。对类似的单位证明，笔者认为应当将其归入咨询类意见的范畴，比照专家意见处理。

■单位证明的审查、采信

1．对准书证类单位证明，应比照书证审查、采信规则处理。首先，应当赋予该类单位证明准书证的优势证明力，因为，从表面形式来看，它毕竟直接源于书证。在对合法性、关联性作出肯定判断后，如果一方提供该类单位证明，另一方虽然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足够的反证，也没有请求法庭或者仲裁庭调取、复核单位证明所依存的原始档案，就应当采信该类证据，认可其证明力。其次，应当赋予反驳方申请法院或者仲裁庭调取、复核原始书证的权利。这是因为单位证明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证；单位本身完全可能受种种外因影响，难以恰如其分地准确概括、引用所持书证内容，甚至基于种种原因凭空或者歪曲出具单位证明。

正是考虑到这种客观情况，就应当赋予反驳方申请法院或者仲裁庭调取、复核原始书证的权利。如果出证方以国家秘密、商业机密等理由拒绝当事人自行查

阅相应文件、档案，甚至拒绝法院、仲裁庭的调证要求，就应当排除该类证据的证明力。

2．对准证人证言类单位证明，在当事人提出异议时，应当直接排除，但应当同时赋予出证方另行提供证人证言或者恳请法庭通知单位员工出庭作证的权利。这里有两个考虑。第一，在当事人提出异议时，如果不直接排除该类证明，那么，反驳方根本无从质证、反驳，无法保障其享有完整的质证权利。第二，在反驳方提出异议后，法庭或者仲裁庭应在裁断排除该类单位证明时，行使释明权，允许出证方另行提供证人证言或者恳请法庭通知单位员工出庭作证。

3．对咨询类意见，在目前的法制规则中，不宜将其视为证据，而应当将其视为辅助法庭、仲裁庭认识案件的参考意见。应当说，咨询类意见本身不反映案件事实，它反映的是出证单位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判断。因此，在本质上，该类单位证明不得作为证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