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外逃贪官数量3年前已达1
外逃贪官数量3年前已达1.8万人 携款8000亿元
从APEC高官会中方积极推进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运行，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G20领导人峰会以及与新西兰总理讨论反腐合作，无论是在国际会议与国事访问期间，还是公安部的专项行动中，“反腐”这一热词不断被提及。中国百姓发现，国内“打虎”、国外“猎狐”，中国反腐“内外并举”的趋势逐渐明晰。这也就意味着，通往“避罪天堂”的路越走越窄，贪官可逃之处越来越少。
怎么谈？习近平出访澳新斐 推动反腐合作
海外“猎狐”不比国内“打虎”，面对的国家制度各异。近日，中国积极与贪官外逃可能去往的国家建立合作机制，加紧密织海外反腐的天网。
出访三国皆谈及反腐合作
20日，在出访新西兰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举行会谈时强调，双方要加强防务、执法交流，在打击腐败、追逃追赃等方面开展合作。而在习近平出访澳大利亚期间，澳方表示愿意加强两国防务和司法执法合作。习近平出访斐济时，表示中方感谢斐方协助中国政府开展海外追逃追赃工作，希望继续加强两国执法合作。
事实上，从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算起，中国国家元首在外交场合多次推动海外反腐工作。
G20会议通过反腐行动计划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刚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闭幕。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G20领导人通过了一份反腐行动计划，同意建设反腐败合作网络，包括扩大相互间的司法支持、搜寻和返回腐败所得收入，以及严防出现腐败官员的“避难所”。
中国反腐败问题研究学者、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认为，G20会议通过反腐行动计划是一个重要信号，有力证明中国反腐败已经全面、系统、规模化地走向国际合作过程。
李成言还表示，此次G20各国在返还腐败资产上达成共识可以说是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突破。“资产的返还是我们在国际上反腐败非常重要的一个斗争，因为资产返还这个钱绝不是少数。”
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明明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领导人在外交场合承诺进行反腐合作非常重要，可以产生强大的国际上的道义与舆论压力，使得个别国家“不再拿体制与法律不同来说事儿”，克服困难加强反腐合作。
借力APEC设置“反腐议程”
从APEC高官会开始，中国推进海外反腐合作的努力就越来越多地被舆论关注。舆论认为，中国的重要性使它能够在多边会议上推动自己关切的议程，尤其是在其担任东道主时。
11日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各方承诺“通过引渡、司法协助、追回腐败所得等手段”消除腐败，还提出加强与腐败官员及其非法所得跨境活动相关的信息共享，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方面合作。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也于日前正式运行。
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如何运作，如何发挥作用？监察部网站消息称，一是建立日常联络机制，加强各经济体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联络人之间的沟通联络。二是开展对腐败、贿赂、洗钱和非法贸易犯罪的调查、起诉和资产返还方面的务实合作。三是通过研讨交流，收集汇编典型案例、侦查技巧与手段等，加强专业培训，提高反腐败执法合作人员能力。
美加两国与中国合作追逃
在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会见加拿大总理哈珀，哈珀表示加拿大无意收留逃犯，愿意在遣返方面同中方开展合作。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时，两国元首重申双方将加强执法合作，继续在追逃追赃等方面开展合作。
加入国际反腐败学院提升反腐能力
与海外反腐的努力几乎同步，国际反腐败学院宣布中国已经申请加入该学院。据国内媒体援引该学院院长的话报道，目前程序已经履行完毕，中国于本月正式成为该学院签署“建立国际反腐败学院协定”的缔约国，成为该学院一员。
国际反腐败学院于2010年9月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以南15公里的拉克森堡。这是全球第一所反腐败的国际学院，由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奥地利政府、欧洲反诈骗局等机构共同倡议成立，国际刑警组织大力支持。
国际反腐败学院提供反腐败教育和专业培训，促进对腐败所有方面的深入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缔约国提供打击腐败方面其他相关形式的技术援助、促进国际合作和建立网络。
北京师范大学（微博）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告诉北青报记者，加入国际反腐败学院可以更广泛地与各国就反腐败进行人员和学术交流，也是中国旨在提升自身反腐能力建设上的重要一步。
如何抓？ “猎狐行动”抓288人 距“最后通牒”时限剩一周
境外追逃的实战力量是公安机关。反腐海外织网也是为公安机关实施境外追逃追赃铺路架桥。随着公安部门通过专项行动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抓回外逃贪官，贪官可以隐匿的“避风港”越来越少。
从56个国家和地区抓288名逃犯
本月17日，公安部网站公布，全国公安机关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代号“猎狐2014”）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已从美国、加拿大、西班牙、阿根廷、韩国、泰国、香港、台湾、南非、尼日利亚等56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288名，其中，抓获潜逃十年以上的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21名，从美国、加拿大、日本、比利时等发达国家抓获84名，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126名。
在反腐败的大背景下，公安部对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备受舆论关注。而事实上，这一行动抓回的贪官并不少。
公安部表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建立执法合作网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将“猎狐2014”向纵深推进。
多省公安部门“晒”猎狐成绩单
据北青报记者查询各省公开报道，省级公安机关已陆续披露了一些外逃人员自首或被逮捕归案的消息。
山西省公安部门成功将两名公安部B级逃犯孔彬和朱玉杰劝返，11月1日，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节目介绍了警方劝返和缉捕的过程，也从侧面披露外逃人员的逃亡经历。两人逃亡10年自首归案。疑犯自述称，飘荡2年后，在南非办了工作居留，花费100多万美元买了别墅，却遭一伙持枪歹徒闯入抢劫，自称在外“生不如死”。
11月，赴泰国缉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的湖南“猎狐2014”追逃小组展开工作，“美洲矿业”传销案、深圳“云数贸”传销案6名嫌疑人顺利归案，报道称，“猎狐2014”专项行动湖南省“行动办”首次境外缉捕行动取得圆满成功。
被公安机关“猎”回来的“狐”还包括：潜逃境外14年的某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行长余国蓉，从泰国被逮捕归案；隐匿韩国的中国海运(集团)韩国釜山公司原财务经理李克江；还有在斐济被逮捕的轰动一时的“美女高管”、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怡等。
公安部“最后通牒”时限还剩一周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公安部表示，自通告发布以来，共有66名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主动回国投案。
目前，与“最后通牒”中所规定的期限还有一周的时间。根据《通告》，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14年12月1日前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通过驻外使领馆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自愿回国的，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公安部表示将积极通过移民（微博）遣返、引渡、劝返等多种渠道，充分运用各种措施，不断实现境外追逃工作新突破。在12月1日前拒不投案自首的，公安机关将尽最大努力将其缉捕归案，并依法从严惩处。藏在哪？ 美加澳曾是首选藏匿地 避罪天堂渐成末路
对于外逃贪官的去向，黄风告诉北青报记者，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外逃贪官比较多的藏匿地。有分析称，这三国是传统移民国家，生活质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另一方面，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司法合作方面曾较为疏离。
李成言则分析认为：“在外逃贪官中，那些身份高、案值大者，多看中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身份较低者则选择拉美、非洲、东欧或者周边国家，例如泰国、韩国。
随着海外反腐的大力推进，目前，很多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反腐合作机制，或者至少已经形成合作意愿。
APEC经济体中包括了中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智利、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G20成员国包括，八国集团成员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作为一个实体的欧盟和澳大利亚、中国，以及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南非、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韩国、土耳其。
中国和澳大利亚尽管没有签署引渡双边协议，但由于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所以两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进行合作。对于美、加两国来说，据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黄树贤介绍，尽管中美、中加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但是中国已与美国、加拿大建立了司法与执法合作机制。此外，这三个国家也是AEPC和G20的成员，共同承诺加大反腐国际合作力度。
黄树贤在介绍下一步工作时曾表示，要建立动态的外逃人员数据库，及时掌握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情况，开辟专栏，广泛接受海内外的举报。此外，还要将追逃追赃工作提升至构建国家间政治与外交关系的战略高度，加快引渡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资产分享协定等的谈判、缔约、履约进程，建立与有关国家的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据此可预计，贪官可逃之地将越来越少。
多少人？ 中国外逃贪官有多少 尚未发布确切统计
第一问：中国外逃贪官到底有多少？
权威部门一直没有发布完整、确切的统计。据媒体报道，中国有关部门2006年掌握的情况显示，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在800人左右，涉案金额近700亿元人民币。
另据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裸官”在内的各种贪官等有1.8万人外逃，携带款项8000亿元人民币。
第二篇：贪官外逃论文
金融1103班
2011030477
于帅军
根源抓起各方联手整治贪官外逃
贪官问题可谓是一直贯穿着中国的历史，有了权力便容易滋生腐败，传统的打击治理手段已经越来越难治理当今的贪官问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贪官问题更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贪官逃避刑罚的手段更可谓是层出不穷，其中贪官外逃已经成为贪官逃避制裁的温床。
贪官外逃不仅造成国家巨额的财产损失，更影响了司法的公平公正，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声誉。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某些贪官携款出逃后“成功”地逃避了国内刑法的刑事追究，当他们逍遥法外并在一些发达国家享受纸醉金迷的高档生活的消息传回到国内的时候，可想而知会使多少心存侥幸的“潜在”腐败分子冒险效仿。官员贪腐后纷纷外逃，不仅会严重败坏党风党纪，更会降低政府和法治体系的公信力，减低人们对于社会公正的信心。随着更多的公务人员廉洁奉公的信心和决心被动摇，我们的社会面临着伦理丧失和道德崩溃的危险。整治贪官外逃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贪官外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贪官外逃的问题，但在治理该问题上扔存在许多难点。
首先是出逃的机会太多。外逃的前提要有护照，但对他们来说，办几个护照根本就不算问题，也不需要自己操什么心。目前中国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机会非常多，成为‘干部福利’，有些贪官正是利用这些名正言顺的机会外逃。
其次任何贪官的背后都会牵涉不少人，出逃不仅仅是保护自己的问题，而是为了保护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更高级别的领导。这便导致了官官相互情况的出现，于是明明知道有人要外逃，也不加以制止，更不会向相关部门通报消息，对其外逃的准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还暗中相助。
再者如今国际反腐尚未达成共识，在没有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对于外逃的贪官，只能采取“友好合作”的方式遣返。这就为贪官引渡造成许多困难。
想要治理贪官外逃问题必须从源头抓起继续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针对容易诱发贪官外逃现象的具体体制、制度和薄弱环节，通过改革建立起良性的权力运行机制。
（一）加强国际司法合作，严厉打击外逃贪官
一是修改和完善相关国内法律。二是加快与其他国家签订引渡协议和司法协助协议。重点加强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成员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签订引渡条约。因为这些国家物质生活丰富，社会现代化程度高，成为外逃贪官的天堂和聚集地。三是建立联合侦查机构，进行跨国联合侦查。
（二）加强对出境资本的监督和管理
遏制资本外逃，需要各有关部门加强协调，齐抓共管，特别是银行系统要建立大额资金转移监测制度，实施金融交易报告制度。我国应采取措施消除多头管理的现状，明确国家外汇管理局作为全国管理外汇资金的责任部门，对进口付汇的报关单位严格查验其真实性。完善外汇管理制度，对国内出境的外汇进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对在国外的外汇必须加强监督和审计，对公职人员的境外财产进行监控或审查。
（三）加强对公职人员出境和护照的管理
针对我国目前出境和护照管理存在的漏洞，应加强对护照、签证等出境证件的管理，对领导干部护照、签证进行登记备案制度并由专门的审查机关进行必要的审查。要重点加强对县处级以上政府和国有企业公职人员因公护照和因私护照的管理，建立全国各地边境关口联网的可疑名单制度。同时，加强边防和海防管理，严厉打击各种各样的偷渡行为。此外，还应在全国推行“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真正建立起防止贪官及其配偶、子女外逃的防控体系。
（四）建立和完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
针对我国公职人员在财产申报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要改革官员财产申报主体粗略、范围狭窄、形式单一等弊端，对官员的财产申报等制度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和完善。在财产申报主体上，不应当限定在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省部级领导干部”，而应当延伸为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财产申报范围、方式上，申报的内容应当为所拥有的财产而非仅仅是收入，包括动产、不动产、债权和债务等，同时，扩大对官员家庭共有财产及家庭成员是否在境外有存款或购置财产等方面进行申报。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惩处机制，对拒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家庭财产的公职人员，根据情况轻重给予相应的纪律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外，要建立和完善党员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移居海外的报告和备案制度。
但以上措施毕竟还是治标不治本，从客观上看，贪官外逃现象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演化出的一种新的腐败孽胎和社会病。处于经济急遽转轨的中国社会，新旧体制相互交错、碰撞，体制、机制和制度中的某些层面呈现出失缺、倒错状态。少数政府官员、国企管理者以及经济、金融系统的工作人员钻了体制转轨进程中的种种漏洞，通过贪污受贿等大肆攫取非法财富。
主观上一些领导干部乱了阵脚，失了方寸，精神支柱向私欲倾斜。外逃贪官中，相当一部分人早已背叛了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信念，与党和国家离心离德。相反，他们异常迷恋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发生动摇，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身之本。于是，他们趁大权在握时狠捞一把，积极为自己准备“后路”。
想要在根本上杜绝贪官外逃还要加强干部的思想建设，必须狠抓党政干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强化理想信念教育，高筑拒腐防变的精神堤坝。
只有从源头抓起、标本兼治、各方联手才能杜绝贪官外逃情况的发生，贪官外逃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民心向背，党和政府必须下狠心、下决心、揪到根查到底，彻底治理贪官外逃。
第三篇：如何治理贪官外逃论文
如何内外联合治理中国贪官外逃
班级：工管
1102
学
号
:201117060064
姓
名
;
刘
岩
摘要：中国贪官外逃问题始自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期。贪官外逃案件频繁发生不仅给中国造成许多经济危害造成大量资金的外流，而且造成许多政治影响危害中国的正常司法和法律权威
据２００４年商务部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４０００人，携走资金约５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５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通过加强国际司法合作进一步打击贪官外逃，使得近年来收获到不少成功案例。这些案例，对中国加大打击外逃贪官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第一，贪官外逃现状。
在我国，因为司法制度等原因，对于外逃的腐败犯罪分子，中国司法机关常有“鞭长莫及”的苦恼，因此，外逃已成为腐败分子躲避法律制裁的一个绝好选择。外逃官员中不光有金融系统、国有公司等经济部门的干部，也有政府机关的官员。今年春节前夕，又一个官员外逃的惊天大案浮出水面——有媒体披露，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外逃，随着这名行长外逃的是，高达６亿元的资金“神秘蒸发”了。
那些“捞了就跑”的贪官，往往选择欧美等发达国家作为外逃目的地，在那里他们用卷走的巨额财富，过着自在逍遥的奢华生活，比如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曾任温州市副市长的女贪官杨秀珠就逃往美国，利用腐败资金在纽约购置了多处房产。
美国ＦＢＩ高层岑曾为此表态，向贪官传达了一个明确信号，即美国并不是贪官外逃的天堂，只要触犯了中国法律，不论你逃到什么地方，总会被捉拿归案的。这无疑对打击外逃贪官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我们也不能高兴过早，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打击贪官外逃，我们在积极争取国际合作的同时，更需要眼睛向内，因为打击腐败关键还在国内，还在强化反腐制度上。
第二，治理贪官外逃的机制与措施。
治理贪官外逃需要国内预防和国际合作双管齐下,内外联合，既应注重加强引渡领域的国际合作，加大打击外逃贪官的力度，更要重点加强对流出资本和出境护照、签证的监管；同时，还要逐步完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探索建立刑事案件缺席审判制度。
（一）外部;加强国际司法合作，严厉打击外逃贪官
作为打击跨国腐败的国际性公约，我国于2003年分别加入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应当充分利用两个公约中规定的打击跨国腐败的国际合作机制，加快与外逃贪官经常逃往国政府的谈判和协商，订立双边或多边国家间引渡条约，使外逃贪官无处可逃。一是修改和完善相关国内法律。二是加快与其他国家签订引渡协议和司法协助协议。重点加强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成员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签订引渡条约。因为这些国家物质生活丰富，社会现代化程度高，成为外逃贪官的天堂和聚集地。三是建立联合侦查机构，进行跨国联合侦查。
（二）内部;加强对出境资本的监督和管理
遏制资本外逃，需要各有关部门加强协调，齐抓共管，特别是银行系统要建立大额资金转移监测制度，实施金融交易报告制度。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先后颁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
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管理办法》，这些规定和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金融机构在对外资金流动中的监督和管理作用。我国应采取措施消除多头管理的现状，明确国家外汇管理局作为全国管理外汇资金的责任部门，对进口付汇的报关单位严格查验其真实性，对金额超过10万美元或20万美元的报关单位进行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核验，对弄虚作假的单位及利用单位账户外逃资金的腐败分子通知相关部门严肃查处。此外，还应完善外汇管理制度，对国内出境的外汇进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对在国外的外汇必须加强监督和审计，对公职人员的境外财产进行监控或审查。
（三）内部:加强对公职人员出境和护照的管理
针对我国目前出境和护照管理存在的漏洞，应加强对护照、签证等出境证件的管理，对领导干部护照、签证进行登记备案制度并由专门的审查机关进行必要的审查。要重点加强对县处级以上政府和国有企业公职人员因公护照和因私护照的管理，建立全国各地边境关口联网的可疑名单制度。同时，加强边防和海防管理，严厉打击各种各样的偷渡行为。此外，还应在全国推行“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真正建立起防止贪官及其配偶、子女外逃的防控体系。
（四）内部:建立和完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
针对我国公职人员在财产申报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要改革官员财产申报主体粗略、范围狭窄、形式单一等弊端，对官员的财产申报等制度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和完善。（1）在财产申报主体上，不应当限定在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省部级领导干部”，而应当延伸为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2）在财产申报范围、方式上，申报的内容应当为所拥有的财产而非仅仅是收入，包括动产、不动产、债权和债务等，同时，扩大对官员家庭共有财产及家庭成员是否在境外有存款或购置财产等方面进行申报。（3）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惩处机制，对拒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家庭财产的公职人员，根据情况轻重给予相应的纪律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要建立和完善党员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移居海外的告和备案
（五）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从打击外逃贪官的角度来看，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刻不容缓。只要不与国际人权公约的主旨相悖，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相关经济犯罪，结合中国国情，可探索设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为防止缺席审判权的滥用，对严重犯罪的缺席审判，还应附加证据标准、案发年限等一系列限定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判决文书的公正性与公信力。因此，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既可以使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与国际接轨，又有利于打击和防范外逃贪官。
应此，随着我国的制度建设的逐步加强和完善，外逃贪官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贪官外逃”这一新的腐败样式再也不会是贪官们的温床。正如原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所言：“对于那些仍然抱有侥幸心理、继续潜逃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无论他们逃到天涯海角，都要将其抓获归案，绳之以法！”
第四篇：防治贪官外逃,中纪委该如何出招
防治贪官外逃，中纪委该如何出招
（转载：蝶梦流年的博客）
中国官员因经济犯罪外逃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20多年来，中国出逃官员最高级别至省部级，案件多发区集中在与经济相关的政府部门、国企和金融机构。出逃官员，尤其是高官的最终落脚点多为发达国家，出逃前多有筹划，部分官员已经“裸官”，出逃前妻儿甚至亲戚都已定居国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追逃网络逐步铺开，贪官外逃越来越难。（新京报3月2日）
盘点这些年贪官外逃案例，不难发现有四个规律：一是外逃贪官呈现出级别由高向低、从“热衙门”向“冷衙门”蔓延的趋势。二是是贪官外逃主要有“请假失联式”、“听风失踪式”和“突然消失式”等三种方式。三是贪官外逃的主要有因欠巨额债务无法偿还、感情纠纷等原因脱岗外出躲避，因挪用公款无法偿还等违法犯罪行为败露而畏罪潜逃，分管负责财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携款潜逃，畏罪外逃，或因其他原因叛逃等四种原因。四是大多数贪官外高权重，人脉广泛，可以利用权力打通许多关系和渠道，甚至有很多人主动为贪官提供方便，如帮其洗钱、转移身份、提供放行方便等，再加上我国在制度、监管和法律等方面的缺失，让这些贪官逃跑起来的难度并不大。
我国到底有多少外逃贪官？尽管迄今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据媒体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0多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近4000亿元人民币，算起来人均席卷约1亿元赃款。同时，还有一个数据无法忽视，就是我国当前“裸官”人数达118万，可以说“裸官”随时外逃也已成为社会隐忧。因为贪官一旦逃出国门，我国对其本人和财产就再无执法权，人难抓，赃款难以追回，不但使执法和司法成本骤增，更易误导其他贪官，觉得只要逃出去，人和财产就都安全了。这种负面的“示范效应”无疑是非常可怕的，它能够对“潜伏”的贪官们起到刺激作用，助长其侥幸心理，从而让更多被贪欲奴役和掌控的官员铤而走险。
总之，笔者认为，贪官外逃已经成为我国反腐的重灾区，必须引起我们党和国家的高度警惕和重视。而作为肩负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种职能的纪检监察机构更是责无旁贷。笔者看来，防治贪官外逃需要从五个方面下手：一是立法保障。就是要有一部专门为官员量身定做的法案，明确将一切公职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纳入适用范围，建档立案。二是建章立制。为官员们设置“警戒线”，明确规定什么能有什么不能有，一旦越界就将遭受何种惩罚，有何种后果，让官员们头悬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谨记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三是强化监管。建立一个信息化平台，随时监控官员及其亲属在金钱上的异动，同时要求官员及其亲属的财产进行
申报公开。如此，既可以随时掌握官员的财产来源与动向，也可以对官员形成威慑。四是落实问责。理清相关执法监察机构职能权限，切实保障其在行使职权时不会被外界的各种因素干扰，确保无论是“苍蝇”还是“老虎”都一查到底，一网打尽。五是加强国际合作。强化与美欧等国家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反腐机制，切断贪官的退路，如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畅通无阻的监察机构和广大人民群众做保障，困扰我国许久的贪官外逃难题才能迎刃而解。
第五篇：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构筑贪官外逃防火墙
新英五班 2011070362 傅强
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构筑贪官外逃防火墙
无论是早些年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等人的外逃，还是05年初震惊国内的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携巨款外逃，亦或是号称“外逃级别最高的贪官” 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的逍遥法外，近年来，数亿元资金的“神秘蒸发”引起了国内的不断关注。2011年《广州日报》发表题为《4000外逃贪官，每人卷走近亿元》的新闻报道，文中称“据中国社科院《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的资料估计，中国目前有4000多名官员境外在逃。中纪委称，近30年来，外逃贪官携走资金达500多亿美元，平均每人卷走近1亿元人民币。”贪官外逃问题再一次震动中国社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行长张肖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曾表示，“中国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漏洞，是导致屡屡出现贪官成功携带大笔资金外逃的重要原因。”基本上作为构筑“外逃”防火墙的三大法宝，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出境严控以及国际合作被越来越多的媒体舆论提及。而被誉为反腐“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则受到中央及全体民众的关注。
一、官员财产申报的中国式做法。
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199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作为重要的党内法规将颁布实施。2010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的官员，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一的收入、房产、投资以及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十四大类情况。中国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借鉴、采纳世界上通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二、实现官员财产申报，困难重重。
虽然我国公众对于官员财产申报这一制度本身基本没有争议，但制度建设目前却仍处于胶着状态中，正可谓是困难重重。
1、核查困难。
在一系列技术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若想对申报的财产进行准确核查，难度几乎相当于对申报者立案调查，以“有罪推定”的方式逐一核查是不实际的。综合来看，造成核查难题的因素大致有：金融实名制覆盖不了现金交易；是身份信息不够准确、详实；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完备；境外资产、珠宝、古董等财产的底数，现有技术与配套制度难以摸清等。核查困难无疑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舆论广泛接受却迟迟无法全面推行的重要原因。
2、纽带障碍。
从我国国情看，公务员个人财产与其家庭财产相互融合，二者界限难以区分。如何确保公务员申报财产又不侵犯其他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多数家属对于公开私人财产也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官员财产公布本无太大争议，但家属纽带的障碍却引起了人权方面的思考。这种特殊的纽带障碍也是官员财产公布难以实行的原因之一。
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局限性。
1、配套的法律及相关制度不完备。
据新华社北京2010年7月11日公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最新规定中提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个人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首次将报告内容进一步填充。然而我国存在的金融漏洞以及还未成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都给了部分贪官可乘之机。这说明配套的法律、法规，相关制度的不够完善大大消弱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作用。
2、官员财产公开程度有限。
2011年9月份的调研报告显示，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实施的财产监督措施中，对于公职人员财产的监督方式主要是以向主管机关报告财产为主，一些地方则试点采取了适度向公众公开相关信息的做法，以机关内部自我监督为主。公众参与监督的渠道和方式相对不足，财产监督的透明度和开放性不够高，严重制约了财产监督的实际效果。
3、财产监督范围相对局限。
就监督对象的范围而言，社科院2010年《公职人员财产监督制度调研报告》指出，近年来实施的收入申报、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制度主要适用于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然而不同级别的政府机关中，具体掌握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级别有很大的差异。很多中央机关，一般只有副处级以上的公职人员才可能实际影响公权力的运行。而在基层，如区县一级地方政府中，一名科级乃至副科级的公职人员即可掌握较为实质的公权力。因此，完全按照行政级别一刀切地划定监督对象的范围并不可取。
四、完善官员申报制度的几点建议。
1、完善财产监督配套措施。
当前，相关的配套措施的不够健全，以致财产监督本身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既不能确保相对准确地掌握有关公职人员的实际财产状况，更不能有效地发现报告财产状况不实甚至隐匿财产的公职人员，进而为实施严厉的制裁提供依据。
而为有效实施这些制度，关键的则是要加强银行等金融机构、税务部门、房地产管理部门等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做到各种相关部门都可以对公职人员的主要财产状况互通有无、密切配合。而且，还必须加大对申报不实者的行政乃至刑事制裁，特别是需要继续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有关规定。完善金融实名制度、反洗钱制度等是实施信息共享的前提，而信息共享则是上述制度真正发挥作用的保障，是实施好财产监督的关键。
2、加大官员财产对公众的公开力度。
对公职人员实施有效的财产监督，必然要不断扩大财产公开的对象，扩展各种公开渠道。应将申报情况进行科学整理，酌情将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开。允许公开查询，使之真正接受群众、新闻媒体的监督。加大对公众的公开力度，允许公众广泛参与公职人员财产的监督，将是推进公职人员廉洁从政制度建设的必然出路。此外，还必须进一步完善公众举报、投诉的机制，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和保密。
3、扩大财产监督范围。
近年来，一些地方试点实施的有关制度则相应降低了监督对象的级别，比如，新疆阿勒泰地区就将科级干部纳入监督对象范围，受监督的财产范围则由过去的公职人员个人收入逐步扩大到个人财产乃至配偶及共同生活的子女的财产。财产监督范围的扩大势必加大了对各级官员的监管度。
4、加强政治教育
在加大监管力度的同时，对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也绝不可忽略。必须以领导阶层特别是其中的主要领导为重点，组织学习和培训，着重以财产申报法的立法背景、重要性、紧迫性以及财产申报法的申报程序和对违法的惩处为内容，真正树立领导层执行申报法的自觉性和严肃性。
古有打油诗云：“来时萧索去时丰，官帑民财一扫空。只有江山移不去，临行写入画图中。”贪官自古以来便为人唾骂，而席卷国家财产外逃则更是国家的一大损失。国外成功的实践经验已然证明，作为一种防止官员贪污腐败外逃的措施，“官员财产申报”为反腐倡廉最为根本的制度保障。能否在中国发挥其重要作用，还要靠我们长时间的不断实践，努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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