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引导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

第一篇：积极引导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

积极引导农村土地流转 增加农民收入

近年来，我区在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积极构建区、乡、村三级服务平台，建立健全管理机制，稳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了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适度规模效益初步显现。目前，全区各乡镇（街道）都建立了规范标准的土地流转服务大厅，335个行政村建立了土地流转服务站。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达7.8万亩，签订流转合同2.65万份，参与流转的农户达1.96万户。

**取得的优异成绩得益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2010年、2011年土地流转工作连续两年作为区政府着力实施十大惠农工程之一扎实推进。同时，采取多项措施切实解决好农村土地二轮承包遗留问题，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完善流转市场体系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农经管理机构，加强流转管理服务，促进我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健康发展。

一、开展农村土地政策法规宣讲活动，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农村土地方针政策，提高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政策法规意识和依法行政能力，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中共**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和**区农业局联合组成农村土地政策法规宣讲团，对全区9个乡镇、街道和工业园区的乡镇干部、村居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共1200余人开展了集中培训。重点就农村土地承包、流转合同规范、涉农信访等方面的政策法规进行宣讲，并发放了临沂市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临沂市农业委员会联合编纂的《农村政策法规100问》，使基层村干部真正懂法、知法，在农村土地工作中严格依法行政，切实把党的农村土地政策理解好、贯彻好，确保农民群众切身利益不受损害。

二、实行土地承包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制，着力解决突出问题。为保护农民土地承包合法权益，巩固农村土地承包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成果，**区制定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办法》（临东办字[2010]149号），切实维护农村土地流转健康发展。

（一）提出具体整改要求与期限。为把责任追究制度落到实处，**区以区农业行政部门为主导，组织乡镇街道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农村土地承包突出问题自查自纠活动。一是深入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根据市区有关要求，组织乡镇街道深入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活动，逐一排查存在问题，实施动态销号管理，切实解决农村土地承包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二是健全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指导各乡镇街道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委员会，健全完善土地流转纠纷调解机制，妥善解决土地承包流转矛盾纠纷，切实履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职责和义务。

（二）明确实行责任追究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的有关规定规定，对下列违法行为根据情节实行责任追究：

1、以家庭承包方式发包农村土地，未按照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数平均分配、发包到户的；

2、剥夺、侵害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3、超过法定比例预留的机动地未承包到户的；

4、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的；

5、未将承包期延长至法定期限的；

6、擅自变更解除承包合同，调整或收回承包地的；

7、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发包不宜采用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和因工程建设、自然灾害毁损的农村土地的；

8、未按照本办法规定，申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

9、扣留承包方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

10、扣留或擅自更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证书的；

11、其它侵害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益行为的。

（三）制订责任追究的具体办法。自2010年11月1日起，对农村土地承包违法行为逾期不改正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经济处罚；造成经济损失的，由相关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违法行为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引发重访、集体访、越级访，造成不良影响的，经查属实的，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报请纪检监察部门对相关责任人员实施责任追究及经济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加大监督考核力度，依法实施土地流转。

**区成立了由区长任组长，组织、监察、农业、财政、国土、信访、民政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土地流转的供求登记、信息发布、项目推介、中介协调、合同签证、追踪服务和纠纷调处等工作，各乡镇街道、工业园区也成立了相应机构。同时，区委、区政府还制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考核办法》，将土地流转工作纳入了区委、区政府对乡镇（街道）年终考核。实行区级班子包乡镇（街道）、乡镇（街道）班子包流转基地建设责任制，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目标责任机制，有力促进了全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的健康快速开展。

第二篇：引导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

引导土地流转 增加农民收入

【内容提要】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制度创新采取新措施引导并解决好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促进农村土地规范、有序、合理流转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从1997年到2003年的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4其中2003年农民收入增长4.3。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8其中2003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9。在收入基数悬殊的条件下两者的差距正以相差一倍的速度扩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2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的3.2∶1。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已经刻不容缓。时隔18年2004年中共中央再以一号文件强调增加农民收入说明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再次凸现和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及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增加农民收入包括减免农业税等多种方式和途径。

我们认为在新形势下正确引导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对于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土地流转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

土地流转权是农户土地承包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户对承包土地有自主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流转权。土地流转将土地上的各种权属分离开来在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强化管理权的框架

下由集体经济组织出面将土地使用权从承包权中分离出来建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土地流转是家庭承包制基础上使农地使用权向种田能手、规模经营者、集约经营者集中弥补分散经营的缺陷挖掘土地潜在利润是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必由之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可以打破小规模经营格局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现代化的选择之一。土地流转有土地置换、出租承包、农户退包、集体转让、委托转包、集体反租转包和股份合作制等多种流转形式。首先取得规模化经营带来的许多优势是土地流转的内在动力。

第一土地流转有利于高新投资发挥大中型农机作业的优势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土地规模化经营为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发展高效、优质农业提供了外在条件。

第二土地流转有利于增强农业主体市场活力提高农业市场化水平。农业龙头企业、工商企业、科技人员和科技企业等成为租赁土地使用权、投资经营农业的一股新生力量。工商企业介入农业领域增强农业市场主体的活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农业科技的应用和推广水平并且以现代企业理念经营农业。

第三土地流转有利于农业关系农户为了保证产品销路与收入需要与企业或市场中介联合起来。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使土地集中企业、市场中介组织以及农户之间的责、权、利容易界定。土地使用权流转集中有助于培育一批新型的市场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经营的水平。

第四土地流转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消除城乡二元经

济结构。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村劳动力由于土地及户籍制度的限制得不到转移这使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实现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可以合理地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以及城市化、农村现代化进程。其次中国人多地少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比较都具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外在压力。从纵向看中国每年人口增加1000万以上而粮食产地面积最高时期的15亿亩已经减少到目前的14亿亩人均土地耕作面积持续下降。从横向比较中国耕地更不具备比较优势。表1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人均、劳均可耕地比较公顷可耕地 英国 荷兰 日本 中国 人均耕地 0.71 1.54 0.10 0.06 0.03 0.06 劳均耕地 18.21 73.92 8.2 6.4 7.5 1.0 在推行家庭承包制的过程中采取按人口或劳动力平均分配土地承包后农户的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仅有0.53-0.63公顷分布在9.7块地域上比日本的农场土地经营规模1.1公顷小远小于美国、西欧各国的家庭农场规模。农户经营规模小是我国农业商品化率不高比较效益差的原因之一。我国与资源利用效率。近年来农业面临的经营新形势是土地流转的外在压力加速了土地流转的进程。

第一土地收益下降使农民对土地投入积极性下降土地流转成为他们的选择之一。在一些传统产粮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自从2003年第三季度粮食价格上涨以来尤其是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鼓励下农民种粮积极性极大提高必将有力地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进程。

第二企业和专业大户进入农业领域为政府介入土地流转产生压力。近几年在发达的农区和传统的农区都已有一批企业和专业大户进入农业。他们为农业带来了资金、技术、市场和新的组织与营销方式。

企业和专业大户进入农业的时机与各级政府追求的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一致得到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和专业大户从事的农业投资项目一般较当地农户从事的传统农业的附加值更高市场更为畅通从而使土地的级差收益提高这为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介入土地流转提出了新要求。

第三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农民的外出打工降低了集体经济组织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流出的成本。在沿海发达地区当地的产业结构已从农业为主转为二、三产业为主大多数农户的收入已经不依赖于农业土地对农户的收益重要性大大下降。在一些传统农区由于农业的不景气加剧了这类地区农民的向外转移加上农产品价格过低自发的土地转出困难使村级组织介入土地流转。在土地流转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共同作用下农村土地流转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

一是流转形式多样化。有组织、有序成片流转的比重逐渐上升。二是流转范围扩大。土地使用权流转从以耕地为主逐步扩大到林地、草原等农用土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范畴扩展到在不同地域、不同经济组织之间。

三是土地流转主体活力增强。各类工商企业介入农业领域有利于提高农业科技的应用和推广水平并且催生和培育一批农业龙头企业。

四是土地流转产生规模化。土地使用权流转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推进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经营的水平。

五是土地流转促进劳动力转移。它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表2 农户进出入土地市场的意愿平均 河北 陕西 安徽 湖

南 四川 浙江 有进出入土地市场意愿农户的比例① 57.0 41.2 73.0 62.1 69.4 60.9 65.2近三年进出入土地市场农户的比例 3.9 7.9 65.9 27.6 57.6 43.5 55.3 进入土地市场占有意愿农户的比例 59.5 18.3 90.2 44.5 82.9 71.4 84.9 愿意转入耕地农户的比例② 45.3 40.0 62.7 47.5 43.0 40.6 43.1 愿意转出耕地农户的比例 12.9 4.3 9.6 15.2 18.0 18.1 22.7 愿意转入与转出农户的比例之比 3.5∶1 9.3∶1 6.5∶1 3.1∶1 2.4∶1 2.2∶1 1.9∶1近三年转入土地的农户比例 27.8 5.05 5.61 7.23 3.32 5.43 3.3近三年转出土地的农户比例 7.6 1.4 4.0 2.1 9.0 6.5 19.7 转入土地占愿意转入土地农户比例 61.4 12.5 88.7 36.2 77.4 62.6 77.3 转出土地占愿意转出土地农户比例 58.9 32.6 41.7 13.81 50.0 35.9 86.8 注①包括进入土地市场和有意愿进入土地市场农户的比例。②包括近三年转入过土地和有意愿转入土地农户的比例。资料来源张照新《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及其方式》《中国农村经济》20022。从全国情况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户自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率在1-3之间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地区稍高。但近两三年来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在速度与规模上都有明显提高有意愿转让土地的农户比例平均近13尤其是浙江的比例22.7为最高。有意进入土地市场的更高达57如表2所示。

二、土地流转面临的新问题

在土地流转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共同作用同时面临新的粮食

供求形势农民受到中央一号文件的鼓舞土地流转正在以加速度的形式发展但是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第一农户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体现。农户是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主体这是农户行政策规定农户进行土地流转需经发包方同意这为当地干部随意干涉提供了可能。二是土地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强化管理权这四权分离关注重点不同影响到当地政府在土地流转中定位。由于从经济利益考虑有的地方把四权分离的重点放在强化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上。三是《土地管理法》指出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承包经营的需经村委会以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有的地方以产业结构调整、农业规模化经营、集中连片开发等为由随意中止承包合同。

第二土地流转未能有效促进自由流转仍居多。目前相当数量的土地流转并没有促进土地经营规模化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不大经营方式、经营类型和产出效果等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有的流转土地仍然粗放经营甚至撂荒。这种流转没有促进区域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

第三地方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定位出现偏差。少数地方政府借调整结构或搞现代农业之名将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租给工商企业搞农业开发借土地流转之名将土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搞工业区导致农民失地和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有的把土地流转作为增加乡村收入的手段或者作为突出地方政绩的形象工程损害农民利益。

第四广大农民对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心态较为复杂。一是没有真正

理解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一些干部、群众认为土地流转就是对承包地的重新调整是把农民已承包的土地重新承包造成群众对国家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性的误解有的地方不敢进行土地流转不准进行土地流转。二是担心集体利益受到侵犯。由于我国还没有出台有关土地流转的政策法规部分干部担心土地流转后集体的管理权限被剥夺集体利益受到损害。三是把土地作为退路。有的农民已长期在外务工宁愿让土地荒芜也不愿把土地流转给别人认为土地是最后的保障。第五农村土地流转缺少必要的 第六土地流转中介组织不够健全。大部分地区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流转中介组织较少流转传播渠道不畅。一些地方尽管建立了流转中介组织但真正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土地流转的不多。流转市场发育不良中介组织匮乏影响土地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三、促进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的新对策

土地流转事关农村经济发展事关农民利益和农村社会稳定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加速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进程。应该从以下方面采取新措施解决土地流转出现的新问题。

第一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应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是农村土地政策的重要内核。土地使用权流转要在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

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认真落实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政策确保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期稳定这是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基本前提。土地是农民生活的社会保障土地流转过程中必须坚持有偿的原则合理确定土地流转的价格要把保护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是农民之间的土地流转还是业主开发必须明确土地承包权为农民拥有这种权利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任何人都不能剥夺。

第二必须明确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农户有权决定是否将土地经营权进行流转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干涉或行使土地经营权流转不得以任何形式剥脱农户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要充分尊重与保障农户土地承包权和土地流转权。土地流转收益应归农户所有土地收益权是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核心土地收益包括承包土地直接经营的收益以及流转土地的收益。

第三将土地流转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在农民自愿让渡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后还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建立覆盖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以土地为基础的保障体系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加快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一面日益突出。应当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乡村企业和农民共同负担国家给予补助的养老保险制度。

第四建立与土地流转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相关法律应做出适度调整支持有较强经营能力和经营渠道的单位和个人大面积承包农村集体土地以先进技术和项目实现规模经营带动当地农民致富。切实

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并尽快制定包括能够进一步明确村民集体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村民委员会为其主体的代表明确集体和农民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土地承包权是一种物权明晰承包经营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出租、转让、继承、抵押等权利的新型法律法规。

第五政府或中介组织应该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广泛指导。由于信息、交通等方面的制约多数土地流转发生在组内。大力培育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建立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动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必然趋势。中介媒介和桥梁作用。建立土地流转中介组织负责土地流转的管理及中介包括土地流转规划收集发布土地供求信息进行项目推介规范土地流转程序指导办理土地流转手续协调处理各方关系搞好土地流转的服务。

第六明晰并从经济上落实产权关系。明晰土地产权是农村土地流动的前提和基础。目前的农地产权不仅所有权主体及其法人代表模糊不清而且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转让权也都缺乏明确的内涵农户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主体这些都需要法律法规加以完善。由于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归属不明确以及周期性的土地调整农户的土地转让在具体的期限和合同方面非常不规范。土地流转期限比较短且非常不稳定大多数转包都可以随时终止。但地区差异表明非农产业的发展可以增加农户进入土地市场的稳定性同时集体的认可也对土地转让的稳定有一定的帮助。

第七加强土地流转的规范管理。土地流转涉及土地所有者和土地经营者多方的利益流转必须按规范操作明确流转的形式、年限、条件

及双方的权利、责任、义务等。并全面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登记制度使流转管理工作正常化、规范化。对于土地流转的形式要坚持多样化。土地流转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市场的发育土地的远期价值难以准确评估。同时应该正确定位乡村组织在推进土地流转中的角色。乡村组织是农村土地的管理者监督土地资源的合理运用监督农户土地使用权的流动监控土地供需总量的动态平衡政府不应用行政手段去调整土地资源甚至取代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政府的定位应该是加强管理和搞好服务。做好涉及土地流转的资格审查、合同签订和动态监测等工作为土地流转提供信息、中介、组织、协调等服务工作为农地流转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三篇：浅谈如何认识和引导农村土地流转

浅谈如何认识和引导农村土地流转

——以荆州荆门为例

土地承包制度是党在农村的根本制度，农村土地流转是一个带方向性和带根本性的问题。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已呈再度兴起的发展趋势，湖北大冶市农民侯安杰今年租种1.96万亩耕地，创造了全国农民种田面积第一的记录。侯安杰的出现让研究探讨土地流转的问题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下面我以湖北荆州市、荆门市两地调查情况为例，浅谈如何认识和引导农村土地流转。

一、两市土地流转的现状

（一）三个阶段

农村土地流转通常是指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指承包农户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通过转包、转让、互换、出租、入股等方式，将其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流转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经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两市农村土地流转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萌芽阶段，时间段为1982-1990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第一次获得了经营自主权，生产积极性高，农业生产和农业效益都比较好，农村土地流转现象较少，但在少数地方开始出现，由此产生了第一批种田专业户。

第二个阶段为被动性发展阶段，时间段为1991-2002年，这期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较快，农民负担逐年加重，农民外出经商打工的越来越多，举家外出、外迁的现象也很普遍，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弃田撂荒现象。在各级政府推动下，土地被动流转，一些种田能手和企业得到了大量耕地，农村开始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土地规模经营。

第三个阶段为恢复性发展阶段。时间为2003年至今。我省农村推行税费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开展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农村土地由包袱变成财富，农民由弃田变成要田甚至抢田，种田大户有半数以上退出未经合法流转的土地，土地规模经营势头锐减，出现较严重的“倒退”现象。农民在得到了土地承包权并且拿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之后，觉得种田的比较效益还是低，出外打工还是比种田挣钱，农村劳动力转移继续加大增多，农村土地流转再度兴起，并很快进人活跃阶段，流转量、流转形式都明显增加。但还没有恢复到2002年的流转水平。

（二）八种形式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有八种形式。一是转包，即承包农户将承包地转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承包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二是转让，即承包农户经发包方（村委会）同意，将承包期内全部或者部分承包土地让渡给第三方，由第三方履行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后原土地承包关系自行终止，原承包户承包期内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全部失去。三是互换，即承包方之间为各自需要和便于耕种管理，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块进行交换，同时交换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四是出租，即承包农户将所承包的土地全部或部分出租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他人从事农业经营。五是入股，即农户将所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权，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六是委托流转，由农户委托集体经济组织或中介组织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此外还有委托代耕和拍卖经营两种形式。

（三）七条成效

农村土地流转的再度兴起，顺应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它对于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农业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

一是促进了土地规模经营。

荆州市土地规模经营的农户达到1848户，涉及面积13.2万亩。荆门市土地规模经营面积达到8.7598万亩。

二是增加了流转双方的收人。

土地流转实现的是双赢。从流出的一方看，农民不仅得到每亩100元至1000元不等的流转费，还可以享受各种惠农补贴，更可以放心地就近或者外出打工，获取更大的劳动收人。从流入方来看，增加土地面积后获得了更多的农业资源，产生了较好的规模经营效益。荆门市粮食生产状元刘若峥2007年种粮纯收人46万元。

三是提升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一方面各地为服务大户规模经营改善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大户也主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两方面合力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四是加快了农业机械化进程和农业科技推广步伐。

土地流转产生种田大户，种田大户大都是农业机械大户，也是科技示范户。

五是解决弃田抛荒问题，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有的地方开始出现新的土地撂荒现象。各地土地流转的努力工作及时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六是扩大农民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土地流转的最大价值就是为转移农民提供后方保障，也就是让农民放心出外打工挣钱。而通过土地流转产生的种田大户，他们又为农民的再就业提供平台。

七是催生农村新的经济社会组织更快更好地发育成长。

随着土地流转和种田大户的产生，一些服务性的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伴随产生。

二、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总体评价和问题、原因分析

我们认为当前大规模的土地流转还没形成，现在只是恢复性发展阶段。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总量不大。

我们说农村土地流转呈恢复性发展，但还没有恢得到过去2002年的顶峰时期。2002年荆门市土地流转面积达到10万亩，后来降到4万亩。现在上升到8万-9万亩。荆门市的土地流转面积只占全市总耕地面积的6%，荆州市只占4%。据湖北省委农办最近统计，全省土地规模经营面积约占农业用地总面积的5%，土地规模经营农户约占总农户的1.8%。数字反映：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虽再度兴起，但总量很小。

二是质量不高。

从两方面看，流转经营层次上以传统的种植业为主，经营现代产业、获得高效益的很少；流转经营方式上以自种为主，并且从下种到收割从头到尾家庭包干制；一些特大户主以“反租倒包”为主，我接人家的地，再转包给别人，像做工程一样的层层转包，代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生产、标准化生产很少看到。

分析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思想认识不统一

一方面领导认识有误区。表现在“四个有的”：有的简单把搞活土地流转与稳定土地承包权对立起来，认为不宜提倡，免得影响土地承包权的稳定；有的则是心有余悸，担心现在流转了将来还要“翻烧饼”，因为前几年的教训就在眼前，有些遗留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有的认为土地流转是农民自己的事，法律上明确规定“既不能强迫农民流转又不能阻碍农民流转“，所以政府没必要去参与和干预；有的则认为政府就是要在土地流转中“提卯子”而“分点肉吃、舀瓢汤喝”，借此发展集体经济，特别是帮助化解村级债务。“四个有的”导致乡村干部在土地流转中缺位、错位、越位现象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流转双方各有担心。农户有两怕，一怕丧失了土地经营权，没有了生活的最低“保障线“。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后，宁愿土地荒芜也不愿转包出去。一怕土地流转后得不到土地被征用时的全部补偿费。这主要是城郊农民的担心。承包方也有两怕，一怕政策不稳定，土地二轮延包造成大量种田大户面积锐减损失惨重，现在他们怕重蹈覆辙再受创伤。二怕农户“扯皮拉筋”，跟千家万户农民打交道，要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一些种田大户和企业主都有些忧虑。前两怕让农民不愿拿出土地流转，后两怕导致承包方不敢大胆投入，不敢大规模搞开发。

（二）流转操作不规范

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手续不规范。大多数土地流转行为还是农户之间口头协商，很少经过村组集体并报乡镇经营站（财经所）登记和合同鉴定，流转的权、责、利不很明确，出现纠纷，很难调解。当然是不是所有农民的土地流转都要向上级组织申报这也值得研究。有书面流转合同的，依然存在约定不明、权利义务不具体、流转期满处理办法不明确等问题。土地流转档案管理还存在一定差距，台账登记和变更工作滞后。由于缺乏规范的规程，一方面流转双方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另一方面土地流转纠纷影响了流转双方的积极性。

另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主体被剥夺，现在有的村直接把土地流转拿在手上，流转的主体不是农民而是村集体，村委会低价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其中肯定有强迫农民流转的事情发生），然后再高价租给大户或企业。

（三）服务机制不健全

土地流转远没有形成完整的市场体系，尤其是缺乏连接流转双方的中介服务组织，致使土地供求双方的信息受阻，信息辐射面小，信息传播渠道不畅，“要转的，转不出；要租的，租不到”，这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土地流转的进程。

在几轮机构改革中，主管农村土地流转的农经部门职能不断弱化，权重下降，大部分乡镇农经队伍力量不强、工作繁杂等问题还未引起足够重视，在编不在岗、混岗使用等现象相当普遍。目前，多数县市和乡镇没有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即使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种养大户苦于和一家一户谈判，费时费力又不能保证连片规模发展。此外，农民的流转收益缺乏与市场挂钩的增长机制。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不快

荆州市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为579万亩，户平6.03亩，劳平2.8亩。按照农业部劳平10亩耕地的标准，全市耕地种植只需57.9万劳力，富余劳力数达148.8万个，而全市长期在外务工经商的劳力为85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多达63.8万人。“户户种田，人人种地”，土地流转困难较大。据有关方面统计，湖北省农村劳动力有近2000万人，己累计转移1020万人，静态算账，还有300多万富余劳动力有待转移。若按现在每年新增转移80万人的规模测算，完成全部转移约需4至5年。这里面没有算上每年新增劳动力50万人。

（五）政策环境不宽松

在推进土地流转过程中，基层感觉政策环境不大宽松，有一些政策性的障碍。一是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形成的障碍。稍微有些经济头脑的农民，他们流转土地不是想继续种粮种棉种油菜，虽然传统的种植有些收获，但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他们至少想在流转的土地上搞点比种粮更赚钱的“副业”，比方养殖业、畜牧业，有的还想搞点加工业，有的本身就打算办工厂。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限制严格，自由发展的空间很小。二是村集体机动地政策形成的障碍。《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村集体机动地不能超过村土地面积的5%。后来中央和省关于土地二轮延包的政策又明确规定，过去有村级集体机动地的可以保留，没有的不能再留。而现在很大一部分乡村干部流转土地的积极性就是建立在扩大集体“机动地”发展集体经济上。三是不允许城里人下乡买地建房和不允许在耕地上建设长期建筑的政策障碍。土地流转应该是开放的，农村招商引资不应该只在农村打圈圈，应该更多地把城市的资本和人才吸引到农村去，让城市生产要素也向农村流动而不是只有农村生产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由于部分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乡村休闲游、畜禽规模化养殖小区的经营主体，必须在较长的流转期限内，用少量土地建设必要的经营场所或居住房屋，而目前此类建设只能以临时建筑报批，且有效使用时间只有2年。四是农村税改政策、集体林权改革政策和惠农政策也有一些条款不利于农村土地流转。比方说税改政策规定的不允许清收历年欠款，有的农民以此为据也不向集体交纳土地流转的租金。比方说还林权给农民，把山地林地全分给老百姓了，村里想留点机动地发展集体经济就不可能了，原来已签订流转合同的也不得不撕毁合同按大政策办事，给集体带来一些损失和干部工作带来一些麻烦。比方说惠农政策里，就没有很明确地考虑土地流转后的问题，没有给土地规模经营业主以应有的激励。

三、适当引导

土地流转的目的是什么？顺应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求，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速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核心是其中的“三增”。土地流转的根本矛盾在哪里？在于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流转土地经营权，一个必须稳住，三十年不变，二十年之后也不要变。一个需要流动，农民、农业、农村这三农都需要土地流动，如果说有第四农叫农民工的话，第四农更需要土地流动，不流动就稳不住，不流动稳定也失去价值，不流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就受到阻碍。当前土地流转最大的制约在哪里？主要是流转双方需求并不旺，特别是流入方要求不强烈。

土地流转是农村带方向性和带根本性的课题，这道难题突破了，很多三农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农村社会会前进一大步。解决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亚于农村税费改革，甚至不亚于当年进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重大历史性改革，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新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

而根据我们的调查判断，这个问题的突破时机还不成熟，现在还处在新一轮土地流转的恢复性阶段，也就是初始阶段。前面两次土地流转阶段都可以作为层次划归这一初始阶段，真正的大规模流转土地时期还没有到来，我们不能着急上火，更不能拔苗助长，正确的态度是八个字：顺其自然，适当引导。这好比十月怀胎，未到预产期，硬要开胸破肚引下来，就会早产而发育不良，会出现很多问题，甚至夭折。所以我们要耐心地等待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不过，必要的引导也是不可或缺的，这如同做些纠正胎位免其难产、加强锻炼助其顺产一样的工作。

我们应当从哪些方面去适当引导呢？一是要统一认识，加强宣传，为土地流转营造氛围。二是要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为土地流转打好基础。二是要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体系，尤其是搞好机械插秧、信息与技术提供、资金融通等服务，为土地流转作好支撑。四是要创建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发挥龙头企业、种田大户、各种协会等引导带动作用，为土地流转建好主体。五是要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把发展农业优质板块经济和土地流转结合起来，为土地流转增加效益。六是要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搞好就业培训，为土地流转创造必要条件。七是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为土地流转提供坚强后盾。八是要规范土地流转行为，为土地流转持续健康发展成就制度机制。九是要出台相关扶持激励政策，为土地流转加快发展增添活力动力。

第四篇：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有望增加中国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率（精选）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有望增加中国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率?

一项新的调查显示，由于中国农民在土地租赁上有了更强大的法律保护，中国正在出现一个规模更大的农村土地市场。这一趋势有望帮助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率，这也是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农村土地市场仍高度受限。耕地为村集体所有(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代表)，直接买卖耕地是违法的。不过，自1984年以来，农民个人获准出租或转让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得到了2002年一项新法律的支持，去年又获得了高层领导的进一步支持。中国的领导人正努力提高农民收入，以应对持续的贫困和贫富不均。

据农村发展研究所(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周三在北京公布的一项调查，这样做的结果是，现在农民们可以拿到更高的土地租金，签订期限更长的租赁合同。

自1999年以来，这家总部位于西雅图的非营利机构一直在对中国农民状况进行独立调查，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进行调查的外部机构之一。最近一次调查是在2008年年中，当时该机构采访了17个省份的1,879位农民。

在2008年的调查中，土地年租金的中值提高到了相当于每英亩267美元的水平，比2005年调查中每英亩125美元的价格增加了一倍有余。这个价位与美国西海岸已灌溉耕地的租金相当。农村发展研究所表示，租金上调的原因之一是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越来越认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可靠的，因此也是有价值的。有超过15%的土地转让合同期限在3年以上，比2001年时的6%有所增加。

农村发展研究所创始人普罗斯特曼(Roy Prosterman)说，这表明人们开始从中期角度看问题。如果你能让农民拥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这是启动全球经济所需的一大要素。

农村土地市场的形成意味着有为耕地定价的可能。农村发展研究所表示，从标准30年期租约的平均租金可以得出，全中国的耕地总市值可能约为1.2万亿美元。对此加以利用可以帮助农民变得更加富足。约有15%的受访农民正在以某种形式转让土地。现在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种自己的地以外的来源。

福建省沙半(音)村的48岁农民张德平(音)说，通过出租土地，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去工厂工作，或是在别人的地里干活。每年9月至来年3月，他都把家里的地租出去，在剩下的时间里种些水稻自用。

他说，每年有一半的时间把地租出去，真可以赚不少钱，因为他除了收租金外，还为别人干活赚工钱。我们可以比在自己的地里种田赚更多的钱。

在交易的另一方，租别人的地种庄稼的农民收益则可能更高。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发现，租别人地的农民中有36%进行资本投资。普罗斯特曼说，这类投资的步伐明显加快。

沈伟峰(音)租了张德平的地，同时还租了当地其他近500个农户的地。他种植高价值作物，比如大头菜、番茄和青椒，并向俄罗斯和蒙古出口。沈伟峰是90年代中期开始这类生意的，不过当时他发现很少有其他农民愿意把地租给他。

沈伟峰说，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大部分村民愿意把地租出去，他们甚至担心自己不能把地租出去。他种的地已经从最初的约40英亩扩大到了现在的100多英亩。

得益于日益坚实的法律基础，这样的交易越来越普遍。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发现，在土地使用权方面，有58%的农民现在都有一份正式的书面合同或证书。威胁土地使用权的一个主要因素──村里的有关部门强迫进行土地资产的重新“洗牌”──已经减少了。调查发现，土地使用权的重新“洗牌”情况从此前调查的占农民的3%下降到了每年约1%。

普罗斯特曼说，现在的挑战是，中国需要把这些法律保护扩大到两亿农户中的其他人群中。

维基百科: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是一个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概念，指少数人拥有越来越多土地的过程。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另外一些人只能拥有很少的土地或者完全丧失土地。在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社会里，土地兼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激发民变。但是在工业社会，土地兼并则能够向工业商品提供市场和劳动力。例如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土地兼并运动，但是英国十分幸运，圈地运动成为促发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从而渡过了社会危机。中国历史上，历代朝廷都将抑制土地兼并作为基本国策，这也是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

土地兼并与土地私有化

土地兼并是不是一定就是坏事?中国目前的土地政策其实处于两难境地:现行土地政策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日益凸显小农经济模式的落伍,所以中国农业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须改变现行的土地政策。

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人所持的理由，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认为土地私有化之后会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由此导致农民失去土地，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其实这样的预测是不准确的。没有证据表明土地私有化就一定会产生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土地兼并现象一定会有，但是这一现象是否会达到引起社会**的程度却值得商榷。以中国人“恋地情结”，出卖自己土地的现象将不会很普遍，中国人在哪种情况下才会出 卖自己的土地呢?一种是在发达的情况下，做生意发了财不需要继续土里刨食式的谋生手段，或在大城市里谋得一个好职业举家迁入所供职的城市等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可能会被视为累赘而出 卖，但是这也仅仅说出了一种可能性，并非必然，也许上面所说这些人出于留后路的想法之一保留自己的土地也未可知，从中国农民的秉性来看很有可能;第二种情况是农民破产，被迫出 卖自己的土地以维持生计，引起这种后果的必要条件是种粮食赔钱，原因一是粮食太便宜而生产资料太贵且税费过重，二是自然灾害，前者是出于社会的原因不单纯是土地私有化带来的后果，比如国内粮食市场对国际开放，而国内的生产资料市场未能同步放开，或者生产资料属于垄断产业比如电力等，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这种情况会有所缓解，对于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农民破产，则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避免。我眼下只想到上述两种情况，有意者可以补充。

土地兼并是不是一定就是坏事?中国目前的土地政策其实处于两难境地:现行土地政策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日益凸显小农经济模式的落伍,所以中国农业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须改变现行的土地政策,但是农场制模式在中国却行不通,原因是中国庞大的农业人口,如果土地一旦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那些丧失土地的人并不能都成为农业工人,势必有许多人失业,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容忍这个人口无节制增长带来的恶果。这种状况势将持续很长时间,而小范围的土地兼并则会成为中国土地状况的一个异数.所谓的小范围的土地兼并是指前述那些因不再需要土地的人出 卖自己的土地。这种状况目前即已存在。比如在温州，因为很多人出外谋生，致使许多土地面临抛荒的危险，而政策又不允许抛荒，为了避免被课以重罚，他们在离家之前必须妥善处理自己的土地，多数情况是他们出钱请其他人代为种地，除了出钱之外，农业税还得自己缴，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之与他们实在是一种束缚，如果允许他们自由出 卖自己的土地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解放。类似的情况多发生在南方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北方则比较少见。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情况将越来越普遍。

土地兼并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性过程

要使中国从小农经济的封建国家转变成农业现代化的现代化文明国家，农业土地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块状态，转变成企业管理的规模化状态，是个很重要的发展过程。没有这样的过程，农业的现代化无从谈起，国家进入现代化社会的目标，更是无从谈起。

历史地看，世界上现代化国家形成的发展历史，无不首先是农业土地成功兼并的发展历史。有了成功的土地兼并，也才有了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和工商化，农民才成为了农业经济的产业工人，生产工具也才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英国可以说是通过土地兼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典范。从16世纪早期到17世纪末，通过协议性圈地运动完成了土地从共权到私权的确立(当然也可能通过强制手段达成协议)。到了18世纪，又有了圈地法令，对某一特定地区进行圈地。土地共权改革为私权，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土地规模化的基础。圈地运动逐步消灭了佃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状态，使成片的土地掌握在了有资金实力和管理能力的农场主的手里。他们为了追逐高利润，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机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集约化生产水平，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一直到19世纪初，英国农业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法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推动“土地集中”，实现规模经营。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政府实行了“减”的办法：年龄在55岁以上的农民，国家一次性发放“离农终身补贴”;鼓励农村年轻人离土离乡，到国营企业做工;其他青壮年劳力，政府出钱办班，先培训，再务农。与减少农业人口的做法相反，对农地经营规模，政府用的是“加”法：规定农场主的合法继承人只有一个，防止土地进一步分散;同时，推出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父子农场、兄弟农场以土地入股，开展联合经营。各级政府还组建了土地整治公司，这是一种非盈利组织，它们拥有土地优先购买权，把买进的插花地、低产田集中连片，整治成标准农场，然后再低价保本出售。此外，国家还给大农场提供低息贷款，对农民自发的土地合并减免税费，促使农场规模不断扩大。1955年，法国10公顷以下的小农场有127万个，20年后减少到53万个，5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增加了4万多个。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50年代初近40%，现在只有2.2%，农民平均占有农地达到10公顷以上。

虽然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必须实现土地集中的规模化生产经营。小农经济的农业形态，是发展不成现代化农业的，中国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须开始“土地兼并”的历史征程。虽然道路漫长，但是就象种庄稼一样，只要开始耕作，并且精心管理，就一定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

“地权不均”一定会导致社会不公平?

对中国过去认识传统乡村社会的模式影响最大的有两种理论，即“中国封建社会”理论和“乡村和谐论”。“中国封建社会”理论亦称“租佃关系决定论”，其特点是非常强调租佃关系的作用。它大致有五个环环相扣的命题。第一，认为传统农村最大的问题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地权集中、使用分散，因此造成耕者无其田，有田者不耕，形成地主和农民的对立--这种意义上的农民特指佃农--以致农村被割裂成两个阵营，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第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据说就是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小农两极分化。这种以“私有-买卖”作为租佃关系成因的解释还引申出两个理论：一是认为既然小农经济会两极分化，租佃制又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则土地改革消灭了大地产还不够，紧接着还要消灭小地产，搞集体化，否则又会启动下一轮“两极分化”。二是所谓“地主、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之说，如果租佃制是万恶之渊，“私有-买卖”又是租佃之源，这就必然强调“抑商”的必要，同时忽视“限权”的必要--因为抑商正是要靠官家。第三，以“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兼并危机、主佃冲突，最终爆发农民战争”的模式，来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周期论。以此解释中国历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极生治，治极生乱”的现象。第四，以“中国地主制，西方领主制”来解释中、西历史的区别，尤其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当时两个流行说法都与“租佃决定论”有关：一是说中国的租佃制是小生产，而西方的领主制庄园据说是大生产，有利于使他们过渡到资本主义。二是说中国租佃制下土地可买卖，导致“以末治富，用本守之”，工商业积累都用来买地了，因此不能形成资本原始积累。而据说西方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所以工商业赚了钱只能在业内滚动，资本就积累起来了。第五，用这套说法解释近现代中国史，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近代国内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据认为不管是辛亥革命还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都是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后来的国共斗争也是由于共产党解决了土地问题，所以胜利了，国民党没解决这个问题，就失败了。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将国共两党的斗争描写成土地改革派和反土地改革派的斗争。这五个命题环环相扣，形成很完整的一个逻辑体系。

与此相反，早在1949 年以前就一直有对乡村社会的另一种逻辑。其最典型的代表并不是国民党方面的史学家，而是中国文化本位论者，如梁漱溟先生等人，他们和西方汉学的一些传统结合起来，形成对中国传统社会另一极的看法，笔者称之为“乡村和谐论”。与阶级斗争之说相反，这些学者把传统乡村看成一个非常和谐的、温情脉脉的大家庭。其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句话：“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据说传统的国家官府只管城里人，乡村社会则依靠习惯法、道德、伦理等“非正式制度”非常和谐地在自我调节。而进行这种调节的主要组织资源，就是被描述为传统之根的家庭-宗族组织。据说宗族是自治的，自治靠什么呢?靠伦理，通常是特指传统血缘共同体-宗族关系中的族缘亲情与辈分等级所维系的人际交往准则。而这种伦理的代表、从而也就是小共同体公共利益的代表，被认为是乡绅。如果说“中国封建论”者心目中的阶级斗争之地在“乡村和谐论”者那里是个充满温情的大家庭，那么乡绅在前者那里被描述为欺贫虐佃的大地产主，在后者那里则是以道德立身、为乡亲请命的读书人。这种作为地方精英、乡村自治代表、民间伦理化身的乡绅，越来越成为解释中国传统农村的关键概念。总之，“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描绘的是一种玫瑰色的传统乡村。

但这种理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真正解释过以往称为“农民战争”的社会爆炸现象何以会发生。假如传统乡村的内部关系真的那么和谐融洽，而外部的专制权力又对它并无影响，那么大规模的、惨烈与残酷程度在人类各民族内战史上绝对是首屈一指的灾难在中国历史上一而再、再而

三、几乎是规律性地、大约每隔两百年就发生一次，这究竟是为什么?

更为古怪的是：这两种在理论形式上最为对立(其逻辑上的不相容性远远超过国共两党农民-土地理论的差异)的解说，在现实政治中的关系却似乎不那么对立。不仅当年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流最终选择了与中共合作，今天这两种说法也同时流行，有时甚至同时出现在同一人、同一部著作中，而似乎并不需要以实证和理论上的争辩来排解二者的逻辑矛盾。然而从学术角度看，上述关于租佃和宗族的理论极有辨证的必要。笔者十年前曾著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一书①，对明清以来关中地区的超低租佃率和自耕农社会进行了分析。该书发表后引起两类反响：一是认为此类特征不仅关中有之，如过去就一直质疑“地主经济”论的美国学者赵冈先生，便在其新著中引述了上述关中数据来为他的中国传统农业非地主经济论作补充证明②。而其他一些地域经济史的研究者也指出当地存在着类似关中那样的特征③。二是认为所谓关中模式只是极特殊的个案，不能说明关中一般，更不能说明中国。如郑磊认为，民国时期关中地区土地分配比较平均、租佃对立不严重是关中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异相”，对“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经济涵义”不构成什么冲击④。此外还有日本学者森田明主张关中在明清之际有所谓土地兼并浪潮，以致导致原有“水利共同体”解体⑤，其说虽在拙著之前，并非针对拙论，但是也有人以此质疑“关中无地主”之说。

其实，笔者在那本拙著中已经指出，所谓“关中模式”的理论意义无非是说，过去许多被认为需要改变的传统弊病(多以约定俗成的贬义词“封建社会”名之，其实只要不拘泥于古义，此词本属无可无不可)本非有赖于租佃制的存在而存在，也未必因租佃制的消失而消失。这并不是说这种传统中不会有租佃制，也不是说租佃制本身没有弊端。只是租佃制并不像以往所说的那么重要，或者用那时的用语，租佃制及其引起的诸问题并非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所在而已。因此，尽管关中的地权分散状态并不像郑磊所说的那样只是民国大饥荒造成的短期偶然现象，明清时期关中也不像森田明所说的那样发生过严重的“土地兼并”。但是，这其实并非问题的关键。笔者当然无意证明关中历史上任何时段都从未有过更高程度的土地集中，更不想证明中国其他地区也和明清以来的关中一般地权分散。清代以至民国的“关中模式”无疑是地权分散的传统自耕农社会的一个特例，“租佃决定论”不能用以解释它。传统中国乡村的其他时段与地域可能比“关中模式”的土地更集中一些，自耕农少一些，租佃率高一些。但因此“租佃决定论”对于它们就能成立吗?笔者对此非常怀疑。

地权不均也未必意味着租佃制发达，即使在存在租佃关系的情况下，租佃关系和我国的传统结构到底是什么关系，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经济史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注意到一个问题，即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地方(如华北)，租佃关系也非常不发达。如果那里有一些大地产的话，也大都是用雇工经营的，就是说北方多经营地主，南方多租佃地主，这是很早人们就已经看到的现象。如果地域设定，那么时间变量也似乎有类似的函数关系，如江南，明代还有不少经营地主，到清代基本上就没有了。然而，清代的资本主义也好，市场经济也好，无疑比明代要发达得多。总之从地域讲，江南比华北发达，时间上讲，盛清比明发达，但是租佃制则偏向于在较发达的时空中存在。这与所谓租佃制代表“封建自然经济”，而雇佣制代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到底是雇工经营“先进”还是租佃经营“先进”。现在姑且不管什么“先进”与否，也不管租佃还是雇佣，只从社会矛盾的角度看看上述地权分布状况的可能意义。

我们知道，如果抛开政治上的不公平，仅就经济方面讲，导致人们生存状况相差悬殊的直接原因是消费状况的差异，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也，而这又与收入状况的差异直接相关。土地分配的不均只有转化为收入、消费的不均，才会造成社会不公并加剧社会矛盾。由于消费统计比较困难，因此，如今人们讨论社会公平时主要关注的指标是收入分配的不均，吉尼系数也主要是用来计量收入分配不均度的。如今国际上一般都认为，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在0。3以下，属于相当平等的社会;0。3-0。5是比较不平等的社会;0。6以上是很不平等的社会。通常认为我国如今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已经超过0。4，一些有影响的调查，如经济学家赵人伟课题组、社会学家李强课题组都认为早在1994年我国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45左右。

如果像以“租佃决定论”为基础的“中国封建论”所说的那样，传统中国的不平等主要是租佃关系中的地主与农民的不平等，亦即是地权不均导致地租剥削引起的收入不均与消费不均，甚至如改革前的一种流行说法：地租是封建社会剩余劳动的基本形式，赋税、利息、商业利润等等都是地租的再分配，那么上述中国传统水平的地权分配不均会导致一种怎样的不平等呢?设想一种逻辑上的极端状态：某个超大地主占有社会上的全部土地，其余所有社会成员完全无地并且沦为该地主的纯佃户。这时土地分配的吉尼系数达到1(即逻辑上的极值)。假设这时的地租率为50%(即通常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常态的“对半分租”)，那么该地主将占有社会总收入的一半，而其他人共分另一半。不难算得此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为0。5，只是地权分配不均度的一半。

如果改租佃为雇佣，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一般而言，如果收入分配不均并非因政治强权造成，即如果其原因主要是经济上自由的要素交易与资本孳息(如雇佣、租佃、借贷等)，那么“生息资本”(所谓生产资料)分布的不均度必然显著高于收入分布的不均度，亦即“财富的不平等远远大于收入的不平等”。道理很简单：一个经济上高度分化的社会可能有大量的无产者，但不可能有大量的无收入者。在农村可能有许多无地农民，但不可能有不吃饭的农民。反过来讲，富民可能垄断资本(或土地)，但不可能垄断收入。作为平民他们的“不劳而获”需要通过要素交易(即“土地与劳动的结合”)来实现，这种交易必然带来收入的分散。

因此在富人主要由平民、而不是由权贵组成的英、美等国，20世纪通常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在0。3-0。4之间，然而其资本分配的吉尼系数就要大得多，往往达到0。8以上③。在今天的其他国家，虽然由于民主化程度低，“权力收入”和来自“统治-服从关系”的收入比重相当高，但是如果仅计算受到此种收入影响较小的乡村平民中的收入分配状况，则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例如据分析，1991年在孟加拉国农村，农民来自乡村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只有0。28，可是该年该国农村地权分配的吉尼系数达到0。65，几乎高出前数一倍。中国其实也不例外，抽样研究显示：1988年，中国农村农地分配的吉尼系数，未调整土地为0。50，调整过的土地为0。47，但当年乡村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只有0。34。1995年中国农村分化加剧，这个数值上升到0。42，但是如果只计来自农业的收入，则吉尼系数只有0。24左右。

根据同样的道理，在传统中国，如果只考虑平民中地主与农民的经济关系，那么显然，无论在租佃制还是雇佣制下，地主都不能获得其土地上的全部收获，而佃农或雇工可以全然无地，却不会全然无收获，只有自耕农占有其土地上的全部收获。换言之，地主占有的收入比例小于其占地比例，佃(雇)农占有的收入比例高于其占地比例，只有自耕农的收入比例与占地比例大致相等。这样，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就会明显小于地权分配的吉尼系数。虽然两者的比值并不固定，但是根据经验，在地租率大致为50%、地权分配吉尼系数为0。3-0。7区间时，因租佃关系引起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与地权分配吉尼系数的比值约在0。5-0。6左右。

于是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面临两个推论：

推论1：如果按“租佃决定论”的逻辑，与传统时代0。53左右的土地分配吉尼系数相应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将只有0。26-0。3上下。如上所述，这在今日社会统计学眼中属于“平等社会”，其平等程度远比今日中国(收入分配吉尼系数超过0。4，甚至可能超过0。5)为高!这样一个桃花源式的“传统社会”怎么会有社会不公?怎么会发生社会危机乃至屡次发生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战?这将令人难以理解。

推论2：反过来讲，如果这个社会的确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发生过社会危机与社会爆炸，那么这种不公与危机就应当另有原因。这种原因使收入分配的不均可能甚于地权分配的不均，甚至在“均田制”条件下仍会因社会不公引发爆炸性的社会危机。

总之，传统中国土地并不那么集中，租佃制并不那么发达。这种程度的土地不均在逻辑上只能导出两个结论：或者社会矛盾来源于土地不均，那么这种矛盾将无关痛痒，传统社会是个一团和气的桃花源;或者社会矛盾会很尖锐，但矛盾的根源必然另有所在。二者必居其一，在逻辑上不可能同时推翻这两者。

第五篇：增加农民收入 文档

浅论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

内容摘要：全面奔小康，重点在农村，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一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不断增强农业竞争力；二是创造条件，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三是把提高农民的素质作为农业增收的支撑点；四是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保障。

关键词：农民收入，增加，途径

全面奔小康，重点在农村，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阻碍了农民收入的高速增长步伐。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影响了农民纯收入增长幅度。二是就业不足。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深层原因，就是农业中的劳动力总量居高不下，农民的就业极不充分。这是农民主要靠农业难以保持收入增长的关键所在。三是农业组织化程度低。小农户面对大市场仍是目前农村经济的基本格局。这种一家一户分散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信息化、标准化、优质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四是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比较低。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尤其是掌握和运用现代科技的能力差，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代农业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民向二、三产业的转移。此外，因乱摊派

增加农民负担，也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不可忽视的因素。针对以上问题，当前要尽快增加农民收入必须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

农业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质量不高，名优产品比例低；二是一般性品种多，专用品种少；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精深加工产品更少。三是虽然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分工有了很大进展，但区域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区域性结构不同程度存在“大而全、小而全”问题。由于结构调整滞后，农产品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从而导致部分农产品“卖难”和价格下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为此，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竞争力，是解决现阶段农民增收的关键问题。

二、创造条件，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转移农村劳动力要广开门路，多渠道并举。

1、拓展农村就业领域

一是要放手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二是要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农民增收拓展新的门路。

2、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引导和管理

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已成为目前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来源。政府一要引导、规范劳务输出，二要促进土地流转，土地出租后，农民可以放心进城务工，不适应还可以回到农村务农，既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稳定。三要抓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四要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减少盲目性，降低务工成本。

3、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

以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为重点，在小城镇形成符合当地特点的支柱产业。要把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

三、把提高农民的素质作为农业增收的支撑点

1、积极引导农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政府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帮助他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换脑筋、拓宽视野，克服小农意识和小富即安的思想，鼓励他们面向市场，发挥所长，艰苦创业，勇闯新路，把他们培养成有较高素质的新型农民。

2、积极开展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逐步建立起一支以政府为主导，农业科技工作者、农民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宏大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发挥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示范带动作用。带动科技流、信息流、资金流向农村扩散。

3、加强农民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

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首先要抓好文化基础教育，加大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努力提高农民子女的入学率。其次，加强专业技能培养。第三，强化农民进行包括现代农业知识、法律知识、市场营销知识在内的各种知识的学习。同时要在农村举办各种各样农民短训班，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新技术的培训力度，来提高他们增收的能力。

四、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保障

坚定不移的减轻农民负担，确保农民的增收不会因其他隐性负担的增加，从而为农民的增收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实现农民增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健全民

主、科教文化进步、社会繁荣、人民生活殷实的重要手段之一。实现农民真正增收，关键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农业，用市场的手段抓农业，要有跳出农业抓农业的新思维，最终才能从根本上让农民摆脱贫穷，实现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