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闻文风存在问题及改进对策

第一篇：当前新闻文风存在问题及改进对策

当前新闻文风存在问题及改进对策

当前新闻文风存在哪些问题？症结何在？媒体改文风应该往哪儿改、怎么改？本文通过深入调研北京、上海、江苏、吉林、广东、湖南、陕西、四川等地的宣传部门和媒体单位，采访了多位业界学界专家和不同职业的普通受众，梳理了当前媒体改文风的理念和实践、学界和业界对新闻文风的疑惑、思考和建议，以期为媒体改文风提供参考。

一、当前新闻文风存在的问题

在中央的指导和推动下，当前新闻文风已经有很大改观。但是课题组调研发现，媒体在改文风的过程中，既存在没改到位的老问题，也存在“过犹不及”的新情况，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在“贴近性”上存在偏差。

当前很多主流媒体过分强调引导，按照惯有模式灌输，不顾受众感受，自娱自乐，造成受众流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媒体对自己的定位缺乏认识，对受众缺乏了解，甚至不在乎受众是谁、受众关心什么问题、什么是他们喜闻乐见的接受方式。很多报道是“命题作文”，记者并不清楚为什么做这个报道、报道做给谁看，只是赶紧把报道任务应付过去。

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立场不稳、“刻意迎合”的情况。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认为，近年来主流媒体有迎合网络媒体和网络社会中少数人意见的趋势。更有甚者，有的媒体为了取悦受众，片面追求发行量、收视率，社会责任感淡化，将大众化、通俗化曲解为低俗化、媚俗化，迎合一些不良心理、庸俗趣味、低俗需求，而不是着眼于公众利益。

2.“长、空、假”“僵硬、雷同”等痼疾尚未根除。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良荣认为，目前媒体上仍有不少“官话、套话、大话、旧话、废话”。如会议新闻过于注重程序性内容，摘文件、抄讲话，缺少深入挖掘；方针政策解读没有独立主张独立看法；报道生硬干瘪和套路化，缺乏生活气息。

经济新闻等类型的报道可读性差，饱受诟病，专业人士觉得经济报道业余，普通读者觉得太硬看不懂。如铺天盖地的经验报道、成就宣传，就事论事或无限拔高，缺乏对经济现象、热点问题深度分析和前瞻性把握；缺少人性化视角，从工作角度报道多，从经济生活、群众生活的角度报道少。有些报道不能当好“翻译”转变话语体系，学术气浓，生搬概念、堆砌数字，不注重解读。

同时，新闻来源单一，报道方式和策划方式简单化雷同化；记者“抄通稿、抄同行、抄网络”现象严重，导致很多报道尤其是重大活动报道常常是从标题、内容到结构都几乎一致，引起受众审美疲劳。

3.“失实”“失范”“失衡”的现象普遍存在。

有的报道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合理想象”，甚至编造一些故事和细节。如典型人物报道任意升华拔高，强加心理活动、拼凑编造“豪言壮语”、加工整理书信日记等；一些娱乐新闻过分挖掘编造明星绯闻隐私；从网上扒新闻抢新闻的过程中，过分注重时效，求证不到位造成失实。

一些报道中语言规范缺失，在表述时随意夹杂英语等外来语、含义不清的概念和术语，过多引用网络用语。有的报道不注意把握分寸，违背新闻伦理，如过分渲染暴力、色情或凶杀场面，或将违法犯罪分子作案细节和公安民警侦查细节等“全景再现”造成不良引导等。

有受众反映，当前媒体报道覆盖面窄，不够均衡，如只关注城市居民的民生问题，不重视农民的民生问题。另外，有些热点焦点问题负面报道过于集中，缺乏冷静理性分析，把握不好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尺度，不能平衡报道老百姓呼声和政府的难处与积极举措，加重社会无助感，出现“媒体讲故事悲情化”“社会矛盾放大化”的趋势。

二、文风问题背后的症结透视

1.传播环境的冲击。

①新的传播方式凸显传统话语方式的滞后。新的媒介技术打破了原有的传受界限，使新闻信息的生产、传播、接受逐渐融为一体，传播的主客体区分不再那么明显，传统的点对多的传播方式让位于多点对多点的交互网状传播、裂变式传播，新闻信息呈现海量化、碎片化、即时化、跨时空等特征。主流媒体在终端拓展的过程中，新闻理念、报道内容、报道时效和表达方式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尚未适应新传播方式对话语方式的“革新”。②受众阅读习惯和阅读期待发生变化。在新媒体环境中培养出受众多元化的话语方式，并形成新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期待，对媒体有更多的审视眼光，而媒体尤其是传统主流媒体尚未适应这种新的表达方式和阅读期待。如2013年3月的“长春偷车杀婴”“黄浦江死猪”等事件，地方媒体的报道就受到不少网友的批评。此外，新传播技术带来的多元化信源，使得受众在对同一事件、同一题材的报道对比中，对传统主流媒体产生了审美疲劳。

2．媒体操作的不足。

①新闻理念和生产机制落后。一些主流媒体新闻理念僵化保守，生产机制死板低效，缺乏市场意识、受众意识和竞争意识，缺乏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导致文风积习难改。

陕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徐永兵说，主流媒体在社会热点面前，“等”管理部门指令，自身缺乏主动性；重大事件前面，“靠”通稿应付版面，不思内容创新；经营困境面前，“要”财政补贴度日，不敢深入市场；分析原因时，统统“推”到体制机制上去，不从自身找原因。这种“等”“靠”“要”“推”的惯性思维已经成为媒体改文风的障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社教节目中心副主任靳雷认为，对改文风最大的挑战是习惯惰性。“按照原来的方式写，大家都会写得特别快，又不出错，但要用新方式呈现的时候就需要花比较多的力气。”

②人才队伍职业素养不够。一方面媒体竞争使得主流媒体人才流失严重，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内的人才队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现象日益严重。人才队伍的新闻理念问题长期得不到引导、适应新传播环境的专业能力长期得不到提升。

有的新闻工作者不注意学习，尤其是年轻的记者编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坚定、不了解中国社会基层，宗旨意识、基层意识淡漠，不关心主流价值引导，习惯于快餐式的阅读和传播，缺少“我为我的故事负责”的职业新闻人心态，“打工者心态”明显。

③部分媒体“走转改”不到位，在实践中缺乏“话语”自觉。“走转改”活动是让新闻工作正本清源、风清气正的有效途径。然而部分媒体“走转改”活动流于形式，削弱了“走转改”的应有意义。在话语体系的更新完善上，部分媒体重视不够，缺乏贯穿培训、采写编、考核评价等环节的具体规范和严格把关，有时甚至为了吸引眼球而有意纵容各种打擦边球的新闻“失范”，损害了主流媒体应有的话语体系和严肃定位。

三、对媒体健康深入推进改文风的建议

1.在新闻理念层面引领“改文风”——改文风要把握方向和原则。

①把握方向，坚守定位。媒体应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下，形成健康的文风观。在改进文风的过程中，应把握定位，立足新闻生产的专业性，实现视角、语态的转换。同时，不能为了“贴近”而片面“迎合”，要把握应有的基调和格调，在紧跟时代的同时更要有引领时代的追求。

②尊重规律，务求实效。在立足大局把握方向的前提下，媒体改文风不仅要解决新闻报道的篇章、语言、版面栏目等表面问题，更应着力解决文风背后的新闻生产制度、流程、评价标准以及新闻工作者作风和素养问题。

改文风需要尊重新闻规律，从规律中要实效。这就需要媒体直面问题，理性看待，理性表达，深入研究新时期的舆论生态，积极回应舆论关切，提升新闻报道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比如，媒体应有更多直面复杂问题的选题，展示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而非简单化地报道好人好事、揭露坏现象。

2.在新闻生产层面促进“改文风”——改文风应在新闻生产流程中形成机制。

①形成“市场倒逼采编”的内容生产机制。文风源于新闻生产机制的土壤。要将受众意识、产品意识、市场意识融入新闻生产流程，优化、重塑新闻信息采编发流程和发布模式，形成“市场倒逼采编”的内容生产机制，提升新闻信息采集、编辑、发布等各环节的交互性，促进文风的动态生成、更新。议题设置上，要在工作重点、社会热点和受众看点中找到平衡，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贴近舆论中引导舆论。

②在采集环节，深入走基层，增强贴近性。要深化走基层内涵，扩大走基层外延，贴近基层、贴近现场、贴近群众。走基层要深入，就要拒绝形式主义。此外，要增强受众意识，提高“走转改”的针对性。

③在写作环节，应增强新媒体意识。媒体应增强创新意识，积极探索新传播生态下主流媒体的内容构架和话语方式。具体说来，媒体可不断更新写作案例和细则，提高写作规范化水平；通过培训研讨等手段提升单体能力，赋予记者规范写作、创新写作的压力和动力，形成鼓励创新、兼容并包的写作氛围。这方面，很多主流媒体展开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尝试。如2011年6月新华社播发的“微博体通讯”《“向革命前辈借点勇气吧！”——互联网领军人物眼中的“红色奋斗”》引起的反响，让我们窥见话语方式创新的广阔空间和潜能。

④在编辑呈现环节，要适应双向传播模式，增强受众意识和交互意识。新兴媒体快速发展并逐渐跻身主流媒体，对传统新闻信息发布方式形成新的挑战。在编辑、传播、呈现上，要根据受众需求和载体特点、通过N次交互进行个性化、对象化、定制化内容加工和价值延伸，优化新闻信息内容结构、产品形式、话语方式，提升用户体验和受众评价。只有本着受众意识和交互意识，在文风上才会出现多维、多态的景观，从而最大化新闻价值，最小化传受距离。

⑤在评价考核环节，要打造更开放、更有效的评价考核体系。在考核评价环节，需要增强专业评审和受众评价的话语权，要加大贴近性、可读性等评价指标的权重，打造更具开放性、动态性、全面有效的评价体系，拉开考核层次，从而倒逼文风不断更新，形成文风生成与流变的良性循环，形成鼓励创新、包容多元的多样化文风。例如，对编发会议材料的稿件赋予低分，甚至可以不计入考核；加大对素材鲜活、观点独到、解读深刻的稿件的奖励力度。

3.在新闻表达层面落实“改文风”——改文风应该具体化为语言规范和表达方式。

①平衡严肃性和贴近性。传统媒体在网络议题和网言网语的冲击下，往往陷入传播自信弱化、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尴尬，或为吸引眼球盲目介入而“失态”，或因顾虑重重消极回避而“失语”，或为片面迎合而“失仪”。

媒体改文风，当然需要改变以往生硬僵化的话语方式，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味“软化”甚至粗鄙化。所以，媒体一方面要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学会网络表达方式；一方面要有自己的风骨，保持应有的严肃性和风格化。

②善用事实说话，慎用价值判断。缺乏客观姿态损害公信，缺乏理性态度损害“专业”，缺乏逻辑叙述无力“说服”。因此媒体应强化专业性，小心求证，逼近真相，而不要用价值和感情代替事实、削弱客观。尤其在当下网络舆论风生水起、鱼龙混杂、习惯站队的情况下，媒体更应强化调查求证、深度解读的核心竞争力，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用立场代替思考。

③善讲故事，慎讲道理。对于媒体而言，无论什么样的新闻题材，都要围绕讲故事来展开。《新京报》编委、深度报道部主任刘炳路认为：“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要从新闻本身，从各种背景的、当下的以及未来的层面中找故事。”

“讲故事”的方式应该根据报道对象、报道时机等因素确定。比如：时政报道要让文本“软化”和增强接受性，加入背景性的内容；社会新闻要注意用词的准确性和严谨性，报道要克制，不能仅仅追求好看，争夺眼球，而是要体现理性、克制和大局观，多挖掘一些政治根源、政策解读。

④兼顾规范化和多样化。改文风要规范化，就是要细化要求，“有章可循”“有例可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建议：“要对消息评论通讯等都有一些细则，让大家有一个规范”。如不要出现“据说”“大家说”等模糊表达，不要有过多的二手三手材料，规定必须深入采访当事人，等等，以制约采写编环节。此外，“评论要加强，学习短小精悍、直入主题、一针见血的表达方式。”规范化不意味着模式化，要警惕形成新八股。（课题组成员：白继红、王会、李成、谭林茂、刘丽琴）

第二篇：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法律不仅想成为用以评价的规范，而且欲作为产生效果的力量。（注：（德）拉德布鲁赫著：《法学导论》，米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司法制度的设臵就是借以使众多的法律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以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桥梁；法律借助于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而降临尘世。法律机器得以完善的运行，得益于程序完备的司法制度。（注：（美）约翰〃赞恩著：《法律的故事》，刘昕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大量的法律，但法律的实施状况令人担忧。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了立法本身的质量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司法制度之重要性的研究和重视不够。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已严重制约了法律的有效实施。因此，改革现行的司法制度已成为我国当今法制建设和法学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弊端

从一般意义上讲，司法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统治阶级为保证法律实施而制定的制度，包括司法机关的设臵及其任务、司法机关的组织体系、组织与活动原则及工作制度等。（注：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版，第295页。）众所周知，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法治社会，它同立法权、行政权一起，构成现代国家基本的权力体系。由于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各国对司法权的来源、分配以及司法权在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有着不同的规定，由此而形成了不同的司法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司法制度。（注：从分权的角度上看，行使司法权的机关仅指审判机关。在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甚至仲裁机关等都被视为司法机关。本文所称的司法机关仅指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与之相适应，司法制度则是指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设臵、组织体系及活动原则等。）毋庸讳言，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国的司法制度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司法制度。但是，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是在政治上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人们习惯将司法机关简单地等同于“专政工具”，称之为“刀把子”。由于历史原因所致，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主要存在三大弊端：

（1）从司法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或组织的关系上看，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特别是由于地方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政府、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党委，由此导致了司法权的地方化。

我国的司法制度是伴随着人民政权的产生、发展而逐步产生、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司法机关作为同级政府的组成部分并完全隶属于人民政府。到1954年9月，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并相应颁布了《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从而使我国的司法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已不再是同级政府的组成部分，而是独立于政府部门的司法机关。文革结束后，1982年我国又颁布了新宪法，该宪法重述了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地位的独立性。但是，我国自1980年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以“分灶吃饭”为主要内容的财政体制。这种财政体制虽然调动并刺激了各级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在强化地方政府自治能力的同时，在某些领域或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但与此同时，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一方面我国的行政机关掌握着整个国家的财权，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必须由同级政府决定；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在装备、办公条件、办案经费等方面会因各地经济发展及财政收入状况不同而大相径庭，导致了司法机关的财政与地方财政融为一体，而地方财政收入的好坏又取决于地方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经济状况和纳税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司法机关更多地倾向于从发展地方经济的角度去执行法律和行使司法权，而不是着眼于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即使是在1993年以后的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在财政上仍然依附于地方。地方司法机关除了在财政上依赖于地方政府外，在人事制度等方面，不仅地方司法机关的司法行政职务由地方各级权力机关选举、委任和罢免，而且司法人员也由地方权力机关任免。在实践中，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拥有地方司法机关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或指派权。由于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和人事权都隶属于地方，这种权力结构和权力隶属、依附关系，使得地方司法机关无力抗衡地方政权的权力干预，其结果是除了破坏司法独立和国家法制的统一外，还导致了司法权的地方化。目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已成为我国司法过程中无法自我克服的体制性通病。

（2）从对司法机关进行制约与监督的机制上看，一方面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规程致使国家权力机关无法对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另一方面司法机关特别是地方司法机关以“司法独立”为借口来对抗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

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主权的归属上看，它在本质上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人民组织国家机关行使权力、进行统治和管理国家的时候，须有严密的分工。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在我国的国家机关体系中，“两院一府”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应该说，代表全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权力机关其权力是广泛的，它有权对司法机关及其司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但是在实践中，各级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仅仅停留在由各级权力机关根据同级党委的意见来选举或罢免同级司法机关的负责人；各级权力机关对司法人员的任免仅仅习惯于履行法律手续，没有把对司法人员的任免与对他们具体的执法情况的考察有机地结合起来；各级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只表现为“工作”监督，即听取和审议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以及视察或检查司法机关的执法工作情况。因此，我国宪法虽然赋予了国家权力机关的广泛权力，但是目前国家权力机关尚无行使权力的具体程序，特别是在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问题上，更是如此。由于缺少对司法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操作规则，一方面导致了国家权力机关特别是地方权力机关轻司法监督的倾向，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司法机关特别是地方司法机关以“司法独立”为借口来对抗权力机关的监督。近年来，针对司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有些地方权力机关为了强化司法监督，将法律监督深入到某些具体的案件，但这些做法遭到司法机关反对。有的地方司法机关认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如果涉及到具体案件，这与“两院”独立办案相矛盾，有悖于“人大”工作抓“大事”的原则，并且会导致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演变为“两院”的上级主管机关。由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不力，再加上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中司法机关相互制约疲软，检察监督的作用发挥欠佳，上下级司法机关更是“和善相处”并一味开脱护短，这就使得司法工作中的许多问题难以通过现行的监督机制予以解决，并在客观上为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以及司法腐败等现象的产生提供了便利。

（3）从司法机关目前的管理体制、组织机构、工作程序和人员组成上看，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我国现行的司法机关的管辖区域与地方党委、地方权力机关、地方行政的管理区域完全重合，故而强化了司法权的地方化。我国是单一制国家，理应只能存在一套统一的国家司法系统，各级司法机关应是一脉相承、统一而完整地行使国家司法权，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法制和司法权的统一。然而，在现行的体制下，统一的司法权被地方党委、地方权力机关、地方行政区域所分割，各级地方司法机关已演变为“地方的”司法机关。再加上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都依赖于地方、受制于地方。显然，要求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有效实施，无异于在缘木求鱼。

第二，司法机关系统内的监督机制疲软，致使司法机关无力通过自身的监督机制来纠正各种执法不严以及司法腐败现象。目前，我国司法系统内的监督主要有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检察监督和上级审判机关对下级审判机关的审级监督。就检察监督而言，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它有权对国家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但是在实践中，检察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从来就没有真正确立和实现。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检察监督的力度软化，检察机关的执法监督意识和监督行为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困扰和束缚，出现了种种障碍，有些检察机关认为当前法制不健全，监督手段不完备，致使检察监督难以展开，即使对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不仅审判机关不理解，一些党政机关及领导对此也存在思想误区，由于出力不讨好，不如不监督；二是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看，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所进行的监督只是一种事后监督，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发现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违法时，只能以抗诉的形式要求审判机关纠正。如果审判机关拒绝纠正，检察机关也无能为力。长此以往，必将严重损害检察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三是检察机关也是司法机关，我国现行法律只规定检察机关有权监督其他司法机关，至于如何监督检察机关的检察权问题，除了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监督外，目前尚无其他明确规定，从而为检察机关滥用权力提供了便利。就审级监督而言：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上级审判机关有权对下级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实行审级监督，在实践中，上级审判机关通过审级监督的形式对下级审判机关的违法行为确也进行了有效纠正。但是，审级监督是审判机关系统内部的监督，由于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再加上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困扰，因此，在有些地方，上级审判机关对下级审判机关进行审级监督的着眼点已不再是法制的统一和国家法律的有效实施，而是地方利益是否受到充分的保护。第三，轻程序、司法机关不遵守程序约束的现象相当普遍。与西方社会所奉行的“程序优先”这一法律理念不同，我国有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往往把法律程序视为纯形式的东西，甚至看成形式主义，或者认为它束手束脚。1979年至今，我国先后颁布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程序性法律。但是由于我国轻程序的法律传统的影响，在这些程序法中，存在着浓厚的国家本位主义思想。比如：在各种诉讼中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司法机关始终居于绝对支配地位；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和控告方的证据具有绝对效力；各种程序性规范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来说是一些硬性的规范，而对司法机关则是一些软化的约束等。由于我国在立法中轻程序以及程序法中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的影响，有些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甚至认为程序法只是约束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司法机关则可以不受法定程序和制度的约束。实际上，在我国，司法错案的发生往往不是适用实体法不正确，而是出现在程序法的执行不严格和程序法本身不完善上。由于受国家本位主义的影响和程序法中缺乏一套严密、具体、合理的程序规则，再加上司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轻程序，这样就极易造成司法活动游离程序法所规范的轨道。程序不严谨必然导致执法不规范，执法不规范则必然带来司法不公正。

第四，现行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体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司法责任制。由于长期受行政管理方式的影响，我国司法机关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来管理司法工作，特别是审判机关往往习惯于以此方式来管理法院的审判工作。在我国的审判机关中，法官始终是以法院工作人员而不是以法官个人身份出现在审判程序中，他们对外代表法院履行职权，包括依法调查收集证据、组织并主持案件的开庭审理，但却无权独立对外作出裁判。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法院由审判委员会或者行政性质的庭务会以集体负责的名义行使对案件的裁判权，无论该案件是否重大或者是否疑难，均由审判委员会或庭务会讨论决定。独任庭、合议庭只对案件事实负责，失去了应有的职能作用，以致形成了审者不能判、判者又不审的局面，审理与判决严重脱钩。由于庭务会和审判委员会拥有案件的实际裁判权，因此裁判的结果和相应的责任自然也由集体承担，而所谓集体负责的结果是谁也不负责。这种采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法院的做法，既违背了审判工作特有的规律性，也与法律规定不符。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固然不等于法官独立办案，但是人民法院的裁判总是应由法律规定的审判组织以法院的名义作出的。目前，随着审判机关的职能作用不断扩大和案件大幅度的上升，法院工作的效率越来越成为影响法院形象的障碍，而法院系统内现行的管理方式又加深了法官责任心的缺乏和审判工作的低效率，产生了整个社会对审判机关的“信任危机”。

第五，司法人员法律专业水平偏低，司法腐败问题相当严重。首先，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法官、检察官任职资格条件的要求是比较低的。例如，我国《法官法》将法官的专业学历起点确定为大学本科以上，《检察官法》的规定也是如此。然而，我国现有司法人员学历的实际情况离这一要求却相距甚远。在全国法院系统25万多名法官中，本科层次的只占5.6%，研究生仅占0.25%.而在全国检察机关系统内的20多万检察官中，本科层次的更少，只占4%.我国司法队伍的绝大部分构成人员是在1979年后到司法机关的，从这支队伍的来源上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政法院校的毕业生；二是复转军人；三是通过社会招干途径考入司法机关的高中毕业生。从人数比例上看，后两部分的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人数。在我国，司机可以转干当法官，军队干部可以当法官，工人可以转干当法官；没有经过政法部门锻炼、没有办过案子、没有读过法律的人，可以到法院当院长。（注：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可见，我国现行司法队伍中非专业化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我国司法队伍中的另外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司法腐败。应该说，我国司法队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还是相当廉洁的，但随着社会上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向司法队伍渗透，司法腐败问题渐渐变得严重起来。近几年来，虽然各级司法机关在廉政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司法机关内部违法违纪的问题依然存在，其中有些性质和情节还很严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违法违纪领域越来越宽，违法违纪的人职位越来越高，非法所得数额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狡猾、恶劣的现象，（注：宗河：《谱写好历史的新篇章-记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载《人民司法》1997年第2期。）严重地败坏了司法机关的形象、损害了法制的权威。目前，我国司法腐败的现象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流传在老百姓中的许多民谚，如“大沿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等等。都说明了司法腐败现象之严重，部分法官、检察官等已经成了产生腐败的污染源。（注：李曙光：《97法治：五个问题、五种趋势》，载《法学》1997年第2期。）

我国司法制度的上述弊端，使得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已无法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有效实施现行法律的需要，它不仅无法使人民司法制度发扬光大，而且已严重地损害了司法形象和国家法制的权威与统一。所以，司法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原则

明确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原则，对于我们克服司法改革的盲目性，规范改革行为，加速改革进程，提高司法改革的实效，有着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改革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除了加强和完善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坚持司法主权的原则外，还应当围绕以下几个主要原则进行：

（1）司法统一的原则

司法统一的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司法准则。其存在的理念在于：主权国家之法制统一的基础是司法统一。为了确保国家法制统一，在当今法治国家中，无论是集权社会还是分权社会，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在构建自己的司法制度时，都采用了“统一化”的做法。这种“统一化”首先是指司法体制的统一。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分权性的社会，并实行联邦制。它除了存在一个州司法系统外，还设臵了一个统一的联邦司法系统。在联邦司法系统中，将整个国家划分为93个司法区，每个区包含一个联邦区法院，它是联邦司法系统内行使一般权限的一审法院。（注：（美）罗伯特〃考特等著：《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1、112、115页。）同时，根据美国宪法第三条的规定：联邦区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包括联邦问题管辖权的案件和不同州问题管辖权的案件，前者是指引用美国宪法、联邦法律和条约而产生的案件和不同州问题管辖权的案件，后者则是涉及不同州公民间的案件。（注：（美）杰罗姆〃巴伦等著：《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同时，对于各州下级法院（即一审法院）受理的案件，在经过各州最高法院审理后，还可以依法通过上诉和调卷令的形式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注：参见龚祥瑞著：《西方国家司法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显然，美国尽管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们却设计了一个统一的司法系统，以维护联邦法制的有效实施和司法权的统一性。“统一化”做法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司法人员的统一任命。在美国，只要是在联邦司法系统的法官，无论该法官是在联邦地区法院，还是在联邦上诉法院或者联邦最高法院，都由总统进行终身任命，但须经参议院的提名和批准。（注：（美）罗伯特〃考特等著：《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1、112、115页。）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理论上讲只存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司法系统（而不应存在独立的地方司法系统）。但从我国现行司法机构的设臵、隶属关系以及司法人员的任免上看，我们很难将现行的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界定为“国家的”司法机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建立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司法系统。我们认为，改革现行司法制度，首要的原则就是朝着司法统一的方向进行，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有效实施。

（2）司法独立的原则

司法独立原则，追本溯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其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的学说，这一学说来自洛克和孟德斯鸠对西方早期思想家分权思想的总结和发展。三权分立作为一种体制，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都认为司法权是一项重要的权力，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时，不受外界干扰，以保证案件处理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司法独立原则已被现今世界各国宪法和法律所普遍确立。西方国家一致推崇的司法独立原则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根据国家权力分配的原则，司法权由国家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如美国宪法第3条第1款规定：“合众国之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以及国会随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日本宪法第70条规定：“一切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由法律规定的下级法院”；德国宪法第92条规定“司法权赋予法院；它由联邦宪法法院、联邦最高法院、本基本法所规定的各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行使之”。二是司法机关和法官在行使司法权时，只服从法律，并不受行政机关和其他意见的影响，如意大利宪法第101条规定：“司法权以人民名义行使之，法官只服从法律”。三是司法独立是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的独立，因此，为了防止司法机关滥用权力，必须以其他权力来制约司法权。司法独立的原则尽管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创制，但也被我国宪法和法律所吸收。不过，我国的司法独立与“三权分立”基础上的司法独立有所同：一是我国的司法独立主要是相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而言的，即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二是我国的司法独立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之下的司法独立，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行使司法权时应完整地臵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之下，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时并不排斥、否定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三是司法机关在独立行使司法权时，除了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外，还应接受社会的民主监督。在改革司法制度的过程中，坚持司法独立，首先要建立一套真正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各级地方政权的司法系统，要改变目前地方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过多依赖于地方特别是地方行政机关的倾向，将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人权、财权由目前的地方政权管理转变为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集中管理。

同时，由于司法程序乃是国家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故在法治国家，均出于实现司法公正的理念而强调司法独立，但这种司法独立是构建在监督和制约机制上的司法独立，而不是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的司法独立。人类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注：（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54页。）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是腐败的权力。因此，我们在坚持司法独立的同时，还必须强化对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在我国，从形式上看，司法监督的机制已经建立，并且这些机关或组织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能够对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但实践已经证明，我国目前的监督机制收效甚微，其原因在于，在这些监督中：有的是司法机关系统内的“自我”监督，如审判机关的审级监督，司法机关内设的纪检部门和法纪监督部门的自检、自醒式的监督，这种监督方式其实质是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我可以不是自我”的谬误；（注：参见齐延平：《论法治：理论、制度、动作》，载李龙主编：《依法治国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有的虽然属于系统外监督，但这种监督只是一种“事后”监督，至于具体如何监督，监督的程序和效力如何，法律对此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如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有的系统外监督缺乏制度保障和法律效力，在实践中监督力量不能形成合力，根本无法有效纠正司法机关滥用权力的行为。我们认为，对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进行制约，不仅要建立一套监督机制，而且这套监督机制必须具备科学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3）司法民主原则

民主，是人类社会源远流长的梦想之一。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及实践也有所不同。司法民主，作为一个国家司法制度中的重要原则之一，它包括公开审判、辩护、陪审、回避、上诉等内容。其中，公开审判源于资产阶级革命。在中世纪的封建教会审判和领主审判制度中，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多半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司法过程既不晓于公众，甚至也与当事人相隔离，曾兴盛一时的书面审理程序正是这种秘密审判的直接产物。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带有“神秘”色彩的封建司法制度受到革命者和思想家们的激烈抨击。他们以人权保障为理论，强调司法应当是公开的，以使社会舆论能够制止暴力和私欲，最终实现司法公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审判公开作为司法民主原则的重要内容先后被各国所确认。同时，西方学者认为，审判活动不仅需要公开，而且要有民间代表参加，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司法民主，而只有司法民主才能促进权利平等，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而民间的法律组织、律师职业团体和陪审团，则是司法民主的柱石。（注：转引自任允正等主编：《司法制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结合西方学者对司法民主的理解及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认为，我国的司法民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司法民主的存在首先应当以承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独立的权利为前提条件。古往今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没有权利，也就没有司法及司法程序；同样，在司法程序中，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没有独立而又广泛的诉讼权利，也就没有司法民主。在没有确立个人独立和自由之基础而建立的司法权力，只能是一种独裁或专制制度；反之，才是一种体现了司法民主的司法权力。人类司法民主的实践过程也就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扩张过程。因此，坚持司法民主，首先应坚持个人诉讼权利的独立性和广泛性，克服程序法中的国家本位主义思想。

第二，正如民主的首要含义在于“社会成员参与”（注：参见（美）科恩著：《论民主》，聂崇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3页。）一样，司法民主的实质在于社会成员参与司法。而陪审制的建立与适用，则是司法民主的表现形式之一。（注：就陪审制的产生与发展上看，它实质上经历了一个“以法庭上的见证人演变为具有司法权的裁决人”的过程。参见（美）赞恩著《法律的故事》，第200-329页。）陪审制作为社会分享审判权力的基本手段，它“可以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质上就是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臵于人民或这一部分公民之手。”（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4页。）因此，用陪审制度实现审判权的社会分享，一方面能够给予公民一种“参与”的感受，“赋予每个公民一种主政地位，使人人感到自己对社会成员有责任和参加了自己的政府”，（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6页。）另一方面，陪审制也为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地把握审判过程提供了手段，由此形成了公民与法官之间的实际制约。所以，陪审制既体现了职业审判机构及人员与公民对审判权的共享，也反映了社会成员对审判过程的制约与参与，因此，陪审制度是司法民主的主要表现。（注：由于陪审制的极端重要性，因而托克维尔认为我们不仅仅只把陪审制当作司法制度看待，而应把它看作一个独立的民主制度。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上卷），第313页。）在我国，陪审制度是宪法规定的一个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司法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在实践中，我国陪审制度的适用不是着眼于司法民主和对法官进行制约的需要，而是用于解决法院审判力量之不足。鉴于这种现状，有些学者认为，由于外国陪审制度的发展呈现出日益衰退的趋势，建议在我国废除陪审制。（注：参见陈桂明著：《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6页。）我们认为，在我国，陪审制不仅不能废除，而且还应坚持和完善。国外学者主张废除陪审制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与法官相比，陪审员不懂法律；二是法官不易专横，用不着陪审团来加以牵制。（注：参见任允正《司法制度比较研究》，第109页。）上述两点理由不能成为我国废除陪审制的原因。首先，如果说陪审员不懂法律能够成为废除陪审制的理由的话，那么在我国法官素质普遍偏低的情况下，是否也意味着要废除审判制度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正如法官素质偏低一样，陪审员的总体素质也不高，从而影响了诉讼的质量和效率，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陪审员素质，而不在于废除陪审制；其次，西方学者主张废除审陪制是以其已建立了对法官进行有效的制约机制为前提条件的，然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对法官进行有效制约的机制，法官专横、司法腐败等现象还普遍存在，因而需要适用陪审制来对法官进行制约，这种制度不仅不能废除，而且还有待加强。第三，法律职业的“巴尔干化”（注：“巴尔干化”原指西方强国将某一地区分裂为若干对立的小地区，使其互相牵制。现指法律职业团体被分成彼此独立的部门，并彼此制约。参见柴发邦主编：《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是司法民主在当今社会的主要表现形式。从法制史的角度上看，无论是早期的东方社会还是早期的西方社会，司法权与立法权都是不分的，它们与行政权和军事权皆集于最高统治者一体。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国家机器的发展越来越趋于专业化，首先出现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最典型的就是自公元前三世纪之后，在古罗马出现了专职司法的法庭和“以法律为生”的职业律师。因此，罗马法律机器得以创造的两架发动机是程序完备的罗马法庭以及由法学家和辩护者组成的律师阶层。（注：参见（美）赞恩著：《法律的故事》，第152页。）早期法律职业阶层的出现不仅为法律的创制与完善提供了可能，而且法律阶层内部的“分工”与制约也为司法民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契机。由于人们普遍感到能从法律阶层内部的“分工”与制约中获得“好处”，故而法律职业的“巴尔干化”现已成为各国司法民主制度的共同特征，并在法律领域内出现了独立并相互制约的审判制度、公诉制度、律师制度、仲裁制度以及民事调解制度等。法律职业的“巴尔干化”使早期在雅典形成的由法庭一统司法及法律职业阶层、一揽子解决冲突的历史宣告结束。尽管各国立法与实践对于法律职业以及其分工的规定有所不同，但也不乏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做法：一是民间仲裁机构的出现以及仲裁裁决的终局效力，打破了由国家司法机关“垄断”国家司法权的神化；二是国家司法行为由传统的单一审判行为分离为侦查行为、公诉行为和现代审判行为，这种分化在附带地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其主要的功能在于制约传统的司法行为-法庭的审判行为，[24]三是律师职业阶层的出现与发展，是司法民主的奠基石，律师的职业使命与其说是为了当事人的利益，倒不如说是为了对抗司法机关的不当行为。律师在诉讼中所为的一切行为或者是通过论证当事人的主张以影响法官的判断，或者是通过法定方式否定法官某种裁判的不合法性。法律的历史表明，没有职业律师阶层就不可能存在法治和司法民主。（注：参见（美）赞恩著：《法律的故事》，第144页。）

（4）依法裁判原则

司法裁判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它是以一定的法律规范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在现代社会，司法裁判也就是依照法律规范的裁判。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法典化运动的影响，都把“依法治国”作为立宪的根本宗旨，反映在司法程序中则是要求依法裁判。法官的职责在于适用法律，司法裁判只能作为法律的准确复制品而不得用作其他目的，对此原则，已在大陆法系国家获得普遍的接纳。即使是在以判例法为其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法系国家，“遵循先例”（staredicisis et non quieta mov-ere）也是司法程序中一个最为普遍的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遵循先例意味着，某个法律要点一经司法裁判所确立，便构成一个日后不能背离的先例，或者一个恰好有关的先前案例，必须在日后的案件中得到遵循。（注：（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1页。）我国宪法和法律也要求司法裁判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裁判作为现代法治国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项普遍原则，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司法裁判必须根据现存的法律。国家现存的法律是司法裁判的前提和基础，要求司法机关依据现存法律进行裁判的旨意在于：一方面便于当事人及其他关系人对司法裁判的结果作出预测，从而有利于稳定现有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秩序；另一方面，有助于对司法专断起到约束作用，特别是对那些容易有偏见且既软弱又动摇不定的法官来讲，可以起到“后盾”的作用。二是司法裁判必须客观地适用法律。司法裁判既是法官对于案件适用法律并进行个别性的法律判断过程，也是一个“人为”的过程，由于现实生活关系千变万化，为了保证适用法律的客观性，现代法治国家在司法裁判上主要采用合议制，使合议庭的组成者即所有法官的判断尽可能达到一致，从而克服法官的主观性和个性，接近适用法律的客观性。三是司法裁判必须遵守法律。司法裁判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程序上都必须遵守法律；对于司法裁判因违法（包括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而侵犯当事人和有关关系人权益的，除了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应当追究法官个人的执法责任。在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过程中，除了坚持和完善依法裁判所须具备的上述内容外，还应特别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遵守程序法并重新认识程序法的作用。我们知道，“程序优先”作为英美法系国家司法程序中的一个通用术语，它的产生及发展归功于英美法中的陪审制以及作为其前提的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遵循先例原则和衡平法的发展。（注：参见（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根据英美法中“程序优先”的理念，司法结果是否正确并不以某种外在的客观标准来衡量，充实和重视程序本身以保证结果能够得到认可才是衡量司法结果是否正确的标准。因而，“程序优先”或“没有程序就没有权利”的理念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得到了英美法系国家的普遍认同和遵守。就大陆法系而言，对欧洲大陆产生深刻影响的罗马法从未采用制定法制的形式，而且只含有相对来说数量很少的程式化法律规则，（注：参见（德）罗伯特〃霍恩等著：《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因此，早期大陆法系只有程序而不存在制定法（实体法）的现象是存在的。作为大陆法系的源头即罗马法而言，最先发达的是诉权，并且诉权不同程序也不同，诉权的逐渐增加意味着实体法被创制。（注：（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第8页。）随着法典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大陆法系国家则极度推崇制定法并认为制定法是完美无缺的。他们在理论上将程序法仅仅理解为如何实现实体法内容的手段性规范，有时还将程序法理解为实体法的“助法”或实体法的“附带性规范”；在司法程序中，他们以“完美无缺”的实体法为前提，将司法程序仅仅看作是以判决的形式产生其结果的机械过程或者就是这个机器本身，孟德斯鸠作为法治理想而描绘出来的“自动售货机”式的法官，正是这种程序观念的象征。然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实施的实践早已打破了实体法本身完美无缺的神化，实体法的实施更多地依赖于司法程序中的法官判断这一点已是无可非议的事实。在法国，拿破仑所谓用一部包罗万象的法典即可调整人间一切关系的豪言壮语已失去意义，法国民法典越来越依赖于被称之为“一般条款”的立法技术来维护其体系，而作为一般条款的诚实信用、权利滥用、正当事由等本身并不具备明确的内容，而只能由法官在具体的司法程序中赋予其具体含义。在德国，尽管在所有的法典中，最博大精深的当首推《民法典》，但该法典实施不久人们便发现其不足之处，“法律的漏洞”要求法官在司法程序中根据具体的案情赋予实体法以具体的含义。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对程序法与实体法相互关系的认识上出现了一种日渐被人们普遍认同的观念，即程序法乃实体法发展之母体。（注：（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第63页。）大陆法系国家程序观念的变化，与其说在程序观念上出现了与英美法接近的明显趋势，倒不如说是传统罗马法中程序观念的回归与勃兴。在我国，由于轻程序这一法律传统的影响，司法程序中违反程序的现象比较普遍，尽管在目前人们对程序的认识还很难上升到上述的高度，但我们深信：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人们对司法程序功能的认识加深，一种全新的程序观念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第二，要科学地处理依法裁判与司法程序中“法官造法”的关系。从法制史的角度上讲，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一般完全的社会利益要求法律具有稳定性，而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环境则要求法律作出相应的变化。这种要求反映在司法程序中则是司法裁判必须遵守国家现存的法律，但也不否认“法官造法”。如果说司法裁判必须遵守国家现存法律是为了保证法律的稳定性的话，那么“法官造法”则是法律变化性的需要。从历史上讲，“法官造法”的渊源始于罗马法，在罗马的第二个时代（公元1-3世纪），“裁判官作为最重要的法律渊源，以其告示（edictum perpetuum）成为荣誉法（ius honorarium）的制定者”。（注：（意）彼德罗〃彭梵得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因而，作为裁判官所制定的荣誉法或裁判官法（ius praetorium）生动地反映着公平原则，是对社会的具体要求的灵活适应；法律生活本身通过裁判官的司法活动而将这些具体要求加以汇集，并通过裁判官在司法程序中的裁量权加以解决。（注：参见（意）朱塞佩〃格罗索著：《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257页。）如果我们以罗马私法作为大陆法系的始端的话，那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律成果就是要求建立简单、无技巧、通俗易懂的法典，以使公民无需请教律师和法院就能读懂法律，并要求将所有的立法权都交给代议制的立法机关，这就必然要求否定自罗马法以来在法国所形成的司法机关享有立法权的传统。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这种区分，要求法典必须完善、清晰、逻辑严密，并把法官的作用缩小到仅对事实适用法律（即成文法规）的范围。这种想把司法程序搞得过于简单化的观点，除了滋生上文所述的轻视司法程序的功能外，另外一个严重的后果便是否定了法官在司法程序中解释法律和创造法律的权力。然而，法典化时期法律制度的设计者的这种设想是极不可靠的。“法规自动适用”理论所奉行的观点（即立法机关制定的法规非常清楚，以致它的适用成了一个自动实现的过程），在法典实施的过程中很快就成了弃物，实际上，“完整、清晰、逻辑严明”并且具有“预见性”的法典在司法程序中并没有使法官摆脱对法律条文进行必要的解释和适用的负担，他们在一个生动、复杂而又充满困难的程序之中忙忙碌碌，法官必须填补立法的疏漏，解决法规之间的冲突，并使现存法律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注：参见（美）约翰〃梅利曼著：《大陆法系》，顾培东等译，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法典实施的实践除了重新唤醒人们的程序意识外，同时也形成了新的司法观点，人们依赖欧根〃胡贝尔（eugen huber）在瑞士民法典开始所写的文字，应有利于法官在司法程序中履行其职责，“如果在本法中无可适用的条款，法官应适用习惯法；如无习惯法时，适用法官作为立法者时所会制定的规则”。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中，人们现在承认，司法行为既是一种智慧行为，也是一种意志行为；法官负有不断发展法律的义务。（注：（德）罗伯特〃霍恩等：《德国民商法导论》，第64页。）这样，通过司法解释而表现出来的法律作为法的渊源之一，也就在大陆法系得到了确认。但是，基于“法官造法”容易使得法官成为具体案件的立法者，并有可能将案件的当事人臵于司法擅断和不负责任的危险之中，因而对“法官造法”进行必要的限制就变得更为必要了。因此，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对“法官造法”进行了限制。该法典第12条规定：“在适用法律时，只能根据上下文的关系，按照词句的原意和立法者的意图进行解释，而不能赋予法律另外的含义；在无法根据一项明确的规则解决歧义（争议）时，应当根据调整类似情况（案件）或者类似领域的规则进行确定；如果仍然存在疑问，则应当根据国家法制的一般原则加以确定。”（注：《意大利民法典》，费安玲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意大利民法典》的上述规定，为“法官造法”规定了立法性的指导方向，即：适用法律首先应当根据法律的直接意思；如果它的意思不明确，法官就应该参照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意图；如果某一问题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官则应从其它相近的法规中类推适用。如果上述方法均不能解决问题时，则应当根据国家法制的一般原则加以确定。我国由于受大陆法系的影响，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人们都普遍认为应制定一套合理而又科学的成文法体系。但是，人类法律实施的历史表明：“徒法不足以自行”，成文法并非解决人间争议的“灵丹妙药”。大陆法系国家从法典化运动时开始的对制定法的极度推崇，转而对司法裁判功能的重视，以及在允许法官在具体的司法程序中“造法”的同时，对其“造法”行为进行必要的制约，显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因此，科学地处理好依法裁判与“法官造法”的关系是我国司法改革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

三、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

针对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我国司法制度改革除了必须遵循上述原则外，在具体措施上还应当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改革目前的人事、财政及领导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而又独立的司法系统，以确保司法权和国家法制的统一。

第一，在党的领导方面，将目前由各级地方党的组织对各级司法机关的领导改由党的中央组织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根据党的中央组织的授权代表执政党负责领导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

第二，改变目前司法人员（包括法官、检察官以及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行政长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从一般理论上讲，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可以分为任命制、选举制以及任命与选举相结合的方式，但从实践上看，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司法人员的任免上大都采用任命制。（注：任允正：《司法制度比较研究》，第51、116页。）即使是有些采用选举制的国家或地区，目前也出现了转而实行任命制的趋势。（注：在美国，对于联邦司法系统的司法人员，均采用任命制。但就各州而言，大部分州曾采用的是选举制。但由于受“密苏里计划”的影响，各州目前出现了司法人员任免的任命制趋势。参见（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著：《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1101页。）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从理论上讲，各级司法机构的司法人员的任免理应由国家元首或者最高司法行政长官依据一定的程序任免，以体现司法权的统一性。我们认为，在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及方式上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国体并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将地方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由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和任免改为由国家元首或者由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行政长官根据一定的程序任命。

第三，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将目前由地方政府负担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改为由中央政府负担，并由最高司法机关集中统一管理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

（2）改革监督机制，强化司法监督，确保司法公正。

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权进行有效的监督，这既是我国司法民主的要求，也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认为，改革监督机制，强化司法监督，除了根据司法民主原则的内容来重塑我国现行的司法监督机制和加强社会民主监督外，目前主要应当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强化此种监督的首要任务是在制度上真正落实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我们认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不应仅仅停留在“工作”监督阶段，而应深入到具体的案件中去。尽管在理论上人们对国家权力机关能否介入具体案件存在着争论，甚至持否定态度，（注：参见李晓斌：《对“人大”质询法院的质疑》，载《法学》1996年第9期。）但实践证明：国家权力机关要监督好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如果不涉及到某些具体案件，就谈不上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为了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应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对一定范围内的案件具有准司法权。在国外，议会对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最高司法行政长官具有准司法权。如日本宪法第64条规定，国会为审判受罢免控诉的法官，由两议院之议员组成弹劾法院。法国议会也规定，参议院可以组成最高法院，以审判共和国总统和部长，并审理危害国家安全案。（注：转引自董珍祥：《关于强化人大对司法案件监督的思考》，载全国人大办公厅编《我国当前法律实施的问题和对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我国在1980年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组织特别法庭行使准司法权的。当然，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准司法权，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机关替代司法机关，国家权力机关也没有必要介入所有的司法案件。因此，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准司法权时，应把握一个“度”的问题。我们认为，从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角度上看，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对下列案件行使准司法权：

第一，涉及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滥用权力的案件。这类案件包括两类：一是司法机关以及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对于这类案件，国家权力机关可以组织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并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另一类是司法诉讼错案的赔偿案件。司法诉讼错案赔偿是指在司法程序中，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司法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时，由国家给予受害人赔偿的一项法律制度。早在1954年宪法中，我国就确定了错案赔偿制度，199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则对国家赔偿制度作出了具体而又明确的规定，要求对司法错案特别是司法诉讼错案进行国家赔偿。但是，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在对司法诉讼错案进行国家赔偿的程序方面却存在重大缺陷。这种程序性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首先，未将司法诉讼错案界定为一个需要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的诉讼案件。司法诉讼错案其实质就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司法程序中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需要对受害人进行赔偿的案件，这与一般的民事侵权案件并无实质性差别。因此，将司法诉讼错案认定为侵权赔偿案件并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通例，如英国1947年的《王权诉讼法》、美国1946年《联邦侵权行为法》、德国1981年的《国家赔偿法》等等，（注：参见林准、马原主编：《外国国家赔偿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均将司法诉讼错案界定为因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案件并通过诉讼程序来处理。但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做法是通过复议程序和赔偿决定程序进行的，即：如果侵权人为检察机关（赔偿义务机关），首先由受害人向侵权人提出赔偿请求，侵权人逾期不予赔偿或受害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受害人有权向侵权人的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议，经过该复议程序后受害人仍有异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的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如果侵权人为人民法院的，则直接由受害人向人民法院的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赔偿委员会决定是否赔偿采取不公开的方式进行，并且受害人对该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不得向法院起诉。其次，是将司法诉讼错案的确认权交给司法机关，甚至是实施侵权行为的原司法机关，从而使得侵权者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我们知道，有一句古老的法谚叫做nemo judge in re sua，意为“谁也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现代术语叫做“回避制度”，其目的在于反对司法行为中的“偏私”。在对司法诉讼错案进行国家赔偿的过程中，由于司法机关是具体的侵权者，如果由其认定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为此，各国为了防止上述“偏私”行为的发生，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臵，即给审判者设立审判者。反观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在对司法诉讼错案的认定及赔偿问题上，并未奉行“谁也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理念，而是信守“自我批评”的政策。基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上述程序性缺陷，我们认为将司法诉讼错案的确认权交给国家权力机关，并由国家权力机关作为审判者的审判者，这对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制约与监督，确保司法公正，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对法律适用产生异议而要求作出立法解释的案件。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由于立法的质量缺陷或者当立法跟不上司法实践的要求时，往往会出现法律适用上的空档。在出现上述情况时，我国通行的做法是由具有解释权的司法机关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司法解释。但我国的司法解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从立法规定上看，我国的司法解释只能是针对司法程序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解释，并且这种解释没有普遍的约束力，根据1981年全国人大《关于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二条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是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显然，上述规定明确表明：司法解释只能是对司法程序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解释，并且只能在本系统内有效。从实践上看，我国的司法解释往往倾向于对法律进行一般性解释，而非在具体的司法程序中针对具体案件进行解释，有的司法机关在行使上述解释权时，往往倾向于为“扩充”自己的权力而进行解释，有的甚至以损害或限制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违反我国法制的一般原则为代价。例如，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后，司法机关竟相进行一般性解释，作为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只有255条，但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则有342条，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实施细则》更有414条，这些本应只能在本部门适用的“内部”规定，不仅条文的数量大大地超过了基本法，而且各自的解释相互矛盾之处甚多，有许多解释超出基本法甚至严重违反了基本法。对于司法解释中的上述缺陷，我国目前尚无具体的制度对此进行纠正。我们认为，为了克服司法解释中的上述弊端，在具体的司法程序中，如果司法解释的适用可能会违反我国法制的一般原则时，有关案件的当事人或关系人即应可以就法律适用问题向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提出申诉。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根据申诉人的申诉，可以组成特别法庭，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审理，并在纠正有司法解释的同时，对有关问题作出一般性的立法解释。

（3）改革司法机关内部的管理体制和工作程序。

改革司法机关内部的管理体制和工作程序，这对在新形势下提高我国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和司法质量，杜绝目前日益漫延的司法腐败现象，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由于审判程序是司法程序中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改革司法机关内部的管理体制和工作程序的重点在于改革审判机关内部的管理体制和工作程序。

第一，改变审判委员会包揽过多的现象，实行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审判工作的问题。但在实践中，由于审判委员会包揽过多，因此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对审判委员会均异议颇多，有的甚至主张取消审判委员会。就审判委员会工作范围而言，法院组织法对此已作了明确规定，即只讨论重大或者疑难案件。就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而言，目前尚无明确而又统一的规则，因此必须加快制定。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到会的委员必须自始至终参加会议；二是委员在讨论案件时，遇有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时，应依法回避；二是有关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庭的意见与审判委员会不符，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以审判委员会意见为准的，在制作裁判时，应由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署名。

第二，加强和完善合议庭、独任庭的职能，做到审与判的统一和权与责的统一。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庭作为法院内部的两种基本审判组织形式，理应由其代表法院依法独立地行使审判权。但是，在实践中却人为地造成了审判过程中的审与判、责与权的分离，这既不利于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也难以真正建立和实施错案责任追究制。这种行政式的办案做法必须坚决予以废止。加强和完善合议庭、独任审判庭职能，其关键在于让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的权力均集中在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庭手中，真正让他们有权审理和裁判案件；在落实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庭权力的同时，要真正建立执法责任制，做到权与责的统一。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行使审判权的人员，必须坚决地调离法院系统；对于那些滥用权力的人员，在把他们清除出法官队伍的同时，要严肃而又认真地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三，改革庭审方式，强化庭审功能。对案件进行开庭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审判原则在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中均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从实践上看，法院庭审活动的形式主义现象相当严重，开庭审理所追求的“当庭认定事实和当庭作出裁判”的这一目标目前只能作为一种理想而留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由于庭审活动的形式主义倾向，许多案件的“事实”在没有经过对方当事人当庭质证的情况下就由法官与一方当事人于“庭后”加以认定；而“定期宣判”制度的适用又为法院进行“庭后”裁判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庭后”认定案件事实和“庭后”裁判在为司法腐败提供温床的同时，也是我国审判效率和质量不高、审判活动公开性不够、法官素质过低的表现。为了强化庭审的功能，庭审方式的改革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全面提高法官素质，使法官具备当庭认定事实和当庭作出裁判的能力。就我国目前数额庞大但素质偏低的法官队伍而言，在提高法官素质方面可以采取以下方法：首先对那些明显不能胜任审判工作的法官，要将其调离法院系统，由其另谋出路。目前我国的工人因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而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行政工作人员因行政机构改革而面临着“分流”的压力，同样，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进行，将那些不能胜任法官工作的在职法官调离法院系统，这一趋势将不可避免。其次是应面向社会特别是面向一些政法院校公开招聘一批业务素质好、政治觉悟高，既廉政又勤勉的法官。

二是实行当庭质证和当庭认证制度，即负有举证责任的诉讼主体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所提供的证据，应经对方当庭质证；庭审组织应根据双方举证、质证的情况当庭认证，对由法院依法收集、调查的证据也应当庭宣读并由双方质证。对于没有经过当庭质证和当庭认证的证据，人民法院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实行当庭质证和当庭认证制度的目的，在于公开法院认定事实的程序和理由，将法院对证据认定的过程和结果臵于当事人和社会的监督之下。

三是实行当庭裁判。所谓当庭裁判，是指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庭将当庭认定的事实，经过评议后，立即在法庭上作出裁判。实行当庭裁判，除了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外，它还可以排除各种庭外因素对裁判结果的干扰，从而保证裁判结果的公正。人民法院在实行当庭裁判时，应当公开宣读以下内容：各项证据证明效力的情况及相应理由；本案所适用的具体法律及理由；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所持主张的态度（支持或不予支持）及理由；当事人有无上诉权利及上诉的法院。

（4）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对司法诉讼错案除了进行国家赔偿外，还应当追究有关承办人员的责任。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其目的在于规范司法人员在具体司法程序中的司法行为，确保司法行为的合法性，这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必然要求。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出现错案，在根据有错必纠的原则来对案件结果或行为进行纠正的同时，对办案的责任人也应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违法必究原则的具体体现。在法律面前，司法人员没有任何特权，他们都应该忠于国家的法律并依法行使司法权，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自1988年以来，我国部分司法机关开始试行错案责任追究制，有些地方司法机关制定了一些试行办法。实践证明，实施错案责任追究制，对保证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严肃执法、秉公办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对此尚无统一的立法，各地司法机关的做法不一，有些地方虽然制定了一些试行办法，但由于种种原因使得该制度无法得到落实。建立严明的错案责任追究制的关键在于加紧制定相关法律。我们认为，错案责任追究制的大体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用范围。包括对哪些人适用，对哪些案件适用。

（二）错案的界定、界定的标准以及认定的机关。就错案认定的机关而言，尽管实践中有些地方将导致错案的原司法机关作为认定机关，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欠妥，并且缺乏科学性。同时，错案界定的标准不应该仅仅以案件的实体结果即认定的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为限，还应当包括各种程序违法。

（三）归责原则与责任的种类。就归责原则而言，对司法人员追究法律责任应以过错责任为限，只要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因故意或过失导致错案的发生，都应对其追究法律责任。至于司法人员承担责任的种类，可参照我国《法官法》第十一章及《检察官法》第十一章的规定加以制定。

（四）责任的划分。应按案件处理的环节分别予以明确划分，并且责任自负。

（五）追究的程序。应规定错案由认定机关认定，责任人可以申辩、提出申诉或对处理结果要求复议等。

第三篇：当前质量管理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产品质量管理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产品质量和交期是影响企业信誉、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从产品质量角度来讲，影响其高低的无非是“人、机、料、法、环”五大要素。以下对本公司在这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进行一下分析。

首先是人的因素，这是五大要素里排在首位的因素

人是最难管理的，他受知识、技能、经验、性格、情绪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公司在人员管理上可能不同程度的存在如下问题：一是人员职责不清、分工不细，许多工作看似有人管、实则无人管。比如现在实行工序管理，那么班组长的职责是什么，熔化、浇注人员的职责是什么，冷铁谁来管、浇冒口谁来管，不合适谁来协调解决…二是质量相关人员责任意识不强，质量工作被动应付，抓不住重点。比如当前质量问题的重点是什么，如何解决、谁来组织解决。我认为当前跑火问题就是一个重点，对于哈斯产品，尺寸、涨箱问题也是一个重点，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涉及到许多因素，比如砂箱不规范、无法锁箱，压箱铁不够，由浇注人员更换压箱铁等，但这个问题涉及到大部分产品，长期的结果会造成大量的废品，所以还是需要组织相关人员商讨解决的办法。至于单个铸件的气孔、砂眼，也需要分析解决，但不是重点。三是操作者技能经验不足，操作随意，不服从管理。比如椿箱前对模型的清扫，尽管多次要求，仍然有许多模型起箱后上面有许多浮砂就重新放箱造型了；起箱后要求箱口朝上放置，但为了省事，仍有许多箱起模后箱口向下放置，从而造成砂型脱裤、变形。

其次是设备问题，设备是质量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

设备经常出现故障既影响生产，也影响质量。目前公司设备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小马拉大车问题，树脂砂的混砂机、天车、炉子、浇包等，都适合干比较大的产品，而不适合干小件，但由于市场的原因，这个问题比较难以解决。其次是许多设备年久失修，带病运转，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如再生机设备、除尘设备等。一些新装或改造的设备缺乏日常的维护和保养，并且设备的许多功能现在都没有了，如混砂机的快慢档、树脂调节、手动自动转换等。三是一些关键的生产设备不能定期保养和更换易损件，如混砂机的搅刀和搅笼。这些都会对产品质量造成影响。

材料也是影响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

目前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保证原材物料的质量稳定，防止因市场和资金的原因造成材料的质量波动。这个在别的厂已有过先例，前几年在一个铸造厂因增碳剂质量问题造成出口铸件批量报废（硬度偏高），教训是比较深刻的。

方式方法也是质量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

工艺是对铸件质量影响较大的一个因素，一个好的工艺不但能保证质量稳定，还能增加产品的出品率，提高效益。目前公司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老产品，没有工艺文件，出现质量问题有人认为是操作问题，有人认为是工艺问题，这需要从整个过程的操作是否规范、不规范的操作对产品影响多大来综合判定。如果是工艺不合理或该工艺不能充分保证产品质量，那就要毫不犹豫的对工艺进行调整。如果属于操作问题，那就要分析问题出现在那里，如何避免。内部沟通也是需要加强的，比如一种新产品来了，它的技术文件、质量要求、工期等要及时传递到相关人员手中，并且由职能部门制定质量计划，质量计划通常包括工艺方案制定、砂箱工装制作、模具制作、首件试制、首件检验等，这些过程的进度安排要留出工艺改进、模具调整、再制作的时间。再比如内废和外废的质量反馈和质量投诉，由什么部门，什么人及时将这些信息传递到相关人员，微信是一种方式，但有时可能说不清楚，可能需要比如邮件、纸质文件进行传递。

第五是环境问题

目前环境问题主要是现场粉尘较大，照明不足这两个问题。粉尘较大不但对人有影响，对设备也是有影响的，尤其对设备的控制系统和传动系统。照明问题则直接影响操作者作业的精细程度、尤其对作业后的检查，如下芯和合箱。

以上问题有些是铸造行业的共性问题，有的是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拟提出如下解决措施：

1、由职能部门负责，对生产、检验、质量、技术等部门与质量有关的人员职责进行界定，尤其对车间主任、各工序的班组长所需要负责的工作进行详细规定，并由本人签字确认，使其起到应有的作用。

2、对生产中出现频次较高或影响较大、造成后果较大的质量问题，要由质量部门组织技术、检验、生产相关人员进行讨论，分析原因、采取措施，并对结果进行验证。这样的讨论会每周至少开一次，召开时由质量部门汇总一周来发生的所有内外废及其它质量投诉，由与会者进行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并对这些措施落实到的部门和人员进行规定和限期整改；在下一次质量会时要对上次质量会确定改进的质量问题进行评估和总结。以上质量会要有记录，责任人要签字。虽然公司建有微信群，一些生产和质量问题能很快反馈，但这样的质量会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

3、对操作者，尤其班组长进行培训，使其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班组长是质量管理中承上启下的人员，在质量管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要使工艺要求和操作规程得到不折不扣的实施，首先要使班组长提高认识，并督促操作者去实施。如果一些工艺要求和操作规程或制度，班组长都不能很好的去执行，让操作者去执行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4、加强对班组长的考核，使其收入不但与产量挂钩、更与质量挂钩，只要是工序内出的质量问题，班组长是第一责任人。其次对班组内人员要细化考核，比如合箱工序，可以分成几个组，对每组的产量和质量进行考核，这样就能促使下工序检查上工序。不合格的产品下工序有权拒绝使用。对有争议的，比如型芯、冷铁，可由现场技术人员进行判定。

5、有模型修理人员长盯现场，每天生产前对现场使用的模型和芯盒进行检查，对损坏的模型和芯盒及时修复。有专门负责冷铁和陶瓷浇口的人员，当冷铁不足或不合格时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

6、恢复再生和除尘设备的功能，保证再生砂的质量（灼减量低于3.0%，如果能小于2.5%更好），逐步恢复混砂机各种调节按钮的功能，如自动手动转换、快慢档转换、树脂流量调节等，建议将树脂流量的调整全部改成数显变频调节，这样既可以直观检查树脂流量的变化，控制树脂、固化剂、再生砂加入比例，提高树脂砂质量，又能有效控制树脂用量，降低成本。

7、生产部门加强过程质量控制，并及时向技术、质量部门/人员提供工艺改进所需要的各种数据，如炉前成分、浇注温度、浇注时间、打箱时间等，尤其首件试制时，检验部门要向技术、质量管理人员及时反馈检验结果、包括外观、尺寸、性能，必要时包括金相检查结果。

8、一些大的、重要的产品，制定工艺文件时，应根据产品的技术要求、质量要求、工期要求进行充分的讨论，在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后，选取最佳的工艺方案。考虑到工期的要求，首件产品应对工艺制定、模型制作、首件试制、清理检验的日期做出计划（质量计划）。

9、在入库前，对新进厂模型尺寸、工艺及模具质量进行检查，尤其对模具的尺寸进行检查，在确保模具尺寸、工艺等符合要求时，才可投入生产。

10、客服部门应及时向技术、质量、生产部门反馈接到的外废和客户投诉，除微信外，一些大的质量问题、大的客户投诉，可以用邮件、纸质打印进行沟通。质量部门应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分析原因、提出纠正预防的措施，并进行改进。

11、对生产现场的照明进行检查，在光线较弱的工序，尤其下芯合箱工序加强照明，以确保操作准确和到位。

12、在现场画出责任区，规定操作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和过程后，做到工完场净。现场使用的材料和工具放至规定区域，这些规定的区域应使用划线或标牌的形式进行标识，并规定责任人。以上区域划分和材料、工具放置位置及责任人可以在看板上画出。公司组织职能部门和人员每周进行检查，已督促落实。

考虑到人员、资金、设备的原因，以上措施可以分步实施。有资源类需求的问题，如5、6、9、11，可以逐步解决。尤其第6项，可以制定计划作为一个长期目标，其它不需要大的人力物力就可解决的，可以尽快实施。

第四篇：当前小金库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

当前小金库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

2009年以来，我区相继在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有企业开展了“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累计查处“小金库”金额360万元。在专项治理中，发现当前小金库现象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问题。

一、当前“小金库”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特点：

1、小金库主要表现形式：一是部分收入不入账。较为典型的是单位资产处置、出租收入不入账形成小金库。二是以收抵支。将支出直接与部分收入款相抵形成小金库。三是虚列支出。以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等名义，虚开多开甚至开具假发票，套取资金形成小金库。四是财务处理不当。部分项目款长期挂账形成小金库。

2、小金库主要特点和难点：一是从单位性质看，随着预算管理的加强，公务卡等制度的推行，一级预算单位财务、资金管理较为规范，小金库发生主要集中在下属部分企事业单位。二是从资金来源看，传统小金库多源于“三乱”资金或截留、挪用项目经费等，随着财经秩序的逐步规范，上述现象得到遏制，而虚列支出套取资金、单位资产管理等薄弱环节成为小金库主要来源。三是从资金使用看，传统小金库多表现为设置账外账、个人开户、现金保管，使用多为个人消费甚至私分资金等，而现在小金库实施手法更加隐蔽，从直接方式逐步向间接方式转变，多为通过虚列多列支出、虚开发票套取资金、通过下属单位报销开支等，使用也多表现为超标准发放奖金福利，上下级礼品礼金支出等。四是小金库核实查处难度加大。小金库认定出现一些模糊地带，一些部门片面认为只要不装入个人腰包，为干部职工谋福利就不算小金库，一些违规行为，由于财务处理、资金用途等方面较难界定，只能作为违反财政财务制度处理。虚开多开发票套现等手法的调查取证难度很大，若无举报或与往来单位核对明细，相当难以发现。

二、当前防治小金库的几点对策建议

1、推进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目前，由于资产配置不科学和使用监管不力，为小金库滋生埋下隐患。建议改变现在各自管理、各自为政的做法，将单位资产纳入统一管理体系，实现资产综合管理，确保资产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合理调剂，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对于闲置资产的使用、出租等，应经过相应审批程序，资产运营收入不应再作为单位收入自行支配和使用，应纳入财政统一预算和管理。

2、深化财政财务管理机制改革。一是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非税收入管理和公务卡、收支两条线制度等各项改革，努力前移监督关口，健全支出绩效考评体系，建立“三公”支出预算管理和考核机制，提高预算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开化，从源头上遏制小金库产生。二是强化单位财务收支管理。切实抓好“票款分离”工作，严禁隐瞒、坐支各项收入，虚支支出费用。进一步规范行事单位收入分配秩序，完善部门单位内控和监督机制，强化单位银行账户管理，严格收支核算。

3、进一步健全监督监管机制。一是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和非税收入网络功能，加强对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状况的监管，及时发现和纠正单位财务异常行为，提高监管水平。二是实行监督常态化、公开化。完善落实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财务、物资采购制度，健全纪检、财政、审计、单位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逐步建立部门预算公开、审计结果公开、财务收支结果公开制度，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切实做到经常性监督与突击性监督相结合，有效遏制财务违规行为。

第五篇：当前养猪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养猪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养猪业是畜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起着重要作用。当前，不平静的养猪业让人们心有余悸，日趋复杂的猪病给人们造成极大分恐慌，笔者作为从事基础畜牧兽医工作者，针对当前养猪业存在的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生猪生产存在的问题

1、养猪场建设欠合理

在政府惠农政策的鼓励下，养猪户存栏量增加，先后建起了多个上规模，上档次的养猪场，有的在原厂的基础上进行扩建，有的重新建设猪场。但总体来看，不管是改建，还是新建，养殖户都没有经过专业技术人员的设计规划，而是仿造别人的或者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建设，存在场址选址不合理，距离村和主要交通要道较近，场内管理区、生产区、隔离区“三区”布局分布不合理。

2、生猪饲养成本高，养猪效益下滑

目前，生猪饲养户一般不养母猪，不自繁自养，而是图省事，直接购进仔猪以集中育肥的方式饲养，因此，饲料和仔猪的价格成为影响养殖成本最主要的因素。饲料价格呈逐步盘升的趋势，仔猪价格更是一路攀升，居高不下。尤其是2009年对养猪户来说不不平凡的一年，上半年生猪，生猪、仔猪、苗猪一直波动很大，对养猪户利益冲突，再加上水电费，用工费，防疫费等也不断提高，导致养殖成本大大增加，养殖效益下滑。

3、近年来，猪病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对养猪业造成的经济损失越来越大，已经严重影响养猪业的发展。当前许多猪病都是由多种致病因子的共同作用造成的，它们导致的复合性疾病危害极为严重，且难以控制，其中较为严重的是多种病毒混合感染；其次是多种病毒和多种细菌混合感染；再者就是多种细菌混合感染，往往是有几种不同病原体，有的为原发，有的为继发或并发，而一些免疫抑制性疾病的存在，更使病情加重。

4、猪群免疫功能受到严重抑制。饲料中长期添加使用的抗生素饲料添加剂，对动物免疫功能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免疫抑制性疾病的危害对畜禽健康的威胁日益增加，猪群免疫功能出现障碍，可使低致病性的病原体引起多种疾病综合征的发生，甚至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各种综合征疾病普遍性存在，充分说明猪群基本的抵抗功能（免疫功能）出现问题。

5、养猪技术落后，疫病防治困难。目前，生猪养殖主要依靠传统饲养技术，缺乏科学的养殖技术、先进的饲养 管理经验。容易导致饲养成本增加，饲养效益低下。缺乏对突发性疫情的有效预防和控制，再加上对疫情预防时有些生产单位不做药敏实验，也不按给药剂量规定操作，长期、盲目、滥用抗菌药，还有些厂家在饲料中加入抗微生物药既无临床针对性有无应有的剂量，使病原菌和寄生虫产生抗药性，会导致可供选择的敏感性药物越来越少，防治时更加困难。

6、长途运输及粗暴宰杀，猪的动物福利国际法规定,猪在运输途中必须保持运输车的清洁,按时喂食、供水,运输时间超过8h要休息24h。宰杀时要用高压电击快速使猪失去知觉,减少宰杀的痛苦。要隔离宰杀,以防其他猪看到而产生恐惧感。我国目前主产区的生猪往往要经一二十小时的车载运输才能到达广东、香港和上海等地,特别是广东的某些转运站在收到一车经长途运输的活猪后,给每头活猪立即强制灌服20～30L凉水,这不仅是对猪的摧残,也造成猪肉品质严重下降。至于宰杀方式,则极大多数达不到国际法规要求。

7、过早断奶，母猪哺育仔猪,仔猪在母猪身边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是动物的天性,一种康乐。然而,现在有些集约化猪场为了片面追求高产,显示本场的生产水平高超,将仔猪断奶日龄从28天提早到21天,又从21天提早到14天,须知这种不顾条件的盲目追求,不仅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因断奶引起的心理应激、环境应激、营养应激造成的损失也非小数。

8、饲养密度过大，有的猪场在二、三百亩土地上建了年产4～5万头的商品猪场,猪舍间隔不足10m,一间不足20m2的猪栏内养20多头育肥猪,有的实行楼层立体养猪。这种高度密集饲养,不仅造成大量粪尿、臭气、噪音污染,使有些猪吃不到料,饮不上水,处在饥渴状态,也使猪只产生了打斗、咬尾、咬耳等行为怪癖,最终导致生长速度缓慢,肉质下降。由于饲养密度过大,猪舍通风不良,空气质量差,有些猪吃不上料,导致营养不良,猪群免疫功能下降而诱发各种传染病、群发病,特别是猪呼吸道疾病非常普遍。集约化猪场的呼吸道疾病发病率通常为30%～60%,死亡率为5%～30%(杨汉春,2004),成为目前集约化养猪面临的最棘手、最难净化的疾病之一。

对策：动物福利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动物福利也必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关注动物福利,首先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动物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必需的动物蛋白等各种营养元素。为人类科学研究提供了各种实验材料,动物还是人类的伴侣,是保持自然界协调平衡的重要一员,为人类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因此,首要的是要加强动物保护、动物福利方面的意识和宣传,尊重动物福利本身也是对人类自身的尊重。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动物保护法规,制定动物福利法,明确动物福利范围和执法机构,这一工作我国已落后国际社会数十年,亟待着手解决。从表面上看,立法保护动物福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类处置动物的自由和权利,但从发展和长远的眼光看,今天立法保护动物福利,正是关注明天人类自身的福利。除了以法律手段加强动物福利外,这里就改善猪的生存环境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1、用地制宜,适度控制猪场规模。要改变过去千家万户的养猪形式,提倡适度规模饲养,猪场建设规模要因地制宜,在远离城市的偏僻乡村,提倡多建年产50～100头肉猪的专业户猪场,实行放养或散养。在人口密集或经济发达地区,可建一些年产5000～10000头肉猪的大型猪场,这种猪场应远离居民区、省道国道1km以上。现在有些农业龙头企业要建5万、10万头规模的猪场,这种超大型养猪企业最好选在粮食主产区,而且要分点选址,分点饲养,化整为零,彼此相隔1km以上,以利饲料供应、防疫和排污处理。在这种养猪龙头企业,要建屠宰加工厂,活猪就近屠宰加工,改活猪流通为猪肉流通和肉制品流通,这样既可减少运输应激,改善肉质,又可防止传染病的散播。

2、实行科学饲养。无论采用何种饲养方式,都要保证供应全价饲料和充足饮水,在饲料中严禁添加有毒有害物质。饲养后备猪和生长肥育猪,尽可能采用自动喂料箱实行不限量饲喂,保证猪只吃饱吃好。要避免饲养密度过大,过于拥挤,要为各类猪只设置小运动场,使其有活动和逍遥的空间。在我国现有条件下,集约化猪场仍以28～35日龄断奶为宜。保持保育舍温密不低于20～25℃,产仔舍的乳猪保温箱温度达到30～32℃。严禁鞭打猪只,建立饲养员、防疫员与猪只和善相处的良好氛围。

3、保障动物肠道健康，采取最新动物营养研究成果，提高饲料报酬，最大程度降低养猪业的饲料成本。

猪价是由宏观供需关系决定，具体的养猪业从业人员只能去适应，但是从业者可以采取具体的措施降低养猪成本来保障养猪效益。饲料成本是养猪业的主要成本，尽量采取最新动物营养研究成果，可以降低饲料在养猪业中的成本。同时，动物肠道健康是营养消化吸收的保证，决定养殖效益的关键。而且，消化道是动物体内接触外环境最大的面积（200-300m2）和动物给药的主要途径之一。消化道的健康和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动物保健的效果，而且消化道遭到破坏，很容易造成动物免疫功能抑制的后果。

在疫病挑战时，动物代谢增强，可导致所有养分的维持需要大幅增加，动物的营养分配从生长转向免疫。保证动物健康的条件下，饲料成本才有可能降到最低水平。

4、养猪业可以考虑养猪品种的更新。养猪业为解决满足中国人对肉食品的需求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已经完全满足量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肉食品的需求已经不仅仅满足量的供应，对肉食品的安全性、口感有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养猪业主要饲养品种以进口杜洛克、长白、大约克的三元杂交品种为主，该品种选育主要突出生长性能，抗病性、耐粗饲性、口感均比较差。

动物在疫病挑战时，代谢增强，对养分的需要增加，营养分配从生长转向免疫。但是，在人工育种选择下，猪在疫病挑战时的代谢模式有一定的偏离自然选择的轨道。近年来猪的育种进展使得猪的生长潜力大幅提高，瘦肉生长速度大幅增加。这样的猪一旦受到感染，可利用养分的分配模式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分配到免疫系统的养分减少，分配到生长的养分加。在健康的条件下，这自然对提高生产性能有利（猪的选育是在非常健康条件下进行的），但在疫病挑战时，这样的猪免疫力较低，死亡率高于老品种（地方猪品种生长缓慢，但抗病力远远高于现代外来猪）。持续地专注于提高生长性能的选择，在基因上改变了养分的分配，必定牺牲生长以外的功能。近十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等新技术引入育种工作，饲养品种的生长性能提高很快，但抗病性能存在缺陷，与我国相对恶劣的饲养环境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凸现出来。同时，我国饲料资源有限，进口品种的不耐粗饲性使得国内有限的饲料资源并不能充分利用。而且，进口品种与我国饮食注重口感的习惯不符。

我国地方猪品种资源丰富，繁殖产仔数高、抗病能力强、口感好、耐粗饲性强，如果使用杜洛克作为父本，我国地方品种作为母本，杂交后代在产仔数、抗病性、口感方面的改良从经济性方面考虑，可以弥补生长性能的损失。近几年，国家在地方畜禽品种保种工作投入逐年增加，已经为地方品种的利用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