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资本品投入的经济分析

第一篇：国有银行资本品投入的经济分析

国有银行资本品投入的经济分析

资本品是对银行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具有特殊用途的经济资源。这种资源在金融外部性问题作用下被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国有银行特有的公有金融产权形式，这种经济资源的重要性异化为对资本品的过度需求，并呈现以资本品重复、分散与低效为特征的超常增长，给银行可持续发展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

一、外部性问题对银行资本品的特殊需求

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行为不通过价格体系而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直接影响。也就是说，当一种经济活动的成本或收益自动地“外溢”到未参加这种经济活动的其他人或企业身上时，就会产生外部影响。外部性以多种形式出现，有些是积极的（收益外溢），称为正外部性；有些是消极的（成本外溢），称为负外部性。前者是指某个经济人的行为给其他经济人带来了福利，但其他经济人不必向带来福利的那个人支付任何费用，可无偿地享受福利；后者是指某个经济人的行为给其他经济人带来了损害，但却不必为这种损害承担任何责任，可不进行赔偿。外部性问题在金融领域突出反映为银行业的脆弱性。金融行为与一般企业商业行为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它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一家不健康银行的挤兑（负外部性），会迅速传染给健康银行，这种传染的危害程度取决于健康银行的抵御能力，能力相对弱者有可能被逐出市场。

由于资本品作为银行营销组合的一部分，构成银行持续经营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其需要首先取决于银行的市场定位，即银行的形象通过新颖、别致的建筑物（资本品）独特地表现出来，容易更广泛地为社会公众所识别和接受，是无声的、永久的广告。随着人们对金融外部性问题关注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认识到银行业是信心行业，资本品仅仅作为识别标志远远不够，还应成为竞争手段和支撑公众信心的强力标志。资本品作为可以物理识别、接触和比较的有形产品，是银行实力的最直接体现和公众最易接受的有形信号。因此，资本品具有显露实力和塑造形象的特殊需求，已深深融入银行的经营理念之中，并通过资本品规模扩张或提高其科技含量等形式表达出来。我们常见到一地的标志性建筑，往往是银行的营业办公场所。这在一定意义上昭示着银行实力雄厚，信誉良好。此外，银行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争先恐后地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如大量运用电子、通讯与网络技术等，并把 它作为金融竞争创新的主要工具，银行业成为电子技术与信息革命的最先受益者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些资本品的投入为银行营造经营优势地位，广纳客户并攫取市场份额，最大限度消除负外部性影响奠定了基础。

二、国有银行资本品投入内生机制及制度上的缺陷

国有银行因有国家信誉的强力支撑，尽管存在资本品扩张，但与成熟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西方银行不同，较少受到金融外部性作用的影响，其资本品投入的内生机制在于国有银行特有的公有金融产权制度存在缺陷。虽然国有银行自80年代初即已从单一的国有银行制度分解为多家专业银行，但经“分家”处理后形成的每一块金融产权并不具有排他性，任何一家专业银行都是公有金融产权的代表。这种产权的同质性必然形成以下博弈格局：相互争夺那一块没有产权边界的公有金融产权。谁都想多切一块，以增加利益追求的筹码。既然是公有的，谁都有份，那么，谁的博弈技巧更高明，谁就可以多得一份，因此引起另一方的攀比。由于博弈的“兄弟竞争”，最终导致国有银行资本品需求的过度投入和刚性增长。有关数据表明，1991年至2000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品投入（主要指固定资产购建，包括各类大型建筑标志，现代化支付系统，电子电器设备及软件，交通工具等的购置与建造）呈集团化膨胀之势，其中境内资本品存量十年间，由296.63亿元增至2976.65亿元（已剔除报废），增长10余倍，年均增长10.03%，远远超过净收益增长。尽管这些资本品投入有其业务发展合理需求的一面，但产权模糊或称虚置产权是银行资本品非正常增长的重要原因。

现行制度缺陷的另一面是预算软约束，这进一步加大了国有银行对资本品投入的随意性，导致资本品扩张和产出水平的迅速提高。预算软约束首先表现为资本品投入资金供给的弹性，它是由金字塔式组织管理结构决定的。由于国有银行自上而下以行政命令为特点，与契约性协议不同，条款大多是不可谈判的，而行政性分配易形成大量的计划外分配。如下级向上级谎报虚假信息，或留下“硬缺口”，都有可能获得了相当于立项概算的超额资本——专项拨补。其次，预算软约束还表现在资本品投入资金来源的多样性。银行作为经营货币资金的特殊企业，其“资金自筹”能力远大于普通工商企业。普通工商企业稳定增长的现金流建立在卓有成效的经营基础上，其资本品投入能力被牢牢锁定于银行存款。而银行则不同，其现金流由所办业务现金流（如居民储蓄存款等）和自身财务现金流组成，由于自身财务现 金流只占极小部分，因此银行现金流一般十分稳定。稳定的现金流不论来源如何，作为硬通货其购买力是完全一样的，这为银行挤占挪用信贷资金，扩大资本品投入大开方便之门。也就是说，银行不一定靠赢利来增加资本品投入，一家亏损累累的银行，因有稳定的现金流，仍可盖大楼，购名车等。此外，银行挤占成本筹资，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如在管理费或利息支出中列支资本性支出等。

三、国有银行资本品投入与决策者行为分析

在公有金融产权形式下，我国国有银行资本品投入的决策者可简化为委托方决策者和代理方决策者，他们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方作为资源的分配管理者，承上启下。一般来讲，委托方将较高的资本积累视做“政绩”，并容易受到部门利益或利益集团的影响，导致资本向某些地域或行业部门倾斜，因而这些地域或行业部门相对具有较高的资本积累率。由于资本品是一种排他性稀缺资源，其分配非此即彼，不可调和，资本积累率显然取决于委托方可支配的资源量，而资源量又与委托方的努力程度有关，“会哭的孩子多吃奶”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更多地从上层分割资源并依据自身决策偏好向下释放分割来的资源，成为委托方的行为模式和“理性选择”。代理方作为资本品的直接受用者，其热衷于囤积资本品的动机，隐含在我国国有银行既不清晰也缺乏有效监督的基本产权安排之中。尽管代理方决策者的任期长短、提升机会及货币收入都与资本品数量无关，但他亦不必承担因资本品“过多”而占有的成本，不必对资本品的占用支付租金，而把它当做储备多多益善。此外，还可能与代理方决策者的思维定势和个人偏好有关。如基本建设“三超”（超面积、超标准、超投资）之所以成为家常便饭而且愈演愈烈，往往基于这些决策者追求个人胆识和威望的需要，或为寻求局部利益而赢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赞誉（故有“房子是职工最大福利”）。而超标准购置、乘坐豪华轿车则在于谋求个人体面风光、方便舒适的在职消费等。有的决策者即便遵纪守法或囿于有限理性，或害怕老实人吃亏，也“贪大求全”，竞相加入“三超”行列。在现行的资本品产权制度下，委托与代理双方基本不接受市场经济信号，资本品投入背离成本导向。道理很简单，产出是一系列投入的成本函数，与公有制相联系的奖惩制度对决策者追求有效率的产出具有的激励很弱，他们没有动力去寻求有效的产出。

四、结论

我国国有银行资本品投入非正常增长的根源在于公有金融产权制度存在着缺陷。因此，加速产权制度改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并明晰国有银行产权，让银行作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使行政性分配自然让位于契约性谈判，资本品盲目扩张冲动也变为理性经济人的投资行为，并可大大降低体制性监督成本。

郑桂华

第二篇：国有银行改革逻辑分析

国有银行改革逻辑分析

[摘要]国有银行严重的代理问题源于其行政化管理模式，改革首要和核心的任务是实现管理模式市场化。制约管理模式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存在对银行财政职能依赖，因此，改革必须以消除政府对银行财政职能依赖为切入点。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最终能否取得成功，也在于是否遵循此改革逻辑。

[关键词]国有银行改革；行政性代理问题；银行财政职能；股份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723(2007)07-0053-0002

一、国有银行的严重代理问题

国有银行除了发挥银行功能，还履行部分财政职能。国有银行的财政职能承担并非基于法律上对其性质和功能的界定。事实上，我国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了银行的企业法人性质。国有银行的财政职能承担是政府通过对其进行行政指令干预赋予的。政府行政干预以国有银行行政化管理模式为前提基础。国有银行管理模式的行政化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国有银行的管理者的选任不是通过市场方式，其权利和责任的界定也不是基于与政府之间的经济契约关系，而是通过行政任命和授权；其次，在银行的内部管理制度上，银行各级管理者都由行政任命和授权，银行内部人事管理制度和薪酬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同于政府机关。

行政化管理模式造成国有银行严重的行政性代理问题。(一)政府对国有银行的纯粹银行性业务经营难以设定绩效标准进行考评，造成国有银行在银行业务经营中的激励不足、约束软化。银行缺乏动力和压力去提高经营管理能力、业务创新能力。不仅如此，银行还会为了内部利益而不计收益和风险地发放一些贷款，多数最后形成需由政府承担的不良资产，即银行信用国家化(或称财政化)，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二)由于银行管理上的行政化，地方政府也可对银行实行行政干预，搭财政的车，争夺国有银行的信用资金，因而导致一些银行不良资产形成。(三)一些国有企业也会为争夺财政的免费资金而不归还银行的贷款。(四)按行政机制确定的银行管理者，可能不具备银行业务经营管理才能，而不能对银行进行富有成效的经营管理。

二、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

针对前文分析的国有银行问题，国有银行当前改革首要和核心的任务应该是重构国有银行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基础，从而建立起有效的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减轻国有银行的代理问题，降低代理成本。

鉴于产生国有银行行政性代理问题的基础是国有独资的单一产权结构，国有银行改革的产权论者主张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当前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试点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在进行。诚然，通过产权多元化来取消国有产权的支配地位甚至于退出国有产权，国有银行的行政性代理问题就会因为失去了基础而不复存在，从而可以达到减轻国有银行代理问题，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但是，这种改革主张是否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给出了一个可行而且必要的解决呢?

首先，就解决的可行性而言，基于现实约束条件的回答是否定的。显然，国有控股的多元产权结构并不会消除行政性代理问题的基础。而在国家必须控制战略性行业的指导思想下，被视为战略性行业的银行业，国家必然要保持对国有银行的控股权。而且，渐进推进的改革中，国有银行的多元化产权改革过程中，国有产权也会长期地居于控股地位。因此，产权结构多元化主张尽管给出了一个国有银行改革问题解决的可行方向，但在一定的现实约束条件下，这一解决并不一定可行。

其次，就解决的必要性来看，实证分析的结果给予了否定的回答。郎咸平(2003)收集了全球78个国家958家银行的股权结构和经营利润方面的数据，加以研究后发现银行的经营效率与产权结构无关。La Porta等(2000)的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包括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银行国有产权相当普遍。也就是说，国有制银行也可具备同私有银行相互竞争共存的竞争力。

国外国有产权银行能够成功经营的事实已经证明国有产权并非必然要导致严重的行政性代理问题。这表明，在国有产权前提下，银行也可解决过于严重的行政性代理问题。而上一节的分析揭示，国有银行行政性代理问题直接源于其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因此，解决国有银行问题的核心应该是实现其管理模式的市场化。管理模式市场化的核心制度基础包括：(一)国有银行经营管理者的选任要采取市场原则、运用市场方式，取代原先的行政方式；(二)政府与银行管理者之间要以经济契约关系取代原来的行政任命和授权关系，管理者的权利和责任由经济契约界定，赋予管理者以谋求银行价值最大化的明确任务；(三)银行内部管理中采用市场化的人事管理制度和薪酬制度，取代原来的行政式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之上，其他的制度设计与采用、方法手段的运用与改进都可归于技术层面的问题之列。

实现以上的基础制度变革后，国有银行与私有产权性质的商业银行代理问题的差异主要在于：所有者的全民性(分散性)和从所有者到国有银行管理者之间，政府这一中间委托代理层的存在会削弱优选和监督国有银行管理者的激励。但这一差异不会导致两种产权性质的银行代理成本的较大差异。首先，在国有银行管理者的选任上，通过行政操作透明化，引入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形成对行政工作强有力的外部约束，可以弥补行政者的激励不足。其次，对于银行而言，不同于一般企业，除了其资本方外，来自于其他方面的激励和监督约束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足够强的外部激励与监督约束作用可以弥补资本方监督不足的影响。(一)实现基础制度变革后，国有银行信用复归为银行信用。虽然存在“大而不倒”现象，即政府会对发生危机的规模庞大的国有银行实施救助，但这已是政府作为金融管理者在经过权衡利弊得失之后而做的投资安排，不是政府的义务，不是必然会进行，而不同于以前政府作为债务人受偿债义务约束的债务承担行为。因此，国有银行的债权人将会为保障债权而积极地发挥监督作用。而对于主要依靠负债经营的银行，债权人的监督对于银行管理者的约束作用重大。(二)由于银行业内在脆弱性和大的外部性，管理当局也对银行实施严格监管。(三)经理人市场的存在也会构成对银行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另外，还有来自银行业自律组织、社会公众、审计部门和法律的监督以及银行业市场竞争，对约束银行管理者的行为都起着重要作用。而且，随着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和完善，行政效率提高，会增强优选和监督银行管理者的激励。

三、国有银行改革的前提和步骤

前一节分析指出，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是实现管理模式的市场化。然而，实际中的国有银行改革却一直没有触及其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事实上，国有银行改革中一直都有意或无意地在回避这个问题。行政化管理模式之所以一直得以维持，一方面是源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管理模式的沿袭，形成了

一种思维定势；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对银行财政职能的依赖。

导致政府形成这种依赖的主要原因是金融资源的可得性和政府的厌赤字心理。对于政府而言，通过行政干预就可支配银行控制的大量金融资源，十分方便好用，于是形成了习惯性行为。由于经济体系已经习惯了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财政预算平衡做法，政府担心稍大的财政赤字就会超过经济体系的心理承受力，因此形成了政府的厌赤字心理。政府通过行政干预支配金融资源，让其中不能形成经济收益收回的部分以银行不良贷款形式挂在银行账上，从而实现财政赤字隐形化。

就财政获取资源的途径来看，政府财政筹资的可选方式是多样的，不必局限于行政干预银行方式。而隐形化财政赤字的作用无非是避免显形财政赤字规模超过经济体系的心理承受力而引起经济震荡。正常的赤字心理承受力应该基于对经济负担承受力的正确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樊纲，1999)，相对于负债水平我国经济的负担能力还很强，而只要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快于负债增长，财政赤字空间就存在。实际经济的稳定运行也证明经济有足够的负担承受力。因此，即使存在经济体系赤字心理承受力过低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也应该是通过引导使之趋于正常水平，而不应是掩盖赤字，回避问题。可见，政府通过行政干预赋予银行财政职能的做法不仅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收益，反而造成银行严重的行政性代理问题。就成本一收益比较而言，这种做法极其无效，完全不应继续下去，而作为其基础的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市场化改革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

以上分析表明，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前提和切入点是解决政府对银行财政职能依赖问题。不过，这纯粹属于技术性问题，方法也应该有多种。比如我们可以执行如下操作：将财政需要银行安排的支出明确列入预算，银行代理财政收支业务按预先确定的标准收取代理费，所需资金作为财政向银行借款，实际上就是建立银行与财政间的经济契约关系，回归财政赤字的本来面目。而对银行以前累积的不良贷款的处理，则应明确认定为政府债务，作为银行对财政的债权。

综合前面的分析，国有银行改革的正确步骤应该是：将财政支出明确化、财政赤字显形化，以消除政府对银行财政职能依赖，复归银行信用本质，单纯化银行的经营目标为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银行管理模式市场化；内部管理制度的设计运用，经营和管理技术的更新提高；为增加资本金来源而实行股份制改造；为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前者是需要由政府来完成的工作，即应由政府推动的改革；而后者应该属于银行经营中的自发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行改革应该是指前一部分工作，如果所有工作都需要由政府推动进行，则表明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仍未建立，改革没有成功。

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前面提出的前提条件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管理模式的市场化。否则，也只能是搭建一个空的股份制框架并解决一些经营和管理上的技术方面问题，并不能实现改革的真正目的。在前提条件没解决之前，企图通过引入其他产权主体来制约政府干预银行的行为，只能是本末倒置，注定要失败。因为，分散的小股东不可能对国家大股东形成有效制约。而就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可行性来看，因政府注重社会利益，投资者谋求经济利益，双方追求的目标存在冲突，缺乏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础，或者合作破裂，或者各为其利而使银行前景更加恶化。

四、结 语

国有银行严重代理问题源于其行政化管理模式，因此，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是实现其管理模式的市场化。

制约银行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存在对银行财政职能的依赖。银行改革必须以解决这一问题为切入点。银行改革工作是否全部需要由政府推动进行可作为判断改革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

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关键也在于能否解决政府对银行财政职能的依赖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管理模式的市场化。

第三篇：增加经济投入 发展文化产业

增加经济投入 发展文化产业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国家的发展和强盛，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人民的尊严和幸福，都离不开强大的文化支撑。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应当有繁荣的经济，也应当有繁荣的文化。丰富健康的文化生活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坚持以人为本，加快文化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当前我国文化市场的发育还不够完善，发展中存在着体制不顺、管理不畅等问题，文化产品市场、文化服务市场不够发达，同时丰富的文化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文化产业法规建设滞后。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为了发展文化产业，以促进其对国家发展、人民生活提高的作用，需要政府对文化领域加大财政投入，对此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发展重点文化产业。要以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产业为重点，加大扶持力度，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要着重发展文化科技、音乐制作、艺术创作、动漫游戏等企业，增强影响力和带动力，拉动相关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第二，培育骨干文化企业。要着力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重点文化产业中选择一批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文化企业或企业集团。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或重组，尽快壮大企业规模，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促进文化领域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

第三，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要加强对文化产历园区和基地布局的统筹规划，坚持标准、突出特色、提高水平，促进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分工。要对符合规划的产业园区和基地，在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使用、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要建设若干辐射全国的区域文化产品物流中心，建设一批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演艺娱乐和动漫等产业示范基地，支持和加快发展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群。

第四，不断加大文化领域各类人才培养力度。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加快完善体制机制，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把那些思想政治坚定、组织领导能力强、具有开拓精神的优秀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要继续推动文化领域人才培养工程，努力造就一批各

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的文化经营管理人才、一批掌握现代传播技术的专业技术人才。

第四篇：经济分析

2、要全面加强基层社工作，进一步夯实供销合作社发展基础。基层工作是供销合作社全部工作的基石，是我们开展为农服务的前沿阵地，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切实加强基层社建设。要结合县域经济发展特点和城镇建设规划要求，通过多种方式，改造建设一批服务功能完善、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新型基层社，加快盘活低效闲置资产，尽快恢复基层社的经营和服务功能。各级联合社尤其县级社要加强对基层社的业务指导和政策扶持，加强对基层社资产的统筹管理，强化对基层社负责人的考核激励，真正使基层社成为我们开展为农服务的桥头堡。

3、要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社，要积极创办综合服务社，要加快提升行业协会发展水平。一要抓住《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5周年的契机，联合各方面力量，依托当地优势资源和特色产业，大力创办种植、养殖、加工、流通等各类专业合作社。要为专业合作社提供全方位、多层次服务，不断提升专业合作社带动和服务农民的能力。各县（市、区）供销合作社加快建设一批管理规范、辐射带动能力强、与农民利益联结紧的示范社，引领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二要积极创办综合服务社。要顺应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的新趋势，抓住国家构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机遇，加快建设一批功能完备、便民实用的综合服务社，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面，让更多的城乡居民享受到我们提供的各种便利服务。三要加快提升行业协会发展水平。要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完善治理机制，严格按照协会章程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加快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要发挥协会熟悉企业、了解行业的独特优势，搭建企业对外交流和经贸合作的平台。不断提升协会的行业影响力。

第五篇：煤矿安全投入的合理性分析

煤矿安全投入的合理性分析

张振宇

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E-mail:99zhangzhenyu@163.com

摘 要：本文从煤矿安全投入强度、结构、制度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煤矿安全投入的现状及原因，从创造经济效益、安全效益，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需要，促进煤矿企业的全面发展，清洁发展机制的引进等方面深入分析了煤矿安全投入的合理性。

关键词：煤矿；安全投入；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TD7 1.引言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虽然煤矿安全生产日益受到关注，但是安全投入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高度重视，历史欠帐严重，诸多国有企业如此，大量民营个体企业更是问题突出，其严重后果已呈爆发式显现。

我国煤矿安全投入普遍不足，安全投入强度低。有关部门对全国大中型煤矿安全投入情况进行调查，收集到459处煤矿（占所有大中型煤矿的85%）有关资料。这459处煤矿1999年全年计划安全投入16.34亿元，实际投入8.37亿元，实现率仅50.86%。煤矿安全投入占煤炭销售收入的1.925%，占GDP（1999年）不足 0.0012%，而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企业平均安全投入一般占到GDP的3%以上。在 2004年全国开采的19.6亿吨煤炭中，7.6亿吨缺乏安全保障能力，其中2亿吨根本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为解决煤矿安全欠账严重的问题，从2001年国家安排国债资金对国有重点煤矿和地方重点煤矿“一通三防”（通风，防治瓦斯、煤尘和井下火灾）设施等进行改造，带动各产煤省筹措配套资金，督促煤矿企业加大安全投入。截止到 2007 年底，国家共安排国债资金149亿元，地方政府配套资金19亿元，带动企业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660亿元。尽管国家在安全投入的力度上加大，但2005年以来，安全技术专家对国债资金投入的45家重点监控煤矿调查显示：整个煤炭行业的安全欠账依然庞大，甚至超过2000亿元。

[2]

[1]从煤矿安全投入结构来说。我国煤矿安全投入受前苏联影响较深，重视“硬件”建设，轻视“软件”建设。并且安全投入资金来源结构比较单一，基本上是企业自筹投入为主，国家投入为辅。我国煤矿安全投入的85.73%流向了安全工程、安全设备等“硬件”方面，而安全文化、安全教育、安全科技等“软件”方面则投入很少，不到15%[3,4]。

长期以来，煤矿安全投入缺乏相应制度约束与支持。煤矿安全是否投入？投入多少？投入到哪些方面？安全投入资金来源？等一系列问题缺乏制度保证。为了建立煤矿安全生产设施长效投入机制，2003年以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建立持续稳定的安全投入资金渠道，防治煤矿安全投入不足、不实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就现行的煤矿安全投入制度而言，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安全费用使用范围的规定不全面，安全费用的提取、使用缺乏有效监管。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对安全投入重视不够是造成目前我国煤矿安全投入强度低、安全投入结构不合理、安全投入制度不完善的主要原因[6-8]。本文着重从煤矿安全投入的合理性的角度，分析了安全投入的重要意义。

2.煤矿安全投入的合理性分析

2.1创造经济效益、安全效益，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2.1.1 创造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发展

煤矿安全投入增加，使煤矿实现了安全生产，就能为煤矿企业创造明显的经济效益。一是直接经济效益，即预防和减少事故，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二是间接效益，即保障煤矿企业生产经营正常，顺利达到生产活动的目的，与生产活动共同创造煤矿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经济的发展。安全投入是生命与效益的双重需求。如果没有充分的安全条件保障，煤矿企业的任何生产过程都无法进行，安全投入的实质是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保驾护航。

安全投入不足往往造成损失严重的经济损失。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伤亡事故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约占各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2.5%左右。企业的安全生产的好坏，对企业的经济效益的冲击和影响是直接的。因此增加安全投入，使之实现安全生产，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水平，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安全经济学上，预防性安全措施的“投入产出比”高于事故整改的“投入产出比”，据测算，安全保障措施的预防性投入效果与事后整改效果为1:5的关

[5]系，这一安全经济的基本定量规律正是指导安全经济活动的重要基础。从这一规律中很容易看出，“预防为主”是实现安全生产的必由之路，保障安全生产要通过有效的事故预防来实现[9-11]。

一般人认为安全投入是单纯指直接的资金投入，其实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用于解决物的不安全因素（事故隐患），改善劳动环境和条件为主，提高物质安全化的资金投入；二是用于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以解决人的问题为主的人力资源、人员素质的投入。如开展各种安全知识竞赛、安全活动、安全教育、安全培训的投入，职工防护用品与保健、安全技术攻关等投入皆构成了安全投入。这些安全投入有利于安全生产系统的整体安全化水平的提高和发展，也保障了企业经济效益持续发展和提高。安全投入究竟有多大的效益？它在很大程度被人们认为是摸不着、看不见、只投入不产出的亏本事。这是因为安全投入所反映的经济效益有它独有的特征，未能被人认识。它不同于一般生产经营性的投资，没有直接的很明显的盈利收入，它是渗透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和成果中，其效益是潜在的。

由于安全投入能解决不安全的因素，加强了安全管理，使之不发生各种事故，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使得生产经营性投入不受到损失，实现产品质量、产量的提高，降低成本，也是一种经济效益。在某煤矿企业曾发生一起事故，给企业的利润和产值造成了损失，而后来采取了措施，进行了安全投入，治理了事故隐患，加强了安全管理，杜绝了类似事故的发生。这可以将前次事故损失数视为安全投资后实现的直接经济效益。

煤矿的安全投入可直接提高煤炭产量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加大煤矿安全投入力度时，煤矿经济效益得到提高，保证了煤炭产量,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如:自2005年起，我国加强煤矿安全投入，2005年和2006年原煤产量就分别比其前一年多增产1.21亿吨和2.7亿吨，2006年的原煤产量增长率达到12.80%；国民生产总值同期增长也分别达到17%和30%，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直接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12-13]。

2.1.2创造安全效益

煤矿安全投入不仅会带来煤炭生产方面的产出，而且还会在安全方面得到巨大的效益。煤矿的安全投入可大大降低煤矿事故发生。1999-2001年虽然我国 3 煤矿事故发生数和死亡人数有所降低，但同时也可以发现其原煤产量也在减少，由于安全投入不足，大部分资金投入没有落实到位，导致事故的减少以产煤量的降低为代价，2002 年、2003 年和 2004 年的统计从反面也说明了这一点；从 2002-2004 年，我国原煤产量快速增加，但煤矿安全投入却严重不足，远远小于煤炭新增能力投资需求，致使煤矿安全事故发生数急剧上升，事故发生量和死亡人数都达到统计的最高；虽然煤炭产量增高，煤炭的收益有所提升，但严重的事故发生率，巨大的事故死亡人数，给国家和煤矿企业带来巨大压力，其安全经济效益并不乐观。

自2005年起，国家在煤矿安全投入方面加大重视力度，同时通过各种政策增加大量的资金投入来增加我国煤矿安全投入，并对煤矿企业进行整顿和资助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如图3-1所示，由于自2005年起我国加大煤矿安全投入力度，2005-2007年我国煤矿死亡人数和百万吨死亡率逐年下降，其中死亡人数与前一年相比分别降低了0.38%、20.71%和20.3%；百万吨死亡率与前一年相比分别降低了7.79%、28.1%和27.2%，使得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大大减少。这保证了我国煤矿工作人员的生命与健康安全，强化了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的理念。减少煤矿事故发生率和死亡人数减轻了国家的压力，促进了社会的安全，保障了社会的安定。从上面的分析可见，2005年、2006和2007年，煤矿安全事故发生数和死亡人数直线下降，安全事故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我国煤矿安全投入所取得的安全效益十分明显。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也看到安全效益具有间接性、滞后性、长效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只有正确的运用安全投入，才能为我国的煤矿企业创造更多的的安全效益和经济效益[14]。

2.1.3 保障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内容广泛的综合概念，核心意义在于强调人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注重发展的永续性，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煤矿职工、煤炭产业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以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为手段，逐步改善煤矿安全保障和职业安全健康状况，持续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不断提高煤炭经济增长质量，走一条安全高效、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15]。

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应突出地解决煤矿的安全生产问题。坚持“安全第 4 一”，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投入，可直接改善煤矿的安全生产。通过安全投入的加强，可逐步改善煤矿的安全生产和职工的安全健康状况，实现了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此外，人才的严重匮乏制约着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安全投入，加强对煤矿职工的安全培训与技术培训，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素质，提高煤矿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技术水平、识灾防灾和自救互救能力，这也是提高煤矿安全生产、促进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治本之策。通过增加安全投入的强制性制约，调整改造中小型煤矿，本着“建大、改中、关小”的原则，鼓励国有大矿对小煤矿进行兼并、重组、改造和联合，优化产业结构，使煤炭资源向优势骨干企业集中，改造煤矿粗放生产，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这样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更有保障[16]。

2.2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需要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口号。“以人为本”必须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以人的生命为本。生命至高无上，安全需求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必须得到保护。这是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提出的重要执政理念，也是实际工作中必须落实的重要原则。增加煤矿安全投入，来改善煤矿的安全生产，坚决遏制煤矿事故特别是重大特大事故的发生,对落实这一口号，实践这一执政理念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是一个文明、祥和、团结、安全的社会，“不要带血的煤炭”口号的喊出，本身体现了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党中央提出要求各级党政干部要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增加安全投入，搞好安全生产，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以人为本”，是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所决定的。安全生产的主体是人，人是生产力最活跃、最宝贵的因素，也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必须保护人的安全，调动人的积极性，才是保护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必须树立科学的安全文化理念，必须始终把广大职工的生命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17]。

坚持安全第一，“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是与坚持发展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相一致的。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不能轻视安全投入，5 更不能“要钱不要命”，麻痹大意，忘乎所以。“节俭”安全投入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一方面矿区环境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是矿区防灾减灾系统不健全、不合理，安全装备老化、技术落后，矿井事故频发，损失惨重。安全事故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不安定。要正确处理长远安全和近期安全的关系，投入是有效益的。安全生产力的贡献率在如煤矿等高危行业可高达 70%左右，安全投入首先可以使事故发生率降低，损失减少。其次能提高作业人员的工作效率，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减少体力消耗。在大系统、大环节、大设备上投入，解决关键性问题，可以消除井毁人亡的重大事故源，促进我们社会的和谐发展。

加大安全投入，可以建造和谐社会的安全基础设施，从而从根本上保证人的安全。过去因煤炭市场萎缩，资金短缺，安全欠账很多。现在市场转好,生产能力加大,生产速度加快,安全欠账落下的更多。所以安全需要成本，安全需要投入，安全设备、仪器制造更要从实际出发，符合工人操作水平，才能发挥更大作用。2004年山西省推广天津马克尼电子仪器有限公司的报警矿灯，它的最大特点是集瓦斯报警矿灯、便携式瓦斯检查仪于一体。当瓦斯出现后，报警矿灯会发出一亮一灭的声光信号，同时测出瓦斯浓度进行报警的双重瓦斯报警功能，迫使矿工停止作业，防止了瓦斯事故的发生。解决了过去由于矿工素质差，对安放在井下的瓦斯监测、监控设备仪器不会调试，坏了不会维修，时间长了形同虚设等问题。采用报警矿灯使矿井下每一个矿工都是报警点，流动监测，覆盖面大，能进一步保证职工生命安全。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安全投入作为基本手段。只有增加安全投入，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安全状况，大幅度减少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对社会造成的创伤和震荡，国家才能富强安宁，百姓才能平安幸福，社会才能和谐安定。

2.3促进煤矿企业的全面发展

安全投入，对煤矿企业来说，可以从奠定保障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物质基础、增加煤矿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煤矿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激发员工创造力四个方面促进企业的发展。

（1）奠定保障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的物质基础

任何一起煤矿事故，都可能造成人的伤害和物的破坏，轻者人伤物损，重者人亡、物报废,直接威胁到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譬如，煤矿塌陷，6 可能直接导致大量机械设备埋入地下。

（2）增加煤矿企业的经济效益

安全投入增加，煤矿企业实现了安全生产，就能为企业创造明显的经济效益。一是直接经济效益，即预防和减少事故，减少人员伤亡和事故经济损失；二是间接经济效益，即保障生产经营正常，顺利达到生产活动的目的，与生产活动共同创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3）提高煤矿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形象代表企业的市场信誉，关系到企业被消费者认可的程度和速度，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影响力不可低估。可想而知，一个安全管理混乱，隐患重重，事故累累的煤矿，谁敢合伙投资？哪个敢下井采煤？这样的煤矿，损害的却是企业的整体形象，甚至给整个企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因此，安全乍看起来是局部的、内在的，实质却与企业的整体形象密切相连，息息相关。

（4）激发煤矿员工的创造力

如前所述，人们生活富足了，就自然渴望在一个安全、文明、舒适的环境中工作，以获得良好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而一个安全管理规范、隐患能被及时消除、事故能被有效防范、作业环境安全舒适的煤矿企业，必然会吸引大批的应聘者。企业通过激烈竞争会录用到高素质的员工，高素质员工进而以高质量、高效率的工作为企业回报巨大的经济效益，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2.4加大煤矿安全投入的有利国际条件—清洁发展机制的引进

清洁发展机制的提出，可以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两个方面来增加我国煤矿企业的安全投入。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第12条所确立的合作机制，其主要内容是指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的合作，通过项目所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由发达国家缔约方用于完成其在《京都议定书》下的承诺。对煤矿企业来说，通过清洁发展机制的引进，提高煤矿开采效率和煤层气的利用效率；既引进了资金、又引进了安全的先进技术，自然也就相当于从资金和技术两个层面进行了安全投入。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清洁发展机制应该有双重目的:既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及公约的目标，又帮助发达国家实现其在议定书下的减限排承诺。清洁发展机制是一项“双赢”机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通过这种项目级 7 的合作，可以获得技术和资金甚至更多的投资，从而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合作，发达国家将以远低于其国内的减排成本实现其在“京都议定书”规定下的减排指标，节约大量的资金，并通过这种方式将技术、产品甚至观念输入到发展中国家[18]。

众所周知，煤层气俗称瓦斯，是一种赋存在煤炭中的共伴生气体，煤层气又是一种热值高、无污染的洁净能源，它可以用来发电，用作工业燃料、化工原料和居民生活燃料等。它的主要成分为甲烷（CH4）。甲烷是一种强烈的温室气体，以百年计它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倍。我们在开采煤炭的同时，通过矿井通风和抽放等方式排放出大量的甲烷。据估算，我国每年因煤炭开采而排放的甲烷约有120亿m。煤层气的利用不仅可增加煤矿区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环境。但由于缺乏资金和先进的利用技术，我国煤矿区煤层气的利用率低，利用技术发展缓慢。清洁发展机制为我国煤层气的发展创造了机遇，使煤层气领域成为我国政府鼓励开发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重点领域之一[19]。

通过清洁发展机制的引入，增加安全投入，培养科技人才，综合利用煤层气，大力发展煤炭洁净生产和使用，促进洁净煤技术的产业化。发展洁净煤技术，实现煤炭的清洁生产和清洁使用，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我国煤层气预测储量35万亿立方米，与天然气储量大致相当。引入清洁发展机制，转换思想观念，将煤层气当作一种宝贵的资源，提倡煤与瓦斯共同开发利用；可以加快煤层气综合开发利用技术的科研攻关。大力发展煤炭洁净生产和使用，促进洁净煤技术的产业化。发展洁净煤技术，实现煤炭的清洁生产和清洁使用，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煤炭工业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利用国家扶持政策，在大力推广洗选加工、水煤浆、型煤等传统洁净煤技术的同时，学习借鉴国外成熟技术，加快推进煤炭气化、液化的示范工程，可早日进入工业化生产，实现洁净煤技术的重大突破。

煤矿清洁发展机制的引进，获得国外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增加了煤矿的融资渠道和资金实力，增加了煤矿的安全投入，可保证利用技术的研发、管网基础建设等资金投入，切实解决煤矿瓦斯利用项目资金匮乏、市场规模小等问题；同时，由于对煤层气进行了综合利用，减少了煤层气导致的煤矿事故的发生，极 3大的保障了矿工的人身安全。煤炭企业开展CDM项目能出售“特殊商品”—额外 CO2减排量(CERs)，可以提高煤矿瓦斯综合利用项目的内部收益率、缩短投资回收年限。通过开发煤层气能源，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保护自然和森林植被，保护环境，并提高经济效益。

3.小结

本文深入分析了煤矿安全投入的合理性，指出煤矿安全投入，可以创造经济效益、安全效益，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需要；引进清洁发展机制，作为煤矿安全投入途径的一种，提高煤矿开采效率和煤层气的利用效率，既引进了资金和安全的先进技术、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煤矿事故的发生，即保护了环境，又保障了矿工的人身安全；从四个方面促进煤矿企业的全面发展，即奠定保障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的物质基础、增加煤矿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煤矿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激发煤矿员工的创造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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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ity analysis of Coal Mine Investment

Zhang Zhenyü

Faculty of Safety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Jiangsu Xuzhou（221116）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status quo of domestic coal mine safety investment and its rationalities were analyzed.The paper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its causes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safety investment intensity, safety investment structure and safety investment policy, and then systematic analyzes the rationalities of coal mine safety investment.Keywords: coal mine;safety investment;rationality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