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新疆的维、哈、回、乌孜别克、塔吉克等民族均是深受伊斯兰婚姻文化影响的几个民族。由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使新疆少数民族的传统婚姻习惯有其自身特点。婚姻法律制度在整个伊斯兰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伊斯兰婚姻法深深地渗透到这些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如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均规定了凡中国公民均适用一夫一妻制原则,而传统的伊斯兰婚姻法则规定凡伊斯兰教徒可以最多娶四个妻子,实行一夫多妻制。由于我国新疆有许多民族信奉伊斯兰教,这就造成了传统的伊斯兰婚姻法文化与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及补充规定之间的冲突。这就导致了许多事实上存在着的一些问题,认真研究和解决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存在的这些问题,对构建和谐新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存在的问题
1、一夫多妻制
根据伊斯兰婚姻法规定,成年的男女都必须结婚,男人和女人都不应当为单身。圣训云:结婚是信仰的一半,男人应当有妻子,女人必须有丈夫,这才是正常的人类生活,来建立信仰和文明的基础。伊斯兰的教义鼓励一夫一妻的家庭生活,但因为特殊的理由男子容许多妻,限度是最多娶四个,这些特殊的情况,如战争和灾难之后,男子死亡太多,孤女和寡妇人数超过男人,她们需要有人负责扶养和保护,或者第一位妻子因疾病、性无能、不孕等原因。谈到不孕,这不禁让笔者想到了中国古代传统婚姻法中的观念,“子不孝,无后为大”,“七出,三不去”等规定。“七出”之一就有不孕,无后代,男方可以休妻。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伊斯兰婚姻法的一些规定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婚姻文化也有一丝相通之处。解放前,根据新疆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在南疆各少数民族中,男女比例不协调,贫富分化不均,又由于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女子的身体条件等因素,女子在社会上生存面临着很多的压力。解放后,随着新中国婚姻法的颁布,再加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的颁布实施,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宣传与普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他们的婚姻习惯,这样在解放后的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婚现象与一夫多妻已比较少见。
2、男女地位不平等
我国是一个经历过漫长封建社会的国家,深受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男人是一家之主,封建的“三从四德”一直被某些男人所发扬,这种现象在农村较为严重。直到现在农村的家庭仍认为养儿防老。在儿子家会很心安理得,因为儿子在家理应说 了算。因此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计划生育部门的重点。
由于新疆少数民族中,大多数均信仰伊斯兰教,传统的伊斯兰婚姻法文化对其思想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特别严重。这样,家庭暴力现象在新疆的少数民族家庭中时有发生。如何切实保障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合法权益,不仅需要新疆自治区有关部门加强这方面的立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也需要新疆妇联的努力工作,下到基层去切实维护与保障少数民族妇女的合法权益,还需要社会各阶层去多多关心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合法权益保障问题,出谋划策,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为新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民族团结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3、严禁民汉通婚
在新疆,民汉通婚问题主要是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与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之间的相互通婚问题。由于新疆的少数民族大多信仰伊斯兰教,而新疆也有大量的汉族生活在这片广阔的疆域上。爱情是很奇妙的东西,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有时也会产生爱情,有的甚至步入婚姻的殿堂。这些现象在当今新疆社会中已屡见不鲜。在笔者的身边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个民族小伙子(姑娘)爱上了一位汉族姑娘(小伙子),并且走上了红地毯。笔者就有一位回族女性好朋友,其丈夫是汉族,诚然其夫皈依了伊斯兰教,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信仰和民族习惯,每天都要做乃玛子(礼拜)。由于伊斯兰教严禁与异教徒通婚,由此造成了许多悲剧。有的虽然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由于生活习惯的差异,也导致了这些家庭的不稳定、不幸福。
4、婚姻登记观念淡薄
新疆的少数民族一般都不重视结婚登记,只注重是否按照他们本民族的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由于新疆的少数民族大多信仰伊斯兰教,按照他们的习俗,他们的婚礼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阿訇主持。结婚仪式完之后,男女双方就是名义上的夫妻了。新疆少数民族离婚,也不重视到行政职能部门办理离婚手续。新疆少数民族早婚早育现象的形成,除了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基础较差。婚姻登记观念淡薄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早婚早育铺设了一个温床。根据新疆自治区的婚姻补充条例规定,法定结婚年龄,男子20岁,女子18岁即可。而事实上,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一般比这个年龄限制还要早上一两年,严重的还要早好几年。这就严重的违背了我国婚姻法及新疆自治区的婚姻补充条例的规定。
二、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伊斯兰婚姻习惯法的影响
新疆地区伊斯兰教的传入时间,是在公元10世纪末及11世纪初喀喇汗王朝时期。它首先由喀喇汗王朝入喀什噶尔,继而入叶尔羌、和阗。从公元12世纪到公元13世纪初,伊斯兰教逐渐从喀什、和阗地区向阿克苏、库车等地发展,从吉木萨尔到喀什噶尔的大片土地,已成为伊斯兰教区域。从公元10世纪末到公元18世纪,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大约经历了七八百年的时间,终于被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群众所接受。
新疆民族分布十分众多,主体民族为十三个,除汉族之外,其余的少数民族中大多数民族均全部信仰伊斯兰教。因此伊斯兰习惯法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婚姻又是老百姓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事情,信奉伊斯兰教的这些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伊斯兰婚姻法对新疆的少数民族婚姻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根据传统的伊斯兰婚姻习惯法的规定:人民在力所能及的平等对待妇女的前提下,容许一夫多妻,但最多不能超过四个。《古兰经》云:“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对待她们,那么,你们只娶一妻,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这是更近于公平的。”在新疆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中,尤其是在南疆偏远地区的维吾尔族中,一男子如果家庭条件相对殷实,可以娶两个以上妻子,有的甚至已经六七十岁了,仍然可以去娶十七八岁的姑娘,当地人也普遍能够接受。由此可以看出,伊斯兰婚姻习惯法给新疆少数民族的民族心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2、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影响
在新疆,相对来说,经济水平低下,文化比较落后,交通也十分不便,信息闭塞,生活的自然环境也比较恶劣,尤其是南疆地区,干旱少雨。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主要生活在北疆,分布在伊犁、塔城、阿勒泰这一带,主要以放牧为生。他们已经习惯了游牧的生活方式,一般逐水草而居。生活在城市的哈萨克族相对比较少,收入状况较为稳定。由于哈萨克族为游牧民族,主要以放牧为生,而牧人则以男子为主,男人的劳动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导致了家庭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维吾尔族在历史上曾经也是游牧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转变为了农耕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绿洲文明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南疆,干旱少雨,沙漠面积广大,唯有借助绿洲,维吾尔族才能不断生存与发展。新疆拥有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几乎占了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新疆人少地多,由于疆域辽阔,这就给行政职能部门对老百姓的管理带来了许多不便。特殊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特殊的生活方式,也就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问题,需要我们努力的去解决。
3、传统民族文化的作用
传统的民族文化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婚姻习惯也有着深刻的影响。维吾尔族在历史上曾信仰过萨满教、祆教、摩尼教、佛教等多种宗教。从16 世纪皈依伊斯兰教至今,伊斯兰教的影响深深渗透于维吾尔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之中。维吾尔族的服饰文化折射出伊斯兰宗教的文化精神,也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早期宗教信仰的痕迹,呈现出以伊斯兰宗教文化为主的多种宗教文化的涵义,形成了伊斯兰文化和维吾尔族文化相融的独特文化。哈萨克等民族历史上最早接受的是萨满教,其日常生活习惯受着萨满教的深刻影响,同时作为佛教、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的景教与摩尼教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传播,这些不同的宗教都在哈萨克族人民的生活习惯中留下了印痕。直到13—14世纪,伊斯兰教才在哈萨克族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在15—18世纪的哈萨克汗国时期,哈萨克人民则整个皈依了伊斯兰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伊斯兰文化与哈萨克族文化相结合的独特文化。但是,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取代这些宗教之后,伊斯兰文化就逐渐给新疆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根据伊斯兰教的规定,信奉伊斯兰教的教徒不得与异教徒结婚,男子一般不得娶异教徒,而女子也坚决不能外嫁给异教徒等。至今,这些少数民族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这些传统的宗教习俗,对其饮食、服饰、道德等方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三、解决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存在问题的对策
1、强化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法制建设,严格执法
在进一步解决新疆少数民族的传统婚姻中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快立法进程,加大立法力度,完善法律制度体系、结构。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针对新疆少数民族婚姻法律制度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应出台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切实做到出现了问题,有法可依,及时解决。现在在这方面的法律和地方性法规是十分不完善和不健全的。要进一步结合新疆少数民族的实际,结合新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去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在有完备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执法者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应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以维护法律的神圣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出现了违法的现象要及时、切实做到违法必究,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违法者。当然,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合法与合理之间平衡法与道德之间的利益。新疆少数民族众多,且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在处理一夫多妻、重婚、民汉通婚等问题时,要切实照顾少数民族兄弟的民族情感,宗教信仰,经济状况等各方面因素。
2、强化婚姻登记管理制度
当今,在我国婚姻登记制度体系很不健全与完善。在内地,就拿笔者老家湖北来说,在 湖北农村地区,结婚的成立条件就是摆一场宴席,宴请双方的亲戚,就算两人已经结为夫妻,根本就不去什么婚姻登记管理部门领结婚证。在他们内心深处根本就没有婚姻登记这个概念。由于新疆地处边疆,这种结婚不登记的现象更为普遍。在少数民族中也比较多。他们仍然固守传统婚姻缔结习俗,按照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喜结连理,也不去婚姻登记管理机关领什么结婚证,更不用进行什么婚前体检。结婚完全成了两个人或两个家族之间的事情,似乎与国家法律,与社会公序良俗无关。因此笔者认为,在新疆就更应加强婚姻登记管理制度,严把登记关。加强事前防卫,做好婚前体检工作,保证下一代的优生优育。
3、进一步加强宣传与教育
宣传与教育似乎在人们生活各个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尤其是婚姻法,民法,刑法的宣传,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法律观念的教育,对新疆这样一个民族众多的地区来说,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文化制度、法律文化素质的培养,对新疆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文化就似乎是一个软武器一样,不需要动刀动枪,只需要慢慢渗透到其日常生活中,改变其思想,用先进的文化思想去取代那些早已陈腐的糟粕。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属于文化的一个具体方面,用知识、用文化去武装头脑,各民族同胞都应为新疆的开发与建设贡献力量。用先进技术、先进文化去创造美好的新疆,美好的明天。要切实加强对少数民族家庭中实施的家庭暴力的一方进行教育,灌输男女平等的思想。在民族通婚方面,尽量少的去干涉子女的婚姻自由,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共建和谐新疆。
4、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
少数民族的婚姻习惯法与现代中国的婚姻法及新疆的补充规定之间有许多冲突的地方,我们应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做到共赢、双赢,以更好的维护新疆少数民族的利益,新疆的繁荣稳定,快速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对于哈萨克族来说,作为新疆的传统游牧民族和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相比,游牧文明与现代农耕文明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与现代文明也有脱节之处。我们应加快游牧区的现代化进程,普及现代科学知识,加大技术及资金支持,提高游牧区的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使之融合于美好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共享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对于维吾尔族来说,以前是游牧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已经属于农耕民族,以种地、经商为主。加快维吾尔族文化现代文明的融合,势在必行。无论是对维护维吾尔族兄弟的利益还是国家的整体利益都是十分重要的。
四、结语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新疆的少数民族十分众多。而婚姻问题不仅是我国法律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全国人民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解决与处理好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中存在的问题,必将有利于新疆社会的稳定和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此,笔者希望新疆各族兄弟之间能更加团结共进,为美丽新疆的开发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穆罕默德。古图布。《伊斯兰和妇女》[J/L].www.xiexiebang.com
[3]古丽克孜。热木克。《民族区域自治法与和谐新疆调研报告》[J/L].2007.6.24
[4]《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刑法》
[5]李翁坚。《略论婚姻法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J/L].2007.6.28
[6]王刚、周洪亮。《国家法与伊斯兰文化的冲突与整合——以回族撒拉族为例》。中国法院网,2007.6.8
[7]杨经德。《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研究》[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P97
[8]吴宝金。《中华民族区域自治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第2版
[9]陶毅。《新编婚姻家庭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P246-P247
[10]谢晖。《法的思辩与实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版
[11]杨启辰、杨华。《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和发展现状》[M].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67
[1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P57
[13]李晓霞。《中国各民族间族际婚姻的现状分析》[J].《人口研究》,2007.2.16
[14]骆驼刺。《婚姻法对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婚俗的影响》[J/L].哈萨克联盟,2006.10.13
[15]杨达伍德。《云南地区回族伊斯兰婚姻家庭习惯法探析》[J/L].中国伊斯兰在线个人门户,2007.10.21
[16]陆利平、胡健。《伊斯兰法婚姻制度探析》[J/L].2004.4.13.[17]宛耀宾。《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M].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P9、P240、P672、P669
[1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外交流文化协会《维吾尔族民俗文化》[M].新疆:美术摄影出 版、电子音像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P64
[1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外交流文化协会《哈萨克族民俗文化》[M].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电子音像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P46(作者:愿古孤狼)
文章来源:法律图书馆
第二篇: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
长期以来,由于生产条件、生活方式、文化宗教传统、风俗习惯的差异,新疆少数民族的传统婚姻很有其自身特色。婚姻法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适用时,形成了一些与当地少数民族婚姻习惯相冲突的矛盾。认真解决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中存在的问题,对构建和谐新疆有很大的作用。
关键词: 少数民族;传统婚姻;问题
新疆的维、哈、回、乌孜别克、塔吉克等民族均是深受伊斯兰婚姻文化影响的几个民族。由于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使新疆少数民族的传统婚姻习惯有其自身特点。婚姻 法律 制度在整个伊斯兰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伊斯兰婚姻法深深地渗透到这些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如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均规定了凡 中国 公民均适用一夫一妻制原则,而传统的伊斯兰婚姻法则规定凡伊斯兰教徒可以最多娶四个妻子,实行一夫多妻制。由于我国新疆有许多民族信奉伊斯兰教,这就造成了传统的伊斯兰婚姻法文化与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及补充规定之间的冲突。这就导致了许多事实上存在着的一些问题,认真研究和解决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存在的这些问题,对构建和谐新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存在的问题
1、一夫多妻制
根据伊斯兰婚姻法规定,成年的男女都必须结婚,男人和女人都不应当为单身。圣训云:结婚是信仰的一半,男人应当有妻子,女人必须有丈夫,这才是正常的人类生活,来建立信仰和文明的基础。伊斯兰的教义鼓励一夫一妻的家庭生活,但因为特殊的理由男子容许多妻,限度是最多娶四个,这些特殊的情况,如战争和灾难之后,男子死亡太多,孤女和寡妇人数超过男人,她们需要有人负责扶养和保护,或者第一位妻子因疾病、性无能、不孕等原因。谈到不孕,这不禁让笔者想到了中国古代传统婚姻法中的观念,“子不孝,无后为大”,“七出,三不去”等规定。“七出”之一就有不孕,无后代,男方可以休妻。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伊斯兰婚姻法的一些规定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婚姻文化也有一丝相通之处。解放前,根据新疆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在南疆各少数民族中,男女比例不协调,贫富分化不均,又由于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女子的身体条件等因素,女子在社会上生存面临着很多的压力。解放后,随着新中国婚姻法的颁布,再加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的颁布实施,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宣传与普法 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他们的婚姻习惯,这样在解放后的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婚现象与一夫多妻已比较少见。
2、男女地位不平等
我国是一个经历过漫长封建社会的国家,深受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男人是一家之主,封建的“三从四德”一直被某些男人所发扬,这种现象在 农村 较为严重。直到现在农村的家庭仍认为养儿防老。在儿子家会很心安理得,因为儿子在家理应说了算。因此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计划生育部门的重点。
由于新疆少数民族中,大多数均信仰伊斯兰教,传统的伊斯兰婚姻法文化对其思想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特别严重。这样,家庭暴力现象在新疆的少数民族家庭中时有发生。如何切实保障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合法权益,不仅需要新疆自治区有关部门加强这方面的立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也需要新疆妇联的努力工作,下到基层去切实维护与保障少数民族妇女的合法权益,还需要社会各阶层去多多关心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合法权益保障问题,出谋划策,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为新疆社会的稳定与 发展、民族团结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3、严禁民汉通婚
在新疆,民汉通婚问题主要是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与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之间的相互通婚问题。由于新疆的少数民族大多信仰伊斯兰教,而新疆也有大量的汉族生活在这片广阔的疆域上。爱情是很奇妙的东西,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有时也会产生爱情,有的甚至步入婚姻的殿堂。这些现象在当今新疆社会中已屡见不鲜。在笔者的身边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个民族小伙子(姑娘)爱上了一位汉族姑娘(小伙子),并且走上了红地毯。笔者就有一位回族女性好朋友,其丈夫是汉族,诚然其夫皈依了伊斯兰教,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信仰和民族习惯,每天都要做乃玛子(礼拜)。由于伊斯兰教严禁与异教徒通婚,由此造成了许多悲剧。有的虽然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由于生活习惯的差异,也导致了这些家庭的不稳定、不幸福。
4、婚姻登记观念淡薄
新疆的少数民族一般都不重视结婚登记,只注重是否按照他们本民族的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由于新疆的少数民族大多信仰伊斯兰教,按照他们的习俗,他们的婚礼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阿訇主持。结婚仪式完之后,男女双方就是名义上的夫妻了。新疆少数民族离婚,也不重视到行政职能部门办理离婚手续。新疆少数民族早婚早育现象的形成,除了 历史 传统、风俗习惯等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基础较差。婚姻登记观念淡薄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早婚早育铺设了一个温床。根据新疆自治区的婚姻补充条例规定,法定结婚年龄,男子20岁,女子18岁即可。而事实上,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一般比这个年龄限制还要早上一两年,严重的还要早好几年。这就严重的违背了我国婚姻法及新疆自治区的婚姻补充条例的规定。
二、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伊斯兰婚姻习惯法的影响
新疆地区伊斯兰教的传入时间,是在公元10世纪末及11世纪初喀喇汗王朝时期。它首先由喀喇汗王朝入喀什噶尔,继而入叶尔羌、和阗。从公元12世纪到公元13世纪初,伊斯兰教逐渐从喀什、和阗地区向阿克苏、库车等地发展,从吉木萨尔到喀什噶尔的大片土地,已成为伊斯兰教区域。从公元10世纪末到公元18世纪,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大约经历了七八百年的时间,终于被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群众所接受。
新疆民族分布十分众多,主体民族为十三个,除汉族之外,其余的少数民族中大多数民族均全部信仰伊斯兰教。因此伊斯兰习惯法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婚姻又是老百姓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事情,信奉伊斯兰教的这些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伊斯兰婚姻法对新疆的少数民族婚姻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根据传统的伊斯兰婚姻习惯法的规定:人民在力所能及的平等对待妇女的前提下,容许一夫多妻,但最多不能超过四个。《古兰经》云:“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对待她们,那么,你们只娶一妻,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这是更近于公平的。”在新疆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中,尤其是在南疆偏远地区的维吾尔族中,一男子如果家庭条件相对殷实,可以娶两个以上妻子,有的甚至已经六七十岁了,仍然可以去娶十七八岁的姑娘,当地人也普遍能够接受。由此可以看出,伊斯兰婚姻习惯法给新疆少数民族的民族心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2、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影响
在新疆,相对来说,经济水平低下,文化比较落后,交通 也十分不便,信息闭塞,生活的 自然 环境也比较恶劣,尤其是南疆地区,干旱少雨。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主要生活在北疆,分布在伊犁、塔城、阿勒泰这一带,主要以放牧为生。他们已经习惯了游牧的生活方式,一般逐水草而居。生活在城市的哈萨克族相对比较少,收入状况较为稳定。由于哈萨克族为游牧民族,主要以放牧为生,而牧人则以男子为主,男人的劳动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导致了家庭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维吾尔族在历史上曾经也是游牧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转变为了农耕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绿洲文明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南疆,干旱少雨,沙漠面积广大,唯有借助绿洲,维吾尔族才能不断生存与发展。新疆拥有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几乎占了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新疆人少地多,由于疆域辽阔,这就给行政职能部门对老百姓的管理带来了许多不便。特殊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特殊的生活方式,也就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问题,需要我们努力的去解决。
3、传统民族文化的作用
传统的民族文化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婚姻习惯也有着深刻的影响。维吾尔族在历史上曾信仰过萨满教、祆教、摩尼教、佛教等多种宗教。从16 世纪皈依伊斯兰教至今, 伊斯兰教的影响深深渗透于维吾尔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之中。维吾尔族的服饰文化折射出伊斯兰宗教的文化精神, 也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早期宗教信仰的痕迹, 呈现出以伊斯兰宗教文化为主的多种宗教文化的涵义,形成了伊斯兰文化和维吾尔族文化相融的独特文化。哈萨克等民族历史上最早接受的是萨满教,其日常生活习惯受着萨满教的深刻影响,同时作为佛教、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的景教与摩尼教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传播,这些不同的宗教都在哈萨克族人民的生活习惯中留下了印痕。直到13—14世纪,伊斯兰教才在哈萨克族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在15—18世纪的哈萨克汗国时期,哈萨克人民则整个皈依了伊斯兰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伊斯兰文化与哈萨克族文化相结合的独特文化。但是,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取代这些宗教之后,伊斯兰文化就逐渐给新疆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根据伊斯兰教的规定,信奉伊斯兰教的教徒不得与异教徒结婚,男子一般不得娶异教徒,而女子也坚决不能外嫁给异教徒等。至今,这些少数民族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这些传统的宗教习俗,对其饮食、服饰、道德等方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三、解决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存在问题的对策
1、强化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法制建设,严格执法
在进一步解决新疆少数民族的传统婚姻中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快立法进程,加大立法力度,完善 法律 制度体系、结构。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针对新疆少数民族婚姻法律制度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应出台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切实做到出现了问题,有法可依,及时解决。现在在这方面的法律和地方性法规是十分不完善和不健全的。要进一步结合新疆少数民族的实际,结合新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去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在有完备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执法者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应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以维护法律的神圣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出现了违法的现象要及时、切实做到违法必究,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违法者。当然,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合法与合理之间平衡法与道德之间的利益。新疆少数民族众多,且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在处理一夫多妻、重婚、民汉通婚等问题时,要切实照顾少数民族兄弟的民族情感,宗教信仰,经济 状况等各方面因素。
2、强化婚姻登记管理制度
当今,在我国婚姻登记制度体系很不健全与完善。在内地,就拿笔者老家湖北来说,在湖北 农村 地区,结婚的成立条件就是摆一场宴席,宴请双方的亲戚,就算两人已经结为夫妻,根本就不去什么婚姻登记管理部门领结婚证。在他们内心深处根本就没有婚姻登记这个概念。由于新疆地处边疆,这种结婚不登记的现象更为普遍。在少数民族中也比较多。他们仍然固守传统婚姻缔结习俗,按照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喜结连理,也不去婚姻登记管理机关领什么结婚证,更不用进行什么婚前体检。结婚完全成了两个人或两个家族之间的事情,似乎与国家法律,与社会公序良俗无关。因此笔者认为,在新疆就更应加强婚姻登记管理制度,严把登记关。加强事前防卫,做好婚前体检工作,保证下一代的优生优育。
3、进一步加强宣传与 教育
宣传与教育似乎在人们生活各个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尤其是婚姻法,民法,刑法的宣传,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法律观念的教育,对新疆这样一个民族众多的地区来说,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文化制度、法律文化素质的培养,对新疆少数民族的经济 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文化就似乎是一个软武器一样,不需要动刀动枪,只需要慢慢渗透到其日常生活中,改变其思想,用先进的文化思想去取代那些早已陈腐的糟粕。邓小平同志说,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属于文化的一个具体方面,用知识、用文化去武装头脑,各民族同胞都应为新疆的开发与建设贡献力量。用先进技术、先进文化去创造美好的新疆,美好的明天。要切实加强对少数民族家庭中实施的家庭暴力的一方进行教育,灌输男女平等的思想。在民族通婚方面,尽量少的去干涉子女的婚姻自由,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共建和谐新疆。
4、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 现代 文明的融合
少数民族的婚姻习惯法与现代 中国 的婚姻法及新疆的补充规定之间有许多冲突的地方,我们应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做到共赢、双赢,以更好的维护新疆少数民族的利益,新疆的繁荣稳定,快速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对于哈萨克族来说,作为新疆的传统游牧民族和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相比,游牧文明与现代农耕文明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与现代文明也有脱节之处。我们应加快游牧区的现代化进程,普及现代科学知识,加大技术及资金支持,提高游牧区的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使之融合于美好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共享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对于维吾尔族来说,以前是游牧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已经属于农耕民族,以种地、经商为主。加快维吾尔族文化现代文明的融合,势在必行。无论是对维护维吾尔族兄弟的利益还是国家的整体利益都是十分重要的。
四、结语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新疆的少数民族十分众多。而婚姻问题不仅是我国法律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全国人民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解决与处理好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中存在的问题,必将有利于新疆社会的稳定和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此,笔者希望新疆各族兄弟之间能更加团结共进,为美丽新疆的开发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 文献 :
[1]穆罕默德.古图布.《伊斯兰和妇女》[J/L].www.xiexiebang.com
[3]古丽克孜.热木克.《民族区域自治法与和谐新疆调研报告》[J/L].2007.6.24
[4]《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刑法》
[5]李翁坚.《略论婚姻法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J/L].2007.6.28
[6]王刚、周洪亮.《国家法与伊斯兰文化的冲突与整合——以回族撒拉族为例》.中国法院网,2007.6.8
[7]杨经德.《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研究》[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P97
[8]吴宝金.《中华民族区域自治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第2版
[9]陶毅.《新编婚姻家庭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P246-P247
[10]谢晖.《法的思辩与实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版
[11]杨启辰、杨华.《中国伊斯兰教的 历史 和发展现状》[M].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67
[1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P57
[13]李晓霞.《中国各民族间族际婚姻的现状分析》[J].《人口研究》,2007.2.16 [14]骆驼刺.《婚姻法对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婚俗的影响》[J/L].哈萨克联盟,2006.10.13
[15]杨达伍德.《云南地区回族伊斯兰婚姻家庭习惯法探析》[J/L].中国伊斯兰在线个人门户,2007.10.21
[16]陆利平、胡健.《伊斯兰法婚姻制度探析》[J/L].2004.4.13.[17]宛耀宾.《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M].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P9、P240、P672、P669 [1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外交流文化协会《维吾尔族民俗文化》[M].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电子 音像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P64
[1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外交流文化协会《哈萨克族民俗文化》[M].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电子音像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P46
第三篇: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带图)
民族体育概述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的华夏文化。少数民族体育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长河中,犹如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和表现了各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振兴和促进人民身心健康,活跃文化做出了贡献。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创造出富有浓郁民族特色和独具魅力的具有地方色彩的传统民族体育项目,这些种类繁多的民族体育项目广泛分布于全疆各地。民族体育作为地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新疆各族人民所喜闻乐见,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深入发展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新疆各民族人民创造出瑰丽多彩、繁花似锦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现已从民族民间发掘、整理出包括体育和游戏在内的136个项目,以《新疆民族体育》为名编撰成书,业已由人民体育出版社于1985年和1989年分上下册出现(维吾尔文)。后将此书上下两册合为一册翻译成汉文,并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分为竞赛项目、传统体育活动、传统游戏三大部分,共收入120个项目,于1998年由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出版。对于那些群众喜闻乐见、经常开展的活动项目,如且里西、赛马、叼羊、赛走马、赛骆驼、射箭(古代)等,经反复研究、修改,在保留原传统内容和形式的基础上,制定出了比较科学的竞赛规则,使其成为新疆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其中叼羊、且里西、赛走马已成为全国民运会的比赛项目。另外,达瓦孜、恰克皮来克、帕普孜、盖来特盖、射箭(古代)、马上拾银、姑娘追
等,经制订规划也都成为表演项目。
民族体育作为新疆民族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疆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典籍中都存留着新疆历代各民族从事狩猎、射箭、投掷、骑马、舞蹈、游戏等各种体育活动的记载。民族体育与劳动、宗教、游乐和军事等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历经时代变迁而演化为当今的各种体育形式。这些民族体育活动,不仅对人民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更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丰厚的精神养料,成为各民族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民族体育的特征看,一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其魅力首先就在于它是独有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能创造出一种民族体育环境,一种地域民族体育气氛,这种环境和气氛是任何其他地域中无法创造出来的。二是具有丰厚性和节律性。民族体育内容丰富,多姿多彩,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几种乃至数十种民族体育项目,各个民族的体育千姿百态,风格各异,都有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三是具有健身性和娱乐性。民族体育文体合一的特点是运动者和观赏者得以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调节情绪,满足精神文明需要。四是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民族体育项目不仅体现了身体美、力量美和速度美,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各民族胸怀宽广、热情友好的精神美特征;体育美感与民俗风情的交融,体育美感与音乐美、文艺美的交融,体育美感与服装美、器械美的交融又体现了民族体育的交融美特征。
从民族体育项目的分类看,一是以嬉戏娱乐为的民族体育项目。这类项目是一种休闲消遣、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而又有一定模式的民族体育活动。如以启迪智力为主的夏合麻特、沙勒玛塔西拉西、达木卡棋、九子棋、围连等;有助于人与人之间联系沟通,增强群体凝聚
力的帕普孜球、盖来特盖、阔依拉托甫、瓦来伊、恰甫恰克等;再现狩猎生产的飞马投鞭、沙勒阿、窝尔达伊提希、掷坷垃等;表现身体表征与精神运动的抱巨石、抱犍牛等。这些项目虽有一定的规划,但不严格,其嬉戏、娱乐的主旨不变。二是以竞技能力为表现形式的民族体育项目。这类项目是以竞赛体力、技巧、技能为内容的娱乐活动,项目数量众多,范围广泛。有在运动中发展身体素质,提高体能的喀亚克、顶沙袋赛跑、二人三足跑、荡远等;有比赛速度的塔依拜伊该、吾南拜伊该、赛骆驼、叼羊、赛驴等;有以中靶多少评定成绩的射箭、飞马射银、掷木棒、来派克等;有对抗性较强的切里西、马上较力、趴地拔河、拔棍等;有以竞赛技巧为主要内容的恰克皮来克、马上技巧、马上拾银、达瓦孜、灵格尔塔克塔克等。三是以配合节庆习俗的民族体育项目。这类项目是各民族在欢度喜庆节日时举行的各类民族体育活动,如赛马、叼羊、姑娘追、荡秋千、挤马出圈、穿麻袋摔跤、斗羊、布喀梭库西吐鲁西、鞭裂牛皮、约皮凯比兰等。几乎在所有的民族节日中,都伴有体育活动内容,可以说,民族体育与民族节日活动有机结合、密切相连,这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一大特点,构成了一种寓意深刻独特的文化表达方式,它作为一种文化传递的方式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民族体育在学校体育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看,民族体育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伦理、医学、民俗、宗教、文化、历史和军事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是民族的价值观、审美观念和民族情感的反映,在素质教育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一是通过民族体育的教学或训练,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民族风貌、集体主义和教育。
二是各民族学生同在课堂上分享体育的艺术、技术的传授,有利于增强各民族的凝聚力、团结力和向心力,具有增进各民族大团结的现实意义。三是通过对民族体育理论及实践的学习与内化,有利于学生开阔视野、活跃思想、陶冶精神,促进兴趣多元化的发展。因此,民族体育作为学校体育课程的重要内容,大学生通过对民族体育的了解,对民族体育养生与保健知识的学习,提高体育文化素养,促进体育意识与习惯的形成,这不仅使身体得到锻炼,意志得到增强,道德上得到洗礼、精神上也会得到充实和拓展。
民族体育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财富,在民族体育将人类一些传统的文化印迹和生活气息展现在现代人面前的同时,民族体育在相当程度上填充和弥补着现代体育的不足,在较多层面上满足着现代人教育、娱乐、健身、健美的需要。民族体育既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又有现代体育的运用价值,成为振兴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活动,将在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全民健身活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第四篇:婚姻法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婚姻法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亲属法体系的完善为视角
李洪祥 吉林大学法学院 教授 , 王春莹
2012-06-30 10:38:48
来源:《当代法学》2012年第2期
关键词: 体系化 婚姻法 亲属法结构
内容提要: 从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问世至今,新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已走过60载,其历史功绩毋庸置疑,然而由于社会发展及其本身的局限性,其不足之处也不容忽视。从亲属法体系完善的视角,指出现行法存在的不足,提出具有科学性、体系性和前瞻性的体系结构,并列出应予研究和完善的十个问题。
从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顶着新中国第一部基本法的光环登上历史舞台,到年第二部婚姻法问世,再到2001年和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两次司法解释,新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已走过60载,其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性和起的巨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时至今日,由于社会发展及法律本身的局限性等种种原因,婚姻法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即是从完善亲属法体系的视角对其进行的研究,以期抛砖引玉。
一、从体系化视角看现行婚姻法的不足
现行婚姻法,即1980年婚姻法(经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修正),是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时婚姻家庭制度的发展和司法实践需求制定的。经过十年历史浩劫,民主法治遭到很大破坏,法律虚无主义也曾一度盛行,婚姻家庭法领域也不例外,建国初期彻底废除的一些封建陋习也借机死灰复燃,1980年婚姻法正是诞生于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重心也开始从改革婚姻家庭制度转移到稳定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和发展婚姻家庭制度建设上来,[1]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构建基本的体系框架。该法颁行后,为婚姻家庭法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力量,施行之初,各部门通力合作,深入贯彻执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破坏的婚姻家庭法制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总体来讲该法的颁行还是比较适合当时我国国情的,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婚姻家庭法领域的现实需要,保护了公民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2]其历史功绩毋庸置疑。
趁改革开放之际,本是1980年婚姻法实现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完善的绝佳机会,但是由于当时需要拨乱反正的政治大背景,立法者更多地倾向于关注如何恢复被破坏的婚姻家庭法律关系,进而对不完善的法律体系进行补充修改,而法律本身所应具有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而且,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立法理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指导思想由“粗放型”原则转变为“细密型”规范;立法重心由人身关系移转到财产关系;利益衡量由对共同利益的关注向个体利益倾斜;立法基调也从强调管制发展到尊重私权、注重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自治权利;价值追求也从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过渡。而婚姻家庭立法理念的变革正是婚姻家庭制度嬗变的基础与前兆。[3]鉴于上述种种变化,2001年和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曾两次对1980年《婚姻法》作出司法解释,实际上是对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但是由于法律体系化本身存在严重的硬性缺失等原因,面对层出不穷的婚姻家庭问题,其依然突显出其力不从心的一面。具体而言,现行婚姻法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名称上讲,有名不副实之嫌。1950年,以新中国第一部基本法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采取的便是“婚姻法”的称谓,这在1980年又被延续。其实此称谓是否合适的讨论一直都存在,但由于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已经习惯了“婚姻法”之名,所以直到现在依然使用。但习惯并不代表正确,而且也不应该以习惯的理由阻止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如果一直固步自封,习惯着这种并不合理的习惯,那么婚姻法的发展也将一直受到阻碍,法律本身的科学性、系统性将继续被忽视。正确的做法就是科学理性地分析到底该采用何种称谓,然后确定下来,让理论和实务界都去习惯正确的规则,而不是一再沿用错误的习惯。从逻辑层面看,一个合适的法律名称应该与其自身所包容和限定的词源内涵、该名称所代表的法律规范确认和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定范围及其内在联系、以及归属于该名称下的法律规范体系的结构外延(即它实际涵盖的现有内容)相一致。[4]而婚姻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婚姻法专指调整婚姻关系的法律,其内容不涉及夫妻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而广义的婚姻法所调整的对象不以婚姻关系为限,还包括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家庭关系。[5]我国婚姻法即采其广义定义,但家庭关系的产生不仅限于婚姻关系,还可基于血缘和法律拟制而形成,因此即使广义的婚姻法也无法涵盖我国现行婚姻法的内容,但这并不是说“婚姻家庭法”就是合适的名称,因为对于超出婚姻家庭之外的亲属制度仍是其无法涵盖的。而古代罗马私法中所采用的“亲属法”称谓不仅可以解决上述问题,而且还便于与国际接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都采用亲属编的称谓。
其次,概括性、原则性强是1980年婚姻法的一大优势和特点。在“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整部《婚姻法》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提纲契领式的,适应了当时拨乱反正的政治大背景,抽象、笼统、原则便成为《婚姻法》的典型特征。但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当年的优势很可能就成为今天发展的桎梏。正如上文所述,立法思想已发生重大变化,粗放型原则已不再符合现代社会法制化及法律自身价值的要求,法条表述的高度概括性也悖离了法律规范性、明确性和具体性的内在意旨,这种宽泛的纲领性幅度造成了大量的立法空白,现实中出现的许多婚姻家庭问题找不到与之相对接的法律制度,使法律失去了作为社会关系和个体行为指南的严谨地位。过于笼统和抽象造成的模糊性,使得法律规范极具伸缩性,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很难落实到空洞的法条表述上,可操作性极差。而且部分制度仅适用于立法当时的社会条件,社会的发展使得其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社会的需求;还有一些制度没有集中到同一个范畴内规定,而是分散于不同的章节,既缺乏统一整合性,又没有清晰的层次把握。这难免有重复、繁琐之嫌,运用中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在实践中往往容易造成公民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义务不能履行,法律秩序的约束机制流于法条形式,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效果,结果只能是徒有其文,不见其实。这也再一次证明了,一部缺乏科学性、前瞻性、制度性和体系性的法律注定无法做到与时俱进,因此为缺失的制度预设新的轨道、细化法律条文便是其正确的前进方向。
再次,法律渊源的多元多层化造成婚姻家庭领域法律规定的分散化结构态势。除了《婚姻法》以外,诸如《继承法》、《收养法》、《民法通则》、《母婴保健法》等法律,《婚姻登记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等中都有对婚姻家庭制度的相关规定,这种分散化的规定虽然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但难免会有冗杂、体系化不完善的缺陷,而且在适用上也容易造成混乱,以及由于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层级的规定,带来不必要的效力体系的衡量,这都与法律的稳定性与统一性背道而驰。而且这也将《婚姻法》推到了一个被超越、被分解、被替代的衰微和让位的尴尬境地。正是由于《婚姻法》的体系化不够完善、内容不够完整,才给了婚姻家庭制度法律渊源多元多层化带来了可乘之机。风雨六十载的生命历程决定了今天亲属法的走向:一部体系化的亲属法既要肩负起整合、重构、完善、发展的新生历史命运,又要为亲属法向民法典归位奠定基础,这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选择和历史产物,也是我们今天研究的方向和趋势之所在。
总之,无论是现行婚姻法内部自身的不足,还是其在婚姻家庭制度中的尴尬地位,反观其种种力不从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缺乏科学性、前瞻性和体系性,因此以完善亲属法体系为研究进路,或许可以为上述问题找到其完满的解决方案。
二、从体系化视角看亲属法的结构
现行婚姻法共分为总则、结婚、家庭关系、离婚、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和附则六章,正如上文所述,这种体系或许在立法当时还是可以适应我国国情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社会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原本适宜现行婚姻法生长的土壤也随之而变,修改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任何一部法律的修改都是一项严谨慎密的科学活动,更是一项复杂浩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已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映照现实、预期未来的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亲属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重要性就进一步决定了对现行《婚姻法》修改的关注度。
在2001年婚姻法修改之际的《婚姻家庭法试拟稿》和《婚姻家庭法专家建议稿》中提出的体系结构为总则、亲属、结婚、夫妻、离婚、父母子女、收养、监护、扶养、法律责任、附则(包括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和区际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等十一章。[6]也有学者认为,亲属法的体系架构应为通则、亲属、结婚、夫妻、离婚、父母子女、收养、扶养等八章。[7]本文以为采总则、亲属、结婚、夫妻、分居与离婚、父母子女、收养、监护、扶养、附则(包括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和区际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等十章的规定更为妥当。
其一,在民法典创制目标的指引下,我国的民法学研究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而民法典不仅是新中国几代民法学人的梦想,更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最佳选择。[8]在这以和谐为时代要求的大环境下,亲属法的体系也受到很大影响,不同位阶的制度也该有其适当的归属。
对于收养制度,我国现行《婚姻法》仅规定,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而具体制度如收养关系成立、效力和解除等则以《收养法》为单行法的方式作出详细规定。但是收养制度作为亲属关系的一种法律拟制,也是家庭关系产生的一种方式,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现实生活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本身就属于亲属法,回归到《亲属法》的体系之下也是理所当然。
对于监护制度,我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进行规定的,其在第二章公民(自然人)中设专节用四个条文作出的原则性规定,即规定了监护人的设立、监护人的职责和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利的法律责任等内容。民法通则中以民法基本法的形式对监护制度作出了规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婚姻法的缺憾,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的保护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除此之外,还有《收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和《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司法解释中也对监护制度的相关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但正如上文所述,这既造成了《亲属法》体系和法律位阶的混乱,又使得法律渊源多元多层化带来的弊病难以解决。因此,监护制度由民法典作总体规定、亲属法作具体规定似乎是更合适的归位。
现行婚姻法将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单列一章,以第43-49条共七个条文的方式对其作出了规定。如明确规定了在婚姻家庭领域中出现家庭暴力或虐待行为时受害人的救济请求权和社会救治责任与渠道;又如在因一方过错违法行为而导致的离婚案件中,引入民事责任制度,赋予无过错方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再如对于在离婚中经常发生的侵犯夫妻共同财产权的行为,规定了民事处理的方式,纳入了民事制裁范畴等等。现行婚姻法这种专章规定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方便司法适用,但本文以为将其放在各制度中分别规定更符合体系化的要求,而且有助于对一项制度的整体把握,更符合法律的规范性。
其二,体系化的要求势必拒绝分散零乱,重要的制度专章规定既利于制度的统一整合,又便于清晰地层次把握。
首先,恩格斯曾说过,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9]作为最普遍最亲密的社会关系,亲属关系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础。[10]但是对于如此重要的亲属制度,现行婚姻法却缺乏相应系统的规定,而其他法律如刑法、刑事诉讼法、劳动法、继承法却都涉及到对亲属问题的规定,但其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如近亲属范围在不同的法律部门便有相异的界定。《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6款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这就将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排除在近亲属之外;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这种不统一势必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和立法资源的浪费,而且也使得对该种社会关系的调控能力大打折扣,更与体系化的要求不相符合。除此之外,诸如亲属的概念、种类、亲系、亲等及法律效力等问题,也都应该属于亲属法调整的范围。因此,无论从亲属制度本身的重要性,还是司法实践的需求,增设亲属制度通则专章规定实为完善亲属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现行婚姻法对夫妻制度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第三章家庭关系中,以第13-20条八个法律条文的方式作出规定。但夫妻作为婚姻关系的主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样的规定是十分不完善的。主要表现为:已有的一些重要制度存在缺失,其内容又无法涵盖现在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而且家庭关系包含的范围及其广泛,正如现行婚姻法将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都放在第三章予以规定,使得第三章有如一个大包裹般囊括全部,这样的规定一方面容易有所遗漏,而且与体系化要求也是背道而驰。因此将夫妻制度单列一章对其作出明确规定不仅是制度化、体系化的要求,更利于发挥法律的指导性和预防性作用,一定程度上减少此类纠纷的发生。
再次,如上文所述,现行婚姻法对父母子女关系法律制度即亲子法制度的规定也是集中在第三章家庭关系中,其规定还不够完善、系统,一些重要制度如亲生子女的推定与否认制度和生父母对亲生子女的认领制度等都缺乏相应的规定。尤其是我国,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做到从观念上真正尊重子女的人格、权利,实现父母子女之间的民主平等绝不是一蹴而就的。父母子女作为最本源的亲属关系,无论是其本身的重要性,还是我国现实国情的需要,都决定了应对其单列一章予以完善,并为缺失的上述重要制度预设相应的轨道。
最后,越来越核心化的“421家庭模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扶养制度也因此而备受关注。其作为亲属间养老育幼、互相扶助传统美德的重要载体,它的完善不仅反映一国立法技术的成熟与完备,还体现了家庭功能的完善和人间亲情的升华。作为婚姻家庭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的完善对弘扬家庭美德,保障老幼和残弱、贫困者的生活,稳定家庭关系,维护和谐文明的亲属关系,从而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单列一章对其进行规定正是彰显与时俱进的选择。
此外,在用语上,“总则”的称谓不仅符合我国立法的一概传统,而且也易与亲属一章对亲属通则的规定在层级上有所区分。
三、从体系化视角看亲属法应完善的十个问题
如上所述,现行婚姻法的历史功绩和作用是巨大的,不容否认的。但是,也不应忽视其存在的问题,现行婚姻法的规定还远未达到完善的境界。因此,本文从体系化的视角提出如下十个问题进行研究,以待完善。
第一,总则。作为一部法律的统领,总则一章应对亲属法的指导思想、立法依据、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基本原则等作出明确规定,这不仅是一部符合体系化要求的法律应该具备的,也是统率、指导分则部分具体制度的必然要求。
第二,亲属通则。作为婚姻家庭关系的基础,亲属关系的重要性在上文已有所阐述,而现行婚姻法的规定却远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调控力。本文以为,应对亲属制度作出一般性、通则性的规定。如亲属的定义、种类、亲系、亲等及其计算方法等都应由亲属法作出明确规定。目前,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采用“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等概念来确定权利义务的主体,这些称谓不仅本身内涵模糊不定,而且还需要各部门法分别予以规定,这既容易造成司法的不统一,又是一种立法资源的浪费。而根据亲等来统一规定法律调整的亲属关系范围,既可以节省立法资源,又解决了司法不统一的问题。
第三,结婚。第一,结婚的条件。结婚的条件又分为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现行婚姻法对禁止条件的规定有待完善。一方面,如直系养亲、继亲亲属关系解除后,直系姻亲,表兄弟姐妹绝育后,四亲等内不同辈分的旁系姻亲能否结婚,亲属法应当予以明确规定。另一方面,对于禁止结婚的疾病,亲属法应明确界定不得结婚的疾病、暂缓结婚的疾病、可以结婚但不能生育的疾病以及可以结婚但限制生育的疾病范围。第二,结婚的程序。对此现行法中不同位阶法律的规定并不一致。如《结婚登记条例》对婚前健康检查采取自愿原则,不再强制婚检,而《母婴保健法》仍要求强制婚检,对此应注意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对接问题。第三,事实婚姻、非婚同居的规制。对于事实婚姻的认定和处理,我国婚姻法律经过了四个阶段,对事实婚姻的效力分两种情形处理。但现行婚姻法律对于事实婚姻的效力、解除等并未予明文规定。现代社会非婚同居现象越来越多,而现行婚姻法律却未予规定,使得非婚同居一直尴尬地徘徊于法律大门之外,造成很多纠纷难以解决。因此,亲属法应将其纳入法律规制的体系之下。第四,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根据现行婚姻法第10、11和12条的规定可知,我国采用的是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双轨制,但该规定尚存在明显缺憾,对无效婚姻的形式、请求主体范围、程序,宣告无效婚姻的机关、限制、同居期间财产关系的性质等都未作出规定,亲属法应予完善。
第四,夫妻。第一,配偶权。现行婚姻法第13-16条对夫妻间权利义务的规定,实为对配偶权的规定,只是没有采用配偶权的概念。但这些权利义务如果不用配偶权来统一和概括,就会成为散乱的权利义务群,而没有一个法定的权利作为其统帅。[11]因此,应该引入配偶权的概念,并对其性质、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尤其是对于同居义务、忠实义务应如何规定,这都是亲属法应当予以回答的问题。第二,夫妻财产制。婚姻家庭关系是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的统一,由于立法理念等的转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对财产关系的关注似乎也更多些,而且财产关系也是婚姻家庭得以延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夫妻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但现行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的规定结构不是很完整,仅仅有《婚姻法》第17条、18条和19条对常规情形下夫妻财产制进行规制,对非常态的夫妻财产问题、不同情形下财产制度的推定和转化等却缺乏规定。现实生活中,婚姻家庭方面的纠纷繁杂多样,即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于一方虐待、遗弃,滥用财产的共同管理权,一方从事合伙经营发生破产,或者双方发生分居等原因,都可能出现现有夫妻财产制难以应对的情形,亲属法应该对夫妻财产制度作出通则性的规定,增设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度,同时对现行婚姻法已规定的夫妻财产制进一步予以完善。如此既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解决之道,维护夫妻双方以及相关第三人的利益,保障家庭、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又可以完善夫妻财产制度的体系。第三,夫妻之间有关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协议的类型、性质、效力应进一步研究并由立法加以明确。
第五,分居与离婚。第一,分居制度。法律对离婚的控制,只能选择弹性控制的方法,而不能硬性地给离婚设置法律障碍。分居制度就是法律为了给离婚抹上一层理性色彩而设置的一种弹性控制方法。[12]这既可以使离婚问题获得必要的谨慎对待,又不致于过多干涉当事人的婚姻自由。但我国现行婚姻法仅有第32条将“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之一,而没有将分居作为一项制度予以规定。如此,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就难以得到分割,换言之,夫妻财产分割的前提就是婚姻关系的终止。但实践中,有的夫妻只是想进行财产方面的分割,并不一定想终止婚姻关系,可是现在我国没有分居制度的规定,就只能走上离婚之路,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当事人行使权利的自由和选择的余地。而且事实上,分居制度的缺失,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当事人对个人财产完整物权的行使也造成了许多阻碍。所以,亲属法应该引入此制度,并对分居的体例、形式、条件、法律效力和终止的情形等作出明确规定。第二,例示的离婚理由与审判实践脱节。从现行婚姻法第32条例示的内容来看,过错主义离婚的色彩仍比较浓厚,而对于婚姻目的无法实现不能共同生活的情形列举较少,这与审判实践中反映出的离婚理由很不相符。也就是说,法律没有将实践中最常见、数量最多的离婚理由例示出来。[13]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模式本身就是立法的倒退。因此,亲属法应对离婚理由重新考量并作出规定。第三,协议离婚。现行婚姻法没有明确协议离婚包括在婚姻登记机关的行政程序的协议离婚和在人民法院诉讼程序的协议离婚两种程序。行政程序的离婚没有规定考虑期,容易造成轻率离婚。这就造成了法律规定与现实之中的某些做法的不统一,对此亲属法都应予以明确。[14]第四,离婚救济制度。现行婚姻法规定了三种离婚救济制度:离婚损害赔偿、离婚经济补偿和离婚经济帮助。但由于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条件和我国现实的差距,离婚经济补偿的实现几乎为零;而离婚经济帮助的性质等自身理论存在的缺陷,也造成其在实践中的困难。有学者提出建立离婚后扶养费给付制度,这或许可以为维护离婚时各自合法权益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可予以采纳。[15]
第六,父母子女。第一,亲权。现行婚姻法第21-27条的规定即是对亲权内容的规定,但是并未采用亲权的概念,也没有亲权制度的规定。立法当时考虑到我国深受封建家族权、父权和夫权思想的影响,以防一些父母以此类推亲权概念而成为其滥施亲权的借口。[16]然而,时至今日,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亲权制度的建立不仅是体系化的要求,更是社会实践的需要。第二,亲生子女的推定与否认制度。现行婚姻法第25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也就无需再区分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而统称亲生子女即可。现行婚姻法没有亲生子女的推定与否认制度也是不合理的。一般而言,母亲的身份可以直接确定,但父亲的身份需要推定,因此也会发生否认的情形,亲属法应对其作出明确规定。第三,生父母对亲生子女的认领制度。认领制度分为自愿认领和强制认领两种形式,但现行婚姻法却没有规定,这对子女利益的保护极为不利。因此,亲属法应对认领的程序、效力、认领的无效及撤销等都作出明确规定。
第七,收养。第一,将收养制度纳入亲属法单列一章,其具体规定可以参照现行收养法。但有些规定也应予以修改。如“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周岁以上”的规定则有违男女平等原则。应改为“无配偶的公民收养异性子女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40周岁以上。”第二,收养成年人。考虑到计划生育及该制度操作比较复杂等原因,现行法律并未对其作出规定。但目前我国社会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421家庭模式”越来越核心化的发展,而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远未达到完善的境界,如果允许收养成年人,可以使上述问题得到缓解。经过利益衡量,亲属法也应作出明智的选择。
第八,监护。尽管亲权与监护有趋同之走势,但从其社会功能等方面看,二者仍有差异,故应对其分别立法,亲属法应对其各自的内容及二者如何衔接都作出明确规定。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监护也是婚姻家庭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如前文所述,目前我国是在《民法通则》中对其作出规定的,但由民法典作总体规定、亲属法作具体规定似乎是监护制度更合适的归位。具体而言,可以将未成年人的监护和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监护作为两节分别予以规定,对监护的设置、监护人资格及欠格、监护人的职责和费用、监护权的中止与丧失、监护监督人及其职责、监护的终止等作出明确规定。
第九,扶养。第一,该章应将现行婚姻法中使用的“抚养”、“扶养”和“赡养”统一为“扶养”。第二,应对扶养关系的主体范围、行使权利义务的顺序、扶养的程度、方式以及扶养的变更与消灭等都作出明确规定。第三,如上文所述,对夫妻间的扶养,应区分婚姻存续期间的扶养和离婚后的扶养分别予以规定。
第十,附则。现行婚姻法对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和区际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并未规定,但随着国门的打开和区际交流的增多,我国亲属法应规定对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均应适用,对外国婚姻家庭法和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适用和各制度的准据法也应在此章作出明确规定。
注释:
[1] 参见杨大文:《关于完善婚姻家庭立法的建议和设想》,载巫昌祯、杨大文主编:《走向21世纪的中国婚姻家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2] 参见杨大文:《1998年:活跃在立法前沿的婚姻家庭法学》,《法学家》1999年第1-2期,第64页。
[3] 参见巫昌祯、夏吟兰:《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婚姻立法之嬗变》,《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17页。
[4] 参见曹诗权:《中国婚姻法的基础性重构》,《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100页。
[5] 参见李洪祥:《关于民法典(草案)亲属编若干问题的完善》,《行政与法》2003年第12期,第104页。
[6] 参见杨大文:《2000年婚姻立法和婚姻法学回眸》,《法学家》2001年第1期,第62页。
[7] 参见孔祥瑞、李黎:《民法典亲属编立法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8] 参见王利明、周友军:《民法典创制中的中国民法学》,《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第127页。
[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页。
[10] 参见巫昌祯:《进一步完善婚姻法的几点思考——纪念婚姻法修改五周年》,《金陵法律评论》2006年第1期,第5页。
[11] 参见杨立新:《完善我国亲属法律制度的六个基本问题》,《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16页。
[12] 参见何平:《婚姻法的几个理论问题———以婚姻关系存废为中心的比较研究》,《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第4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
[13] 参见马忆南:《婚姻法第32条实证研究》,《金陵法律评论》2006年第1期,第24页。
[14] 参见前引[5],李洪祥文,第105页。
[15] 参见蒋月、庄丽梅:《我国应建立离婚后扶养费给付制度》,《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第50页。
[16] 参见陈明侠:《关于父母子女、祖孙和兄弟姐妹关系制度的完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22页。
第五篇:**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状及发展对策
信息约稿
马龙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状及
发展对策
根据区委要求,现就马龙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构建迫在眉睫”为主题,马龙区教育体育局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相关情况分析。当前,马龙区少数民族主要为苗族、彝族,均与自然村落形式分布于马龙全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有彝族的4项,即摔跤、、磨秋、踩踩高跷、弹弓;苗族族项目有4项,即陀螺、爬花花杆、踢脚架、射射弩。但以上体育项目在传承过程当中,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均有不同程度的同化、流失、消失等现象。同时,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开展受民族性、时间性、地域性等因素影响,开展活动和推广群众参与效果并不理想。现对马龙区域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状及发展对策作如下分析。
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面临着同化、流失、消失等现象。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活动是少数民族群众生活中不不可或缺的内容,民族传统体体育与喜庆节日联系密切,是是节日文化中展现民族魅力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民族传传统体育活动的方式多在传统统节日习俗中,以群体活动为为主,而在闲暇娱乐时间自觉觉参与的人较少。随着历史的的变迁,很多民族传统体育项项目出现了退化和消亡。目前前,我区彝族的摔跤项目苗族的弹弓项目在马鸣乡咨卡、月望乡深沟、月望半个山、马过河的黑石头个别村村组自行组织的火把节、花山节上表演演,而其它项目则很少见到,踩高跷项目则已成为中老年年人的记忆。从组织方式看,民间自发组织。其中原因主要一是学校体育教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基本无教师进行授课,学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严重缺失,导致少数民族体育项目普及传承只能通过民间传承,影响了普及面和传承效果;二是相关单位和当地政府对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组织的少,引导活动开展不够。从而导致我区民族传统体育面临着同化、流失、消失等现象。
二、民族传统体育存在民族性、时间性、地域性等弊端。
由于历史的原原因和自然条件的差别,民族族村庄在全区分布散,人口少,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发展极不平衡,经济相对落后后。经济基础的薄薄弱,限制了民族传统体育事事业的发展。边远山区的少数数民族群众为了生存,男女老老少一年四季都在劳作,而且且大部分年轻人常年奔波在外外,除了逢春节、花山节、火把节,根本没有有空余时间开展传统体育活动动。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开展与生活沉的经济压力矛盾突显,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时间性、地域性,使使传统体育项目闲置并逐渐被被遗忘。
三、民族传统体育推广亟待加强。
民族传统体育育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要充充分肯定传统体育的健身、社社交、娱乐等功能,努力继承承和发扬这一优秀文化遗产。应以建设新农村、保护非物物质文化遗产等工作为契机,切实做好民族传统体育工作作,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族体质,加强民族团结。与乡村旅游相结合,多建建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从从而打造民族传统体育品牌。为此,应加强传统体育的宣宣传工作,结合旅游业的发展展和民族节日活动的开展,加加强民族体育项目的开发利用用,争取多部门的支持和协助助,增强开展、挖掘、整理、、保护民族体育的内驱力。如通泉街道大湾河苗族新村、月望乡深沟苗族村、马过河的黑石苗族村,均可开展陀螺、爬花花杆、踢脚架、射射弩项目。马鸣乡咨卡、月望半个山均可开展即摔跤、、磨秋、踩踩高跷、弹弓项目。同时,区政府可筹集一定资金召开少数民族运动会或者在民族村庄举办相应规模的民族体育赛事。在民族村庄聚居的学校利用体育课、课间操规范推广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普及和传承。
采取摒弃弃与弘扬并举、改革与发展并并进的措施进行科学分类。对对那些正处于摒弃与褒扬之间间的传统体育项目,应该做好好挽救与保护工作,并加以改改造,使之发挥应有的功能和和价值;对那些既体现民族特特性,又融合竞技性、健身性性、娱乐性、教育性、表演性性于一体的项目,应采取积极极弘扬、发展的态度,做到尊尊重传统,注重古今融合,既既保留传统体育特殊性,又增增加新型体育元素,给传统体体育注入新鲜血液。
曲靖市马龙区教育体育局
2020年8月25日
撰写人:
姓名:戴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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