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案例 18公共管理过程决策与执行分离
[ 案例 18] 决策与执行相分离、提高行政效率的成功探索 —— 介绍英国的 “ 执行局 ”
英国行政制度的突出特点是议会主权、部长责任制。内阁与各部向议会承担的责任，既包括政策的制定，也包括政策的执行。长期以来，英国中央政府在决策上处于垄断地位，但缺少技术专家，过分依赖外部组织与专家。传统行政僵化、缺乏灵活性和创新精神，社会服务效率偏低。中央行政执行能力较弱，部门的工作绩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缺乏测定和控制绩效的有效机制，被称为是没有执行者的行政。一方面，内阁和各部部长感到责任负担过重，力不从心，影响政府决策的质量，高级文官的特长是政策分析和政策咨询。他们缺乏提供管理的经验和技能，由于部门工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部长的工作负荷超过了个人能力，主要精力不是放在政策和决策上，而是放在管理的细节上；另一方面，负责政策执行的公务员觉得政治任命官员的干预过多，没有足够的自主权，要求政府管理的很多领域远离直接的政治控制。绝大多数文官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是服务的提供，而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不是按照向公众提供服务的需要设计的。英国 80 年代以来行政执行自主化改革，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1983 年，伊布斯（原帝国化学公司执行总裁）出任撒切尔夫人的效率顾问，负责效率小组的工作，在他的率领下制定了《改进政府管理：下一步行政计划》。伊布斯建议在部门内按照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分开的原则设立执行局（executive agency）。1988 年，撒切尔夫人宣布批准这个方案，标志着创设执行局的开始。同年 8 月，创设第一个执行局 —— 车辆管理局。1991 年增至 48 个，机构内公务员 17.7 万，占公务员总人数的 37 ％； 1997 年达到 124 个，雇用了原公务员总数的 76 ％。英国政府宣布，将把 90 ％的政府公务员转到执行局。执行局所涉及的公共服务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社会福利的管理、监狱管理、证照的审核发放、就业管理、会议服务、军需供应、工商注册、专利保护、破产服务、标准计量、地产登记、药品管制、天气预报、农牧渔业服务等。这些执行局规模差别很大，最大的是社会福利执行局，雇员 6.5 万人，最小的是外交部所属的会议中心，雇员仅 30 人。
英国设立执行局的过程是自外而内的，一开始选择比较容易实施的单位进行，先设立执行局，而不是设立核心部。同时，执行局改革是逐渐推进的，严格按照条件标准进行，而不是一轰而上盲目建立。为了推进 “ 下一步行政计划 ”，保守党政府专门成立了项目小组，财政部。部属机构转化为执行局，主要由执行局候选人的上级主管部门、下一步行动方案项目小组、财政部三方参与，一般要按照一系列的标准并通过一定的审查程序： ① 主管部长首先要确认该单位是否可以实行私有化或可以撤销。② 如果政府介入确有必要，那么这一职能是否可以通过合同出租方式转给私营组织去完成。③ 这一单位所提供的服务是否具有独立性，是否可以独立承担责任。④ 主管部长是否需要介入该单位的日常管理，有关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能否分开，只有这些问题明确后才决定是否设立执行局。
执行局是设在部门内部的准行政机构，其主要构成要素是框架文件和首席执行官。执行局均在中央各部制定的政策和框架文件下履行职责，框架文件是主管部长和执行局负责人之间签订的一种协议或工作合同，文件规定机构存在的目的和目标，提供服务的具体内容，首席执行官的职责和权限，履行职责的资源配置，雇员工资和人事安排的约束条件等，一般有效期为三到五年。框架文件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但它没有法律强制力。框架文件以长期规划和年度报告为基础，主管部长承担制定框架文件并根据年度审查修改框架文件的责任，执行局负责人则对既定框架下达到最佳结果承担个人责任。
首席执行官是执行局的负责人，执行局实行经理（负责人）负责制，经理职位向全社会开放，竞争录用，级别通常为副次官，三级公务员。在选拔时主管部门都提出负责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由于机构的类型和业务不同，对负责人的要求也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强调必须有领导变革的能力。特别重视吸引私营部门的管理者担当此任，借此引进繁荣部门的管理技术和工作作风，改变政府传统的管理方式，目前执行局的负责人有一半来自非公务员队伍。有一些由公务员担任，也有些由私营公司高级主管担任，首席执行官与主管部长签订任期合同，合同到期时可以续聘或解聘。对年度工作情况向主管部长汇报，执行局负责人在机构编制、人员录用、工资待遇、内部组织结构、财务管理等方面拥有充分的自主权，部长和主管官员对执行局的具体运作不实施直接干预。执行局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职业范围内的各种活动，并由此承担相应的义务，它们是承担行政执行职能的公法人。
执行局改革，使英国中央政府组织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部的下属单位的文官成为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少数级别高、擅长政策分析和政策评估的文官与部长们共同组成精干的核心部，核心部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政策并对执行局的运作进行监督、协调和适距控制。对执行局适距控制的原则，主要通过框架文件来实现。除框架文件外，还有一年一度的业务计划，年度计划也由主管部长与执行局负责人协商确定，主要规定执行工作的具体指标，评估工作的标准等。机构内部实行企业化管理。1996 年，英国政府在执行局的管理中引进基准比较技术，该技术是围绕业务工作对本单位与先进单位的情况进行分析。为此，政府培训评估人员。邀请有关专家进行协助和指导。从 1990 年开始，内阁办公厅几乎每年都对执行局的发展、运行及绩效情况进行总结评估，以经济、效率、效益为标准监督政府执行局，并以《执行局评论》的形式将结果公布于众，从而形成绩效改进的外在压力。其他公共组织如审计办公室、议会有关专门办公室、社会中介组织等都对相关领域的执行局的绩效进行审视和评估。
主管部门对执行局提供指导和帮助。政府给予执行局的管理者充分的自主权，但对它们的工作和管理不是撇手不管，各主管部门和内阁办公厅对执行局的有效运作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如 1988 年议会财政和文官委员会的报告； 1996 年的执行局工作指南等都是业务指导文件；在推行基准比较技术过程中，内阁办公厅不仅承担推动和协调的责任，而且邀请国际专家进行培训和技术指导。
设立执行局，实行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公开，符合部分政府职能的社会化趋势和政府管理专业化分开的发展方向。随着现代的进步和社会自治力的增强，越来越多政府职能转移给社会承担，政府自己决策，自己执行，两种行为缺乏制约，常导致决策和执行的随意性。在决策和执行两大职能中，后者更易于社会化，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适度分开，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执行局的设立大大提高了政府行政执行效率。执行局获得充分的自主权，有利于管理者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政策执行和服务提供方面效益最大化；有利于把有效的企业管理方法引入政府领域。执行局大力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引进市场机制，以合同出租的形式选择公共服务的最佳提供者；可以避免正式行政机关的官僚主义与僵化的行政程序的影响，减少行政机构和人员，降低行政经费；利用政府以外的人才，完成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促进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的提高；也有利于部长和高级文官从超负荷运行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抓好政策发展和战略管理。
执行局的设立标志着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传统的政府管理以规则为本，强调对运行过程的控制，而政府对执行局的管理以结果为本，以结果而不是以程序来评估管理水平，评价工作人员的主要标准是工作业绩。政府部门上下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传统的隶属关系转变为契约关系，这为政府权力分化和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感提供了制度基础。执行机构与正式政府机构相比更容易从社会各界获得资源，发展公共事业。
全面设立执行局优化了政府内部责任机制。在传统的议会主权和部长负责制下，各部部长就政策和部门管理承担个人责任，现在是执行局负责人通过部长就政策执行和服务管理向议会承担责任，执行局与核心部之间权利责任关系明确，通过打破垄断、公开目标和结果，增强了政府的透明度和责任感，政府官员更加注意成本效益问题，保证了公共服务的顾客取向。
执行局的设立带来了公务员制度的巨大变革。公务员的内在结构得到整顿，职业永久性原则被动摇，原来统一等级的工资制度被打破，任命私营组织的管理者抛弃了原来的排外原则。政府工作人员被分为两部分，即核心部的工作人员和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前者只占 3 ％左右，后者有的保留公务员身份，有的不再是公务员，这样大大减少了公务员的数量，避免了强制性的裁员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也有助于节省政府开支。
当然，设立执行局并非一帆风顺，实施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曾把监狱管理、武器存放也交给执行局，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改革方式和实际效果方面也一直存在着争议，主管部长与执行局的关系比较模糊。部长们常把政策失败的责任推到执行局的领导身上，部长责任的淡化引起了公众的不满。有的主管部长对执行局的管理干预太多，特别是在财务和人事方面。有的主管部长则抱怨执行局的权力太大。政府主要通过评估的办法来监督政策执行，但由于评估工作的复杂性，实际上难以实施有效控制，存在着政策执行走样的情况。另外，执行局林立，使得协调问题比较突出。[ 案例评析 ]
在我国海南经济特区的洋浦开发区、深圳特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执行局。执行局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模式。决策与执行的分离，既提高了决策的质量，也提高了执行的效率，也精简了政府机构。
决策和执行，是公权中两个环节。决策主要是指决定政策和重大政府工程，执行则主要是指根据政策处理具体事务及实施政府工程等。如果将决策和执行分别赋予不同部门，则意味着将公权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决策执行相分离的优点是割断政策或者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利益关系对决策本身的影响。根据西方“蒙眼女神”的传说，正义女神忒弥斯在仲裁天庭上的众神失和的案件时，拿出一条手巾，绑在自己眼睛上，使自己看不见纷争者的面貌身份，也就不会受他的利诱，不必怕他的权势。蒙眼不是失明，是自我约束，是刻意选择的一种姿态。这里引申出的一个原理是说，作出决定的人要尽量排除决定结果对本人诱惑而影响决定的公证性。这也是罗尔斯《正义论》中所说的“无知之幕”。将决策与执行分别交由不同的部门行使，至少可以降低政府部门利用决定或者执行公共政策而谋取部门私利及个人私利的可能性。我认为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据我本人的考察，香港等地实行的决策局和执行局分离并行的实践也是有效的。
十六大报告把“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提了出来。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的探索，是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行政三分制”是一种将政府部门的决策、执行、监督三种职能相分离并使其形成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它实际上是对政府职能的一种重组。实行“行政三分制”改革，目的是要解决“拍脑袋决策”、“想当然决策”、“政府权力部门化”以及腐败等问题。
实行决策与执行相分离，是上世纪 80 年代国际上开始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重要成果。因为行政部门既制定政策，又执行政策，同时还有解释政策的权力，这无论对行政的效率还是 行政的成本，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从现在的实践看，将决策与执行分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我国，机构改革最大的困难是部门利益，而其间又包涵了大量的个人利益。各部门争利益而导致了权力异化，即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部门权力的异化，最终的结果甚至是政府对部门的权力控制已经变得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引入或借鉴近几十年国际出现的新公共管理经验，也即决策与执行相分离，不失为一种办法。
因此，我国推行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需要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探索建立专门的行政执行 性机构。执行机构专司执法监督，照章办事，独立运作，不承担政策制定和政策调整职能。政策制定要与监督管理相对分开，监督管理要与技术检验职能相对分开。深圳实行“行政三 分制”改革后，将出现若干决策局、执行局和一个监察局。决策局只有决策权而没有执行权；而执行局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
[ 思考题 ]
请对执行局性质及其在公共管理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进行概括，并结合我国政府目前公共管理的运做过程分析一下，能否引入决策与执行相分离的这种模式？
第二篇：决策失败与执行失败
决策失败与执行失败
短命英雄不是中国企业家的专利
研究失败，是财经媒体永恒的话题。《中国企业家》杂志的研究失败系列，基本上囊括了近年来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和企业家的典型失败案例，引起广泛关注。同样，《财富》、《商业周刊》等国外著名财经杂志几乎每期也都有国外企业家失败的最新报道。
回顾近两年《中国企业家》的研究失败系列，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些曾经叱咤商海、呼风唤雨的巨子们大部分只是昙花一现，各领风骚三五年后便销声匿迹，正如陈惠湘先生在为《研究失败》一书作序时所说的：“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由成功到失败的情景，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的优秀都只是昙花一现，都像流星，都短命。”把这些名噪一时的企业家们称作“短命英雄”似乎是比较恰当的。
然而，“短期英雄”并不是中国企业家的专利，他们国外同行们的“寿命”也越来越短。去年的一项统计表明，日本中小型企业能够维持10年的只有18.3%，运营超过20年的只有
8.5%，而能够持续经营30年以上的则不到5%。
而美国著名的《财富》杂志日前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财富500大之中，前200家大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在位的平均时间越来越短：任职不到5年的从1980年的46%上升到1998年的58%，而能够干满6-10年的则由1980年的41%下降到1998年的32%。《财富》的调整还发现，如今，不称职的CEO被解雇的可能性比他们的上代人高出三倍。
为什么当今中外企业家遭遇失败的机率会如此之大？中国企业家与国外CEO的失败有哪些异同？
英文写成的“fail”与中文写成的“失败”
将两方面的失败案例汇总之后进行比较，首先发现的是，两者失败含义有着很大的不同。今年6月底出版的《财富》杂志，隆重推出一期封面文章《CEO为什么失败》。《财富》杂志选择了38位近10年来下台的大公司CEO们现身说法，讲述自己失败的故事，这些CEO们曾经是世界最著名公司的领导者，他们领导的公司包括通用汽车、菲利浦·莫里斯、IBM、AT&T、康柏、柯达等。他们都曾经是美国商业界的风云人物，但最终都壮志未酬，沦为失败者。既然这些最杰出的商业巨子都会失败，我们的企业家败走麦城似乎也有情可原。但是在这里，“失败”的概念有着天壤之别：对于国外的CEO来说，失败是被免职，或引咎辞职，而他们下台的导火索，大都是因为企业出现亏损或盈利减少，有的甚至只是没有达到股东们期待的高增长率，而真正因为领导无方而使企业倒闭或被收购的只是极个别的现象。《财富》杂志的这项调查显示，在被解职的CEO中，70%的人没有出现骇人听闻的大错误。这就是，他们给企业造成的损害并不是致命的。
CEO的失败并不等于企业失败，这些企业更换了新领导人后，仍然能够扭亏为盈，转败为胜。80年代的中前期，通用汽车和IBM都出现了巨额亏损，这当然与当时的CEO领导无方有着很大关系，但如今，它们又重新成为财富500大中的盈利大户。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家的失败则十分“悲壮”，从史玉柱、姜伟、吴炳新到秦池、亚细亚的老总，几乎都是以企业的灭顶之灾来讲述悲壮的失败故事。与国外的CEO相比，中国企业家们书写的失败两字是血淋淋的，他们的失败很多是意味着企业遭受重创，无力回天，甚至消亡。
从记者手中掌握的中英文的素材中，可以得出一个不太严谨、但也不无道理的结论：国外CEO们的失败（fail）大多是一个可以弥补的失误或挫折，而中文写就的失败则大多是破灭。许多中国企业家更到了输光血本的地步才承认失败，他们东山再起的希望是极其渺茫的。
决策失败与执行失败
9月底，记者在《财富》全球论坛上海年会上采访了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谈及中国企业家失败的原因，刘先生说：70%-80%是在于投资失败，而投资失败源于决策失败。最后，刘先生还反复说到，此次上海之行最大的收获，是学到了国外CEO们是怎样决策的。
把决策失败列为中国企业家的头号失败原因应该是可以成立的，飞龙总裁姜伟闭门思过、修炼内功，反省出的20大失误，头三条赫然是：“决策的浪漫化、决策的模糊性、决策的急躁化。”可见决策失误给姜伟带来的切肤之痛，而其他国内企业家在反思失败时，也无一例外地检讨自己的决策错误。
执行的失败
决策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对中外企业家都应是如此，但《财富》杂志在对数十位失败美国CEO进行了数年的跟踪调查后，得出的结论却与中国企业家们的结论大相径庭。它认为，这些CEO的问题在于糟糕的执行，结论概括起来就是：他们一是办不成事，二是优柔寡断，三是不兑现承诺。而决策显然不是重要的原因。
《财富》杂志根据对CEO失败原因的长期分析，认为这些企业家们失败的六大原因依次为：缺乏对坏消息（亏损或利润下降）的处理能力、疲劳综合症、缺乏处理人事的能力、决策有局限性、缺乏财务知识、错失良机。
请38位曾经叱咤商海、结果壮志未酬的顶级CEO们回答问卷，结果38位CEO对这六项的选择依次为：
缺乏对坏消息的处理能力：79.5%
疲劳综合症：51.3%
缺乏处理人事的能力：43.6%
缺乏有局限性：38.5%
缺乏财务知识：15.4%
错失良机：10.3%
从这一调查中，《财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CEO们并不缺少才智或是远见卓识，往往只是一个简单但却致命的缺陷让他们跌入深渊。这些CEO们往往智商极高，经验丰富，而且一心扑在工作上。《财富》虽然不认为执行问题就是他们失败的惟一原因，但是，执行总是势必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充满竞争与机遇的世界发展太快，客户、股东的要求令人感到压力沉重。
认为CEO的失败主要是执行而非决策失败，这当然是《财富》的一家之言。有人就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举出最新的例子－－今年3月被解职的康柏总裁菲弗尔。当菲弗尔被康柏董事会解职的时候，一群业内权威、主流都一致认为，这都怪他缺乏对互联网的远见，他的战略致使公司与正确的方向背道而驰。然而，《财富》引用了康柏的董事会主席本杰明的话：“我们的战略无懈可击，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加快速度，让整个公司更有效率。”同样，柯达公司解雇凯·威特摩尔的时候，人们也都认为，他下台的原因是不知道“柯达应该在数字化世界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事实上，柯达早已秘密制定了一套重塑公司数字化形象的积极战略，威特摩尔也举双手赞成，但是他根本无法实施这一战略，这才是他下台的根本原因。
决策的失败
尽管以上的结论只是《财富》杂志的一家之言，尽管记者本人也不同意国外的经理人不犯决策错误，但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国外CEO们在决策方面所犯的错误，要远远少于中国的企业家，而且他们不会犯听起来令人发笑的、过于“小儿科”的决策错误，如仟村百货的那条令北京人耻笑的广告词：“星期天哪里去，仟村百货赶集去”；如给兑制的白酒竞争标王；如花几千万人民币竞拍天安门的宫灯以增加知名度，等等。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家们在决策方面所犯的错误不仅远远多于国外的CEO们，而且往往是致命的。
与国外的CEO们相比，中国企业家的角色更为复杂，他们很多人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既是决策人，同时又是执行者。在执行方面，《财富》归纳的六大表现，在中国企业家的身上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与决策错误相比，它们并不是最重要的。
在中国企业界，近十年来所有典型失败者的败因都可以归于决策，甚至可以说，一个企业家在决策层面中可能犯的错误，中国的企业家们都犯遍了。
通过对近年来中国企业家失败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家决策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独断体制、扩张情结和投机心理。
独断、扩张与投机——决策的独断和无制约
假若时光真的能够倒流，假若失败的中国企业家们能够东山再起，他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在企业内建立一套完善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因为，几乎所有失败的决策都是在独断中产生的，这是中国企业家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巨人总裁史玉柱在检讨失败时曾坦言：“巨人的董事会是空的，决策是一个人说了算。因我一人的失误，给集团整体利益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也恰好说明，权力必须有制约。” 不仅是巨人，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决策基本上是独断体制，因此，没有人能够阻止姜伟“决策的浪漫化、决策的模糊性、决策的急躁化”，也没有人能对吴炳新的“三株年销售额在1999年达到900亿”的宏伟目标（按这一目标，三株今年就可跻身世界500大）提出质疑。中国的企业大多集创业者、所有者、决策者和执行者为一身，董事会形同虚设，下级也只能俯首贴耳。这些条件与权力的结合，必然使我们的企业家个人拥有了全世界最高的经营失误机会和决策错误机会。正如史玉柱所讲：“决策权过度集中在少数高层决策人手中，尤其是一人手中，负面效果同样突出。特别是这个决策人兼具所有权和经营权，而其他人很难干预其决策，危险更大。”
青年经济学者周永亮在咨询实践中发现，中国一些企业普遍存在着管理中的“花瓶症”，指的是决策者在制定决策或在选择管理者时，只讲求流行风尚，而不注意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只要业内流行什么，就加以引进或采用。一些企业不切实际地赶管理时髦，引进了各式新的管理技术，造“程序花瓶”。于是，扁平化组织结构、办公全自动化纷纷出台，结果，现代化的设备使用率极低，高层次的决策者不具备进行关键决策的能力，纯粹一个花瓶。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企业设备现代化、才子多多却不断下滑的根本原因。前两年，一些企业通过新闻媒体以巨额报酬征聘企业总经理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造“花瓶”的典型。
探讨中国企业家如何避免失败问题时，有媒体指出：“有不少企业家能创业，但未必会管理，如果企业家能从创业者过渡到管理者，当然最好不过。但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是从‘无产者’一下子发展起来的，又怎能让他心甘情愿地把企业交给别人管理？”。从这个角度分析，可以看出为什么国外CEO决策失误要少于中国企业家。除去个人素质不讲，他们的决策权力比中国企业家小，受到的约束比中国企业家大，因而犯错误的机率就小。
前面讲到国外的CEO们虽然失败了，但没有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但这句话的另一个含义则是，即使这些CEO们没有给企业造成巨大的伤害，但他们依然被解雇了，原因很简
单，他们是职业经理人，他们受雇于董事会，只是董事会的成员之一，责权清晰、目标明确，一旦承诺的目标无法实现，他们面前也只有两条路：要么鞠躬下台，要么等待革职。
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已认识到，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间最大的差距并非在管理层次的操作技巧上，而在于企业内部的种种机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约束机制。特别是1990年以后，国外许多大公司里，经理们的统治已被削弱、被监督。特别是许多公司建立了稳定的、占据大部分席位的外聘专家，使企业董事会的控制权发生了“权力的二次分离”，董事会的决策权凸现出来，经营者感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财富》杂志所报道的今天CEO们被解雇的可能性比他们的上代人高出三倍，就说明了董事会对CEO们的约束力有多么强。一大批非股东的专家纷纷进入董事会。董事会对于CEO决策的制约变得非常全面，既有基于权力和利益的制约，又有基于知识、信息和经济的制约。这种制约才使CEO的决策失误机率降到最低。这些德高望重的CEO们被解职时，公司对外发布的新闻稿几乎如出一辙：“某某先生去职的原因是没有完成董事会的目标”或是“与董事会意见相左。”当然，这些经理人被某一公司解雇，也并不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他们可以从另一家公司东山再起。看来，中国企业家的真正进步应该是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管理，而一旦经理人达不到董事会的目标，就将其解聘另请高人。换句话讲，就是要用职业经理人的个人失败（辞职或被解职）来避免公司的失败。
盲目的扩张与多元化
巨人症是中国企业家栽跟头的一大根源，许多民营企业更是因为做大了才失败。看看近年来倒下的中国企业家，在他们最风光的年月里，哪个企业不是几十倍、几百倍地增长，哪个企业没有上演过侏儒变巨人的神话 那些失败的中国企业家对利润的追逐、对财富的渴望、对成功的期盼是毫无节制的、没有止境的，因而无一例外地对发展规模有着特殊的偏好，而在特殊条件下轻易获得的成功，又使他们相信自己无所不能。他们因雪片般飞来的订单而欣喜，为几何般增长的人员而自豪，然而，在不经意中，他们似乎才发现，企业已经大到自己无法掌握，总部的一个小办事员，甚至是售货员、文工团员都要被外派去当地区经理。也似乎在这时，企业家们才知道一个经济学名词－－“超常规扩张”，也似乎在知道这个词不久，他就发现企业已漏洞百出、危机四起。因此，万科董事长王石有感而发：“缺钱对民营企业并非坏事，因为资金有限，不允许你盲目投资，不允许你犯大错误。如果你的战略目标不清楚，又没有控制能力，钱多了反而是坏事。我常对那些为缺钱而发愁的企业说，恭喜你呀！你犯不了大错误。”
年过六旬的三株总裁吴炳新，曾语重心长地对血气方刚的巨人总裁史玉柱说：“不该挣的钱别去挣，天底下黄金铺地，不可能通吃。这个世界诱惑太多了，但能克制欲望的人却不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人后来分别成了中国企业家中因“超常规扩张”和“超常规多元化”而失败的典型。请看三株的疯狂扩张速度：
1994年，吴炳新设定的发展目标为1994年销售达1亿，1995年保3亿争6亿，1996年保9亿争16亿。但1995年制订的第一个“5年计划”却将这一发展目标翻了几倍：1995年将争6亿改为争20亿，而1996年要达到100亿，1999年则要达到令人瞠目的900亿。按照这一宏伟的构想，三株的年增长速度最高可达1600-2000%，甚至在达到600亿年销售额后，最低增长率也要达到50%。
而以软件起家的巨人集团，在其辉煌期，业务曾横跨电脑、保健品和房地产三大领域，最终却因规模太大、战线太宽而陷入资金危机不能自拔。
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在分析中国企业多元化现象如此普遍的原因时，指出他们主要受以下三种思想的影响：一是在80年代的特殊情况下，经营某几种产品同时获得成功，就误认为多元化是企业的成功之道。二是看到别的行业赚钱，就见异思迁，恨不得这个世界上的钱
都由自己一个人来赚。三是自己取得一点成就，就过分地夸大自己的能量，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无往不胜，进入哪个行业，都可以获得成功。
其实，扩张和多元化，在企业家们看来实际上都是发展。没有发展，企业就没有竞争力。“发展是硬道理”，每一个企业家都会有扩张情结，在这一点上，中国企业家和国外的CEO们没有任何差异，在所有决策失败的层面中，也只有这一点，中外企业家最为相像。国外的CEO们可能比中国企业家们更冷静一些、更有节制，但他们为了企业的发展也必须扩张，即使这种扩张是被动的。企业家不论中外，都有扩张情结，因而都在犯着发展中的错误，因为发展即意味着在新的领域内拓展，或利用新的手段扩大原有的市场，而这些尝试都意味着风险和不确定性。
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企业盲目扩张的恶果显露无遗，以韩国为例，1997年韩国第二大钢铁企业韩宝钢铁公司、起亚集团、真露公司等一系列巨型企业破产和倒闭，经济学家在分析时指出，这些企业倒闭自然有种种原因，但“盲目扩张”是最根本的病因。韩国集团企业对规模和多元化的热衷，几乎到了非理性的进步。韩国最大的五个财团平均都介入了140多个行业，其扩张速度令人吃惊。同样，日本八佰伴公司的破产也是盲目快速扩张的结果。
另一些典型的例子就是90年代初期，日本公司在美国的娱乐业和房地产业的扩张。索尼公司曾投巨资收购美国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和影视公司，但对美国的影视业却不能实施有效的控制，结果索尼在1994年成了世界上亏损最多的公司，而日本房地产公司更是血本无归。中国企业家应该记过吴炳新的那句话：“不该自己赚的钱就不赚。”还要向国外的CEO们学另一项本领：会扩张也会退出。近年来，世界著名大公司不断传来“退出”的信息：西门子公司忍痛卖掉彩电生产线；飞利浦出让生产大家电的子公司，百事可乐为集中精力打败对手，不得不放弃饭店和快餐业。去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着手拍卖“非核心业务”，并进行裁员和重新整合；通用汽车公司也出售了15家零件厂，以进一步提高竞争力。
一夜暴富的投机性
秦池的“标王故事”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一个贫困山区的县属小厂在一夜之间“誉满神州”，“每天给中央电视台送去一辆桑塔纳，赚回的是一辆豪华奥迪”，继而又“每天送去一辆豪华奔驰，赚回一辆加长林肯”。
然而，秦池仅风光了两年，“标王”终于倒了。
如果说巨人等企业的失败令人惋惜，“标王”的下台则让很多人称快，它标志着一个所谓“营销技巧时代”的结束，一夜暴富的投机行为应该得到惩罚。秦池是在那些利用中国经济转型期和市场经济不成熟期，豪赌一把的企业领导人的典型，他们在一些“策划大师”的指点下，开创了一个所谓“营销技巧时代”。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是，弄出一个产品、筹措一笔款子，抛出一堆产品，哄起一个品牌。在秦池之前，北京的矿泉壶大战也是如此。秦池只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而秦池老板的投机和赌徒心理，却存在于许多中国企业家的心理。商品市场的投机和广告宣传的投机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家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些企业的一切决策都基于赌徒式的投机上：在商品市场上，听说某种产品利润较大，就一拥而上，赚一把就走。巨人集团和三株集团都曾采用过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进行运动式推销，他们希望能效仿解放军通过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让一个新产品能用几个月的时间迅速占领全国市场。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包含了较强的投机心理。
广告宣传上的投机则更恶劣。从不大的地区性零售商场亚细亚在中央电视台大打广告，到姜伟的广告轰炸，再到秦池一年花3.2亿当广告标王，这背后都包含了企业决策者的一个重要心态，即利用不成熟的市场和不成熟的消费者，疯狂造名，争取一夜成名，进而一夜暴富。这种不顾企业资金实力，不将主要力量用于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而是希望通过造名一夜暴富，其本质也是一种投机行为。
所幸的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及消费者的日益觉醒和成熟，企业的投机概率已大大降低。舆论界及消费者对企业的恶炒行为已反感至极。科利华欣起的《学习的革命》的浪潮，就遭到很多理性的报刊和消费者的批评。
企业家中流行的“谁当标王谁死”的话不无道理。
投机的最典型表现在于恶炒，它只能发生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在发达国家中，著名公司的广告和营销都是委托专业广告公司和公关公司完成的，哪个CEO敢用这种旁门左道？
非企业家因素——宏观环境因素
中国企业的失败，根本原因当然在于自身，但是我们还要承认在中国，企业家犯错误太容易了，特别在当今这个时代。
中国经济在以罕见的高速度增长，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里，中国企业家的机会最多，失败的机率也最大。
国外的CEO们之所以比中国企业家犯决策错误少，除了因为董事会的制约外，还在于他们处在一个具有完善的市场、规则成熟的商业社会中，在那里，违规的炒作是不可思议的，广告轰炸、人海战术则会被讥为白痴行为。
王石曾有一句话：“如果你真想把企业搞大，让国际基金把钱给你，你就得转个弯子。你对外国投资者说：我的增长一直是100%。你以为他会高兴，那要把他吓死，他认为你是泡沫经济，他需要你稳定增长。
第三篇：公共管理案例
公共管理学案例及案例分析
2004-12-1
3案例一
温州市政府的“无为与有为”
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无为 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动力和内因，而政府的“无为”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温州市市长曾说：“在温州，凡理论和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于实践。”于是个体工商业、服务业、家庭工厂、挂户经营、雇工经营、买卖合同、长途运输等，只要上面不管，就都让它发展。
1984年在平阳县钱库镇出现了私人钱庄。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坚决取缔，而温州各级政府因为考虑到钱库镇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没有强制取缔，而是在争取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率先实行利率浮动改革的试点后，最后钱庄于1989年在无证经营了五年后自行关闭。在温州人民群众自发发展民营经济的推动下，温州政府顺经济改革的需求，先后出台了许多突破当时政策或在全国率先改革的法规和措施，如中国首份个体工商执照、首个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法规、首家实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等。
强化市场和质量管理的有为 八十年代末，温州的形象和声誉曾一度出现空前的危机。如温州低质皮鞋在杭州武林广场被焚；永嘉的虚假广告；仓南的假商标等。温州的信誉危机强烈震撼着温州政府。为此温州政府转变强化管理职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开始全面整顿。并加强质量管理，在外出水陆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对皮鞋、低压电器等产品的出境实行“准运证制度”，严堵假冒伪劣产品的外流。在此基础上温州政府提出“质量立市”的口号，在全国率先制定“质量立市”的地方法规。1992年温州政府继而提出以质量和品牌为核心的二次创业的战略目标。
总之，温州政府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加强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人、物、信息、资金流通的成本。同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主体干预，简化和减少行政审批手续，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和限时办理制度，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请结合本章政府基本职能的有关理论分析此案例，对温州市政府的“有为”与“无为”，你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的？
案例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简要回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与此相适应，政府机构的改革也随之展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机构分别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改革。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要求减少副职，提高素质。通过这次改革，国务院工作部门由100个减少到61个，同时也精简了大量的领导职数。此次改革加快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但没有摆脱就机构论机构，就编制论编制的老框框，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因此，改革后在机构和人员数量上有回潮的现象发生。
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强调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职能。改革的重点是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非常设机构数量、人员编制都有明显减少。国务院的部委从原有的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原有的22个减少为19个，人员编制比原来的实有人数减少了9700多人，减少了19.2%。但由于种种原因，职能转变没有到位，精简的机构很快又膨胀起来。
199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任务
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不过，由于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建设，政府职能不可能马上转变到位，因此，1993年机构精简的成就并不显著，比如，国务院工作部门从1993年86个仅仅减少到59个（其中国务院部委机构40个），但1997年又膨胀到72个，精简的人员也是如此。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历年来力度最大的，也是取得成效较多的一次改革。此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此次改革同以往政府机构改革相比较其主要特点：一是精简力度大,国务院的组成部门由40个减至29个，减量为11个，减幅为27%；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公务员从1997年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人员编制总数减少了47.5%。二是在组织机构设置上有了一些新突破，这主要表现为：（1）设立了由国务院宏观经济调控部门托管的国家局，即把原国务院工业经济专业管理部门全部降格转换成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设的机构，同时对其职能做出了新的、明确的定位。（2）设立和加强了公共服务机构，设立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信息产业部等新的职能机构。尽管如此，此次改革的成本依然很高，中央财政并未因此而节约，反而为此多支出了20%。除此之外，一些市场监管机构得到了强化，规格提高了，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成为正部级单位。而一些部门下面也设立了很多司局级单位，比如外贸部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司，还成立了中国政府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等。还成立了一些正部级单位，如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等。这些部门职能的强化或许是必要的，但并非一定要通过提高机构的行政级别来运作，这些现象都可以看作是1998年改革之后的回潮。
2003年3月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这标志着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开始。
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组织变革的有关理论，说明如何使政府机构改革真正取得成效，摆脱“精简——膨胀”的怪圈。
案例三
广州慧灵弱智服务机构
广州慧灵弱智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慧灵）是一家主要为弱智弱能人士提供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创办于1990年2月。
作为一家自下而上的民间非营利组织，慧灵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道路。现任董事长孟女士曾是广州一家家具工厂的工会干事，1985年她与一批热心的青年人及弱智人士的家长们，共同创办了一家致力于向弱智弱能人士提供服务的民办机构——广州至灵学校。由于各种原因，孟女士在1989年第二次创业，筹办了“慧灵弱智青年训练中心”。在经历了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目前，广州慧灵已从最初的“慧灵弱智青年训练中心”发展成为拥有幼儿园、学校、职业训练中心、托养中心和研究所的综合服务机构，吸收了不同年龄、不同类别的智障弱能人士，形成了多元化的一条龙服务模式。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慧灵得到国际和国内社会的大力支持，来自中国香港（如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扶康会”等）、意大利、英国等许多地区和国家的大批捐助者，成为慧灵发展的坚强后盾。同时，慧灵不断改进与完善自身的管理与服务，将社会工作专业的基本价值理念“以人为本”及一些专业手法和技巧融入日常工作中，大大提高了服务质量。
慧灵的宗旨是：提供机会让弱智人士发挥潜能，尽可能独立自顾，并且融入社会生活，成为社会的真正一分子。
慧灵每年都要派出员工到国内外同行那里学习，也有不少国内外的业内人士亲临慧灵指导，给慧灵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使其服务质量日益提高。慧灵事业欣欣向荣，她所作的努力
与成绩得到了社会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认可，有很多机构都给予了慧灵资助和项目。慧灵的财务是公开的，每年年终由会计作财务报告，虽然没有严格的审计，但他们坚持把收支状况刊登在《广州慧灵通讯》上，以此方式向家长汇报资金使用情况，力求做到透明化。如，2000年慧灵的收费标准如下：
托养中心：根据学员能力程度不同和选择的宿舍不同分为：A宿舍600元/月~800元/月，B宿舍1000元/月。广州市弱智人士办理终生托养公证手续时须借出2万元，外地人士借出5万元，到该弱智人士亡故后归还。
职训中心：300元/月。
慧灵一校：590元/月
幼儿园：普通走读生330元/月；智障走读生550元/月；智障住宿生750元/月。研究所：每个自闭症儿童1500元/月。
每到节假日，不接走学员的一天多收 30元。
根据慧灵的成本核算，如果按照服务成本，起码要增加收费30%。但由于机构非营利的服务宗旨，使收费标准设定在服务对象普遍可承受的程度内，并对困难家庭实行一定的减免费用或助学助养等措施。
慧灵的经济来源于社会，其创办者并不是投资者，只是发挥个人智慧去筹集资金，并不具备财产所有权，因此慧灵章程明确规定：若日后机构不得不停办关闭，除了还清债务外，剩余资产用于慈善事业，以防止归属不明的弊端。
结合上述案例和有关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理论，谈谈你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特点和作用的认识，以及如何使我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健康发展。
案例四
某县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失误
我国南方某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多年来一直徘徊在全省倒数1~3名的位置。1998年，新一届领导班子走马上任，为了建立政绩，完成好上级政府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甩掉计划生育的落后帽子，采取了一项新的政策措施，即对计划生育实行高额罚款。具体的罚款标准是：超生第二胎罚款2000元，超生第三胎罚款5000元，超生第四胎或更多罚款10000元。县政府希望通过这项措施的实施有效控制县里的生育数量。考虑到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艰巨性，为了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经费不足的问题，有效调动基层计划生育人员的工作热情，该政策还做出了罚款提成的相关规定，即罚款所得，村、镇两级各提成30%。这项政策实施两年多后，县政府调查后发现，根本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超生问题仍然很严重。许多人宁愿交纳高额罚款也要生育第二胎和第三胎，有些没钱的家庭甚至举债生育也在所不惜。似乎有很多人都觉得，交了罚款就等于购买到了计划外生育的指标，就具有了合理合法的权利，不少人甚至在未生育之前就预先把罚金交了上去。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在当地群众思想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些基层干部把超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了一种创收的途径，为了多来钱，对超生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甚至对超生予以暗中鼓励。
根据上述案例结合所学公共政策的理论，分析公共政策未得到有效执行的原因，以及有效执行政策的对策。
案例五
公开招考公务员
几个月前，《S市报》上登出了新成立的监察局公开招考公务员的启事。而一项社会舆论调查问卷结果表明，有49.8％的人将政治体制改革列为最关心的一项，关于其中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31.1％的人对公务员制度不了解，有39.3％的人对实行这项制度缺乏信心。似乎深谙人们的心态，S市的决策者们深知抛出这只球的利害关系，决策之前理所当然地进行
了一场认真的运筹和准备。要切实对公务员从吸收、录用、考核、晋升、辞退、奖惩、退休形成一套崭新的管理办法，而不能只换件“衣服”，或换块牌子。带着这样的思索，实验者搜集材料、掌握信息、外出考察、精密筹划。几个月后，S市人民政府机关公务员试行办法，政府现职人员转为公务员暂行办法，人才再开发暂行办法相继出台。
措施既定，新成立的监察局便成为第一个实验场。实验在慎之又慎的态势下进行：公开招考，但是范围有所限制。在全市现职在编干部中间，考试为主，考核为辅，但是试前规定了范围。然而，原则非常清晰，将择优、平等、公开的竞争机制引入干部管理体制，打破组织部门任命主要负责人、人事部门配干部便“开市大吉”的传统方法。
实验在新、旧体制交替的阵痛中进行。监察局定编20人，除1名政务类公务员和5名公勤人员外，其余16个名额在公开招考中产生。先进行文化知识考试，逐项打分，累积计算，够标准者录取，然后再进行考核。考试看卷面分数，考核则更全面，按16个因素对应试者进行测评，逐项打分，累计积分，够标准者录取，不够者不予录取。
登出启事的3天内，即有150多人打听报名情况，正式报名的有31人，但到考试那天，应试者仅剩下19人！市政府一位25岁的司务长，看到启事便认定自己应该报名。他所在的行政科知道了，赶紧相劝，并许了许多愿：你一结婚就分给房子，而且是带液化气设施的，还可以调到行政科„„年轻人很快打消了报名的念头。有的单位听到本单位有了报名的，领导的脸色顿时来了个不小的变化：你不想在我这个位子，肯定是这单位不好，否则，你干吗要走？报名者一般是要考虑后路的，万一不录取，人家也有权力啊，譬如穿个小鞋什么的。市妇联3个报名的，考试前一天开了个会，决定3人要考一块考，不考也一块不考，“法不责众”。还有一位青年人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位自学大专毕业的公安局干部，以考试第3名的成绩列入录取名单。谁想，青年人严肃申明拒绝录用。他说，我不是S市人，在此地没有关系。看了报纸，我就想试试你们，看是不是又来花架子„„看来你们搞的是真格的。当然这场公开招考也使许多人如愿以偿：一位原轻工局组织科的副科长，市里曾几次抽调他到别的单位，他都不同意，这次他参加了考试，并被正式录取；50多岁的前工业局党委书记钟××，被民主推荐为监察局的政务类公务员。
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这次监察局分开招考公务员的看法，以及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议。
案例六
政府上网干什么？
“政府上网工程”正式启动了，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开始在中国公用数据网和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网上建网站，可以将各部门的名称、职能向公众公开，及时宣传各项政策、法规，公开各项活动了。一时间反响热烈，叫好制胜不绝于耳。
政府上网之后，其结构和功能无疑将是异常纷繁复杂的。但简而言之，作为信息处理的一种高级方式，政府上网可以分为发布信息和接受信息两个方面。如果政府网站上发布的只是一些最基本、最普遍的信息，那么除了查询起来比较方便之外，我看不出它与各部门的资料室、各大城市的图书馆，与那些过一段时间就汇编成册的“月报”、“索引”、“年鉴”有什么本质区别。在一些偏远贫困的地方，电脑远未普及，上网者更是寥寥无几，人们通过广播、报刊、电视等传统手段获得信息，肯定要比政府从网上“满载而归”要现实得多。当一些基层干部每每能成功地截留政策，使群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时候，身居现代都市的政府工作人员即便每人建了网站，又能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呢？
再看接受信息，即政府可以通过网络接收来自公众的申请、建议和意见。且不说现在不少人囿于物质条件，尚不能通过网络传送信息，就是那些每天都坐在家里去政府网上“潇洒走一回”的人，结果又能怎样呢？如果政府不对接收到的信息及时做出处理和答复，那么除了接受速度快、储存量大之外，政府的电子邮箱与那些24小时都是电脑值班“×长电话”，与那些锈迹斑斑、破败不堪的“举报箱”相比，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优点。
1999年3月3日，政府上网一个多月后，我的一位朋友访问了信息产业部门的官方网站，想进一步了解3月1日前各大媒体都已披露的、源自信息产业部的邮电资费调价方案的详情，不料该网站上未置一词，其“自费索引”上提供的竟然还是1998年3月31日的价格！按我的理解，政府上网应该是个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加快社会管理科学化和公共决策民主化的良机。纳税人的钱一分一厘是怎样花掉的，人大代表竞选者的背景资料，政府官员候选人的施政方案，某项重大工程从提议到拍板，某个备受瞩目的大案从立案侦破到判决执行„„诸如此类以前往往讳莫如深的“秘闻”，现在政府网站都可以事无巨细、详尽无疑地予以披露，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政府既然上网了，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改善办公条件的水平，而应当有意识地寻求“形而上”的制度创新，在利用好现有社会管理资源的同时，切实改变工作作风，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优势。
这是一篇反映政府上网的评论报道，请结合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的有关理论，分析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对策。
解题思路
基本要求
1.根据所给的案例材料，运用本课程所学理论进行分析论证。
2.要说明自己的观点和认识，理论运用要恰当，逻辑阐述要清楚、观点陈述要明确。
3.字数要符合答题要求，一般不少于400字。
案例一 温州市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有为”与“无为”，很好地反映了转型时期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所表现出来的几大特点，即改变管理理念，为全社会提供服务；改革企业制度，实现政企分开；加强法制建设,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实行宏观调控,稳定经济发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工作效率。
案例二
如何使政府机构改革真正取得成效，摆脱“精简——膨胀”的怪圈，关键性的问题还在于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其次，全面分析影响组织变革的阻力，采取有效的消解公共组织变革阻力的基本对策。（可参见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组织变革的有关要点阐述）案例三
本案例中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广州慧灵弱智服务机构，其宗旨、运作过程、管理规章、收费标准、财务管理等，充分反映了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特点和作用，即非政府性、公益性（非营利）、正规性和专门性以及广泛性、针对性和中介性。
为使我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健康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政府应积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公共组织，以承担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为社会公共事业提供服务，并依法给予其自主权和自制权，营造利于非政府公共组织发展的优良环境。
（2）正确认识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树立和强化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和意识，提高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社会地位。
（3）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形式保护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健康发展和正常运行，如组织人员构成、资金来源等，形成规范，保护其组织中的所有成员和志愿者的个人利益，鼓励其为社会公共事业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案例四
导致该项政策未能有效执行的因素主要有：
1.政策目标与执行措施相矛盾、相冲突，执行越有效，结果离目标越远。2.执行政策的措施不合理，反映出政策问题构建的错误。如允许乡镇从罚款中提成，无疑会对基层干部起到一定的诱导作用，计划外生育给他们带来了实惠。他们怎么会积极制止这种行为。3.政策
执行者素质不高，受经济利益驱使，其所作所为与原政策目标背道而驰。4.沟通不畅，政策对象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对政策目标缺乏认识和理解，而政策执行者宣传不够，解释工作不到位等。有效执行政策的对策：可针对上述问题阐述对策。
案例五
本案例中监察局积极改革人事制度，公开招考公务员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1.阐明公开招考公务员的积极意义。如：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命令式的用人机制，引入了竞争机制；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自主、择优的原则；体现了个人和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体现了民主的精神等。
2.结合本案例中的具体做法长处和短处以及教材中的有关内容，阐述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议。
案例六
把此评论报道中有关政府上网所存在问题的揭示和教材中所论述的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起来阐述，进而提出改进对策。（可有侧重地进行选择和阐述）
第四篇：公共管理案例
【公共管理案例分析】公选王关于公务员津补贴清理案例
案情材料：
1、一周前，N市地税局刚刚送走了由纪委等六部门组成的规范公务员津补贴检查组。这个通过听取汇报、查阅人事资料、财务账册、报销凭证等，检查N市地税局是否存在津贴补贴发放超标、违规设立津补贴明目，以及津补贴资金来源等情况。检查先由市纪委等六部门组成的检查组进行检查，并规范整顿，中央六部门将随后派员进行抽查。
在检查中发现，N市地税局设立有各种考核奖金，“处理意见还没出来，但肯定要退钱。”有知情人士称。
2006年7月，中国实行新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同时开始对中央机关、各省市津贴补贴发放进行清理规范，计划用3年时间，将地区差控制在合理范围，并通过行政手段“削峰填谷”，使同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津贴补贴水平大体相当。
此后，各地陆续开始清理合并公务员收入中的各类津贴补贴，过去“不上台面”的收入被取消或变成“明补”，这也被称为“阳光工资”改革。“阳光工资”改革后，公务员工资主要由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和工作津贴、生活补贴构成。前两项实行全国统一标准，由中央财政支付，后两项由地方财政安排，具有一定的浮动区间和灵活性。也就是说，同一级别的公务员，其月工资平均值差距不能超过2000元。
但“阳光工资”改革进行5年后，全国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之间工资收入仍然相差巨大。一位宁夏自治区政府部门处级官员的月工资只有3200元，但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却有1万元之多。“阳光工资”改革也并未在三年内实现地区差控制在合理范围，同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津贴补贴水平大体相当的目标。
至今一些省市的政府部门仍未进行津贴补贴规范改革。而已经改革的部门通过各种手段弥补改革减少的收入。这种现状正是中纪委等六部委进行全国检查的原因。
2010年年中纪委等六部门曾对广州、武汉、成都、青岛、宁波和南宁六城市的公安、工商、城建、房管、教育、地税、卫生、房产八大系统进行检查。检查发现，地税、卫生、房管等有征收权和罚没权的部门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最为多见，通过预算外收入、小金库作为津贴补贴来源。
据了解，1993年公务员薪资制度改革时，为使收入分配适应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中央政府提出建立“地区津贴制度”，各地可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财力状况制定自身的“津贴补贴”。
之后，相关部门并未出台统一政策，这使得地方发放公务员津贴补贴的名目逐渐增多，甚至出现无序状态。曾有学者粗略统计，各地擅自发放的津贴补贴名目达到300多项。在去年对武汉市的检查中，有的市直机关各种津贴补贴竟然有13项，征管考核奖、组织收入奖、社保考核奖等等。
虽然称之为“阳光工资”，但从2006年以来规范津贴补贴的改革一直都是缓慢而低调在进行，检查情况也很少公布。一些学者认为，这违背了“阳光”这一名字，“阳光工资”的实施情况应接受全民的监督，减少社会对公务员群体的“另眼”相看和隔阂心理。2、2011年4月开始，在武汉市直行政单位，进行着一场清理公务员津补贴的行动。公务员们被要求退还2007年至2009年间多发的各种津补贴，保守估计，总额有数千万元。
今年4月，武汉市要求各市直机关部门的公务员，退还2007年至2009年间超规定多发的津补贴。据保守估算，总额有数千万元。
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地区附加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岗位津贴等津贴，享受住房、医疗等补贴、补助，在定期考核中被确定为优秀、称职的，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年终奖金。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各地滥发津补贴的资金来源，基本是预算外资金。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陈明生向媒体介绍，行政事业性收费是预算外资金最主要的来源，占全部预算外资金的近70%。各种行政收费项目主要集中在公安、建设、工商、房管、教育等部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在《遏制部门职权利益化的制度设计》一文中曾指出：为多发津贴补贴，有些地方和有些部门千方百计搞违规“创收”，加剧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倾向，直接导致政府职能异化和公务员角色错位。
据胡仙芝介绍，2005年实行“阳光收入”后，各部门收支两条线，但仍有部分收费按比例返还到各单位作为办公经费，且上缴的收费越多返还得越多。“小金库”的清查情况，也不太透明。
来自武汉市财政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武汉市行政事业性收费21.78亿元。
4月22日，记者获得一份新华社撰写的供武汉市主要官员决策参考的《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报告摘要。该报告称，武汉行政收费多已经在社会各界形成普遍共识，“路桥费多而杂、人为设置‘罚款陷阱’等现象大量存在。”
胡仙芝指出，预算外收入失控，是造成公务员奖金津贴补贴发放失控的原因之一。
陈明生则建议，应将现有工资外津贴补贴尽快全面清理，实行公开透明的津贴补贴标准和发放办法。在不突破规定的前提下，按属地化原则，同一地区同类人员保持大体相当的津贴补贴水平。
公选专家提问：
1、请你结合上述材料，分析当前公务员津补贴超标发放的原因。
2、请你结合实际合上书材料，谈谈你怎样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社会管理案例】贵阳 精简层级服务升级
创新城市基层管理，解决街道办事处“错位”、居委会“越位”、政府公共管理“缺位”问题——
城市在发展，规模在扩大，人口在增加，今天的贵阳城，数倍于过去，面对新变化，老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渐渐跟不上形势，新问题累积成管理难题。
如何破题？2010年初，贵阳市在全国率先开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减少管理层级，变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管理为市、区、社区三级管理，构建城市基层新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近日，贵阳市在试点社区随机向群众发放5552份调查问卷，对便民利民服务、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4项指标进行民意测评，九成以上群众支持改革，表示满意。今年2月，贵阳将试点范围扩大到所有区市县。
“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是贵阳落实中央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的实际举措，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向城市社区，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更好地服务市民。”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李军说。
精简管理层级：撤销“二传手”，去掉“行政化”
贵阳市委组织部调研发现，一些街道办事处，主要精力用于抓经济、抓税收，忘了“主业”是服务百姓，有事就布置给居委会，“衙门化”严重，成了“二传手”、“传声筒”。
贵阳市小河区原长江街道办事处主任王世伟坦言，每年2.5亿元的引资任务，这是考核硬指标，八成时间和精力都在跑招商，还不够用。他说，市里、区里布置的工作，办事处没时间干，只能压给居委会，渐渐居委会成了“准政府”，沦为办事处的一条“腿”。
“算一算，难以想象，居委会承担政府职能部门安排的工作，最多达200余项。”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卓飞说，“居委会自治功能被严重弱化。”
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解决街道办事处“错位”、居委会“越位”、政府公共管理“缺位”，是大势所趋，现实急需。贵阳市选择小河区和金阳新区进行试点，涉及3个街道、16个居委会。
主要举措是撤销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成立社区党委和社区服务中心，以地域面积和服务半径为主要依据，兼顾人口数量、治安管理、公共服务资源等因素，重新划定社区管理范围，每个社区2至3平方公里，人口2万至4万人，设置3至4个居委会，形成“一社多居”格局。
这样改和以往有什么不同？会不会换汤不换药？
卓飞解释，两者有本质区别，原先是“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管理，这里的“社区”指的是社区居委会，现在将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两个管理层级精简为一个，变为“市—区—社区”三级管理，这里的“社区”指的是社区党委和社区服务中心，是新型社区。
新型社区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有机结合体”，不再承担原街道办事处
经济工作职责，将其“还”给政府职能部门，“轻装上阵”，只承担街道办事处和职能部门的民政、计生、卫生等各类事务性管理职能及公共服务，直面群众，服务群众。居委会推行“居政分离”，行政职能全部“剥离”给新型社区，回归自治，主要从事公益服务、调解民间纠纷等活动，工作人员自愿服务，政府不再发工资。
“需要居委会协助完成的工作，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兑现工作经费，实现‘费随事转’，养事不养人。”卓飞说。
新型社区推行“一委一会一中心”社区治理模式，即社区党委、社区委员会或居民议事会、社区服务中心，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区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小河区瑞华社区服务中心党委书记王世伟说，没了招商压力，心里只想着服务群众，因为群众满不满意是考核工作成绩的硬指标。
创新运行机制：资源更集中，服务“一站式”
“今天，非常感谢每一位党员给我投上神圣一票。下一步，我要做的就是深入到居民中去，办群众的急事、难事，为群众办好事。”
2010年6月6日，经过抽签排号、演讲、回答现场提问、社区党员投票，彭薏高票当选为小河区清浦社区党委书记，她向现场的党员这样承诺。
通过新型社区党员大会和居民代表大会，票选“当家人”，对很多城市居民来说，这还是头一次。68岁的老党员曾桂凤说，这种方式好，体现了党内民主。卓飞直言，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公推直选目的很明确，就是给新型社区配强领导班子。
建立一套科学的新型社区运行机制，贵阳市新建“三个纳入”制度：将社区工作人员纳入正式编制，将社区人员经费、办公经费、公益事业费等纳入区
级财政预算，将社区办公和服务场所建设纳入城市建设规划，主动“掏钱”，让人力、物力及服务资源向社区聚集，提供坚强保障。
“真不敢相信，小小碧海社区，区里给购置了5000平方米办公用房，配齐了各种办公服务设施。”金阳新区碧海社区党委书记崔向前十分感慨，“服务老百姓，区里财政很支持，除保障正常运转经费外，每年还另拨200万元公益事业专项经费。”
有了好的硬件，新型社区越来越有“人气”，魅力指数也在不断上升。以往，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招人，应聘者寥寥无几。去年金阳新区招聘社区工作人员，吸引了2628名高校毕业生报名应试，其中研究生140名。
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今日的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发生质变。据统计，目前贵阳6个新型社区共有在编人员107人，其中大专、本科学历的95人，40岁以上的92人，相较从前的居委会，更年轻，文化层次更高，队伍“战斗力”明显增强。推行党务、政务“一站式”服务，着眼于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设立便民利民服务大厅，提供社会保障、户籍办理、工商注册、法律咨询等上百项服务。
“现在办医疗保险、办准生证等事项，都在一个大厅，非常方便，省心又省力。”碧海社区居民林红开心地说着自己的亲身感受。
解决社区居民“急、需、盼”的问题，改进社区服务，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居民议事会起着重要作用。居民议事会制度有“四步曲”：群众意见收集会、议题讨论会、议事决策会、群众评议，保障服务贴近群众，实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扩大基层民主，被许多群众亲切地称为社区的“人民代表大会”。
更加便民利民：发展服务两不误，提升群众幸福感
撤销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实行“居政分离”，城市四级管理变成三级管理。对此，不少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干部起初还不大理解，甚至存在疑虑。事实胜于雄辩：改革试点的小河区和金阳新区，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经济指标超额完成，不减反增。
2010年，小河区财政收入完成10.92亿元，同比增长22.1%；金阳新区财政总收入完成24.78亿元，同比增长103.06%。
新型社区不抓经济，财政投入又多了，不挣钱反花钱，是不是吃了亏？贵阳市委组织部长俞静不这样认为，他说，任何改革都有成本，但不能算小账、算眼前账，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社区党委和社区服务中心可以帮助区委、区政府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抓大事、谋发展。况且，有关职能部门和产业园区承接了街道办事处经济职责，谈不上影响经济，更谈不上吃亏。
俞静说，最关键的是，新型社区更加专注于服务群众，一心想着便民利民，“群众是最大的受惠者”。
“20年的西工马路市场，说拆就拆，光门面就拆了387间，放在过去不可想象。”小河区清浦社区退休职工冯敏说，这个市场是典型的占道经营，多次发生火灾致人死亡，“拆掉后，小区安静又美丽，晚上睡得很安稳”。
清浦社区党委书记彭薏认为，该拆的为什么拆不掉？主要原因就是过去街道办事处没时间、没精力管，居委会想管，又没这个实力。如今社区服务中心不一样，其主要职责就是为市民提供服务。
小河区区委书记马宁宇介绍，区里专门给社区梳理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其中，公共服务职能有公共安全、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文体休闲等11个大项共88个小项，全方位服务百姓。
社区重点打造“15分钟社区服务圈”，贴近基层，方便群众；建立2300余名志愿者组成的各类服务队，弥补社工队伍力量不足，广泛开展关爱空巢老人、救助弱势群体等活动，至今参与志愿活动的人数达8600人次，服务社区居民3.3万人次。
贵阳市随机发放的1218份问卷调查显示，九成党员群众满意改革试点，试点社区稳定和谐，市民幸福感显著上升。2010年，小河区群众安全感达82.55%，比上年增加7个百分点。金阳新区为民办实事21016件，办结20939件。
【社会管理案例】“天大的小事”考验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人民群众往往从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来评判一个地方的社会管理水平，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往往孕育在这些“小事”里。
2009年以来，山东省淄博高青县推行“六小警务”，赢得了广泛认可，找到了提高群众满意度的“金钥匙”。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更需要放下“身段”，从“小社会”着手，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唯此，才能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走一条“以小带大”的治理之路（治理者说）
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群众工作做好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才会有基础。
高青县是山东省的一个农业县，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0％，村多村小，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少，小事多，大案少，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主要体现在一些小事上。近年来，随着全县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社会发展转型，一些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基层党委政府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2009年以来，高青县公安机关围绕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从县情实际出发，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实践：以“六小警务”为载体深化“大走访”活动，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从大局着眼，从小事入手，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摸索出一条“以小见大、以小带大、以小积大”的工作路子，促进了社会治安状况改善，促进了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也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六小警务”从根本上说，就是从群众关心的具体事抓起，从小处着眼，从细处入手，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从事关群众利益的“小处”想起，从关心群众冷暖的“小事”做起，从影响群众生活的“小案”抓起，从激化群众矛盾的“小纠纷”排起，从危及群众安全的“小隐患”整起，从造成群众不满的“小节”改起。群众工作无小事，公安机关执政为民，必须摆正自身位置，在依法开展本职工作的同时，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群众工作做好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才会有基础。
高青公安机关实施“六小警务”以来，成功破获一批有影响的刑事案件，追回一大批网上逃犯，命案侦破率连续七年保持100%，街面“两抢”犯罪得到有效遏制，高青社会治安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之一，群众安全感列淄博市首位，连续四年获得全县政风行风评议行政执法部门第一名。融洽的警民关系，不但树立了高青公安的良好形象，更拉近了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距离，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当前，高青县正在加速推进由农业县向工业县重大转变，全力推进“十二
五”规划的实施。能否顺利实现既定目标，关键在于如何抓落实，在于各级各部门能否像公安部门抓“六小警务”一样，通过把各项工作措施逐一做细、做精、做实，推动发展不断上水平、上台阶。我们将以“六小警务”建设为切入点，努力构建社会和谐的大格局，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努力使人民群众过上更加殷实幸福的生活。
社会管理需要从“小事”做起（旁观者言）
“六小警务”解决的似乎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换得的却是“大事”减少，是一方平安和百姓满意。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比喻小处或小事不注意会酿成大祸。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小”与“大”的辩证关系。高青县的“六小警务”正是从“小处”着眼，为公民做“小事”，谨慎处理“小案”，认真治理“小隐患”，慎重解决“小纠纷”，注重自身“小节”。“六小警务”解决的似乎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换得的却是“大事”减少，是一方平安和百姓满意。这样的“大”局面正是公安机关千万个“小”行为积累之功。
概括来讲，“六小警务”在四个方面可供思考。
一、“六小警务”是我党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在当今高青的实践，它关注每位百姓的困难，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做百姓的贴身小棉袄，维护的却是执政的合法性这个大问题。
二、“六小警务”直面多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从而确立了全新的警务理念。我国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时代要求传统的“管制警务”转向“服务警务”。“六小警务”正是通过确立“服务警务”这一崭新理念转变了警察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
三、“六小警务”较好地解决了警力“下沉”这一难题。公务员是很多人向
往的办公室“金领”一族。不少人以为公务员的工作地点就是办公室，而事实上，公务员尤其是一线公务员的职责是解决基层公共问题，而这些矛盾或冲突隐藏在社区，隐藏在村庄，隐藏在邻里关系中。因此，公务员需要“沉下去”，把岗位放在田间地头，把工作放在工厂车间，这样才能及时发现溃堤之蚁穴并解决之，做到防微杜渐。
四、“六小警务”使“警社联动”的警务机制真正地落到实处。有效的警务离不开社区，社区的安宁依赖于勤奋的警务工作。“警社联动”是各国警务的成功经验，而“六小警务”使“警社联动”具体化、实践化和常规化，使得警务工作更为有效。
“六小警务”已经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然而“六小警务”只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是“政务”的一部分，不能无所不包，更不能越俎代庖。“六小警务”所蕴含的精神和思想甚至具体做法具有普遍意义，值得普遍地推广为“六小政务”，并应成为各级政府学习的榜样。设想我们的政府机关，如工商、税务、质检、环保、安监、药监、劳动、社保、卫生、教育、民政等，都有自己的“六小政务”、“七小政务”或者“十小政务”的话，那么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很多矛盾就会消灭在萌芽状态，涉及百姓和各类组织的公共问题就都能得到及时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就会大幅度减少。
【社会管理创新案例】大庆“解题”社会管理
编者按：继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两会对此进行了全面部署。“十二五”规划纲要设立专篇，提出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社会管理创新，大庆走过两年。2008年11月，着手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机
制，大庆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成立社会工作委员会，两年多来，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市的社会工作组织网络和工作体系。
近日，本报记者赴黑龙江采访，看大庆如何“解题”社会管理。
今日大庆，是特殊的。
要求特殊——这是座头顶无数光环、堪称中国工业坚强脊梁的功勋城市，肩负建设“百年油田”重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保持城市长久繁荣使命，大庆人感叹：“我们输不起”。
考验特殊——1979年设市，矿区、油田上建城，社会与社会管理，对大庆人来说是全新的概念，空白的领域。从矿区人到社区人、从企业人到城市人、从单位人到社会人，年轻的大庆在短时间内集中遭遇社会管理难题。
阶段特殊——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大庆，今天面临新任务：着力壮大接续产业、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不转，就要落后，就可能因油而衰。
“特殊阶段遇到特殊问题，解决问题推动改革发展。发现矛盾、解决矛盾，这既是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也考验各级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黑龙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韩学键说。
“问题就是时代的号角。”这或许可以解释，这一次，大庆为什么走在前列。
一道管理题
时代进步、信息发展，深刻改变中国。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悄然出现，比如两新组织、自组织、虚拟社区。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有何诉求，如何凝聚，考验执政党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快速发展中，大庆遇到的挑战，不比拿到的奖牌少。
企业改制、征地拆迁、下岗再就业、边缘群体诉求„„在推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大庆怎样维护稳定、继续前行？
社会事务纷繁复杂、社会问题各式各样、社会需求千差万别，政府是包打天下、包揽管理，还是转变职能、创新格局？
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无序发展，社会资源条块分割、重复建设，怎样理顺结构？
诸多挑战，汇成一道管理题：社会管理抓什么、怎么抓？问题推着大庆走，创新社会管理探索就此起步。
2008年11月，在取经京沪、借鉴香港的基础上，大庆在全国地级城市中率先成立专门的社会工作机构：大庆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
“挂牌子”容易，职能融合却难。研究了大庆独具特色的地企共建社会结构后，大庆决定先从打通“横向”隔阂开始。
大庆要求，市委、市政府所属27个工作部门成为市委社工委成员单位，由一名市委常委担任市委社工委书记。
市委社工委书记“高配”，出乎很多大庆干部的意料。“大伙儿看到了市委的力度和决心。说句玩笑话，别的地方叫不动号，大庆呢？市委常委召集，开会谁敢不来，落实任务谁敢不重视，干不好工作谁不脸红？”市委社工委常务副书记徐玉山说。
同时，市委社工委与国有大企业建立地企协调会议制度，工作同步研究、同步安排、同步落实、同步考核。
机制通了，工作却非一帆风顺。市委社工委成员单位、负责协调新兴社会组织的大庆团市委，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
规范青年自组织，是大庆团市委的首个目标。所谓青年自组织，就是虚拟
社会推动出现的一批网上青年组织，自发成立、自主发展、自我运作，车友会、足球队、驴友联盟、义工组织„„用大庆团市委副书记韩海波的话说，它们大的几百人，小的十来人，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内部成员联系紧密，外人看来云遮雾罩。
首先上网“搜”，一搜吓一跳：大庆的青年自组织超过2.6万家！
靠着网上搜到的联系方式，试着接触青年自组织骨干，听到的回答是：“我们不差钱、不缺乐子，不用你们共青团管！”
一个“管”字，引发“头脑风暴”：“管”的思维，还行得通吗？
“走出去，交朋友！”转变工作方式，增强平等意识，突出服务职能，给大庆义工联盟安排会议场地、为爱卡车友会协调赛车场地、帮爱心传递公益组织联系讲座„„团组织增强了凝聚，自组织尝到了甜头。
2010年10月，通过大庆日报发出“集结号”，团市委提供场地，100多个青年团体集中亮相，一场规模盛大、别开生面的“青年自组织嘉年华”，让现实照进虚拟，边缘融入社会。
“其实，我们不想‘打酱油’，不想‘躲猫猫’。这样的‘被关怀’，年轻人欢迎！”一位青年自组织“领袖”留言。
两年下来，团市委密切联系的青年自组织有500家、近10万人。团市委统战部部长石全感叹，从联系、联动到联合，这也是“枢纽型社会组织”围绕服务对象、创新管理方式的过程。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管理是服务的手段，服务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大庆市委常委、市委社工委书记于洪涛说，“注重对人的研究，立足不同群体特点，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用。”
像团市委这样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在大庆还有工会、妇联等，每个都有
对应的群体：工会“包”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劳动关系和谐，妇联“包”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共青团“包”扶贫助学和青年自组织发展，再加上市委社工委及其成员单位的参与，虚拟社区、边缘群体、两新组织，不再是盲区，不再留真空。
而今在大庆，枢纽型社会组织主动扶持新兴社会组织成为常态。前不久，几位身怀绝技的退休锅炉工在市总工会组织下成立了全国首个锅炉工协会，研究锅炉安全生产等问题。没想到，这个新兴的协会受到热烈关注，全国各地邀约不断，老人们忙着讲课指导，不亦乐乎。
“社会工作也要有发散思维。让每个群体都有人管理、有人服务，每个人都找到家园感、找到归宿感，社会管理也就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于洪涛说。
一道基础题
如果把社会管理的对象看做一个模型，呈现的是一个金字塔的形态。这就决定社会管理离不开基层，离不开群众，群众工作应当成为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
社会管理的对象，在社会中的人群分布是个什么形态？
在解决“横向”机构整合、枢纽型社会组织构建、工作方式创新等难题之后，这个问题摆上了大庆市委、市政府决策者的案头。
经过调查发现——
从矛盾排查来看，绝大部分社会矛盾发生在街道、社区等基层单位，基层成为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
从组织特点来看，越是基层，各类社会组织数量越多，群体越多，社会管理越复杂。
“如果把社会管理对象看做一个模型，它呈现的是一个金字塔的形态，这
就决定社会管理离不开基层，离不开群众工作。群众工作应当成为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大庆市市长夏立华说。
初春的大庆，寒气逼人，残雪未融。走进让胡路区平安社区管理服务中心，扑面而来的却是一股“热乎劲”。
居民议事厅、康复保健站、舞美排练厅„„50多名社区居民下象棋、练书法、排舞蹈，各得其所；近1000平方米的社区中心，每个房间都满满当当，热闹又暖和。
59岁的张玉珍，平安社区舞蹈队队长，精气神却像20多岁年轻人。每周一两次，她带着舞蹈队过来排练，“来晚了抢不到地方！”
“去年市里区里拿出100多万元，给咱中心装修一新、配置齐全，社区居民随时可以过来。”平安社区党支部书记张云辉说。
社区中心这样热闹，以前可不多见。冬长严寒，是大庆的气候特点，一到冬天，居民只能窝在家里。近3年来，大庆筹资3000多万元，对全市225个社区进行改造，企业也开放场所，资源共享，在油田社区党员服务站与街道社区党支部并存的辖区，还实现了干部互任。
活动有场所，诉求还得有平台。2009年3月，大庆成立市委群众工作部，由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兼任部长，与信访局合署办公，下设群众来访接待调处中心，统领政法、城建、文教卫生等7个调处室，各单位直接进驻，一条龙服务，副处以上后备干部轮值，接受市委群工部考核。
“以前信访部门被称为收发室、中转站，现在通过机制创新，群工部变成终点站，表硬态，话算数！”大庆市信访局副局长史文秀说。
抓基层，打基础，练基本功。群众工作站试点，每月5日、15日、25日化解纠纷；责任社区推行，划区分责，网格管理；公安警务改革，三警合一，警
力下沉„„市、县（区）、乡镇（街道）、村屯（社区），四级群众工作网络遍布大庆城乡。
“社会管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创新任务千头万绪。实践表明，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在离百姓最近的地方创新，在管理难度最大的地方创新。”市委书记韩学键说。
一道政治题
社会管理跟不跟得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决定社会能不能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决定发展能不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在当代中国，这是问给千千万万党政干部的一道政治题
站在大庆的土地上，我们羡慕大庆人。
街道整洁，舒适宜人——大庆集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三城”品牌于一身，“三城联创”如火如荼。“生态、自然、现代、宜居”的城市建设理念，正使城乡建设实现历史飞跃。
夜幕降临，灯火璀璨——从世纪大道的流光溢彩，到黎明湖边灯随水动，大庆用夜晚的灯火，颂赞着发展：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2900亿元，人均GDP列全国地级城市第六位，油与非油经济比例调整为52∶48。
百湖辉映，湖在城中——驱车大庆，窗外掠过一处处“亮片”。大庆人告诉我们，这是湖泊，那是湿地，过些日子再来，能见湖水清澈，芦苇摇曳„„现在的大庆，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45%，年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50多天。
精神感召，文化充盈——歌剧院、博物馆、大学园„„一个个现代大气的文化场馆，让人仿佛置身上海世博园城市创意区。今天的大庆，公共文明指数居全国地级城市前列，社会安全指数达96%以上。从铁人纪念馆到城市规划馆，“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豪情，由历史向未来流淌。
这是个感性的城市，用触手可及的发展感染人，用随处可见的活力留住人，用活泼有序的空间塑造人。
感性的背后，是大庆人的思考：经济快速发展了，社会管理就自然而然跟上了吗？
“在当代中国，这是问给千千万万党政干部的一道政治题。过去，群众多数要的是吃饭、就业、上学、看病等基本温饱需求，现在群众更多的是要地位、要尊严、要公平、要正义。”韩学键说，在一次次接访中他发现，上不起学之类的上访越来越少，反映社会不公的越来越多，从物质层面的追求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诉求，表明社会进步步伐加快，也提出需要迫切回答的课题：我们的执政意识、执政能力、执政方法，该怎样适应老百姓的新需求？
“绝不能让社会问题被经济成果掩盖！如果社会管理被忽视，矛盾长期积累，经济发展成果也难守住。”
在大庆人看来，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要以发展为基础，以民生为重点。加快发展是激发活力的驱动力，社会活力是加快发展的内生力。只有发展了，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才有基础；同时，只有在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的社会中，发展才可持续。
两年实践探索，如何让社会管理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大庆人回答这道政治题更有底气：
让最好的干部来干社会管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四看”考核干部：是非面前看党性、困难面前看精神、矛盾面前看能力、名利面前看胸怀，一批优秀干部和社工专业人才走上管理岗位。
让最多的机构参与社会管理——探索了“六调联动”：党委统一领导，综治办牵头，对社会矛盾实行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群众团体调解、行
业协会调解、中介组织调解，各条战线发挥主动，下沉一线化解矛盾。
让最完善的制度保障社会管理——打造了“1+X”政策体系：“1”是《中共大庆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的若干意见》，“X”是有关社会建设领域的政策、法规及相关文件。“1+X”政策体系包括社会事业与社会保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10个类别，收录42份政策文件，初步构建起社会管理政策体系框架。
让最有效的指标考核社会管理——将社会管理工作纳入干部考核目标，在全市构建以社会发展指数、公共文明指数、社会安全指数、民生幸福指数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发展指标。
“社会管理创新，大庆刚刚起步。今年是建党90周年，我们最深的感受是，创新社会管理，实质是转变政府职能，关键是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归根结底要回答发展以什么为本、为谁而执政。”韩学键说。
一个2年过去了。下一个2年，下一个20年，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大庆？
【公共管理案例】民生保障体系如何科学构建
民生保障体系如何科学构建 ——山东莱芜市的做法与经验
莱芜市把民生工作放在首位，统筹兼顾，稳步推进，实现群众现实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有机统一，在推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让发展更好地为改善民生服务
民生问题无小事，做好民生工作意义深远。尽管不同市、县由于区位、资源、文化等因素存在诸多差异，但在民生工作上存在着许多共同性、系统性、规律性，从这个意义来说，民生工作是各地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需要不断深入思考、不断提高完善的重大课题。
为了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多民众，体现包容性增长和共享式发展，“十一五”时期，山东省莱芜市委、市政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以贯之、坚持不懈的工作宗旨，按照“城乡一体、全面覆盖、低点起步、逐步提高”的思路，从体制机制创新入手，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率先构建起就业、住房、医疗、养老、救助、教育、文体、环境、安全、权益等覆盖城乡的十大民生保障体系。
莱芜民生：兼顾普惠与特惠
莱芜市在民生问题上坚持普惠制与特惠制相统一的原则。一方面，把有限的惠民财力做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保障人人享有福利待遇的同时，进一步拓展民生工作的广度和深度，让更多的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五年来，莱芜市民生保障累计投入280亿元，是莱芜市民生保障工作力度最大、投入最大、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大的五年。
另一方面，就是把每年新增财力的大部分用于重点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直接的现实利益问题，早日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大好局面。“十一五”期间，莱芜市在养老问题上主要在农村养老保险和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障两项工作上着力，累计发放各类养老保险金23.54亿元。91.4%的适龄农民加入“新农保”，在全省率先实现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市域范围全覆盖；在就业方面，建立以大规模免费培训促就业、以创业带就业、以优惠政策扶持就业“三位一体”的就业保障制度。从2008年开始，连续三年保持城镇零就业家庭和农村零转移就业家庭“动态消零”；在教育方面，莱芜市累计投入达14.9亿元，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对所有高中家庭
困难学生进行资助；在医疗方面，累计投入17.7亿元，在全省率先实现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全覆盖，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8.8%；在住房方面，从2006年底开始，莱芜市探索实施了以货币直补为主要特点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一保双补”政策。2008年，在全省率先将进城务工农民家庭住房问题纳入了城市租赁住房补贴范围。2009年，对农村低保住房困难家庭实施货币补贴，实现住房保障城乡全覆盖。同时，按照市场化运作模式，加大保障性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力度，允许住房困难户较多的企业采取集资合作建房和职工危旧住房改造等方式，建设保障性住房1413套；采取在普通商品房项目中配建的方式建设保障性住房740套；积极探索公租房试点。截至2010年底，全市通过货币直补和实物保障两种方式累计保障7117户，对提出申请的城市低保住房困难家庭实现应保尽保，先后发放补贴资金4650万元，全市6700户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第一轮集中保障任务较全省提前一年完成。
绿色莱芜描绘诗意宜居
如何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保护好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中国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十一五”期间，莱芜市以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条件为目标，以“四城联创”为载体，统筹城市环境改造和镇村容貌整治，建立覆盖城乡的优质环境保护体系。
打造生态城市。2010年，莱芜市人大常委会围绕实现“保护碧水蓝天，建设生态城市”这一目标，对全市节能减排工作进行了视察和调研，继续扎实有效地开展了“赢牟环保世纪行”活动，提出要加强污染防治、改善环境质量、加快生态城市建设步伐等意见建议。市政府认真落实，成立了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层层签订节能减排责任书，形成了“三位一体”工作格局，通过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循环经济等手段，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有效地促进
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建设。2010年全市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5.03%，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分别减少2%和5%，均完成省政府下达目标。“绿色钢城”又增添了新的活力和魅力。
治水造绿。大规模开展生态绿化，通过“花钱买活树”的办法，由市财政对承包面积和苗木存活率“双达标”的大户给予每亩100元—300元补助，完成造林补植面积20万亩；大力开展河流水系治理，建设了焦化脱硫、钢铁脱硫除尘、生活污水处理等一大批污染治理工程。城乡森林覆盖率达到33.8%，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50%，改善率居全省第1位；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重点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率均为100%，河流出境断面COD年均值比2006年下降61.1%。全市有8个乡镇被评为“省级环境优美乡镇”，1个镇被评为“国家级生态镇”。
此外，莱芜市投资110多亿元，完成城中村改造、农房改造；在全省率先建立覆盖城乡的公交网络，加大投入实施了城乡公交一体化工程，2010年底辖区内已全部开通公交线路，极大改善和满足了城乡群众的出行，受到广大城乡群众的高度赞誉。
权益保障：社会和谐的助推器
当前，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种体制机制仍处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但从根本上讲，民生问题是关键。因此，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是领导干部的责任和使命。“十一五”期间，莱芜市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保障民生权益。
打通民意诉求渠道。以群众满意为目标，进一步落实基层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市长公开电话作用，直接与群众交流意见，解答问题，继续利用电台“行风热线”、报纸“新闻热线”、网站“政府在线”等栏目，打造沟通社情民意的立体平台，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城乡群众的民主权益。莱芜市
从2007年起开始设立市长公开电话，与群众交流意见、解答问题，目前已累计受理群众来电2.3万个，解决民生问题1.5万个，群众满意率达99.6%。
扩大基层民主。深入推进区乡政务公开，健全村务分开、厂务公开等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充分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目前全市所有农村和企业都实行了村务公开、厂务公开。
便民服务全程代理。从2008年起，在全市1070个村庄（社区）均设立为民服务代办点，对关系群众生产生活的求职创业、法律维权等行政服务和审批事项进行全过程免费代理，形成了覆盖城乡的服务网络，群众不出镇村就能够办理各个事项。
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建立政法机关联合接访中心，开通“诉讼热线”、民生检察热线、148法律援助热线，实行公检法三长联合接访；健全完善市、区、镇、村四级联动的矛盾纠纷化解网络，20个乡镇（街道）全部建立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在市、区两级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成功率连年保持在97%以上。深化和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全市无越级集体上访、无异常上访、无信访积案乡镇每年达到80％以上。
【社会管理案例分析】中国社会管理最新经典案例
1.“政府全裸”案例
去年3月起，位于祖国西部的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政府，公示了这个乡的公务开支明细表，详尽的记录着每一笔公务花费，甚至不放过“花1.5元购买信纸”，连招待上级领导的烟酒支出也悉数公布。如此透明，被网友称为“政府全裸第一例”，不到一年，该乡政府网站点击量超过16万次，是该乡人口的16倍。预计全年晒账本能给乡政府节约3万元，这大约是这个偏远贫困乡全年公务费 的15%。
白庙乡还只是一个孤本，有中央媒体在2010年第12期曾刊发评论《“全裸乡政府”遇冷凸显改革阵痛》，指出当地老百姓迫切希望解决水、电、路等民生问题，但白庙乡政府向有关部门争取项目和资金，却少有回音，来白庙乡的上级部门人员与以往相比减少了一半。白庙乡党委书记一年来的孤军奋战，也让网友忧心忡忡：“秋已深，天已凉„„‘全裸’小心‘发烧感冒’”。
公选专家点评：四川白庙乡“全裸”的意义，是财政预算真正实现了公开透明，这是对公民知情权、监督权的尊重，体现了政府践行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诚意，是社会建设进程中坚实的一步。人们期待，这种做法能够加以制度化推广，让全国的各级政府都创造性的建设真正的“阳光政府”。
2.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深度合作案例
继深圳2009年“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政府采购”后，2010年，北京、上海等地政府与社会组织实现深度合作：北京市财政拨款上亿元，购买300个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项目，主要涉及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扶贫救助、扶老助残、医疗卫生、妇幼保护、促进就业等十大领域，每个项目将获得3万元到30万元不等的资金支持。
上海市创建中国首家社会创新孵化园，搭建政府、公益性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在应对社会问题时的协作平台。社会组织，这一曾经连登记都倍感尴尬、浩叹“拿准生证太难”的社会建设主体，正在政府的视野中实现“华丽转身”。
公选专家王点评：公共管理学和历史生动的告诉我们，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建立以社会自我管理和公民广泛参与为前提的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体制。多地出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深度合作”的动向说明，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已经破题，“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
局正在形成。
3.劳资矛盾案例
“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群体正彰显其全球的影响力：继2009年入选《时代》人物后，又登上美国道琼斯公司旗下杂志《财智》2010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然而，2010年上半年，位于深圳的富士康厂区接连出现员工坠楼事件，却真切地将中国工人群体身影勾画上悲情的轮廓。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时代大背景下，深圳富士康集团员工坠楼事件成为一个标志，一个警示。
如何真正让劳动者获有劳动的体面和尊严？工会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更加凸显。2010年5月2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此后，全国总工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工作、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决定》。主动为工人维权，正成为浙江、陕西等多地工会的主要工作。
公选专家点评：众所周知，今天的农民工群体权利意识明显增强，要求享有生存权、平等权和发展权。然而与权利意识不断提升的现实相并存的，往往是利益表达渠道的失灵。谁来保护“中国工人”权益？迫切需要工会这一代表劳方利益的社会组织，真正有所作为，敢于、善于维权，通过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
4.慈善事业透明化和制度化案例
2010年7月8日，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15家公募基金会和南都公益基金会、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等20家非公募基金会机构发起筹建的基金会中心网启动，全国1800多家基金会相关的资助项目、财务收支及捐款信息将通过中心网向公众披露。与会的基金会负责人及有关专家表示，中心网的启动标志着基金会行业自律迈出重要一步。但是，目前中心网真正采集到财务信息的基金会仅为基金会总数的1/3左右，基金会透明化仍然任重道远。
公选专家点评：“基金会透明度不高”，是公益基金会倍受公众诟病的主要问题。2010年西南旱灾发生后，公民曹德旺在捐款2亿的同时，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提出了“苛刻”的合作条件：要求监督善款的发放，规定“如果超过1%的不合格率，赔偿30倍”，并只愿向扶贫基金会支付1.5%的管理费，从而成为中国“慈善问责”第一单。基金会中心网的开通运营、公益基金透明化之旅，昭示着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自律意识和应责能力正逐步提高。
5.中国企业家财富伦理案例
中国的慈善正在社会部分存在的“仇富”与“逼捐”等压力中前行。2010年9月，私营企业家陈光标发出的离世后捐出全部财产的公开信，“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富人应该回报社会”的观念在中国激起千层浪。超过一百位的国内企业家通过来信、来电、传真的方式响应其“裸捐”的号召。
国际经验证明，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城市化率超过50%将带来公益提速。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首超50%，目前正处在公益提速的转折点上。在中国的慈善制度建设和慈善环境发育还相当滞后的现状中，陈光标式慈善家的出现、非公募基金会的快速发展，说明中国公益观、慈善观正在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发展、生长。
公选专家点评：不论一大步，还是一小步，都是中国公益、慈善与财富伦理前进的脚步。
6.志愿者服务案例
上海世博会期间，61万余人报名争当志愿者，共有13批次近8万名园区志
愿者上岗，服务总量超过1000万小时，服务人次超过4.6亿。世博会志愿者不仅保障了世博会的顺利运行，更以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坚韧打动了世人，展示了“阳光、快乐、奉献和担当”的公民风采。
自2008年“志愿者元年”以来，志愿精神星火燎原，志愿者在社会发展建设中逐渐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奥运会到世博会，再到亚运会，志愿者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称谓，更代表着一种使命和责任。上海世博会办得“成功、精彩、难忘”，离不开一大批拥有志愿精神的工作者。在参与和接待人数上，上海世博会接待观众人数远超北京奥运会，实现了让参观者“在任何位置脑袋转动180度即可寻找到志愿者身影”。
公选专家点评：志愿者身上体现出的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乐于付出的奉献精神、精诚协作的团队精神、尽职尽责的敬业精神和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已经成为现代公民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7.公民责任案例
刘向阳，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北省十大热心肠人物。自1986年起，贫困农家之子刘向阳用家里买毛驴的钱买了架相机，开始了他人生的摄影之旅。刘向阳的摄影作品闪烁着人性之光：20多年来，他奔波于300多个村庄，共拍摄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孩子的照片13000多张，为400个失学儿童建立档案，并将这些照片、资料发布到网站，呼吁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给予关心和帮助。
在他努力下，目前已有108个孩子得到了救助。其中有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有的孩子已经参加了工作„„刘向阳说：“做人应时刻铭记社会责任。儿童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倾力托起明天的太阳我义不容辞！看到孩子的命运通过我的镜头而改变，心里特别甜。”
公选专家点评：“专拍哥”刘向阳，用自己20多年的坚持，改变着100多
个孩子的命运，更诠释着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社会建设的提速，就是一个个公民的行动聚合促成的。
8.舆论监督案例
“诽谤罪”属刑事自诉案件，但眼下正日益呈现“公诉化”苗头：继河南灵宝青年举报政府非法用地被以涉嫌“诽谤政府”名义遭跨省追捕之后，2010年，兰州网民王鹏举报马晶晶在宁夏公务员考试中舞弊，被宁夏警方以“诽谤罪”之名跨省刑拘。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故意曲解法律，利用“诽谤罪”法律规定之疏，将公民的正常举报和批评监督行为与恶意诽谤造成社会巨大危害的行为混淆，继而不适当地启动公诉程序。
“诽谤罪公诉化”严重损害了公民权利。虽然这些“跨省刑拘”案件在媒体的监督之下得到了纠正，但无不付出了高昂的社会成本。
公选专家点评：2010年两会上，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要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批评权、监督权，除了政府官员要有雅量，更应建立批评和监督政府的长效机制，用制度约束权力。
9.社会创新案例
2010年11月29日，由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华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起的首届“中国社会创新奖”20个入围项目揭晓。这一民间奖项旨在发现和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在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创造社会价值、促进社会进步中的创新行为，总结并宣传推广社会创新的先进经验。
选出的入围项目中，“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能力建设”(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搭建公民权利圆桌对话平台”(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公民社会园丁行动”(江苏省南京市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新老市民共建
共享融合模式”(浙江省宁波市社会融合组织促进会)等，都体现了以公民参与促进社会建设的创新精神。
公选专家点评：“中国社会创新奖”的创立，不仅为社会创新吹响“集结号”，更为中国广大社会组织、社会企业进行社会创新，提供了一个可贵的交流、学习的平台。可以预见，一大批社会创新活动将在这一平台中集聚、扩散，并有力推动社会发展。
10.微博案例
微博自2009年在中国发力：2009年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有近三成是由微博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到2010年两会，不少政协委员以及各大主流媒体意识到了“围脖”的问政潜力，纷纷通过微博搜集民情民意、议政问政，成为两会新风景。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两会期间，26家全国主流媒体不约而同都采用了通过微博征集两会话题、报道两会内容的全新模式，让“草根网民”走上了参政议政的舞台。回顾2010年，在宜黄强拆自焚、方舟子遇袭案、唐骏学历门等事件中，微博异军突起，以其实时性、草根性特质，发挥了信息披露、热点聚焦、舆论扩散等不容忽视的作用。
公选专家点评：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迅猛发展的微博，开辟了一个公民表达、参与和互动的新场域，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人群在这里聚合。“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通过微博“围观”，公民参与意识与参与效果正在大幅提升。
【青海公选领导案例】“网络监督”彰显执政智慧
“古有微服私访，今有网络问政，要通过网络问政常态化加强群众对领导
干部的监督。”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强卫2月16日在青海省纪委全体会议上表示，青海将把互联网作为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抓手。（2011年2月19日《青海日报》）
早在2008年，强卫在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曾经说过，互联网是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和意识形态较量的战场。今天，不上网、不重视网络建设、不会利用网络的领导，不能算是一个现代化的领导。作为地方领导干部，除了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外，我们还要养成上网的习惯，让上网成为我们的“第五习惯”。
2009年，强卫书记谈网络问政时又说道，网络问政是否被重视，体现出领导干部是否善于从新生的信息交流渠道中捕捉民众智慧，倾听民意民声。领导干部要养成上网这一“第五习惯”，既要“上网访民意”，更要“下网解民忧”，回复网民要制度化，解决问题要常态化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近年来青海省“上网交心下网服务”，已经成为各级干部的自觉行动。如今，再次聆听强卫书记谈到“网络问政”、“网络监督”，倍感亲切、倍感温馨，倍有感慨。
据强卫介绍，从2008年10月到今年1月底，他通过新华网、人民网和青海新闻网先后收到网民留言1200多条，留言大多数反映的是征地拆迁、土地补偿、水电暖服务、就业、招考录取、社保和工资待遇等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问题。这些问题通过领导批示和专项督查，大多数得到了较好解决，办理结果也及时回复给群众，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强卫书记认为，这1200多条网民留言是网络问政和网络监督的集中体现，更发挥了三个直通车作用———即了解民意、汇聚民智的直通车作用；解决问题、化解民怨的直通车作用和强化监督、发挥民力的直通车作用。
在公选专家看来，强卫对网络民意的态度，以及对网络民意的办理结果，这本身就是解放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具体实践，特别是他把网络问政和网络监督归纳为“三个直通车”，更是体现了真正重视民意、渴望民意、倾听民意的科学态度，体现了善于从人民群众身上汲取前进力量的执政智慧，体现了青海省委、政府执政风格的更加成熟、开放和自信。
正像古人所说的，一言之善，贵于千金。网民通过网络反应的民意，无论是宏篇大论，还是具体建议；无论是严谨对策，还是随想感言，都饱含着网民的心血、倾注着网民的情感，折射着百姓对一方执政者的殷切期望。所以，“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和领导干部，关键是要群众有话能说、有话敢说，说了管用。而这其中，网络正是当今社会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和舆论监督的新平台。”强卫这番话，很值得我们各级干部品味、咀嚼、领悟。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愿我们的各级干部能像强卫这样，注重发挥网络问政和网络监督的“三个直通车”作用，在推动网络问政常态化的同时确保网络监督的有效化。只有这样，才能把党和政府追求的目标与老百姓的期盼统一起来，形成干事创业、谋事成事的强大声势和合力。
【社会管理案例分析】“马上就办办公室” 能提高行政效能吗？
材料：“曲阜有个‘马上就办办公室’”
在“指尖痛”发表的照片上记者看到，在一间办公室的门框上，挂着“马上就办办公室”的白底红字门牌。“指尖痛”附上了一段简短的图片说明，“曲阜为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提高办事效率，在全体工作人员中倡树“立说立行、马上就办”工作理念。推行“马上就办”工作作风，力求取得实实在在成效，32
为老百姓办实事，成立马上就办办公室。”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发帖网友“指尖痛”，他告诉记者，这是自己在到曲阜市政府办事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这让他感到非常意外，他评论说，“政府，要把老百姓的事放在最高位置，这样才可以得民心，顺民意。不要把老百姓拒之千里，要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实事。”
另据齐鲁网报道，齐鲁拍客“指尖痛”就在济宁曲阜市发现了这样一个机构，在齐鲁网社区发布了一张“马上就办办公室”的图片，引发了网民们的热议，不到一天时间，已经有500多人参与了讨论。
案例启示：公选专家认为，这是转变工作作风的实招，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社会管理的新招。能否长期坚持和形成有效的机制，是“马上就办办公室”生命力所在。各地不妨一试。
山东曲阜市干部作风建设暨2711工程建设誓师大会结束后，陵城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了会议，进一步明确了镇机关干部在干部生活作风、工作纪律等方面基本要求。
强化学习，提高认识
要求全体干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市干部作风建设暨2711工程建设誓师大会精神，全体干部把精力放在实干兴业上，把功夫下在抓落实上，把干劲用在促发展上，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拼搏无畏的勇气和只争朝夕的精神，全力全速，敢于负责，切实担负起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的责任。
天天一线工作，树立扎根基层的服务理念
按照要求，副科级以上干部每周吃住在镇及所联系村老百姓家里不低于五天，因工作需要召开党委扩大会的，一律放在晚上开会，白天深入到每家每户一线服务，全体机关包村干部，也要保证在所包村群众家里居住每月不低于2
个晚上，真正做到苦干、实干、拼命干，天天一线，扎根基层。
提高办事效率，倡导“马上就办”工作理念
成立马上就办办公室，推行“马上就办”的工作方法，形成“马上就办”的风气。安排专门人员督察各项工作落实情况，特别在为民服务上，在“简、优、限”上下功夫，简化审批事项，优化工作流程，推行和落实限时办结制。
严格考勤，切实转变干部作风
细节决定成败，细微之处见精神，作风的养成靠从一点一滴抓起，镇党委政府从考勤点名、卫生等细小处抓起，全体人员一视同仁，从细小处做起，坚持每天上班点名，下班用录入指纹的方式考勤，无故旷工缺勤者，除扣发工资外，还要严肃问责，确保工作时间，切实转变作风，抓出实效。
【公共管理案例】社会管理如何应对硬任务
成本驱动型价改将面临通胀加剧难题，资源价改思路亟需“转身”。
在社会管理的讨论话题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关注社会风险问题。诸如环境污染、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涉农利益、涉法涉诉、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公共突发事件，已经构成社会生活中的常态。在当前推进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必须把如何抵御社会风险问题作为一项硬任务来对待。
专家认为，首先，必须高度重视社会风险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当前的社会风险既有社会转型时期必然产生的制度性风险，也有全球化、市场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技术性风险，还有信息化、网络化影响下的传播性风险。
各种风险交织在一起，迫使社会管理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对
经济社会发展、群众就业和人民生活冲击很大，一些过去积累的矛盾和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易于激发，继而有可能影响社会治安。
如2008年的贵州瓮安“6·28”事件，起因只是一起普通的溺水事件；2009年海南东方“3·23”、“3·25”事件，起因是一名初中学生被打。然而，小事却最终酿成大祸。这进一步暴露出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瓮安事件的背后，就是因为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因此，加强社会管理，必须理性分析社会风险产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经济和社会根源。
其次，必须创新控制社会风险的新模式。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国家和行政手段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机制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是原有的全社会风险共担的管理机制被削弱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内部差距的扩大，这种在政府主导、封闭管理的“大家庭”模式以及各级管理者之间的制约机制受到威胁，对社会管理的多样化认同在产生，但对转型后社会的普遍性信任体系以及共同治理方式并没有建立起来。这不可避免会产生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的冲突，或者是社会中的强势团体把解决风险的责任完全推卸给弱势群体，或者是弱势群体不满于现有的风险解决机制，抵制甚至起来反抗。而一个存在分裂危险和分散治理的社会必然无法建立起稳定而持续的秩序。
二是社会管理主体的权威和信任度有所降低。
随着社会风险的大量产生，安全关系的日益不对称，各种危机事件后果呈现出利益博弈状态，一些地方政府无论在反应速度还是解决能力上都存在不足。一些典型突发事件甚至使社会公众对政府权威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也产生质疑，35
进而导致了信任危机，这无疑破坏了整个社会构建信任和谐关系的环境，反过来也对政府提供秩序这种特殊公共物品的能力和地位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在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必须着力创新一种新的风险治理模式，建立以全社会成员为主体的风险共担的责任机制。
第三，必须把风险管理作为社会管理的硬任务来抓。作为政府要承担起第一责任的职能，充实社会管理力量，创新管理体制，完善风险防范机制。
一要创新治理观念，提倡对待社会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推定”原则。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态度和方式处理社会矛盾和纠纷。分析矛盾，关键在深入调查研究，重点在分清对抗性与非对抗性。
二是要善于沟通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是应对复杂局面、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手段。
三是要善于应对风险和突发事件。应对复杂局面和突发事件，并不仅仅是一种应急能力。应急仅仅是应对复杂局面和突发事件的特例而已。突发事件看上去似乎是“突如其来”，但实际上大多数要经历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在矛盾和问题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应当给予高度的警觉和重视，及早决策予以防范，从而避免事态扩大和矛盾激化。
尤其要善于处理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风险，善于协调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善于做思想工作，这样就可以大量减少矛盾和问题的发生。此外，管理者在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时，也要坚决依据法律、政策和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决不能是“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那样的话，就几乎无异于在鼓励群众“闹事”。
【公共管理领导案例】如何让文化撼动贫穷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需求的变化，文化扶贫开始越来越被文化下乡所取代。不过，毋庸讳言，在国内的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贫困地区、中西部地区、革命老区和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扶贫的使命依旧紧迫。
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去年年底，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第四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表彰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推进文化建设，一定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他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基层、忘了群众，不能忘了农村、忘了农民，不能忘了我们的根、忘了我们的本。
在“服务人民大众、实现文化价值”方面，学界也做过不少调研、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思路。更有学者身体力行，常年驻守某个乡村，自觉践行着文化使命。他们的努力、观察和记录，令人感动，发人深思。
20多年前，地处大别山麓的岳西县莲云乡，就发生过一场旨在“扶贫扶人、扶智扶文”的实验——1987年，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辛秋水在莲云乡开展了8年的定点文化扶贫，一度带来令人瞩目的变化。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实验给莲云乡带来怎样的影响？莲云人现在又面临怎样的历史课题？
日前，记者走进莲云乡，并专访了当年那场实验的发起人——辛秋水。“贫穷需要靠什么来转变？” 唤醒人的精神是主要途径
辛秋水现已退休在家，老人虽然已经84岁了，但思路依然清晰。他说，外界将那场运动称之为“莲云实验”，但他更愿意将其看做一场“战争”：一场人与愚昧、与贫穷的“战争”。
“贫穷需要靠什么来转变？”在老人家中，记者这样问道。
“经济扶持固然重要，但是在我看来，唤醒人的精神是主要途径。”辛老
沉思片刻，回忆起他20多年前第一次到莲云乡调研时的景象。
“你难以想象那是怎样的贫困！随便走进一户人家，阴湿腥霉的破屋，衣衫褴褛、双目呆滞的主人„„问他家今年收多少粮、有几亩地这些极简单的问题，也常常回答不上来。招待客人的最好食品是玉米糊上放两片腊肉。我们调研的73户251位农民，文盲占52%，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2%，高中文化程度的只占1.6%。再就这些农民接触外部的信息情况来看，他们中偶尔能听到村头广播的占15%，能看到报纸的仅占5%。”
老百姓有一句话常挂在嘴边上“靠政府啊！”靠政府送粮、送钱、送衣来养活他们。光是岳西县，国家每年就要送去大批粮食与钱款。但是救济粮吃完后，仍然是贫穷。
当初政府不是没有想过用“造血”来代替“输血”，据现任莲云乡文化站站长张世忠回忆，当时投资扶持的企业，不到两年全部倒闭，1986年，经统计全乡106家企业的贷款无法偿还。
就是这么一个智力“赤贫型”乡镇，让辛秋水萌生文化扶贫的想法。“如果扶贫的路子不变，单单靠政府只能是恶性循环。”辛秋水认为，对这些人来说，莫如授予一技之长，用于脱贫。
1987年，“文化”对抗“贫困”的实验在莲云乡铺开，一共有三个主阵地：首先在腾云村找到一间房子建立了图书室，共藏书4100册、报纸杂志26种，让图书为农民服务；在全乡7个行政村的道路两旁设立35处常年阅报栏，定期张贴《农村科技报》等实用类报纸；自1988年起，乡文化站开办了技术培训中心，办起了桑蚕、食用菌和大棚蔬菜等多期培训班，累计培训技术骨干1000人次。此外，辛秋水还向安徽省委争取来一台VCD机和彩电。1990年，文化站购进了70多种农业科技录像片，在全乡放映。
经过4年实践，莲云乡贫困面貌有了明显改观。1991年，全乡工农业总产值达580.7万元，比1987年增长近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5.7%；人均收入达299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3.9%。
“莲云实验带来哪些变化？” 知识推开“心扉”，带来财富
文化的扶贫效应，带动了一大批“领头雁”。
沿着盘山路直上白云山，莲云乡村民储德翰的大别山映山红生态文化大观园就在山上。整个庄园的设计理念全部是储德翰一个人完成。问到成功秘诀，40多岁的储德翰说：“我到现在为止做的一切事情都跟文化有关，我的成长离不开昔日的文化站。”
高中肄业，储德翰在乡亲眼里就是个不务正业的闲人，每天没事干就往文化站的图书阅览室里钻。通过实践书本上的技术，他成功地将传统的春季育苗变成了两季育苗，赚了3万多块钱。尝到甜头的储德翰以此为资本，办起了全县最大的养猪场，而养猪知识，仍然是“淘”来的。
1998年的一场猪瘟，让储德翰的猪场损失殆尽。最终，他还是在文化站的图书室里找到了新的出路——根雕艺术。2004年，他成功创办翰林根艺文化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2万，现在资产已达1000万。如今，储德翰正在打造的文化大观园是安徽省“861”重点文化项目，能带动周边近百人就业。
直到今天，储德翰仍然保存着绝大部分从文化站借阅未还的图书，翻开自己的书柜，储德翰拿出厚厚的一堆书，《养猪经》、《根雕艺术》、《美学入门》赫然在列。
类似储德翰这样的“领头雁”故事，在莲云乡文化扶贫的20来年中，曾经涌现过很多：村民刘同法在阅报栏上学习养蚕技术，带动周边数十户村民致富；
村民陈子斌1990年从乡文化站举办的实用技术培训班上进修蘑菇种植，1991年便收入1.2万，如今他所在的腾云村已经成为岳西的香菇生产基地„„1987年，全乡人均年收入是192元，而到1994年底，农民人均年收入已达到900多元。
在腾云村，记者看到了刘明、刘洋两兄弟，他们的父亲刘和根，当年就是图书室里的常客，从图书室学习到的蘑菇栽培技术，如今被这两兄弟继承了下来，每年纯收入近10万元。据介绍，莲云乡的食用菌栽培和种桑养蚕这两大经济效益最好的致富项目，就是从那个时候孕育发展的。
文化扶贫20多年，带来的是潜移默化的改变，推开了大山对外封闭的“心扉”，这是中外社会学者在对莲云乡文化扶贫工作考察后，比较一致的看法。
“文化扶贫谁来接棒？”
旧有模式出现危机，形式必须与时俱进
然而，2000年以后，莲云乡文化站却逐渐陷入了停滞。
停滞的原因，起源于一个事件：曾经乡办公助的文化站工作人员因故被县文化部门解聘，相继离开了文化站，坚持下来的只有腾云村的储彩琴和刘和奇。就在不久前，刘和奇也因为没有了经济来源而黯然离开，唯有储彩琴靠着每月50元的基本工资在坚持。
而更深层次的危机，则是文化站的发展与村民如今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出现了落差。在莲云乡，电视机、手机、固定电话的普及率已经达到100%，电脑的普及率也在45%左右，村民从其他渠道获取的信息更多、更适用、更符合个人需求。
“上周村里放电影，大喇叭广播了一天，最后3块场地也就来了百来号人。”腾云村村委会主任陈子斌说，“过去放一场可是人山人海。可现在连电影都不看了，更不愿意看书了。”在农家书屋，记者翻看借阅记录，发现90%的借阅者都
是儿童。“宁愿打打麻将、看看电视，都不愿意把时间花在看书上！”农村书屋的管理者无奈地说。
曾经令莲云乡引以为傲的三层小楼文化站，如今破碎的窗户没人修理，“最高级设备就是一台彩电和一台录像机，没有一台电脑”。自2000年以来，文化站几乎没有办过任何培训。县里每年拨付的经费，也没有被用于文化站建设中来。
是不是说文化站的工作就不需要了？
储彩琴不这么想，据她说，不少村民都在打听，什么时候能够开办实用技术培训班。采访中，也有不少农民表达了希望政府提供农业技术指导的愿望。这说明，已经解决了温饱的村民，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如何实现致富，而旧有的文化传播模式，已经失去吸引力。
长期从事文化扶贫的石力，如今是安庆市潜山县县长，他认为，文化扶贫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着存在的必要，“过去没有对比，农民在家捧着玉米糊还可以怡然自得。但现在看着有技术有知识的人富裕起来，很多人都坐不住了，现在更需要文化扶贫！”不过，形式上必须与时俱进。“文化扶贫，前提条件是政府重视，有人牵头。过去的莲云乡文化扶贫工作是辛老在前后忙活，现在他干不了了，谁来接棒？我觉得个人的力量实在是有限的。”石力感慨地说。
“现在，文化扶贫走向了文化下乡。但缺乏内生力和可持续性的文化下乡，如何与贫困对抗？”
辛秋水的发问，还需时代来回答。
【公共管理案例】建立更加透明的权力运行网络
目前，江苏52个省级机关部门、13个省辖市及所辖106个县（市、区）全
部实现了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这标志着该省“所有县级以上行政机关全覆盖、所有行政权力事项全覆盖、网上行政监察全覆盖”的目标提前实现，这一速度走在全国前列。江苏行政权力实现网上透明运行，有着怎样的经验和启示？权力公开，怎样从理念照进现实？
特邀嘉宾：解
畅
江苏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
戴焰军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破除制约改革创新的各种“瓶颈”
解
畅
权力公开透明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完善落实载体，持续应对和解决各类新出现的问题
卢梭在《忏悔录》中说：人类似乎有这样的倾向，建立一项规则叫别人遵守，同时又极力使自己成为例外，不受它的约束。江苏省构建的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机制，实质是让所有行政权力都在有效监督下运行。
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简单地说，就是：权力在内控中严格规范，权力在阳光下透明运行，权力在网络上全程监察。
2000年10月，连云港市建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2003年2月，昆山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分散的行政、服务资源进行整合，率先建成“三级便民服务网”。他们的做法较好地解决了权力下放、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和方便群众等问题。
但是，短暂的高兴后人们发现，上述传统监督手段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依然停留在事前政务公开、事后投诉处理层面，事中难以实施动态监督，事后评价主观随意，传统“人盯人”的监察模式的缺陷日益暴露。要想实现全程监督，就必须转变思路，改进方式，寻求新手段。
鉴于此，2005年，苏州市初步构建“独立运行、全程监控、简便适用、上下延伸、成本低廉”的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网络系统。这个系统实现了对苏州市所有行政许可事项的全过程监察。
然而，苏州模式的缺陷也日益显现。在学习借鉴苏州模式的基础上，2006年2月，南京市出台关于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的《意见》，通过清理规范行政权力事项，对行政权力运行流程进行再造和固化，建立行政权力库，推行网上电子监察，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南京模式仍有值得完善的地方，比如：行政权力库是静态的，仅仅起到目录的作用，没有发挥对整个运行机制的核心作用；行政权力与权力事项相对分离，为擅自变更流程提供了操作空间。
在对各地的做法、成效与不足进行分析对比的基础上，江苏逐步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工作思路，在全省推行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去年，江苏省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系统正式开通运行，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机制基本建立。这就好比建了一个行政权力运行的高速公路网，高速公路上有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红绿灯，而这些摄像头拍下的画面都是公开可见的。这样，行政权力就得到了监督和约束，运行起来就更有效、可控。
回顾江苏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的艰辛历程，我们深深感到，权力公开透明难以一蹴而就，一步到位，但也不能张望坐等，无所进展，务实之道，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完善落实载体，逐渐破除制约改革创新的各种“瓶颈”，持续应对和解决各类新出现的问题，使工作朝着理想的境地不断迈进。
权力公开应看得见摸得着
戴焰军
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网络技术的有利条件，通过权力公开中每一项具体的实际工作，实实在在地体现为人民服务
如何把权力公开的原则体现在各级政府的具体工作中，确是我们多少年来一直在政府体制、机构和工作制度层面努力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政府权力是否公开，表面上是一个政府工作的方法问题，但究其实质，是一个态度问题，一种理念问题。从态度上来讲，那就是我们的政府领导是不是真正愿意让广大人民群众来更广泛地参与政府的工作，监督政府的工作。如果是真正愿意，那就让人民群众了解政府的工作，并有现实可行的渠道来参与政府的工作。从理念上来讲，那就是我们究竟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和机制，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制度和规则，才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了解政府的工作，参与政府的工作。在这些方面，江苏省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这一步，不仅体现了他们真正让人民参政的态度，而且体现了他们真正让人民参政的工作理念。
毫无疑问，权力公开运行，会增加政府工作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但它却进一步保证了政府工作的科学性，保证了实现政府工作价值目标的可靠性。把政府政务工作的结果及时公之于众，使政府工作及时得到社会各方监督，工作中的失误及时得到纠正，并把这种纠错纠偏和工作完善的情况反馈给公众，在避免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不必要损失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提高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把政府的工作公之于众，也就进一步打通了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渠道，真正把政府和人民群众联系到一体，在促进政府及时了解民情民意，更好地体现政府工作宗旨的同时，也把广大人民群众更为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强化了政府自身的组织动员能力。
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权利还给人民，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网络技术的有利条
件，通过权力公开中每一项非常具体的实际工作，实实在在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就是江苏行政权力公开的实质。这种改革的精神值得肯定，这种创新的成果值得各地思考借鉴。
【公共管理案例】城市危机时代来临？
2010年１２月２３日，众人瞩目的北京治堵方案正式公布。方案从六大方面着手治理交通拥堵问题。此次治堵方案，首次提出通过摇号方式控制北京小客车增长，择机收取拥堵费，并且大幅提高了城市中心区停车费，还将治堵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在这份被称为“史上最严”的规范城市交通秩序方案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交通问题给北京这个超大城市带来的伤痛与困扰。
到２００９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４６．８％，城市人口为７亿人。如果按照１％的速度增长，到“十二五”期末，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５０％，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但随之暴露出的诸如人口爆炸、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管理机制落后等问题严重阻碍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影响城市的生产活动和人们的生活质量。城市发展到今天，是否已经进入到危机时代？城市的未来何去何从？伪城市化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就此做一个讨论。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城市建设与管理研究处处长翟宝辉，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管理思路不正确导致城市问题恶化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城市暴露出的人口集聚、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能否说明城市发展已进入危机时代？这些问题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么？政府作为管理者应当承担哪些责任？
翟宝辉：目前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早在１００多年前就在西方出现了，被称之为“城市病”，它源于工业革命之后人们对财富的无止境和非理性追求，直到今天这种追求并没有停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发展中遇到这些问题是必然的。只有人们认识到健康和财富同等重要，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才可能有所改善。这就是危机管理时代。什么是危机管理时代呢？当管理者总是着眼于防范各种危机而不是追求ＧＤＰ的时候，城市管理就变成了危机管理。各种资料表明，当前我国城市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和危机突发期双峰叠合之时，需要转变管理方式，进入危机管理时代。
从生产者（无论是生产产品还是服务）角度观察，成本越低、价格越高、利润越大越好。因此，生产者就是一个财富的创造者、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它天然不会关注社会责任和生态环境责任，即使关注也要把相关投入直接打入成本或者作为广告的一部分间接进入成本。只有政府把社会责任和生态环境责任强加到生产者头上才会产生效果。政府医治“城市病”无非是四种方法：采取行政、法律、经济、社会四种手段。行政手段主要表现为对生产领域进行限制；法律手段要让生产者的某些行为链接法律责任；经济手段主要是税收调节；社会手段表现为消费者消费行为引导。通过四个手段，使生产者肩负起社会责任和生态环境责任，逐渐缓解甚至解决“城市病”的问题。
肖金成：我不赞成危机时代的表述，目前出现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大城市的种种问题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也不是必然的，通过加强管理，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伦敦曾是“雾城”，工业污染严重，工业转移到国外以后就告别了“雾城”。城市规模大了，就应把低端产业转移出去，产业出去了，人自然也就跟着出去了，人口问题也就解决了。这说明，城市大了，并不必然出现很多问题。现在我们的规划存在很多缺陷，一味追求城市的洋化和美化，46
而我们现在刚解决温饱问题，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和条件把城市美化得像花园一样。
周天勇：我认为城市出现问题，一方面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另一方面政府作为规划者和管理者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我们现在还残存着计划经济和行政管制的制度。
中国经济时报：城市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实现自救﹖
翟宝辉：城市是一定数量的人口在一个基础平台上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聚合体。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范围可以十分广泛，但城市基础平台的规模必须和人口规模和生产规模相适应。“城市病”有的是全局性问题，表现为城市基础平台的规模与人口规模和生产规模不相适应；有的是城市自身问题，表现为城市基础平台运转不正常。城市危机管理主要应解决城市自身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城市的自救问题，任何一座城市的管理者都应该倾全力保证城市正常运行。城市基础平台至少由六大支撑系统组成，包括城市道路交通运输、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垃圾收运处置、能源热力供应、邮电通信、园林绿化系统。这些系统的正常运转是城市正常运行的基础，称为城市的基础功能。城市的基础功能不能正常发挥，就会使城市瘫痪。因此，城市的自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城市的基础功能。
肖金成：城市是二、三产业的集中地和人口的集聚地，城市要想实现自救，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规划要合理科学。如果规划从源头上出了问题，后面就很难改变。城市规划要符合实际，大城市按照大城市的规律来规划，小城镇按照小城镇的规律来规划，若把小城镇的那一套实施到大城市，肯定要出问题。反之亦然；第二，管理要高效。城市聚集太多人口，管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目前我们的管理水平相对较低；第三，政策要以人为本。以服务人、让
人生活得更好为目标，而不是为了管人治人害人，要让城市中居住的人有归属感和认同感。
周天勇：城市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发展的不平衡上。所以，城市要自救，首先城市的管理能力要加强；其次，要依靠市场经济来解决问题，更多地鼓励中小城市放宽政策，多提供创业的机会。
伪城市化现象存在但不严重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的城市化被部分人认为是伪城市化——只是形式上的城市化，其内核远远落后于形式上的发展。伪城市化的现状是否造成城市问题的恶化？如何避免伪城市化？
翟宝辉：伪城市化实际上是城市基础平台的规模与人口规模和生产规模不相适应的表现。由于政绩偏好，很多城市热衷于规模扩张，城市基础平台的规模超过人口规模和生产规模的需要，出现了形式上的城市化。伪城市化造成的城市问题恶化表现为：过多占用土地和园林绿化用地，人口和生产者集聚不足，缺乏经济活力，引发社会问题。其解决之道是合理估计城市人口规模和产业发展态势，使城市基础平台的规模与人口规模和生产规模回归适应轨道。
肖金成：我对于伪城市化这一现象，既赞成又不赞成。不赞成的原因是城市化客观上是一个经济现象，就是在城市居住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是一个指标、一种现象，它客观存在。农民工住在城市，他就是城市人口，这是一个客观现象，所以不能说伪城市化。住在城镇里的农民，即使住上楼房，他从事的仍是农业活动，不能因为他住楼房就说他是城市人，这是不对的。另一方面，我又赞成伪城市化的存在，因为在统计上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很高，但农民工是不是城市人口，还有待商榷，因为他没有享受到市民的福利待遇，没有固定工作和住处。从这个角度看，伪城市化的确存在。
要解决伪城市化的问题，首先，农民工的福利就要和城市居民平等，要让他们享受到城市的公共福利，解决他们的居住、医疗、教育、家庭等问题。其次，城市化统计要以职业来划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还不是城市人口，不能因其居住在楼房里而划为城市人口。
周天勇：伪城市化现象的确存在，但没那么严重。存在的原因，第一，是农民的财产权利问题。农民原来的宅基地不能置换为资本，进城后没有资本和能力买房创业；第二，有一部分在小城镇里边居住就业的居民，没有统计进来。
控制人口要靠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
中国经济时报：针对大城市的人口危机，北京市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控制人口，这是解决大城市人口爆炸问题的良方么？是否还有其他途径来缓解大城市人口危机？
翟宝辉：大城市的人口危机源于城市基础平台的规模不能满足人口规模和生产规模的需要，出现设施不足和使用不均，造成道路拥堵、垃圾围城、资源紧张等。解决大城市人口爆炸问题的良方是找到人口过于集聚的原因。大城市积累财富容易和教育、医疗资源的过于集中是吸引人口集聚的主要原因，必须采取措施使这类资源在各个城市间均衡部署才能扭转这个局面，而其他措施都是治标之策。但是，容易积累财富是建立在大城市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基础上，中小城市又不具备比较优势，所以，人口的分散只能是一个渐进过程，随着人们对财富和健康的权衡而逐步实现。
肖金成：北京限制人口很难达到目标。北京市政府从上世纪６０年代起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控制人口总量，但一直没控制住，人口扩张的速度反而越来越快。这一次的控制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整个思维的方向不对。人口进京是因为北京有工作岗位，收入水平比别的地方高。即使不给户籍和经适房，还是有
大量人口涌入北京，这是挡不住的。要想缓解北京的人口问题，首先，提高生活成本；其次，转移产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再次，将医疗科研大学转移出去。产业是吸引人才进京的主要动力，所以要建立反磁力中心。如果外面有个更具吸引力的地方，劳动者自然会离开北京。
周天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往哪里去，是市场调节的，哪里有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人就流向哪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限制人口流动的办法，主要靠价格和成本。以行政的办法限制人口的流动和规模的扩张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
用经济的办法疏导人口流动，关键是国家在财产权利、创业环境和税收政策等方面在中小城市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使人们在那里有钱可赚，生活得比较好，生活成本更合算。如果农民有房屋产权，他把宅基地卖掉以后，在小城镇创业就很容易，但目前的形势是宅基地不能卖，这样一来，北京的进入成本更低，就业机会也更多。所以，根本问题还是明晰财产权，行政的办法不可取。人有两条腿，没法控制，行政限制还侵犯了人权。
中国经济时报：城市中的外来人口，被视为城市人口，但却享受不到市民待遇，对于这个特殊群体，城市应当采取什么对策？
翟宝辉：城市中的外来人口被视为城市人口，是因为它同样需要在城市基础平台上活动，其基础支撑系统必须具备足够的能力才能保证基础功能的正常发挥。因此，从城市基础平台来说，不存在非市民待遇问题。对这个特殊群体而言，主要是社会服务设施能否覆盖的问题，其基础是最低工资保障，即在务工报酬上不容忍非市民歧视，可以通过单位时间最低工资标准引导或强制；衍生问题是其子女教育可否纳入市民待遇，根据教育资源的分布和整合可以逐步解决。我们关注最多的是生活保障问题，在没有解决大城市的户籍问题之前，50
第五篇：公共管理案例（本站推荐）
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用“三个过快”来形容。一是投资增长过快，今年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５.４万亿元，同比增长２５．９％，比一季度加快２．２个百分点。二是外贸顺差增长过快，2006年全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高达1774.7亿美元，同比劲增75%。三是资产价格上涨过快，2006年,中国沪深股市上涨达130%,平均市盈率达到40倍以上。当前经济背景中这些问题的存在加大了政府公共管理的难度。
对于以上存在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有关部门对经济发展的认识不一致，从而影响宏观调控的协调性和有效性，如错误地向地方政府发出把GDP增长率作为成绩对待的信号，使地方政府不积极响应中央的宏观调控。二是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走上快车道，而且经济规模已经非常大，经济惯性已经形成，调控难度加大。三是体制改革不到位，有相当一部分投资仍然是地方政府在主导，财政政策等其他方面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从以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现状概述和问题分析中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当前经济背景的三个“过快”因素，政府应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加以注意，并着手制定相关政策措施。
第一，推进制度创新。投资、外贸顺差和资产价格三方面的过快增长都有当前的经济体制有着紧密联系，经过多年改革，我国政府体制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旧的经济管理体系正在被打破，但是，政资、政事、政企不分以及政府管理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在经济活动中以批代管的现象仍比较普遍，这表明，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然艰巨，应更多地从制度入手，发挥市场力量，创建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可持续增长机制。
第二，提供优质服务。凡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或地区，都离不开当地政府提供的良好公共服务。政府在职能转变的推进过程中，在搞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把领导精力更多地放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上；总之，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和目标就是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去作市场不愿做的事情，而非直接参与到经济运行的微观事务中去。毕竟，如同科斯定理所揭示的那样，在某些领域中，政府并不见得比市场高明。
第三，建立监管体系。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现代监管体系是政府成熟的重要标志，现代监管体系包括完善的法律环境、专业化的行业监管机构、多种行业自律组织、多级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多渠道的传媒和公众监督在内的诸多要素。现代监管体系的作用在于改变政府部门自己制定政策、自己执行政策、自我进行评估的封闭格局，从而有效地解决谁来监督政府的问题，切实促进政府履行向全社会公平、有效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
二、中外学者对公共管理基本模式的理解
应该说，国外对公共管理学模式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把公共管理的实质内涵定义为政策分析、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对外关系。也有人把公共管理界定为政治管理、资源管理与方案管理。⑨OECD公共管理委员会对“公共管理”的看法
是：它更倾向于从效率、有效性和服务质量等方面来关注结果；高度集权的科层结构已为分权式的管理环境所取代，在分权体制下，不仅关于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的决策更强调后者，而且也为民众和利益集团的反馈限定了范围；它能灵活地获得替代直接管制的可行方案，这些方案可能带来以低成本为基础的更有效的政策结果；它极大地关注由公共部门所直接提供的服务效率，包括在公共部门内部和公共部门之间营建竞争性环境；它强化了公共核心部门的战略能力，以指导政府的变革，并允许政府自动地、有弹性地、以最低成本对外部变化和各种利益需求作出反应。⑩
我国大陆学者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多数文章还是以介绍国外研究的现状为主。我们能看到的有关公共管理的专着有三本，其中之一是我国行政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夏书章先生的新作《现代公共管理概论》（2000年）。其他两本是陈振明教授主编的《公共管理学》（1999年）和张良教授等所着的《公共管理导论》（1997年）。下面我们仅就公共管理的定义、公共管理的主体与客体、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等四个方面，从他们的着作中摘录出有关内容供讨论。
1.公共管理（学）的界定
只限于指政府工作的狭义公共管理（也是狭义的行政管理），而不限于指政府工作的广义公共管理（也是广义的行政管理），如公共事业和所有其他非政府部门、单位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企业内部也有行政管理）都不得越过其所管辖的范围和事项。（夏书章）(11)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公共组织（主要是政府）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的学问。(12)所谓公共管理是指政府为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采取各种方式对涉及社会全体公众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一系列活动进行调节控制的过程。（张良）(13)
2.公共管理主体
传统的行政学把行政的研究范围局限于政府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上。尽管它们是研究的核心主体，但公共管理学不仅明确地将其他国家机关（立法、司法机关等）当作研究对象，而且也把其他公共组织的管理活动纳入其研究范围。(14)从公共管理的定义看，公共管理的主体是政府，对政府可作广义理解。它不仅指包括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构的广义政府，而且还涉及执政党的机构。（张良）(15)
3.公共管理的客体
公共管理的客体：社会问题、公共项目、公共财产和资源。社会问题是那些只有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需要解决的问题。公共项目是最直接的可见对象。公共财产和资源主要包括公共设施、公共物品和产品、公共信息资源、社会人力资源、公有企业和公司。（张良）
(16)
4.公共管理的职能
任何一个团体、单位、部门都有大体相同或相似的、关系全局和全过程的工作项目，如决策、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协调、监督、财务等等。（夏书章）(17)公共管理从属于一般的管理过程，更多地是一种政治过程，其公共性与政治性的特征十分明显，同样它要具备决策、计划、沟通、协调等基本环节。(18)公共管理是一个由问题确立、解决方案的提出到决策实施和效果评估这样一个基本过程。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是公共管理的四大基本职能。（张良）(19)
三、评述
几乎所有国内外学者都承认，新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是在国外行政改革的实践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中诞生的。它的产生为完善政府管理提供更有力的理论基础。尽管有人把它称之为公共行政学的分支或者公共行政学的新范式，但它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学。关于公共管理活动的范围界定，有些学者把它确定为在政府（广义或狭义）内；有些学者则把它从政府组织外推到其他公共组织；还有些学者把它再外推到除政府组织外的其他团体、单位，包括企业在内。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关系全局和全过程的事。这样，狭义的公共管理就是狭义的行政管理，广义的公共管理就是广义的行政管理。
与公共管理活动范围相联系的就是公共管理主体问题。对此国外相当多学者仍然认为政府是唯一主体，而国内学者多数都认为是政府以及相关的公共组织。
因为公共管理实质上是一种管理，所以为了能全面地了解公共管理产生的来龙去脉，十分有必要重温“管理”提出的背景及其本质。
资本主义早期，商业经济的发展与生产的社会化，使企业逐步成为社会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一方面竞争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资本家把追逐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那时人们关注的管理实质上是企业管理，而企业管理的本质是以最少的人力和物力来实现目标和任务。这就是说管理，具体到企业管理，它一开始的定位就是效率，即利润最大化。这自然需要研究效率问题。泰勒对这问题的阐述可能更加露骨：“在科学管理上，劳资双方在思想要发生大的革命，这就是双方不再把注意力放在盈余的分配上，不再把盈余分配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要将注意力转向盈利增加的数量上，使盈利增加到如何分配盈余的争论成为不必要。通过共同努力就能创造比过去大得多的盈余。”(20)泰勒正是通过他提出的科学管理，以此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在提高效率的做法上，法约尔在一定程度上比泰勒高明一点。他认为实现管理的高效，具体地说就是要做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也就是人们通常提到的五大职能；并把企业管理中这些理论又进一步地推广到一般管理上，自然也包括政府管理。这就形成了管理思想发展史上的科学管理时期。这种讲效率并以效率为中心，强调整个管理过程都围绕着效率的思想，几乎影响了管理学发展中的全部内容，因而就产生了国内外绝大多数管理学家对管理的定义：管理可看成是这样一种活动，即它发挥某些职能，以便使得人的努力和物资资源能有效地配置，并实现某个目标。（雷恩）(21)每当人们联合起来去实现某一个目标时，他们就创造了一个组织，它有潜力完成任何一个独立所不能完成的工作。组织的成功与否在于它能否有效地获得使用各种资源来达到特定目标。联合并指导使用资源的工作叫管理，是刚刚提到的包括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管理。（戴维·R·汉普顿）(22)
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把“管理”看成是围绕实现目标的过程，旨在提高效率。为此，人们需要利用计划、组织、控制、激励等手段。这种定义一直在西方管理学思想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至于我们国内的绝大多数管理科学着作，差不多对“管理”也都是这样定义：“管理是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等环节来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成组织目标的过程。”(23)这种从企业管理总结出来的管理思想，在向其他领域外推时，始终都强调以下几点：1.管理的目标是既定的。2.管理是一个过程。3.管理是为了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4.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是计划、组织、控制和激励等。
人们自然会想到，公共领域中的管理包括政府部门的管理，显然与企业管理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多在“公共”二字上。公共组织中的目标与企业目标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是不同的。公共目标也考虑“效率”因素，但同时还必须考虑“公平”因素。后者在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中不仅不可能提到，就是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也很少考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公共行政学才独树一帜地把社会公平放在显赫的位置上。这个学派的努力虽没有产生预想的结果，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值得人们在公共管理研究中认真思考的。
企业管理认为，只要在生产过程中把各种资源协调好就能够实现所获取的目标最大化，所以管理的客体主要是资源。而公共管理所面临的往往是社会问题，因而管理不会简单地都表现在资源的协调上。社会问题一旦成为公共管理问题，它就是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这种从问题出发，以制定与实施解决问题的方案为中心，并需要评价执行效果好坏的思路，正好与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思想是相同的，难怪有人说公共管理可视为一种政策管理。
企业管理为了效率，为了有效地配置资源，其实现手段或者叫做管理的职能是计划、组织、控制、激励。毫无疑问，公共管理的有效性也与这些职能相关。但前面已经提到，公共管理不仅要注意到效率问题，而且要研究公平问题，以及与此联系密切的公共责任、公共权力、公共道德、公共文化等。
企业管理目标因为非常明确，所以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过程管理。而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效率和公平，这既要关注过程又要关注结果。西方从事公共管理学研究的很多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对结果管理进行研究的意义。公共管理由注重过程转向注重结果，这无疑是合理的，但关键是如何实现过程管理与结果管理的统一，以保证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综上所述，由最早从企业管理中提炼出的“管理”内涵，运用到行政管理直至公共管理中，这中间是有质的差别的。它们分别作为“管理”类的分支有其共性的一面，但因各自研究对象上的差别，又各有其个性的一面。对企业管理来讲，管理主体认为企业目标十分清楚，那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因而更多地着力于提高效率上，集中要解决的是资源如何有效配置，人们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决策、计划、组织、控制等环节上，这是一种过程管理。对公共管理来说，其目标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除了要掌握好决策、计划、组织、控制等环节外，还要认真履行公共责任，用好公共权力，提倡公共道德；解决资源配置中的矛盾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如何增进公共利益并能公平地分配，所以公共管理既要讲过程管理，又要讲结果管理。也许有人会问，以上所讨论的“公共管理”的内容在“行政管理”中不是被人讨论过码？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我们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管理主体不同。也许还会有人问，专家们不是把管理主体从狭义行政管理外推到广义行政管理领域，包括企业中的行政活动，这中间又有什么差别？我们的回答也很简单：公共管理的本质集中体现于公共利益上。除那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有企业外，多数企业管理的本质是追求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并不等于公共利益，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就在一个“公”字上。我们认为，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活动中的“行政管理”不属于公共管理范畴，即使它们部分地承担了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责任，即使它们在管理活动中也有决策、计划、组织、控制等事关全局和全过程的项目需要做，因为对这些项目的研究是属于“一般管理”而不是“公共管理”的事。需要指出，不以营利为目的是区分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关键还要看组织活动的宗旨，在根本上是否谋求社会的公共利益。
一个组织、小团体或者非正式组织，甚至家庭也常常有共同利益存在，但这些共同利益绝不是社会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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