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问题浅析

第一篇：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问题浅析

社区民主管理问题浅析

内 容 摘 要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由此形成我国独特的社会结构，使其具有这样一种特点：单位是政府的附属物，凡学校、商店、企业、事业、机关、团体等等一切社会组织，均自下而上地隶属于某个上级，构成一个体系，最终归属于中央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社会结构具有纵向单一性的基本特征，国家和政府几乎包揽了一切事务，垄断了所有资源，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社会成为国家的附属物，社会成员对单位、最终是对政府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国家和政府控制着几乎所有的资源，习惯上运用行政化的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和社区有关的工作被纳入政府工作轨道，成为党和政府的地区工作。本文将通过对城市社区旧有的组织管理体制、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下重新建立的新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分析，来说明城市社区管理的问题及如何实现城市社区管理的民主化，并说明政府应采取的相应措施。

【关键词】社区，民主，管理措施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有的一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社区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80年代中期开始，社区的概念重新在我国城市的社会生活中被得到运用。“社区”一词译自英文，其原意为“人群共同体”，20年代传入中国时和“社会”一词混用，特指一种以地域特征联系起来的初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具有同样的文化特质，守望相助，形成一些基本的社会关系。它是社会学中常用的概念。本文中所讨论的城市社区是由社会学的概念发展而来，是指聚集在城市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组织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社会学家认为社区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的构成要素：

1、具有一定数量的、以一定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参与共同社会生活的人群。

2、有一定界限的地域，其界限一般来说是比较明确的。

3、有一套相对完善的生活设施。

4、有一套相互配合的生活制度和管理机构。

5、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成员在情感和心理上具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由此，可以看出社区具有的地域性特质，它还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的含义。城市社区是一种不简单地等同于行政区划的概念，它超脱了行政辖区的范围。在如今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用到社区这个概念。下面就我国社区管理的现状，我来谈一下对于加强社区民主管理的必要性及如何加强社区民主管理来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一、我国社区管理的现状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由此形成我国独特的社会结构，使其具有这样一种特点：单位是政府的附属物，凡学校、商店、企业、事业、机关、团体等等一切社会组织，均自下而上地隶属于某个上级，构成一个体系，最终归属于中央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社会结构具有纵向单一性的基本特征，国家和政府几乎包揽了一切事务，垄断了所有资源，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社会成为国家的附属物，社会成员对单位、最终是对政府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国家和政府控制着几乎所有的资源，习惯上运用行政化的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和社区有关的工作被纳入政府工作轨道，成为党和政府的地区工作。在当时，还没有明确的城市社区概念，只有行政区划的分别，政府只是简单地通过行政方式来管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区组织管理模式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街道”社区的“条块分割”问题，即街道办事处、五所一院（工商所、派出所、地段医院等）分别属于不同的条块，有各自的上级主管部门，管理目标、管理手段等都是通过纵向渠道来实现，互相之间无直接关系。在这种体系中，政府运用行政指令来实施对社区的管理，基层组织缺少自主性。社会成员被严密地控制在其中，对各种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缺少发言权，每个人只能机械地服从政府的命令和号召。长久以来，社会成员已经习惯于这种管理方式，他们的积极性逐渐丧失。而政府由于这种僵化的管理体制也很难了解社会成员的真正想法，他们只能凭借经验来管理社会事务，结果造成政府管的不少，效果却不好。

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既有的生活方式。新的住宅小区不断建立，形成各种新型社区关系，以往的街道社区模式已不适应这种新发展了。人们的流动性增大，对单位的依附性越来越小。政府对单位的控制无法起到象以前一样的作用，改革使政府和企业原来承担的相当一部分社会功能分离出来，转给了中介组织和社区。因此，人们参与社区事务的意识逐渐增强；人们渴望亲自管理社区，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旧有的街道社区管理模式主要是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起作用，户口归属于街道的居民只能服从街道的管理，居委会作为居民代表也只能起“传声筒”的作用。这种单纯的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已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内在的利益需求。

二、加强社区民主管理的必要性

加强社区民主管理是改革的需要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在城市管理中出现许多新问题：

1、政府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微观事务管理过多。

2、企业分离出来的大量社

会职能交给了政府，使之难以承受。

3、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令政府难以“消化”。

4、老龄问题加重了政府的负担。

5、政府难以解决群众生活中存在的全部困难。

6、令政府大伤脑筋的社会治安问题。

7、城市管理条块分割、体制不顺，造成“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矛盾。

8、城市管理机构设置格局和人员配备不合理等，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发挥。这都是改革中涉及到城市社区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加强社区的民主管理。

三、如何加强社区民主管理—社区组织重建是发展社区民主管理的根本

（一）加强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首先要充分发挥社区建设主体的作用

社区建设主体包括政府法人、企事业法人、社团法人以及全体社会成员。要充分发挥政府法人的主体作用，理顺政府法人与其他方面的关系；要充分发挥企事业法人的支持作用，利用本企事业的资源，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完成自身承担的社区建设和管理任务；要充分发挥社团法人的中介作用，使其真正成为政府和社区成员之间的中介组织角色；要充分发挥社区成员的基础作用，形成广泛参与、共同创建的局面。

（二）其次要建立合理结构与有效的运行机制。

在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工作中，旧有的管理体制是“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两级政府”指市政府和区政府，“两级管理”指市政府、区政府对社区建设所实施的管理；应建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新体制，重点是强化街道办事处的社区管理功能。如上海市正在进行这样的尝试，实行这种新的体制。

（三）要重构合理的“行政区——社区”体系。其基本内涵是：在原来行政、社会合一的城市行政区体系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突破“街道”这一基层行政区的限制，在更大的范围内构建规模不同、类型各异、功能明确的社区体系，形成纵向管理以行政区为主、横向发展以社区为主的“纵——横”结合的“行政区——社区”体系。在原体系中，政府过多地承担了不应由政府承担的微观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因此削弱了政府在宏观层次上的调控和整合作用。在“行政区——社区”体系中，政府组织通过转变职能，将部分微观的管理服务职能交给社团一类中间组织，并逐步强化政府自身的宏观调控和整合职能，并以行政力量推行。不过在现行体制下，行政区体系仍是社区组织体系的主导结构，社区体系只是对它的补充和修正。

（四）重建社区组织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重建新型社区组织，就是要根据管理、社区服务的需要，培育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以社区为活动区域的公益性、事务性、中介性社区组织、中介机构和待业性公司，依靠它们进行社区内的管理和服务活动。政府行政组织则主要从事宏观协调、监督作用。具体地说要进行组织角色的确定，原来政府的派出机构如街道办事处应从“家长式”管理这种角色中退出，把一些社会性管理与服务职能交给相应的社

区组织来完成，转变政府职能，变全能管理为权能管理，适当放权给社区组织；以法律形式确定社区组织的地位与作用，使其成为独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团体，而不再是政府的依附。

四、对新型城市社区组织管理模式的设想

要加强城市社区民主管理，就要构建新型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其基本思路是从社区建设、社区发展的高度出发，统筹规划、综合协调，构建合理的“行政区——社区“体系，确定合理的社区规模，大力发展各种社区组织，实现社区组织结构与组织功能的合理分流与协调发展，最终形成多元化的、“纵——横”结合的新型社区组织管理体制。

由于我国具有多元化的社会经济现象，使得社区整合也是多元化的。所以，我们要构建一种多元社区组织管理模式。既要兼顾已有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还要纳入一些新型组织以补充街道社区的不足。具体来说，可以在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系中设立和完善这样的组织：社区管理委员会、民情委员、社团组织、企事业组织、政府组织、居民委员会等。

社区管理委员会作为社区常设机构，行使社区管理的宏观决策权。它是实行社区管理的主体，它应在上级政府指导下，通过召开社区各方代表参加的“社区代表大会”，由与会代表选举产生。委员会成员由政府代表、各社区组织代表、社区居民代表和社区内各企业、事业等单位代表组成，具体人数和代表构成视社区规模和社区性质而定。在委员会中，各方代表地位平等，集体进行管理决策。其中，政府代表由街道办事处主任和其它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主要起沟通制衡作用。

民情委员是一种监督性组织，设置的主要目的是监督、检查社区内各项工作，看它们的设立、执行、完成情况；及时反馈社区内成员的生活、工作情况以及他们对社区管理委员会工作的意见，是社区管理委员会和政府、社区管理委员会和社区成员之间的信息反馈渠道。它一般由社区内德高望重、热心公益事业的人担任，由上级政府直接聘任，是一种荣誉性职务。其人数视社区规模大小和社区基本性质决定。它主要起沟通媒介作用，没有决策权。它独立于社区管理委员会之外，其成员没有报酬，属于自愿参加。

社团组织主要指社区中各类公益性、服务性、中介性组织。如社区福利组织、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社区服务组织或一些行业组织，如个协、体协、舞协等。其主要职能为社会性的管理与服务、重大决策的参与，包括参政议政、执行社区管理委员会决议以及参与社区公益活动等。

企事业组织在社区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一般性生产、经营服务单位，它不参与社区内具体管理与服务活动，但通过参加社区管理委员会，与社区其它组织沟通，可享受社区提供的各项服务，同时有义务为社区发展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支持。另一类是社

区内专业性的行业管理公司，如物业管理公司，这类公司的管理服务内容与社区管理委员会有交叉，所以，要通过参加社区管理委员会，明确自己相应的权限，其主要职能应以社区内的物质设施为重点。

政府组织在社区中主要包括街道办事处，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的延伸机构，如派出所等。在旧的管理体制中，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关，具有政府性质，不具有独立的财政税权，它是代表区政府管理地区性的社会事务，但其作用并不突出。为此必须使办事处的权责到位，真正具有综合协调和监督政府各职能部门在基层辖区范围里的工作的权限；应该努力提高街道办事处在居民心目中的政府权威形象，排除各种非政府行为的任务向办事处摊派，要增加办事处发展社区事业的政府财政投入。

居民委员会是社区内居民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也是社区管理的基本单元。其职能主要为：执行社区管理委员会决议、管理特定居民点的日常事务、反映民意、民情等。从目前居民委员会的实际情况看，有几方面问题应予以解决。一是减少对居委会的行政性分派任务，使居委会的工作更多地产生于当地社区居民的实际需要。能否搞好居委会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居委会工作是否真的出自社区居民的共同需要，是否体现了对社区的公益性。二是如何解决好居委会的工作经费和活动经费的来源以及人员编制问题，其理想状态是居委会成员以兼职和义务性工作为主，可以靠志愿者服务。政府可以适当投入部分人力和财力，形成一个社区工作者的行业群体，作为联系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纽带。三是对居委会工作进行宣传，增加居民对居委会工作的了解。居委会干部应多与群众进行联系，增加工作的透明度。

建立在组织重建基础上的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其实现还要注意以下几方面：①法规建设，它是实施社会化社区管理的前提，为适应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必须制定和完善有关社区管理的法规，以法律形式确定各社区组织的职能，使社区管理规范化；②社区整合，建立良好的社区内部关系，充分运用各种社区资源和社区管理手段，协调各组织间相互关系，使其相互促进，实现社区全面发展；③制定社区发展的长期、中期、短期规划，计划的制定应有社区居民的参与，并且体现满足大多数居民的利益；④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促使居民积极参与本社区的公共事务，提倡社区成员间的互助合作精神，提高社区的自我管理能力，进而提高全社会的民主程度；⑤政府转变职能，要将基层组织实行属地化管理，把社会职能交给社会组织，通过这种属地化管理实现对社区工作的指导。

总之，加强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有利于政府集中精力于宏观决策，使政府从琐碎的事务管理中脱身出来；有利于真正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有利于社区的发展；有利于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它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对社会的进步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城市社区民主管理的实现需要长期的努力，要在旧有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组织重建，当前的重点是结合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新型的社区组织管理体系，推进一系列对旧有城市社区组织体制的改革，深化社区成员的民主参与意识，使社区脱离单纯的行政区划的概念，将行政化和社会化相结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同时，这也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途径。加强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才能真正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必将带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振海王存慧：《新视角下的政治——关于社区政治发展的专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夏宝龙：《城市街道改革》，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3］潘乃各马戎：《社会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4］吴德隆谷迎春：《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知识出版社

［5］卢汉龙：《社区组织重建与基层政权建设》，《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6］《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6年第5期

［7］陈涛：《社会发展与社区发展》，《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2期

［8］吴铎：《论社区建设主体——上海市浦东新区社区发展报告》，《社会学研究》1997年5月

第二篇：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问题浅析

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问题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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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将通过对城市社区旧有的组织管理体制、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下重新建立的新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分析，来说明城市社区管理的问题及如何实现城市社区管理的民主化，并说明政府应采取的相应措施。前 言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有的一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社区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80年代中期开始，社区的概念重新在我国城市的社会生活中被得到运用。“社区”一词译自英文的Community，其原意为“人群共同体”，20年代传入中国时和“社会”一词混用，特指一种以地域特征联系起来的初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具有同样的文化特质，守望相助，形成一些基本的社会关系。它是社会学中常用的概念。本文中所讨论的城市社区是由社会学的概念发展而来，是指聚集在城市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组织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社会学家认为社区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的构成要素：①具有一定数量的、以一定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参与共同社会生活的人群；②有一定界限的地域，其界限一般来说是比较明确的；③有一套相对完善的生活设施；④有一套相互配合的生活制度和管理机构；⑤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成员在情感和心理上具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由此，可以看出社区具有的地域性特质，它还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的含义。城市社区是一种不简单地等同于行政区划的概念，它超脱了行政辖区的范围。在如今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用到社区这个概念。我国社区管理的现状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由此形成我国独特的社会结构，使其具有这样一种特点：单位是政府的附属物，凡学校、商店、企业、事业、机关、团体等等一切社会组织，均自下而上地隶属于某个上级，构成一个体系，最终归属于中央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社会结构具有纵向单一性的基本特征，国家和政府几乎包揽了一切事务，垄断了所有资源，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社会成为国家的附属物，社会成员对单位、最终是对政府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国家和政府控制着几乎所有的资源，习惯上运用行政化的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和社区有关的工作被纳入政府工作轨道，成为党和政府的地区工作。在当时，还没有明确的城市社区概念，只有行政区划的分别，政府只是简单地通过行政方式来管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区组织管理模式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街道”社区的“条块分割”问题，即街道办事处、五所一院（工商所、派出所、地段医院等）分别属于不同的条块，有各自的上级主管部门，管理目标、管理手段等都是通过纵向渠道来实现，互相之间无直接关系。在这种体系中，政府运用行政指令来实施对社区的管理，基层组织缺少自主性。社会成员被严密地控制在其中，对各种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缺少发言权，每个人只能机械地服从政府的命令和号召。长久以来，社会成员已经习惯于这种管理方式，他们的积极性逐渐丧失。而政府由于这种僵化的管理体制也很难了解社会成员的真正想法，他们只能凭借经验来管理社会事务，结果造成政府管的不少，效果却不好。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既有的生活方式。新的住宅小区不断建立，形成各种新型社区关系，以往的街道社区模式已不适应这种新发展了。人们的流动性增大，对单位的依附性越来越小。政府对单位的控制无法起到象以前一样的作用，改革使政府和企业原来承担的相当一部分社会功能分离出来，转给了中介组织和社区。因此，人们参与社区事务的意识逐渐增强；人们渴望亲自管理社区，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旧有的街道社区管理模式主要是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起作用，户口归属于街道的居民只能服从街道的管理，居委会作为居民代表也只能起“传声筒”的作用。这种单纯的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已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内在的利益需求。加强社区民主管理是改革的需要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在城市管理中出现许多新问题：①政府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微观

事务管理过多；②企业分离出来的大量社会职能交给了政府，使之难以承受；③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令政府难以“消化”；④老龄问题加重了政府的负担；⑤政府难以解决群众生活中存在的全部困难；⑥令政府大伤脑筋的社会治安问题；⑦城市管理条块分割、体制不顺，造成“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矛盾；⑧城市管理机构设置格局和人员配备不合理等，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发挥。这都是改革中涉及到城市社区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加强社区的民主管理。社区组织重建是发展社区民主管理的根本加强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首先要充分发挥社区建设主体的作用。社区建设主体包括政府法人、企事业法人、社团法人以及全体社会成员。要充分发挥政府法人的主体作用，理顺政府法人与其他方面的关系；要充分发挥企事业法人的支持作用，利用本企事业的资源，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完成自身承担的社区建设和管理任务；要充分发挥社团法人的中介作用，使其真正成为政府和社区成员之间的中介组织角色；要充分发挥社区成员的基础作用，形成广泛参与、共同创建的局面。其次要建立合理结构与有效的运行机制。在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工作中，旧有的管理体制是“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两级政府”指市政府和区政府，“两级管理”指市政府、区政府对社区建设所实施的管理；应建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新体制，重点是强化街道办事处的社区管理功能。如上海市正在进行这样的尝试，实行这种新的体制。第三要重构合理的“行政区——社区”体系。其基本内涵是：在原来行政、社会合一的城市行政区体系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突破“街道”这一基层行政区的限制，在更大的范围内构建规模不同、类型各异、功能明确的社区体系，形成纵向管理以行政区为主、横向发展以社区为主的“纵——横”结合的“行政区——社区”体系。在原体系中，政府过多地承担了不应由政府承担的微观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因此削弱了政府在宏观层次上的调控和整合作用。在“行政区——社区”体系中，政府组织通过转变职能，将部分微观的管理服务职能交给社团一类中间组织，并逐步强化政府自身的宏观调控和整合职能，并以行政力量推行。不过在现行体制下，行政区体系仍是社区组织体系的主导结构，社区体系只是对它的补充和修正。第四，重建社区组织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重建新型社区组织，就是要根据管理、社区服务的需要，培育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以社区为活动区域的公益性、事务性、中介性社区组织、中介机构和待业性公司，依靠它们进行社区内的管理和服务活动。政府行政组织则主要从事宏观协调、监督作用。具体地说要进行组织角色的确定，原来政府的派出机构如街道办事处应从“家长式”管理这种角色中退出，把一些社会性管理与服务职能交给相应的社区组织来完成，转变政府职能，变全能管理为权能管理，适当放权给社区组织；以法律形式确定社区组织的地位与作用，使其成为独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团体，而不再是政府的依附。对新型城市社区组织管理模式的设想要加强城市社区民主管理，就要构建新型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其基本思路是从社区建设、社区发展的高度出发，统筹规划、综合协调，构建合理的“行政区——社区“体系，确定合理的社区规模，大力发展各种社区组织，实现社区组织结构与组织功能的合理分流与协调发展，最终形成多元化的、“纵——横”结合的新型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国外已经实行的城市社区管理方式也是可以借鉴的，因为他们的城市发展得比我们早，比我们的城市发达，相比之下拥有更多的经验。比如，从组织类型来看，德国、意大利实行的是协会型，即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法国、瑞典、日本实行的共同团体型，即参与社区共同管理的团体；美国、英国实行的单一功能团体型，即因社会管理功能的明细化而产生的单一功能组织；还有韩国、泰国及我国目前实行的公共团体型，即类似地方自治体的团体。像日本的居民组织——町内会，对我们就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町内会原则上是指旨在把居住在同一社区内的所有家庭和企业组织起来，共同处理社区中发生的各种共同的问题，能够代表社区并参与社区管理的居民自治组织。町内会以遵循非赢利、非党派、非宗派三原则为特点，促使人们按照这三原则监督町内会的活动，促进町内会的民主化。当然各国国情不同，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别国的经验，我们可从别国的经验中吸取适合我国的部分，再结合我国国情创造适合我国特点的城市

社区管理形式。

第三篇：社区民主管理会议记录

社区民主管理会议记录

时间：2013年4月2日 地点：社区会议室

参加人员：全体社区党员干部

一、支部生活规范

为了加强对支部党员的管理。规范支部生活，经支部党员讨论决定通过下列制度：

1、会议考勤制度：全体党员务必准时出席，由组织委员负责考勤并做好缺勤记录，会议包括党支部会议。民主生活会，社区全体党员大会以及由支部党员参加的临时性会议。

2、活动考勤制度：党支部活动，上级要求支部成员参加的活动（如远程教育学习等），组织委员负责做好考勤记录。

3、生病或经社区批准的事假需在开会前1小时内通知组织委员，无特殊情况，不得请人代为请假。

4、支部党员除了要遵守支部管理制度外，还必须带头遵守街道、社区的规章制度，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为身边的同志树好榜样。

二、争先创优方案

为了体现支部民主，让支部党员能够贯彻落实本的工作计划，围绕社区开展的“争先创优”活动，我们决定采取全体党员共同创建方案的做法，结合支部实际，突显自身的特色。

三、发展党员工作

按照之前确定的挂钩党员名单，将挂钩党员分成5个考察小组，每四人为一组，进行对入党积极分子的考察和群众调查，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原则，严格遵循发展党员的流程，认真做好挂钩工作，保证所发展党员的质量。

在对发展对象进行考察的过程中，要对发展对象的思想、学习、工作、生活、入党动机、群众基础等进行全面的考察，了解发展对象的优点、更要关注其缺点及不足，以此作为是否发展或延后发展的依据。

四、为响应社区“争先创优”活动的号召，本支部今天在会议上对自己今后在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做出郑重的承诺，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相信通过大家的一起努力，我们有信心把我们的支部建设得更加富有活力、更加先进。

第四篇：社区民主管理工作总结

2012年德西社区民主管理工作总结德西社区2012年在社区支书、主任的指导下，社区居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现将本年民主管理工作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实行居务公开民主管理，是保障人民物质利益，尊重人民民主权利的重大举措，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是完善村民自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义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密切党群关系的有效途径。一是突出重点。建立健全了居务公开档案，签订了目标责任状。二是截止2012年11月24日，德西社区居务公开7期，其中财务7期，居务7期，召开居务大会4次。提议数4件，议数4件，对社区开支超过500元的事件，召开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执行票决制度。

二、取得的成绩

1、通过村（居）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开展，树立了民主的概念主，有力地推进了村级事务管理。

2、经验。要把村（居）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抓好、抓实，必须根据反映的难点、热点问题，切实做到：一是真正公开、不流于形势，特别是关于居民关心的重大问题，财务问题、低保问题、计划生育问题。

三、存在的问题

1、社区经费紧张使村（居）民大会召开困难。

2、社区居务公开栏太小不够张贴。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1、加强学习，不断提高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2、严格村（居）务公开程序。

3、严格重要（村）居务票决程序，规范重要档案的管理。

4、听取和处理群众意见，确保村（居）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规范有序地开展。

第五篇：城市社区党建的问题

城市社区党建的问题、原因与对策

李德/纪伟昕/于洪生CCLi De/Ji Wei-xin/Yu Hong-sheng

【专题名称】中国共产党 【专 题 号】D2

【复印期号】2013年06期

【原文出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沪)2013年1期第131～136页

【作者简介】李德，于洪生，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上海 201204；纪伟昕，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局，北京 100017 李德(1977－)，男，河南平舆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副教授；纪伟昕(1964－)，男，吉林延吉人，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局副局长；于洪生(1963－)，男，山东莱州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教授。【内容提要】 城市社区党建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群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城市社区党建存在组织活动难开展、活动经费短缺、党务工作者素质有待提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热情不高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对社区党建的认识滞后、体制不顺、人才难留、共建不畅。加强城市社区党建要发扬民主、严肃党纪，增强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鼓励基层创新，拓宽平台、提高服务能力，加大投入、加强队伍建设。【关 键 词】社区党建/社会管理/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D26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3)01－0131－06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强化农村、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加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力度，全面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扩大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当前，加强社区党建、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稳定和谐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区正日益成为城市管理的重心、人民群众生活的家园和各类经济社会组织活动的舞台，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社区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场所，是化解社会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需求的重要渠道。社区是党在城市工作的基础，社区党建工作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作为党和政府在城市工作的基站，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更加突出。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社区基层组织建设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同程度影响到社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何切实加强社区党建工作，扩大社区党组织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推动社区建设各项工作的开展，是当前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2012年3月20日至4月2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办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专题研究班(第4期)，来自全国各地州(市)级党委及中央国家机关直属单位的23名厅级领导干部参加了学习。我们围绕当前城市社区党建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对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同时要求学员提交有关当地社区党建创新与实践的最新材料，23名学员共提交39篇有关社区党建的文章。

通过分析问卷，学员对当前各地的基层党建创新工作还是比较乐观的，对基层党组织现状比较了解，对基层党建关注程度较高，其所在的基层党组织的生活状况还是比较正常、有效的。学员认为当前我国大多数基层党组织工作状况总体上还是比较有力，绝大部分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状况比较好，在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可见，大力推进社区建设，加强社区党建，推进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对于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于实施城镇化战略，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对于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增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当前城市社区党建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新形势和新任务来看，社区基层组织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新形势下的城市社区党组织和社区政权组织角色定位模糊，对社区党建工作思想认识还不到位，资金、物质投入不足，社区党建人员素质不够高，党员发展、教育管理服务工作不到位，领导和管理体制落后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制约着党建工作的科学发展。(一)组织活动难开展

随着下岗失业党员、离退休党员、流动党员、退伍党员、待业大学生党员不断进入社区，社区党员队伍构成日益庞杂，人员流动性大，存在着大量组织关系不接转、人户分离等现象，对社区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参与社区党组织活动的自觉性不高。一些离退休党员由于身体不好等原因，不经常参加组织活动；一些外来流动党员流入社区后，不主动与社区党组织联系，社区党组织没法对他们进行及时有效的教育管理和服务；一些在职党员只接受单位党组织的教育管理，不愿意接受单位与社区的双重管理，很少参与社区党组织活动。口袋党员、隐性党员、挂名党员增多，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参加党组织活动的现象比较普遍。(二)活动经费严重短缺

有些地方虽然把社区经费列入了县(市、区)财政预算并有着比较严格的标准，但拨付的数额非常有限，仅够维持社区党组织的电话费、水电费、办公费等日常开支，经费严重不足，导致有些党建活动无法开展。社区在承担综治、计生、低保、民事纠纷调解、劳动保障、城市创建、文化宣传、安全生产等几十项社会工作任务的时候，也并没有相应的经费补贴，使党组织的正常活动没有相应的财力和物力支撑。

由于部分地市、县区政府财力困难，对社区的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党建经费额度低，资金缺口大，加之社区创收渠道有限，使社区党建活动经费无法保障。政府和相关部门、单位在将原有社会职能和行政任务转换给社区的同时，并没有按照“费随事转”的原则，把相关的经费下拨给社区，社区只承担了社会职能的义务，使社区党建工作很难开展。

由于经费短缺，部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区党建工作缺少基本的活动场所和阵地保障。大部分社区办公场所和活动场所房屋陈旧，设施简陋，标准低、条件差、面积小，远远不能适应社区拓展服务、开展活动和娱乐健身的需要。特别是在城市改造拆迁中，一些办公场所、活动场所被拆除，因为没有把社区活动场所列入规划、拆迁补偿不到位或开发商未按要求配套提供活动场所等原因，没有全部建起社区办公场所和活动场所。(三)党务工作者素质有待提高

社区党务工作者多数在退休和下岗人员中选拔，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对做好社会性、区域性、综合性较强的社区党建工作显得力不从心。有的思想观念落后，明显缺乏党务管理、经济管理和社区管理经验，工作上往往处于被动应付状态；有的工作方式生硬，缺乏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对党务工作缺乏耐心、爱心和恒心；有的对社区党建工作思路创新、机制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和组织网络创新办法不多，缺乏吸引社区党员积极参与的有效办法，社区党建工作不能完全适应社区党员多层次特点和多样化精神需求。(四)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热情不高

单位制解体后，“单位办社会”所负担的多元化职能必然要回归社区，体制外的民工、流动人口等社会空间急剧膨胀，加上市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都对社区安全、服务、环境等提出更高的要求。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外，社会危机也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缺乏。而当社会分层进一步加剧时，一部分未能进入国家权力体系的经济精英，也会转身把社区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场所。民间需求只是一种渐进的必然，和当前政府强大的推动力相比，参与途径与公民意识的不足，使得今天社区的自觉力量相对弱小，这是一个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的二元动力格局。[1]这种格局导致公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不高，由于对社区组织心理上的不认同，直接造成了居民对社区事务漠不关心。

三、当前城市社区党建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我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发生了深刻变革，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大量出现，劳动者就业方式也实现多样化，带来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城市社区已成为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窗口和社情民意集中反映的前沿地带。在当前，虽然基层党组织仍能很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但在快速转型的当今社会也面临一些困境。

一是来自市场化的挑战。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人员流动成为一种常态。资料显示，2010年底全国流动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0％，达到1.5亿，有345万名流动党员，党员教育管理的难度在增加。

二是来自城镇化的挑战。2011年，全国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比重达到51.27％。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促使农村向城镇过渡、农民向市民转型的步伐加快，社会结构、组织形式、经济成分、利益分配、就业方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变化，社会管理和党建工作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日益增多。三是来自信息化的挑战。当前，信息化高速发展，并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截至2011年6月，我国网络用户已接近4.8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36.2％，位列世界之最。一项调查问卷显示，党员干部中每天坚持上网的占85.3％，经常通过邮箱、QQ、飞信等网络工具处理公务的占87.7％。网络已经成为党员干部获取信息、开展工作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快捷性、爆炸性等特点，既增加了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的难度，也增加了组织群众、团结教育群众的工作难度。

社区党建工作是基层党建工作的一个新领域。还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待研究解决，需要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加强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学员认为当前制约基层社区党组织活力发挥的主要因素是党性弱化，利益驱动；党员结构老化；社会转型期的特性所致；党组织活动缺乏吸引力和平台搭建存在问题等。

通过分析问卷和学员提交的文章，目前制约当前城市基层社区党建顺利开展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认识滞后

社区是一个“小社会”，社区党建工作涉及方方面面。由于对社区党建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理解不深，导致对社区党建工作重视不够，加强社区党建工作更多地停留在口头上和表面上，主动支持和参与社区党建工作的积极性不高，严重制约和影响了社区党建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使社区党建工作往往处于应付状态，难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部分党员对社区党组织的认同度不高，在职党员参与社区党建活动积极性不高，失业党员思想涣散，流入党员没有归属感。(二)体制不顺

按现行的管理体制，社区是群众自治组织，但实际上却越来越多地承担着政府的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区域化大党建的职能，变成了“准政府”，自治功能弱化，职能“越位”，社区责任空前加重。而目前社区工作力量配备薄弱，社区人少事多，掌握的服务资源少，横向协调和纵向领导的权威性小，对推进区域化党建工作“力不从心”。

但是，在我国部分地区，居委会行政化趋向日益明显，居民对新成立的社区组织认同感不强。在实际工作中，街道办事处将相当多的行政工作往下转移到居民委员会的身上，从失业、优抚、卫生、治保、计生、调解，到精神文明建设、党建等事务，居民委员会承担的行政职能越来越多，其实际功能也渐渐向行政组织靠拢。随着居民委员会行政性的加强，街道办事处对其的控制也逐步加强，居民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街道的指挥和考核，实际上成为街道办事处行政领导的下属机构。

居委会行政化在我国现阶段的社区建设过程中有其必然性，但居委会过度的行政化带来的后果就是它对城市基层社会的代表性不足，与居委会行政管理职能的上升相应的是它的自治职能的下降。居委会过多承担国家控制的成本，必然影响居民的认同感。因此，居委会群众自治组织地位的异化造成了自身的运转不良和认同危机。(三)人才难留

除部分书记、主任外，社区大部分是公益性岗位或社区聘请的人员，工资待遇低、发展机会少，基本没有上升的渠道，难以吸引既有较高文化又有工作经验的高层次人才。报酬低使社区干部队伍不稳定，有的社区甚至出现因缺少经费而运转困难的情况。社区工作者一般都拿本市平均工资，部分社区工作者补贴还难以及时兑现。除个别经济条件较好的社区为社区干部解决了医疗和养老保险外，全国大多数社区干部医疗和养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社区党务工作者“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现象，制约了社区党建工作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四)共建不畅

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垂直管理的影响，一些驻区单位党组织共驻共建意识不强，社区内隶属关系不一的各类单位党组织和各类党员力量需要进一步整合，整体工作还不能有效地发挥合力。对共驻共建的理念和应承担的义务重视不够，不愿或无力顾及社区工作，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不高，积极主动性缺乏。加之驻区单位与社区没有隶属关系，有效调动驻区单位党组织参与社区党建工作的机制没有完全形成，导致不少社区党组织与驻区单位党组织缺乏经常沟通和紧密联系，不能很好履行共驻共建职责。主要原因在于部分单位规格高于社区，对参与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不积极，怕影响本单位的正常工作。虽然制定一些制度，但由于受实际情况的限制，难以实施，从而影响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整体工作的同步协调发展。由于共建不畅，有的社区党组织难以整合社区各方面力量形成共驻共建合力，要么未建立有效的共建工作机制，要么共建工作机制停留在表面上不能发挥作用，导致共建工作靠感情纽带或局部利益维系，共建合力不足，社区共建活动临时性、随意性较大，一些驻区单位党组织的党建资源长期闲置而不能形成综合效益，从而影响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发展。

四、当前加强城市社区党建的对策

社区建设的核心是向社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解决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是将社区建设放在“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部分进行论述的，提出要“推进社区建设，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费孝通也认为社区组织的出现，是居民实际生活的需要。社区建设体现了一群人所发生的地缘关系和互助合作关系，包含着许多服务性内容。[2](一)发扬民主、严肃党纪，增强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城乡社区建设放在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进行论述，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因此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和谐社区建设关键在于党，郑杭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社区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无可替代，越是陌生人的社区越需要中共党组织的支撑。全国社区无论采取何种运作模式(如“1＋1”模式是中共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1＋2”模式是中共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1＋3”模式是中共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企业等)，都离不开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基层党组织。[3](P16－17)党的建设工作重在建设。实践表明，只有通过“建”来强基固本，才能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全面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党建工作长效机制，确保党的建设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学员认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要重视思想教育、加强纪律和制度约束、结合所有单位中心工作进行和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严明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党的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所在，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自觉遵守党章，自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坚决查办腐败案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努力保持领导干部思想纯洁、队伍纯洁、作风纯洁。学员认为保持党的纯洁性最重要的是保持党员干部的政治纯洁、思想纯洁、清正廉洁等。

部分学员提出，应把那些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并不愿留在党内的以及不合格的党员清除出党。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指出，严格党内组织生活，健全党员党性定期分析、民主评议等制度。改进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服务。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健全党员能进能出机制，优化党员队伍结构。

(二)开拓进取、鼓励基层创新

切实强化各级领导干部对社区党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明确新时期社区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内容、方式方法及工作目标。建立健全城市社区党建工作责任制，把社区党建工作作为领导班子“述、评、考”的重要内容，作为衡量工作实绩的一个重要依据。认真落实市、县两级书记“第一责任人”和街道党工委书记“直接责任人”的职责。建立市、区领导干部社区党建联系点制度和街道领导干部包片责任制，定期研究社区党建工作经费投入情况、活动场所解决情况、社区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情况，随时破解社区党建工作遇到的突出问题，真正形成领导重视、层层负责、人人参与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基层是党和政府各项工作改革创新的发源地，好的工作经验必然来自于基层、来自于工作实践。创新基层党组织管理模式，把基层党建作为加强社会管理，构建稳定和谐社会的重点。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尤其是“两新”组织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提升党的形象和信任度，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发挥了基础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充分发挥党的政治领导和社会治理的引导作用。实践证明，要协调各方形成建设社区的合力，离不开社区党建铸造的坚强的基层党组织，只有不断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从资金投入、增加编制、体制建设等方面加大对基层社区党建的力度，使社区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才能全面完成社区建设的各项任务。(三)拓宽平台、提高服务能力

针对部分老、旧社区离退休党员多、下岗职工党员多、流动党员多的实际，社区党组织要切实以“群众性、公益性、社会性”工作为抓手，努力实现由侧重抓党务工作向对社区建设全方位领导转变，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全面提高服务民生的能力和水平。要坚持“小型、多样、实用、灵活”的原则，贴近民心、贴近居民生活、贴近社区实际开展活动，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根据社区各类党员的职业、年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管理措施。对离退休党员，宜以“引导式教育”为主，引导其消除思想顾虑，发挥其作用和特长。对流动党员，以“跟踪服务”为主，灵活而有效地组织他们开展活动。对下岗、失业党员，以“帮扶式教育”为主，多为其提供劳动就业信息和渠道，促进他们做转变观念、带头再就业的模范。对身体有病、行动不便的党员实行“关怀式教育”为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生活困难。通过“上级组织帮，辖区单位助，基层自己筹”等办法，加大对社区办公用房和活动场所建设，改善社区党建工作设施和条件，巩固社区党组织活动阵地。一是明确要求城建、规划部门在小区建设审批中必须配套社区办公用房，预留社区活动场所建设用地。二是可采取购买、租借、置换、改造等途径，解决社区办公用房和活动场所不达标和没有社区办公用房和活动场所问题。三是逐步开放区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文化、教育、体育设施和场地、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要素，实行共驻、共建、共享，发挥社区基础设施的整体效能。社区党建组织要真正了解社情民意，善于与群众沟通，善于把“社会人”变成“组织人”，重视“两新组织”党建，使基层党组织增强凝聚力、促进组织化，同时还要自觉学习并运用互联网等新兴传播手段，努力掌握工作主动权。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在和谐社区建设中也要积极发挥各自作用，特别是各级工会组织要根据新形势和新情况，积极发挥其职能，积极反映工人群众心声，切实维护工人群众合法权益，更好地发挥工人群众与政府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强社区党建，以党建引领社会建设，积极推进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加大投入、加强队伍建设

认真研究和落实社区工作经费增长相关政策，建立由政府资助、社会捐助及有关服务收费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社区发展筹资机制，不断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一是加大财政对社区建设的支持力度，将社区办公经费和党建经费纳入本地财政预算，并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状况，逐年提高社区党建经费标准。二是建立社区公共服务事项准入制度，凡依法应由社区办理的事项，应为社区提供必要的工作经费和工作条件；凡委托社区协助办理的事项，应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三是鼓励驻地单位、民间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资助、捐赠。四是实行政策扶持，对社区兴办的各种有偿低偿服务项目实行减免税费政策，增强社区自身造血功能。

社区建设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一是通过面向社会公开选聘、政府机关下派、招录大学毕业生和复转军人、增设公益性岗位等方式，配齐配强社区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议每个社区至少应选配1－3名专职社区党务工作者，保证有专人投入到社区党建工作之中。二是建立社区党务者工作报酬稳定增长制度，确保社区党务工作者的工资待遇始终高于当地平均工资，不足部分由市、区两级财政按比例承担。三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力争实现社区党务工作者的“三险一金”、“五险一金”，解除社区党务工作者的后顾之忧。四是拓宽社区党务工作者的上升渠道，对特别优秀的社区党务工作者，创造机会让他们通过“两推一考”进入公务员队伍或事业单位编制。五是推广社区“星级评定”的绩效管理方法，按考评结果，在工资之外给予适当的工资补贴和奖励。六是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社区党务工作者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发展社区各项事业、做好群众工作和党建工作的能力。(五)积极共建、激发社区活力

按照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的原则，着力构建由社区党组织牵头、驻区单位党组织参加、“双向承诺、双向服务、双向反馈、双向监督”的社区党建工作协调机制，明确规定社区党组织、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在社区共建工作中的职责。健全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及时研究、协调社区党建工作中遇到的重要问题。社区党组织要不断增强为驻区单位服务的意识，以共同需求、共同利益、共同目标为纽带，充分调动驻区单位参与社区党建的积极性。驻区单位党组织要自觉接受驻地社区党组织的指导与协调，大力支持社区党组织开展工作，并教育引导本单位的党员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努力形成共驻共建合力，共同推动社区党建工作的发展。

因此，加强社区党建，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引导作用，以党建引领社会管理创新，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广大人民群众不懈努力，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不断推进法制建设，弘扬优秀文化，健全社会管理体制，以促进社会持续稳定，为经济发展进一步升级转型和政治改革营造和谐的环境。收稿日期：2012－11－02 【参考文献】

[1]陈云松．从“行政社区”到“公民社区”——由中西比较分析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走向[J],城市发展研究，2004,(4).[2]费孝通．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在“组织与体制：上海社区发展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J],社会学研究，2002,(4).[3]郑杭生．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日趋成熟中的中国社会学[A].王伟光．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