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从反腐高度认识统计造假

第一篇：必须从反腐高度认识统计造假

一个基于错误数据采取的措施或行动,其所产生的危害或造成的损失,可能远超一桩腐败案所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害

据媒体报道,从8月中旬开始,国家统计局陆续派出工作组,对地方工业产值以及相关情况进行抽查和调研。此次抽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力图通过强化数据准确性以规避中央经济政策的决策风险。众所周知,数据造假是一些地方统计的通病。从2008年开始,仅GDP总值一项,中央和地方就连续出现统计结果不一致,地方数据超过中央统计数据的情况。假定这里有中央和地方统计方法造成的差异,但根子是一些地方的统计有很大的水分在内。去年国家统计局为此就警告过几个地方政府。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指出,中国近代落后的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不用数目字管理,因此导致政府的决策粗枝大叶。但如果有数目字管理,而数目字本身不真实,同样会出大问题。因为统计是科学决策的基础,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受制于所得数据的准确性。

假如讲,在经济繁荣时期,数据出现一定的水分或偏差,对整体的经济运行不会造成很大影响的话,那么在经济困难时期,这种影响或许就是致命的。因为经济若处于困难中,为了使经济走出困境,就需要发挥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作用,不像繁荣时期,靠企业和市场自身的力量即可促使经济良好运行。而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前提是供判断和决策的各种数据必须准确。政府的决策不是胡乱来的,没有数据或者数据不真实,就无法作出准确的决策,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

当前正是中国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要想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就必须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预调微调力度,使预调微调成为常态。此时,经济数据的准确性,业已成为中央正确判断经济形势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的依据所在。按照目前的工作方式,中央对经济形势的预判主要是通过各种统计数据作出的,尤其是工业、能源、消费、财政收入等几个关键领域的数据,假如这些数据本身有水分,势必会给中央对经济形势判断准确性带来风险,从而影响到稳增长目标的实现。从这个意义说,数据的准确性,关乎中国经济的命运。这也是国家统计局为什么在政治局会议后要抽查地方统计数据的原因。

尽管一些地方决策者清楚统计造假的危害所在,但统计造假之所以屡禁不绝,原因之一是现行法律对统计造假的处罚过轻,其造假后果远小于所获得的收益。就像这次国家统计局派员下去督查地方统计数据,如果发现某地的统计数据有假,也只是责令其改正,提供真实的数据,而不会有处罚,即使有处罚,也不太可能很严厉,至多就是批评而已,我们很少听到哪个官员因为统计数据弄虚作假而被免职,更不用讲牢狱之灾。如此处罚对官员的威慑效果可想而知。

为什么法律对统计造假的处罚这么“温柔”?我的一个看法是,我们对统计造假的认识出了偏差,没有把它看成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腐败现象,而以为统计造假并未对造假者本人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它不过是为使数据漂亮一点,在排名中好看一点而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这可能主要是统计造假的后果,不会立刻显现,而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之故。不像其他类型的腐败,本身会造成严重后果,数据腐败,严格地讲,本身不会产生“损失”,损失是由数据的错误而导致的决策或行动错误产生的。但这有个过程,有些时间还很长,等后果发生时,造假者早已“更上一层楼”,难以追溯其责任。

可是,如果不是机械地理解腐败的含义,统计造假又完全可称得上是腐败。如前所述,数据的真实和准确无论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还是对市场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都非常重要,一个基于错误数据采取的措施或行动,其所产生的危害或造成的损失,可能远超一桩腐败案所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害。焉能不是腐败?再者,如果为了营造一个假象的经济景气指数,就把经济数据捏面团似的捏来捏去,还有什么假不敢造?

所以,要遏制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的危害看得更严重一点,从腐败的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就像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所讲的,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会对政府公信力产生最大影响。只有提升问题的认识层次,不认为统计造假小事一桩,才会重视其产生的恶果,从而很好地去治理。比如,修改统计法和刑法,将统计造假视为一种犯罪现象,加大法律对统计造假的处置力度。邓聿文(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

第二篇：统计造假

日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局务会议上称，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是对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响，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统计系统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据统计，这是今年以来马建堂第四次公开强调预防和严惩统计数据造假行为（4月10日《新京报》）。

多年以来，统计工作中的弄虚作假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在不少地方，“层层作假，级级糊弄，按需捏数，皆大欢喜”已成为通行做法和不公开的事实。2005年，媒体曾披露，2004年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汇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高出了3.9个百分点，总量差距达26582亿元！

我国《统计法》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照本法和统计制度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得自行修改”；“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不得强令或者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由此可知，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为什么偏偏有人敢以身试法呢？原因不外乎两个：

一是与干部的政绩考核体制有关。目前我们考核干部往往是以经济数字的GDP论英雄，这种用人导向无形中鼓励了那些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政绩不够数字来凑”。同时，下级多出数字、多出政绩对上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上级即使知道报上来的数字有水分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还授意、指示虚报统计数据，甚至直接篡改基层上报的统计数据，共同从“掺水”数字里受益。有“一副对联”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本质。

二是在惩罚上缺少刚性。和一切造假手段相比，数字造假成本低廉，对“数字谎言”的惩罚往往比较温和，一般无非是整改或内部通报。曾有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指出：“与价格法、会计法、税法相比，《统计法》简直不叫法，是‘水法’、‘豆腐法’。说统计法很“水”，是指在惩罚上规定得太有弹性、太缺少刚性。比如，《统计法》规定：“对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统计违法，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时至今日，鲜有报道官员因为数字造假而蹲大狱的。而一旦谎言顺利通过，那么获得的利益却异常可观。

统计数字，是衡量和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因此它必须是真实的。统计数字注水败坏了党风，影响了民风，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绝不能等闲视之。改变这一现象，不仅要用重典，依法追究虚报数字的干部，包括追究上级对下一级所报数字的失察责任，更要改变干部考核重指标轻实绩、重数字轻质量的传统方法，建立一套综合性政绩考核制度。选拔任用干部不但要看到短期显现出的数字政绩，也要看到较长时期后才能显现效果的非数字政绩，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统计数据注水的现象，防止统计腐败。(4)

必须承认，数字，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固然最有论证力；对于工作成效来说，当然最有说服力；对于社会发展来说，自然最有雄辩力。曾几何时，数字在各级机关干部下基层活动中充当了“报账”的主角。大凡谈到“服务群众”的成绩，毫不例外的必定是多少名干部深入村镇，召开各类座谈会多少个，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多少户，接待群众多少人，帮助解决问题多少项，撰写调研报告多少篇云云。事实上，太多、太滥、太过单一的“数字化”手段，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当前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乏力，看了、听了常常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领导就是服务，干部理应奔波于群众的冷暖疾苦之中，否则便是失职。下基层重要的不是身到，而是心到。前不久，一位省委书记撰文指出：“纯洁的作风实践源于真心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看待。在村里住多少天不是衡量作风好坏的标准，没有在思想上确立起正确的群众观点，下乡驻村100天也难以奏效。”这话一针见血，剑指干部作风上的弊端。

数字是“凉”的，在亲民惠民上“报账”数字太多，证明力强了但情份淡了，难免施恩于民的感觉。本来属份内之事，竟弄得跟“施舍”似的，怎么能让老百姓愉快地接受。试想一下，党员干部常讲群众是“衣食父母”，有几个做“子女”的，会把为父母买了几套衣服、交了多少药费天天挂在嘴上？常讲自己是“人民公仆”，有几个做“仆人”的，会把为主人做了几顿饭菜、擦了多少地板时时摆谱表功？

同样是做好事，心境心态不同，效果是不一样的。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不图回报，但他走了以后，全国人民都记得他、传颂他。“中国首善”陈光标近年来共计捐资达10多亿元，其高调、张扬的慈善行为，却引来社会的广泛争议，被媒体称为“暴力慈善”。两者个中的差异，值得人们深思。

还要看到，官场上“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现象饱受诟病。历年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上报到国家统计局的GDP汇总，要比国家核算的平均多20%左右，省以下情况则更甚。国家统计局的一个负责人曾说，这是一个“历史顽症”。在“政绩意识”的驱使下，谁能保证那些“亲民数字”，不是“适度推算、合理想象”的产物？！

有道是“用手做事，可以把事情做完；用脑做事，可以把事情做好；用心做事，可以把事情做优。”党员干部潜心谋事、实心干事，才能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基层群众的满意度和口碑，才是各级机关工作成效的最好“注解”。

4月10日媒体报道,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在局务会议上称,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是对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响,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统计系统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是今年以来马建堂第四次公开强调预防和严惩统计数据造假行为。

作为一个国家诚信的象征、决策科学的保障,真实性是统计数据最基本的要求。然而近年来,从工资、就业“被增长”,到CPI、房价“被下降”,再到地方GDP总和屡超全国数据,统计数据的失真、注水备受诟病。统计数据造假,不仅直接影响部门决策,更透支了政府公信力。2010年《小康》杂志进行的一次调查中,27.5%的受访者表示“宁愿相信自己的感觉,也不信任统计部门的数据”。

统计数据弄虚作假,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利益从中作祟。媒体调查发现,目前全国仍有不少市、县、区通过成立“统计改革小组”或印发文件的方式,对企业直报数据采取行政干预。甚至有地方政府运作与直报数据并行的另一套汇总数据,实施数据双轨制。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3月份设立曝光台,首次曝光重庆永川区和山西河津市干预企业独立上报数据、涉嫌违反统计法的行为。

为避免地方干预,有专家不断呼吁统计部门垂直管理。然而,垂直管理并非灵丹妙药。统计部门可以把人、财、物收归己有,却不能完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失去了行政权力,一些地方官员可以转而运用公关手段,拉拢腐蚀统计部门。从另一个角度讲,统计的原始数据需要地方各行各业及相关职能部门作基础性采集,一旦源头掺假,统计数据就不可能真实。显然,仅靠统计系统管理体制作横向纵向调整,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地方利益干预统计数据造假,关键是官员的考核评价机制存在问题,陷入“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怪圈。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阜阳任职时,亲自将GDP增长率修改为年均增长22%,尽管实际年均增长仅为4.7%,王怀忠却步步高升。“五毒书记”张二江担任丹江口市市长3年间,该市GDP、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虚报,其本人却仕途顺利。只要弄虚作假能换来更大的乌纱帽,有的官员就对统计数据虎视眈眈。

在激励足够大的情况下,单就不当行为本身进行约束往往事倍功半。因此,要想从根本上遏制统计造假,就必须改革官员绩效考核机制,注重实绩,吸纳民意,破除“数字出官”。只有不再让官员仅凭统计数据甚至是造假数据就能获得升迁,才能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干预的利益冲动,还统计一个风清气正。(张枫逸)

如今的统计工作独立性不强，极大地受到了行政干涉，最终演变为地方政府官员的一张“政绩单”。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由于统计数据的失真，真实反映经济情况的可能性亦减弱，对决策部门研判整体经济形势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统计数据造假揭秘：统计局制定数据交企业填报

2012年04月05日01:40每日经济新闻[微博]我要评论(1816)字号：T|T

变味的数据审核

实际上，这种“数据由统计部门说了算”的造假方式，在地方上已是见惯不怪。

另有华北某县的企业统计员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们这月是零填报，没有产值，只是季报人员工资按实际情况报的。

她称，“在季报和年报时，地方统计局要求按他的数据，这两个月都是自己填报。”

根据这位统计员的说法，当地统计年报的具体数据是由当地统计局制定的，然后交由每家企业分别进行填报，每家企业的产值数据不一。

4月1日，记者获得了东北某市2011年四个季度的能源数据反馈统计，这些数据反馈的对象是市辖之内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

在这份所谓的反馈表中，翔实地标明了每家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情况，尤其重要的是，补充材料中，还规定了企业产值的具体数额，比如上年同期综合能源消费量、工业总产值（当年价）、电力消费合计、本期综合能源消费量、本期工业总产值等等。

据当地统计局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数据是每个季度企业填报的一个标准，总体上只能增不能减，通过这种方式保持数据的稳定。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该市多家企业的统计人员了解到，与文前记者所调查的地方造假略有不同的是，当地统计局是直接给企业发传真“反馈”数据，而不是邮件。虽然更为隐蔽一些，但是造假路径基本相似。一家制衣公司的统计员向记者表示，“我都不关心数据的高低与否了，反正统计局给什么数我就填什么数。”

清明节前的一周里，是各地统计部门最忙碌的时间。按照要求，3月份的统计数据要在这段时间进行联网直报，即由企业通过网络直接向国家统计局报送。

但是，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调查，在企业填报数据的过程中，当地统计局的“审核”成了最为重要的工作环节。

“某企业已上报完毕，请审核。”这是地方统计系统内部的常用句式。统计部门将数据提前下发之后，企业最终的填报，还需要统计部门予以“把关”。

多位企业统计人员及地方统计官员介绍，这么做就是要确保统计局规定的数据准确无误地由企业进行联网直报，每个数据都很重要。

根据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的要求，联网直报需要企业直接向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心报送，地方统计部门只能

在线审核、汇总数据，没有改动数据的权利。

然而，这样的审核已经变了味，当地统计部门指使企业从源头上造假，如此保证行政干涉数据的最终实现。

都是GDP考核惹的祸？

3月30日下午，东南某县统计局一名工作人员给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打来电话说，刚刚领导指示，要求统计数据翻倍增长。

据了解，当天省里相关统计官员去该县调研，指出当地的经济数据拖了市里的后腿，市里要求一定要争取省里靠前的排名。

该统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己刚刚汇总本市限额以上的企业，统计发现增长的幅度为-25%，原因是有三家当地很大的企业今年停业了。

她无奈地说，“现在的数字都是微型企业在撑着，但越到后面就会越离谱，上报的数字是一个月几百万的业务，不是在大城市的话，这绝对不可能。”

经济数据增长排名的做法，在该省始于去年10月份。在她看来，正是这一事关地方“脸面”的问题，使得当地竞相追逐榜单上面的成绩。

同时，在今年新增的服务业企业一套表的联网直报中，由于当地事关“七项考评体系”（经济发展、资源节约和环保、固定资产投资等），地方上不得已造假。

这位地方统计局工作人员坦言，如今的统计工作独立性不强，极大地受到了行政干涉，最终演变为地方政府官员的一张“政绩单”。

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由于统计数据的失真，真实反映经济情况的可能性亦减弱，对决策部门研判整体经济形势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

今年在全国开始启动的 “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初衷是杜绝“注水”统计数据的产生，但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调查，该制度实施以来效果并不如意。

3月23日，国家统计局在全国召开企业一套表视频工作会议，会上，国家统计局划下四条红线，以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即地方统计部门绝不允许碰 “不入库不出数”、“不得代报”、“不得代为修改”和“不得要求企业按给定的数据上报”这四条红线。

目前，包括北京、广东等地在迅速落实这项会议精神，上海也总结了全市“一套表”工作阶段性成果和存在的不足，研究相关改进完善措施等。

在3月28日举办的全国法制工作会议上，国家统计局党组纪检组长罗兰强调，要在今年重点检查纳入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范围的企业数据上报工作，严肃查处违法代填代报、干预企业独立上报等行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了解到，国家统计局要求各地在4月底完成对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的自查，以

推动这项制度的良好实施。

有地方统计官员认为，杜绝数据造假的根本在于改革干部的考核方式，淡化GDP在考核中的分量，建立一种科学的政绩观。

警惕数据腐败

2012年03月28日09:47东方网周锦尉我要评论(4)字号：T|T

最近，国家统计局网站新设立一个“曝光台?回音壁”栏目，曝光了已经查实的重庆永川区、山西河津市干预统计数据上报案例。这应该是国家统计局首次对外曝光个别地方和企业数据造假情况。

经济发展态势、走势、趋势，常常以翔实的数据表现出来。战略规划、政策要求的有些方面，也以数据来说话。数据是认识经济运行的一种基石，数据造假，就会动摇这块基石。第一个案例发生在重庆市永川区。去年11月，该区印发文件要求，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单位上网报送统计数据，必须提前将当期企业统计上报数据，报经镇街统计机构或工业园区或区城乡建设委员会、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商委、经信委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评估后，方可上网报送。但根据《统计法》、《一套表联网直报制度》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月14日给企业负责人和统计人员信中的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企业独立报送统计资料。统计执法检查室调查后认为，永川区政府要求企业上报数据首先经过政府部门审核的做法涉嫌违反统计法律法规，是不妥当的，必须予以制止。第二个案例发生在山西省河津市。经统计执法检查室查证，近日在一套表联网直报2011年年报数据前后，河津市统计局个别工作人员曾向某些企业发送数据资料，要求企业按此数据上网报送。也属于违法。

国家《统计法》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据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然而，知法违法的现象还是不时地发生。一个典型的是2003年处理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的腐败案例。被判死刑的王怀忠，数字造假玩得肆无忌惮，他明确地对相关下级说，大胆虚报他们所辖地区GDP数据，而且造假的“幅度”很大，以此才能被上级关注，形成所谓的“突出政绩”，达到不断在自己脸上贴金效果。果然此伎俩一时奏效，这样一个恶迹斑斑、品质恶劣的人，能以平均每两年加官晋级一次“晋级乘直升机”的速度，由阜阳地委的副书记、到书记、到副省长。短短六七年间，王怀忠就由一个中级干部晋升为高级领导干部，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王某的索贿受贿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给国家造成上亿元的巨额经济损失也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数据造假使之“一俊遮百丑”，成为了一顶“保护伞”！

落马的贪官是极端的案例，但那些数据造假的情况在各地时有滋生，有冒现。我想，主要是发展的指导思想出了偏差，出了毛病。“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据”是民间的一种说法。不少干部确实是依据增长的幅度大、甚至短期“翻番”，得到上级注意，得到上级重视，而被提拔。于是，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就不顾及了，用“大手笔”，搞大项目，说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实是骨子里是自己拿“政绩”，倘若为此再行贿受贿、贪赃枉法、为非作歹，拿离开“被双规”、被法办就不远了。

数据造假有多种方式，比如，统计数据的起端是“采样”，一些数据的统计会设采样点。CPI、PM2.5等数据都需要设点采样。据报道，有的地方对PM2.5的采样点尽量设在“绿化环境较好的地方”，其实，这种数据统计，从“源头”就出现不真实，因为实际“绿化好的地点”只是少数。又如，有官员在讲座时说，为了CPI指标“好看一点”，有地方领导要求“取样点”报数据时“手下留情”，出现明目张胆虚报的情况。还比如，取样的依据有差异，出现地方与中央的数据“落差”，往往是地方报的更多些，中央则更为真实些，或者地方有真实一面，中央则较为保守些。2010年全国GDP是39.8万亿，地方各省市自治区的GDP之和是43.3万亿，超出3.5万亿，以后中央作了修正，定为40.2万亿；2011年的统计已经出来——全国GDP是47.2万亿，地方各省市自治区GDP之和是51.8万亿，超出4.6万亿。由此可见其中的指导思想的一定差异。

统计的生命在于真实。倘若一些存有私心的人，为了自己的“政绩”，将数据玩弄于鼓掌之间，还有什么科学精神之言呢？数据造假，就会走向数据腐败，对此，我们必须有“零容忍度”。

第三篇：浅论从战略高度认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浅论从战略高度认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摘要：中俄双方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实现回升。两国将根据各自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完善双边贸易结构，规范和转变双边贸易增长方式，扩大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贸易，建设现代化物流和贸易平台，加强在建立经济特区、保护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快实施双边大型合作项目，为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条件。关键词: 中俄战略 协作伙伴 完善 持续发展 贡献。

回顾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状况，近年来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的重大进展。近年来中俄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务实合作稳步扩大，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不断巩固。中俄关系具有战略性和长期性，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稳定因素。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有利于：

（一）中俄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的高层及其他各级别的交往，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断增进中俄战略互信。

（二）在涉及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等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是中俄战略协作的重要内容。俄方重申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藏、涉疆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支持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中方重申支持俄方为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和促进整个高加索地区乃至独联体的和平稳定所作的努力。中俄双方重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论不容改变，反对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和军国主义分子及其帮凶、抹黑解放者的图谋。

（三）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为中俄合作应对这些威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有效履行该协定并完善两国在应对其他现实威胁与挑战方面的合作，双方应加强中俄反恐工作组活动，将其职能扩展至应对所有新威胁和新挑战，并定期召开工作组会议。

（四）中俄双方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实现回升。两国将根据各自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完善双边贸易结构，规范和转变双边贸易增长方式，扩大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贸易，建设现代化物流和贸易平台，加强在建立经济特区、保护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快实施双边大型合作项目，为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条件。

（五）肯定了09年6月两国元首批准《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后双方企业在机械制造、通信技术、电信、银行、保险、创新与应用科学开发、化工、林业、采矿、地方合作等领域开展的合作，希望进一步发挥中俄投资促进会议机制的作用，改善投资环境，采取更加务实、灵活的方式推动重大投资合作项目，不断提高中俄投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六）肯定中俄能源谈判机制的重要作用和效率，高度评价两国在能源领域签署的各项合作协议落实情况。双方指出，中俄原油管道竣工是两国能源合作的重大成果，有利于促进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双方决定继续积极开展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核能、能效及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尽快就开工修建中俄天然气管道达成一致，促进煤矿综合开发，包括铁路、港口建设，进一步开展在电力贸易及电网改造等领域的合作。

（七）中俄双方将继续积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地区合作大项目，全面支持利用双方确定的合作机制开展两国地方合作。

（八）中俄双方对两国科技和创新领域合作持续发展表示满意，认为应进一步开展基础性和高科技关键领域及前沿技术的联合研究，积极推动研究成果产业化。双方认为有必要利用专项贷款支持科学研究和高技术研发领域的合作项目，共同实施大型科技创新项目。

（九）中俄双方表示将积极推动扩大双边金融合作，进一步发展本国金融市场，优化投资环境。双方支持人民币和卢布在双方银行间外汇市场挂牌交易，为开展双边本币结算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增长。

（十）中俄双方认为，两国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环保分委会框架内开展的环保合作为中俄合作树立了典范。双方在污染防治和环境灾害应急联络、跨界水体水质监测与保护、跨界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取得积极成果。双方联合监测表明，中俄跨界水体水质明显改善。联合监测已成为双方在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水领域开展双边合作的牢固基础。两国中央和地方全面协作、上下联动，形成了卓有成效的中俄环保合作模式。

（十一）双方高度评价中俄互办“语言年”对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信任和友谊、巩固中俄关系社会基础发挥的重要作用。双方决定进一步加强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媒体、电影、档案等领域的合作，尤其是搞好俄罗斯“汉语年”各项活动，办好中俄“国家年”人文领域的机制化项目等。双方指出，2010年暑期首批500名俄罗斯中小学生赴华夏令营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将精心组织好2011年第二批俄罗斯中小学生赴华夏令营活动。

（十二）双方表示愿继续通过互办文化节等方式扩大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双方认为，中俄互设文化中心对加强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作用，两国政府将对文化中心的运作予以支持。

（十三）双方商定互办旅游年，责成两国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活动清单并确定举办日期。

（十四）双方商定推动扩大组织电视频道在对方落地方面的合作。

（十五）中俄双方，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维护国际法准则，积极倡导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民主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

（十六）当前世界经济出现整体复苏势头，但主要矛盾并没有完全消除。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然存在，复苏基础仍不牢固。

中俄双方主张各国应推行协调、连续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确保本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根据各国国情继续坚持刺激经济的举措，进一步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动建立完善、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

（十七）国际安全形势总体良好，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国际和地区问题此起彼伏。传统安全问题有新发展，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两者相互交织，给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严峻挑战。双方倡导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国际争端。

维护欧洲—大西洋地区和欧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不仅对地区国家，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中方积极评价俄方为应对新安全威胁和挑战，秉承安全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原则，团结各方力量推动制定《欧洲安全条约》，反对扩张军事联盟。

（十八）中俄双方指出，联合国具有普遍性特点，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着核心协调作用。双方支持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提高其工作能力和效率，使其更具代表性。双方主张联合国会员国应通过最广泛的民主协商，争取就改革问题达成一致。

（十九）中俄双方积极评价G20在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支持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继续关注世界经济、金融和发展等重大问题。双方认为G20机制应体现代表性、平等性和实效性，应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G20应确保在首尔峰会前完成匹兹堡峰会确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目标，保证如期实现财政稳定，推进金融监管改革，反对各种形式保护主义，加大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双方将在G20框架内就经济可持续增长框架、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等主要金融经济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二十）中俄双方表示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及其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双方愿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成果基础上，与各方一道努力推进国际谈判进程，为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作出积极贡献。

（二十一）中俄双方决心加强在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方面的合作。

双方重申支持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为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各国应携手努力，维护全球稳定、国际和地区和平，在恪守各国安全平等和不可分原则的前提下，推动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

中俄双方强调，防止核武器扩散对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基石。

中俄双方认为，加强核安全对促进核能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防范核恐怖主义，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符合各国共同利益。双方支持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加强合作。

中俄双方高度重视中俄就反导问题开展坦诚对话，强调应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兼顾各方利益，确保各国平等安全。双方重申将积极致力于在日内瓦裁谈会推动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国际努力。双方将在反导和外空问题上继续加强沟通与合作。

（二十二）亚太地区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需要地区各国在维护本地区安全稳定方面作出进一步努力。双方决定共同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主张根据国际法和不结盟原则，照顾各方合法利益，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透明和平等的安全与合作格局。强调地区各国摒弃对抗、相互合作不针对第三方的重要性。

中俄双方呼吁亚太地区所有国家在发展双、多边安全合作时，遵循以下国际公认的基本原则： 尊重彼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 重申坚持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 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 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不采取、不支持任何旨在颠覆别国政府或破坏别国稳定的行动；

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妥协的原则，通过政治外交手段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分歧；

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加强合作； 开展不针对第三国的双边和多边军事合作； 发展边境地区合作，加强人员交往。

结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之中，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和发展的潮流更加强劲，国与国相互依存更加紧密，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深入人心，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原则成为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共识。中俄双方愿继续加强各领域合作，在选择各自发展道路和维护彼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民主的国际秩序等方面加强相互支持。在亚太地区多边组织间建立伙伴联系，有助于推动落实上述保障安全的原则和措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参考文献:

1《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0年第11期 作者：永庆 2《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第23期 作者：郑羽 3《求是学刊》1998年第01期 作者：秦相源,张颖

第四篇：从更高的高度认识发展食用菌产业的意义

从更高的高度认识发展食用产业的意义

陕县农广校

郭仲儒

目前，食用菌生产通过近40年的快速发展，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食用菌产品也逐步从人们所接受，成为一种喜欢的产品，但是，在目前食用菌的发展阶段，人们还只是将食当做一类高档蔬菜，农民栽培食用菌当做一个致富项目。食用菌产业的重大意义和广阔前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认识的高度不够，造成对产业的规划、技术研究方向、加工销售等方面产生很大影响。本文作者试图从营养学、生物学和人类社会对食物追求的高度来论述发展食用菌的意义。

一、食用菌是一类营养价值极高的新型食品。

1、食用菌产品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营养价值优于植物食品和动物性食品。

传统的农业可划分为种植村和养殖业。种植业所生产的粮食、果蔬是人类必须营养来源，但是，种植业产品中的蛋白质含量很低，不能满足人类的营养需求。于是，人们就发展了畜牧业，从动物食品中获到大量的蛋白质。但动物食品中，脂肪含量很高，导致了人类各种现代疾病。

食用菌是介于植物产品和动物产品之间的食品，食用菌的蛋白质含量比植物性食品高很多，干品蛋白质含量和肉类差不多，但脂肪含量却很低，能够很好地满足人类的营养需要，被称为“健美食品”。

2、食用菌中的维生素含量高于大多数果蔬产品。

维生素是人类必须的一类营养物质。水果和蔬菜中含量较高，人们大多数通过食用蔬菜来获取身体必须的各种维生素。食用菌鲜菇中VC、VB、VD含量都很高。例如：公认维生素含量很高的大白菜，每100克中含VC大约31毫克，而100克鲜草菇中VC含量可达206毫克。摄取大量的维生素被认为是长寿秘诀之一，多食用食用菌产品，有利于人们提高抵抗力，有利于长寿。

3、食用攻有很高的药用和食疗价值。

在我国历史上，人们很早就将许多食用菌视为治病的药物。灵芝被传说成能够起死回生的“仙草”。银耳被历代中药大家认为是“润肺、补气、美容”的良药。现代医学研究认为，食用菌中含有的大量“菇类多糖”是治疗和预防癌症的良药。菇类多糖是人体“干扰素”的诱导素，能够起到增强人本抵抗力和治疗癌症的作用。在民众更加重视“食疗”作用的今天，食用菌产品作为一类新型的保健食品，将会逐渐被人们所追捧。

4、食用菌是一类少有的安全食品。

食用菌的生长周期短，从菇蕾开成到采收一般都在10天左右，一般不需要使用农药。即使食用菌发生了病虫害，一般菇农也无法施药，因为食用菌对农药的耐受力很差，施用农药会直接将食用菌杀死。中国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十分严重，食用菌产品，特别是鲜品，是为数不多的安全食品。

二、食用菌产业最终将发展成为与种植业和畜牧业并列的“菌业”。

1、从生物学角度来看食用菌产业的地位。

生物界有三大类生物，在生物分类学上称为动物界、植物界和菌物界。我们通过养殖高等动物，获得肉、蛋、奶、毛皮等生活必须品。我们通过种植高等植物来获得粮食、水果、蔬菜、木材等生活必须品。现在，我们同样可以通过栽培高等真菌（食用菌）来获得一种高级食品。植物利用自然界的无机物，通过光合作用，来形成有机物，形成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物质能量来源。动物通过食用植物体的可消化部分，来吸收营养，维持生命活动。而食用菌利用的是植物体中那部分动物（包括细菌等微生物）不能利用的部分——木质素和纤维素。食用菌可以将其它生物不能利用的木质素和纤维素转化成为人类（和其它动物）能够吸收利用的有机物。因此，从生物学地位上讲，食用菌产业与种植业、养殖业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2、从未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角度看食用菌产业的地位。

目前，世界人口已经突破60亿大关。2010年世界粮食产品已经达到22.8亿吨，而1981年世界粮食产品仅12亿吨，但粮食产量的增加却远远跟不上因人口增加而带来的需求增加。目前，世界上还有近1亿人口处于饥饿的威胁之中，世界各国都把粮食安全问题视为头等国策，非常重视。

由于建设用地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困难，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呢？

国际上许多专家提出，食用菌产业将是解决未来人类粮食来源的重要途径。

有专家测算，目前全世办每年由于农业生产产生的作物秸杆近40亿吨，如果将其中1/4拿出来生产食用菌，每年可以生产出10亿吨鲜菇，有科学家测试，一个体重7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食用不到1千克的鲜菇，就可以满足身体需要。这样，每年每人需要消耗350千克的鲜菇。那么10亿吨的鲜菇就可以养活24亿人口。

科学家测算，每年世界上新增加的木质素、纤维素达到2000亿吨，如果都拿来栽培食用菌，那将是人类取之不尽的食物来源。

三、食用菌产业是一个高效、劳动密集型、适合我国广大农村的新型产业。

1、食用菌产业有很高的生态价值。

目前，食用菌生产的原料主要是农作物秸杆及农产品加工下脚料。以前农民总是在作物收获后，将秸杆就地点燃，产生了很大的环境污染问题，这也成了每年地方政策非常头痛的问题。发展食用菌产业，将秸杆合理地利用，不但提高了生态利用率，而且对杜绝燃烧秸杆，对保护环境起到了很大作用。

食用菌生产还是一个清洁、无污染的产业。食用菌生产要求清洁的无菌条件，生产过程不产生任何污染物。相比较起来，畜牧业产生的污染就严重得多。养殖过程中动物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和污浊的气体，还会产生大时的粪便，污染周围环境。有专家估算，人类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中，有40%来源于养殖业。多发展食用菌产业，从食用菌中获取人体必须的蛋白质，减少养殖业，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生物利用率，都有很高的生态环保价值。

2、食用菌产业是一个高效的产业。

食用菌的生产周期，几乎比任何种植业、养殖业的周期都短。例如，草菇从开始栽培到采菇仅用10天左右的时间。生产周期短，就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提高了经济效益。在国外的一些高效栽培的菇房，在同一个菇房内，每年可以种植食用菌8次，每平方米面积每年可生产鲜双孢菇117公斤。按我国市场双孢蘑菇每公斤8元的平均价，每平方米土地的产值可达936元。这样，一亩土地的年产值可达62.4312万元。提高设备投入和引进先进技术，食用菌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可以远远超越其他种植业和养殖业。

3、食用菌产业是一个适合我国农村劳动密集型产业。

食用菌生产一般是半工厂化生产，产业化率高，管理要求精细，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由于城市生活成本较高，农村劳动力很难在城市长期生存。发展食用产业，就地安置剩余劳动力，对农村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要站在更高的高度上来认识发展食用菌产业的意义。不要仅仅将食用菌生产看成生产一种高档蔬菜。不要仅仅盯着鲜菇生产，不要总是追求高档产品去满足少数人需求。要抓紧研究推广大宗作物秸杆栽培技术，开发食用菌原料作物种植，为大规模生产打牢基础。要加大对食用菌产品的加工研究，开发多种食用菌食品，加强食用菌烹调研究，让食用菌突破蔬菜的地位限制，扩大消费量，从而增加需求，从根本上增加食用菌产业的规模，使食用菌产业早日发展成为“菌业”，为人类的发展造福。

第五篇：从把握规律的高度认识纸媒的发展趋势

从把握规律的高度认识纸媒的发展趋势

——黄文、姚静关于纸媒问题商榷之我见

新华网安徽频道 偶正涛

昨日分社营销平台同志给我提供了两篇文章：黄文的讲稿《数字时代的媒体融合》，江苏分平台姚静的商榷文章《谈谈纸媒的现在和未来》。本人一直关注这一方面问题，拜读之后，也想就二人“商榷”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一、规律不可违，“替代”、“融合”是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规律”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所规律，就是事物固有的内部联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为修正、干扰，只会影响其过程，不会影响其结果的。

去年以来，新华社内部刊物中针对战略转型、媒体发展趋势、新媒体建设等，发表过很多文章，几乎众口一词，都是强调传播业与媒体向多媒体化、电子化、网络化方向发展，我们应如何应对。

黄文更进一步，从全球传媒业现状，分析媒体融合过程中的轨迹，提出发展进程中由“技术先导”再到“内容为王”（这里我想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新媒体建设应是“技术为先导——内容为基础——运营为王”，不知黄文是否赞同），进一步提出了在这个关键时期关键点上新华社的优势与努力方向。

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传媒在电子化、网络化基础上“融合”，平面、单一表达形式向多媒体方向演进，纸质媒介向电子介质方向演进，这是美国专家最先发现的以新闻信息为主体的传播业的发展“规律”。而且，他们在这个“规律”的引导下创造了引领世界的诸多新业态、新技术、新手段。以新闻信息为主体的传播涉及意识形态，以前不同所有制、不同世界观的国家，主流观点几乎都是相对立的。只有近年来在传播与媒体发展规律问题上高度统一了。

“替代”、“融合”作为传媒业的规律，已没有讨论的余地了。我们能做的只能是通过进一步学习、研究，掌握“规律”，把握机遇，在传播业发展历史转折时期勇立潮头，履行新华社的引导责任，进一步提升新华社的影响力。

姚静用江苏的报业数字为例证，说明政策保护下的党报党刊等收益并不一定会下降，发行不一定减少。我想，这是可能的。但这并不影响“规律”的存在及其无时无刻发挥着的作用。我国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进程不断加速，如果不考虑党和政府在政治宣传与教育方面的投入（党报订阅有很大成份是对民众的宣传教育投资），仅仅是作为传播媒体，“政策”的作用会越来越弱化。就“收益”而言，纸媒的比较效益下滑，可以说是怵目惊心：2003年才有的中国移动公司增值服务，到2008年已达1500亿规模。而这样的公司在中国还有联通、电信等。我们对党报支持政策只有加强，没有削弱，但其增长速度与总量如何？市场竞争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为退。我还认识很多南京的房产、生活类网站的负责人，他们没有“政策”，没有垄断保护，但他们的效益绝不是党报所能比拟的。

但是，从姚静提供的江苏党报和他们所办网站的情况，联想到新华社一些现象，倒是看

出两个问题：

一，办了网站，就是“网络化”了；在网站上放上两段视频，就叫多媒体了。事情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这种做法充其量是叶公好龙，“好者似龙而非龙者也”。养的不是真龙，当然没有呼风唤雨的威力了。反过来看一下，如果新华社现在没有新华网，那是什么样的局面？

二是对“政策”和垄断位置的依赖心理。总觉得我们是党和政府的一部分，“政策”和垄断职能会保护我们的。对现实中一些不理想的结果、比较之下的落后，归结为“政策不到位”，“某某书记不支持”。或归结为某一偶发因素，如“金融危机了”，“房地产降温了”，等等。

新华社从上到下力促“战略转型”为时已久，如果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传媒业发展规律还有怀疑，如果我们还只在为“政策”奔走，或是做好龙之叶公，最终结果就可想而之了。

二、掌握好认识规律的思想方法最为重要。

我们同事间日常的交流可以看出来，姚静的想法在我们中间有一定的代表性。不少人觉得类似姚静的认识是有理有据的。这种看起来是从事实、数据中得出的结论，而它又有悖于“规律”，问题是出在认识“规律”的思想方法上。现在新华社工作压力大，节奏紧，我们都很少有系统学习、研究的机会。恕我“好为人师”一回，结合黄文、姚静商榷的问题，就掌握好认识规律的思想方法，给大家一点建议：

其一，通过定量分析比较得出定性结论，同时要把握好“量”与“性”的关系。

一次将硬币扔到地下，正面或字或图，只有一种可能。扔硬币的次数无限多地增加，其结果是字与图出现的机率无限大地接近一致。通过定量分析比较得出定性结论，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量”的取得，要有一定的分布，要有多方面的比较。现在网络非常发达，非互联网传输的电子媒体（广播、电视、户外屏幕等）、互联网媒体（网站、即时通讯工具、交互类网络平台、邮箱等）、应用终端延伸的媒体（手机、MP3、MP4、上网本）、纸质媒体等，搜集一下大范围、长时间段的数据，研究一下传播手段和方法、比较一下效益。最好作为一种业余的爱好，长时间跟踪观察，不仅会感受到“规律”所在，还会了解很多你原本并不在意却非常重要的东西，会发现市场取向及无数商机。

其二，分清阶段性与整体性、个性与共性的关系。

我赞成姚静所言，纸质媒体不会绝对消亡。如同中国人最早使用的甲骨文，5000年了，现在也没有消失，书法、装饰等仍在使用。人的需求更是多方面的。中国是个欠发达国家，目前还是处于努力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阶段。传媒业的政策壁垒还会长期存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传媒业会更为发达，市场细分程度会加强。理论上说，在中国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任意一种传播媒介，都会有广阔天地。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握住总体发展趋势是什么，主流是什么。把握了主流，才能将引导能力与影响力最大化，才能准确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定位。知大势且知彼此，才会百战不殆。我国有一个半官方机构连续十多年做全国阅读调查，一度发现，中国人收入大幅提高了，受教育机会多了，高学历多了，读书却越来越少了。后来，统计者把电子阅读加进去，结果发现，使用电子阅读器读书的人多达3000多万，用手机阅读的人数高达1.5亿。而对市场更为敏感的企业，已推出一大批手持电子阅读产品，年销售数千万台。世界通讯产业大鳄中国移动、深圳华为等，都开始向电子阅读行业伸手了。而黄文文章中，则举出了亚马逊的例子。我们不能不佩服信息大国、先导企业利用“规律”的能力和气魄。另一方面，30年前，一张主流大报的一篇“社论”，可以让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现在什么样的媒体能做到这一点？“打酱油”、“俯卧撑”原本没有什么意义，一夜间却成为社会热点，甚至酿成公众事件，这与传播介质的形式特点，难道没有关系？

分清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同样非常重要。姚静用党报为例，以此推导纸媒的发展特性。严格意义上说，这是犯了逻辑错误：党报和纸媒的属性是不一样的。“不同类不可比”，更别说“代表”了。

浪费了大家不少时间，不再赘言。

2009年6月18日 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