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叶 檀：统计造假是中国经济腹心之疾
2012-4-16 解放日报
虚假的统计数据是中国经济的腹心之疾。
4月9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局务会议上称，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是对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响，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统计系统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是国家统计局长今年以来第四次公开强调预防和严惩统计数据造假行为。今年2月14日，马建堂发表公开信，要求企业对任何暗示、授意甚至强令企业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行为，应坚决予以抵制，并积极进行举报。
呼吁与号召无法根绝虚假的统计数据。目前的主流看法是，GDP等数据造假源出政绩考核，因此只要把GDP与政绩脱钩，万事大吉。民进湖北省委副主委、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关键问题在于政绩考核体制没有改变，“数字出官，官出数据”的循环依然存在，地方官员干预统计数据的现象屡禁不止。这需要改变政绩与GDP挂钩的制度，让地方行政官员摆脱GDP数据的束缚，而代之以幸福指数或者和谐指数，某些地方官员干预数据的现象才有可能逐步减少。
此语未深入核心，假设政绩与幸福指数、与环保指数挂钩，我们怎么能够保证地方政府不会在幸福指数等统计上弄虚作假？如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失去了一切统计数据的依据，所谓的考核也就成为盲人摸象。
叶青认为，目前地方政府干预统计数据的另一重原因是，由于去年国家统计局没有实行“一套表”互联网直报，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门担心数字出现大变故，担心影响政绩。这话非常直白，联网直报之前之后的数据相差过大，此前的数据真实性会受到质疑，由此推论开去，建立在这一套统计数据上的经济决策也就不那么靠谱，进一步说，建立在这套统计数据之上的所市场决策科学性也就
存疑。如果决策者在半真半假的数据中制订政策，政策的科学性也就被打了折扣。
关键是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为防止统计弄虚作假必须从源头杜绝，国家统计局在技术手段上进行了改进，即全国70万家“三上”企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通过互联网直接向国家数据中心或国家认定的省级数据中心所送统计数据，如此不必层层汇总，可以避免数据受到干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媒体曝光的一连串造假现象显示，运用技术手段无法改变造假激励机制，媒体所披露的案例包括：2月21日，重庆永川区政府被曝印发文件要求企业直报数据须经相关部门审批方可上网报送；3月20日，山西河津市统计局被曝个别工作人员向企业发送数据资料，要求企业按此数据报送；4月6日，甘肃玉门市政府被曝发文要求企业联网直报报表须送审后再上报；4月6日，福建建瓯市被曝发文要求企业送审报表数据通过后，才能网上直报。技术手段改进无法杜绝造假。打个比方，运用联网直报杜绝统计数据造假，如同在防火墙上涂了一层金漆，中看不中用。
毫无疑问，我国必须从模糊管理走向数目字管理，较为精确的数目字管理是建立现代社会的基础条件。统计数据必须随着时代变迁进行变革，以符合时代的需求。我国的统计数据不仅需要随着时代进行变革，更要因地制宜，建立成本低廉而有效的数据监管体系。
以美国的GDP改进而论，据2002年《统计研究》第7期《GDP——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这一论文，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进入严重的通货膨胀期，此时，制定贬值和收益率的概念成了严重的问题，美国商务部成功地开发了像资本消费、津贴调整等解决办法，有效地规范了整个系统，而且非常有效。几年后，他们引入对电脑进行享乐消费价调整办法。而更近些时候，他们在GDP帐户中引进了链型调价方法。在有更好的GDP数据反映整体经济温度之前，我们要做的不是抛弃GDP，而是校正体温计，让体温计更加准确。
在中国保障统计数据的准确性需要因地制宜，一要改变目前的统计人员听命于地方政府的办法，实行垂直管理。间地方统计局与当地政府脱钩，经费、人员编制、领导任命都国家或省一级垂直管理；如此，可以做到统计数据在公布之前的保密性。
而在统计方法上，在计算地方GDP的过程中，不仅测算流量，更要测算存量财富，测算绿色GDP，以企业计算资产收益率的办法来考核地方政府，为获取一定量的GDP所付出的资金、环境以及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成本。如此，不仅能够了解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更能了解经济发展背后的代价，所支付的成本。考核也就公平得多。
务实的思维与创新的办法，才能解决中国所面对的诚信缺失等根本性问题。如果发生问题，发生数据造假，就抛弃目前的统计，甚至全盘抛弃目前的统计体制，无异于因噎废食。
论文宝典http://www.xiexiebang.com/提供
第二篇：统计造假
日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局务会议上称，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是对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响，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统计系统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据统计，这是今年以来马建堂第四次公开强调预防和严惩统计数据造假行为（4月10日《新京报》）。
多年以来，统计工作中的弄虚作假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在不少地方，“层层作假，级级糊弄，按需捏数，皆大欢喜”已成为通行做法和不公开的事实。2005年，媒体曾披露，2004年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汇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高出了3.9个百分点，总量差距达26582亿元！
我国《统计法》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照本法和统计制度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得自行修改”；“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不得强令或者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由此可知，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为什么偏偏有人敢以身试法呢？原因不外乎两个：
一是与干部的政绩考核体制有关。目前我们考核干部往往是以经济数字的GDP论英雄，这种用人导向无形中鼓励了那些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政绩不够数字来凑”。同时，下级多出数字、多出政绩对上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上级即使知道报上来的数字有水分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还授意、指示虚报统计数据，甚至直接篡改基层上报的统计数据，共同从“掺水”数字里受益。有“一副对联”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本质。
二是在惩罚上缺少刚性。和一切造假手段相比，数字造假成本低廉，对“数字谎言”的惩罚往往比较温和，一般无非是整改或内部通报。曾有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指出：“与价格法、会计法、税法相比，《统计法》简直不叫法，是‘水法’、‘豆腐法’。说统计法很“水”，是指在惩罚上规定得太有弹性、太缺少刚性。比如，《统计法》规定：“对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统计违法，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时至今日，鲜有报道官员因为数字造假而蹲大狱的。而一旦谎言顺利通过，那么获得的利益却异常可观。
统计数字，是衡量和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因此它必须是真实的。统计数字注水败坏了党风，影响了民风，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绝不能等闲视之。改变这一现象，不仅要用重典，依法追究虚报数字的干部，包括追究上级对下一级所报数字的失察责任，更要改变干部考核重指标轻实绩、重数字轻质量的传统方法，建立一套综合性政绩考核制度。选拔任用干部不但要看到短期显现出的数字政绩，也要看到较长时期后才能显现效果的非数字政绩，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统计数据注水的现象，防止统计腐败。(4)
必须承认，数字，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固然最有论证力；对于工作成效来说，当然最有说服力；对于社会发展来说，自然最有雄辩力。曾几何时，数字在各级机关干部下基层活动中充当了“报账”的主角。大凡谈到“服务群众”的成绩，毫不例外的必定是多少名干部深入村镇，召开各类座谈会多少个，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多少户，接待群众多少人，帮助解决问题多少项，撰写调研报告多少篇云云。事实上，太多、太滥、太过单一的“数字化”手段，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当前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乏力，看了、听了常常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领导就是服务，干部理应奔波于群众的冷暖疾苦之中，否则便是失职。下基层重要的不是身到，而是心到。前不久，一位省委书记撰文指出：“纯洁的作风实践源于真心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看待。在村里住多少天不是衡量作风好坏的标准，没有在思想上确立起正确的群众观点，下乡驻村100天也难以奏效。”这话一针见血，剑指干部作风上的弊端。
数字是“凉”的，在亲民惠民上“报账”数字太多，证明力强了但情份淡了，难免施恩于民的感觉。本来属份内之事，竟弄得跟“施舍”似的，怎么能让老百姓愉快地接受。试想一下，党员干部常讲群众是“衣食父母”，有几个做“子女”的，会把为父母买了几套衣服、交了多少药费天天挂在嘴上？常讲自己是“人民公仆”，有几个做“仆人”的，会把为主人做了几顿饭菜、擦了多少地板时时摆谱表功？
同样是做好事，心境心态不同，效果是不一样的。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不图回报，但他走了以后，全国人民都记得他、传颂他。“中国首善”陈光标近年来共计捐资达10多亿元，其高调、张扬的慈善行为，却引来社会的广泛争议，被媒体称为“暴力慈善”。两者个中的差异，值得人们深思。
还要看到，官场上“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现象饱受诟病。历年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上报到国家统计局的GDP汇总，要比国家核算的平均多20%左右，省以下情况则更甚。国家统计局的一个负责人曾说，这是一个“历史顽症”。在“政绩意识”的驱使下，谁能保证那些“亲民数字”，不是“适度推算、合理想象”的产物？！
有道是“用手做事，可以把事情做完；用脑做事，可以把事情做好；用心做事，可以把事情做优。”党员干部潜心谋事、实心干事，才能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基层群众的满意度和口碑，才是各级机关工作成效的最好“注解”。
4月10日媒体报道,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在局务会议上称,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是对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响,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统计系统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是今年以来马建堂第四次公开强调预防和严惩统计数据造假行为。
作为一个国家诚信的象征、决策科学的保障,真实性是统计数据最基本的要求。然而近年来,从工资、就业“被增长”,到CPI、房价“被下降”,再到地方GDP总和屡超全国数据,统计数据的失真、注水备受诟病。统计数据造假,不仅直接影响部门决策,更透支了政府公信力。2010年《小康》杂志进行的一次调查中,27.5%的受访者表示“宁愿相信自己的感觉,也不信任统计部门的数据”。
统计数据弄虚作假,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利益从中作祟。媒体调查发现,目前全国仍有不少市、县、区通过成立“统计改革小组”或印发文件的方式,对企业直报数据采取行政干预。甚至有地方政府运作与直报数据并行的另一套汇总数据,实施数据双轨制。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3月份设立曝光台,首次曝光重庆永川区和山西河津市干预企业独立上报数据、涉嫌违反统计法的行为。
为避免地方干预,有专家不断呼吁统计部门垂直管理。然而,垂直管理并非灵丹妙药。统计部门可以把人、财、物收归己有,却不能完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失去了行政权力,一些地方官员可以转而运用公关手段,拉拢腐蚀统计部门。从另一个角度讲,统计的原始数据需要地方各行各业及相关职能部门作基础性采集,一旦源头掺假,统计数据就不可能真实。显然,仅靠统计系统管理体制作横向纵向调整,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地方利益干预统计数据造假,关键是官员的考核评价机制存在问题,陷入“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怪圈。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阜阳任职时,亲自将GDP增长率修改为年均增长22%,尽管实际年均增长仅为4.7%,王怀忠却步步高升。“五毒书记”张二江担任丹江口市市长3年间,该市GDP、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虚报,其本人却仕途顺利。只要弄虚作假能换来更大的乌纱帽,有的官员就对统计数据虎视眈眈。
在激励足够大的情况下,单就不当行为本身进行约束往往事倍功半。因此,要想从根本上遏制统计造假,就必须改革官员绩效考核机制,注重实绩,吸纳民意,破除“数字出官”。只有不再让官员仅凭统计数据甚至是造假数据就能获得升迁,才能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干预的利益冲动,还统计一个风清气正。(张枫逸)
如今的统计工作独立性不强，极大地受到了行政干涉，最终演变为地方政府官员的一张“政绩单”。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由于统计数据的失真，真实反映经济情况的可能性亦减弱，对决策部门研判整体经济形势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统计数据造假揭秘：统计局制定数据交企业填报
2012年04月05日01:40每日经济新闻[微博]我要评论(1816)字号：T|T
变味的数据审核
实际上，这种“数据由统计部门说了算”的造假方式，在地方上已是见惯不怪。
另有华北某县的企业统计员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们这月是零填报，没有产值，只是季报人员工资按实际情况报的。
她称，“在季报和年报时，地方统计局要求按他的数据，这两个月都是自己填报。”
根据这位统计员的说法，当地统计年报的具体数据是由当地统计局制定的，然后交由每家企业分别进行填报，每家企业的产值数据不一。
4月1日，记者获得了东北某市2011年四个季度的能源数据反馈统计，这些数据反馈的对象是市辖之内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
在这份所谓的反馈表中，翔实地标明了每家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情况，尤其重要的是，补充材料中，还规定了企业产值的具体数额，比如上年同期综合能源消费量、工业总产值（当年价）、电力消费合计、本期综合能源消费量、本期工业总产值等等。
据当地统计局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数据是每个季度企业填报的一个标准，总体上只能增不能减，通过这种方式保持数据的稳定。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该市多家企业的统计人员了解到，与文前记者所调查的地方造假略有不同的是，当地统计局是直接给企业发传真“反馈”数据，而不是邮件。虽然更为隐蔽一些，但是造假路径基本相似。一家制衣公司的统计员向记者表示，“我都不关心数据的高低与否了，反正统计局给什么数我就填什么数。”
清明节前的一周里，是各地统计部门最忙碌的时间。按照要求，3月份的统计数据要在这段时间进行联网直报，即由企业通过网络直接向国家统计局报送。
但是，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调查，在企业填报数据的过程中，当地统计局的“审核”成了最为重要的工作环节。
“某企业已上报完毕，请审核。”这是地方统计系统内部的常用句式。统计部门将数据提前下发之后，企业最终的填报，还需要统计部门予以“把关”。
多位企业统计人员及地方统计官员介绍，这么做就是要确保统计局规定的数据准确无误地由企业进行联网直报，每个数据都很重要。
根据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的要求，联网直报需要企业直接向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心报送，地方统计部门只能
在线审核、汇总数据，没有改动数据的权利。
然而，这样的审核已经变了味，当地统计部门指使企业从源头上造假，如此保证行政干涉数据的最终实现。
都是GDP考核惹的祸？
3月30日下午，东南某县统计局一名工作人员给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打来电话说，刚刚领导指示，要求统计数据翻倍增长。
据了解，当天省里相关统计官员去该县调研，指出当地的经济数据拖了市里的后腿，市里要求一定要争取省里靠前的排名。
该统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己刚刚汇总本市限额以上的企业，统计发现增长的幅度为-25%，原因是有三家当地很大的企业今年停业了。
她无奈地说，“现在的数字都是微型企业在撑着，但越到后面就会越离谱，上报的数字是一个月几百万的业务，不是在大城市的话，这绝对不可能。”
经济数据增长排名的做法，在该省始于去年10月份。在她看来，正是这一事关地方“脸面”的问题，使得当地竞相追逐榜单上面的成绩。
同时，在今年新增的服务业企业一套表的联网直报中，由于当地事关“七项考评体系”（经济发展、资源节约和环保、固定资产投资等），地方上不得已造假。
这位地方统计局工作人员坦言，如今的统计工作独立性不强，极大地受到了行政干涉，最终演变为地方政府官员的一张“政绩单”。
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由于统计数据的失真，真实反映经济情况的可能性亦减弱，对决策部门研判整体经济形势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
今年在全国开始启动的 “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初衷是杜绝“注水”统计数据的产生，但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调查，该制度实施以来效果并不如意。
3月23日，国家统计局在全国召开企业一套表视频工作会议，会上，国家统计局划下四条红线，以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即地方统计部门绝不允许碰 “不入库不出数”、“不得代报”、“不得代为修改”和“不得要求企业按给定的数据上报”这四条红线。
目前，包括北京、广东等地在迅速落实这项会议精神，上海也总结了全市“一套表”工作阶段性成果和存在的不足，研究相关改进完善措施等。
在3月28日举办的全国法制工作会议上，国家统计局党组纪检组长罗兰强调，要在今年重点检查纳入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范围的企业数据上报工作，严肃查处违法代填代报、干预企业独立上报等行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了解到，国家统计局要求各地在4月底完成对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的自查，以
推动这项制度的良好实施。
有地方统计官员认为，杜绝数据造假的根本在于改革干部的考核方式，淡化GDP在考核中的分量，建立一种科学的政绩观。
警惕数据腐败
2012年03月28日09:47东方网周锦尉我要评论(4)字号：T|T
最近，国家统计局网站新设立一个“曝光台?回音壁”栏目，曝光了已经查实的重庆永川区、山西河津市干预统计数据上报案例。这应该是国家统计局首次对外曝光个别地方和企业数据造假情况。
经济发展态势、走势、趋势，常常以翔实的数据表现出来。战略规划、政策要求的有些方面，也以数据来说话。数据是认识经济运行的一种基石，数据造假，就会动摇这块基石。第一个案例发生在重庆市永川区。去年11月，该区印发文件要求，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单位上网报送统计数据，必须提前将当期企业统计上报数据，报经镇街统计机构或工业园区或区城乡建设委员会、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商委、经信委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评估后，方可上网报送。但根据《统计法》、《一套表联网直报制度》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月14日给企业负责人和统计人员信中的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企业独立报送统计资料。统计执法检查室调查后认为，永川区政府要求企业上报数据首先经过政府部门审核的做法涉嫌违反统计法律法规，是不妥当的，必须予以制止。第二个案例发生在山西省河津市。经统计执法检查室查证，近日在一套表联网直报2011年年报数据前后，河津市统计局个别工作人员曾向某些企业发送数据资料，要求企业按此数据上网报送。也属于违法。
国家《统计法》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据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然而，知法违法的现象还是不时地发生。一个典型的是2003年处理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的腐败案例。被判死刑的王怀忠，数字造假玩得肆无忌惮，他明确地对相关下级说，大胆虚报他们所辖地区GDP数据，而且造假的“幅度”很大，以此才能被上级关注，形成所谓的“突出政绩”，达到不断在自己脸上贴金效果。果然此伎俩一时奏效，这样一个恶迹斑斑、品质恶劣的人，能以平均每两年加官晋级一次“晋级乘直升机”的速度，由阜阳地委的副书记、到书记、到副省长。短短六七年间，王怀忠就由一个中级干部晋升为高级领导干部，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王某的索贿受贿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给国家造成上亿元的巨额经济损失也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数据造假使之“一俊遮百丑”，成为了一顶“保护伞”！
落马的贪官是极端的案例，但那些数据造假的情况在各地时有滋生，有冒现。我想，主要是发展的指导思想出了偏差，出了毛病。“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据”是民间的一种说法。不少干部确实是依据增长的幅度大、甚至短期“翻番”，得到上级注意，得到上级重视，而被提拔。于是，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就不顾及了，用“大手笔”，搞大项目，说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实是骨子里是自己拿“政绩”，倘若为此再行贿受贿、贪赃枉法、为非作歹，拿离开“被双规”、被法办就不远了。
数据造假有多种方式，比如，统计数据的起端是“采样”，一些数据的统计会设采样点。CPI、PM2.5等数据都需要设点采样。据报道，有的地方对PM2.5的采样点尽量设在“绿化环境较好的地方”，其实，这种数据统计，从“源头”就出现不真实，因为实际“绿化好的地点”只是少数。又如，有官员在讲座时说，为了CPI指标“好看一点”，有地方领导要求“取样点”报数据时“手下留情”，出现明目张胆虚报的情况。还比如，取样的依据有差异，出现地方与中央的数据“落差”，往往是地方报的更多些，中央则更为真实些，或者地方有真实一面，中央则较为保守些。2010年全国GDP是39.8万亿，地方各省市自治区的GDP之和是43.3万亿，超出3.5万亿，以后中央作了修正，定为40.2万亿；2011年的统计已经出来——全国GDP是47.2万亿，地方各省市自治区GDP之和是51.8万亿，超出4.6万亿。由此可见其中的指导思想的一定差异。
统计的生命在于真实。倘若一些存有私心的人，为了自己的“政绩”，将数据玩弄于鼓掌之间，还有什么科学精神之言呢？数据造假，就会走向数据腐败，对此，我们必须有“零容忍度”。
第三篇：48个叶檀名言
1.尊重历史，面对真实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意识到中国改革的现实土壤，是明智之举。反思改革路径时，不能脱离真实的历史环境，立足当下轻易批判历史，是对历史不负责任。
2.对于任何政策的评价，必须回到历史中，而后抽离历史进行深刻反省。
3.人人痛恨，却人人为之。
4.日经繁花地，片雨不沾身。
5.外风何足动摇，心安即是家。
6.人无所求，其言亦真;人无所求，其言亦刚。
7.身处转型社会，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的是可以与清末以来的改革家呼吸相通，不幸的是，转型社会的人面对的是不可知的未来。
8.目前中国的房价就是由超发货币、不公平的分配体制以及部分群体的超前奢侈化，催生出的一个怪胎。
9.政策当然有用，关键问题是执行到位。值得关注的是，所有的房地产政策只要由地方政府主勺，大都打了水漂。关键在于执行，光说不练，文牍有多高，信用就有多缺。
10.豪宅持有者不必缴纳保有税，而炒房者不必从几个月就翻番的投资收益中缴纳资本利得税，是对税收公平政策的最大嘲讽。
11.央企地王现象频出、垄断企业收入过高，无一不反应央企对社会尽责太少。央企进入房地产，不过是央企病的发作，他们总会进入类似于房地产的暴利行业，而后一统天下。
12.我国CPI的定义本质是，农村生活或者市场化之前的市民生活，只要吃穿价格维持大体稳定，CPI就能维持稳定。猪肉在此意义上成为小康生活的象征，CPI稳定背后的潜台词是吃得饱穿得暖吃得上便宜猪肉。
13.说到底，我国股市炒作的是大宗商品和政府信用。
14.明知道风险多多，投资者仍然前赴后继，买基金当股民，今天炒地产股明天改消费股，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除了股市楼市之外，国内找不到更好的投资保值的场所。
15.在A股市场之上另有一套市场之上的稳定法则，这套法则可以实现名义改革成本表面最小化，可以将利益暗度陈仓，却惟独无法实现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功能，筛选优质公司基因，达到经济总体利益最大化与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16.我们无法评估在让地方政府成为大地主的土地财政与房产税之间，哪一个更恶一些。
17.泡沫时间有长有短，短的一二年就崩盘，长的可以到五、六年以上，甚至十几年。
18.如果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刻永远由没有底线的人执掌，结局可想而知。
19.向正确的方向走，就不怕慢，世界上最可怕的是南辕北辙。
20.没有公共财政，吃皇粮队伍大幅扩张，吃空饷事件时有耳闻在权力掌握资源配置的土壤中，抱怨养老金过低，不过是撒娇，担心丧失既得利益的未雨绸缪。
21.央企不会甘心拱手让度管理权与经营权，一些贸然进入大国企、以大资金获得小部分股份的民企，成为先烈的概率较大。
22.房地产市场的结构变化如同温水煮青蛙，在锅里的青蛙不急着往外跳，锅外的青蛙羡慕锅里的温度，只有掌握火候的人才知道，总有一些青蛙会成为锅里美餐。
23.把皇帝的新衣当遮羞布永远遮不住羞处。
24.别人的错误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别人成为山大王不是自己成为山大王的理由，任何舍弃程序正义的野蛮收费行为，都是在统一的市场经济里制造裂痕，这也就是我国城市经济成为山大王经济、统一市场迟迟无法建成的根本理由。
25.宏观经济被房地产市场挟裹着走向暧昧的前方，没有人知道什么时间房地产市场崩溃，但可以肯定的是，泡沫一定会崩溃。
26.处于江河上游的地区愤愤不平，他们必须保持水土，却没有从下游得到什么补偿，保持水土的结果是上游因青山而贫困，下游因污染而致富。
27.人性之恶，有时比动物更不如。
28.春天来了，但温度还是冬天。
29.细节处窥见魔鬼与天使。
30.任何权利都有自我强化的倾向，自我强化后的权利不可能自我削弱。
31.中国食品行业再没有法律严格规范，将成为化学实验场，十几亿人是实验品。
32.中国不是法律不够严密，而是特殊人物、特殊机构有足够的能量让法律千疮百孔。
33.所谓央企不存在垄断说不仅是对中国现实的漠视，也是对大众智商的侮辱。
34.缺乏信仰、谎言遍地、施毒敛财。
35.企业重走上世纪80年代的致富之路已无可能，那条路被高租金、高成本堵死，在路边摆个小摊可以解决一家温饱，但只有营销路径与被认可的技术和品牌，才能走上富裕的路。
36.A股市场的投资理念该责备，因为有毒的市场使大部分拥有正常价值观的人，成为了烈士。
37.利润上升与资金饥渴并存，是大多数公司的真实写照。只要股市略有好转，这些上市公司的私有化、并购重组、资源扩张之路就不会停止。你就是把全世界的金山给了他，他依然会伸手向你要钱，名为再融资。
38.如果你是一个东部企业的企业家，手里有上千万元，有3条路可走，一是马上转移到中西部去继续做中低端产业、代工产业;二是在东部留下来，但一定要有品牌、有技术、有销售渠道等;三是退出实业，拿着钱，做一个寻找下一代企业家的投资人。
39.以我手写我心，用事例与逻辑说话，对事不无小补，对己无愧于心，且文章不遭斧钺之害失去原意，余愿足矣。
40.中国正处于特焦虑的一个阶段，所有人都很焦虑，有钱的人焦虑，没钱的人也焦虑;有多套房的人焦虑，没房住的人也在焦虑;投资股市的人因为亏损焦虑，没有投资股市的人害怕通胀同样焦虑。
41.股市扩容就像盆里的脏衣服，总也洗不完。你洗了两件，还有18件等着;洗完了18件，还有180件在等着。
42.沪综指反弹到2400点以上，就是为新一轮扩容埋伏笔。千万不要把血腥的味道当成牛粪的味道!
43.我从没说过中国股市连牛粪都不如我的原话是，我在A股市场上，连牛粪的味道都没闻到。
44.房价是贫富差距、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中国，不触及既得阶层的利益就想压低房价，十分困难。
45.官员与上市公司高管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职业，官员未必能够成为好高管，在某种形势下却成为高管的最佳人选，只能说明:公众上市公司已经蜕变为兑现权力期权的名利场。公民社会与滞后的官僚体制迎面相撞。
46.一个社会的诚信有两大底线，一是关乎生命的食品药品，二是关乎救济底线的法律。两大底线不存，则社会底线尽失。
47.个税是中国税收中一件华丽的皇帝新衣，名为让利于民，实则让利于灰色收入阶层。那些垄断国企的体制内员工，月薪只有2000元，福利倒可能有3000元，更不必说拥有寻租权利的人灰色收入到底。
48.用GDP忽悠人的时代基本已经过去，在获得温饱之后，人们需要的是长期均衡的发展，是青山绿水，是人的尊严。
第四篇：叶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应以史为鉴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应以史为鉴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 叶檀、马贤明
日前新华社邀请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详细解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披露了中央对于如何推进财税改革的考虑和部署。楼继伟明确提出：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国家财税制度是立国根基，国家性质与财税制度密切相关，彪柄史册的美国独立战争也不过用实际行动捍卫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利益主张而已。
历史教训：王安石、张居正变法失败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变法大都与财税体制改革有关，改革的失败也与财税体制的恶化密切相关。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后期张居正变法，均以惨败告终，技术性改良而非体制上的根本突破，加上失去约束力的王朝财政机制，决定了封建时代的财税体制改革只能在爱民与害民之间打转，不可能跳出“黄宗羲定律”的窠臼，以合法税收的方式使“子民”变“公民”。
朝廷介入市场是财税改革的大忌。王安石变法违背爱民初衷，为了让宋神宗实现收复契丹与西夏所占国土的雄心，王安石成为财政总管大力充实国库，目标是强兵富民，希望官民同时获益。王安石让朝廷参与到农民与商家的具体交易之中，如“青苗法”在农民青黄不接时由政府以20％的利率贷款给农民（这一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农民以地里的青苗为贷款抵押。结果失控，官家垄断借贷市场，地方官员以高利贷盘剥农民，农民没有活路。腐败蔓延到各地，酷吏贪官把新政当作贪腐良机，朝廷失去了对财政的掌控权。改革的善意异化为各地官员对百姓的严苛剥夺。
明神宗时首辅张居正改革，以集权方式推行一条鞭法，在全国丈量土地，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类似于清代雍正朝实行的摊丁入亩。田赋、徭役和杂税合为一条后，一律征银，目标是增加收入简化税费服役，降低征收成本。张居正身后改革被全部推翻，子孙流离。
明代末期财政脆弱，如沙滩城堡不堪一击，为了军事战争税费多如牛毛，一条靴法之外又附加了层层叠叠的税费，朝廷财政纪律形同虚设。加上全民贪腐、权贵横行、饥民流亡，王朝未亡财政先亡。
支持改革的两位皇帝谥号，一位叫宋神宗，一位叫明神宗，显示其后代对这两位先皇颇不以为然，他们鼎力支持的改革被否定。
两个相隔500年的财政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共通的，具有约束力的公共财政制度，法治税收意识如天方夜谭，改革过程成为贪腐官员将公共资源私人化的过程，即使改革者拥有权威、即使改革初期受到追捧，仍然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这是以封建王朝权威为依托、进行财政技术改良者的宿命。
当下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不应该成为历史“变法”的延续，而应该成为根本制度的转型。
朱鎔基时代：倒逼出来的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改革是争议最大的财税体制改革，以目前显现的负面效应否认分税制改革的成果，并不客观，但过于拔高分税制改革的意义，认为是中国现代财政体制改革的里程碑，同样离题。
分税制改革是解决困难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中央财政的统筹力量以推进改革，同时建立中央与地方政府正确的激励体制。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外向型经济模式奠基，制造业产业链逐步形成，政府各部委等退出经商。
但是，分税制不是建立基础财税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当时的历史条件也不允许根本性改革。
分税制改革首先是救急，1990年代初期中央财政力量薄弱从数据可以窥见一斑：中央财政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从1980年29%和40%下降到1992年的12%和15%。而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改革当年的11%增长至2013年的22.7%，同期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则由3%增长至10.57%，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例由1993年的22.0%提高至2013年的46.59%，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增强。
二十年前，王绍光和胡鞍钢合著《国家能力报告》一书，国家能力被分拆为四种具体能力：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能力。其中汲取财政能力是最重要的能力，该能力由两个指标反映：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二十年后，《21世纪经济报道》再次采访胡鞍钢先生，胡先生称分税制改革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制度创新，是中国制度建设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是一个里程碑性质的改革。首次建立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关系的制度，同时也是首次建立政府与企业之间规范的、统一的、透明的税收关系的制度。中央调控能力增强、基础设施增加、转移支付地区贫富差距缩小、以税收“养（政）府、养军”都与分税制改革相关。
如果说当初的分税制改革增强了中央财政的实力，“集中力量好办事”，并且通过系列改革解决了国企三角债、银行业面临破产等一系列难题，目前分税制出现明显的负面效应：地方债上升、土地财政依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划分不公、转移支付效率低下等新难题层出不穷。
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增加，财政效率下降寻租现象增加;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按照分税制的设计，1994年的税收返还（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占当年转移支付的70%，由于这部分的增长速度远小于财政收入增速，中央财政占比越来越大;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政府官员异化为房地产企业高管，地方负债上升大多数用土地作抵押，土地的插管直通民间资金池，成为中国大规模投资的核心动力。所有这些迹象显示中国财政正在酝酿大病，再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将病入膏肓。
胡鞍钢先生在采访中表示，他主要考虑的是中央的控制力量、对地方、对军队的掌控等因素，却缺乏公共财政学者所必须具备的预算硬约束、财政使用效率、税收合法合意等基本的观念。胡鞍钢先生更象一个政治家，与其说当年的财税改革是财政体制改革，不如说是一场激烈的政治博弈。《朱鎔基讲话实录》第一卷首次公开发表了朱镕基1993年9月9日到16日在海南和广东与地方领导人就分税制对两省财政收入的影响等地方顾虑的问题发表的讲话，公开了9月18日朱镕基就分税制问题写给江泽民和李鹏以及政治局常委的信，9月25日在新疆发表的关于分税制对西部经济的影响的讲话，在地方政府的抵触中强力推进的线索清晰可见。
分税制改革对应的是不那么现代的政府构架，严重扭曲了政府角色，如果不进行根本性改革，不建立公共财政根基，任何经济改革的努力都会被强大的习惯势力拉回到原点。
习近平时代：现代财税体制改革 1994年分税制改革完成了历史使命，将退出历史舞台，新的根本性的财税体制改革将取代分税制。
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7月2日和7月3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文章对政治局审议通过财税改革方案进行政策解读，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被赋予建立现代社会基础制度的重任，财长楼继伟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要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经过20年的发展，现在我们的税制有了很多的变化，强化了公共财政的职能，财税与老百姓关系越来越密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是政策上修修补补，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立足全局、着眼长远，进行制度创新和系统性重构。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既然是“一次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和系统性重构”，目标对应的是建立现代法治社会所必须的财政体制，奠定受到严格约束的公共财政体制，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大任务，有序有力有效推进。按照部署，改革时间进程大体如下：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取得决定性进展；税制改革在立法、推进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要基本达成共识；2016年基本完成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各项改革基本到位；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建立。今明两年是重新厘定边界的关键年份。
令人担忧的是，“现代财政”的提法取代了“公共财政”，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撰文深表忧虑，“现代财政”有可能悄无声息地切断从1998年开始社会各界建立“公共财政”的艰辛努力。公共财政的实际要义不在于“市场失效”这一经济逻辑起因，而在于其“预算法治”和“民主财政”的政治实质内涵。
软预算与软决算是财政制度不健全的表现，没有约束的财政是家天下的财政，现代公共财政体制才能让政府摆脱企业色彩，回归公共服务提供商的守夜人本位。建立相关的法律体系，建立人大的硬约束才能避免预算法成空。目前某些地方预算失衡，政府可以大规模借债将负债通过通胀的方式转嫁给国民，而地方政府实际执政者大笔一挥，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工程也进入了某些情妇的钱囊。无立法机构约束由官员主导的财政体制，与宋神宗、明神宗时代的财政从本质上来说没有区别，都是失范的原始财政体制，打着为民谋利的名义攫民之财，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税收法治原则同样重要，公民须向国家纳税，并通过一定程序行使监督权，需要纳什么税、纳多少税由作为民意代表的立法机构决定，税收机关凭借法律让度的行政权力随意征税，税收征收与使用严格分开。中国目前做不到彻底的税收法治，但立法机构可以向行政机构收回税收征收权，严格行使自己的权力，不再成为橡皮图章。一些敏感税收问题，比如房产税该不该征收、如何征收，比如遗产税是否要征收，征收的起点是多少，都需要立法机构各方利益的博弈与权衡，诉诸于立法后才能征收，否则就是非法侵犯公民产权。
税法与预算法进入法治轨道，地方政府大手大脚会受到抑制，招商引资、税收优惠、对民企关门打狗等一系列违法违规的怪象将受到制约;中央政府各部委的转移支付，也绝不会象阔人家的败家子那么痛快，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将在财政、事权匹配的基础上公开进行。从守夜人的角色出发，中央与地方财政不再为自身利益进行博弈，而是从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角度进行博弈。
税收法治原则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中国要建立现代财政体制，对应的是建立税收法治社会，而不是重建涓滴归公的“大财权”。希望此轮财税体制改革成为中国的“光荣革命”，最乐观的估计是，中国的税收与财政因此步法治轨道，进入制衡轨道，最终实现无公民权力者不纳税的终极目标。
第五篇：马建堂：数据造假是统计领域最大腐败
马建堂：数据造假是统计领域最大腐败
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4月6日下午，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马建堂主持召开了局务会议，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罗兰传达了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和温家宝总理重要讲话精神，全面研究部署全国统计系统今年廉政建设任务。马建堂强调，各级统计机构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反腐倡廉工作的部署和要求，认真学习领会温家宝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廉洁从政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推动统计系统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国家统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为民，副局长徐一帆，党组成员、副局长谢鸿光、许宪春，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京平，各司级单位主要负责人、机关纪委委员及纪检监察局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马建堂指出，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从加强制度建设、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加强政风行风建设、加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监督管理等五个方面，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效，科学分析了当前反腐倡廉形势，明确提出了今年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任务和具体要求，对做好统计部门的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建堂要求，各地统计系统要结合统计工作的具体实际，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统计工作的要求，狠抓今年各项任务的落实和监督检查。为确保统计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实效，马建堂提出了六点具体要求：
——深入学习领会会议精神，结合统计工作实际贯彻落实。
各单位要组织广大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温家宝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统计系统的实际，围绕统计“三个提高”和四大工程建设，深入推进部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行政经费使用管理改革，切实抓好反腐倡廉长期性基础性工作，以反腐倡廉建设的实际成效，保障统计改革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坚持依法统计，坚决惩治和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行为。
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是对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响，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统计系统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必须常抓不懈。统计人员参与数据造假或干预企业独立真实上报数据的，都要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严肃处理。要进一步加强统计执法，加大统计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办力度，继续曝光一批违法违纪案件，坚决打击统计上弄虚作假行为。努力打造诚实守信的统计环境和氛围，促进统计数据质量和政府统计公信力的提高。
——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国家统计局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各级统计机构和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强化责任感，提高执行力，确保统计系统政令畅通。要明确要求，细化督查任务，加大督办力度，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以完善价格统计，加强投资、房地产和收入统计等为重点，认真做好《政府工
作报告》分配给国家统计局的有关工作任务。以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加强和完善服务业统计、加强国家调查队管理等重点督办工作为重点，扎实推进2012年全国统计工作会议各项部署的落实。
——推进经费使用管理改革，进一步深化厉行节约工作。
要发扬勤俭办统计事业的优良传统，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增长。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自觉遵守有关规定，为广大群众做出表率。要进一步推进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确保今年年底前县以上统计机构实行这项制度。要推动财务预决算公开，进一步规范公开的期限和方式。
——规范公务接待，加强领导干部公务活动中的廉洁自律。
规范公务接待要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做起，国家统计局机关和局领导要做表率。对邀请国家统计局领导出席参加的会议活动，要严格履行报批程序，从严控制。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出差要尽量减少随行人员，接待单位要减少陪同人员，不得搞层层陪同，减少接待车辆，尽量集中乘车。要严格执行接待标准，领导干部不得参与用公款支付的高档消费活动，严禁高档装修办公室，不得购置搜罗奇花异石和名贵工艺品。
——加强统计系统政风行风建设，树立统计部门良好形象。
各级统计机构要结合创优争先活动，切实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和效能建设。要进一步规范统计行政审批，加大统计公开透明工作力度，做好统计调查数据发布和数据解读工作。要强化问责，对于工作不力、失职渎职给工作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要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最后，马建堂强调，各单位主要领导是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负起责任，做到有部署、有检查、有落实，领导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职责，既要管好分管的业务工作，也要抓好分管领域的廉政建设，以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效，保证国家统计调查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