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反贪,落网的是群众

第一篇：文革反贪,落网的是群众

顾土：文革反贪，落网的是群众

2016-01-28 10:41:15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作者：顾土

摘要

多年来，我们揭露和打击贪污盗窃分子，主要是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如“三反”、“五反”、“新三反”、“一打三反”、“四清”，等等，这些运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应当肯定和维护。

今年是文革爆发50年。

2015年底，有两件事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也引起了社会的热烈讨论，一是已经退休的官场名人于幼军在大学开设文革讲座，一是电影《老炮儿》的上演。我将这两件相互并不沾边的事情捏合在一起，原因是两件事都与文革，也就是与30多年前的记忆有关。一位党政前高官不忘文革，可见文革记忆对今天的重要;一部电影如何，姑且不提，但一部电影居然能引来对文革初期北京城生活的激情回忆，这却是始料未及的，仅微信转发的各类文章就不计其数，没料到有那么多人对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人物、情节、日期、名称、派系、背景、结局，无不一一呈现。

可见，那个年代的事情根本没有被忘记，只要一遇机会，就会如潮水般涌来。

如今，对70年前的事情，经过舆论不断强化，各种战役、各类人物，很多人都可以如数家珍;而对30多年前的往事，经过一再淡化，多数人都已经模糊直至忘却。这就好像老人，远的事情历历在目，近的事情一概糊里糊涂。

即使阿里巴巴的马云，那么聪明的人，还是个60后，在一次演讲中对30多年前的记忆都与真实相距甚远。为了表明如今的污染严重，他说30多年前癌症还很稀罕，不像现在，四周处处是癌症患者。其实，30多年前甚至40年前的中国，癌症已是常见病，从孙中山直到焦裕禄、周恩来、陶铸、陈毅、谢富治、彭德怀，我能说出一串因癌症去世的政治名人，安波、马可，中国音乐学院前后两任院长也都患癌症，英年早逝;在我的周围，亲戚、邻居有6人死于癌症。而且，那时的癌症，肺癌、胃癌、肝癌、直肠癌、膀胱癌、胰腺癌，早已是什么类型都不缺席了。那个年代的农村，多半交通不便，很多农民一辈子没去过大城市，连县城都没见过的也不是没有，即便患了癌症，根本不会去医院做检查，死都不明白怎么死的;哪里像现在，各个城市的医院挤满了农民，就算有人没钱看，但查还是能查出来的。

在各种失忆和记忆扭曲中，文革最为明显，这样一场彻底改变中国人心灵、颠覆中华文明根本的巨大政治运动，被不断想象化、碎片化，似乎只要今天对什么不满，文革就会以理想化的参照系冒了出来。尤其针对当今的贪腐，许多人认为文革就是反贪腐，“贪官污吏最怕文革了”“只有贪官才反对文革”等等，这样的话语每天每时都会出现在人们的交谈里、网页上、微信和微博中。

最近，就连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报章在谈论文革时都将今年看作是文革结束40年的日子。其实，文革结束应该以中共十一大为标志，也就是说文革历时整整11年，明年才是文革结束40年。这不仅因为这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明确宣布的，而且还在于从逮捕“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大，中国政治依然是在文革思维中运行：文革仍然被高调赞扬，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大多还在维持;“四人帮”的揭批方式仍依照文革模式进行，并且被当做“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文革中的个人崇拜又延续到新一代领导人身上，名字前必须加上“英明领袖”、人民日报报眼每天刊登新领袖的语录、新领袖的画像挂在了所有公私场所、颂扬新领袖的歌曲绘画诗歌故事纷纷问世。不过，这一年的文革，与中共九大之前的文革毕竟不同，与林彪事件之后的文革也不一样，可谓文革的尾声。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记忆，每个人也有每个人对历史的态度，但是不管你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前的岁月，无论你怎样只顾当下、不重历史，对改革开放前的那个时代，凡是过来人都应该具备起码的常识，没经历的人也不能靠想象来对比今天的现实生活。

那个年代，贪污总是在基层

事实上，文革与反贪腐没多大关系，将文革看成是反贪污，是一种幻觉，是任意杜撰。

文革不但没反贪官，而且还以批判清官海瑞肇始，用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为文革祭旗，我在一年前发表的《文革：只反清官 没反贪官》一文中对此曾有过详细叙述。文革初期还对历史上所有的清官来了个清盘式的大扫荡，连他们的墓地都被捣毁，尸骨都被拖出来示众，理由就是清官比贪官更坏，因为他们有欺骗性，更有利于维护反动统治。

从发动文革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看，都没有反贪污的内容。那个年代，假如将文革看作是反贪腐，恐怕还逃脱不了“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罪名，是会受到严厉批判的，因为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反修防修”，而反贪腐在历朝历代、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这就好像批林批孔中夹了个批“走后门”，那时就被定性为“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确，那个时代贪官很少，说来说去，只能举出两个最大的：刘青山、张子善。

但就在人们津津乐道那个时代反贪最大政绩刘青山、张子善的时候，谁都不想想，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那是“三反”“五反”时期!时间在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具体的称呼叫：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然而，从此以后直至文革结束，你还见过刘青山、张子善这么大的官员被作为贪污犯揪出来的吗?没有，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没有?是因为打击贪污严厉吗?

事实上，自从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以后，各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有政治的，也包含经济的，假如真有大贪官，肯定会作为一个大罪名、作为大功绩拼命宣扬。反右派运动中的右派，可不只是知识分子，还有省长、厅长、校长呢，但他们的罪名里就是没有贪官这一条，如果有，岂不是更给力?文革期间，罪名无数，假如在走资派、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后面加个贪官，岂不是更具杀伤力?可惜，恰恰没有!那个时代，是个“莫须有”的时代，是个“逼供信”的时代，是个冤假错案遍地的时代，但从中央文革到大小革命群众组织，后来又加上工宣队、军宣队、革委会，却都没拿贪官当回事，在罗织罪名时，也都没有这一最具煽动性的罪状。

如果说“三反”“五反”之后还有明确反贪内容的运动，那就是“四清”和文革期间的“一打三反”了，然而，这两次运动整肃的对象都在基层。

“四清”被称为文革的预演。早在1960年起，中共中央就曾多次发出在农村进行整风整社，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其中就有“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的“四清”做法，清的对象无一不是基层干部和农民。

从1963年在全国城乡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俗称的“四清”运动，在农村先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又提升为“大四清”，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又掀起了党政军机关、工业交通财贸系统和文教单位的“五反”运动。“四清”的特点就是中央领导率领党政军各级干部组成的工作队下基层开展运动，下基层当然是因为那里才是运动的重点。

“四清”运动在农村揭发出来的问题大多是：铺张浪费、挪用公款、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买卖婚姻、续家谱、修庙宇祠堂;城市“五反”运动中被揭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是：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走后门、公私不分、不爱护公物、生活特殊化。揪出的“贪污”分子有没有呢?从所有公开的资料看，非常多，截止到1963年8月，仅“五反”运动就揭发出全国各级机关企业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作案人数将近20万。据北京市公安局整理公布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典型中可以看出，其表现主要是，有的倒卖国家统配物资、统销商品和紧俏商品，有的倒卖黄金和各类票证，有的城乡串通长途贩运，有的开办地下工厂、修建队、运输队，有的已经成为有组织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被揪出来的“罪犯”基本都是基层干部、职工、工人、农民和居民，有很多后来被证明根本够不上贪污，有很多还是冤假错案，有很多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有产物，今天看来，也与犯罪无关。

“四清”运动当时在城乡各有样板，其中的“白银厂经验”就很有名，而且是中央最为重视的大案，也是牵涉严重贪腐的单位和干部级别最高的地方。

白银厂也叫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位于甘肃省白银市，在“四清”运动中被揭发出来的问题有：在企业职工生活困难时，利用闲置设备与当地农村搞“生产协作”;个别干部多吃多占、损公肥私、官僚主义;生产管理制度不完善，有漏洞;精简企业职工时把握不当。当时在周恩来等中央高层领导的批示和关注下，由冶金部副部长率领一个由处级以上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前往白银厂处理整顿，最后认定这里已经被地主和资产阶级夺了权，其中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共379人，占职工总数的3.7%。经中央批复，对公司5名主要领导给予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和逮捕处分，对两名处级干部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先后有69名职工被戴上“地富反坏”帽子，47名干部职工戴上“贪污盗窃分子”帽子，占职工总数的0.8%的人被戴上各类帽子。

即使是这样一个“四清”的贪腐样板，在改革开放后也被平反，因为在白银厂中立案的630余件案子，绝大多数属于冤案。

其实，农村“四清”中间揭露出来的那些多吃多占问题，到我去农村插队时依然存在，从公社到大队的各级干部十分普遍。招工、当兵、入党，当老师、会计、拖拉机手，当年在生产大队里可以捞到的最大好处，大多由干部的亲友优先获得，或者向干部送礼后才能从中分得一杯羹。我们村的知青，凡是当上保管员、饲养员、广播员、小学教师的，哪个不向干部送厚礼?哪个不找关系?认干爹干妈的也不少。因为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宗族、人情、几个干部说了算的基本社会结构并没有改变，无论谁当干部，都会走上这条道路。像典型宣传的那种大公无私的人不是没有，只是永远都在极少数。

那个年代，群众贪污也是反革命

文革是个大运动，其间还不时套着五花八门的各类运动，有个“一打三反”非常著名。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

是这样说的：

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对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他们同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内外勾结，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趁火打劫，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备战，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有的侵吞国家财物，霸占公房、公产;有的利用机关、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撤消或合并，私分公款、公物;有的倒贩票证，倒卖国家物资;有的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有的行贿、受贿、走后门，私分商品;有的大搞黑市活动，牟取暴利。他们千方百计以“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段，企图瓦解革命队伍，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可见，那个时代的贪污分子都属于反革命，是坏人，是阶级敌人，实际是政治罪，而且总是和盗窃、投机倒把捆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与偷东西、倒买倒卖并列，矛头所向自然都是最基层。这样的“罪行”大多来自基层干部、机关普通工作人员、会计、出纳、保管、采购，甚至是农民、工人、售货员，都不属于官的范畴。什么是投机倒把呢?文革期间有个很有名的电影《青松岭》，里面的反面人物车把式钱广，因为运输时夹带着倒卖山货，就叫投机倒把。这个罪名，如果放在当今，大概谁都逃脱不了入罪的下场，尤其农民、股民、商贩，再加上炒期货的、玩基金的、倒腾外汇的，哪个不在投机倒把?而且远比过去那个时代严重百倍。

“一打三反”的结果，还真是以打击所谓反革命为主，到1970年11月底，全国共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而反贪污的战绩远不如打击反革命那样显著。1970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报道或文章凡是出现“一打三反”战果时，多是笼而统之的大批判、表决心，即使有些文字在介绍本单位的经验时提到揪出了一批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也没说具体情况。从这些单位看出，无非是些基层的公社、批发店、商店，所以，那些“分子”大概也脱离不了保管、会计、采购员之类。从各地可以查阅的“一打三反”档案看，其中的反贪污战果以群众为主也是事实。

1970年1月14 日的人民日报第2版发表湘才的文章《打击敌人就是保护群众》，对反贪战果为何以群众为主做了如下解释:

正当我们狠抓经济领域阶级斗争的时候，有些地方出现了一种怪论，说什么‘搞经济问题，是矛头对准群众’。我们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躲在阴暗角落里刮出来的一股阴风。斗、批、改越深入发展，阶级敌人越濒于死亡，就越是要进行垂死挣扎。他们混淆视听，妄图搅乱阶级阵线，干扰斗争大方向，借以蒙混过关，这是毫不足怪的。我们必须及时揭露批判，粉碎敌人的阴谋。狠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打击资产阶级的腐蚀和破坏，我们的矛头是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对准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这些家伙，是社会主义大厦的蛀虫，他们大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大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们有什么资格充当群众?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矛头对准这一小撮，正是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也是为了保护广大的人民群众。

从这篇文字看，群众确实也是当时反贪的对象。

1979年，当黑龙江的一个小官，或者叫吏的王守信案件被披露后，全国引起震动，各地相继揭露了一些贪污盗窃的典型案件，而王守信正是从收款员起家的。事后，1981年3月20日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反贪污盗窃的斗争要经常抓 》是这样说的：

每天同钱、物打交道的人，如售货员、保管员、采购员、出纳员、会计员等，能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需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高尚的情操和严谨的生活态度。我们党多年来培养、造就了千千万万这样的人，他们是各个企业、各个单位的中坚分子和骨干力量。国家和人民把财物交给他们管理、支配，是靠得住、信得过的。但也要看到，确有一小部分人，利用接触钱物的方便条件，贪污盗窃，贪婪地侵吞国家的财产。对此，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估价，不然就会丧失警惕，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遭受损失。

多年来，我们揭露和打击贪污盗窃分子，主要是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如“三反”、“五反”、“新三反”、“一打三反”、“四清”，等等，这些运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应当肯定和维护。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在运动中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错误地伤害了一些人，留下了“后遗症”。有些地方已经或正在清理过去运动中留下的积案，这是十分必要的。审理积案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该平反的平反，不该平反的不平反，不能“一风吹”。不然，就会助长贪污盗窃分子的气焰，不利于今后的斗争。

这段话，可以算是为以往反贪污运动做了个总结。

那个年代，“贪污犯”是这样的

文革期间，有没有“贪官”呢，在文革中被揭发批判的人多如牛毛，可贪官的典型几乎没有，只有“四人帮”被捕后，靠文革起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被定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揭发他的文字里能够看到一些腐败的内容。直至文革以后，文革时期的“贪污分子”才被不时揭露出来，不过，这些“贪污分子”的特征与今天的贪官有所不同。

1979年8月，黑龙江的王守信大案被公诸于世，举国震惊。8月16日人民日报第4版通讯《 触目惊心 发人深省 ——大贪污犯王守信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神通?》是如此描写的：

王守信一伙为什么能够贪污多达五十三万多元的巨款?为什么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内，他们可以在省、地、县一些机关通行无阻，还被评为“先进单位”、“先进人物”?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王守信这个(黑龙江)宾县煤建公司(后改名燃料公司)常泡病号的收款员，一反常态，跳将出来，组织了一个只有两个人的“捣黑窝战斗队”，积极“造反”。她得到当时握有实权的县革委第一副主任的赏识和支持，压垮了“对立面”，夺了权。她煽动一些人揪斗煤建公司领导干部，把他们赶到农村劳动;她捏造罪名，制造假案，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关押了七十九天。于是，这个善于钻营的家伙，一跃成为全县“响当当”的“造反派”。“造反”就要当官!“造反”就要入党!这是王守信的目的。她揪斗煤建公司党支部书记时说得明白：“你是个什么东西?我要求入党十年了，你不发展，我早够条件了!”果然，没过多久，经那位赏识王守信的县领导干部提名，王守信被任命为县商业系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紧接着，这位领导干部又对商业革委会党的核心组组长说：“王守信的组织问题，你们要帮助她。”授意发展她入党。但是，王守信不光彩的“老底儿”，使她在党员大会上没有得到通过。于是，这位领导干部又在县直机关干部大会上批评：现在有的支部不纳新“响当当”的“造反派”，纳新“老好人”!施加压力的结果，使得人们今天在王守信的档案里发现了这样的奇怪现象：县革命委员会宣布，从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九日起，撤销商业革委会。但是九月二十日，这个已被撤销的单位，居然召开党支部大会，通过了王守信入党。十月四日，由这位领导干部主持的会议上，居然根据已撤销的支部做出的决议和盖着已作废的公章的材料，批准了王守信入党!

王守信贪污集团的主犯——白石营业部主任马占清，是个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的坏家伙，自称“白石山寨主”。一九七二年九月，王守信召开支部会，让大家“讨论”马占清入党的问题。有个党员刚刚提出一点不同意见，王守信便把脸一沉，大声训斥说：“咱们的党员都象马占清，我还知足了呢!”于是不经表决，强行通过。

群众气愤地把宾县燃料公司叫做“王记公司”。的确，王守信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按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王法”，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

同王守信一样造反起家的一些人，控制了县里一些重要部门的实权。他们得了王守信的好处，就同她彼此串通、互相利用。县财政科一位副科长不顾财经纪律，在财政科的帐上，给王守信立了个黑户头。王守信请客送礼需要细粮和饲料，县粮食局一位副局长就违反党的政策给她“批”，自己也从中捞一把。王守信需要安插私人、扩大势力，县劳动科就有人给她搞空转空调。王守信成车成车地拉一、二类物资送礼，县工商科就有人给她开运输证明。

宾县人说王守信“神通广大”：别人搞不来那么多的煤，她能搞;别人要不来汽车，她能要;她能够让别人的儿媳妇更名改姓冒充女儿“顶班”;她可以通过“活动”随意给人长工资……。

她的算盘是：你以权谋私吗?好，我就投你所好，为我所用。松花江的鲤鱼是送礼佳品，她叫公司添置了两张大网，派人捕鱼，以便以鱼“钓鱼”。猪肉、蔬菜、瓜果等农副产品，是送礼请客的好东西，她以改善职工生活的名义，非法占用二百二十亩农田作为“生产基地”，把相当一部分产品拿去“喂”那些她要用的人。一些干部的子女上山下乡往上调的问题不好解决，她就搞了一个“知识青年点”，做招工、招生、参军的“跳板”，在这些人还没有“跳”走之前，不上工也可以照拿数目不小的“工资”。她就用这种办法“抓住儿子，牵住老子”。

请看送礼的规模吧，王守信说：“每逢大节，光送礼的酒，没有几十箱(每箱二十四瓶)下不来!”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九七二年以来，王守信一伙请客送礼的金额达六万多元。各种物资有：酒八千四百多瓶，烟三千八百多盒，肉八千七百多斤，生猪五十九头，鱼八千九百多斤，鸡蛋一千多斤，粮食六万多斤，饲料九万多斤……

一九七三年下半年的一天，王守信找省燃料公司副经理高玉斌，打算“蘑菇”两辆汽车。高玉斌毫不掩饰地说：“你以为要车那么容易?得托人、挖门子、请客、送礼!我这次出去调车花了不少钱，公家又不给报销。”(实际是开白条报销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王守信立即看透这是个“吃主”，赶忙说：“没关系，弄车花的钱，你们报不了，我们报。”王守信回县以后，很快让她的“副手”把一千元装在信封内，带进城，送给高玉斌。于是，经高批准，将省公司的两辆汽车批给王守信。就这样，前后七次，光高玉斌自己承认的受贿款就有一千八百多元。几年来，经高玉斌批准，共拨给宾县燃料公司六辆汽车，一台加油器;还挤掉别县的指标，多批给宾县二千六百吨煤。

一九七四年底，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当时是县纪律检查员)杨振清正缺钱用。王守信主动找上门，借给他一百元。他平时买煤、拉柴需用汽车，王守信“慷慨”地给了不少方便。就凭这份“人情”，当一九七五年春天，有人写信检举王守信贪污问题时，这封信落到了杨振清的手里，他不仅没有按信追查，反而把信交给王守信，并向她交底：“信到我这儿也就算完了。”结果，一封对贪污犯的检举信，招来了坏人的一场镇压。

据查证，王守信一伙从一九七二年以来，仅用煤“加价”这种办法就非法骗取了一百二十九万元的巨款，除上缴一小部分掩人耳目外，扣留了九十三万元，藏在黑金库，供自己支配。她们从这笔款项中，共贪污五十三万六千余元。其中首犯王守信贪污五十万零三千九百七十元。王贪污大量钱财，购置了多种高级消费品。破案后，除收缴了四十一万多元赃款外，还从她家清查出价值四万余元的赃物。计有：电视机三台，电唱机、电风扇、录音机各一台，收音机十一台，照相机两台，缝纫机六台，自行车五辆，手表十八块，鸭绒被二十三床，毛毯四十六床，各种皮大衣二十二件，狐狸皮筒三十八张，各种皮鞋六十多双，各种名酒六百零九瓶，高级香烟一千五百五十盒，等等。

县主管部门和县革委会某些领导同志，过去认为“王老太太”很泼辣，很能干，全县烧煤全靠她，知道她送礼拉关系，也没制止。县里缺化肥，还派她出去跑。听到群众对他们一伙有反映，也只当作一般的“不正之风”，没有认真追查。

从王守信的经历里可以看出，在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物资匮乏的时代，在文革这样的极端革命时代，照样可以不看群众脸色，照样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照样缺少监督，照样可以送礼收礼直至行贿受贿。只是她的那些罪状恰恰与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商品经济的不发达，与文革，结为因果。

1977年，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华国锋回顾说：

一些地方和单位资本主义泛滥，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外勾结，城乡串通，猖狂进攻，使一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极少数单位蜕化变质。应当在适当时机大张旗鼓地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打击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各种资本主义的非法活动，坚决制止破坏国家计划的行为。要打击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也要解决人民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问题。

从这段话可以证明，当时经济领域出现的所谓罪行与基层的联系实际上更为紧密。

那个时代的反贪，揪出的为什么都是群众?因为这是有重要理论依据的。1975年初，姚文元的名作《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发表，这是经历了9年文革后的重要文章之一，是对文革带有理论总结的纲领性文章，经毛主席审定后问世。后来揭批“四人帮“时有人想批判这篇文章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被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也是当时负责宣传的汪东兴制止，因为他很清楚这两篇文章在毛主席心目中的位置。姚文元的文章中就引用毛主席的话说：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所以，在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中，群众同样可以产生资产阶级，照样可以出现贪污腐败，这并不是官员的专利，与“走资派”也不结为因果。文革中间的反贪腐，目标指向基层，落网的是群众，可谓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篇：反贪提高群众安全感措施

区检察院反贪部门

认真谋划和推进满意度提升工作措施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期，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职务犯罪多发易发是历史的必然，反腐败查办职务犯罪存在长期性和艰巨性；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职务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新变化以及法制的进步给我们办案工作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冷静分析，沉着应战，认真学习和研究，掌握过硬的知识和本领，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侦查技能，综合运用侦查手段，更好的运用侦查谋略，尤其要注重走反贪工作同群众路线的紧密结合，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新时期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才能更好的推动反贪工作健康发展。为了更好的提升人民群众对反贪工作的满意度，结合我局实际情况，认真谋划今年后几个月的工作，确保以过硬的措施取得扎实的成效。

一、切实加大办案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反贪工作的期望。一是充实办案力量，整合人力资源，加强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二是进一步加强与纪检、审计等部门的联系，拓宽案源渠道。三是充分发挥侦查一体化机制作用，主动争取市院反贪局的指导帮助和参办督办，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力排办案干扰阻力。

二、执法办案中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支持、配合我们的工作。首先要打破检察工作的神秘感，加大检务公开的力度，让人民群众充分了解我们的工作，从而解除思想上的诸多顾虑；其次要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第三要多与人民群众沟通交流，与他们真正地交朋友，赢得他们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广开言路，畅通信息举报渠道；第四要注意改进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应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利益。

三、大力加强队伍建设，更好地树立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社会形象。一是反贪干警长期与基层广大人民群众打交道，其一言一行更直接、更广泛地关乎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满意度，要求全体反贪干警务必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狠抓自身建设。二是扎实开展“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和“反特权思想、反霸道作风”专项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全体反贪干警认真践行“忠诚、公正、清廉、文明”的职业道德，牢固树立“理性、平和、规范、文明”的执法新理念。三是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进一步修订完善涵盖反贪工作各个方面、各个岗位、各个环节的管理制度，细化工作程序、工作标准和工作要求，坚持以制度管人、管事、管案，保障各项工作协调健康发展。

四、广泛开展检察宣传，更好地凝聚推动工作发展的合力。一是切实发挥好基层检察联络站平台作用，紧紧依靠区委、区政 2

府的支持配合，不断拓宽检察宣传的覆盖面，着力提升广大群众对反贪工作的知晓率。二是坚持把执法办案活动与“十件实事”、“检察干警进万村”、“检察干警进万企”活动相结合，把法律服务贯穿于执法办案全程，有效提高法律服务工作效率和群众满意度工作效果。三是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不断加强对反贪工作职能的宣传，对队伍建设和执法成效的宣传，及时展现检察机关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新进展、新业绩，积极促进检察机关社会影响力的提升。

第三篇：是心系群众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正道直行》读后感

吴官正同志《正道直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一书,日前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选编了吴官正同志在湖北省武汉市、江西省、山东省主持工作期间和在中央纪委主持工作期间,关于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部分讲话、谈话、文章、书信和批示,其中大多数篇目为第一次公开发表。所选内容鲜活生动,蕴涵深刻,脉络清晰,较好地反映了吴官正同志从事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长期实践和创新性思考,对于进一步推动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与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理论参考价值。

本书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伟大实践的生动写照,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献。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党风廉政建设能否搞好,影响到党的形象,决定着人心向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吴官正同志在长期担任地方主要领导期间,十分重视党风和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主持中央纪委工作后,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全党同志,在过去的基础上,中央纪委积极探索坚持和完善反腐倡廉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拓宽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三者统一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新路子;强调加强制度建设,制定制度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行得通、做得到;强调维护党的章程,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强调要深挖腐败分子,对违纪干部要注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进一步改进和规范党内审查措施;情系群众,强调要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积极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强调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

这些富有创新精神的廉政方略,这一系列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新观点,在本书收录的诸多讲话和文章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吴官正同志在山东主持工作期间的讲话《着眼教育健全制度强化监督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同主持中央纪委工作时的讲话《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相互配套的预防腐败体系》,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内涵一脉相承,较好地反映了党风廉政建设中一些重大决策的历史形成过程。《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个环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方针》、《拓宽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等讲话和文章蕴涵丰富、思想深刻,是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生动记录,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理论研究价值。

本书洋溢着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强烈的百姓情怀,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和道德品质,是一部独特的思想道德教育读本。是心系群众、服务人民,还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这是衡量党风特别是领导干部作风好坏的试金石。领导干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吴官正同志出身布衣,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作为领导干部,他始终情系群众、心向人民,视民如伤、嫉恶如仇。本书从第一篇文章开始,就处处体现了吴官正同志这种强烈的百姓情怀:面对一段时间内武汉市建房分房中的不正之风,他在讲话中问道:“这股歪风的核心问题,是以权谋私„„我们有权,是拿权以权谋私呢,还是拿权为人民服务呢?这是检验政党好与坏的根本问题。”在到山东上任第一天看望省信访局工作人员发表的讲话中,他提出:“我们当干部的,就应当为人民办事,少说空话,多办实事,多办好事。信访部门是了解老百姓脉搏的‘窗口’”。在国家环保总局调研时的讲话中,他提出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研时的讲话中,他指出:“认真解决食品药品领域中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对制售假冒伪劣的要严惩不贷。”“谁得罪了群众,谁就得罪了共产党,得罪了政府,我们就要坚决查处他。”„„通读全书,我们能处处感受到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一枝一叶总关情”,对普通老百姓要察其苦、听其呼、想其思、急其盼、办其需,这在吴官正同志看来是“党员干部应有的政治立场,也是应有的道德品质”。

对待群众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党员干部的政治品质,同时也往往决定了他自身的品行操守,两者常常是一脉相通的。正是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大公无私为民谋利中,才磨砺出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浩然正气。吴官正同志虽然长期处在领导岗位,但始终身体力行,严于律己,始终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充分体现了他坦荡的为人风度:他要求山东省委办公厅负责同志:“今后,如有人以我的亲属、熟人或朋友的名义(不管是真是假),来山东要求提供方便和照顾,包括经济往来、法律纠纷、人事安排、工作调动等等,一概严厉拒绝。”在为子女婚事简办所写的信中,他提出“一不受任何人的礼,二不请客”;在父亲去世时给亲属的信中,他要求做到:“丧事一切从简,决不能大操大办,决不要收受任何人的钱财,决不可劳烦当地政府。”“父亲已入土为安,他同母亲相伴„„永远不可损坏或扰动他们的邻居。也永远不要建什么亭子,也不要在坟墓间修一条通向父母墓地的路”„„本书所反映和收录的这些真切生动的事例,充分体现了一个党员干部讲操守、重品行、保持高尚道德追求的精神境界,其言其行,读来甚为感人,具有很强的思想道德教育意义。

本书名为《正道直行》(取自宋代包拯《书端州郡斋壁》中“直道是身谋”的佳句),恰切不过地提领出上述内涵,意为正道直行是立身的纲领,体现了无私奉献、公正廉洁、为民富民的思想,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应有的境界和品格。

本书文风简洁精悍,语言生动活泼,透露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个性化的人生体悟,是一部可读性、启示性很强的政治文化精品。

吴官正同志一直提倡改进文风,反对文牍主义。文如其人,本书收录的很多篇目可以说是一次很好的语言学试验:政治文章写出了文化味儿,写出了人情味儿。

全书内容在叙述过程中引用了大量名言警句,运用了大量名人典故,彰显了个性特质。比如,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等说明要把人民群众的冷暖疾苦时刻挂在心上,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用“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说明当干部一要公道,二要廉洁;等等。而在《扁鹊三兄弟故事的启示》、《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等篇中,各种名人典故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使得严肃而枯燥的政治议题顿时趣味盎然,耐人回味。

本书很多篇目同时融入了吴官正同志自身透彻的人生感悟,这增添了内容的真情实感,其中不乏醒世良言、警示箴言,读后令人铭记难忘。比如在《竹与柳的联想》中,他说:“你们看,竹子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是那样坚定不移。看到竹子,我们就会联想到,在政治上一定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你们听,竹子的枝叶常常发出萧萧声,那是人民的心声啊!看到竹子,我们就会联想到,作为党的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关心群众的疾苦”。“你们看到过竹子开花吗……看到竹子,我们就会联想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洁身自好,廉洁奉公。”“你们看,竹子长得很高吧,但里面却是空的。”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像竹子那样„长到凌空仍虚心‟”。在《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中,他说:“我们就像猴子,都有一条尾巴。平时蹲在地上的时候,尾巴不容易被看到、抓到,爬到树上,尾巴就露出来了。所以,要夹着尾巴做人。”在《忠厚谦让,不做亏心事》一信中,他说:“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忠厚好,谦让好,吃亏好,这对后代好!”……这些饱含着人生哲理和智慧的“真心话”进一步提升了本书内容的感染力,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趣味性和精神启迪性。

第四篇：假如我是一名办事群众

假如我是一名办事群众

公安机关是一个特殊的行政机关，它肩负着打击与服务的双重职责，面对特殊的工作环境，特殊的执法与服务对象，我们坚持“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方针，一方面积极挑起保一方平安的重任，一方面不断开劈便民为民的服务举措，克服困难，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行应尽的职责。特别是通过创建文明单位、文明窗口活动，我们的“小窗口”不断赢得赞誉，在争创人民满意的同时，树立了良好的警察形象。但我们的工作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假如我是一名办事群众，在我心目中的警察形象应该是这样的：

一、筹措资金建窗口，塑造服务新形象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流动性日益增大。但作为面向广大群众开展警务活动的派出所，原来那种陈旧简陋的办公条件，却与当今时代的风貌不相协调，达不到应有的要求。过去群众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时，经常发生拥挤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派出所应先把窗口形象树立起来，要设置专门的值班接待室，为前来办 事、报警、求助、咨询的群众提供较好的环境。值班室内要备有便民茶水、便民桌椅，为群众办事提供免费服务。把民警通讯电话号码以及他们的当日去向一并上墙，便于群众联系。室外安装报警门铃。并设置夜间报警灯箱。办公楼顶悬挂警灯，以便群众在最短时间内辩认到派出所的位置。要专门装修一间具有受理外

事，户口、居民身份证、流动人口办理等多功能的办证服务厅。

二、规范管理出要求，订立制度提效益

派出所实行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民警实行正、副班值班备勤，正班坚守于报警台，随时接受群众的报警求助等，副班民警开展其他的警务活动。每天都有一名所领导带班，并要求值班人员坚守岗位，认真履行职责，不得擅自离岗，并做好值班记录。每天早晨8点进行交接班。健全值班备勤制度，规范全所的工作，学习、生活秩序，为及时出警、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保障。不论刮风、下雨、星期六和星期天办证大厅的民警要照样上班。各类证件办理实行“一次说清、两次办结”制度，不能让群众跑第三趟。申办户口凡手续完整，符合有关规定，随到随办，一次办结，并做到“事不过三”。对孤寡老人办事不方便和其他特殊困难情况的，所里派人上门服务。为了规范各项管理，要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如：值班备勤制度、执法与服务承诺制度、民警警容着装规定、便民措施、接报警制度、户籍民警行为准则，外事民警行为准则等，约束和规范民警的日常行为。

三、转变作风迎挑战，拓展服务新领域

作为维护一方平安，保障地方经济建设顺利发展的派出所，要接受挑战，在开辟便民为民服务方面紧跟的上，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拿自己与社会上的一些大款作比较，只有转变作风，履行承诺，不断拓展服务的内涵外延，才能真

正体现为民的宗旨。接待办事群众要做到微笑服务，来有迎声，去有送声。只有这样，群众才能真正满意。

第五篇：群众期待是改革方向(声音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群众期待是改革方向（声音·高端话改革）

既要始终依靠人民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吸纳人民群众参与改革，保证改革始终有众志成城的民意支持，始终有破浪前行的民众动力；又要站稳人民立场，从人民利益出发，多想一想群众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

进一步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需要深刻体会到，全面深化改革是顺应时代要求的重大抉择，是破解发展难题的现实需要，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正确处理求实与创新的关系。要做好改革的事，先得做好改革的人，注意“四戒四求”：一要戒怕求勇，摒弃畏首畏尾的态度，鼓足敢闯敢试的劲头，拿出动真碰硬的行动，用改革的勇气和办法来扫清发展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二要戒懒求进，强化进取意识、机遇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站在改革的最前沿、干在改革的第一线，当好改革的组织者、实践者和推动者；三要戒乱求严，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在抓好各项改革的衔接配套上下功夫，确保形成改革的合力、发挥最大的效益；四要戒浮求稳，防范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倾向，在科学总结思路和具体方案的基础上，稳扎稳打地推进，积小胜为大胜。

正确处理全面与重点的关系。就当前来说，各地各部门要围绕中央《决定》和省委《意见》的贯彻落实，主动作为，积极谋划，把我们看准的、能干的事先干起来，特别要把中央和省委已经明确的改革举措落到实处。从长远来说，要紧扣制约全省发展的重大矛盾和问题，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力争取得实质性突破，以点带面牵引和推动整体的改革、全局的改革、系统的改革。

正确处理规划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我们根据中央《决定》的精神和甘肃实际制定实施意见，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以避免在实施过程中相互扯皮、拖延不决；另一方面，各地各部门实践探索、摸着石头过河是为改革开辟道路，因为总体规划和宏观设计不可能事先把一切细节都规定好，必须坚持服从大局、试点先行、逐步推开这一改革方法，在中央和省委的总要求下加强实践探索，积累改革经验，降低改革成本。

正确处理为民与靠民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固树立改革的根本力量在于群众、改革的有效办法来自基层的理念，坚持走群众路线。既要始终依靠人民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吸纳人民群众参与改革，保证改革始终有众志成城的民意支持，始终有破浪前行的民

众动力；又要站稳人民立场，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推进改革落实，多想一想群众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做到谋划改革汲取群众智慧、推进改革凝聚各方力量、检验改革依靠人民评判，使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成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普遍受益的过程。

——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日前在省委十二届六次全委会上说

文章来源：陕西人事考试网（http://sa.off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