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的角度浅谈贪污腐败现象

第一篇：从哲学的角度浅谈贪污腐败现象

从哲学的角度浅谈贪污腐败现象

腐败现象古来有之，久治不绝，根深蒂固。当今，经济迅猛发展，竞争日益激烈，随之便出现了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挥霍浪费,腐败堕落,任人唯亲等不良的社会风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对人民、对国家、对整个社会有相当严重的危害。就是这样一种人民恨之、国家治之、社会斥之的不良社会现象。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学习，我们知道，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也就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腐败，作为领导者行为的一种发展变化，它同样源于社会内部所存在的矛盾，也就是社会规则的有限性与个人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而其中的社会规则和个人欲望作为矛盾的双方，都是客观存在的。客观地说，腐败形成的原因就是社会规则的不完善和不健全，如现时市场取向改革的负面效应，各项制度的不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的不严密，民主法制的不完善等等。而从主观上讲，其原因即是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部分党员干部不注重世界观的改造，不注重党性培养，因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从而导致个人欲望的膨胀，最终导致腐败。

然而，当我们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腐败问题时，应该肯定的是腐败官员也曾对社会做出过贡献，也曾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利益，但是其不值得大为赞赏，因为他们是“在其位谋其政”。他们早期的贡献应该归功于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作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决策。党员干部为人民做出贡献，人民的心里自然会有一本账，会牢牢记取的，不会被埋没。但是，如果其走向了腐败，定然要受到应有的惩处，其功过、是非是无法相抵的。回顾历史，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腐败案件的处理就是最好的证明。

同样唯物辨证法认为，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就是因果联系，任何事物都处于因果联系之中，因果联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条件性。在腐败现象中，利益的驱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动力，各种政策、法律、法规所存在的空隙的大小是腐败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抵制腐败力量的强弱是制约腐败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因此，这要求我们承认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一方面要善于探究事物的因果联系，从而正确认识事物，进行科学研究；另一方面，要正确把握事物的因果联系，提高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预见性。坚持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工作创新，推动反腐败工作从着力治标、侧重遏制，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再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转变，努力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有机结合，形成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合力，增强了反腐倡廉工作的科学性。

“反腐败像雷阵雨，雷声大，雨点小，刮一阵风就拉倒。”这是在实际生活中，有的人对当前反腐败形势的一个比喻，认为反腐败斗争“光说不练”，实际成效不明显。那么，反腐败真的是“雷声大，雨点小”吗？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而发展的道路则是迂回曲折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前进中有曲折，在曲折中向前进，是一切新事物发展的途径。因此，这要求我们既要坚定信心，又要准备走曲折的路。要正确对待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中遇到的困难和人生道路上的曲折。

第二篇：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4月1日在中央党校作反腐倡廉专题报告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从长远来说还有危及到我党的执政地位。贪污腐败现象已经不光是一个政党的执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成为了多种领域的研究范畴。社会学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一门科学，在贪污腐败问题上，我偿试通过社会学的视角简单地分析一下贪污腐败现象。

一、帕金斯“结构功能主义”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一个社会就是一个系统，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通过通力协作、执行各自功能，使整个社会系统运行有序。塔尔科特·帕森斯是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社会的各个系统乃至整个行动系统都面临着一些大致相同的基本功能和要求，满足这些要求是系统生存的先决条件，而这些要求是通过系统的内部结构得到满足的系统。他概括了一个系统能够正常动作的四大条件：适应(A)、目标达成(G)、整合(I)、维模(L)，即著名的帕森斯A—G—I—L框架。A ——适应(Adaptation)，G——目标达到(Goal-attainment)，I——整合(Integration)，L——潜在的模式维持(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唯一的执政党，拥有近8000万党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系统。适应(A)——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选择，能够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繁荣的唯一政党，是与整个外部环境相适应的，也是历史所证明了的；目标达成(G)——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路线方针、党的行动纲领和行动目标，它们是全体党员共同追求的最终目标；整合(I)——党的内部各部门、各个党员个体以党确立的目标为中心，共同努力，以达到党的系统目标。维模(L)——党通过建章立制，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活动，维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整个团队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职能也此功能上得到体现。可以看出，帕金斯所倡导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个典型的系统中得到最好的诠释。

二、迪尔凯姆“社会反常理论”

然而社会系统并不是都能够按照帕森斯的A—G—I—L框架所设定的那样正常运行，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意外的情况，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称它为社会反常状态理论。社会反常状态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系统都会为其成员确立一套大家共同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这些规范提供给成员们获得社会稀缺资源的合法途径和手段。打个比方吧，处于一个系统中的个体接受社会系统所确立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目标，也接受该社会整体所确立的获得利益的手段，同时社会也为各阶层的成员提供了实现社会价值目标的合法途径，那么社会处于运行有序的正常状态。反之，当社会系统无法提供给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合乎规定的途径实现他们所接受的社会价值目标时，或者是社会系统中的规范与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时候，社会就处于反常状态下。这就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社会反常状态理论。反常状态下的个体行为称为“越轨”行为。

全国范围内不断前“腐”后1继的贪污腐败现象就是典型的社会反常状态。在这种反常状态之下，党纪国法在腐败分子面前已经失去有效的约束力了。据中纪委2011年1月份发布的2010反腐成果，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部门共接受信访举报1427186件（次）[同

比增长108824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63480件（同比增长22652件），立案139621件（同比增长24201件），结案139482件（同比增长37589件），处分146517人（同比增长39891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19527人（同比增长34174人），给予政纪处分38670人（同比增长8952人）。通过查办案件挽回经济损失89.7亿元（同比增长45.3亿元）。从上面的数据可以清析地看出来，反腐败不论在数量还是数额上都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现象。一方面体现了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逐年加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反腐形势的严峻。这种社会反常状态如果继续持续恶化，将会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我党的执政地位。

三、越轨行为理论

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提出“当社会不能提供达到目标的可接受手段时，就会有越轨行为发生”。社会学中所说的越轨行为是对社会控制的反判，是对社会规范的背离。在党员干部贪污腐败是一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是与党的纪律和中国的法律制度相违背的。这种不正常的腐败现象就是社会越轨行为。那我们如何防止贪污腐败的越轨行为呢？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来，要使社会成员避免越轨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建立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体系必须将一切特权排除在外，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公正，真正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二是能过制度允许的正常手段能够获得正当所需。首先，在制度设定的问题上，古代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现如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都是旨在建立一个对每个人都公平的社会规范，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或社会规范是一个社会所能正常运转的基本要素。我国自古至今都十分重视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周朝统治时期就出现了《周礼》，它是我国保存最早的系统完整的行政法法典，随着各个时期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到目前为上，我国的法律体系包括２２９部国家法律、６７９部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８５６１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１２０００部行政规章。立法更要执法和守法，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是要人去执行的，然而在执行各种法律和制度的过程中，并不能真正地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有些党员干部心中，党纪国法形同虚设，吃拿卡要、干扰司法、阳奉阴为。有人称这是“官本位”思想的遗毒，有人称是中国国民素质的软件跟不上经济发展的硬件，不论如何，既定制度在部分党员干部面前显得没有太大的威信，而在正常的状态之下，官的因素必须要远远小于制度的因素，身份的因素必须要弱于法律的因素。其次我们来说说第二个方面，通过执行制度所能允许的手段是否能够满足正常的需求。在中国的国情下，党员干部通过自己的劳动还是基本能够维持正常人的生活状况的，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过上中等水平家庭的生活还是可以保证的，这其实也是付出与回报的问题。关于中国官员收入问题社会上广有讨论，有的认为工资过高，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有的认为应该学习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我认为，每年被党内处分直至移交司法程序进行处理的党员干部队伍庞大，级别有高有低，收入有厚有薄，家庭条件有好有差，这些官员的堕落难道只用报酬问题就能涵盖得了的吗？我看不尽然。最近刚刚落马的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人称许三多，“钱多”、“房子多”、“女人多”，金钱只是他的贪求之一，色相、地位、虚名都是他追逐的目标，许三多其实就是贪污腐败分子众多表现形式的一个综合体，从他身上能够折射出贪污腐败分子腐朽的心理本质——价值观的荒芜。在对党纪国法的漠视加上自身价值观的荒芜两者共同作用之下，一批又一批的党员干部脱离了正确的轨道，滑向腐败的深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报道，被视为菅直人首相强有力接班人的48岁外相前原诚司，被在野党挖出他曾接受外国人“政治献金”5万日元(约3989元人民币)的丑闻。在短暂的两天考虑后，他鞠躬谢罪，称以辞职承担责任，还日本形象和声誉一个清白；某国的部长级高

级官员仅为参加服务对像的一次宴请而引咎辞辞职；某国普通政府雇员因一次轻微酒后驾车而交上辞职报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发生在国外我们就觉得很正常，发生在国内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反常现象。这里不得不提到社会学中一个著名的理论——标签理论。

四、社会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可以这样解释，如果大部分人给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下了定义，那么在这个定义就成为这个人或这个群体的代名词，给别人片面的理解。现在许多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厚黑、不信群众信自己、不信理想信金钱的现象很多，他们认为别人都是这么看了，也是这么去做的，我同样也是干部，我为什么就不能去这么做呢，当干部就应该追求晋升、向往金钱，“三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了他们内心难以撼动的价值观，最终将贪污收贿变得习以为常，落入腐败的深渊。这种习以为常的心理惯性成为继上面讲的漠视党纪国法和价值观的迷失之外第三个重要的原因。

通过不断的摸索改革，目前各级针对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制度建设已经很完备，但是全国反腐败的形势依然很严峻，透过社会学者的视野，我认为保证一个政党的清廉高效，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继续完善公正的社会制度，除了党纪和国家法律之外还包括用人制度、选举制度、各种分配制度等等。二是“外病内治”，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的，要树立党员干部正确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也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党员干部真正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以一名党员干部的角色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三是要抛弃思想上的“标签”，有句话叫“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变节”，只有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有坚持自己为官做人的底线，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第三篇：从哲学角度分析中国梦

习总书记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时定义的“中国梦”，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从历史任务的角度，中国最现实、最迫切的“中国梦”就是要完成两个100年的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让人民能够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过上物质和精神上的幸福生活，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目的；由人民群众来共同努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齐心协力追梦，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途径。所以“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梦”，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实现，才能造福人民。

个人是人民的组成部分，个人与人民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正是由于千万个“个人梦”才铸就了“人民梦”。

“中国梦”由“人民梦”来实现，“人民梦”由“个人梦”来实现，而“人民梦”和“个人梦”都是以“中国梦”为基础，理顺这三者的关系对于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每个中国人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如果摆正自己的理想与“中国梦”的关系，使两者从根本上相一致。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国家的庇佑下，在享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成果时也要竖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积极向上的理想和信念，努力实现个人理想，这样才能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实现理想目标，也能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一份力量！

从哲学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决定共产主义人生观，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进入共产主义的台阶，中国梦就是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精神文明的共产主义梦。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哲理依据梦想之旅从来就不是一路坦途一帆风顺。把中国梦变成现实还有很长的路需要付出长期艰巨的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必须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用勤劳的双手才能托起伟大的“中国梦

“中国梦”具有最大限度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凝聚人心的伟力无论面对多少挑战、多大困难始终以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智慧为底蕴给人以希望、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文化解读哲学理论怎 样实 现中 国梦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中国梦”也是一种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价值观的形成也不例外，它是文明塑造出的民族禀性，它是党执政使命孕育出的政治文明，成为一个时代的道德制高点，那就是中国元素的时代价值。每一个人都有梦，梦是我们的理想信念。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追求是我们梦的价值观，只有有了价值的符号，我们的梦才有高度，我们的追求才是一种精神制高点的形成。

“中国梦”的时代内涵表现在它的历史意义上，也表现在它的时代意义上，这是由它的哲学属性所决定，因为中国梦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实现中国梦就要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更加科学地形成我们的中国之梦，这也是它的时代特征。马克思曾说：“在一切东西中最丰富的东西是精神。人是需要精神的，精神是创造伟大、崇高、壮丽与不朽的源泉。”我们的精神就是我们的“中国梦”，我们的“中国梦”就是我们的时代精神。

第四篇：从哲学角度分析雾霾天气

从哲学角度分析雾霾天气

内容摘要：本文从联系和质变与量变的关系解释雾霾的产生，接着指出了解决雾霾天气的对策，分别从世界的物质性和意识的能动作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和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这三个角度。

关键词 ： 量变与质变 物质 意识 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

最近的一场罕见的大范围雾霾几乎笼罩了中国，覆盖了中国近一半地区，已经有25个省份、100多座大中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雾霾天气，城市的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了重度污染的状况。不仅能见度低，严重影响着路面交通，给人们的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损失，更会给人们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

一、雾霾的产生

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任何事物都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雾霾天气产生与气象条件、人类污染物排放量是密切联系。触发雾霾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天气因素，但是究其根本原因，则应该是污染物的过度排放，工业废气、汽车尾气等大气污染导致污染的加剧。量变引起了质变，由于量变的积累，引发了质变——雾霾的产生。而污染的产生是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人们急切地以生态自然为代价建设发展经济，造成自然环境地严重破坏。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是客观的。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是人类有意识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前提。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发展经济，却不尊重自然，违背了客观规律，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二、雾霾的解决对策

（一）世界的物质性和意识的能动作用角度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所以当雾霾真正出现的时候，我们不能也无法逃避这个难题，它不会随着我们的意识而改变。但是意识活动具有能动作用，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意识具有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正视雾霾，有坚决解决雾霾的观念，才会为之努力。在意识能动作用的指导下，我们可以形成解决雾霾问题的目的、计划、方法等观念的东西，并以这些观念为指导，通过实践达到预期目标。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角度

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所以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雾霾天气就是我国大步发展中出现的新的矛盾。但是在不同时期，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不同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也在转换。例如英国，严重雾霾出现在英国之前，工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英国的主要矛盾，但1952年之后，已对英国继续更好地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的雾霾成为主要矛盾。英国当局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推出严厉措施控制污染。当前中国社会，雾霾已经成为危害人民健康幸福生活的主要矛盾，所以我国政府也必要采取整治措施。但是矛盾又是具有特殊性的，我国与英国的情况不同，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照搬英国的解决方法，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措施。

（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角度

社会存在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主要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其生产方式。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1952年伦敦大雾引发的直接死亡人数达到4000至6000人，是一场全国性灾难。当时，工业占英国经济的比重为历史最高，之后才开始向服务业转移。从人均收入和工业结构来看，当时的英国相当于今天的中国。所以，以我国当前的雾霾状况来说，社会意识也因有相应的变化。政府需要下决心制定政策，公众也应尽自己的一份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雾霾天气的危害警示，中国的生产方式也应该转变。因此，利用先 进的科学技术转变我国生产方式，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大力发展服务业，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2]周涛，汝小龙.北京市雾霾天气成因及治理措施研究.华 北电力大学学报，2012

第五篇：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4月1日在中央党校作反腐倡廉专题报告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从长远来说还有危及到我党的执政地位。贪污腐败现象已经不光是一个政党的执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成为了多种领域的研究范畴。社会学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一门科学，在贪污腐败问题上，我偿试通过社会学的视角简单地分析一下贪污腐败现象。

一、帕金斯“结构功能主义”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一个社会就是一个系统，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通过通力协作、执行各自功能，使整个社会系统运行有序。塔尔科特·帕森斯是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社会的各个系统乃至整个行动系统都面临着一些大致相同的基本功能和要求，满足这些要求是系统生存的先决条件，而这些要求是通过系统的内部结构得到满足的系统。他概括了一个系统能够正常动作的四大条件：适应(A)、目标达成(G)、整合(I)、维模(L)，即著名的帕森斯A—G—I—L框架。A ——适应(Adaptation)，G——目标达到(Goal-attainment)，I——整合(Integration)，L——潜在的模式维持(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唯一的执政党，拥有近8000万党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系统。适应(A)——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选择，能够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繁荣的唯一政党，是与整个外部环境相适应的，也是历史所证明了的；目标达成(G)——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路线方针、党的行动纲领和行动目标，它们是全体党员共同追求的最终目标；整合(I)——党的内部各部门、各个党员个体以党确立的目标为中心，共同努力，以达到党的系统目标。维模(L)——党通过建章立制，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活动，维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整个团队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职能也此功能上得到体现。可以看出，帕金斯所倡导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个典型的系统中得到最好的诠释。

二、迪尔凯姆“社会反常理论”

然而社会系统并不是都能够按照帕森斯的A—G—I—L框架所设定的那样正常运行，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意外的情况，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称它为社会反常状态理论。社会反常状态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系统都会为其成员确立一套大家共同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这些规范提供给成员们获得社会稀缺资源的合法途径和手段。打个比方吧，处于一个系统中的个体接受社会系统所确立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目标，也接受该社会整体所确立的获得利益的手段，同时社会也为各阶层的成员提供了实现社会价值目标的合法途径，那么社会处于运行有序的正常状态。反之，当社会系统无法提供给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合乎规定的途径实现他们所接受的社会价值目标时，或者是社会系统中的规范与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时候，社会就处于反常状态下。这就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社会反常状态理论。反常状态下的个体行为称为“越轨”行为。

全国范围内不断前“腐”后1继的贪污腐败现象就是典型的社会反常状态。在这种反常状态之下，党纪国法在腐败分子面前已经失去有效的约束力了。据中纪委2011年1月份发布的2010反腐成果，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部门共接受信访举报1427186件（次）[同比增长108824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63480件（同比增长22652件），立案139621件（同比增长24201件），结案139482件（同比增长37589件），处分146517人（同比增长39891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19527人（同比增长34174人），给予政纪处分38670人（同比增长8952人）。通过查办案件挽回经济损失89.7亿元（同比增长45.3亿元）。从上面的数据可以清析地看出来，反腐败不论在数量还是数额上都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现象。一方面体现了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逐年加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反腐形势的严峻。这种社会反常状态如果继续持续恶化，将会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我党的执政地位。

三、越轨行为理论

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提出“当社会不能提供达到目标的可接受手段时，就会有越轨行为发生”。社会学中所说的越轨行为是对社会控制的反判，是对社会规范的背离。在党员干部贪污腐败是一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是与党的纪律和中国的法律制度相违背的。这种不正常的腐败现象就是社会越轨行为。那我们如何防止贪污腐败的越轨行为呢？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来，要使社会成员避免越轨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建立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体系必须将一切特权排除在外，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公正，真正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二是能过制度允许的正常手段能够获得正当所需。首先，在制度设定的问题上，古代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现如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都是旨在建立一个对每个人都公平的社会规范，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或社会规范是一个社会所能正常运转的基本要素。我国自古至今都十分重视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周朝统治时期就出现了《周礼》，它是我国保存最早的系统完整的行政法法典，随着各个时期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到目前为上，我国的法律体系包括２２９部国家法律、６７９部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８５６１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１２０００部行政规章。立法更要执法和守法，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是要人去执行的，然而在执行各种法律和制度的过程中，并不能真正地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有些党员干部心中，党纪国法形同虚设，吃拿卡要、干扰司法、阳奉阴为。有人称这是“官本位”思想的遗毒，有人称是中国国民素质的软件跟不上经济发展的硬件，不论如何，既定制度在部分党员干部面前显得没有太大的威信，而在正常的状态之下，官的因素必须要远远小于制度的因素，身份的因素必须要弱于法律的因素。其次我们来说说第二个方面，通过执行制度所能允许的手段是否能够满足正常的需求。在中国的国情下，党员干部通过自己的劳动还是基本能够维持正常人的生活状况的，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过上中等水平家庭的生活还是可以保证的，这其实也是付出与回报的问题。关于中国官员收入问题社会上广有讨论，有的认为工资过高，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有的认为应该学习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我认为，每年被党内处分直至移交司法程序进行处理的党员干部队伍庞大，级别有高有低，收入有厚有薄，家庭条件有好有差，这些官员的堕落难道只用报酬问题就能涵盖得了的吗？我看不尽然。最近刚刚落马的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人称许三多，“钱多”、“房子多”、“女人多”，金钱只是他的贪求之一，色相、地位、虚名都是他追逐的目标，许三多其实就是贪污腐败分子众多表现形式的一个综合体，从他身上能够折射出贪污腐败分子腐朽的心理本质——价值观的荒芜。在对党纪国法的漠视加上自身价值观的荒芜两者共同作用之下，一批又一批的党员干部脱离了正确的轨道，滑向腐败的深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报道，被视为菅直人首相强有力接班人的48岁外相前原诚司，被在野党挖出他曾接受外国人“政治献金”5万日元(约3989元人民币)的丑闻。在短暂的两天考虑后，他鞠躬谢罪，称以辞职承担责任，还日本形象和声誉一个清白；某国的部长级高级官员仅为参加服务对像的一次宴请而引咎辞辞职；某国普通政府雇员因一次轻微酒后驾车而交上辞职报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发生在国外我们就觉得很正常，发生在国内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反常现象。这里不得不提到社会学中一个著名的理论——标签理论。

四、社会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可以这样解释，如果大部分人给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下了定义，那么在这个定义就成为这个人或这个群体的代名词，给别人片面的理解。现在许多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厚黑、不信群众信自己、不信理想信金钱的现象很多，他们认为别人都是这么看了，也是这么去做的，我同样也是干部，我为什么就不能去这么做呢，当干部就应该追求晋升、向往金钱，“三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了他们内心难以撼动的价值观，最终将贪污收贿变得习以为常，落入腐败的深渊。这种习以为常的心理惯性成为继上面讲的漠视党纪国法和价值观的迷失之外第三个重要的原因。

通过不断的摸索改革，目前各级针对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制度建设已经很完备，但是全国反腐败的形势依然很严峻，透过社会学者的视野，我认为保证一个政党的清廉高效，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继续完善公正的社会制度，除了党纪和国家法律之外还包括用人制度、选举制度、各种分配制度等等。二是“外病内治”，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的，要树立党员干部正确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也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党员干部真正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以一名党员干部的角色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三是要抛弃思想上的“标签”，有句话叫“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变节”，只有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有坚持自己为官做人的底线，才能走得更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