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贪污腐败现象

第一篇：浅论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贪污腐败现象

浅论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贪污腐败现象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这三十多年来除了带给我们国民经济的腾飞之外还带来国内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日益严重。本文试从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的总体现象出发，发掘腐败滋生和迅速蔓延的原因，并进一步一些结合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新情况，提出一些反腐反贪的新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状况的总体透视

本文首先通过对最高人民检察院1980-2008年正式公布的腐败案件进行汇总统计。统计指标包括查处案件数、大案要案数、挽回经济损失数以及主要的腐败类型和重点治理领域等几个方面［资料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1980年-2008年），http://www.xiexiebang.com/］。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案件的数量和涉及金额的变动趋势 ：

（1）1979-1980年为第一个周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此时经济体系的运行基本沿袭计划经济的模式。查处的涉及经济问题的案件数量仅数千件，1979年数据缺失，1980年查处案件只有7000件，大案要案89件（涉及金额一万元以上），腐败案件数量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相当。

（2）1981-1984年为第二个周期。腐败现象在1981年进入第一个波峰阶段，当年查处的案件开始急剧上升，达到31000件；1982年继续上升到32602件，这一年查处的大案要案激增到2512件。1983年数据缺失，1984年查处案件有小幅回落。1981-1983年涉及的金额数据缺失，1984年仅为0.9亿元。

（3）1985-1988为第三个周期。1985年查处案件数量上升到28000件，1986年急剧上升到49577件。该阶段内大案要案数量也呈急剧上升态势，1986年大案要案也达到这一周期的顶峰13888件，这一年案件涉及金额也增长迅速，达到了8亿元。1987年数据缺失，1988年查处案件回落到21100件。

（4）1989-1992年为第四个周期。查处案件数量在1989年形成高峰，达到58926件，大案要案也高达13507件。此后逐渐回落，1992年查处案件36700件，大案要案也降至9526件。涉及金额由1989年的4.82亿元上升到1990年的8.1亿元，1992年降至3.65亿元。

（5）1993-1997年是第五个周期。这一阶段我国的腐败现象蔓延比较快，几乎是直线上升。1993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腐败案件和大案要案的数量上升势头非常明显，分别在1996年和1997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高值，即145497件和48066件。1997年以后开始逐渐下降。在这一周期涉案金额一开始就从1993年的22亿元高位急剧攀升，并在1996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高峰67.80亿元。

（6）1998-2002年是第六个周期。1998年以后，腐败的蔓延势头受到遏制，数量下降比较明显，但是发案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00年查办案件达45113件，大案要案18086件，其中100万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如199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副董事长金德琴侵吞公款达5000多万元；2000年，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4000多万元；1998年，浙江金华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被查处，案值达63亿元；2000年，厦门特大走私案被查处，案值高达530亿元，偷逃税款300多亿元。这种大案要案，对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破坏性是十分巨大的。

（7）2003-2007年是第七个周期。五年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79696件，209487人，比前五年分别下降13.2%和9.9%，2007年立案数的比率比2003年提高了29.9个百分点，五年来立案侦查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的案件35255件，涉及省部级以上33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达244.8亿余元。陈良宇、郑筱萸、邱晓华、刘志华、杜世成、李宝金、韩桂芝、王怀忠、高严、刘方仁……这些省部级官员纷纷落马，既彰显出检察机关加大对大案要案查办力度的战果，也极大地震慑了腐败犯罪势头的上扬。

二、当前中国腐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结合上述整理后的资料，可以得出改革开放以来贪污腐败的主要原因：

1.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一方面，在新旧体制的交替和转换过程中，旧的体制可能已经破除，而新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并且，新的体制可能存在漏洞或短板，它的完善也需要时间，这样，在制度与制度之间不衔接、不配套的地方就会出现大量的体制缝隙和漏洞;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采取了渐进策略，“双轨制”成为一定时期和部分领域改革的策略选择，这样，也导致体制缝隙和漏洞的大量存在与产生。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权力的腐败者正是利用体制缝隙和漏洞，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和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并不健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反腐败机构之间分工不清晰、专业化程度不高;二是反腐败战略存在薄弱环节，廉洁教育的对象和手段需要进一步改进，预防腐败的针对性、前瞻性和专业化程度不高;三是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没有一部统一的《反腐败法》，对腐败行为的界定不清晰，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高。同时，中国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不完善。第一，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其监督应该最具权威性和强制性，但目前其监督的实际效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第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存在不足，监督体制不够健全、不够科学，监督重点不够突出，难以抓住要害，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不到位。第三，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特别是对于执政党的监督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第四，由于政府工作的制度、程序、行政活动公开化的机制还不够健全，透明度不高，群众和社会监督渠道不畅。第五，新闻舆论监督亟待加强和完善，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权利和舆论监督权力还缺乏充分的法律保障，影响了舆论监督效力的发挥。[7] 因此，中国反腐败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也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空间。

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惩罚是对付违法犯罪与腐败行为最重要的手段。对于某种“流行”的恶行，惩罚一定要及时，将它“扼杀”于起始之时。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长期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特别是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往往集中在受贿者，即主要是党政官员的一方，并且，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的惩治力度存在较大差距。首先，受贿者所受到的最高量刑要高于行贿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行贿罪最高可处以无期徒刑，而犯受贿罪最高却可处以死刑。其次，2005年之前实际因为行贿罪而受到起诉的人很少。在1998年至2002年的5年间，中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行贿案件6440件，只相当于同期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数(207103件)的3.1%。由于惩处的力度不够，增强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侥幸意识，削弱了他们的自律意识。看到一些人非常腐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开始起而效尤。这种逆向激励和示范效应，使得一些人热衷于所谓的官场技巧和社会关系，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扭曲，从而开始滑向腐败的深渊，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因“低风险、高收益”变得非常活跃和猖獗。腐败者所付出的代价太低，激励和促长了腐败行为，由此导致的腐败行为泛滥成为因对腐败惩罚不力付出的另一种代价。

3.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

“心清则自正，无欲则自廉。”廉洁是从政之德的基本内容，它要求领导干部要不断通过学习、教育和锻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和信念。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其他各种不良风气有了滋生的土壤，并开始侵蚀部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利益冲突最激烈的时期，还是各种利益对处于“脱贫致富”过程中人们诱惑最大的时期，这对领导干部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同时，在体制转型时期，体制缝隙和漏洞导致正向的激励机制没有形成，反而出现了一种逆向的激励机制。有时候，秉公办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甚至反受他人攻击;而拉帮结派、弄虚作假、鼠窃狗盗之徒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反被提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可能发生扭曲，廉洁自律意识就可能丧失。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富的增长不仅使社会具有了生机和活力，而且使人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特别是，改革开放破除了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更刺激了许多人的物质欲望。在这种背景下，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身手;抗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谈何容易?结果，一些领导干部放松了廉洁自律的要求，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都开始出现问题。老百姓讽刺一些人把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变成了：“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吹捧与自我吹捧”。有的领导干部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路边工程”，劳民伤财，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有的领导干部在利益诱惑面前，放弃了本应坚持的原则，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三、当前中国腐败问题造成的主要危害

1.腐败损害经济发展

胡鞍钢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了初步估计。他先将中国的腐败类型划分为四种类型，然后对每一种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计算，结果表明，腐败确实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腐败还会阻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一些人为了美化腐败的作用，把腐败视为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并认为反腐败会束缚人们的观念，阻碍改革开放。还有人提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权威的扩张和政府管理的活动增多，使得腐败不可避免。实际上，这种错误认识的目的只是在证明腐败的合理性。事实证明，腐败只会破坏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阻碍改革开放的进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研究表明：“腐败行为对任何实现现代化理想的努力都是十分有害的。腐败盛行造成了发展的强大障碍与限制。”由于权力腐败，政治权力不正当地介入经济领域，使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机制受到扭曲。权力对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作用，也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损害了市场经营环境，扰乱了经济秩序，必然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2.腐败危害社会秩序

腐败破坏了正常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对社会资源，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重要资源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分配，会导致全社会的不满，从而激化社会矛盾。例如，如果人才流动、资源调配和人事晋升的权力掌握在腐败分子手中，必然会出现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的情况，造成行政效率低下，资源调配不合理。腐败分子还会通过人事权力和干部任用与调配的权力组织私人关系网络，形成权力体系的个人化、家庭化和小团体化。并且，腐败也会使党的方针政策无法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在政策执行中，由于腐败的存在，一些人就会曲解政策和截留政策，或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都会损害政策对象的利益，挫伤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并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影响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腐败所导致的贫富悬殊会直接导致社会不稳定。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腐败现象进一步普遍化，而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涉案金额达到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上亿元的案件时有披露。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轻而易举地获取巨大财富，并在无形中剥夺了其他人获取财富的平等机会，这必然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聚集，从而加剧贫富悬殊，增大社会风险系数。一部分人的腐败行为又使得现实存在的贫富差距在人们心理上更加放大，并产生“示恶效应”和法不责众的心理，从而危及社会稳定，损害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失范现象肆意蔓延，最终破坏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会使社会陷入动荡和混乱之中。

3.腐败危及政治稳定

改革开放开始后，利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时机，一些领导干部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大肆谋取不义之财，从而一夜暴富。非法致富，权钱交易，腐败泛滥，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引起人们心理的不平衡，使许多人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增强对社会的不满和不平。腐败危及政治稳定、损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并使人们对政府的决策制定和执行以及其他政府行为失去信任，严重的还会引发社会**和政府倒台。腐败败坏了社会风气、践踏了道德和法律的尊严、助长了投机心理，使社会成员丧失了是非感。[13]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当腐败现象不断蔓延，特别是在一定区域内形成腐败集团之后，那里的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首先需要效忠的就不是国家和人民，而是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小团体，并会增加人们的离心倾向，削弱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

腐败问题还会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部分地区、部分部门的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可能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者对群众疾苦无动于衷，把自己同群众对立起来，使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使局部性问题转化为全局性问题，使群众同个别领导干部的对立转化为群众同党和政府的对抗，从而激化和扩大社会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腐败甚至可能导致亡党亡国。

四、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系机制

要减少甚至消除贪污腐败带给国家的危害就必须要建立一个健全的预防和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法规体制。

1、.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充分发挥惩治腐败的重要作用

惩治腐败，必须从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威慑力。惩治无力，教育就缺乏说服力，制度就缺乏约束力，监督就缺乏威慑力。严格依法办案，提高执法水平。要健全查处案件的协调机制，加大查处案件的组织协调力度。要坚持法律和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违纪违法行为，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要加强纪检、审判、检察、公安、监察、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跨区域协作办案及追逃、追赃机制，完善相关程序，形成整体合力。要综合运用法律、纪律、经济处罚、组织处理、限制从业资格等方式和手段，增强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切实提高执纪执法水平。查办案件工作既有治标的功能，又有治本的作用，要充分发挥查办案件在治本方面的建设性作用。

2、进一步强化党内民主，促进党内监督有效实施

目前的贪污腐败现象可以说已经系深入到党内，只有不断强化党内民主，运用党内民主的力量加强党内监督的实施。现时，党内监督是减少贪污腐败的最有效方法。我建议党内监督应该进行创新的监督方式，除了以前的监督方式之后还应该添加新的监督方式。比如说应该用上下级双向监督的方式来实施更为有效噶党内监督力度，同时又应该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反贪反腐机构，类似于香港的廉政公署，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利，让他们可以独立于其他党内监督机构进行自主的监督考察，加强监督的力度和强度。

3、真正实现人大监督和政协监督

加强党内监督只是一个当前治标的方法。更长远的是应该真正实现人大和政协对政府的行政监督。当前我国的人大监督和政协监督只是徒有其名，因为人大和政协没有足够或者真正可以使用的确实权力去进行对政府的监督，只有释放权力给人大和政协，让他们发挥真正的行政监督作用。才能让贪污腐败现象得以制止和扼杀。

4、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地方自治普选

我国当前贪污腐败现象最重要的监督手段还有群众与舆论监督，在党内监督和人大政协监督都没有成效时，往往是群众与媒体发挥重要作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来自于广大人民。由于历史原因，人民一直都未能体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当今，经济改革已经成效显著，人民的政治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应该开始推行县级以下行政人员由人民直选的新型民主选举制度，而且还要逐步开始实施省级以下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只要这样才能满足人民新时期的政治参与需求，并有效地加强人民对政府行政和官员施政的监督作用，更加行之有效地减少腐败和贪污。

第二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语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教育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经济建设、对外交往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培养了数百万的外语人才。但是,冷静而客观地正视中国外语教育的现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外语语言学理论的研究还缺乏突破性的成果;在教学实践方面,外语教学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而不注重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长期以来的“费时低效”与“哑巴英语”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不少外语人才知识面过窄、技能单

一、社会适应性不强等等。就我国基础外语教育而言,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来自于实践的学习外语专业招生的数量和教学的质量之间的矛盾。由于外语专业生源较好,就业形势较为乐观,所以导致各个高校的外语专业持续扩招,短时期内学生数量的迅速增长使得师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教学质量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其次,高等学校需要建立外语专业的教学规范。外语专业教学规范的制订,具体来说,是对学校外语专业设置条件的规定,这些规范的确立有助于外语专业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上述措施完善,才能保证大学生的质量,保证分配到全国各地中小学等基础教育中教师的质量。

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教育事业、经济建设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教育界同国际教育界的合作交流日益加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我国留学教育发展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综观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状况,外语课程改革一直是各国教育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以下将从语言教育政策、外语课程标准、外语教学策略、现代科学技术、教师教育和评估体系等六个方面对中外外语教育改革现状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拓宽视野,加强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力度。

目前,双语教学正在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热点,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学校已经实施或准备实施双语教学。就全球范围而言,许多国家和地区双语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如加拿大、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卢森堡、南非、芬兰、印度、瑞士、德国和中国的香港、澳门等。其中,瑞士、新加坡、卢森堡、我国澳门等实施了“三语”教育和“四语”教育。它们在双语教育的办学规格、师资素养、教学方法、课堂管理、学业评价等方面,已经形成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理论体系,非常值得我们比较、研究和参照。

中国目前开展的双语教学基本符合狭义的双语教育的界定。因此,中国双语教学主要指的是,学校中全部或部分地采用外语(英语)传授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非语言学科的教学。中国双语教学明显具有添加性双语教育的特征。在实施双语教学的过程中,我们采用英语(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掌握汉语和英语两门语言,成为汉英双语人才,而不是为了替代学生的母语或第一语言(汉语)。因此,我们不但允许学生使用汉语,而且要继续加强汉语的学习,并且反对把英语作为语文学科的教学语言。

双语教学是一次实验。外语教育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贯穿始终的是新旧之间的斗争与交替,斗争的结果总是不断地更新外语教育的基础理论和教学方法。外语教育的科学化是永无止境的。每一次更新都是一次新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部分学校实施双语教学也是一次尝试和探索。我国双语教学还处于实验阶段。建国以后,我国师范院校从未设立双语师资专业。我国现有的双语教师基本上没有接受过专门的、系统的双语培训,他们从事双语教学大多出于自愿的性质。

我国双语教学实验已经开始,但是相关法规还未配套。立法滞后开始制约双语教学实验的进一步发展。譬如,200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这项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应该以汉语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双语教学是一项新的举措,早先的法律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应尽快研究和制订有关双语教学的“条文”,至少颁布一些地方性法规,使得双语教学有法可依。

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新时期,对于外语院校和外语教学工作者而言,这无疑是一次考验和希望并存的历史契机。随着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要求的提高,单向度的外语人才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和社会的要求。外语界人士普遍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优秀的外语专业学生应该具备以下能力:缜密的外语思维能力,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各种社会挑战的中英文运用能力,批判的、系统的推理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敢于创新、独立开展与外语相关工作的能力,具有适应涉外工作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对外竞争与合作的能力,具有对外国文化的评判能力和辨别能力,熟悉中外不同的思维方式,观察不同学科、文化、理念并且融会贯通的能力,等等。因此,能否培养出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宽阔的知识面和出色的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新一代国际化外语人才,是中国外语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适应我国教育发展的新形式,深入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满足新时期国家和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2004年将在全国180所高校中开展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工作。改革重点为:教学目标的变化、教学理念的变化、课程体系的变化、教学手段及形式的变化和测试及评估的变化。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我国已正式加入WTO,社会对懂英语,特别是具有较强英语交流能力的人才需求更加迫切,进一步提高学校外语教学质量的呼声日益高涨,深化外语教学改革刻不容缓。这些重要举措,为我国基础外语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基础外语教育提供了先决条件和有利保障。

20多年来,我国的外语教学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立足于时代要求的战略高度,从新时代人才培养的角度分析,我国外语教学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和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基础外语教育。其表现:一是教学思想相对滞后。二是大、中、小学的英语教学相对脱节。到目前为止,学校的英语教学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缺乏阶段性、层次性和渐进性。三是教学模式单

一、刻板。尽管《英语教学大纲》提出了“外语学习归根结底是学生自身的学习”,“课堂教学不仅要扩大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还要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自学能力”的要求,但由于学校英语教学任务比较繁重,考试也以笔试为目标,大搞应试教学,形成教师上课讲知识、讲语法多,学生课下主要背单词的局面。四是教学方法相对陈旧。五是教学手段落后。六是从事英语教学师资不足,投入不足。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其他能力尤其是口语能力的要求显得更为迫切,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以培养口语能力为教学目的的各种教学试验,这是时代发展对英语教学的新要求,也是我国基础教育对英语教学的新要求。而目前,口语教学可以说是我国英语教学的薄弱环节,因此,注重培养学生的写作和口语交流能力,提高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成为进一步改革英语教学的重要方向,英语教学改革了,培养的学生学习方式、学习方法、学习内容等一系列问题相应发生了改变,自然而然影响到整个基础外语教育。此外,为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教育部将出台相关文件,进一步推动英语教学改革,促进全体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不断提高,培养的目标也向多层次、多用途、实践型发展,以适应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和需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经济建设、对外交往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外语人才。笔者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角,回顾、分析、展望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显著成就、基本经验和发展目标。我们在看到我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必须看到其存在的问题。如缺乏规划,基础阶段与高等阶段外语教学研究严重脱节;理论研究对教学实际关注少,未能对教学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研究不规范,低层次重复劳动多;缺乏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缺乏对中国外语教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构建;研究方法存在误区;未能很好处理“拿来主义”与“中国特色”、“应用”与“启发”等关系。希望中国外语教育把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培养教育出更适合我国教育的优秀人才,体现我国特色、风格和气派。参考文献: [1] 邢文英,程红,王永利.中外高校外语教学比较研究.河北学刊,2008(5).[2] 邱均平,沙勇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历程、现状和趋势.情报学报,2002(1).[3] 朱中都.论我国英语教育政策的弊端及改革路径.湖北社会科学,2007(2).[4] 贾爱武.我国外语教育政策新战略思考.外语界,2007(5).[5] 胡壮麟.对中国英语教育的若干思考.外语研究,2002(3).[6] 李予军.交际法研究在中国:问题与思考.外语界,2001(2).

第三篇：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4月1日在中央党校作反腐倡廉专题报告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从长远来说还有危及到我党的执政地位。贪污腐败现象已经不光是一个政党的执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成为了多种领域的研究范畴。社会学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一门科学，在贪污腐败问题上，我偿试通过社会学的视角简单地分析一下贪污腐败现象。

一、帕金斯“结构功能主义”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一个社会就是一个系统，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通过通力协作、执行各自功能，使整个社会系统运行有序。塔尔科特·帕森斯是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社会的各个系统乃至整个行动系统都面临着一些大致相同的基本功能和要求，满足这些要求是系统生存的先决条件，而这些要求是通过系统的内部结构得到满足的系统。他概括了一个系统能够正常动作的四大条件：适应(A)、目标达成(G)、整合(I)、维模(L)，即著名的帕森斯A—G—I—L框架。A ——适应(Adaptation)，G——目标达到(Goal-attainment)，I——整合(Integration)，L——潜在的模式维持(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唯一的执政党，拥有近8000万党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系统。适应(A)——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选择，能够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繁荣的唯一政党，是与整个外部环境相适应的，也是历史所证明了的；目标达成(G)——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路线方针、党的行动纲领和行动目标，它们是全体党员共同追求的最终目标；整合(I)——党的内部各部门、各个党员个体以党确立的目标为中心，共同努力，以达到党的系统目标。维模(L)——党通过建章立制，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活动，维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整个团队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职能也此功能上得到体现。可以看出，帕金斯所倡导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个典型的系统中得到最好的诠释。

二、迪尔凯姆“社会反常理论”

然而社会系统并不是都能够按照帕森斯的A—G—I—L框架所设定的那样正常运行，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意外的情况，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称它为社会反常状态理论。社会反常状态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系统都会为其成员确立一套大家共同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这些规范提供给成员们获得社会稀缺资源的合法途径和手段。打个比方吧，处于一个系统中的个体接受社会系统所确立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目标，也接受该社会整体所确立的获得利益的手段，同时社会也为各阶层的成员提供了实现社会价值目标的合法途径，那么社会处于运行有序的正常状态。反之，当社会系统无法提供给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合乎规定的途径实现他们所接受的社会价值目标时，或者是社会系统中的规范与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时候，社会就处于反常状态下。这就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社会反常状态理论。反常状态下的个体行为称为“越轨”行为。

全国范围内不断前“腐”后1继的贪污腐败现象就是典型的社会反常状态。在这种反常状态之下，党纪国法在腐败分子面前已经失去有效的约束力了。据中纪委2011年1月份发布的2010反腐成果，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部门共接受信访举报1427186件（次）[同

比增长108824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63480件（同比增长22652件），立案139621件（同比增长24201件），结案139482件（同比增长37589件），处分146517人（同比增长39891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19527人（同比增长34174人），给予政纪处分38670人（同比增长8952人）。通过查办案件挽回经济损失89.7亿元（同比增长45.3亿元）。从上面的数据可以清析地看出来，反腐败不论在数量还是数额上都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现象。一方面体现了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逐年加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反腐形势的严峻。这种社会反常状态如果继续持续恶化，将会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我党的执政地位。

三、越轨行为理论

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提出“当社会不能提供达到目标的可接受手段时，就会有越轨行为发生”。社会学中所说的越轨行为是对社会控制的反判，是对社会规范的背离。在党员干部贪污腐败是一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是与党的纪律和中国的法律制度相违背的。这种不正常的腐败现象就是社会越轨行为。那我们如何防止贪污腐败的越轨行为呢？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来，要使社会成员避免越轨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建立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体系必须将一切特权排除在外，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公正，真正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二是能过制度允许的正常手段能够获得正当所需。首先，在制度设定的问题上，古代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现如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都是旨在建立一个对每个人都公平的社会规范，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或社会规范是一个社会所能正常运转的基本要素。我国自古至今都十分重视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周朝统治时期就出现了《周礼》，它是我国保存最早的系统完整的行政法法典，随着各个时期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到目前为上，我国的法律体系包括２２９部国家法律、６７９部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８５６１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１２０００部行政规章。立法更要执法和守法，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是要人去执行的，然而在执行各种法律和制度的过程中，并不能真正地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有些党员干部心中，党纪国法形同虚设，吃拿卡要、干扰司法、阳奉阴为。有人称这是“官本位”思想的遗毒，有人称是中国国民素质的软件跟不上经济发展的硬件，不论如何，既定制度在部分党员干部面前显得没有太大的威信，而在正常的状态之下，官的因素必须要远远小于制度的因素，身份的因素必须要弱于法律的因素。其次我们来说说第二个方面，通过执行制度所能允许的手段是否能够满足正常的需求。在中国的国情下，党员干部通过自己的劳动还是基本能够维持正常人的生活状况的，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过上中等水平家庭的生活还是可以保证的，这其实也是付出与回报的问题。关于中国官员收入问题社会上广有讨论，有的认为工资过高，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有的认为应该学习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我认为，每年被党内处分直至移交司法程序进行处理的党员干部队伍庞大，级别有高有低，收入有厚有薄，家庭条件有好有差，这些官员的堕落难道只用报酬问题就能涵盖得了的吗？我看不尽然。最近刚刚落马的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人称许三多，“钱多”、“房子多”、“女人多”，金钱只是他的贪求之一，色相、地位、虚名都是他追逐的目标，许三多其实就是贪污腐败分子众多表现形式的一个综合体，从他身上能够折射出贪污腐败分子腐朽的心理本质——价值观的荒芜。在对党纪国法的漠视加上自身价值观的荒芜两者共同作用之下，一批又一批的党员干部脱离了正确的轨道，滑向腐败的深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报道，被视为菅直人首相强有力接班人的48岁外相前原诚司，被在野党挖出他曾接受外国人“政治献金”5万日元(约3989元人民币)的丑闻。在短暂的两天考虑后，他鞠躬谢罪，称以辞职承担责任，还日本形象和声誉一个清白；某国的部长级高

级官员仅为参加服务对像的一次宴请而引咎辞辞职；某国普通政府雇员因一次轻微酒后驾车而交上辞职报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发生在国外我们就觉得很正常，发生在国内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反常现象。这里不得不提到社会学中一个著名的理论——标签理论。

四、社会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可以这样解释，如果大部分人给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下了定义，那么在这个定义就成为这个人或这个群体的代名词，给别人片面的理解。现在许多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厚黑、不信群众信自己、不信理想信金钱的现象很多，他们认为别人都是这么看了，也是这么去做的，我同样也是干部，我为什么就不能去这么做呢，当干部就应该追求晋升、向往金钱，“三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了他们内心难以撼动的价值观，最终将贪污收贿变得习以为常，落入腐败的深渊。这种习以为常的心理惯性成为继上面讲的漠视党纪国法和价值观的迷失之外第三个重要的原因。

通过不断的摸索改革，目前各级针对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制度建设已经很完备，但是全国反腐败的形势依然很严峻，透过社会学者的视野，我认为保证一个政党的清廉高效，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继续完善公正的社会制度，除了党纪和国家法律之外还包括用人制度、选举制度、各种分配制度等等。二是“外病内治”，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的，要树立党员干部正确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也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党员干部真正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以一名党员干部的角色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三是要抛弃思想上的“标签”，有句话叫“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变节”，只有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有坚持自己为官做人的底线，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第四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27年来，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6%，社会事业加快发展。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2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600美元，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改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目前，95%以上的商品价格已由市场确定，95%以上的投资来源于企业、银行和社会。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4年多来，严格信守承诺.清理和修订法规，逐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开放服务贸易，推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为进一步扩大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创造良好条件。

同时应当看到，中国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不少困难。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经济总量虽然已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仍然排在世界100位之后。中国的产业结构还不合理，技术水平不高，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和社会发展还不协调，城乡、区域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得到扭转。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

今后一段时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机遇期。目前，中国正在制定2006-年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发展的主要目标：一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二是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5年降低20%左右，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把握未来，开拓创新。在理论创新方面，中国认真总结自身建设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在科技创新方面，中国制定了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确立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方针。在体制创新方面.中国按照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明确了各方面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在创新的推动下，中国将保持发展的良好态势，提高发展的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轨道。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首先，中国的发展是立足国内的发展。中国国内需求潜力大，可以为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过去5年，中国新增电话用户5.14亿户，新增发电装机容量超过2亿千瓦，就是市场规模大的客观反映。今后5年，我们将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保持固定资产投资合理增长；同时，积极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中国既是能源消费大国，又是能源生产大国，多年来能源自给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能源增产的潜力很大。例如，中国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还不到1/3.核电装机占电力装机的比重只有

1.7%。我们将坚持立足国内，构筑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高效、清洁地开发利用煤炭资源：努力增加石油天然气供给能力，协调发展煤电、水电、核电，加快开发利用风能、生物质能、太阳能，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15%左右。我们还将立足国内，优先发展科技教育，加快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中国有40%左右的国民储蓄率，8亿多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国土蕴藏着自然资源：还有初具规模的基础设施，较好的科技教育基础，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长期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发挥好

国内资金、劳动力、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作用。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实现长期持续发展。

第二，中国的发展是结构优化的发展。中国首次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04年，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例为13.1：46.2：402。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成效，但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今后5年。我们将依靠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继续加强农业，加快发展服务业，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依托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加强消化吸收再创新结合起来.在高效清洁发电和输变电、大型石油化工、先进适用运输装备、高档数控机床、集成电路设备和先进动力装置等领域实现突破，提高装备制造的整体水平。大力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技术产业，促进金融、物流、咨询、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加快发展，继续加强能源、矿产、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中国的发展是资源节约的发展。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将贯彻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坚持节约优先，大力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和资源综合利用。突出抓好冶金、建材、化工、电力等重点行业的节约降耗工作。实施节约和替代石油、热电联产、绿色照明等重点节能工程，推进1000家重点企业的节能改造，鼓励生产和使用节能节水产品、节油环保型汽车。发展节能省地型建筑。严格控制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产业的发展。依法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

第四，中国的发展是环境友好的发展。我们将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贯彻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突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继续实施重点流域污染治理工程，推进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积极防治农村面源污染。保护好饮用水源；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加快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治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搞好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合理划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区域。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防沙治沙等生态工程，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系统。严格环境监管，强化环境执法，防范和化解生态环境风险。

第五，中国的发展是全面协调的发展。我们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突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推进扶贫开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加快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

第六，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发展。我们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深化改革开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改革的重点任务包括：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进价格改革，建立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污染治理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财税、金融、投资等方面的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我们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是继续发展对外贸易，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二是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切实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着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三是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开展优势互补的对外投资，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2005年，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

1.42万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6600亿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03亿美元。均居世界第三位。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国给了我们有益的援助，国外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引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同时，中国也为世界发展作出了贡献。近年来，中国对40个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优惠关税待遇，为海啸受灾国、南亚地震救援、禽流感国际合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峰会上，中国就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提出了五项新举措，涉及关税、减债、贷款、防治疾病和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今后5年，中国的发展将为全球带来更多的机遇，仅商品进口累计就将超过4万亿美元。希望各国企业家和各界人士抓住机遇，扩大对华投资贸易。继续参与和支持中国的建设。中国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们愿与国际社会一道，相互开放市场，健全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全球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扩大经贸合作创造更好的环境；发展技术贸易.建立技术推广和转让机制，让更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分享技术革新的成果；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营造稳定、高效、安全的金融环境，防范金融风险：积极开展能源合作与对话，保持国际能源市场稳定，为发展提供安全、经济、清洁的能源保障；广泛开展环境合作，认真履行国际环境公约，推进环境保护能力建设；加强相互磋商，协调国际行动，共同解决贫困、债务、人口以及自然灾害、疾病传播、恐怖主义等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展望未来，中国将坚持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道路，与各国携手前进，开拓创新，为促进全球发展、建设和谐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探析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人真正自觉地开始认识现代化，一系 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重新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机制，明确了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全面开创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

一、提出“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路线，实行全面的拔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完成后，如何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中心任务突出地摆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1979年 3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 化道路。”[1](P163)他还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重视的两个重要特点，即底子薄及 人口多、耕地少进行了分析。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和现代化的基本方向。1984年10月，邓小平强调“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 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2](P94～95)1987年8月，邓小平特别强调指出 ：“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 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

划。”[2](P225)至此，“走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已经趋于成熟，并成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开展各项工作 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的核心是全面现代化的思想。与此前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思想相比，它既强调工业化的重要，也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工业化、政治民主化 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统一，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能只看重其中的一方面，而导致现代化 过程中的种种失衡现象出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思想，在党的十三大报 告中被规范地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 表述被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所沿用，并被固定下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原因

1、我国坚持实施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

2、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3、能够正确认识我国目前所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4、能够正确认识我国的根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5、能够正确确立我国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6、能够坚持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7、在经济特区与港澳台地区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能够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外交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切实维护国家利益。

8、能够坚持我国的分配制度和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

9、能够确立正确的战略政策，制定适当的发展政策，以民为本

第五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变化

“再不实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30年前，一个伟大领袖，一个中国新时期的设计者——邓小平代表亿万人民，顺应历史潮流，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中国从此走向世界，世界从此认识中国，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也从此开始……

一是民生得到显著改善。

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了小康水平。以收入和住房这两大最能反映生活水平的项目为例，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住房面积都有大幅提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30年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绝对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3％。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

二是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进一步提高。统计表明，1978年至2006年的28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国外汇储备从未超过十亿美元，二00六年末已突破一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二00一年，中国加入，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三是初步建立了一个适应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中国基本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共识开始形成。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相继承认乐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确立。

四是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锁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开放是什么？开放就是自主、自发地接受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则，并以此克服自身传统的特殊规则的缺陷，使其更好地推进国民福利的增加和国家的富强。而真正的对外开放，不仅要引进

西方先进的技术，还要学习西方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学习西方文明，进行制度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的重要性有时要远大于改革。中国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通过相互学习，使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视野更加开阔，开放意识和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加入WTO后，我们已义无返顾地回归到世界主流文明中，以一个主权国家的承诺和信用锁定中国改革发展的道路。

历史与现实都证明改革开放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中国社会生活的改变源于此，中国人将更加坚定的继续走下去！

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时代变迁的一种体现，而社会的变迁往往最直接反映在城市。改革开放20多年来，伴随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生活方式也悄然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

变化之一：消费结构明显升级，“衣食住行”消费位次发生变化：“食”的消费比重开始让位于“衣住行”。私房、私车大踏步走进居民生活。城市生活方式日趋“个性化、现代化、多元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家庭开始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人们的消费结构也由过去的“温饱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

首先是“衣食住行”中的消费位次发生了明显变化：“食”的消费位次开始让位于“衣住行”。长期以来，衣食住行中的“食”在人们的生活消费中所占比重最高，居民收入的大部分主要用于解决“吃饭”问题，其他消费很少。如今这一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跨过“温饱线”的城市居民，食品类消费比重逐年下降，城市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40%以下。居民的消费重点正在发生转移：住房、交通、通讯、教育、旅游等方面的开支明显增加。人们越来越舍得“花钱买时间”、“花钱买教育”、“花钱买健康”……

城市居民的家庭电脑、电话普及率快速上升，通信消费支出成为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增长最快的项目。据统计，2001年城市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34部，家用电脑13台，80%的家庭拥有固定电话。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手机，如今已经成为大众化的日常用品。在首都北京，手机用户目前已达600多万，平均每2个北京人就拥有一部手机。

中国社科院近期的一项调查表明，2001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为428元，教育支出的增幅仅次于交通通信支出。北京零点调查公司不久前对上海、武汉、北京、广州、成都5个城市的一份健身调查显示，北京平均每个人一年用于体育健身的消费达到888元，不少人一年的健身费用接近5000元。

私房、私车不再是梦。建设部最新消息，9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已经成为住房投资和消费的主体，个人购买商品住宅的比例超过了93%，居民住房自有率达80%。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称：今年上半年，北京市三大汽车交易市场共销售汽车4·14万多辆，其中私人购车比例已达90%。

城市生活方式日趋“个性化、现代化、多元化”。人们的衣着从过去注重“结实耐穿”逐步向展示个性风采和与国际时尚“接轨”。上世纪80年代初“街上流行红裙子”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城市越来越难见“流行色”。

人际交往也日趋“现代化”：过去亲朋好友逢年过节相互走动，往往是送些食物礼品或“压岁钱”，如今送鲜花贺卡、礼品书籍蔚然成风。据报道，仅北京市2001年春节鲜花就卖了1亿元！过年过节方式则呈现“多元化”趋势：在“回家”过年人潮涌动的同时，选择“离家”过年的城里人似乎越来越多。许多城里人春节举家到外地度假——南方人到北方看雪，北方人到南方看海，春节出游人数一年多过一年，今年春节期间，居民出游就达5158万人次。新兴的“电话、手机短信息、网络贺卡”拜年逐渐取代传统的“串门拜年”。社会学家指出：从另一角度看，现在“年味”有些变淡，恰恰折射出社会生活的进步。

变化之二：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休闲”时间，市民生活从“静态”走向“动态”。生活方式个性分层，“小资”时尚浪漫生活模式引人注目。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收入增长和工作时间缩短，人们拥有了更多可自由支配的休闲时间。

自1995年5月起，我国实行了5天工作制，加上近年来“五一”、“十一”、“春节”延长假和其他假日，职工全年法定休息日（不包括带薪休假）已经超过110天，1990年中国城市职工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为7小时19分钟，1997年下降为5小时37分钟。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开始走出家门加入“周边游”、“跨省游”和“出国游”行列，一个个“旅游黄金周”的涌现，带给人们新的感觉和快乐。走出家门、走出国门“看世界”，被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列入自己安排的“休闲出行表”。

对外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都市白领”一族，其生活方式变化尤其显著，堪称引领时尚潮流的先锋。追求时尚品牌服饰、拥有较高学历和工作收入、思想“前卫”、模仿西方某些生活方式的所谓“小资”生活，近年在大城市逐渐流行。

改革开放中涌现的新阶层，使都市生活方式增添了一道独特的新景观。改革开放之前，城市居民大部分在全民或集体单位就业，工资收入差距不大，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得到承认，民营、个体、私营、外资、中外合资等多种经济形式快速发展，涌现了一批包括科技影视体育明星、企业家在内的“先富人群”。这些被称为新阶层的“富人”中，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提前进入“富裕生活”轨道，过上了与一般市民不一般的生活。高收入使他们拥有轿车、别墅和各种高消费机会和能力，是名副其实的高消费群体，一般市民望

尘莫及。社会学家认为，这一高消费群体由于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依托，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一般民众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德准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某些出轨的生活方式，社会应该加以规范、引导，不能盲目追捧，更不值得大众效仿。

变化之三：率先步入“数字时代”。家电和电脑网络的普及，改变着生活的方方面面，“e化生活”实实在在，不再是少数人的时尚。

科技的进步和普及，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及生活观念。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不断完善，带给市民更多的实惠。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洗衣机、微波炉、吸尘器、电烤炉等家用电器的普及，以及生育子女数的减少，使家务劳动强度大为降低，城市居民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缩短：据统计，1997年我国城市女性职工平均每日家务劳动时间为3小时3分钟，比1990年减少了1小时20分钟；男性职工的家务劳动时间从2小时10分钟下降为1小时43分钟。

与此同时，家政服务业近年迅速崛起，家务劳动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有人统计，1996年我国城市居民家庭平均在外就餐20次，这一数字目前不断刷新。在南方许多城市，许多人不愿再为一日三餐耗费太多精力，早、午餐大都选择以快餐形式解决。人们从简单的家务劳动中得到解脱，投入更具效益的“炒股”等活动，以求实现更高的劳动价值。

手机、呼机、电脑、金融卡的普及应用，直接改变了城市生活的节奏，提高了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效率。“e化生活”成为实实在在的大众生活，不再是都市少数人的时尚。

传统的寄信、发电报和电传方式，正被E-mail、手机等现代通信手段代替，人际沟通和信息交流变得更快捷、有效。过去，一封信跨越太平洋寄达美国要1个月时间，而今电子邮件只需要几秒钟。现在写信、发电报的人越来越少，导致“电报业务萎缩”，国家电信部门不得不自今年8月1日起宣布取消祖国大陆发往台湾地区的电报业务。而在这之前，有百年历史的“电报汇款”也已经在我国全面“退休”。“网络生活”不再神秘，“上网”不再是一种时髦，而是市民生活、工作的现实需要。电子商务、电子银行、电子货币、网络学校等日益普及，网上订票、购物、咨询等服务项目无所不能，极大方便了市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