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代贪污现象的原因

第一篇：浅谈明代贪污现象的原因

浅谈明代贪污现象的原因

摘要：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个性的朝代，它孕育了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封建统治，体现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隔阂。贪污腐败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在明朝出现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在今天对这些特点的再次认定和研究，对于当今的反腐惩贪工作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关键词：明朝；贪污现象；原因；

明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王朝，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把明朝定义为“一个内向和非（）[1]P177竞争性的国家”，因为明朝在前期曾出现过积极的海外行动即郑和下西洋，但至明中期以后便以防御为主，闭关自保，“内向”的将自己于其他国家隔离，成为一个黄先生口中的“由自然经济绝对统治”的“非竞争性国家”。经济决定政治，封建的自然经济的统治必然决定了政治上的专制。所以，明朝建立了历史上最全面的专制制度、开创了特务制度的先河，在吏治方面，明朝自朱元璋的“治乱世用重典”开始，历代君主都重视吏治整顿；但即使有重刑如朱元璋的“剥皮实草”，也未能刹住贪污腐败之风。明朝的贪污现象具有典型性，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明朝监察制度的失效

明代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监察制度。其“监察制度之完备，人员之庞大，权力之威重，作用之巨大，超过了历朝历代，堪称中国之最。”这一套监察制度出自朱元璋，他首先废除了元时的御史台，设都察院。在其下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令其“专纠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4]（P1179-1180）其次，在地方实行御史巡按制度，设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对各地方的吏政、治安、水利、风俗、民隐等进行考察，保护地方安全；此外，还建立了六科给事中的组织机构，以此来监察吏、户、刑、兵、工、礼六部；建立了一个由皇帝人为掌控的全面而系统的监察机构。

但是，即使在朱元璋凭借个人威信与重刑统治明王朝时，也出现了有名的空印案和郭桓贪污案，而在若干年后的明神宗时期，连赈灾的银子、修筑工程的款项都成了贪污的对象，对整个国家百姓造成了重大而恶劣影响。

在《明史》卷二三四《曹学程传》中说道：“御史王麟趾劾湖广巡抚秦燿结政府状，谪徐沟丞。（御史郭）实复劾（秦）燿，燿乃罢。比去任侵赃赎银巨万，为衡州同知沈铁所发，下吏戍边。故事，抚按赃赎率贮州县为公费。自（秦）燿至都御史李采菲，御史沈汝梁、祝大舟咸以自润败，自是率预灭其籍，无可稽矣。”[4]（P797）在此提到的李采菲是巡抚山西的右副都御史，沈汝梁为巡视下江御史，祝大舟为江西巡按，这些代天子巡狩的钦差们纷纷落马，说明了由人掌控的监察制度是不可靠的。

(二)、明朝官吏贪污不被监督惩罚与其君臣关系的疏密有重大联系

中国历代封建帝王在权钱面前更注重的是权而非钱。这一思想就使皇帝对某些事、对某些贪钱不贪权的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现象在后来的清朝更为明显。吴思先生在他的《血酬定律》一书中也曾言到：“皇家贵族为了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秩序，为了保护法酬，减轻工作负担，不能不雇佣代理人，也不得不容忍代理人作弊，容忍他们建立的潜规则体系。消除潜规则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许受害者监督、控制官吏，而让羊群监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险的，是可能导致变天的„„为了保证血染江山永不变色，控制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牧主手 中，哪怕潜规则泛滥为滔天洪水。”[7]（P9）

明朝的贪污与明朝君臣的博弈是分不开的。明朝的君臣关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一开始就充满了斗争的意味。起初，农民皇帝朱元璋受尽官府的打击压榨，终于一跃成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时，对那些俯首于他的臣子们产生了不满和敌意。

吴思先生在他的《隐蔽的秩序》中曾经对当时明朝官员的“工资”作出一番比对：“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名义工资„„折合下来是每月11780元。正司局级每年名义工资„„月薪„„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5]（P71-73）作者在后面提到过这只是名义工资，但明朝的“工资”不以银两发放，而是以实物发放。因此，常常会出现不能全额领到米粮，而是以其他如布匹、胡椒和苏木等等形式发放，而这些东西的折算率就远不如大米，而再加上这里那里的费用消耗，县官的月工资只能保障在1000元左右。因此就出现了官员们的生计问题。

因此在明朝，最初是帝王统治臣子。洪武年间，臣子只能服从执行皇帝的命令而不可以有其他想法，这从朱元璋设立厂卫制度就可以看出来。“朱元璋称帝之后，鉴于以往的失误，改革了军事和政治机关，但是改革这些机关容易，如何才能保证他们忠心耿耿呢？就算他们忠心耿耿，万一有紧急情况的话，又如何保证传达到自己耳朵里的是真实准确的呢？为此朱元璋设立了两套机构，一套是督

[8]（P35）察院，另一套是锦衣卫和检校。”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两大力量，帝王与臣子不和，在这个王朝一开始就种下了祸根；一直被皇帝钳制住的官员们到了适当的时机便会反过来制衡君主的权力。如在明朝中后期的万历一朝、隆庆一朝等等，皇帝与官员是相互对立的。随着时间的发展，朝臣们逐渐扭转了局势，取得了主动。

明神宗朱翊钧时期的君臣关系就反映了上述现象。万历皇帝幼年即位，受到张居正的辅佐，但随着张居正的死亡和其“罪行”的被揭露，万历皇帝的观念受到了刺激，从而使这个帝王变得更加的偏激、消极。他对朝廷上的事不闻不问，甚至长期不上朝，而在与臣子们就“传统问题”（立嗣）的斗争中屡次败下阵来，更加重了万历帝对自己朝臣的憎恶，于是君臣关系愈发的尖锐化。这样一来，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两大主角帝王与臣子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隔阂，而皇帝自身所特有的封闭性使得他与朝臣相脱离，成了一个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孤立的皇帝，而以“传统”来压制帝权的臣工取得了这场博弈的胜利。因而官官相护、贪污之风日盛。

(三)、物质条件的优越和社会风气的转变架起了明代滋生贪污的温床

“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之一”。“一个时代的饮食文化，„„反映了该时代的生产状况和经济水平，„„”[9]（P62）我们知道，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大力倡导节俭，上行下效，各地竞尚俭约，其中以江西为甚。陆容《菽园杂记》中叙述说“„„如吃饭，先一碗不许吃菜，第二碗才以菜助之，名曰‘斋打底’。馔品好买猪杂脏，名曰‘狗静坐’，以其无可遗也。劝酒果品，以木雕刻彩色饰之，中惟时果一品可食，名曰‘子孙果盒’。献神牲品，赁于食店，献毕还之，名曰‘人没分’。„„”[9]（P62）而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产生，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社会风气也随之一变，出现了大吃大喝，竞相攀比的情况。

吃喝从仪式程序到种类花样都有了很大的改变。顾起元的《客座赘语》中提到：“明英宗正统年间请客吃饭，‘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桌一张，肴止四大 盘，四隅四小菜，不设果，酒用二大杯轮饮„„午后散席’„„”[9]（P63）；发展到嘉靖年间，“乃有设乐及劳厨人之事矣”，也就是在饮宴的同时有歌舞助兴和请专门的厨子来置办酒宴了。从吃的内容来看，在以前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即使大宴宾客，也只是增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一年中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而“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以求相胜。”[9]（P64）由此种种，形成了明朝奢靡的社会风气，从而也就架起了滋生贪污的温床，凡事都以吃喝为纽带，吃喝之风奢靡，因此也助长了官员的贪污之风。

综上所述，明朝是一个异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王朝的王朝，是一个内向型的王朝，他体现了很多矛盾，因此使整个帝国都呈病态发展、繁荣、灭亡。而作为每个社会都会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在明代也或多或少的受其背景影响而有着不同的原因：明朝有着史上最完备的监察制度，但仍然存在严重的贪污现象；明朝的官员在领着极低的俸禄的情况下不惜冒险与君主博弈，大规模的集体贪污；明朝君主注重法制但却总把自己放在法律之外；往者已矣，明朝的繁荣与衰退已不再在，却可作今日之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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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s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lversation Phenomenon in Ming Dynasty

Abstract：Ming Dynasty is a special characteristic dynasty in feudal society of China．

It bred the most autocratic

institution and reflect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uling class of Ming Dynasty． Mlversation phenomenon in Ming Dynasty had its own special reasons, and appeared som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Today，we conclude and do the disquisition on this question once again，which have the important and positive significange to the work of anti-corruption．

Key words：Ming Dynasty；malversation phenomenon；reasons;characteristic；

第二篇：对社会贪污现象的思想报告

对社会贪污现象的思想报告

贪污腐败现象是世界共同的现象，它不仅在中国存在，世界各地都存在。

如此广泛地存在似乎不是偶然，这是有着深层原因的。就其共性而言，人性中的享受主义和缺乏社会责任感是其中的根本原因。享受，在所有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的想法。“人生在世，吃喝二字”，享受主义也是自古有之，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历经磨难的人们对苦难已经有了深痛的记忆，再也不愿回到过去，他们对现实的享受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追求；而那些享受惯了的人没有能力也没有心理准备去接受苦难的磨练，“纵使饿死也要喂饱那只鸟”的八旗子弟不在少数。所以说不论是受尽苦难的还是锦衣玉食的人都有享受思想，只是其程度不同而已。因为生活空虚，没有追求，以个人行乐为最终的唯一“理想”。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作为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居高位者，有着自己的责任与抱负，以天下为己任，胸怀天下，双肩挑着责任与抱负，有了追求就有了动力与前进的方向，而不是“盲人摸象”般迷茫，这样生活就有了可做之事，不会了无生趣，自怨自艾，也就不会出现无聊以至于需要通过不良途径来了以慰藉了。没有了思想上的空挡，腐败的想法怎么入侵？！双肩都被责任和抱负占据了，哪里还有腐败的容身之处！但是，抛开这些共性、制度、体制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的腐败问题似乎仍然比国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严重，这就和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有关。

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的悠悠古国，其自身就有着独一无二的思想历史文明。但是，也正是因为古老历史文明导致了中国在历史长河中失足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严重地禁锢了中国前进的脚步，而其中思想禁锢可谓是“根深蒂固”，国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自朱熹篡改儒家思想为当政者实现其统治的工具之后，中国国民就被愚化了、去思想化了。我们来看看朱熹的学说与思想。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存在理，灭人欲”被后世之人作为限制人类欲望的理论依据，于是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代代灭绝人类欲望的王朝，人类自身的欲望被严重地人为限制了，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禁锢一禁就是千年，以至于人们无处可发泄，于是千年的禁锢换来了思想解放后的享受狂潮，特别是社会转型期面临西方思想冲击时期的人们更是抱这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和及时行乐的思想，穷极所能享受，可谓是决堤之水无法遏止呀！而对于西方国家，由于它们及时地进行了思想反思和斗争，如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和后来的启蒙运动对人们反封建意识的启迪和开导，给尚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光明与希望，反对蒙昧主义、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打破旧的传统观念，传播新思想，新观念，解放了处于思想统治阶段的人们。因此经过了数百年的思想沉淀和反思，人们也就不在仅仅沉浸与人类自身的欲望享乐之中，自然腐败问题也就变得少了。

反腐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对策，我们不妨从纵向和横向看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所采取的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效果。先来看看历史上的做法和效果。

以明朝为例，明朝初期朱元璋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和贪污腐败展开了长期的激烈斗争。

一、立重典，动酷刑，对贪官污吏进行严厉打击

朱元璋除了建立严密的官吏考核和监督制度外，特别重视利用重典打击贪官污吏。他下令对“奸顽刁诈、贪赃之徒”实行法外加刑。陆续编成并颁发《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又下令修订《大明律》，加重了对谋反，强盗、官吏犯赃等直接危害皇朝行为的惩处力度。

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惩处十分严厉。《大明律》规定：“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受财不枉法者，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

杖一百，流三千里；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物，不分首从，并赃论罪，在右小臂上刺„盗官钱（粮、物）‟三个字，一贯以下杖八十，至四十贯斩。”朱元璋对监察官员贪污受赃的处刑更重：凡风宪官吏受财及于所按治去处求索、借贷人财物，若卖买多取价利，乃受馈送之类，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并规定：“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

明初刑罚的残酷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唐律》已废止了古代墨、劓、非、宫、大辟五刑，而代之以笞、杖、徒、流、死（斩、绞）五刑。《大明律》除规定以上后五种刑罚外，还动用了残酷的凌迟、黥刺、挑膝盖、剁指、刖足、非、劓、阉割、锡蛇游、刷洗、枭令、称竿、抽肠、剥皮等酷刑，并经常使用连坐族诛之刑，诛连三族、九族。

二、加强教育，弘扬清正，倡导廉政

朱元璋登基不久就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时在谯楼上吹起号角，高声唱道：“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朱元璋为了严束功臣，特令工部制造申诫公侯铁榜，对功臣各种不法行为逐项地规定处罚法律。每次诛杀重大贪污犯，朱元璋命令刑部将其罪行印发至各县衙门，广为张贴，还命令官员都到刑场观斩，以受教育。

他经常表扬和越级提拔清介自持、忠勤不贪的官员，以树立典型。

对于善始善终的循吏清官，朱元璋给予厚赏，并为他们修建府第；他们寿终时，亲自写祭文，以彰其德；还将廉吏、清官的事迹列入《彰善榜》和《圣政记》之中。正因为朱元璋倡廉惩贪，明朝初期涌现出一批像陶安、陶后仲、郑士元、方克勤那样的清官，使得明初的政治清明，一度深得民众的拥护。

三、从严律己，罚不避亲，正己以正百官

朱元璋抓反腐败，首先从自身抓起。击败陈友谅后，他以陈友谅父子穷奢极欲终取败亡为例，告诫臣僚：“既富岂可骄乎？既贵岂可侈乎？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乎？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以餍众心，犹恐不足以慰民心，况穷天下之技巧以取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车之辙，不可蹈也。”立朝之后，朱元璋就宣布，宫中不再设女乐。他令儒士将古代无道昏君的劣迹编辑成书，供他阅读，以便“知其丧乱之由，以为之戒耳。”每逢地方遇特大灾害，朱元璋与皇家的人都吃一餐麦饭和野菜，以表与民同甘共苦。

朱元璋亲自审讯处置了许多重大的贪污案件，不仅杀曾立过大功的贪官，就连自己的亲属也杀过。

洪武一朝，是中国封建王朝对贪污贿赂打击最激烈、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朱元璋在惩治贪官污吏上，尽管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和惨痛的教训。但是，也收到了较大的成效，起到了“整肃一代的作用”。这一时期的严酷反腐政策，对贪官惩治尤其严厉，凡贪赃钞60以上者，一律枭首示众。经过长期的严酷斗争，一大批腐败的官员遭到惩处和打击，官场风气逐渐发生变化，明初吏治日趋清明。从著名清官海瑞所说：“我太祖视民如伤，执《周书》„如保赤子‟之义，毫发侵渔者加惨刑。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可见一斑。再来看看新中国建国初期的诸多反腐举措。

一、坚持艰苦奋斗，反对和防止党员干部腐化堕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始终倡导艰苦奋斗、节约闹革命和勤俭建国；

二、从思想上建党和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来预防腐败；

三、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消极腐败现象的发生；

四、以严明的纪律反对和防止腐败等等。这些举措形成了强有力的警示和震慑，腐败现象始终没有成为气候，造就了五、六十年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定社会氛围。

再以德国为例借鉴一下国际反腐策略。

（一）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形成反腐整体合力

德国的反腐力量主要来自官方和非官方两大块。官方机构主要有法院、检察院，组成司

法系统，独立行使调查权，负责立法、执法和监督法律的执行。其他的部门也参与反腐败调查，但本身无独立调查权。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已开始设立监察专员，专司腐败的监察工作。非官方一块主要有三种力量:第一种是律师和会计师。律师、会计师发现腐败问题应及时报告。第二种是非政府组织，如国际透明组织。目前，该组织已在80多个国家设有分会，分会既独立又有合作关系。国际透明组织每两年召开一次全球反腐败会议。在柏林和慕尼黑设有一个小组，主要任务是防止德国对外经贸活动中腐败问题的出现。目前，国际透明组织德国分会已成为德国反腐败的一支重要力量。第三种力量是新闻舆论。德国舆论监督的力量非常大，被称为“第四种权力”。根据法律规定，检察院发现有腐败方面的报道，有义务进行调查。

（二）地方州、市结合实际，各自“烤制自己的面包”

德国为联邦制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反腐败机构，16个联邦自治州在反腐败上有充分的自主权和发挥创造力的空间。柏林市(州)属联邦直属市，专门设置了反贪中心，属市议会领导。反贪中心每4个月开一次例会。主要讨论反贪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年底召开年会，主要任务是交流一年的正常工作，出现严重问题时明确如何处理的方案，以及进行相关的业务咨询等。工作人员每3年必须全部换任，以利用新的人员形成对贪污腐败现象的敏感度。工作人员有权调查所有的资料，并询问当事人。

德国教师属公务员系列，防止教师卷入腐败问题成为当前反贪中心工作的一个重点。柏林市高校的所有教师均要签定廉政协议，明确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以及违反协议应该承担的后果。

(三)积极发挥舆论监督在反腐败中的作用

舆论的监督在德国反腐败中体现出强大的力量，如前德国总理科尔受贿事件、科隆前市长腐败事件、北威州社会民主党负责人卷入科隆建造垃圾处理中心腐败案件，都是报社记者经过深入挖掘报道的结果。只要以事实为根据，记者可以写任何方面的报道，包括政府。

（四）加强行政管理中的审计监督

德国审计机构分三级，联邦、州和市均设有审计局。科隆市审计局属市政府部门之一，负责对该市所有公共财政支出进行审计和监督。业务上属市长直接领导，政治上属议会审计委员会领导。审计工作程序完全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不服从任何上级指令，不受任何诉讼程序的限制，可以随时进行审计。

（五）注重行政管理中的过程监督

北威州政府主要采取6个方面的措施加强行政管理中的监督，防止发生腐败。一是通过培训进修，提高思想觉悟。二是优化工作过程。通过内部稽查，查漏补缺，以及时修正。三是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四是强化专门监督。五是加强轮岗。六是建立腐败档案。

（六）德国公司自主决定反腐对策

德国没有国营企业，公司登记成立手续比较简单，不存在行政管制。政府对私营企业的腐败问题无直接调查权，但可以对存在违法活动的企业采取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措施。公司领导层有义务防止腐败问题的发生。以西门子公司为例，公司内部稽查体制实行垂直管理。总公司董事会指派专员负责各大部的稽查工作，稽查专员责成各大部指派相应的专员负责各分部的稽查工作。各稽查专员对分管区域发生的腐败事件负责，只有行为正派且熟悉所有部门业务的人员方可成为受委托的稽查专员。公司与职员签定协议，协议内容主要是明确公司所有发出的订单或收到的订单均不得违反国家《反垄断法》和公司《反腐败条例》。如有违反，员工就会受到处分直至开除，总经理也不例外。

这些诸多措施造就了廉洁而高效的德裹政府，从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个人的私车也只是一辆二手的大众甲壳虫可以看出这些措施的成效。这也造就了一个德国的发展传奇。

纵观古今做法，放眼世界制度，中国（尤其是中国大陆）又该建立怎样的约束和监管机

制呢？在此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反腐，中国在反腐的道路上又该何去何从。

一是制度、体制建设和法制建设。设立巡视制度、机构，预防腐败的机制和机构并建立和完善制度是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础。中国也曾效仿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政策，但其成效好像并不明显，这除了中国特殊的国情这个原因以外，还缺乏一把像新加坡贪污调查局一样的惩罚监督腐败利剑。而国家预防腐败局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的。设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如同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腐机构，集合各部门的反腐力量，对应于不同行业和领域，由一个划分不同专业的专家组成。而其中官员的最低职位为副部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该部门的相对独立性，这对于反腐机构来说尤为重要。正如香港廉署举世闻名一样，廉政公署英文名称的意思是“独立反贪公署”，“独立”乃是这一机构的精粹，也正因为独立才使得廉正公署在反腐败中不受外界干扰，相对独立办案，才使得该机构在反腐败中卓有成效。

二是正面引导和警示教育并举。通过廉政文化建设，通过廉政公仆典型的树立和宣传，通过开展坚定党员理想信念、宗旨观念的教育，形成正确的导向。有效的预防措施才能在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而对于腐败分子要加大惩罚力度，通过大量的对形形色色腐败分子惩处的报道，形成一种震慑的氛围：“只要腐败，必将受到严惩”，从而约束党员干部廉洁自律。三是进一步发扬民主，注重民意，畅通、拓宽民意在反腐方面的渠道。发扬民主、注重民意，是反腐的根本。这其中开放的社会舆论也将在反腐败中发挥重要作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遏止腐败之风。

四是对行贿者不良记录的报道、监管和惩处。建立不良系统，发布行贿企业和个人的不良信息，使其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一旦行贿，终生背负着不良记录。而对国企，党支部也可以发挥其监督举报的作用。

五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权力得到有效地限制和运用。必要的权力分散是保持反腐败机构独立性的重要保障，这样不仅有利于反腐败工作，而且也提高了行政效率，真正形成高效廉洁的政府。

六是和国际合作，取长补短，建立信任机制，完善引渡腐败分子机制。中国的国外腐败大军相当多，而其中引渡回国的却很少，这就要求国际间加强合作，增强信任。

但是纵是想出上述诸多措施，个人认为现在所想出的这些措施仍待改进，因为中国有其特殊的国情。首先，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对权力的过度集中加之中国人对于人际关系的特殊处理方式，使得在反腐败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外界人为的影响。民主舆论所能起到的作用相当有限；其次，反腐机构能否取得成效值得怀疑。国家预防腐败局的独立性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是相对独立的，根本无法真正作到名副其实的独立，这就使得这一反腐机构的有效性大大折扣了。再加之国家预防腐败局没有案件调查权和采取强制措施权，不具体办理案件，使得人们对于这一机构能否有效地起到反腐败作用持怀疑态度。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国家预防腐败局又将成为一块鸡肋；再其次，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注定中国企业是一个集国家企业与私有企业于一体的混血儿，这就使得中国的反腐败工作难上加难。这其中对于私有企业的监管显得尤为重要也更加困难；最后，对于国际合作这一举措目前来说只能是设想，有待实现。

实行反腐败政策是必然的，就算是为了其执政地位的稳固政府也会如此做的，但我希望随着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诚挚和预防腐败体系不断健全，得到贯彻，反腐败工作能早日取得实质性、根本性的成效，腐败问题能在不久的将来不再成为社会的毒瘤、民愤的焦点.

第三篇：啃老族现象原因分析

城市啃老族现象原因分析

【摘要】 家庭是是个人社会化的开端，是所有人社会化必经的场所。城市啃老族的出现，充分表明他们没有形成健全的个性，没有学习并掌握相应的角色知识，更无法适应社会生活，折射出家庭社会化和个体社会化的严重失误。中国城市啃老族和中国社会经济的特殊发展又有了莫大的关系，发展不健全的职业教育和沉重的就业压力都是导致啃老族出现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城市啃老 个体社会化 传统市场经济

“啃老族”是指在23-30岁之间，并有谋生能力，却仍未“断奶”，得靠父母供养的年轻人。据统计，在城市里，有30﹪的年轻人靠“啃老”过活，65﹪的家庭存在“啃老”问题。“啃老族”很可能成为影响未来家庭生活的“第一杀手”。社会科学家认为，在当前就业压力日增，独生子壮大的前提下，“啃老族”有扩大的迹象。当中国进入老年社会的时候，“啃老族”必将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

一、啃老族个体社会化不健全

1、个体社会化的缺陷

啃老族往往受到父母的百般呵护，缺乏独立意识，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差，也缺乏家庭和社会责任感。也就是说，在个体社会化的阶段，他们在精神上始终没有“断奶”，没有完成社会化中独立人格和个性的形成过程。这与个体接受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主体有关。他们“啃老”与否，主要并不是谋生能力或知识准备不足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格心理成熟度，或者说精神状态是否成人的问题。

2、家庭社会化的偏差

父母在家庭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父母的教育理念、教养方式、教育态度和培养方案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雕塑着子女的形态。受传统观念影响，中国很多父母在观念上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孩子的幸福，自己早年没有得到的东西便想让自己的孩子全部拥有。而且，大多数父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养身”往往胜过“养心”。多数父母对子女身体是否高大健壮等生理性指标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其人格是否成熟健康等精神性指标的关注。抚养子女的重点就是其衣着是否避寒保暖，膳食是否可口营养，而忽略了孩子人格的教育，不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自我奋斗精神及家庭责任观。这一点导致家庭社会化产生严重偏差，是形成啃老的重要原因。

3、城市啃老族的消费行为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正在经历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变。在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价值观念也进行了全方位的转换。由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带来的物质文化发展和精神文化发展的严重不协调，也即存在着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提出的“文化堕距”，使得许多人变成了文化上的边际人。这也是城市青壮年“啃老”的重要原因。随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有所提升。人们的物质欲望获得强烈刺激，消费水平提升的速度远远超过收入，诸如超前消费、过度消费、享乐消费、炫耀消费等成为青年一代中常见的现象。城市青年通常会因为经济生活难以自我满足而“啃老”。就职于广州市市一家公司的文文，工作刚满一年。她每个月可以领到两份“工资”，一份是公司发的2,000元月薪，另一份则来自父母，每月末

都有1,000元准时汇入她的银行账户。“没办法，我刚毕业，没什么经济基础，租房、交通、吃饭、买衣服，2,000元月薪根本不够花的。”他们为什么有收入还要“啃老”，这恐怕与其消费行为有关。

消费行为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它既能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也能对社会运行秩序产生极大的破坏力。消费行为发生的剧烈变化，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构了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啃老”现象。

二、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影响是中国啃老族形成的重要原因

中国向来具有一种特殊的不同于西方的家庭观，这种家庭观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家庭的强关系。与社会上的其他关系相比，家庭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凌驾于其他关系之上的趋势。无论个人怎样发展，家庭永远同他站在一个立场上，家庭永远是他的港湾。“出门靠朋友，在家靠父母”。这句流传已久的民间俗语,似乎说明了中国人历来就有“靠父母”的传统。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靠父母”是件天经地义的事,伸手向父母要钱要物、取父母之所有、尽父母之所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也许正是出于这种传统。子女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投靠父母。父母此时更是欣然接受，因为不管在外面怎么样，父母家的大门永远为子女敞开。即使是那些生活条件不错的子女，父母通常也愿意让他们常回家看看。这就是家庭关系引发的“啃老”现象。中国人的传统家庭文化观念是一种延续千年的社会意识，很难在短时间发生变化。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啃老族们需要“啃老”，中国的家庭文化更为他们提供了“啃老”的支持。

三、社会转型期过度市场化的压力

“啃老”虽然发生在个体身上，但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化趋势日益增强，国家全能全包的单位制体制弱化，一切事物都由原先固有的从属处推向了市场。由于社会福利体制极不健全，这种变化不仅使大众失去了心理上的归属感，还为人们带来了许多实际困难。笔者认为。探究城市NEET产生的社会原因，有三方面的市场化因素：

1、房价过高的压力。

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福利体制还未发生变化，民众只要是“单位人”，住房可以仰赖单位分配，住房面积、质量则视单位级别与经济状况而定。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了住房市场化“改革”，市民买房要靠自己。近十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行情持续飚升，一套商品房的资金投入消耗掉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积蓄，还不敷所需。让父母为自己购房成为一批城市青壮年“啃老”的一种重要形式。按照中国房市行情，城市青壮年无法独立购房，无论是买房首期款还是月供款，由父母为其负担的不在少数。笔者认为，“房奴啃老”只是事情的表面，“房价啃老”才是事情的实质。可以说，正是超出收入水平很多倍的不正常房价迫使一些年轻人要“安家落户”不得不向父母求助。

2、就业压力。

近十余年以来，中国的就业压力一直很大。其一，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人口在2000万上下，而每年提供的就业岗位约为800万个左右，造成就业岗位增加与就业人口增长速度的不匹配，从而产生大量的新增失业人口。不少人甚至从未有过就业经历，他们的生存只能依赖家庭和父母。其二，中国的企事业单位普遍存在冗员，为减员增效，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幅度的减员裁员行动一直未曾停止。这些人由于技能年龄等的限制，很难再度就业。仅凭政府给的微薄的下岗津贴或失业保险金难以维系生存――许多人还

根本领不到这类津贴。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回归父母身边。其三，中国的啃老族当中，很大一部分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人口。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一技之长，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没有任何优势，只能在岗位要求较低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同时又有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镇寻找工作，他们成为城镇失业青壮年人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无论竞争成功与否，城市青壮年通常总是不满于自己的现状，有一部分觉得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而且自己的社会地位处于低势，因此干脆回家啃老去了。其四，从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已经出现就业难的局面，从2005年开始，每年有将近30%找不到工作。2005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总人数为280万，200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为338万，2007年为495万，毕业生平均就业率水平一直维持在70%左右，每年有几十万毕业生不能在当年找到合适的岗位。

3、社会保障缺失的缺失。

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开始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经费实行由单位和个人共同担负的政策。如果没有单位，或者单位能力不足以支付部分费用，那么市民的社会保障就有了很大隐患。那些能按时领到退休金的老人大都能自给自足，加之人进入老年后，物质消费水平降低，这就为其后代“啃老”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而城市青壮年当中，那些工作未久的人与从未工作者，以及失业者这类人群，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福利和保障方面通常较低，甚至还不如老人，许多人甚至没有社会保障。而他们的父母中有许多人却拥有社会保障，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这样一来，年轻一代就有了“啃老”的藉口，有人甚至“啃”父母的生活最低保障金。

总之，出现啃老现象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青少年的健康人格教育，一方面要改善个人发展环境，从而有效地减少啃老族现象的继续蔓延。

第四篇：明代陕西的茶商在中国西部崛起的原因

明代陕西的茶商在中国西部崛起的原因

摘要：在明朝统治中国近三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基本上是陕西荼商垄断了中国西部的边茶贸易。这是因为有明一代，陕西茶商得天独厚，占尽西部边茶贸易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有利条件。

前言：中国的饮茶之风在唐朝开始盛行，随之茶叶贸易兴盛，经营茶叶的商人也逐渐增多，在明朝，陕西茶商垄断了中国西部的边茶贸易，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宋元以来陕西茶叶种植和茶叶贸易的发展为其奠定了物质基础

陕西种植茶叶很早。《华阳国志·巴志》说其地：“固有芳茵，香苗”。香苗就是茶园。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命司马错率兵入蜀，灭巴国，并徙秦民一万户到蜀地，秦属巴国就成为陕西茶叶的主要出产地。魏晋南北朝以后，大量流民涌入大巴山区，使汉水流域的茶叶种植得到有力开发，唐代金州是全国茶叶有名的产区之一，陆羽《荼经》中指出金州茶叶“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间，即今天紫阳、安康、岚皋一带，该地区所产的“茶芽”被列为仅次于金的第三位贡品。宋代巴括陕南诸州县的金州属京西南路，由于宋王朝实行的以茶博马政策．就近取川茶(包括陕南茶)往西北换马，使陕南茶叶种植又获发展，当时陕西有茶场““三百三十二”，产量亦巨。有人估计当时全国茶叶产量35()00吨以上，而包括陕南茶区在内的利州路构成都府11州“岁产茶2102万斤”．占全国产量的60。1％。进入明代后，为了巩固边防。明政府在陕西、四川实行荼马交易政策，主要用陕川茶产交换西番战马，“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有力推动了陕西茶叶生产的勃兴，陕南兴安、汉中两府明中对质茶时生产是“茶园增加不知几处”‟“开垦日繁，栽种日日繁‟。为此明廷于正德三年专门设立紫阳县加强管理，逐使包括四川保宁府在内的陕西紫阳荼区逐步形成，并从川茶中分离出来成为倍受明廷重视的独立茶区，“巴陕之茶”⑥“秦蜀之茶”的并列称谓在当时已不绝于书，《明史·食货志·茶法》几乎全部篇幅都记载的是陕川茶叶的史事。到明中叶，陕西紫阳茶区产官茶5万斤，商茶8万斤，尚不论走私茶叶的数量。陕西茶叶生产的发展，为陕西茶商就近贩运陕茶到西部各地准备了得天地之利的物质条件。

二、唐宋以来陕西茶叶贸易的繁盛为其提供了历史基础。荼叶作为商品性经营在唐代进入普遍化时期，唐代各地“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⑦，京师长安更是“多开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里“若铺”就是茶馆，原西安鼓楼“清魁盛”茶店的帐本上据说还载有秦琼、敬德买茶的帐务?。由于本地茶叶供不应求，荼商只好“前月浮梁买茶去”，害得茶商妇“来去江口守空船”。到了宋代行榷茶法，分全国荼区为六茶务十三条场，由国家派官吏实行“茶叶专卖”。民植荼者售于官，给其食用者，叫食茶，出境者．给“食券”，“商贾贸易，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9。但由于陕西地处西北边区，宋朝国势衰弱，常受来自北方金目的侵扰。需从北方草地换取战马，因此对陕西实行了准民自由贩茶的通商政策。《宋史·食货志·茶》中载“天下茶皆禁，惟川陕广南听民自卖”，又因西部“乏茶”，荼之利甚摩，以致“商贾转致西北，利尝至效倍”o，这便刺激陕西茶商纷纷转输本地茶产到西北贩，获取“陕路民茶息什之三”的厚利，当陕西茶叶不敷供应时，许多“陕西客人兴贩解盐人川买茶，于陕西州郡货卖，获利特厚”⑥，所以宋入陈师道在其《茶经序》中说种茶贩茶是“山泽以成市，商贸以起家，又有功于西者也则。至神宗熙宁七年，因西北羌人“颇以善马至边交易，所嗜唯茶”，⑧朝廷便派李杞、蒲宗闵人蜀“经画买茶”，他们令将“川陕民茶尽卖于官．更严禁私行交易．全蜀尽榷”，川陕茶叶贸易又进人官营时期，压抑了陕西茶商输茶谋利的积极性。进入金元时代，虽曾实行“禁茶”制度，不许官氏饮茶，但却无法改变人们喜嗜茶的习惯，到宣宗元光二年“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都郡，日食茶率二十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贸民间30余万也”b，这里“日食茶二十袋．直银二两”．说明茶叶是花钱买来的，从而曲折反映了茶叶贸易的发展。元代经营叶贸易也还是赚钱的，王帧在其《农书》中说”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薄、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诚民生食用之所资．国家课制之·„助也”。凡此说明，陕西宋元以来茶商的大量存在及其长期败荼所积累的业茶经验，为陕西茶商顺时趋势在明代西部边条贸易中夺得垄断地位，做了历史准备。

三、西部藏蒙少数民族对茶叶的巨大需求其提供了巨大潜力的市场。

明代陕西边外聚居着大量被明史称之为“西番”的藏蒙少数民族．“照得陕西、眺、眠、河州、西宁等处所沿边夷即古之土番”*，他们“族种日繁．不可胜纪则”。这些藏蒙少数民族在青藏高原上逐水草而居，游牧为生．吃牛羊肉喝奶酪，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使他们对茶叶有不可遇止的需求，甚至达到“不得茶，则因以病””的程度。

首先，茶与宗教和生活习俗的关系。西部边外强蒙少数民族信仰佛教，而佛教主清净．《封氏闻见录》说“(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弹师大兴蝉教，学禅于不寐，又下餐食，皆许其饮茶．入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傲效遂成风浴”。茶与佛效的关系如此密切，倍奉佛教的藏蒙民族自然喜饮茶．茶叶在他们生活巾占食非常重要的地位。藏云“条是血，芜是水，茶是生命”，须民认为茶叶是f很贵重的东西，男婚女嫁习惯以茶叶做为聘礼，结婚时要熬茶待客，红艳的茶计象征婚因美满幸福；生几育女要熬茶，红艳的茶计祝佑儿女英俊美丽，所以《西藏田考》载：“西藏婚姻……得以茶叶、衣服、牛羊肉苦干为聘焉……人死吊唁．富者以哈达问，并献茶酒。

其次，更因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气候寒冷干燥，禾麦生长困难，而水丰草茂却使畜牧业发达，藏蒙人民日食牛羊肉为生，为了解油腻助消化，须大量饮茶，因茶有分解脂肪，帮助消化的功能。同时，青藏高原空气稀薄，人们呼吸困难，气烘干热，身体又需大量水份．而茶叶所含的茶多酚具有生津止渴的作用，为理想饮料。加之，生活在高原的人们以牛羊肉为台，蔬菜积窍．体内绿色素不足，祸伙食茶叶来补充维生素，维持一定的营养。这些使得茶叶成为西部边疆民族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牧区广泛流传着“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不喝茶”的谚语，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可是广大西北牧区却“累产马，不得茶”，他们需要大量从中原输入茶叶，这便为陕茶在西北的销售准备了广阔的市场。

四、明王朝在陕西实行的“边茶贸易”政策，又为其提供了历史机遇。

在中国西部草原，游牧民族家产马却不产荼，而广大中原农饼地区累产茶却乏战马，这种区域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得唐宋以来西部少数民族以马从中原换取茶叶和中原汉族以茶叶从西部博马的“茶马交易”。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行为，“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⑦，明王朝自然继承了这一经济制度。问题在于，朱明王朝所实行的“茶马交易”除上述经济上的作用外，更有其深层次的政治需要。因为，整个明代，对明王朝统治威胁最大的就是盘据鞑靼的元代残余势力和西部散居五千里的西番羌戎，他们善骑射，作战能力强，常常扰乱边境，兵临中原，搞得明王朝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因此，他们便想通过利用边外少数民族“不得荼则困以病”的弱点，以茶叶作为羁制少数民族的手段，同时用茶来换购战马，即以茶作为剥夺少数民族作战能力的手段，使其透过“输马”作为臣服明王朝的“纳差”形式。这便使明朝在西部实行的“茶马交易”不仅是个经济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即为治边之策。所以，“茶马交易”只是在明代的西部才具有“边茶”贸易的特殊性质，对此明朝主管茶马交易的御史杨一清曾讲得很直接。他说，前代称茶马交易为“互市”为“交易”是“大不相眸”，没有说中要害，茶马交易的实质应是“戎人得茶，不能为害，中国得马，是为我利。至我朝纳马谓之差发，如田之有赋，身之有佣也。彼既纳马，我酬以茶，我体既尊，彼欲亦遂……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为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贤了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因此，茶马交易也只有在明代才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形成完整的管理体系，故“明制尤密”，茶叶贸易虽“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这便是明代边茶贸易的由来。

综上所述，明代陕西茶商之所以能在中国西部崛起是具备了必要的历史条件的，不论是物质基础，还是历史基础，或是潜在的市场和历史机遇都一一具备。这也为陕西茶商后来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食货》 《明经世文编》卷六十二 《饮食起居编》第84页 《明史.食货.茶法》

第五篇：明代以后中国传统数学落后的原因0

明代以后中国传统数学落后的原因

中国古代数学, 从明代以后, 除了珠算得到蓬勃发展以外, 其他方面的数学就逐步落后了。在欧洲恰恰相反,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近代数学以迅速的步伐向前迈进。李约瑟教授指出 ：“ 在1550年, 欧洲的数学并不比阿拉伯人从印度人和中国人继承来的发现更为先进。但在欧洲, 紧接着却发生一系列全新的事情—维叶特（1580年）和雷科德（1557年）终于精心制订了一套令人满意的代数符号, 斯特文（1585年）充分估价了十进小数的功用, 耐普尔在1614年发明了对数, 岗特在1620年创造了计算尺, 笛卡儿在1637年建立了坐标和解析几何学,1642年出现了第一个加法计算机（巴斯噶）, 牛顿（1665年）和莱布尼茨（1684年）完成了微积分学。” 为什么在数学方面原来比较先进的中国从十五世纪以后就逐步落后, 而原来比较落后的欧洲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便迅速发展起来, 并于十七世纪中叶建立了解析几何学和微积分学.关于这个问题, 李约瑟教授在本世纪中叶已提出了他的看法,近来国内学者也相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文就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的意见。

我们总的看法是, 促进数学发展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社会原因, 一个是数学内部的原因。这两个原因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一个原因是从数学发展的总的方面来看, 也就是说, 有什么样的社会, 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力, 因而也就决定数学有什么样的水平。元代数学家李冶曾经指出, “ 数一出于自然” , “ 自然之数” 来自“ 自然之理” , 因此数学发展的规律存在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之中。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人们对改造自然的能力与对自然界的认识。因此数学的发展, 从总的方面来说, 是服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第二个原是指数学形成专门的科学以后, 又有独立的、特殊的规律, 它的某些概念、某些内容可以超越社会时代而产生。例如变量数学中的极限概念可以出现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多奴隶社会的希腊数学在许多方面超过欧洲封建社会的数学； 中国数学在宋元时代超过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这些就是数学内部的原因造成的。古希腊的数学早在奴隶社会已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 因此可以独立于社会而向前发展； 宋元数学的高度发展也是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中心的数学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 如果不是从数学发展的局部情况看问题, 而是从数学发展的总的情况来看问题, 那么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 起决定作用的。

明代以后中国古代数学逐渐落后, 这是由封建社会晚期极端落后的生产力决定的。明中叶以后, 虽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但这种幼弱的资本主义嫩芽在坚实的封建土壤中没有成长起来。很明显, 落后的生产力无法向数学发展提出新的需要, 其次, 由于生产力落后, 同时加剧了封建社会的矛盾,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多方面受到冲击的政权, 动用了二千多年来的统治经验, 一方面采取残酷的高压政策, 另一方面捧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作为麻醉人民的思想武器, 以致当时许多儒生都是“不习六艺之文, 不考百王之典, 不综当代之务” , 他们或者鄙视数学研究, 或者认为数学是神秘莫测的东西。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指出：“算数之学特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尔。废之缘有二： 其一为名理之儒, 土直天下之实事； 其一为妖妄之术, 谬言数有神理, 能知来藏往, 靡所不效” , 徐光启指出的两点, 显然是由于封建社会本身的弊病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 连当时比较有名的数学家顾应祥在他所著的《测圆海镜分类释术》中竟然说： “ 其每

条下细草虽经立天元一反复合之, 而无下手之术, 使后学之士茫然无门路之可入。” 他们对宋元时代的数学连看也看不懂, 怎么谈得上发展数学呢！

欧洲的情形恰恰相反。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 劳动力得到解放, 生产力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包括数学在内的整个近代自然科学也随着发展起来。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如果说, 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 科学以预料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 并且以神奇的高速度发展起来, 那么, 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 从十字军远征以来, 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 并产生了大量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新事实, 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观察的材料, 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已往完全不同的进行实验的手段, 并使新的工具的设计制造成为可能。第二, 即使意大利由于她的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文明, 还居于首位, 但是整个西欧和中欧, 包括波兰在内, 这时候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了。第三, 地理上的发见—纯粹为了营利, 因而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而作出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 展示了无数的直到那时还得不到的材料。第四, 印刷机出现了。”（《自然辩证法》163 页）恩格斯这一论述, 是完全正确的。生产的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水平, 决定着数学的发展, 决定着数学的水平, 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用这条规律来解释欧洲近代数学的发展是正确的, 同样用这条规律来解释明代以后中国传统数学的落后也是完全可以解释通的。

有人认为, 从事数学研究的人主要是数学家, 数学家的地位, 或者更广泛地说知识分子一的地位, 决定了数学的发展。因此他们强调元代后期以后我国数学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没有地位。〔 1 〕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虽然同属于社会原因, 但与我们所说的生产力水平是完全不同的范畴。知识分子有没有地位, 往往与统治阶级的科学政策有关, 反动的科学政策无疑会影响科学的发展, 但它决不可能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因素, 正如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不能阻止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一样, 反动的科学政策也不可能阻止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近代自然科学在欧洲蓬勃兴起时, 反动教会统治者对科学家采取血腥镇压的政策, 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科学照样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在中国古代, 数学家历来就没有什么地位的, 有些数学家得到一个小小的官职也只是借助于经史或词赋方面的知识。有些数学家是在社会学者的讥笑下进行数学研究的, 元代数学家李冶在《测圆海镜》序中说： “ 览吾之编, 察吾苦心, 其悯我者当百数, 其笑我者当千数, 乃吾所得则自得焉耳, 宁复为人悯笑计哉”，另外, 李冶就是在金代与元代统治者歧视汉族知识分子的情况下走上数学研究道路的。在明代以前, 中国古代数学并没有因为数学家地位比一般知识分子低下而停滞不前； 在明代以后, 数学家和一般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没有比明代以前更加低下, 而数学却落后了。因此仅用或者主要用知识分子的地位来解释数学发展的兴衰是很难成立的。

另外有些人力图从数学内部的因素来进行分析, 这是很有意义的。正如前面所述, 数学内部的原因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也不能把这个原因置于社会原因之上或置于社会原因之外, 否则得到的结论就容易产生片面性。

例如有人认为, 中国古代一直是用代数方法研究几何问题。在描述天体位置与地理位置的方法中就有了坐标的概念, 因此解析几何学在这方面的内容可能来源于中国。此外, 由于中国古代早已有了极限的概念和不可分量法, 因此可以说微积分的发明乃是中国式数学战胜了希腊式数学的产物〔 2 〕。李约瑟教授的

看法稍有不同, 他认为欧洲人把印度人和中国人发展起来的代数方法用到希腊人及其继承者发展起来的几何学领域中去, “ 这是在精密科学的前进中所迈出的最大的一步”，中国人虽然也一直用代数方法来考虑几何问题, 但这种几何问题不是希腊的逻辑演绎几何学。言外之意是中国古代传统数学没有发展成为近代数学是由于缺乏希腊的逻辑演绎几何学。【a】

这些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解析几何学的产生可以说是把代数方法与几何方法结合起来并同时引进了坐标概念的结果。但是, 这里的代数学并不是中国古代那样只考虑方程正根的数字代数学, 而是象维叶特所建立的那种符号代数学, 这里的几何学, 既不是中国古代的勾股算术或面积、体积的计算, 也不是欧几里德的逻辑演绎几何学, 而是象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的有关圆锥曲线的几何学, 这里的坐标表示法, 也不是中国古代表示天体位置与地理位置的那种经纬度方法与方位法, 而是把曲线上变动的点和代数学上的一对变数建立一一对应关系这样的坐标概念。我们只要分析一下解析几何的创始者笛卡儿和费尔玛的著作, 不难证明这一点。笛卡儿和费尔玛主要是研究曲线如何用代数式表示以及讨论含有两个变数的一次代数式与二次代数式是表示什么形状的曲线的问题。众所周知, 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早就研究圆锥曲线的性质, 阿基米德还提出了抛物线的原始表示法, 这都是与解析几何学关系十分密切的。但在明末清初, 希腊的圆锥曲线的知识经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以后, 中国学者在相当长时间内也是偏重于计算这些曲线的长度或它们所围成的面积, 很少讨论这些曲线的性质和表示方法。因此从数学内部的因素来说, 中国不仅在中古代, 甚至在明末清初的一段时间内也是不可能产生解析几何学的。

关于微积分学的产生, 除了数学基础之外, 应该包括社会条件和自然科学的基础。数学基础是什么.有些西方学者把微积分学的发展分为极限概念、求积的无限小方法、导数和定积分的互逆关系三个阶段, 并认为最后一步是由牛顿和莱布尼茨完成的。其他阶段可以从华里斯、费尔玛、卡瓦列里、笛卡儿、刻卜勒一直追述到古希腊的阿基米德。从科学发展的承性来说, 这样的分析无疑是有道理的。对于前两个阶段, 中国古代学者的工作一点也不比西方逊色。在墨家和名家的著作中, 已经有了有穷、无穷, 无限小（最小无内）、无限大（最大无外）的定义, 有了极限（一尺之捶, 日取其半, 万世不竭）、瞬时（链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等概念。第三世纪的刘微更进一步发展了极限的思想, 具体应用到求圆的面积和锥体的体积中。关于卡瓦列里求积的无限小方法, 从刘徽对圆锥、圆台、圆柱的体积公式的证明到公元第五世纪祖唯求球体积的方法中都可以找到。但是, 反过来说, 有了前两个阶段的工作, 并不等于具备了微积分学产生的条件。正如前面已提到的, 还需要有社会条件和自然科学的基础。实际上, 用严格的极限来定义导数和定积分是在微积分学产生以后作出的。从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 牛顿是从研究物体运动的速度、莱布尼茨是从研究曲线的斜率得到导数的。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用变化的观点, 引进了变化的量, 研究变化着的运动, 这是当时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 特别是力学、运动学的发展向数学提出的要求。其次, 在数学运算中引进无限小量与无限大量的方法, 已不是象古希腊和中国古代那样只是逻辑推理的结果, 而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数学上的反映。具体地说, 研究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已经是现实的需要。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 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中国古代数学, 尽管可以在个别间题上, 如剩余定理、二项式系数表、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等先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在封建社会出现, 尽管可以在微积分学的前两个阶段有着出色的工作, 但由于缺乏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动力, 因而没有实现微积分学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中国古代数学内部的条件不能导致近代数学的产生, 那么它的缺点是不是明代以后数学落后的原因呢？ 对后一点, 李约瑟教授的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的缺点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 缺乏严格求证的思想” 与“ 形式逻辑不能在中国发展” , 第二个是“中国数学家从未自发地发明任何记录公式的符号方法, 在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以前, 数学上的陈述主要是用文字写出的。” 〔 3 〕

首先我们认为这两个缺点的提法不准确。“ 缺乏严格求证的思想” , “ 形式逻辑不能在中国发展” , 这两句话有些言过其实。中国古代数学, 从第三世纪的赵爽、刘徽开始, 所有的数学方法、公式、定理几乎都有证明, 这种证明是采用“ 析理以辞, 解体用图” 的注解形式, 除了重要的数学概念需要定义以外, 一切数学名词都是约定俗成, 不需定义；证明中所用到的公理（据我们了解, 除了与平行公设有关的公理外, 其他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公理几乎都有； 曾被认为是卡瓦列里发现的公理, 祖随在第五世纪就已得到）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不必事先专门列出；公式、定理的证明往往是和问题的解法结合在一起, 证明的过程是符合形式逻辑的。至于“ 中国数学家从未自发地发明任何记录公式的符号方法” 这也是不准确的。《九章算术》的线性方程组, 中国古代数学家是用分离系数法表示的； 宋元时代的天元术和四元术, 是用天、地、人、物表示未知数, 用方程式系数组成的方块表示方程式。这些表示法既不同于近代的符号代数学, 也不同于纯粹用文字陈述的代数学。当然, 它存在着缺点和局限性, 例如这种方块表示法只能发展到四元术等。

中国古代数学和一古希腊数学一样, 有优点, 也有缺点。主要缺点是综合性、一般性与抽象性不够, 记录公式的符号方法有局限性等。毫无疑问, 这些缺点是会妨碍中国古代数学取得更大成就的。例如：内插法与高阶等差级数求和, 根据当时数学家所掌握的知识, 完全可以推广到一般情形, 但实际上没有这样做；求两个数的公约数, 中国用的是更相减损的方法, 并不比希腊的辗转相除法逊色, 但如果最后得到的等数是1 时, 就没有公约数, 这种情形就不继续予以考虑, 因此在中国古代没有出现素数的概念；同样开方不尽时, 可以继续开下去并用十进分数表示, 这是十分先进的, 但继续开下去仍然开不尽会导致什么情况就不再考虑了, 因此没有出现无理数的概念；此外, 高次方程只停留在数值解法, 几何学只停留在几何量的计算, 天元术与四元术受到符号表示的局限等等。古希腊也一样, 由于它偏重几何学而忽视计算, 因此在计算方面的成就就比较差。我们认为, 数学本身的缺点只能造成数学的某个方面的发展受到影响。但是象明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数学处于落后的状态, 是很难用数学本身存在的缺点来加以解释的。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形。一占希腊数学在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以后, 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显著地落后了, 到了封建社会, 科学甚至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这些现象能不能说是古希腊数学的缺点所决定的呢.当然不能这样说, 因为在文艺复兴以后, 古希腊的科学又奉为至宝了, 并且在科学复兴中发挥了很好的作。

中国没有出现一个象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时期, 中国数学经过明清一段落后以后, 随之而来的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 并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数学的发展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一样, 除了原来封建主义的束缚以外, 又加上一

条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枷锁。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 中国数学又走上了一条更加迂回曲折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 〕《世界数学史简编》, 梁宗巨, 1980 年 〔 2 〕《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 顾今用, 《数学学报》1975年3月 〔 3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 李约瑟, 1978 年

明代以后中国传统数学落后的原因

学号：09304209

年级：09级

姓名：曲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