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铁路护路队与世纪之交的清朝

第一篇：中东铁路护路队与世纪之交的清朝

中东铁路护路队与世纪之交的清朝

摘 要：甲午一役，辽东半岛之割让，遂引发了“三国干涉还辽”。此为沙俄再次侵占我东北之祸源，亦为清廷卷入国际争端漩涡之始。为了控制中国东北地区并取得远东地区霸权，沙俄政府经熟虑之后，决定修筑横贯满洲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并成立中东铁路护路队，将势力延伸到满洲境内。护路队从成立之初就与清政府、民众甚至胡匪多有牵涉，最终在1900年中俄交恶的义和团事件中转变为正规军，护路队在东北地区中俄关系的演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晚清；中俄关系；护路队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046-04

甲午一役，日军占领辽东半岛，沙俄认为此事对其权益损害极大，于是联合德国和法国，采取武力胁迫日本放弃辽东的行动，此国际干涉事例，致使日俄交恶。沙俄此举的目的在于，“凭借俄国主导干涉还辽的声势，调度财经的力量，以外资输入中国的方式，去垄断中国腹地铁路的修建和工矿业的兴办”[1]。早在1892年就被正式确立的大铁道计划终于要付诸实施了，是时沙俄政府财政大臣维特（一译微德）认为，“从政治及战略方面来看，这条铁路将有这种意义，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相当数目的俄国军队在上述据点的出现，一种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2]。在清廷方面，这场战争不仅葬送了清王朝三十年来苦心经营的洋务事业，还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中日矛盾的激化，迫使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上开始推行“联俄制日”的政策。李鸿章为首的朝臣大吏，耻为日本所败，纷纷主张联俄制日，以救危亡。连一向亲英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也认为，“俄国此次为我索还辽地，虽自为东方大局计，而中国以实受其益，日人凶锋，借此稍挫，较之他国袖手旁观，隐图商利，相去远矣。正宜趁此力加联络，厚其友谊，与之订立密约”[3]。

一、《中俄密约》与中东铁路护路队

沙俄实际取得铁路修筑权的想法与清廷希望“联俄制日”的策略，终于在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际最终实现了。做为清廷内最坚决的亲俄派大员，李鸿章应邀前往圣彼得堡。访俄期间，维特和外交大臣洛巴洛夫竭力使李鸿章相信中俄亲善，并最终达成《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根据该约第四款{1}的规定，同年九月，驻俄大使许景澄与俄道胜银行代表乌赫拖姆斯基在柏林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章程》{2}十二款，并成立中东铁路公司。{3}

随着铁路修筑经过满洲问题的解决，{4}如何抵御胡匪和当地居民可能的敌对行为、保护铁路职员的安全、保障铁路修筑和将来的运务问题成为沙俄首要的和最急切的任务。依国际法规定，“‘条约是国家间关于他们相互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是国际社会交往的法律形式”[4]。中俄之间既已达成条约，当有维护条款实现之义务，但按照《合办东省铁路合同》，俄国并没有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的权利，维特为避免因直接派驻军队到中国满洲将引发的反对和冲突，并将东省铁路置于财政部管理之下，力排众议，最终决定采用雇佣兵制度，组建了一支特殊的守备队――护路队。1896年12月16日，沙俄政府批准施行《东省铁路公司章程》，其第八款对中东铁路的防护问题做出了规定：“中国政府承认设法担保中东铁路及其执事人员之安全，使之不受一切方面之攻击。为防卫铁路界内秩序起见，由公司妥派警察人员担任警卫之职任，并由公司特定警察章程，通行全路遵照办理”[5]，借机取得铁路护路权。这支“东省铁路特别护路军”隶属于沙俄财政部，由东省铁路公司直接领导，不编入正规军的序列。它在名义上不是正规军，但实际上起正规军的作用。

1897年5月22日，中东铁路公司决定成立护路队，委派第四外里海步兵营营长恩格罗斯上校为护路军司令，招募志愿哥萨克，编成若干骑兵连。1898年1月7日，第一批护路队在恩格罗斯率领下抵达海参崴。士兵的装备与边防军一样，配有龙骑式的来复枪和军刀，下辖5个骑兵连，总计750人。随着中东铁路工程的推进，特别是在沙俄强占旅大，并取得中东铁路南支线修筑权之后，原有的护路队难以满足需要，于是沙俄在1899年3月向满洲派遣第二批护路队，下辖10个连队，总计1390人。1898年12月，当哈尔滨成为铁路建设的中心后，为了守卫铁道管理机构和设施，沙俄政府从外阿穆尔河岸军区抽掉了250名士兵组建了一个步兵连。按照当时中东铁路副理事长盖尔贝茨的计划，“该连与预计在俄国组建的其他七个步兵连一样，负有双重任务，既是劳动队；又是战斗队”[6]。随后，护路队先后又扩编了三个梯队，“到1900年，护路队已有八个步兵连和十九个哥克萨骑兵连，如按编制计算应有两千名步兵和二千五百二十七名骑兵”[7]。至此，护路军组建任务基本完成。{5}

到1900年6月前，近5000名俄国武装，以护路为名，盘踞在黑龙江、吉林和盛京三省要地和铁路沿线，建立连队基地和铁路哨所。护路队所及之处，均有沙俄势力入侵，致使清政府、民间甚至胡匪与其冲突不断。

二、护路队在东北（1897.05―1900.06）

护路队刚刚到达满洲，就与红胡子和地方居民发生了冲突。红胡子，旧时东北地区活动在深山野林中结伙打劫的人，按照人数的寡众，分为游动的和定居的。前者人数较少，缺衣少弹，没有固定的势力范围，主要依靠流窜抢劫为生；后者人数较多，装备精良，有组织，有纪律，敢于公开对抗官府，对于其势力范围内的居民课以税收，保一方“平安”。他们大多来源于贫苦大众，虽然有时也抢劫普通居民，但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民族感情，特别是一部分被铁路当局夺取土地而加入匪帮的农民，对沙俄殖民者最为仇恨。

1898年，在松花江河谷和乌吉密到―面坡一带，以及中东铁路南部支线和松花江河谷到昌图府车站之间，红胡子不断伏击过往的哥萨克护路队，或者突然夜袭哨所。最具代表性的有“马凤云事件”和“昌图府车站事件”。马凤云，绰号马老五，拥有武装40余人，控制了流入松花江的蚂蚁河河谷一带，他曾率领部众在东宁县以北地区同沙俄殖民者进行过多次战斗，颇有名气。1898年12月中旬，俄当局抽掉两连骑兵会同清军，对这股红胡子全面搜捕。因为当地居民及时报信及清军管带的搪塞、阻挠，毫无结果。在南部支线，“12月7日晚8时，一大群中国人向帐篷（根据筑路需要，切尔诺夫步兵大尉在昌图府车站附近宿营）频繁射击”[8]。南满支线护路军司令捷尼索夫为此事到长春府要求中国地方官员出面解决，但中国当局似乎是在回避，拒绝接待，对城里居民与哥萨克发生的冲突袖手旁观。

随着中东铁路全线工程的开展，沙俄殖民当局试图以凶残的行动反对当地居民来表明自己的统治，使1899年护路军与民众和清朝军队之间的冲突更为频繁。1899年2月3日，“貔子窝刘家店村民2000余人，在马成魁率领下，冲向俄国设在该地的税卡，反对俄人横征暴敛。这是俄国占领旅大后当地人民掀起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抗俄斗争”[9]。7月初，中东铁路西线护路队第五步兵连的一个哨所被全歼，沙俄护路军于次日派出两支骑兵连越出路区进行追剿，在不知会中国当局的情况下，毫无根据的抓走了四个蒙古族平民。在铁路东线，民间武装经常进攻铁路沿线哨所，在绥芬河车站至牡丹江车站之间他们的活动尤为频繁。在铁路南线，因俄国人踏坏禾苗后拒不赔偿，民众以此处有圣神不可侵犯的龙脉为由，屡次反对修筑铁路，当俄国人在铁岭车站标定轴线时，近郊的乡民会手持锄头和扁担跑来进行抵抗。7月26日，俄铁路工程师谢列金斯基率领铁路工程人员和护路队到南满支线铁岭支线进行勘探，与村民发生武装冲突。这次战斗是在铁岭当局支持下有组织进行的，参加战斗的有几个村子的村民、民团和部分化妆的清军，他们使用了步枪，还准备了大炮。8月9日，发生了中国工人反抗护路队的事件，四名无辜工人被杀害。次年又发生了梨树县团山子人民反对俄占地筑路的斗争和辽南烟台煤矿附近坎儿山村民掀起反占地、反掠夺矿藏的抗俄斗争。随着东北地区民族危机的加剧，清军从同情人民的反抗斗争，很快发展到与护路军直接武装冲突。1899年5月7日，双方在老少沟村因沙俄追捕民众而冲突。6月24日，列兵马金因辱骂中国官兵被杀。7月15日，双方因面粉失窃在东线细鳞河车站冲突。8月9日，又因传教士问题争执不下。

在1900年6月东北拳匪之乱开始前，中东铁路护路队与中国各方势力冲突不断。这些冲突虽然规模较小，但表现出更多地只针对俄国人的排外趋势。这一时期，为了保证中东铁路的顺利修筑，俄国护路军的活动基本比较谨慎，但护路队的侵略本质和活动特点，使其一踏上满洲土地，就成为中华民族的对立物。诚如列宁在1900年12月《星火报》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的战争”一文中，对沙俄通过护路队入侵中国东北的行为作了深刻地揭露：“欧洲资本家贪婪的魔爪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10]。一方面，“（护路军）在各村屯随意侵夺民房，奸污妇女，欺骗和榨取钱财，掠夺财产，用暴力抢走谷物和粮食，以种种手段扰乱和侮辱当地居民，以致他们在俄国人的欺压下而无法生活”[11]。俄国当局不仅在租借地内要他们纳税，而且因铁路需要而强征农民耕地的行为势必引起当地民众的憎恨。另一方面，清政府处于被列强宰割的屈辱地位，不能正面同沙俄武装势力发生正面冲突，但“暗中支持或怂恿对侵略者无所畏惧的居民起来反抗俄国侵略者，然后充当“调停人”的角色，对居民予以保护”[12]。这一点俄国人也有所察觉，“中国当局背信弃义，置自己的所有保证于不顾，事实上对俄国人极不友好，而且为了本身的利益，在地方乡民中尽可能多地培植敌对份子”[13]。以上事件反映出，随着沙俄对东北地区侵略的加剧，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中俄双方的斗争逐步升级。从最初中国居民与俄国护路军的冲突，发展到村、乡、县级政权起来同沙俄侵略者作各种各样的斗争，一场席卷东三省的抗俄风潮到来了。

三、护路队与1900年满洲事件

中国民众对沙俄不满的最高形式就是义和团运动。自1901年1月11日，清廷发布上谕，承认义和团是“保卫身家”的团体后，它从山东、直隶一带迅速蔓延到东北地区。5月中旬，营口、长春、齐齐哈尔出现义和团，到处撒布“揭帖”，号召“扶清灭洋”。“满洲义和团运动的开始比华北各省要晚，边疆行政当局奉到清帝6月8日关于多方协助义和团{6}的诏书后，才发展为真正的战争”[14]。6月21日，清廷下诏对各国宣战，令各省督抚招集义民成团，抵御外敌。其斗争锋芒直指沙俄侵略者，铁路当局、特别是沙俄护路军，首先成为运动集中打击的目标。当事变的消息传到俄国，陆军大臣罗帕特金激动地对维特说，“这次骚乱是我们夺取关东半岛的结果。就我来说，我很高兴，这将给我们一个占领满洲的借口，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15]。为了镇压义和团以完全占领满洲，沙俄政府紧急扩编了中东护路队。“至1990年6月1日，中东铁路护路队组成如下：八个步兵连、十九个骑兵连、一支独立侦察营，计六十二名军官、一千九百五十名步兵、两千四百五十名哥萨克骑兵、两千零五匹马”[16]。6月15日，维特奏请沙皇将护路军兵力扩大到6000人，并责令东省铁路董事会组建1000人的后备基干大队。随着义和团进一步发展，到7月19日，“我在北直隶的战斗部队，共拥有步兵6250名、轻炮16门、野战臼炮6门、机关枪8挺和骑兵377名；在南满的部队共有4850名步兵和骑兵，配有28门大炮”[17]。1900年6月至8月，清军与沙俄护路队在辽阳车站、烟台车站、熊岳城车站、盛京车站和铁岭护路军南满司令部等处展开了激烈的战斗。{7}

饶有趣味的是，在战斗正酣的同时，清政府内部和俄廷内部对于这些冲突的解决都存在着分歧。清政府方面，朝野上下受民族主义影响，充斥着强烈的排外情绪，一批大臣认为民心可用，希望借“扶清灭洋”将半世纪积累的怨气发泄出来；另一方面，不少封疆大吏认为，“义和团实匪而非民，亟宜痛剿，以维大局”[18]，主张全力镇压义和团，清政府对沙俄亦战亦和。随着八国联军占领紫禁城，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的路上，下令官兵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尽根除”。沙俄政府中的主战分子认为这是对整个华北建立完全统治的好机会，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认为，“对于俄国重要的是向前推进灭亡北京”[19]，派遣十五万军队来华作战。以财政大臣维特为首的和平征服派虽然认为，“由于各式各样的国家利益，我们应该用种种方法和中国维持友好的邻居关系”[20]。但中国东三省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了维特的预料，1990年7月29日，维特奏请沙皇向东北派驻正规军，协助护路军镇压义和团。“鉴于护路队兵力不足以应付其承担的义务和需要向满洲派兵，应使护路队全体官兵在战斗调遣方面属于罗格杰科夫陆军将军”[21]。这是沙俄政府东北政策从“经济征服”到“武装占领”的转变，在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东北义和团运动走向低谷。

满洲事件中，护路军不能平息义和团运动，使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1901年2月1日，中东铁路护路军正式升格为正规军，隶属于俄国边防军独立兵团，驻扎在满洲铁路沿线。这一举动使中国政府向日本和其他在远东有权益的国家求助，这些国家遂联合要求俄国撤兵。这反映着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从联俄制日转为联日抗俄，此后远东局势更为复杂，对数年之后的日俄战争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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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中俄密约》第四款载：“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专使李鸿章与俄外部大臣罗拔户部大臣微德订中俄密约.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王彦威，王亮辑编，李育民等点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卷122）.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413-2414.）

{2}《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章程》内容详见（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王彦威，王亮辑编，李育民等点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卷122）.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417-2419.）

{3}维特在其回忆录中写到：“中华帝国允许我们在它的领土以内沿赤塔和符拉迪沃斯克之间的一条直线修筑一条铁路，但这条铁路必须由一个私营公司掌管。我原来提议由俄国财政部来修筑或管辖，而李鸿章坚决拒绝接受。因此我们不得不成立一个私营公司，即所谓中东铁路公司。这个机构是完全属于政府的，但因为名义上它是一个私营公司，所以受财政部的管辖”。（（俄）С.Ю.维特著；（美）A.亚尔莫林斯基编；傅正译.维特伯爵回忆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70.）

{4}围绕西伯利亚铁路修筑方向问题，俄廷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有三种不同意见。最后沙皇采纳了财政大臣维特的意见。他从经济的观点出发，认为通过满洲的方向较诸为同一铁路设计沿石勒喀河及黑龙江方向有重要优势。（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169.）

{5}1898年10月4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根据维特奏折，允准东省铁路公司可将护路军人数增加到5000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董果良译.义和团资料丛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2卷.第1册）.[M].济南：齐鲁书社，1982.18）

{6}义和团是“相互忠枕自愿结合”的团体，反映了中国人民各阶层对外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强权势力的不满。八国联军1900年6月4日攻占大沽炮台后，清帝在6月8号的诏书中谕示：“义和团大公无私为帝国而战，连幼儿也受其鼓舞而手执棍杖……战后朕将封以官职及其他赏赐”。（诏书引自杰姆琴斯基的《俄国在满洲》，载《政治公报汇编》，1908年，第113-118页。）

{7}这一系列战斗详情参阅：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3-56页。

参考文献：

〔1〕李齐芳.中俄关系史[M].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2000.253.〔2〕〔20〕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M].北京：三联书店.1957.169，226.〔3〕署江督张之洞今日救急要策莫如与俄立密约以结强援片.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王彦威，王亮辑编，李育民等点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卷116）[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307.〔4〕李育民.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刍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1.〔5〕东省铁路合同成案要览.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3.354-358.〔6〕〔7〕〔8〕〔13〕〔16〕B.B.戈利岑、H.M.奇恰戈夫.李述笑，田宜耕译.中东铁路护路队参加一九○○年满洲事件纪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9，20，39，59，112.〔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委员会编辑部.中东铁路历史编年（1895-1952）[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11.〔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4-215.〔11〕〔14〕B.阿瓦林.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俄语教研室译.帝国主义在满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2，51.〔12〕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M].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41.〔15〕С.Ю.维特；A.亚尔莫林斯基.维特伯爵回忆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83.〔17〕佛鲁格上校自旅顺口致总参谋部（1900.07.19.No：140）.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义和团资料丛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三册）[M].济南：齐鲁书社，1982.70-71.〔18〕全权大臣李鸿章奏义和团实匪而非民亟宜痛剿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二日.清季外交史料（卷144）[M].2758.〔19〕代理外交大臣上沙皇折（1900.06.30.No：209）.鲍里斯?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年）.专制政体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对外政策史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19.〔21〕1900.06.26.NO202.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一册）[M].57.（责任编辑 王文江）

第二篇：清朝的铁路

清朝的铁路

西方列强为了加强其在中国的掠夺，竭力抢夺筑路权，修造由他们控制的铁路。洋务派为与列强夺利、抗争，也积极自建铁路。

列强在华建筑铁路的阴谋与我国自建铁路的开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为扩大经济掠夺，纷纷开始了在华修筑铁路的阴谋活动。他们一方面以伪善者的面目，对清政府进行“劝诱”、“说服”，乃至利用修约进行讹诈，企图将中国筑路权抓到手；另一方面则开始在中国进行强行筑路的准备活动。自同治初年英国翻译梅辉立阴谋修筑广东到江西铁路以来①，先后有英、法、美三国拟筑苏州到上海的苏沪路； 英人史蒂文森规划中国主要干线；英国拟筑滇缅铁路；英人私自勘察北京至大沽铁路等活动，企图实现其控制交通命脉的目的。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列强的筑路要求。但他们仍肆无忌惮地开始强行修筑铁路活动。同治四年（1865）秋，英国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曾铺设一条小铁路，哄动京师，旋由步军统领衙门饬令拆卸①；同治十一年（1872）又有英国商人在天津租界演示火车，以广招揽。不过，这两条铁路只是作为演示、推广而用，还称不上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真正铁路。列强在华强行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以怡和洋行为代理人的“吴淞铁路有限公司”擅自修筑的“吴淞铁路”。它以买地修路为借口，偷偷建造了由上海到吴淞的铁路约30 里。全路于光绪二年十月十六日（1876 年12 月1 日）正式通车。面对列强擅自筑路的侵权行为，清廷表示反对，遂通过外交途径，与英国签定《收赎吴淞铁路条款》②，决定由中国以28.5 万两白银的代价，收归国有，并令将其拆毁。列强在修筑铁路上的种种行径，暴露了其控制我国路权的野心。

早在列强兴办吴淞铁路之前，中国有识之士已发出自筑铁路的倡议。咸丰九年（1859）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首次提出修筑铁路的主张。同治十一年（1872）以来，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等人又相继倡言自筑铁路。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后，福建巡抚丁日昌倡议在台湾筑路。光绪六年（1880），清廷向俄国索还伊犁谈判陷入僵局，为筹备防务，淮系将领刘铭传又重提修筑铁路之议。这一切努力，均因守旧派反对与经费困难而作罢。铁路建设一直处于难以起步的窘境。

开平矿务局投产后，煤炭运输成为当务之急，兴修铁路势在必行。为减轻守旧派的冲击，李鸿章取得了光绪帝父亲醇亲王奕的支持，嘱其“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①。光绪七年五月十三日（1881 年6 月9 日）唐胥铁路破土动工。该路由唐山煤矿起至胥各庄止，当年十一月告竣，全长20 华里。钢轨轨距为四英尺八英寸半，遂为日后中国轨距之定例。这就是在中国土地上自行建造的第一条铁路。铁路修成后，因怕反对派禁阻使用机车，声明以驴马拖载，遂成为铁路史上之奇观。第二年才敢用机车牵引。后虽连续遭言官弹劾，“谓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遭奉旨查办，旋勒令停驶”，但几经周折后，仍照常开驶②。

① 《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第6 页。又见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204 页。② 具体条文载《交通史路政编》第1 册，第8—9页，《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 册，第54—55 页转载。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光绪七年正月初八日。

中法战争后，清廷特设海军衙门以加强海防，由醇亲王奕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曾纪泽等分任会办和帮办，并将修筑铁路事宜归划海军衙门办理。奕过去对兴办铁路不以为然。中法战争中，因奕为首的军机大臣被慈禧太后全部罢斥，奕得以“隐握朝纲”③，痛切感受到缺乏火车、船舰造成的弊端，遂转而支持兴办铁路。首先支持兴办台湾铁路和扩展唐胥铁路。当时，第一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请铺设台湾铁路，当即获得朝廷批准，光绪十七年（1891）修成台北至基隆段；接着又往南展筑，光绪十九年（1893）修至新竹段，全长达107 公里，使台湾铁路正式铺设成功。唐胥铁路则于光绪十三年（1887）扩展至阎庄，1 旋由海军衙门奏准，从阎庄延伸至大沽北岸，再由大沽拓展至天津，于是成立中国铁路公司，由沈保靖、周馥任督办，伍廷芳、吴炽昌为正副总办，招募商股。后因入股者不多，又加入官款和借洋款，共用银约130 万两，于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建成津唐铁路。李鸿章、奕等人又从加强京师防务出发，要求一鼓作气，将铁路伸向北京，接修津通（州）铁路。此议一出，立即使相持已久的铁路之争进入高潮。

大学士恩承、吏部尚书徐桐是反对修铁路的主要人物，其他反对者所在多有，纷纷上疏，罗列“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罪状进行谏阻。慈禧太后本无定见，见状愈发犹豫，遂将反对折件交海军衙门及各地议奏。海军衙门及各地赞成修路的官员在奕等人支持下奋起反击，逐条批驳；同时，奕利用承修三海工程之机，从法国买进机车、钢轨，在西苑修起了铁路，让慈禧太后实际体验火车的作用，促其早下决心，也使都中士庶大开眼界。光绪十五年八月初二日（1889 年8 月27 日），光绪皇帝依据慈禧太后的意见，充分肯定了修路决策，从而使旷日持久的铁路之争宣告结束。清廷肯定修路举措时，中国已失去了八十年代自造铁路的大好时机；同时在具体线路上，搁置了津通路，却肯定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兴修芦汉路的计划。修筑铁路首在筹款、制轨。张之洞统筹该路，以“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①为指导，首先兴办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并于光绪二十年（1894）修成28 公里的大冶铁路以运矿石。芦汉铁路在甲午战争前并未动工。与此同时，俄国则开始修筑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的铁路。为抵制俄国，清廷立即决定修关东铁路，派李鸿章为督办，在山海关设“北洋官铁路局”，从滦州境内之林西镇向东北延伸，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已修至山海关外60余公里的中后所。该路与原有的津唐线衔接，长348 公里。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前清廷主持修造的铁路，仅有由天津至关外中后所，时称为“畿辅铁路”（其中天津至古冶为中国铁路公司筹资兴办的“商路”，古冶至中后所为清廷拨款的“官路”）和台湾铁路及湖北大冶一小段运矿铁路而已，合计约483 公里。

② 《交通史路政编》第1 册，第11—12 页。

③ 刘体仁：《异辞录》卷2。

① 《张文襄公奏稿》卷18，第3 页。

甲午战争后铁路的发展与西方列强抢夺路权活动甲午战争后，铁路对加强国防惠及工商的巨大作用已被社会广泛接受。

与此同时，列强在中国周边国家加紧修造铁路，力图向中国境内延伸。清廷被迫把修筑铁路作为抵制侵略、挽救危机的重要内容，企图独立发展铁路事业。对此，列强难以容忍。它们乘清廷战后财政竭蹶之机，纷纷争当债权人。在东北地区，俄国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通过《中俄密约》，成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取得修筑东省铁路由满洲里经哈尔滨至海参崴的修筑权。光绪二十四年（1898），俄国又通过《中俄会订条约》取得东省铁路南满支路的修筑权，使之由哈尔滨经长春、沈阳至大连、旅顺，从而控制了贯穿东三省南北的主要干线，并取得优质良港。是年夏，两线同时开工，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全线竣工通车，连同附属支线，总长达2556 公里①。

在山东，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利用“巨野教案”，强迫清廷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取得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特权。该路于次年动工，光绪三十年（1904）建成，形成横贯山东半岛由青岛至济南以及张店至博山、淄川至洪山支线，全长440.7 公里。此外，德国还极力扩大铁路投资范围，于光绪三十三年和宣统二年与英国两次对津浦路进行贷款，使其贷款额达1220万英镑。津浦路全长1009.5 公里，光绪三十四年（1908）动工，宣统三年（1911）完成铺轨。

在华南和西南，法国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通过签订《广州湾租借条约》，取得在我国雷州府属之广州湾地方赤坎至安铺修筑铁路的权利。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通过签订《滇越铁路章程》，取得由法属越南经中越边界老街到达云南昆明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2 其中，越南境内称越段，光绪二十九年修成；中国境内称滇段，于光绪三十年（1904）开工，长469.6公里，宣统二年（1910）完成。此外，法国还通过借款，染指京汉铁路及其支线。

甲午战争后，地处南北干线的芦汉路受到中外广泛重视。清廷不仅将它作为“富强兼资、势不可缓”的要政②，而且开始筹划其南部粤汉铁路的兴办。清廷无款兴办，遂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1896 年10 月20 日）决定改归官督商办，准设铁路总公司，由盛宣怀督办，并决定铺设双轨。第二年，铁路总公司设立于上海，并在天津、汉口各设一分局。开办伊始，请部分官款为开办经费，同时请各地方官帮助招集商股，使之据有1300 万两资本，又几经交涉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同比利时签订《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及光绪三十一年（1905）《续订京汉全路完工应用小借款合同》，借款12500 万法郎。此后，该路从南北并举，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1906年4 月1 日）正式建成通车，改名为京汉铁路。其间，还修筑了正太和汴洛路两条支路。光绪二十八年（1902），通过《正太铁路借款合同》向俄国贷款4000 万法郎，使正太铁路（正定至太原，后改为正定至石家庄），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竣工。光绪二十九年（1903）通过《汴洛铁路借款合同》，向比利时借款2500 万法郎，使汴洛铁路（由开封府经京汉线至河南府）于1909 年12 月竣工。

① 金士宣、徐文达：《中国铁路发展史》，第47 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78，第19 页。

粤汉铁路自光绪二十四年与美国合兴公司订立《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以来，美方先后违反3 年乃至5 年竣工的承诺，所修铁路无几且费款巨大，并私自吸引比利时入股，引起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广大绅商公愤，强烈要求废约自办。清廷被迫与美国交涉，于光绪三十一年与美国签订《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将粤汉路收回自办。

在长江流域和东部沿海地区，英国于光绪二十年向清廷提出修筑天津至镇江、山西经河南至长江沿岸、九龙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经杭州至宁波五条铁路的要求。清廷迫于压力，答应了除津镇路以外的全部要求，致使英国顺利获得以上诸路贷款权。津镇路因与德国在山东利益发生冲突，后双方妥协达成共同修筑、共同管理协议，改为津浦路。广九路于光绪三十三年动工，宣统三年（1911）竣工。山西经河南到长江的铁路由英国福公司承造，于光绪三十一年修成道口至柏山段，后由清廷收回自造展至清化，为道清路。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后，我国重要铁路干线的兴建都是在举借外债的条件下开展或完成的，或多或少地丧失了权益，遭到了一些爱国官绅的极力反对。光绪二十四年，在戊戌维新爱国运动影响下，清廷于七月初一日（8 月17 日）在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统一对铁路的管理。在该局制定的《矿务铁路章程》中，将维护路权，提倡商办，限制洋股、洋款作为重要内容。它规定各地铁路公司“集款以多得华股为主，无论如何兴办，统估全工用款若干，必须先有己资及已集华股十分之三，以为基础，方准招集洋股或借用洋款。如一无己资及华股，专集洋股与借洋款者，概不准行”。同时将批准举借外债的权力收归中央，明令凡举借洋款，必须由总局和总理衙门批准①。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华北、东北等地铁路遭到破坏，列强纷纷将铁路据为己有。其中，突出的是英国占有京津、津榆线，俄国独占东北铁路，日本也想染指。后经艰苦交涉，清廷才与英、俄签订收回以上诸路章程，但沙俄拒不兑现从东北撤兵。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强行修筑安奉路（安东—沈阳），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完工。日俄战争后，东北铁路遂为俄、日所控制。日本遂于光绪三十二年成立“南满洲铁路公司”于东京，设支公司于大连，不顾清廷一再反对，加强对南满铁路控制。其后，日本又迫使清廷允许其继续经营安奉路，架设鸭绿江大桥与朝鲜铁路相接，对原路展宽使之成为南满铁路的一条支线。光绪三十一年，日本还强行修筑新奉路（新民—沈阳），并以强行提供贷款方式霸占吉长路（吉林—长春）修筑权。与此同时，英、美等国在东北；日本、美国、德国、葡萄牙等国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法国在两广；英国在西藏、云南等地进一步展开掠夺路权的阴谋活动。

面对列强瓜分中国路权的阴谋，登上政治舞台不久的民族资产阶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收回路权斗争，要求民间承办铁路。清廷被迫允许商人设铁路公司自办，并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商部奏定《铁路简明章程》二十四条①。

《铁路简明章程》受到广大爱国绅商欢迎。他们以挽回“利权”相激励，自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1903—1907），先后有四川、湖南、江西、云南、安徽、山西、浙江、江苏、福建、湖北、广东、广西、陕西、河南、黑龙江等15 省设立公司，纷纷招募商股，雇工聘匠，察勘线路，兴起一股全国性的收回路权、商办铁路热潮。

① 《路矿总局暨总署会奏矿务铁路章程疏》，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527 页。

① 《轨政纪要初编》卷1，第5—6页。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 册，第925—928 页。

最早申请商办铁路并获得清廷批准的是侨商张煜南。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获准创办公司，筹办潮汕铁路。该路于光绪三十二年建成，全长39公里。光绪三十年（1904），广东新宁绅商陈宜禧等要求承办新宁铁路获准，至1913 年筑成。光绪三十一年清廷赎回粤汉铁路后，准粤、湘、鄂三省共同承担。其中，广东自光绪三十二年开始兴建，到宣统三年由广州至黎洞106公里建成通车。1916 年又展筑至韶关。在湖南，宣统元年开始动工，至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11 年1 月29 日）株洲至长沙段建成通车①。湖北则在张之洞主持下，粤汉、川汉两路兼筹，开始筹集资金及勘察路线。与此同时，四川也大规模设公司，筹资兴办川汉铁路，至宣统元年共集股达1175.9 万余两②。此外，江西从光绪三十年始筹划九江至南昌铁路，于宣统元年修成九江至德安50 多公里③。福建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动工兴建漳厦铁路，宣统二年建成嵩屿至江东桥段28 公里。山西同蒲铁路公司至宣统三年修筑成15 里轨道和70 里土工④。黑龙江于宣统元年修成由齐齐哈尔至昂昂溪45 里的齐昂铁路⑤。

商办铁路最有成效的是浙江和江苏。光绪三十一年两省绅商提出废除清廷与英国于光绪二十四年签而未办的《苏杭甬铁路草和约》。经反复交涉，清廷废除该草约，将铁路归两省自办，并将线路改为以上海为起点，成为沪杭甬铁路。浙江省到宣统元年集股达925 万余元，江苏省到宣统三年集股达409 万多元③。浙江省于光绪三十二年开工，至宣统元年建成杭州经嘉兴至枫泾线；江苏省于光绪三十三年开工，至次年十月建成上海至枫泾线（嘉兴属境）。至此，上海经嘉兴至杭州线于光绪三十四年完全开通。此外，浙江省还于光绪三十三年修通江干至拱寰桥线；在收回路权、商办铁路时期，清廷兴办了京张铁路。

①《湖南省志》第1 卷，第245 页。转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 册，第1042—1043 页。

②《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 册，第1096 页。

③同上书，第982 页。

④同上书，第1124 页。

⑤同上书，第1147 页。

⑥同上书，第1108 页。1914 年又修通宁波经慈溪、余姚至百官铁路，使甬曹线开通。

鉴于京张的战略地位，清廷事先向觊觎已久的英、俄两国声明：“将来如添造由北京向北之路，只用华款、华员自造，不允他国承造”①。为此，清廷动用关内外铁路余款，任用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主持勘路修筑。从北京到张家口，中途经八达岭等处，山峦叠嶂，地形复杂。詹天佑不辞劳苦，带领技术人员风餐露宿，创造性地设计用“人”字形路线，便于机车爬坡，亲临指挥开山凿洞，使该路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1905 年10 月）兴工至宣统元年八月（1909 年9 月）全线201.2 公里顺利通车。京张铁路是我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创举，不仅提高了民族自信心，而且为民族、为中国工程技术界争得了荣誉。

① 《袁世凯请留詹天佑片·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转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 册，第916页。

商办铁路的兴起，激发了广大爱国官绅的热情，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列强攫取我国路权的野心。然而，由于民族资本不足，在全国范围内，商办铁路成效并不乐观，大多省区或集股有限难于开办，或仍限于筹议之中，徘徊不前，成效不大。个别商绅乘机骗取钱财，甚至任意挥霍股东钱财，引起民众不满。清廷当时正在筹划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以实现国家控制干线，遂乘机于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 年5 月9 日）颁布上谕，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继而于四月二十二日（5 月20 日）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订两湖地区内粤汉铁路及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 万镑以缓和财政困难，同时派员南下接收铁路。这一举措严重伤害了该路所在省份民众权益，立即引起全国人民反对，纷纷掀起保路运动，并以此为导火线，引发了辛亥革命。

清末自光绪七年（1881）修筑唐胥铁路始，到宣统三年（1911）清朝覆亡止的30 年中，建成以北京为枢纽的京奉、京汉、京张、津浦四条官办铁路干线，以及华北的正太、汴洛、道清、胶济；江南的沪宁、沪杭、萍株、株长以及华南的广

九、潮汕、漳厦；西南的滇越等官商所办各线，总长约达9292公里①。其中列强利用各种方式侵夺路权在华建筑的铁路达3718 公里，占铁路总长度的40％以上；自建铁路达5574 公里，约占铁路总长度的59％。

民国初年铁路建设趋向停滞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力图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但政权很快被袁世凯篡夺。袁世凯上台后，利用孙中山致力于实业建设思想，委任他为全国铁路督办，负责“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孙中山立即于10 月14 日在上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进行筹划。孙中山鉴于清末华北、东北及长江以北和东南沿海铁路略有规模的现状，拟重点发展华南、西南和西北，提出三条铁路计划：1.由广州经广西、云南与缅甸铁路相接；2.由广州经湖南、四川展筑至西藏；3.由长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抵达新疆伊犁。

孙中山主张在“不失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外资，拟在10 年内修20 万公里铁路。当时不仅外国资本家无意帮助他实现修路计划，袁世凯集团也暗中阻挠、破坏。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后，被取消筹办铁路之权，其发展铁路计划落空。

袁世凯、段祺瑞等控制的北洋政府继续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他们当时既无力修路，也无钱争战。为实现其扩充实力、排除异己、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遂以修筑铁路名义向西方列强举借外债。据统计，在1912 至1916年袁世凯执政时期，先后与日、法、英、德、俄、美等国达成修筑13 条铁路借款，包括“四洮铁路”、“同成铁路”、“沙兴铁路”、“高韩铁路”、“顺济铁路”、“钦渝铁路”、“宁湘铁路”、“广赣铁路”、“广潮铁路”、“广西境内铁路”、“滨黑铁路”、“株钦铁路”、“周襄铁路”①，其中11 条有里程可查的借款，已出卖路权长达10273.77 公里。1916 年6 月，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执掌北洋政府，继承其衣钵，继续以修路名义举借外债，到1919 年与日本共达成修筑6 条铁路借款，计“长洮铁路”、“开海铁路”、“吉海铁路”、“洮热铁路”、“高徐铁路”、“济顺铁路”，其中前四条有里程可查的借款已出卖路权长达1366.23 公里。②

① 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历年铁路兴建里程表》。

①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附表，第826—830 页。

应当指出的是，北洋政府的对外铁路借款不仅丧失的主权远较清朝为多，而且大部分是用于内战的军费开支，并不关心铁路建设。西方列强当时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从中国攫取大量铁路建筑权，但无力兑现，致使大量线路搁置不修，只有少量几条铁路得以兴筑和扩展。

京张铁路建成后，清廷开始筹建张绥（张家口—呼和浩特）路。宣统三年（1911）已由张家口展筑至山西阳高。1914 年到达大同。不久，京张、张绥连为一路，统称京绥路，继续向西发展，至1923 年修至包头。

在陇海线上，比利时于1912 年9 月夺得铁路贷款权，1913 年3 月开始从东西两端同 5 时开工，至1915 年秋，相继修成开徐段和洛阳至观音堂段，共306.4 公里。

在粤汉线上，英国银行团按照宣统三年清廷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定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继续交付贷款，于1918 年9 月修成了粤汉铁路湘鄂段，即武昌至长沙间365 公里铁路。此外，商办铁路继续发展。1912 年粤汉铁路广韶段黎洞至连江通车；第二年8 月展筑至英德，1916 年6 月广州至韶关段224.2 公里全线通车。

综观民国初期铁路，除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稍有成效外，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从1912 到1919 年，新修铁路总长仅1634 公里①。至此，我国铁路总长达10926 公里，其中西方列强兴建的有3755 公里，约占总长度的34.4％。

②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附《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表

（二）未成各路》估算。① 据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载《历年铁路兴建里程》表计算。

第三篇：《中东》教学设计与反思

《中东》教学设计与反思

教学要求

1.读图说明中东的范围、位置；与西亚的区别；分析本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2.明确中东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及中东石油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

3.通过读河流图及气候图，分析本区水资源状况，并讨论由此可能产生的地区争端和冲突。

4.通过阅读材料及图片，使学生了解中东地区的文化差异和宗教矛盾。能力目标

1.通过以上内容的学习，进一步培养学生读图能力，以及对地理信息的归纳、推理、对比及分析判断等思维能力。

2.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当今的热点问题.情感目标

联系当前中东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进一步培养学生珍爱和平、反对战争、创造美好生活的情感；

教学重点

1.中东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2.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及西亚石油对国际市场的影响。教学难点

1.中东石油对国际市场的影响，重要的石油运输线；

2.中东地区的动荡不安与本地区的位置、资源的关系。

教学建议 【课时安排】

建议本节教材分2课时讲授。

结合本节课教学内容的特点，建议在教学中注意以下问题。

1．本课与时事联系紧密，在课前可安排学生通过报纸、电视或互联网，有意识地收集相关的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分析资料，以便在课上引导学生从事实出发，有充足的思维素材，展开进一步的学习。但要注意，对一些政治事件及相关名词、概念的解释不必过多。

2．本课教学中地图的使用率较高，多为各部分文字教材的引申内容、细化内容，是学生逐步深入的思维活动的基础和依据。授课时要注意每幅地图不同的呈现形式及不同作用，对地图信息要进行有效的提取和充分的挖掘。要引导学生学会从地图入手，从感性入手，探究性地学习地理知识。

3．在教学中，要坚持以学生活动为主，教师讲述为辅；学生活动在前，教师点拨评价在后。树立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新课引入──“长期的热点地区”】

新课导入部分，建议采取以下方式。

播放录像。教师课前搜集有关录像，如第一部分“千年争端，今日焦点”。看录像时，要求学生记录并思考：(1)中东的地理概念是什么？

(2)中东地区的千年争端因何而起？

(3)中东成为今日焦点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学生看录像后，结合书上资料，再做出简要回答。

根据学生回答，教师归纳出若干条“热点因素”，如“运河之争”、“石油之争”、“淡水之争”、“宗教之争”、“领土之争”等，在板书中以框题形式书写，然后再逐一具体分析讲授。【三洲五海之地】

1．教师提问：中东地理位置具有什么特点，使其成为东西方势力争夺的热点？讨论并回答。

2．向学生阐明“中东”概念和名称起源。

3．引导学生指图说出“三洲五海之地”的含义和具体位置，并指出本区还有哪些重要的海域和咽喉要道。教师应特别指出“里海”与其它四海的不同，并强调“海洋”与“湖泊”以及“内流湖”在概念上的差别。

4．提问：读图说出“土耳其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1)同为两大洲界线；

(2)土耳其与埃及因此成为地跨两大洲的国家；

(3)欧洲通往印度洋沿岸和太平洋沿岸国家的海上道路因苏伊士运河而大大缩短，方便了西方国家向东方的殖民扩张和资源掠夺。如课时允许，还可对苏伊士运河的历史和与埃及经济的关系作补充介绍。【丰富的石油资源】

1．提问：提到中东就不能不提到石油，而为什么说中东是世界石油宝库呢？ 建议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教材，从地图和“活动”课文入手，从空间(分布)和数量(储量、产量、出口量)两方面探求结论。

2．教学中要注意不同形式地图的作用，如通过读中东石油分布图，可使学生明确中东石油主要分布在波斯湾及其沿岸地区。可对照世界政区图，由学生说出主要的产油国。

3． 在以上活动的基础上，教师还可进一步引导学生通过读图，分析三条航线的优势差异，如提问学生：同样是输出至西欧各国，航线A和B的差异何在？(A航线经苏伊士运河，至欧洲的距离最短，运费最经济，但由于运河地狭水浅，油轮吨位不高；B航线经非洲好望角，至欧洲的距离较长，但水道宽阔，可通行巨型油轮。)

4．石油资源是非可再生资源。

教师应由此引导学生关注人类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也可由此初步探讨单一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学习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知识综合思维的意识和能力，并渗透能力和价值观念的培养目标。

可引导学生结合本区地形、气候图，分组讨论以下问题：

(1)这些石油国在发现石油前，经济以何为主？(干旱缺水，高原山地为主──灌溉农业及牧业──经济落后贫困)

(2)石油枯竭后，他们的经济出路又在哪里？(发散讨论)【匮乏的水资源】

1．从本区气候特征入手，引导学生说出为什么在中东地区，水资源比石油资源更宝贵？进而讨论水资源匮乏会对本区的生产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2．引导学生分析本区水资源分布特征(分布不均，多国共用)，进而分析“为什么说西亚一直在为水而战？”

3．引导学生思考：如果不依靠战争，中东各国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水资源匮乏的问题？(建议以沙特阿拉伯的海水淡化工程和以色列的节水农业为例，加深学生对良性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协调人地关系的认识；还可以举从邻近的土耳其等富水国家输水的例子。)【文化差异】

1． 建议以录像、图片资料等直观素材介绍三大宗教文化的差异性。

2．让学生收集有关阿拉伯文化和风俗习惯的资料，在课上相互交流。

3．通过录像，活动──巴勒斯坦问题”，开展以下讨论：

(1)谈谈你对阿以冲突的认识？(或为什么说阿以冲突是西亚问题的核心？

(2)你认为世界各国发生矛盾时，应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解决才是最明智的？ 教学反思

其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可以使学生学习起来事半功倍。这是地理教学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将对学生终身学习地理乃至其他知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二，“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学习了《中东》这节内容，我们从中获得了哪些知识?这些知识对我们有用吗?从中东经济的发展中学习可以借鉴的经验，就是对我们有用的知识。而这样的知识是极富有生命力的。

第四篇：中东北非形势与政策

中东北非形势与政策报告

中东北非**有其深刻的国内社会背景，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件发生的时间、引发**的直接诱因都具有偶然性，并不是蓄谋已久或外部势力长期策划、设计和控制的结果。

我们不能误用因果，但我们又必须看到那些我们没有足够重视的联系性，对可能产生的影响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在这里必须强调此次**对非传统安全的影响。有可能对欧洲造成新一轮难民潮，恐怖活动。

此次事件的重要影响不会造成中东政治格局或全球政治格局的根本改变，事件不可能对全球力量格局造成根本性影响，对大国战略调整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中东乱局会对美国总体战略产生影响。美国的中东外交是考验奥巴马外交的关键，是其谋求外交得分的核心地区之一。因此，没有确定把握，奥巴马不会轻易出牌。

美国会投入相当精力做好中东的维稳工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中东新秩序的构建。埃及和中东**必将损耗美国的外交资源，牵制美国的精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在东亚战略的部署。

但从根本上说，除非中东地区出现了大规模反美行动，否则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总趋势不会改变。

目前中东和北非局势动荡对全球原油供给的直接冲击有限

首先，局势动荡十分明显的国家石油产量和储量占世界总量的份额都相对较小，其他产油国家或地区利用闲置产能能够迅速填补产出的下降。

其次，当前全球原油库存水平仍然偏高。

第三，埃及政权交接相对平稳，重要的能源通道保持畅通。中东政治危机和军事冲突对世界原油供给和价格的冲击在逐步削弱。

从历史经验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和北非地区发生了五次比较大的政治危机或军事冲突，对世界石油供给产生了比较显著的影响。与这五次危机相比，其影响程度和持续性主要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趋势：

l．中东和北非地区石油供给变化对世界原油产量的冲击程度有所减弱，冲击持续的时间逐步缩短。

2．短期内石油供给冲击能够导致世界油价出现比较明显的波动，但影响的持续性逐步减弱。

3．石油供给冲击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在逐步减弱。尽管非洲、中东许多国家依然存在政治不稳定、国内经济社会动荡等风险，但是扩大在这些国家投资依然是中国必然的选择，因为它不仅是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的最大目的地之一，中国与这些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也有助于打破现有西方主导的全球能源与投资格局，大幅提高中国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第五篇：论捐纳制度与清朝灭亡

论捐纳制度与清朝灭亡

【内容提要】捐纳，又叫赀选，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卖官鬻爵。一般由政府条订事例，定出价格，公开出售，并成为制度化。清代捐纳始于顺治、完备于康熙、雍正、乾隆，冗滥于咸丰、同治，终于宣统。开办原因主要是为了河工、镇压农民起义、海防等筹集资金。捐纳虽对科举具有补充作用，但“以官为市”，“害国体、害政事、害民生、害官方、害人才”，是直接导致清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关 键 词】捐纳制度、清朝灭亡

庚子之后的10年，清朝国势垂危，曾大力推行新政，进行改革，企图以此来实现王朝的自救。结果，事与愿违。1911 年，统治中国长达260多年的清朝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朝灭亡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捐纳制度的开办造成吏治的严重败坏，直接加速了它的灭亡。

鸦片战争后清朝捐纳的开办清朝官吏的来源主要有3个途径：科举考试、荫袭保举、捐纳。捐纳，又叫赀选，有时也称捐输、捐例、开纳，即人们所说的卖官鬻爵。它通常由政府条订事例，定出价格，公开出售，并形成为制度。1

捐纳的开办并非始自清朝，早在秦汉时就已出现。据史书记载，秦汉两代，每逢军兴、河工或灾荒，统治者每多举卖官爵，以解决有关经费。清朝捐纳的开办，始于顺治，完备于康、雍、乾3朝，冗滥于咸丰、同治两朝，终于宣统朝，前后存在了200多年。

一、清朝捐纳制度的兴起与发展

1、为解决大批“士者”出路广开捐例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捐例的开办主要是用于筹措西北用兵的战费和河工的经费。此外，由于人口膨胀，地主官僚子弟增多，而3 年一度的乡会试录取名额有限，为了保持地主阶级内部的稳定，在科举考试之外，特另开捐纳途径，使相当一批地主阶级子弟能有一条获得一定官阶职衔的途径。当时统治阶级认为这样做，具有“补科目所不及”的作用。另外，在国家正常的赋税之外，另辟财源，还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所以，即使在康乾那样经济繁荣的“盛世”，统治阶级1谢俊美 《晚清卖官鬻爵新探》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也广开捐纳。乾隆年间，捐纳一名道员，需银1万多两，捐纳一名知县，需银4、5 千两不等。雍正年间，经办捐纳的官员竟公开“卖官卖法，贪污中饱”，而捐纳出身的官吏大多“收受陋规为职事”。部分捐有官衔的纨绔子弟更是依“官”仗势，横行不法。捐纳开办的原意是要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结果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动荡。乾隆末年，乾隆帝已看出这些问题。1793年（乾隆58年）乾隆帝颁谕：“为治之要，首在用人，而人才究以正途为重。前因军需、河务支用浩繁曾开捐例，„„以致铨选壅滞，人才不兴，可见捐纳一事竟当不必举行。”2下令停止。他甚至要求子孙永远“奉之为法”，不再开办。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他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乾隆以后中国人口激增，地主阶级人口的大量增长，文化人过剩现象日趋严重，仕途日益狭窄，捐纳制度早已成为大批地主阶级子弟跻身统治阶级行列的捷径，统治阶级已无法将其停止。

2、为筹措镇压农民起义战费推行大捐

1797年（嘉庆元年），嘉庆帝即位的当年，爆发了席卷川、鄂、陕、甘、豫5省的白莲教大起义。为了筹措镇压起义的经费，嘉庆帝只好违背祖训，重开捐例，于次年开办了《川楚善后条例》。道光帝即位后的第七年，也参照嘉庆年间的作法开办捐例 咸同年间，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严重，农民起义连年不绝，清政府为了筹措镇压农民起义的经费，只得再次开办捐例。1851年咸丰帝即位当年，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为了筹措军饷，咸丰帝仿照道光朝的办法，开办了《筹饷事例》。《筹饷事例》原定1年，但因太平天国起义规模越来越大，一时无法扑灭，遂宣布无限期地开办下去。这次开捐同以往开捐不同的是它是实官捐纳，即所谓大捐。捐纳人员在交付所捐官职的银两、领到户部凭照后，即可由吏部直接签发到任。由于条例纷繁，银数参差不一，经手官吏侵蚀贪冒，以致在推行中弊窦丛生，“侵蚀勒派，私行减折，诸弊并作”。清军在扬州设立江北大营后，“钱江与同幕五人赴里下河督劝捐纳，不从者胁之以兵，时人畏之，目为五虎”。3捐纳自此冗滥。同治改元后，对筹饷事例重新进行增删，并继续无限期地开办下去。

咸同年间，因为捐例广开，加上军功、荫袭、保举，以致社会上“官多如鲫”，出现了大量的冗官冗员。“花翎红顶，几遍城市”。因官缺有限，还形成了庞大的候补队伍。以江苏为例，1874年（同治13年）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同（知）、通（判）可由外补之缺不过数十人；而此时候补道约有六、七十员，候补府、州、县、同、通约有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2柯劭忞《清史稿》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按格而求署事，亦非数十年不能得一年”。文官如此，武官亦如此。江苏有“借款补缺，有以提镇而权千总、把总者 ”，由于武职候补人员众多，以至一、二品大员无法安置。因补缺无期，一旦署事，犹如饿虎入羊群，其贪得无厌，可想而知。大量的冗官冗员还造成铨选壅滞，严重影响正途出身的官员即补升迁。“正途人员几无到班之日，即补人员不但终身无补缺之望，几无终身差委之期，贫苦穷饿莫能名状，至有追悔不应会试中式者”。43、捐纳制度与洋务运动

捐例广开，以致捐员成份复杂，造成吏治严重败坏。清政府也承认：“非但仆隶概与出结，以致市侩之徒，皆成暴贵。„„并闻有众商伙捐，一人出名赴任，众人随同牢利”。同光年间，随着洋务新政的开办，大批捐员又进入各类洋务企业。大批候补、候选捐员参与洋务新政，这对洋务运动的兴起固然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给洋务企业带来了浓厚的封建性。由于历史条件和自身知识的限制，许多捐员仍用传统办法管理企业，把企业衙门化，使这些企业成效甚微。不少捐员不学无术，对于洋务一窍不通，问其“何者为条约，何者为公 法，何国为民主，何国为君主，何国为君民共主，均茫然莫应，又遑问天算机器之精微，国俗民风之同异”。更多的候补、候选捐员把经办洋务当作贪污中饱的利薮，讲究排场，挥霍浪费，安插亲信，挂名支薪。以福州船政局为例，“岁糜数百万帑金，徒供千百万委员开支中饱之用”。5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中，蠢币病公，假公肥己，钻营趋避现象尤为严重，捐纳人员的腐败行动不仅为守旧官僚提供了攻击洋务的口实，而且也造成洋务企业的经营腐败，“不但不能兴利，复多亏损，大多数企业最后沦于失败”。

4、捐纳制度与民族资产阶级

在晚清捐纳制度的推行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民族资本家捐官的现象比较普遍。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在中国，官员的作用不仅是政治权威，而且也是教化的楷模，作养率教于先，是民众的榜样。很多事情是老百姓仿效作官的。民族资本家投身洋务活动，兴办近代新式工业大多是仿效洋务官僚的。然而他们经营新式企业，却困难重重，外遭外国资本的排斥，内受本国各级封建衙门的干扰、刁难、勒索，各种捐税的摊派，使中小企业难以应付。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便于同官场打交道和求得减免各种厘税的优惠，他们中 多数人纳赀捐官。据对1863——1885年间开设的32家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办人政治身份的不完全统计，其中候补道2人，候补知府、候补知县、候补同知、候补通判4人，候补郎中1人。甲午战争后，民4《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22，“吏政”《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2

2族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主持人捐官的人数比战前更多。1895——1900年间新开办的64家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办人中，有卿、寺、布政使衔的5人，候补道9人，候补、候选知府、知州、知县17人，其他佐贰杂职28人。6众多的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主持人捐官，虽然为他们的经营活动带来了诸多方便，如与官府办理交涉可省去不少麻烦，可以从官府那里获得有关工商业经营方面的信息，甚至还可以获得减免厘税的种种优惠，对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有益作用。但它同时也给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不利因素。大量的资金用来为自己、为儿孙捐官以及用于官场应酬、交际，使企业的资金不能用来购买新的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既妨碍了资本积累，又严重阻遏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事实证明：不少民族资本企业经营不善、严重亏损，与企业创办人、主持人捐官有很大关系。此外，捐官也扭曲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形象，使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对封建官府的依赖和屈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的广泛联系，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同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主持人纳赀捐官、自身官僚化有关。

二、捐纳制度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光绪年间，清政府应洋务官僚的要求，开办了海防捐，以所得捐资作为北洋舰队主力舰只的常年维修费。1887年（光绪13年）黄河在郑州决口，堵塞决口的费用一时无着，遂将海防捐停办，改为《郑工事例》。此外，一些地方官僚，如江苏、福建等省也因开办新政，经清政府批准开办了捐例。

长期开办捐例，出售官爵职衔和实官，如前所述不仅造成了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冗官冗员，而且对晚清社会的政治、经济、新政等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改良主义思想家冯桂芬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数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而度支益蹙；度支益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也”。文人孙兆熊则进一步指出，咸、同、光、3朝以来，广开捐例，捐员“视民生之休戚，地方之理乱，漠然不动于心，惟一已之囊橐是肥，吏治之坏，半由于此”。他还把捐纳制度病国害民之弊，归纳为害国体、害民生、害政事、害人才、害官方等5 个方面：“绾符可买、夷袒官吏，轻量朝廷，„„名器滥，有损圣朝体制，害国体也；惟知剥民，竭民之脂膏，敛民之货财，侵挪吞用以饱私囊，害民生也；市侩无赖，目不识丁，或胸无点墨，一6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彭泽益《中国手工业史资料》两书有关部分统计

旦出膺道府州县，于民事政事懵然无知，惟赖胥吏幕友舞文弄墨，肆行无忌，而政事不可问，害政事也；造成正途及保举人员拥挤，豪杰未免灰心，有志者竟不得舒展其志，官不安于末秩，士不安于读书，开侥幸之风，害人才也；纨绔子弟，不学无术，一旦捐纳得官，朝犹 白丁，暮已列于仕版，俨然握印，律例不悉，民事不知，害官方也”。因为捐纳制度弊多害重，所以一直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鸦片战争以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从清朝在反侵略战争中一败再败，看到中国政治制度的腐朽，强烈要求变革封建政治，停止捐纳制度。指出：“捐纳十羊九牧，官多民少，最为无策”。“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71898年戊戌维新变法期间，维新派再一次强烈呼吁停止捐纳制度。“多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而官制改革首在重人才，而人才之兴，首在停捐纳”。是年7月9日，光绪帝接受维新派和部分官僚的建议，下令停止海防捐。光绪帝指出：“一面裁员，一面卖官，有此政体乎？”但军机大臣借口北洋防费无着表示反对。由于守旧大臣阻挠反对，捐纳最终未能停办。

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在其联衔会奏折中指出：中国积贫积弱不振的原因很多，捐纳制度是其

一。捐纳“碍民生”、“丧国体”、“败纲宪”、“坏吏治”，“捐纳实官最有妨于新政，娉乱吏治，阻格人才，莫此为甚。今欲整顿，请即下诏，永远停止。”8同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停止捐纳。但谕令颁布不久，又因各省赔款摊派数额巨大，新政经费无着而再行开捐。当时正逢宣布废八股、停科举，大批生员仕途受阻，因此争抢购买官衔爵位几乎达到了高潮。有人形容当时捐官者犹如“微生物滋蔓，所在皆是矣”。甚至富贵之家“北角之岁（幼儿），隶名天官；胎妊小儿，预营仕牒，吏道沦丧，莫此为甚”。吏治败坏使清朝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1909年（宣统元年）新成立的度支部甚至还正式地将日常捐例所得，列为国家“必要的财政收入”。1910支部制订的次年财政预算岁入表中，规定捐纳一项收银应为565万两。只是由于武昌起义爆发，清朝垮台，这项预算计划才未实现。

晚清最后10年，清政府一方面效法西方，推行新政，预备立宪，裁并机构，精减冗官冗员；另一方面，又不停地开办捐纳，大肆卖官鬻爵，以致吏治严重败坏。大批捐员借办“新政”，假公济私，巧立名目，摊派勒索，收受贿赂，专务肥己，中饱私囊，蠹国殃民。吏治的败坏直接引起下层民众的不满，作为一种自发的反抗，晚清最后10年的民变风起云涌，迤逦相属。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年到1911年，全国各地起伏生灭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一起。7《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卷22刘坤

一、张之洞：《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这些民变与孙中山的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互相影响，互相推动，在时间上、空间上并存，勾画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一派乱世的景象和加速清朝灭亡的催命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随着清朝的灭亡，捐纳制度也随之成为历史的陈迹。然而捐纳制度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因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在中国社会上仍长期残留着。因此，总结和吸取晚清因滥开捐纳、造成吏治败坏、加速清朝灭亡的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反腐倡廉不无启示和教益。

参考文献：

1、俊美 《晚清卖官鬻爵新探》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柯劭忞《清史稿》中华书局。

3、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4、彭泽益《中国手工业史资料》

5、《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卷226、刘坤

一、张之洞：《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