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城乡关系思想与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关联

第一篇：马恩城乡关系思想与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关联

描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论述中梳理有关城镇化的目标、基础、动力、本质等思想，可以得出：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的目标；人与自 然和谐统一是实现城镇化的基础；生产力发展是城镇化的动力要求；“以人...【摘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论述中梳理有关城镇化的目标、基础、动力、本质等思想，可以得出：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的目标；人与自 然和谐统一是实现城镇化的基础；生产力发展是城镇化的动力要求；“以人为本”是城镇化的本质要求。这些重要思想对今天中国的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150多年前，马恩就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分离、城乡对立的现象着 手，开始分析和研究城乡分离的原因以及城乡发展的未来走向，提出消灭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的思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对于我们今天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的目标

人类社会城镇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探讨和研究城乡关系的历史，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就曾经研究了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的由来和未来的 走向。他们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散见于一系列经典著作中，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共产主义原理》、《论住宅问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等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城乡关系与社会分工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 愚昧状态，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①。同时，由于城乡的分离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对立”。在城乡分离和对立的进程中，城市始终主导并深刻影响着乡村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资本的顶礼膜拜和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造成了城市的畸形发展，大量积聚于城市的农业人口 同时受城市工商金融资本的剥削，从而给农业生产造成更大的影响，更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甚至对立。然而，社会的发展是在一定的矛盾范围内前进的，城乡分 离、对立甚至冲突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历史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城市中人口、资源的严重超载等又为消除 城乡对立创造了物质技术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接受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对城乡差异与对立的不合理性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消灭城乡对立、实现 城乡融合的必然性以及具体途径。“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②其实，早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恩格斯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城乡 融合”的思想。他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 社会的城乡融合在新的更高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这种融合的模式将尽可能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两者的偏颇。

通过以上关于马恩城乡关系思想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城乡关系以及人类城市化进程的研究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对立、城乡差 别，他们在历史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对立的同时，又明确地肯定了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向乡村的扩展以及对乡村经济的冲击具有历史必然性，城市化发展具有其历 史进步性，在生产力尚未高度发展之前，“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④。然 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型产业的出现以及“城市病”的蔓延，城乡分离和对立终将逐步消解，进而实现城乡之间的融合，其实质内涵即是城乡一体化的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实现城镇化的基础

从生物生存的角度看，存在于自然界的生物需要相互间的“物质变换”来获取自身所需物质，即通过一系列的化学作用转化为自身有用的物质，同时在 这个过程中也为其他相依赖的生物提供维持生命正常所需要的材料。人是一种存在于自然界而且始终不能脱离自然界的高级生物，马克思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 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⑤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自然是人生存的基础，人类自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从来只有 在自然界中才能生存，只有靠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的物质变换才能提供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

从物质变换的角度看，人类城镇化的进程也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以工业化为动力的近代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实现了人的存在 方式的根本变革。在农业文明为主的乡村社会，人们在与自然直接的作用过程中获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于农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比较直接，相互间 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周期也较短。因此，在农业文明时期，人更多地对自然有一种敬畏之情，从而自发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城市化（城镇化）预示着人的生存方 式的提升，在告别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获得了生活质量的改善，使人们通过“物的依赖关系”作为纽带连接成为社会关系。如果把自然分为“自在自然”和 “人化自然”的话，乡村社会中的自然更接近自在自然，而城镇社会中的自然则更多的是人化了的自然。人居住在人化了的自然环境中，使人与自在自然相隔阂，因 此人对自然的认知能力也就相应地受到影响。从表面上来看，城镇化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间接化了，人类可能不会因为一时违背自然而招致直接的影响。而且，城镇作 为现代工业的中心，现代技术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的生存环境，人类由此天真地认为自然总是按照人的需要来改造，而且技术进步是无止境的。但这恰恰 是人类的短视。因而，城市一方面聚集着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也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最原始最淳朴的物质变换，使自然的物质交换链条在某种程度上形成 断裂，甚至大量的工业废物对土地和生态造成了持续性破坏，影响到人类的健康生活。恩格斯很早就提醒过我们，如果人类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征服的胜利，人类终 究会受到自然界的报复。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经历的数次来自自然环境的灾难已经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

城市化进程中人对自然环境的漠视成为城市污染、环境恶化的主观因素。从1952年的伦敦雾到2012年的北京霾，人类经受了与自然关系不和谐 而导致的恶果。如果说城镇化是现代社会能使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阶段，那么，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城镇化战略是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的前提和基础。

生产力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分工是导致城乡分离的直接原因，也是推动城乡关系发展的直接动因，而反过来生产力又是社会分工产生和发展的决定力 量，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分工的发展程度进而成为城乡关系发展趋势和演进方向的决定力量。因此，生产力发展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首先，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分工形成和产生的条件。分工的出现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是历史的产物。历史上几次大的社会分工都是生产力 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其次，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生产力诸要素均获得了长足的发 展，生产工具日益更新，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不断提高，劳动对象的范围逐步扩展，这一切又使得分工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成为可能。新的社会分工出现后，在市场机 制的作用下，生产资料、劳动力及其他社会资源分配逐渐趋向于生产效率较高的地区或行业，人口也加剧了从以农业产业为主的乡村向以非农产业为主的城市（城 镇）的迁移，社会的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再次，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状况也决定了城乡关系的不同发展面貌。因为每一次新的生产力的获得，都会使人们改变自己的生 产方式。近代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现代化密切相关，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不断革新、进步的结果。技术进步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深厚而 久远，也是城镇化发展归根结底的原动力。无论是产业的集聚或分离，还是产业结构演进、调整，抑或是城市规模或城市规划的变革，无一不是技术发展的最终体 现。但是，尽管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图像识别算法，但绝不能认为生产力发展是城镇化的唯一决定因素，那种认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工业 化的发展，工业化自然而然就推动了城镇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很早就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 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 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⑥很显然，城市化也会对工业化、现代化起反作用。没有城市化，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很难在封建母体中孕育。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与现代化、城市化相互影响，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城市化带了现代化，正是在这有系统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共同演 化的进程中带来了现代的城市文明。

“以人为本”是城镇化的本质要求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解放人、发展人的学说。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起点，“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 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⑦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强调了自然和社会的“属人性”和以人为中心，把人当成社会历史的主角，把人的发 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尺度。人以实践的方式作用于自然，与一般的动物不同，人既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实践活动的主体，人能够利用规律达到掌控他物 的目的。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不仅确立起了人在自然界以及社会历史中的基础和主体地位，而且确立了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认为，共产主 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自身的发展将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人在很高的程度上摆脱了自然界和社会的束缚，每个人的诸方面都得到尽可 能地充分发展，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高度和谐的社会。

然而，一个人人都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不是想当然就能实现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分工直接造成劳动者的片面发展，而恰 恰是由于体力和智力的分离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出现，因而只有消灭这种简单以体力和智力的不同而进行的分工，将劳动者身心、体脑结合于自身，使其在社会职能、活动方式的转换中获得更大的自由，人自身才能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⑧人追求自身的发展不仅要求人通过自己的斗争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要求人从社会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从禁锢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 来，使个人的体能、智能、才能等诸方面尽可能地充分发展。城镇化的实现也正是完成这些解放的途径之一。城镇化是人类社会迈向现代文明的必然历史进程，是人 的存在方式的根本变革，也是人的实践本质的体现。以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为动力的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构成关系的结构”。在农业社会中，人通过与自然的直接作用获得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生产方式居于主要地位；城市化则预示着告别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而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得以提升，使人们通过“物 的依赖关系”作为纽带连接从而形成社会关系，并构成群体的相对独立的非依赖的生活方式体系。在马克思看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超越了人对人的 依赖，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关系以及人的多方面的需求全面建立和爆发。以人的自由性为基础的个人全面发展阶段，是 第三大形态，第二形态是第三形态的前提和条件。

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三形态的理论从人的发展的角度经历了“人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性”的转变，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经历 了由“城乡分离—城镇化—城乡融合”的转变。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斗争的学说也是关于人的学说，马克思关心无产阶级的命运，关心人的发展，他 认为“以物为本”甚至“金钱至上”的社会终将会被“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所代替。

从现实的发展来看，城市化也是人作用于自然的实践过程的结果，人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生产实践。城市比乡村给人提供了更好的衣、食、住、行的条 件，人类建造和发展城市是为了人自身生活的更方便、更自由、更安全，为了让人的本性、人的需要、人的情感得到更加充分的张扬、满足与实现。但是从人类城市 化进程的实际来看，人似乎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在现实中，人的物质生活提升了，城市繁华了，人们的精神家园却越来贫瘠了；城市堆积了众多的商品和财富，然 而环境污染、犯罪、吸毒、疾病、冷漠等现象似乎更加泛滥了。人们力图通过自己的力量建设属于人类自己的美丽城市，但结果却事与愿违，甚至一定程度上城市成 为人的异己的力量，出现“城市异化”的现象。这样的城市不是人类所希望实现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近年来，随着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日新月异，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更多地重视城 镇化的发展速度（依据传统对城镇化的理解）导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是：重视土地城镇化忽略人的城镇化；重视表面的高楼大厦忽视文化建构；重视工业发展 忽视生态文明；大城市饱和小村庄空巢并存；现代化的城市文明与拜金、信仰缺失、贫富分化、资源缺失现象共存等等。面对传统城镇化过程中已然出现的问题，中 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必须转变思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城乡统筹、城乡融合的理念，在实践中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统筹城乡，发展马克思的人本思想，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第二篇：中国房价与城镇化的关系

城镇化未完，房价暴跌是妄想！

2014-03-28理财宝典最近各地楼市不断传出楼盘降价消息，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的房企降价跑量动作，放大了“楼市拐点”的声音。对此，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云昌表示，房价暴跌是一种妄想。

在顾云昌看来，房价大幅下跌一般与城镇化率有关。当一个国家城镇化率超过60%的时候，房价大幅下跌就可能发生。美国房价波动时候城镇化率超过70%；日本房产泡沫破灭是因为城镇化率超过67%；欧洲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城镇化率超过65%。现在就中国城镇化率来看，楼市崩溃点还很远。

顾云昌表示，个别房地产商为了回笼资金可能会把楼盘降价处理，但这并不是说房价都要降了，资金回笼后可能又会投向别的有竞争力的楼盘。他的观点是今年楼市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坏。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2014年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除温州外，其余69个城市房价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均出现上涨，最高涨幅达18.7%。

供求关系紧张也被认为是热门城市房价稳健上涨的主要理由。最近发布的《2013年中国房地产行业总结与2014年展望》认为，热门城市市场目前去库存化特征显著，这预示着未来房价上涨的趋势不变。以北京为例，去年前11月商品住宅供应面积仅700万平方米，市场成交面积却达到了1104万平方米，住宅市场仍属供不应求。

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也坚定看多地产前景，他不但认为今年北京房价仍将上涨，而且表示目前看不出二三线城市会出现急剧下滑和恶化的情况。“中国房地产市场起码二三十年不会出现崩盘。”

任志强称，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房子有使用价格和交换价格之分，对刚需购房者而言，房子的使用价格不管高和低，可能都得赶紧买，而房子的交换价格则取决于它占有的资源的稀缺性，比如说教育、交通、地理位置等。“所有人都问我是不是房地产要崩盘了，我个人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起码二三十年不会出现崩盘。”

关于二三线城市楼市出现的价格调整，任志强表示，从今年1~2月份的统计数据

上看，东、中、西三个区域中，中部地区的房地产销售增长速度最快，东部地区下降最快，后者是大中城市占多数，前者则是二三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占多数，却仍然保持最高的增长率，因此看不出二三线城市会出现急剧下滑和恶化的情况。

第三篇：我国新型城乡关系及城镇化发展

我国新型城乡关系及城镇化发展

年级：2015级

专业：地理信息科学 姓名：杨旺

学号：2015013165

地理科学学院城市地理论文

我国新型城乡关系及城镇化发展

杨旺

（专业：地理信息科学 学号：2015013165）

摘要：城乡关系是经济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关系之一，只有逐步改变传统农村和农村经济所固有的特征，不断调整历史上形成的城乡经济社会分割格局，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作为各自独立的城市系统与农村系统所必然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并为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而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和不断调整，我国已形成了新型城乡关系。关键词：城乡关系新型城镇化城市化农村

China's new urban and rural rel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Yang Wang(subject: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Number.: 2015013165)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lations, only to gradually change the traditional countryside and rural economy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constantly adjust the formation of the division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history, it can be possible to fundamentally overcome as a separate city system and rural system inevitably produces a series of contradictions,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in broad prospects.After nearly 60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 adjustment, our country has formed a new type of relat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Key words: urban-rural relations new urbanized urban rural areas

引言

城乡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诸种经济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关系之一，它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和乡村两者关系的集中反映。城乡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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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产物，自城市产生后，城乡关系便随之而产生。城乡关系的是否协调，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健康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城乡关系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的进行调整，逐步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乡关系。

一.城乡关系与城市化的关系

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讲,城乡关系与城市化（城市化是一个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它表现为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以及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并获得巨大发展的空间表现,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综合体现。）是一种相互影响的正向关系

[8][20]

。当城市与乡村之间消除对抗,将关系调整为协调、平衡、融合的分工协作、共同发展的关系时，社会经济就能较快的健康发展,并由此推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在一定区域内，城市和其相邻的乡村共同组成一个区域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城市和乡村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依存和影响关系通过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技术信息等具体方式表现出来。同时，城市与乡村在资源上的互补性，在生态上的共生性,在经济上、发展上的相依性，也决定了二者在发展变迁上的互动共进关系是不可分割的。

城市的发展和乡村的发展相互影响，二者任何一方的发展或滞后都会影响到另一方。在区域内，城市的发展变化，取决于自身以外的其他地域，主要是广大乡村的支持力度。乡村的发展虽然处于被动地位，但它却是一个区域发展的基础，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基础。在一定区域内，乡村的发展除了自身必须具备的条件外，与之相互依存的城市的辐射、扩散作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和融合增长,其结果便是乡村的繁荣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近代中国城乡间的矛盾对立

[18]

关系的存在并日渐加剧,造成广大乡村经济的残破和农业生产者的贫困，导致近代城市的畸形发展和近代中国城市整体发展水平受到诸多制约，使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无法得到必要的物质基础支撑，从而不可能健康、快速地得到发展。在认识到这些问题之后，在党的不断实践中新型城乡关系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为我国的经济再发展提供了平台。

二.建设新型城乡关系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土地权益和劳动权益缺乏保护

城镇化发展本是推动城乡一体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实现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手段。但是，地理科学学院城市地理论文

一些地方不仅没有将城镇化作为实现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土壤，反而将城镇化当做解决城市扩张和建设用地紧缺的手段，为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少数人的利益，将统筹城乡发展变成了“以城吃乡”，形成对农民利益的剥夺。这种剥夺突出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益遭到侵蚀，集体土地的终极所有者权利缺乏实质性保护，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承包权得不到尊重，农村建设用地不能同市同价，市场将农村和农民分割开，不能将庞大的农村生产要素的发展动力充分释放出来。二是作为城市建设主力军的农民工权益缺乏保护，由于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以及区域隔绝的社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导致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不能充分享受城市社会的福利，这些问题不仅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阻碍城乡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而且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因素。

（二）农村公共资源和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

从粮食生产上看，耕地数量日趋减少、水资源短缺加剧，种粮成本快速增长，粮食价格的并无明显增长，农民种粮比较收益不高，保障粮食安全的经济社会要素投入大，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不宽裕。从农村基础设施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交通、电力、与通讯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总量和规模较小、水平较低，基本设施及配套的功能陈旧、老化、落后甚至失效的问题比较明显，等级化、现代化、综合化、系统化程度较低，抗御大灾大害的能力和对经济发展的承载力较弱。从教育、医疗、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比较还有较大差距，城乡之间师资力量、教学硬件设施和水平、医疗卫生硬件设施和水平、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社会保障覆盖率和社会保障水平都存在很大差别。

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着力解决农村公共资源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欠账，迅速缩小城乡之间公共服务能力的差距，加快推动城乡资源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7]

（三）支撑现代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治理的人力资源匮乏

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不仅是生产足够维系我国人口稳步的粮食和农产品，更要不断提高农业产业的竞争力和生产效率，为在未来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提高竞争力，对未来农业产业和农村发展的人力资源体系提出了空前的高要求。但就目前而言，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发展态势却是与这种发展要求相差甚远。一是现有农业劳动力素质较低，农村劳动力资源中，文盲和中小学文化的人群几乎占到90%左右。二是从事农业专业化生产和农业科技研发的人才规模和质量都有差距，不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三是农村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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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外出务工，留守人口基本为老弱病残，农村人口空心化进而带来农村产业空心化和农村社会治理的空心化。导致农村社区越来越丧失内生获得秩序的能力，恶化了农村的发展环境，对村民自治产生消极影响，使得农村自治有效性不足，政治治理弱化，无法有效提供公共服务，最终加剧农村两极分化，放大农村社会的衰败。

（四）农村生产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

城乡之间存在不同的生产要素，它们在区际间的自由流动，能够改变地区要素的不足，提高区域生产效率并促进区际经济的协调合作。但就近几年而言，生产要素在我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流动呈现出单向净流出的态势，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单向净流失，对农地特别是耕地的占用，已经危及到国家粮食安全。

（五）农村社区建设与城市的趋同化

小城镇和新农村的双轮驱动，推动着乡村居住条件发生着变化，传统的分散式居住方式越来越多的被迁村并点，集中式农村社区逐步取代过去分散的村落，这种农村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推动着农村现代化进程，并帮助农民迅速融入到现代化。但是农村社区毕竟不同于城市社区，农业生产特性、农村居民的族群特征、农村社会的生活习俗以及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都和城市存在巨大差别，即便是集中式居住，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在社会管理、社区自治、社区文化等许多方面也需要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建设和管理方式。而现有的农村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社区规模过大，人均占地标准过高。部分地方把城乡发展一体化误解为城乡发展一样化，忽视了农村和城市的本质区别和功能互补。农村社区的定位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生活需求。为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的发展带来了不便。

三.为建设新型城乡关系的改革要点

（一）土地政策改革实现保护

土地是农村的重要资源，同样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问题确实矛盾突出。因此，在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完善和改革城乡土地制度，实现城乡土地一体化。实施土地政策改革保护，一保耕地，二保发展，三保权益。推动农村建设用地市场化，地定权、农民定性；农地农有、农地农用；家中有地，进退有据；土地收益，城乡共享。农村政策制度的改革创新需要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发证。

（二）保护农民非农方面权益

农民权益保护的重点在非农方面权益的保护，将就业、教育及培训、医疗保障和养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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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作为农民在非农方面的基本权益予以保障，避免和杜绝以户籍、土地为名剥夺农民现有和应有权利。大力提高农民经营性、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比重，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土地流转保值增值，形成农民家庭性收入为基础、工资性收入为重点、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快速增加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城镇基础设施的落后给居民生活带了很大程度上的不便，造成农村环境不断恶化的现象。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就是加大对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入。共享资源，均等资源。对于人们生活重要的交通，通信，电力等加强建设，不能满足于眼前，要有长远的眼光。不光有基础的建设更要让农民享有更高的生活享受，逐渐实现基础设施城乡均等一体化。

（三）以城带乡，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8]

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是根据对中国过去那种高消耗、高污染、城乡二元分割、不具备新型特色的城镇化模式进行改革；与我国当前的实际相状相结合，选择一条与我国情符合的城镇化道路建设；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到以人为本，全面统筹，兼顾工业、信息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全面发展，以科学为依据，以和谐为目标，采取高效的模式，朝着城乡一体的方向，保证大中小城市以及小城镇之间的协调发展。要以节约型城市建设为发展目标，全面提升各种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发展大城市规模，并带动周边小城镇，形成辐射效果，坚持以生态文明的理念为发展的根本核心，全面提升城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做到生产、发展、环保、生活的协调性发展。

四.新型城乡关系的“四新”特点

新型城乡关系与传统的城乡关系相比，新型城乡关系的“新”在阶段、理念、制度、途径等诸方面均有体现，具有很多鲜明的特点与优势：一是由城乡分离与对立向城乡融合转变的新阶段；二是由“城乡分治”向“城乡统筹”转变的新理念；三是由“城乡二元化”向“城乡一元化”转变的新制度；四是由“城市片面发展”向“城乡发展一体化”转变的新途径。[4]

（一）新阶段

城乡关系主要是指城市和乡村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关系，其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方式。城乡融合即“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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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两者的偏颇和缺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城乡关系的发展都经历了从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差别缩小在到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的过程。而我国自十六大以来逐步确立了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新理念

理念是灵魂，指导人的行为，马克思认为，城乡关系的最终发展是“城乡融合”。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农业支持工业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村发展迟滞，因此，“城乡二元”发展必须向“城乡一元”发展转变，统筹城乡发展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对城乡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改变了“城乡分治”的观念，跳出了“从城市看城市，从农村看农村”的思维定式，处理城乡关系的理念发生了转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也已开始形成。党的十八大提出“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将“统筹城乡”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三）新制度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以城乡二元财政体制为特征的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发展二元化的症结在于制度的二元，为解决城乡制度的二元问题，需要完善城乡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建立户籍跟着人口走、户口登记地与实际居住地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充分保障城乡居民平等享受一切权益；要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和完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一体化体系，城乡居民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及生育等各项社会保险方面享受同样的政策；建立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高农村低保标准，使其达到城镇低保水平，进城落户并符合城镇低保条件的，可与城镇低保户享受同等待遇。

（四）新途径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城乡协调发展的新途径。新时期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在社会发展战略上将城市、农村视为一个整体，使城乡协调发展、共享发展成果，逐渐消除城乡差别，最终融为一体。城乡发展一体化既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要推进城镇化。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角度来说，新农村不在单纯的强调加快城市化，而是要实行城市支持农村的策略，改变以往过分注重城市发展导致城乡差别扩大的状况，新型城镇化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也不在是以牺牲农业、农村、农民以及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实现

地理科学学院城市地理论文

共同富裕。

五．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教训决定了我们在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促进社会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城市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化中心的辐射作用,将先进农业生产工具、技术、生产方法、信息和高级管理组织及时转送到农村去,促进农村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为农村提供必需的工业品、文化、教育、咨询服务等,促进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变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概括地讲,我们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好农村的发展问题，不解决好农村的发展问题,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所需的原料、市场、劳动力、用地空间,以及粮食、副食品等就无法得到充足的保障,工业化、现代化势必成为一句空话。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必须建立在城乡同步协调、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任何忽视农业,忽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做法,都将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只有坚持以城市为中心,以集镇为纽带,以乡村为基础，城乡融合,互惠互利,互相促进的发展方针,才能最终取得城市与乡村的共同繁荣和城市化的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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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推动城乡一体化战略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推动城乡一体化战略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如何进一步推动淮安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昨日，市委举行“季季谈”活动，听取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市委书记姚晓东，市委副书记练月琴，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亚青，副市长赵洪权等出席会议听取意见。

座谈会上，市政协副主席、民进淮安市委主委朱毅民，市政协副主席、民革淮安市委主委程刚，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淮安市委主委李玉峰，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范更生，民盟淮安市委主委周伟丁，民建淮安市委主委高岱明，市无党派知联会会长韦晓梅，九三学社淮安市委副主委陈伏涛等分别发言。大家围绕推进产业发展规划、镇村建设规划和土地开发利用规划“三规”融合，重点小城镇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发展，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在城镇化建设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以全民创业淮商崛起做强城乡一体化产业支撑等作了发言，为推进我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献计献策。

“大家在深入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作了非常好的发言，对市委市政府下一步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将起到重要的启发、借鉴和推动作用。在市委市政府重大工作的部署安排决策和相关部门的具体工作中，将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予以采纳吸收。”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姚晓东说，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对江苏工作提出了“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市委六届三次全会提出，把城乡一体化作为新时期淮安跨越发展的基础战略，把强力推进新型城镇化高水平建设作为五个重点突破领域之一。市委、市政府专门出台《关于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提出重点实施“九大工程”，努力实现“六个一体化”，在顶层设计上，把中央和省委的新要求与淮安的实际作了对接，全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

淮安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怎么搞？姚晓东强调，要围绕小城镇产业、居住、服务三大功能的发挥，坚持“多规融合、四化同步”，即：做到以人为本、合理布局、集约高效、绿色低碳、城乡统筹，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路子。提高城乡统筹的水平、城乡规划同步推进的水平、小城镇建设的综合规划水平，因地制宜地发挥特色优势，“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不能千村一面。打造产业链，提高产业集聚度，进一步集聚人口，注重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避免重复建设，避免低水平建设，加快新型城镇化高水平建设。

姚晓东希望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注重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和力量，相关部门要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联系，在制定决策、实施决策的过程中，主动邀请相关同志、专家一起研究，听取意见，进一步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第五篇：城乡关系的战略转型与新时期城乡一体化规划探讨

城乡关系的战略转型与新时期城乡一体化规划探讨

1城乡发展的新阶段与城乡关系的战略转型

1.1城乡发展的新阶段：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提出

城乡关系历来是影响我国发展和稳定全局的战略性问题，“城乡互助”的思想作为基本经济纲领在建国初期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共同纲领》中就已经被提及(武力，2007)。但在实践中，出于对快速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战略追求，在20世纪中叶后的漫长岁月中，城乡关系的实质基本上是农业和农村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并通过一系列差异化的制度设计，形成并强化了城乡的二元结构。

1.1.1改革开放前的强制性“以乡促城”

1949—1978年，我国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并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导向、城市偏向”的整体发展战略和“挖乡补城、以农哺工”的资金积累模式下，农业的意义除了解决吃饭问题外，更重要的是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和降低成本‰这一时期的城乡关系核心特征表现为：农产品不平等交易、城乡劳动力之间的非自由流动、城镇居民与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实际上是“城乡二元结构”凸显的过程(谢垩，2007)。但这种城乡二元带有明显的政府导向性色彩，即国家通过包括农产品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城乡二元化的制度设计来强制性推行。本质上看，实际上是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对农村和农民实行“统制”。

1.1.22000年以前的市场化“以乡促城”

1978年后，农村和城市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激活了城乡生产要素，释放了城乡的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城乡之间带有强制性色彩的制度藩篱逐渐被拆除，城乡相对封闭的格局被打破，生产要素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动。市场化条件下，由于工业收益大于农业收益的市场效应，农村的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自发地快速向城市流动，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但是，由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和传统体制的遗留，城乡之间的差距、农民和农村的弱势地位并没有改变。城乡关系中“以乡促城”的格局由改革开放前政府导向下的强制性色彩，改变为利益集团和资本导向下的市场化色彩。农民和农村通过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土地资源的廉价出让和乡镇企业的直接投资等方式，继续为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要素支撑。在实践中，产生了“农民工”、“失地农民”等中国特色的词汇。

1.1.3新时期国家战略主导下的“以城带乡”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城乡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战略思想，“统筹城乡”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之后，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两个普遍性倾向”；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直到2007年十七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明确提出，标志着国家在战略层面真正进入了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阶段。新时期，城乡关系发生了战略性转型：首先，国家在战略上对城乡关系的认识由“城乡分治”、“大力推进城市化”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阶段；其次，相应的城乡改革，由经济领域拓展到包括免征农业税、农村义务教育免除费用、建立新型合作医疗等社会领域，也拓展到基础事权、调整各

级政府关系的体制领域。

1.2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内涵要求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城乡关系演进的最高阶段，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发展而得以实现，并依赖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扩散。从内容主体上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不仅仅是包括城乡关系，还包括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对过去“重城轻乡”的修正，也是对过去“重经济轻社会”的修正，强调的是多元主体之间全面的统筹协调。

从内涵上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实现应该包括4个方面：①城乡资源高效地综合利用；②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③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④城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融合。

在内容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包括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和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两个方面的核心目标。其中，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内涵是城市(镇)与乡村在产出效益上趋于一致，重点是促进城乡经济要素(包括组织、资源、市场、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的多维传播和融合。实现途径包括：加快城乡经济发展、完善城乡经济结构、增加城乡经济联系和优化城乡经济布局四个方面。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内涵则是城市(镇)与乡村居民生活质量趋于一致，重点是城乡居民具有同等的生活待遇和发展机会。实现途径主要包括：加快城乡社会建设、促进城乡公平发展、均衡配置城乡公共资源、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等几个方面。

而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和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实现的关键在于空间的落实和制度的保障。因此，对于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为目标的城乡一体化规划而言，其完整的内容体系应该包括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城乡空间发展一体化和城乡制度一体化4个方面的内容(图1)。其中，空间一体化和制度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和社会一体化的重要支撑和保证。2国内城乡一体化规划的研究与实践探索

城乡一体化是中国首创的词汇，但其思想渊源却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观点中就有所体现。从本质上看，城乡一体化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城乡二元”。一直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于“城乡二元”的研究，基本上从两条平行脉络展开：一条是对于“经济二元”的研究，侧重点是工农产业关系，发端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论”；另一条是“空间二元”的研究，侧重点是城乡关系，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麦基等。两条脉络平行推进并由此带动了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大跨步发展。对城市规划学界而言，其最早的城乡一体化思想发端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但彼时也仅仅作为一种思想启蒙存在。直到198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基(T.G.Maggie)基于对亚洲城市化模式的大量实证研究，提出的以城乡一体化区域(Desakota)为基础的城市化空间模式才真正对空间规划产生具体的指导作用(史育龙，1998)。

近代以前，中国城乡关系具有明显的同一性，即经济上，城市和乡村共同建立在农耕文明自然经济基础上，城市工商业发展有限，只能依赖乡村为城市提供生存基础。城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经济上却又依赖乡村(罗朝晖，2007)。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整体上的“城市偏向和重工业导向”逐渐强化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因此，在1980年代以前，“城乡一体化”作为一种概念在我国文献中鲜有提及，更谈不上规划实践。之后，从概念的提出到规划的大量实践大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

2.11980年代城乡一体化思维的拓展阶段。研究引导实践

国内真正开始提“城乡一体化”概念源于农业部1980年代在无锡农村的现代化建设试点。1983年苏南地区最早开始城乡一体化规划的实践，其最重要的背景是乡镇企业带来的乡村工业化蓬勃发展，并由此产生的城乡之间联系加强和矛盾的出现，规划的编制也仅仅局限于城市建成区范围之内。整体而言，整个1980年代仍然是城乡一体化思维的拓展阶段，主要是对国外相关经验和理论的介绍和引进。期间，1982年“市带县”管理体制的施行，出发点是推进“以城带乡”，但由于当时城市本身处于城市化补偿阶段，客观上导致了乡村各类资源要素向城市的集聚，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

2.21990年代城乡一体化规划的探索阶段，实践丰富研究

1990年代，城乡一体化经过上一阶段的引入和推广，已经开始在中国较为广泛地流传，并且一时间成为新闻媒体报刊文章等的流行词汇。相关学术研究不但在量上增加，而且范围和内容越来越广，包括了城乡一体化概念、内涵、研究框架、目标、动力等各方面(邵波，1995；邹军、刘晓磊，1997)，《城市规划》期刊甚至为此开辟了专栏进行探讨。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从解决乡村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城乡土地利用、环境污染、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题出发，在经济相对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城乡一体化规划实践。比较典型的如南海城乡一体化规划、温岭城乡一体化规划等。规划实践引导了城乡一体化的研究由简单地探讨城乡一体化系统的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内涵，转变为从指导规划实践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的论述(甄峰，1998)。

整体而言，1990年代的城乡一体化规划，主要针对的是农村工业化所产生的城乡空间利用方面的矛盾，规划的基本思路是“问题导向”。其积极意义是，真正在规划实践层面拓展了规划的空间范围，并一定程度上为后来《城乡规划法》的颁布提供了来自于实践的基础。但从规划的内容看，其本质上仍然关注的是变农村工业化带来的诸多“半城市化”、“泛城市化”为真正城市化的问题，着眼点依然是城市，而非城乡关系的良性互动。

2.32000年以来城乡一体化规划的蓬勃发展。研究反思实践

进入2000年以来，在“统筹城乡”上升为国家战略并逐渐成为共识的大背景下，城乡一体化规划在不同空间尺度和不同地区大量展开。但从规划的方法和内容上看，仍然延续的是1990年代基于解决城乡空间利用矛盾的内容体系，对于“城乡一体化”的理解仅仅是规划范围的扩大，很少真正地探讨“城乡关系”，更谈不上深入地解决“经济与社会一体化”问题。一定程度上讲，在国家明确提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当下，传统的城乡一体化规划思路已经难以满足新形势下的新要求。

相应地，这一时期理论上对于城乡一体化规划的相关研究，更多的也是侧重于对前一阶段大量开展的规划的回顾、总结与反思(赵燕菁，2001；石忆邵，2003；袁奇峰等，2005)。

3新时期城乡一体化规划的理论思考

3.1主体与边界

明确规划的实施主体，并基于实施主体的事权边界确定规划的内容体系，是城市规划界对于长期以来规划实施不力症结深入思考后给出的答案。尤其是，2008年《城乡规划法》的颁布实施，进一步强调了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和“一级政府一级事权”的原则。规划作为政府职能，第一不能超越其行政辖区，第二

不能超越法定的行政事权(张勤，2003；石楠，2008)。

新时期的城乡一体化规划，既不能把它视为空间范围扩大化后的城市总体规划，也不能把它等同于传统城镇体系规划的细化，而是应该定位为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区域规划。规划的内容乃至成果的表达方式，必须立足于政府的事权，面向操作实施。

需要明确的是，城乡一体化规划的实施主体是各级政府，而不是各个部门。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个规划”的思路，规划强调整合同级政府各部门的事权，对于涉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进行统筹考虑，对于涉及空间发展和资源利用的各类规划进行综合。

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城乡一体化规划，应遵循上级政府的规划，以尊重下级政府依法享有的决策自主权为前提。省级层面的城乡一体化规划强调指导性，重点在于确定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体系和总体战略，创新保障城乡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政策机制，明确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途径和设施配置指标体系，控制对省域整体发展不利的开发活动，提出城乡资源统一利用、生态环境统一保护和城乡基础设施统一配置的方案。成果表达的最主要方式是在划定空间禁止开发边界的基础上，进行政策性分区，凸显规划的综合性和政策指引作用。市县级层面的城乡一体化规划强化操作性，尤其对于城乡产业发展、社会设施配置、人口流动、用地增减、基础设施、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内容要做到定量、定位。

3.2阶段与模式

城乡关系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一定程度上讲城乡一体化既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过程。对于以优化“城乡关系”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规划而言，明确城乡发展的阶段性是规划的第一步，也是确定规划目标体系、选择发展战略的基础。动态来看，城乡关系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由自发走向有序、由城乡分离走向城乡融合的发展演变规律，体现出由低水平的城乡均衡向高水平均衡的转变。判断城乡发展阶段，是客观识别发展特征、决定规划取向的前提。以海南为例，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2008年其城乡收入比为2.9：1，低于全国3.9：1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广东、重庆等相对发达的省市，说明其城乡发展相对均衡。但其城乡收入平均水平却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反映了城乡的相对均衡是建立在城乡均不发达基础上的低水平均衡。因此，其城乡一体化规划的基本取向是，在保持城乡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低水平均衡向较高水平均衡的跨越。

由于城乡地域特征、发展动力、基础条件等的不同，城乡一体化的实现模式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整体而言可以分城市带动、乡村发展、城乡互动、网络化等不同类型(表1)。在判断城乡关系整体发展阶段性来引导规划基本导向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识别规划区内不同地域城乡关系所处发展阶段的差异，选择不同的“城乡一体化”实现模式，作为空间“分区分类”引导发展最为根本的依据。

3.3非农化的实现形式

从内涵上来看，新时期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核心是实现非农化。但具体的实现形式，却需要根据不同地区发展的独特性判断进行恰当的选择。从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来看，非农化的实现通常包括以下几种形式：①通过大城市的工业化，走集聚型城市化道路.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在城市中实现非农化。这是城市化的传统路径，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非农化实现形式；②通过乡镇工业化，大力发展小城镇，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譬如我国苏

南地区的“苏南模式”和日本的小城镇发展等；③通过农业产业化，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生活水平，在不转移就业的情况下实现“非农化”效益。最为典型的是德国的巴伐利亚“等值化试验”，在农村通过土地整理和村庄改造，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并逐步消除农村在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与城市的差异；④通过乡村产业由农业向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转化，就地实现非农化。典型的如美国，在城市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仍有21%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这些人口中58%的收入来源于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服务业。

因地制宜地选择非农化的实现形式，本质上是为有针对性地确定规划所要采取的城镇化战略。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发展条件和动力来源各异，各地的城镇化基础也并不相同，注定了传统的大城市集中型的城镇化道路并非适应我国的大部分地区。不同的非农化实现形式反映在空间上就决定了不同的城镇化道路，也决定着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的不同方式。

3.4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新时期，城乡一体化规划的基本要求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由城乡一体化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改变，决定了规划在内容主体上，既包括城乡，还包括经济与社会。新的规划是统筹城乡关系，统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综合。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分析，由作为传统空间规划中的背景与目标，变为规划的主体内容之一。

基于此，规划必须首先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思考经济、社会所包括的内容体系。经济方面的核心是增强城乡经济之间的联系，具体包括：从产业链角度的产业自我延伸和完善，各产业之间的优势互补，以及城乡产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共赢等；社会方面的核心是实现城乡公平发展，具体包括：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和统一就业，发展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分享，社会保障的一体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方面。

其次，必须思考和回答如何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一直没有独立地纳入到我国发展的总体格局当中。解放初期，重点强调的是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发展的相关内容涵盖在经济关系，也就是经济基础中考虑；改革开放后，从第6个五年计划(1980—1985年)将名称由“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变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开始，才正式将社会发展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到国家的总体格局中。但是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仍然为核心，并强调通过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仍然是主体，社会发展处于次要地位。直到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提出“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社会发展作为独立内容才真正上升到国家总体发展的格局之中。新时期的城乡一体化规划，需要结合本地的独特性，探索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具体途径和措施。

3.5制度创新的方向

城乡一体化的目的是解决“城乡二元”，无论是经济二元，还是空间二元，都是最终的表现结果，其症结都在于制度上的二元。对规划而言，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演变的主线应该是制度变迁，辅线为经济发展。空间规划的意义在于，通过重点项目的安排和空间有效的引导和组织使两条线索落地。

改革开放的30年就是逐步拆除制度藩篱的过程，从初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城乡经济要素的市场化，到2000年以来的一系列农村综合改革所带来的“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可以认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推进的每一步都是制度创新的结果。

新时期，被赋予更多公共政策属性的规划，必须面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来思考制度进一步创新的空间和表达方式。思考的重点，笔者认为应该集中在土地、人口流动与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等几个方面。

3.5.1土地制度

赋予农民相对完整的土地产权是改革的基本方向。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允许以各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从制度上保障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的基础上，制度需要进一步创新的方向是：赋予承包用地更为完整的处置权，例如抵押；探索农村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实现形式等。尤其是，需要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途径和模式。

3.5.2人口流动和就业

基本方向是改革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但重点却应该放在“户籍”背后所包含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例如探索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衔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政策措施和法规、城乡统一的培训和就业服务体系、城乡统一的劳动权益保障工作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工资支付、工伤和失业保险体系等。

3.5.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重点是探索保障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城乡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一体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化的体制机制。

3.5.4财政转移支付

从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角度，探索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均衡发展的财政转移支付的途径和方式。从城乡资源的统一利用和生态环境的统一保护出发，创新“发展权”补偿的重点和方式等。

4结语

从本质上看，新时期的城乡一体化规划是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区域规划，它既不是传统城市总体规划的空间扩大化，也不是城镇体系规划的细化，甚至不是传统的区域规划。它的规划对象更复杂，不但包括城乡关系，还包括经济与社会关系；规划的内容主体也更复杂，不但包括以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为重点的传统空间规划内容，还包括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为目标的制度创新方面的要求。

编制新时期的城乡一体化规划，应该遵循“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个规划”的原则，基于事权、面向操作实施来决定规划的编制内容；需要在客观分析城乡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明确规划的目标战略、落实分区分类的思想；需要因地制宜地探索“非农化”的实现形式，并通过政策性分区反映在空间上。

规划的有效性决定于规划的内容，而规划的内容却源自于对规划的认识。因此，如何解读新时期的城乡一体化规划是进行规划内容探索的第一步。作为一种非法定规划，城乡一体化规划有很大的探索和创新空间，各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实现形式也各不相同。在充分把握“主体与边界”、“阶段与模式”、“非农化实现形式”、“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制度创新的方向”等几方面内容的基础上，大量展开城乡一体化规划的编制是促进规划理论创新的基础，也是深化对城乡关系发展基本规律和深层次问题认识和理解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