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比较（精选合集）

第一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比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比较

一、相同点:

1、二人都非常注重寻本探源，追求终极。这便是二人政治思想中理想的部分，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他把理念当成宇宙万物的本质，唯一的真实存在，认识事物的基础，并且据此而设计了他的《理想国》；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都有一善的目的。

2、两人都把教育看成一个重要的问题。

①柏拉图认为实现城邦团结统一的一项措施是对公民（哲学家和军人）的教育。他相信只有通过正确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军人和哲学家，也只有依赖哲学家的教化手段，才能塑造人性，培养优秀的公民，从而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他把教育称为“唯一重大的问题”，认为城邦首先是一个教育机构。②亚里士多德将人性分为三种善德即天赋，习惯和理性，而理性是人们的追求的目的。他指出教育培养人的理性，进而理性培养习惯，习惯改变天赋。认为后天教育可以改变人。相反，柏拉图基于“潜能不易挖掘”的忧患意识而提出全面教育，以便于充分发掘人的天赋品格和美德，最后走向已经分配好的“工作岗位”。由此可见师生二人对教育实施的方针目的和具体的措施方面有一样的地方，但背后的原因本初目的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优生优育”和“因时而教”的具体教育方法。

3、整体主义

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中阐述的政治哲学的突出特征就是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他把社会整体（城邦）视为唯一的目的，个人是为了整体服务的工具。个人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他的价值只能是作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完全被消融于整体之中。柏拉图把城邦的统一强盛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把献给国家作为公民的最高道德。具体地说，个人不再有自己的一切，不再有自己的财产、妻子、利益、愿望、要求、情感、判断，每个人与其他人都利益一致、情感一致、意见一致，这样，城邦就真正形成了“一个国家”，不用复数表示的国家。也就是完全消灭了个人主义，形成了一个整体。

亚里士多的在个人与社会的整体关系上也持整体主义立场。他把城邦理解为有机整体，而个人只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公民只有在城邦生活中，在为城邦服务于献身中才能完善自己的本性。城邦是公民生活的总体，其目的是公民的优良生活，所以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包括在城邦生活之中，谈不上私人的领域和范围。他将公民的家庭、婚姻、子女教育、音乐、文学等，都赋予政治意义，那人城邦事务范围。主张由城邦进行统一规划与控制，不承认个人独立与自由的权利。他明确否定“公民可以私有其本身”，认为“任何公民都应为城邦所公有”。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整体主义框架里，为个人留下了一些余地。他主张，在承认个人利益，“划清了个人所有利益范围”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统一。他强调必须尊重个人权利。

不难看出，在整体主义的基本观点上，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思想。但亚氏的整体主义显然是比较温和的，没有走极端，对个人以及个人利益、权力和价值给予了一定限度的承认。

二、不同点：

1、对于国家起源，柏拉图认为国家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国家)完全是自然进化的产物。

①柏拉图认为，起初人们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就需要农民、牧人、各类工匠等，而后随着经济生活的复杂化，又出现了商人等，他们构成了生产者等级。后来有了战争，需要一个专门从事战争的集团，即“护国者“或军人等级。最后就是统治者等级，主要是精心培养的哲学家来执掌国家的权利，管理国家。至此国家正式形成。所以社会分工是国家的基础。

②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城邦生活的动物”。起初，由男女和主奴这两种关系的结合而组成了家庭，这是人类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基本形式。然后，组成了村社，最自然的形式就是部落。最后若干村社又进而联合起来组成城邦。至此，社会组织就进化到了高级而完备的境界。所以，城邦完全是自然进化的产物。

2、对于国家阶级的构成。柏拉图认为国家分为统治者（哲学家）、辅助者（军人）和生产者等级；亚里士多德认为要组成城邦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公民才能组成这样的政治团体，也就是说他认为一旦城邦建立，人是同等的。但是除了奴隶、外邦人和妇女的政治权利，从这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民主观念是比较狭隘的。

3对于国家城邦政制的分类：柏拉图分为荣誉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僭主政体。而这几个政体一个比一个坏，所以在他看来“哲学家”执政，也就是“贤人政治”是最理想的状态；亚里士多德根据柏拉图的分类分成了6种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他主张混合政体。

①柏拉图认为划分的四种政体是一个比一个更差，也就是僭主政体最坏。而哲学家执政，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与绝对的最高权力的结合。他把这种哲学家是为城邦的“拯救者”。

②亚里士多德认为：“凡能包含较多要素的总是较完善的政体，所以那些混合多种政体的思想应该是比较切合事理。”具体的做法就是将寡头制和平民政体混合起来，集中两者的优点而避免其弊端。4柏拉图奉行公有制，认为私有财产是人们自私与贪欲心的根源；亚里士多德提倡一种有限制的私有制，他称之为“私有公用”。

①柏拉图坚持认为财产共有制，他认为，国家产生纷争的和灾难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私有制使人们有了私心，因为私利而斗。他甚至提出家庭也要废除。

②相反，亚里士多德主张财产公有而私用，他觉得人间的一切罪恶的源于人的罪恶的本性，共有制不能改变人的本性，应该在财产公有的基础上私用来满足人的私利和私心。

5柏拉图认为法律是蹩脚的工具，他把法律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建设中，他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

①在柏拉图看来，让哲学家的智慧受缚于法律僵硬的形式和教条，就是让大智慧屈从于习俗与偏见。法律是因为一般人固有的缺陷而设立的，而哲学家却没有这些缺陷。所以哲学家的统治完全是人治是最好的统治手段而不是法治。

②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法律是多数人制定的，体现多数人的智慧，一般来说，多数人的智慧比少数人或一个人的更高明。所以亚里士多德宣称：谁让法律来统治，谁就是让神和理智来统治，但谁要是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

三、总结

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青年时师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陷害死后，他的政治抱负破灭。他痛切的意识到，法律和道德在堕落，要公正的治理国家和重建一种新的道德是极其困难的。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而人类的出路在于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权或政治家成为哲学家。这种信念构成柏拉图成熟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之后，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公元前387年活动失败后逃回雅典，创建了阿卡德米学园，此后执教40年，直至逝世。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32年）是希腊北部的马其顿人。他是马其顿的国王御医的儿子，自己也做过亚历山大大帝的家庭教师。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不过亚历十多德后来在许多问题上背离他的老师而另辟蹊径，并常常把柏拉图的思想作为批判的靶子，甚至有意夸大他与老师的分歧。可以说，在他的思想里既有柏拉图思想的继承，也有自己思想的创新。

时代的交错，历史的动荡，使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二人的思想必然是两个交集，新与旧，继承与发展，既有同又有不同。

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人生经历，却同样成就了两位伟大而经典的哲学家、政治家，同样带给后世丰富的理论与无尽的思考！

提起古希腊文明，人们无疑会想起这两位在诸多领域中取得影响后世的成就的学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是唯心主义哲学最伟大的代表。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在哲学、教育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气象学、政治学、诗学等方面建树颇丰，诗希腊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师徒，在学术见解上自然会有相通之处，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其师的思想，但他同时也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足见他与柏拉图还是存在许多分歧的。

首先，关于城邦的思想。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对自由城邦的政治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古希腊时代，城邦制度可称是最先进、最理想的政治建构，在希腊文中，城邦一词为polis,不同于今天英文中的city或country，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形态，是柏与亚政治思想的实践对象，而且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只适用于城邦，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确立，城邦的衰落也使这一系列政治思想失去了适用价值（当然，从西方近代以来，这种对政治构建的最初观念对今天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了正义城邦的思想，城邦分为统治者、军人和财富生产者三个阶层，正义的城邦是三个城邦发挥各司其职、相互和谐的统一体，前两者是国家的治理者，第三阶层则是财富的创造者，这也引申出专业化的原则，在正义城邦中，人人需各司其职，统治者和军人也需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而且他们适合于他们的这一地位所要求的条件。正义城邦的统治者，在《理想国》中，便是柏拉图著名的“哲学王” 哲学家执政是柏拉图挽救城邦危机的根本措施，是正义国家实现的关键，也是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家执政的根据：(1)人的品德是政治的基础，保持公民完善的品德，矫正人们品德的堕落，有赖于具有完善品德的哲学家。(2)知识是美德的基础。它是对“理念”的认识与回忆，而非源于物质世界。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这种知识，回忆这种知识。(3)治国需要知识、美德和权力的结合。(4)哲学家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训练过程。柏拉图的哲学家执政思想，其实质是要恢复奴隶主贵族政体，以挽救城邦的危机。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观念于柏拉图有明显的不同，他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并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个人于城邦的关系，好比一只手，只有当它与活着的身体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实现它的目的（如拿取物品）一样，个人没有独立的意志，必须成为城邦的一部分，通过城邦发挥个人价值，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个人同样没有独立性，他们的生活和行为完全是为城邦的存在而服务的，这一点上二人的观点很相似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是由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自由公民组成的政治团体较之柏拉图硬性划分的三阶层集带有一定程度专制色彩的哲学王，更具有民主的成分。关于自由城邦的思想是二人各自政治思想的基础，由此引申，会发现双方在政体、财产家庭、平等观念、法律地位、教育目的等方面的异同。柏拉图把哲学家当国王的政体视为唯一正确的、正义的政体，并以此为标准，认为凡是违背这一形式的则为非正义政体。柏拉图把执政者的心灵和品质作为区分政体的标准。认为贤人政体是正义的政体，因为统治者的心灵和品质合于智慧与美德。而作为非不义政体的荣誉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僭主政体的统治者，他们的心灵和品质均有悖于智慧和美德。到后期日益感到“哲学王”思想的难以实现性，因此在其后的《政治家篇》中，他的政体形式变为：一人统治（王制和僭主制），少数人统治（贵族制和寡头制），多数人统治（共和制和平民制）。亚里士多德继承了他的政体观点，划分为正宗政体（王制、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二人关于政体的观点差别甚小。柏拉图认为为了防止第一、第二等级可能出现的任何纷争，他认为应在这两个等级中实行共产并取消家庭，任何人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不得占有任何私有财产，废除一夫一妻制，妇女儿童也要公有，婚姻应优化结合以培育出更好的后代。国家实行按需分配原则；在政治上，各种职务所有公民都可参加，以此维护第一、第二等级的内部团结。这种财产和家庭制度无疑是极端的，是一种集体剥削制度。亚里士多德的整体主义则很温和，他坚决反对妇女儿童公有，并提倡有限制的私有制。

在平等观念在上，双方分歧同样明显。柏拉图虽将城邦公民划分为三个阶层，但这与其说是私有制，到更不如说是为城邦的政体发展而作的专业化划分，他提倡男女有平等的接受教育和严格训练的机会（这多半与他羡慕斯巴达政体有关），奴隶制在《理想国》中的反映相对弱化。亚里士多德提倡政治的民主决策性，但他的自由公民概念却极狭隘，奴隶、外邦人和妇女没有政治权利，奴隶更是“会说话的工具”。如果说柏拉图由平等观念表现出的政体形式是早期的乌托邦，那么亚里士多德则还是翻版的奴隶制。法律在《理想国》中几乎没有地位，因为哲人王的一切决策都是明智的，人治凌驾于法治之上，不过柏拉图后来在《法律篇》中重新审视了法律治理城邦的作用。突出法治的重要性。认为若要挽救国家，必须使法律高于统治者。但柏拉图仍把一个由哲学家执政即哲学王的统治看作头等的理想国，而法治国家则只是“第二等好的国家”。《法律篇》重新对社会等级作了划分。认为国家应分为公民、工匠和商人以及奴隶三个等级。公民享有政治权利；工匠和商人享有人身自由，但不具有政治权利；奴隶没有人格，从事农业生产。《法律篇》对共产共妻制度作了较大的修改。主张每个公民都享有一份土地，但是土地份额应该尽量限制，尽量平均。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的政治思想虽有所改变，但他的奴隶大贵族阶级的立场仍然未变。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城邦既然以正义为基础，正义的衍生物就是法律，法律是政治上的正义，是世所公认的公正不偏的权衡标准，这是他的法律正义论的基本观点。“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一个优良的立法家在创制时必须考虑到每一个要素，怎样才能适合于其所构成的政体„„三者之一为有关城邦一般公务的议事机能;其二为行政功能部分„„；其三为审判（司法）功能。”这充分显示了他的法治观点。因此，柏拉图偏向于人治，而亚里士多德则重法治。因了整体主义和等级制，柏拉图强调教育也应严格按阶层而进行不同的专业教育，以便更好地为城邦政治服务，教育内容要严格审查，“无用”或不道德地内容要予以删除，因为它们不适合塑造“公民——战士”式的人，这开了文化专制主义的先河。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自由教育，反之，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恰恰不是为职业作准备，并且避免机械的、专业化的训练，政治不是教育的必然目的。

第二篇：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读后感

亚里士多德柏拉图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丰富多彩、环环相扣的对话，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理想国的宗旨是缔造一个秩序井然至善至美的正义国家。围绕这个宗旨，柏拉图开篇不久就开始讨论什么是正义的国家，而不是什么是正义的人，他从城邦至公民、从上往下、从大往小地理想化地安排了城邦公民的一切，生活、工作、教育及一切。所谓理想国，是柏拉图推理出的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国家，这个国家由立法统治者，国家护卫军，普通劳动民三个阶级组成。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家应该为政治家，政治家应该为哲学家。哲学家不应该是躲在象牙塔里死读书而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去努力实践，去夺取政权。政治家应该对哲学充满向往，并不断的追求自己在哲学上的进步，并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而这些所要体现的东西在他的《理想国》开始时候并没有直接提出来，他是利用了正义二字逐渐将其拓展并且引申出来的。正义是一种好的表现，然而什么是正义呢，面对这个看似很好理解的词语，柏拉图首先对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拉图的《理想国》里面不仅有着他对理想国的阐述，也包含着一种朴素的辨证主义观点和应变的思想，他自始至终没有明确给出正义的定义，也暗示着人们，这里没有什么正确的定义，还需要继续的探索研究，只不过他的想法是让人们去利用这个探索研究构造他那种柏拉图式的理想国。

《理想国》读后感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代表作，又译《国家篇》。该篇假托苏格拉底与几个人的对话，讨论了本体论、认识论、国家制度、社会伦理、教育、爱情、灵魂等诸多问题，构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而贯穿始终的，是关于正义问题的探讨。文中苏格拉底的话，代表了柏拉图自己的思想。下面就柏拉图的民主思想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

柏拉图生于希腊四次大改革之后（当时的雅典，是属于君主制和共和制交融下的一个过渡时期的国家。），每次大的改革，就颁布了新的宪法，而且被后世看来叫民主宪法。

民主当然是相对的，在奴隶社会，民主这个词是不正确的。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意思。但是当时的奴隶不属于“人”，他们只是货物，他们只是人家的财产，他们没有人格权。所以，当时希腊的民主是相对的，相对于独裁而言是相对的。

当经济不成熟的时候，民主是不可能的。民主，就是一个公民不惧怕另外一个公民。为什么经济不成熟就不可能民主呢？很简单：其一，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总有人在竞争中落败的，那么得胜的人是强势的，败北的人是弱势的，其二，当你肚子饿到非常饿的时候，要的肯定是食物而不是民主，但是民主往往和人格是结合在一起的，命都丢了，还要民主做什么？其三，从历史上看，真正的，相对的，比较民主的社会都在经济发达的地区。

柏拉图的《理想国》英文名字叫《Republic》就是“共和”的意思。柏拉图就是基于对雅典所谓的民主不满才写了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国》。《理想国》和我们中国的《桃花源记》差不多，虽然是有些差别的，但是有个共同点是非常一致的，同是从某种程度的“被贬”和同样的样对社会不满。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到这样的情形：孩子与父亲、女人与男人、奴隶与主人平起平坐；不仅如此，年轻人竟可以充老资格分庭抗礼侃侃而谈，老一辈反倒顺着年轻人、学年轻人样。

而且这种情形还渗透到动物世界，他在文中写到“驴马也惯于十分自由地在大街上到处撞人，如果你碰上它们而不让路的话。”这个就是柏拉图眼中“民主”的极致——无政府主义。也应该也是一种恨，一种不屑。他的恩师苏格拉底就在在“民主”的社会被处死的。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是由哲学家来统治的，但是，在大哲学家加大富翁的柏拉图看来，他的老师——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一个有可能成为优秀的统治者，被那些不知道从那里冒出来的，粗鄙的人处死了，这就代表了所谓“民主”的素质是多么的不行。民主统治，就是大多数人的意志的统治。在中国有句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赛个一个诸葛亮”，西方也有类似的谚语“ two hands better than one ”, 都是这个意思。一个优秀的统治阶级，就是顺从民意，顺从社会发展潮流的阶级。

问题就在这里，民意不一定是对的，而顺从历史潮流，怎么可能？历史是变化的，统治阶级不是预言家，不是先知，能那么好把握历史的命脉吗？不可能的。

亚里士多德极为推崇政治学，认为它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主要研究人群的善，而伦理学则研究个人的善。《政治学》一书区分了政治学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创立了西方传统政治学体系。与柏拉图侧重演绎的方法不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研究中，注重收集、整理大量实际材料，分析、比较各种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并从中归纳出政治理论，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亚里士多德从人性出发探讨国家的起源和目的，他的基本命题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他认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自然赋予每一事物以一定的目的。自然赋予人类的目的是让人们过有道德的优良生活。只有当人们各以其本分参加一个政治团体(城邦)时，才能实现这一目的。任何事物的自然本性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人类最初由于男女、主奴两种关系而结合为家庭，继而由若干家庭联合组成村坊。最后，由若干村坊组合为城邦。这时，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人类的本性也得以充分显现。城邦是自然的产物，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它追求的是最高最广的善业。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城邦）高于个人，先于个人。公民是构成城邦的基本要素，是

城邦的质料，是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即享有政治权利的人。

亚里士多德把政体看作城邦的形式，政体的异同决定城邦的异同。政体是指一个城邦中政治权力的分配制度。政体按照其宗旨以及掌握最高统治权的人数，分为2大类6种。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均属正宗政体，只照顾统治者利益的政体属正宗政体的变态。在正宗政体中，一人执掌最高治权的称君主政体，少数人执掌最高治权的称贵族政体，多数人执掌最高治权的称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则相应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凡富人掌权，即使是多数人，也称寡头政体；凡穷人掌权，即使是少数人，也称平民政体。政体发生变革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正义”、“平等”的认识分歧。寡头们以其财产优势，将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视为正义，平民们则以其自由身份，将政治权利的平等分配视为正义。当某方的要求不能满足时，便可能引起变革。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即平等。平等分两类：“数量相等”(平均的正义)，即对人都一样看待，人都是平等的，人的所得在数目和容量上都应相等；“比值相等”（分配的正义），即承认人们之间在功绩和价值方面存在差异，并据此按比例分配与之相称的财富、官职、荣誉。根据情况不同，在某些方面以数量平等，而另一些方面则以比值平等为原则。

在论述何种政体为最优时，亚里士多德的指导思想不同于柏拉图，他认为不仅应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并设计出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他认为变态政体都是不良的政体。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只在特定的社会中是理想政体。最适合于一般城邦且易于实行的政体是共和政体，其中又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最为稳定。因为中产阶级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也不像富人那样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搞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是“中庸”的化身，最适合于充当富人和穷人的仲裁者，易于免除党争，减少内讧。

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认为它违背城邦的性质和人的本性，他主张财产私有，但又须避免大富极贫。他反对柏拉图的“哲学王”理论，主张公民轮番执政，但工匠、商贩和农民应排除在公民之外，他还主张实行法治，认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全然没有感情，不会偏私。

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政治学的开创者，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所提供的归纳、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及一系列政治观点，对后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

一、法的概念———理性的表现和正义的化身

无论是从词源结构、逻辑或者是从法学理论上来说，法和法治都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在亚里士多德的代表作《政治学》一书中，法和法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命题。亚里士多德把法定义为“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祉和理智的体现”，在他看来，法律是理性的体现，代表着正义，为世人所公认的公正无偏的权衡。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用来反驳柏拉图人治主张的有力论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其实质在于“平等的公正”，它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而由正义派生出来的法律，是可以裁断人间的是非曲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就是正义的体现，服从法律就是服从正义。可见在这一点上，他把法律和理性及正义等同起来。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与其平等观是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这种平等是相对的。他认为阶级是自然产生的，人天生具有不平等性。但他同时又认为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相对的平等性。他把平等分为数量上的平等和比值上的平等。所谓比值上的平等，是指根据各人的真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平衡映称的事物。他认为按各人的价值进行分配是合乎理性和正义的。他的这一论断具有合理性，反映了一种客观存在。
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讨论了法与自由的辨证关系。他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各行其事。人们行使的自由应以法律为尺度。这是因为从实现城邦正义的立场出发，保持一定的秩序必不可少。而秩序的实现是以公民遵守生活规则为基础，法律本质上即为一种秩序，所以人们的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约束。另外，人们在生活中需要一定的规则，而此种规则本身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这样既形成了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同时又是判断是非正义的标准。所以他说，“法律不应被看作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

二、法治的内涵

法治是什么？它的内涵和外延有多大？至今法律界都无一个统一的定义。《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按照海得格尔的理论，“先有”、“先见”和“先知”这三方面的存在状态构成了理解的前结构和先决条件，即在我们开始理解和解释之前，必须有个已知的东西，作为推定未知的参照系。我们只有知道法治是什么，才能去进一步研究法治。我们不知道一个东西，所以才去研究它、解释它，但我们如果连我们所要解释研究的东西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又如何去解释它呢？亚里士多德尽管也没有对法治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但他却给出了法治的两个必备的要素。他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1法治的前提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毫无疑问，这点是与他的法律观念一脉相承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善恶的的衡量标准尺度是正义。恶法尽管也能导致法律的统治，但绝不可能达到法治。唯有良法是法治的前提。接着他又提出良法的判断标准：首先，良法必须能够促进建立合于正义和善德的政体，并为保存、维持和巩固这种政体服务；其次，良法不得剥夺和限制自由，在法律、自由的关系上，他提出应将自由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再次，良法是符合公众利益而非只是谋求某一阶级或个人利益的法。

2法律应有绝对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必须获得普遍的服从。这是实现法治国的根本和核心。法律至上是亚里士多德理想国家的标志和应有部分，要求任何公民、团体、执政人员都应遵从法律，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治国家中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由

法律来调节社会生活。法律惟有至上的权威性，才能在全社会得到实施。

三、法治优于人治柏拉图选择的“哲学王”式的人治之道屡遭挫折的现实使他对人类理性的希望彻底破灭，被迫放弃人治，转而推崇“第二等好”的法治。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受其老师的影响，他从政治现实出发，否认了“完人”存在的可能，鲜明地倡导法治，反对人治，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1人的本性的有感情的，而感情用事会导致偏见和腐化。亚里士多德说，“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一个人即使再聪敏睿智，也难免失去理智而感情用事，因而把国家管理的希望寄托在个人身上，就如同将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变幻莫测的感情之上。他甚至将含有人治因素的治理喻为“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而法律是无感情的，法治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理性之治。

2法律具有稳定性和明确性。这既是法治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法治优于人治的必然表现。人是感情动物，容易感情用事，而感情则又是经常变动的，所以根本谈不上稳定。相反，法律一经制定便不得随便改动，轻率的变法不但不利于城帮的治理，而且会严重削弱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威信。同时，法律因其须借助于文字形式来表达而具有的明确性，较之不具有明确外现形式的人治，更有利于城帮的发展。3法律是经过众人的审慎考虑后制定的，更具有正确性。因为众人的智慧优于一人或少数人的智慧，众人的裁断比任何个人的裁断要好些。亚里士多德说，“„„参与公务的全体人员既然都受过法律的训练，都能具有优良的判断，要说仅仅有两眼、两耳、两手、两足的一人，其视听、其行动一定胜过众人的多眼、多耳、多足者，这未免荒谬”。因为“单独一人就容易愤懑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终致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但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

值得一提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绝对否认人在法治国家中的能动作用。任何一项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离不开人的因素，这点亚里士多德不但没有否认，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如何应对法律的不足。他说，法律确实在遇到某些具体事件时因为法律本身的内容没有涉及而无能为力，此时则应发挥统治者个人的才智（这是在假设个人的才智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的情况下），但是个人的才智只能作为法律的补充，而且个人才智的运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反法律的基本精神，否则就不可能做出公正的处理和裁决。

以上仅从三方面浅谈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张。事实上，他的有关法治的论述远不止这些。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不但述及法治的应然性（即必然性），而且还详细阐述了法治的实然性，他从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各个环节论述了如何在一个城邦国家实行法律统治。当代法治理论中的权力制衡说也可以从其论述中找到源头。亚里士多德首创了法治理论的完整而系统的体系，其深远影响超越了时空的界限，为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实践提供了积极的思路.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

一、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1.国家起源说和国家日的论

“自然生成论”的国家起源说和实现最高“善业”的国家日的论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中最主要的内容。他认为国家的产生是从」几人的本性的一种自然演化的结果，是自然生成的。因为在他看来：国家的产生过程是从家庭开始的，由家庭到村落、由村落到国家。家庭的建立完全是几个人的自然需要，即人类繁衍后代和保存自己生命的需要。人类繁衍后代

要求男女性结合，保存自己生命要求有主人和奴隶的结合，这就有了家庭制度。家庭的日益增多就会分成若干家庭；若干家庭联合就组成村落，若干村落又联合就又组成国家。而国家又是以实现最高、最广泛的善业为日的，国家的存在就是要创造人的良好生活，不断充实作为理性的人性，而积极谋求公共的“善飞而要实现国家的日的，必须维护奴隶制度和奴隶主的私有制。

2．国家政体理论

国家政体理论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依据最高统治者实行统治是以全民的利益为日的，还是已执政者的个人利益为日的这个标准，把当时希腊各城邦存在的各种统治形式分为两大类。前者属于“正宗政体”，后者属于“变态政体飞他又依据握有国家“最高治权”的执行者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标准，把正宗政体又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把“变态政体”分为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炎主政体”是最坏的，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也不好。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很容易变成炎主政体和寡头政体，所以也不能对之抱更多的期望。最理想的政体是山中小奴隶主当权的共和政体。共和政体是多数人统治的，以个体全民共同利益为日的的政体。

3．法律理论

法律理论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不可分割的部分。亚里士多德强调在他的政治学说中一定要包括法的理论，一定要提倡法治。因为，在他看来，他所赞成的共和政体是奴隶主阶级的多数人统治，没有法律是不行的。他认为:“为政最重要的一个规律是: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使执政和属官不能假借公职，营求私利飞认为统治者也要遵守法律，以法办事。亚里士多德提倡法治，反对人治，认为法治比人治优越，人治是一人决断，极易出现偏差和感情用事的情况，人治把国之安危系」几一身，最高统治者是个庸 才，就会危害个邦，而法治则能克服这此弊端。

4、国家政权构成的二要素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政权应有二种要素，即议事机构、行政机构和审判(司法)机构，并有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分别行使其职能。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国家构成二要素观点虽然与近代资产阶级的二权分立理论不完个相同，但也必须承认前者实为后者的先声和思想渊源，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合理因素。

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评价

1．对亚里士多德国家起源说和国家日的论的评价

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起源说和国家日的论是非科学的、反动的政治学说。这是因为：

第一、国家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政治上层建筑，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所以国家根本不是建立在人对共同生活的天然倾向之外的，根本不是自然生成的。把国家的产生归结为人的本性，归结为人的自然需要，都是非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其结果是掩盖了国家的阶级实质。

第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阶级压迫的机关，国家的职能很重要的就是镇压被统治阶级。所谓创造人的良好生活，谋求公共的善，都只能是欺骗。在当时无非是创造奴隶主阶级的良好生活，谋求奴隶主阶级的善。亚里士多德的国家日的论就是用华奇特的辞藻掩盖奴隶制国家的血腥本质。

第三、阶级的产生和存在是与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而亚里士多德则把奴隶和奴隶主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说成是符合自然定律的是笨几人类自然的需要，为奴隶制度辩护，把奴隶制度永恒化。

当然，在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起源说和国家日的论中也有一此合理的东西。如：他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的产生有个历史过程，不赞成私有财产过分集中，并要求加以限制，反对柏拉图的“公妻制’等等。但是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在国家这个具有重大念义的问题上的观点，是非科学的和反动的，是他政治学说中合理成分最少的一部分。

2．对亚里士多德国家政体理论的评价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脱离国体奢谈政体，认为采取子什么样的政体完个取决于人们的念愿，政体搞好了，一切都就好了，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国体是国家的阶级实质，是内容，政体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离开国体，就不能正确认识政体，也就必然掩盖国家的阶级实质。亚里士多德面对奴隶制度的危机，脱离国体而把社会矛盾和社会弊端的根源统统归结为政体不好，而不在于不合理的奴隶制度，客观地起到了维护奴隶制度的作用。再说采取什么样的政体主要是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同时也受其历史条件的影响，但决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所以说，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总的看是不科学的，反映了他作为奴隶主阶级代台人的阶级偏见和局限性。但是也要看到，他的政体论企图探索政治制度演变的规律，这是有益的。特别是他反对簪主政体和寡头政体，赞成共和政体是有进步念义的。

3对亚里士多德法律理论的评价

亚里士多德法律理论将法律与政治混为一谈，把法律看成是政治上正义的表现，这就掩饰了法律的阶级本质，这是极不科学的。因为法律实质上是上升为国家念志的统治阶级的念志，决不是什么人类的正义一类的抽象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法律理论和法治主张，从本质上说是为维护奴隶制度、维护奴隶主专政的国家服务的，是为实现其共和政体的理想服务的，其法律理论也是不科学的。但是，他提倡法治的主张，与他赞同的共和政体一样，是有进步念义的。可以说是他政治思想中的闪光之处。这此思想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影响颇大，就是在今天，对我们也有一定借鉴念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我们不难看出，它的政治思想是当时希腊社会政治斗一争的反映，尤其是反映了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矛后和斗一争。亚里士多德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是要竭力论证奴隶制国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是为维护奴隶制服务的。但是，他是中小奴隶主的代表，是反对大奴隶主的寡头统治的。所以其政治思想中有不少合理的民主性的因

素。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古希腊衰落时期，社会矛后复杂、政治斗一争激化，这使得他成为古代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他人政治思想材料的基础上，创立了独立的政治学说体系。这对后来_特别是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产生和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是人类的一份宝贵的优秀文化遗产，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和总结，来为今天我们的事业服务。

第三篇：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文艺观比较_--毕业论文

生活于古希腊雅典奴隶时期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博学多才，不仅是古希腊时代名声显赫的伟大人物，而且至今他们对后世产生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他们对两千多年的西方思想走向有重大的牵导作用，他们提出了哲学范围内对美和艺术进行多角度研究的入点，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指出了“美”的哲学含义和构成美的本体要素。虽为师徒关系，但各有千秋，亚里士多德总结了以前所有的知识开创了新的哲学体系，对于后世的影响比柏拉图大得多；但如果没有柏拉图思想承前启后的作用，亚里士多德也难以为继。他们的文艺思想一样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探讨了艺术本体与其他因素的相关性，逐渐完善了艺术思想体系的构建。二者的文艺思想有较多的可比性。后世大多数是通过对文艺的本质即“摹仿说”这一方面来对比探讨，当然这是二者在文艺观上最大的区别之处。

一、摹仿说

（一）摹仿的摹仿

柏拉图是文艺史上对文艺和文艺家谴责最厉害的一个人，他的“模仿说”也必将导致对文艺的否定。他认为，存在三个世界：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艺术世界则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因而文艺是“摹本的摹本”。另一方面，柏拉图认为，文艺有巨大的感染作用，即“浸润心灵”，并把它称为“诗的魔力”，因而，他尽管将“模仿的诗”斥为“影子的影子”，但仍主张在理想国中保留一部分“颂神的赞美好人的诗歌”。总的来说，他的观点是唯心的。

柏拉图继承了古希腊“艺术摹仿自然”的说法，认为文艺是对客观世界的摹写，并指出，这就是文艺的本质特征：“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是摹仿者”。柏拉图和其他古希腊哲学家一样，在艺术的“真善美”中特别看重“真”，主张文艺反映生活就该像照镜子那样不走样，否则就是歪曲了自然，歪曲了社会和人生。但是柏拉图却不同意苏格拉底“美就是有用”的说法。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一切现实事物的根源、本质、规律，它是由神创造的，是永恒的普遍的，因而是真实的。柏拉图还是认为摹仿是人类的天性，尤其是儿童、青年和妇女在理智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时候所具有的

（二）艺术的真实性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并非全盘接受老师的观点，而是较客观地探讨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形成自己完整的、系统化的“摹仿说”。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是肯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的，跟柏拉图的“理念说”是不同的。他不仅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肯定艺术比现实世界更为真实，艺术所模仿的是现实世界所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即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不是如柏拉图所说的只是现实世界的外形。相对来说，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是较为客观与积极的。

二、文艺的功能论

（一）文艺对国家和人生的效用

对文艺进行大肆攻击，并非因为柏拉图不懂文艺，相反，柏拉图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他深刻的了解文艺，对文艺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站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角度去要求文艺，提出了著名的“效用说”。柏拉图很重视文艺的社会效用，对文艺提出“不仅能引起快感，而且对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的美学要求。柏拉图深刻地觉察到了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考察了当时流行的文艺作品。

柏拉图在文艺功能上主张功利主义，他认为文艺只能歌功颂德，做政治和道德的婢女：“我们应该强迫诗人们在他们的诗里只描绘美的影象。”

（二）文艺的认识作用和快感作用

亚里士多德除了继承柏拉图的“效用说”以外，还针锋相对的肯定了文艺的认识作用和快感作用。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能引起快感。除了从摹仿中获得求知的快感外，也有审美情趣的快感。

三、文艺的创作论

(一)灵感说

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圣洁可知的。人的灵魂来到人间投胎之前，原属于理念世界。在那里，人的灵魂就获得了智慧和知识。但现实世界是不真实的，而且是不可知的、污秽的。

柏拉图在政治上十分痛恨代表奴隶主民主派的诡辩学派。这一派在论争中大力提倡艺术和修辞学的技巧。对此，柏拉图也极力反对。柏拉图认为，文艺创作靠的不是技艺，而是灵感。如果没有灵感，你的技巧无论多么熟练，也决不能成为伟大的诗人。

柏拉图的“灵感说”的基本思想是神秘的反理性主义。(二)悲剧论

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内涵丰富，寓有深刻哲理，是他的诗学的基本原理。他从这一基本原理出发，进而研讨以悲剧为代表的艺术创作原则。

亚里士多德给悲剧下了一个定义：悲剧是对一种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在剧的各部分分别使用各种令人愉悦的优美语言；它不以叙述方式、而以人物的动作表现摹仿对象；它通过事变引起怜悯与恐惧，来达到这种情感净化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人物的品质由他们的性格决定，性格在于对行动的选择。悲剧要写同常人有相似性的好人遭受不应有的厄运，它所表现的人物也就有特定的性格。他心目中的悲剧人物有其社会道德标准，而刻画他们的性格，又有出于摹仿说的审美标准。

总的来说，柏拉图在理式论基础上，对文艺是自然的模仿进行了改造，来论证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以揭示文艺的本质。柏拉图的文艺思想，包括以客观唯心主义为基础的文艺本质论，以极端功利主义为特征的文艺功用论，具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文艺创作论，他的文艺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基础上的。其完整性和丰富性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古希腊思想家，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是肯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的，跟柏拉图的“理念说”是不同的。他不相对来说仅肯定艺术的真实性，而且肯定艺术比现实世界更为真实，艺术所模仿的是现实世界所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即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不是如柏拉图所说的只是现实世界的外形。，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是较为客观与积极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重大的影响力，直至今天现代，后现代社会的学术发展，都离不开他们对人类社会思考的中心，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的思考和再表达。

第四篇：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古希腊哲学三贤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之间是师承关系。苏格拉底和中国的孔子有点象，喜欢教导年青人，但并无著述流传，我们今天都是通过他们学生的记述来了解他们的思想。苏格拉底认为“心”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心”能把握真正的形式和理想化。而感官对象只是有接近这种形式的倾向。比如我们可以考虑真实的三角形和抽象的三角形，真实的三角形指我们在经验中接近于抽象的三角形的那些具体个体。抽象三角形是理想化的对象，是“心”思考的对象。苏格拉底是所谓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当他被雅典权贵陷害入狱前曾得到消息并有机会逃亡，但他并未选择逃亡，而自愿留下受审。在狱中，苏格拉底曾以此为例驳斥了当时的机械唯物论: 由于雅典人觉得给我定罪比较好，所以我也觉得坐在这里比较好，留下来接受他们所定的惩罚比较好，因为我可以发誓，要是当初我不认为接受这个城市给我的任何判决比起溜之大吉来是一个更正当、更体面的办法的话，我的筋骨早就按照有人所说的最上策办法，到了米加腊(Megara)或波奥提亚(Boeotia)了。苏格拉底认为一切都是神创造与安排的，体现了神的智能与目的。提出最有知识的是神，知识最终从神而来，真正的知是服从神。后来的基督教护教者常以苏格拉底为例来说明希腊哲学是基督教神学的盟友。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是唯心主义哲学最伟大的代表。柏拉图对于自然的看法是从人类需要和意向中先验地推导出来的，比如:神是好的，球是最完美的形式，因此，宇宙必然是球体的。所谓先验即经验之前，指无需经验即可得出的知识，如:神是好的，人性本质上是善的等。柏拉图轻视实验和技术，但重视数学这样的演绎科学，并在他的学园(Academy)中开设大量数学课程。柏拉图认为感官对象处在不断变化中，只有心的对象“类”(共相)是不变的。因此理念是唯一的实在，个体是影子。“心”在发现“类”以前，它们是没有实在的。柏拉图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唯实论。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世界知识的综合者，在很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有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在哲学上，他提出了所谓唯名论，即:承认感官对象的实在性，也同时承认“心灵”对象的实在性。但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体是唯一的实在，而“类”是名称或心理概念。亚里士多德重视对个体的研究和实验，而他的老师柏拉图则重视对抽象的理念的研究，从这个角度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更有利于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这个话最初可能是不太了解孔子的西方人讲的，但能说明这两位先贤具有可比性，例如: ??

一、苏格拉底通常采用的方式是，先承认自己一无所知，通过不断提问的方法，来让对方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然后抛弃成见，重新展开思考。??孔子也讲:“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 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当年讲的话，现在都有很多种理解，但有一个意思是肯定的，就是孔子认为自己一无所知，遇到求问，只是叩其两端，以揭开本来就有的答案。??

二、孔子重视正名，是第一个提出“正名”的思想家。以往哲学史都过于重视正名的政治意义，忽略其逻辑意义。正名应是确定名词概念的涵义，分别不同的名词的不同的涵义。同时，孔子也是第一个发明类比方法的人，像“举一反三”、“一以贯之”、“触类而长之”、“闻一知十”等等，后来墨子提出“大取”、“小取”，荀子提出“推类度类”，都是与孔子的发明分不开的。??苏格拉底在这方面的成绩更是突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有两个贡献应归功于苏格拉底，即定义和归纳法。看柏拉图的对话，苏格拉底与他人辩论之前，总是首先挖掘概念的含义和本质，让人们从认识事物的具体层面上升到一般层面。??

三、孔子相信有人格意志的天，而且相信自己承受天命而有一种使命感。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没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末畏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当孔子在匡地被囚时，不知将来遭遇如何。但是他说周文王死后，一切周朝的文化不是由我来继承和发扬吗?如果天意要毁掉这个文化，我这个后死的人就不会和这个文化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天意不是要毁掉这个文化，匡地的人能把我怎样呢?他的使命感极具魅力，无论是曾子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还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与孔子的影响密切相关。??苏格拉底也同样有强烈的使命感，把自己比喻成“牛虻”，说:“神专门将我分派到雅典，这个城邦类似于一匹高大的良种马，由于身躯过于肥硕，日趋懒惰，所以需要牛虻的刺激。神将我分派到雅典，就是让我来履行牛虻的职责。”他把自己和政府作对，看成是舍我其谁的责任，当法庭要求他放弃自己的工作，他宁死不屈:“不管你们是不是释放我，我都决不会改变我的行径，虽万死而犹不改!” ??两者的相似点肯定还有，像他们都是诲人不倦、述而不作，但主要的应该就这些了。下面说说不同之处吧，因为无论在人生方面，还是思想方面，与相同点相比，不同点更多。兹拈数例: ??

一、孔子首先没有苏格拉底那样幸运，虽然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但所有弟子加起来也没有一个像柏拉图那样牛鼻的，他最喜爱的颜回又营养不良，死得比他还早，最后就只有薄薄一本《论语》来记录他的少量言行，而且还不全是他一个人的。??反观苏格拉底，他留下来的人生形象和思想内容就丰富多了，后人有目共睹:苏格拉底能够流芳百世，跟柏拉图是分不开的，甚至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柏拉图记录的苏格拉底，我们对他就不会有任何兴趣，苏格拉底之死也就成了抽象的符号，只有了解他的言行，才知道其伟大之处。如孟子所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他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的死。但了解他为什么而死，才真正了解他的哲学。(可以参考《后人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误解》)??

二、孔子非常渴望从政，并且做过鲁国中都宰，后来又东游列国，最后仕途无望才退而编书教学。??苏格拉底截然相反，在《申辩篇》中能看到，苏格拉底说他自幼就能听到一种召唤(call)，它只会阻止苏格拉底去做某一件事，而不命令他去做什么。它曾阻止苏格拉底从政。苏格拉底反思说:“我想这是很对的，因为我可以断定:如果我从政的话，那我早就没命了，不会为你们或我自己做出什么好事了。(他的学生柏拉图却一生都在寻求从政的机会，曾经三下西西里岛，企望在叙拉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三、孔子在公元前517年离开鲁国，投奔齐国去发展，“仕”齐国3年后，当得知齐国大夫晏婴等人要治自己罪时，他迅速逃跑回了鲁国。(其实孔子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看到有人根据苏格拉底来裁割孔子，认为孔子藐视法律，殊不知当时根本没有所谓的法律，又何来藐视?这种完全忽视两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单纯的个人PK，是很可笑的。)??在《克里托篇》中，能看到苏格拉底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拒绝越狱逃跑。后人对此极为称颂，所谓求大义舍小节等等。虽然我就此写了《苏格拉底的性格缺陷》，但并不是说他这样做就是错误的。只是说，他在一些方面也有薄弱的之处，这是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的。??

四、虽然两者的教学方式有点相似，但内容却截然不同。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人，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为教材，以礼乐文明的继承者自居;其礼乐文明的核心是仁与恕。??苏格拉底通过诘难、辩驳，其目的是让人认识自己的无知，其辩证法指向人的灵魂如何臻于至善。也就是说，灵魂臻于至善是苏格拉底辩证法的最高目标。??除此之外，还有邓晓芒教授指出:苏格拉底的对话把言说标准确立于言说本身,具有向对话双方自由开放的性质,孔子则把言说标准放在言说之外的个人情感体验之中,是一种任意独断的权力话语,由此而形成了中西两千多年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的根本区别。??我认为这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才是真正决定后人看重什么样的哲学家。中国古代也有注视语言的哲学家，如惠施、公孙龙，但这种哲学最终还是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不符。而孔子、庄子这样的哲学家能引起广泛的共鸣。

从柏拉图与孟子思想的异同中浅析中西文化的异同

——我读《理想国》之孔见

国学实验班：沈相辉

冯友兰先生曾在其大作《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将孔子说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孟子则是中国的柏拉图，荀子则为亚里士多德。历来有人批评说冯先生不应该说孔孟荀是中国之苏柏亚，而应说苏柏亚为西方之孔孟荀。此一问题乃是一种民族情结之表现，在此不多评价。但先生将孟子与柏拉图并论，确实有其理论依据的。孟子在中国之地位，与柏拉图在西方之地位，可以说是一样的。我们分别看代表两人思想的著作《孟子》和《理想国》，就可发现二人在自己所处之年代与所处之文化区域所提出之思想理念所产生之影响是如此之相同，在许多方面，两位贤人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但同时也由于二人所处之地理区域的自然和文化思想等差异，又导致二人在面对有些问题是，又会出现一些截然相反的观点。中国儒家历来有“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想辅相承”之观念，在对待孟子与柏拉图的思想时，我想也可作如是观。在中国，孔孟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而苏柏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二人思想的相同之处，其实也是反映出中西文化的相同之处，其不同之处，其实也就是中西文化的不同之处。本文试图从《孟子》与《理想国》中所反映出的孟子大同思想和柏拉图理想国思想作一浅陋的比较，企图从此窥见中西文文化异同之一斑，但由于才学有限，所看之书，尚只是二人之冰上一角，何况于圣人之意更不足以道。是以之作抛砖引玉之资，然耶否耶，以待大方之家。

孟子所主张建设的国家，是儒家历来主张建设的大同社会。：《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孟子》一书中也有具体的描述：“不违农时，穀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穀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当然，对于孟子心中的那个大同社会，他还进行过很多具体的描述，在此不多赘述，因为我们仅从上面两段材料中就可以看出孟子的大同社会的一些特点：一是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二是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三是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四是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制度；五是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体系；六是各尽其力的劳动分工制度。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柏拉图的国家，作为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观念，“理想国”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最高境界。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柏拉图《理想国》或者柏拉图其他的著作中，其“国家”的意义，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指的只是古希腊的“城邦”。所以，在柏拉图这里的“国”，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最显著的便是这个“国”的地理范围，柏拉图之“国”的概念，显然要小于我们今日所说的“国”的概念。所以，柏拉图关于国家的构建方面的思想，更确切来说是关于理想城邦的构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对“理想国”的描述较为分散，他分别从教育，政治，军事等关于国家的各个方面进行论述理想国家的具体情况，由于其描述方式是通过“苏格拉底式对话”来进行的，所以我们很难单单从某段或者某篇文章就能把他的理想国家总结出来，但通观全书，我们能够发现，其理想的国家，其实就是一个正义的国家。那么，到这里，问题又来了：怎么样的国家才是正义的个国家呢？柏拉图把国家分为三个阶层：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统治阶层、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平民阶层。在他看来，这三个阶层各尽其职，达到和谐便是正义的国家。在《理想国》第四卷中，柏拉图说：“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

我们比较一下《孟子》和《理想国》，可以发现一些异同。在叙述方式上，二者都是通过对话而引出各自对于国家建设的观点。《孟子》的叙事方式是典型的中国请教式对话，如统治者问孟子治国之术，或者是学生问孟子安邦之策。《理想国》是古希腊最流行的“苏格拉底式”对话。但二者虽然都是典型的对话时叙述方式，但孟子的思想较为集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要从书中的一些重要段落中就能大体上把握其主要的观点。而柏拉图的却较为分散，我们难以快速把握其主要的中心思想。究其原因，乃是由于中西方在思维上的异同所造成的。在中国人看来，我这个观点本来就是如此，所以我直接把握的观点讲出来；而在西方人看来，我虽然有这个观点，握还得进行充分的论证才行。所以，中国的哲学藏于简短的名言之中，《论语》《孟子》是也；而西方的哲学却藏于繁琐的论证过程之中，《理想国》是也。那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中国人在智商上不如西方，其实不然。我个人觉得，之所以中国之哲学少了西方繁琐之论证，其主要原因非但不是中国人不如西方人擅长与思维，反倒是因为中国人太过于聪明而不屑于在做无谓的论证。如果说论证，《孟子》里面也有，但正如孟子所说，是在“予不得已矣’的情况下才进行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如此之不屑于论证呢？其主要原因乃是在于中国人对于一个哲学问题，一眼便能看出其本质所在，认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又何必再没事找事的进行所谓的论证呢？就好像天本来就在你头顶上，你又何必再去证明一下呢？中国人对于这类问题看的极破，所以对此也就极少去论证，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只在先秦时期出现过极短时间的萌芽，如《老子》等蕴含哲学思想的典籍的出现，至于其他的中国古代典籍，虽然也含有哲学的思想，但却极少有自成一系统的哲学，所以西方人常常说中国没有哲学。殊不知，中国人的最高哲学，是不为哲学而哲学，而是为生活而哲学。中国人太聪明，所以对于哲学，他们在先秦的时候只稍微思考了一下，就发现路子不对，因为你作为个体的人，不好好的立足于你自己的脚下，却老是往天上去看，实在是没有意义的，况且这是极容易“摔跤”的。而恰恰相反的是，西方人却是连为什么天空在头顶这样的问题也要追问而以至于论证的，就好像吃了个鸡蛋，他还得知道下蛋的鸡是那只。西方人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表现出极大的好奇与热情，并不断的用自己的思维去论证，必要打破沙锅问到底。这种钻研的功夫，一方面实在是难能可贵，可另一方面，却也未必就显的高明，就好像西方哲学里所谓的纯粹理性批判，试想一下，以理性来批判理性，岂不是一个人即时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吗？但这个问题在此我们不做深一步的讨论。言归正传，我们从柏拉图《理想国》的叙述方式中显而易见的知道，西方人的谈话之所以繁琐，是深受其内心对于理性的强烈渴望而形成的，在他们看来，一个没有经过理性论证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也就没有任何的说服力；而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里，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这样，理所当然的，不需要再作任何的论证。所以，梁寿铭先生说：“西方的文明成就于科学之上；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也”（见梁寿铭先生之《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再次，我们再来看孟子与柏拉图对于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一些观点。孟子将一个国家里的人分成统治者和人民两个部分，而柏拉图将国内的人分成三个阶层：统治者，护卫者，人民。这实质上反映出中西方思维中的一个重要区别：中国人喜欢用二分法，而西方人喜欢用多分法。究其原因，乃是由于中国人有崇尚简单的传统，在中国人看来，大道至简；而西方人却最怕疏漏，所以他们必要将一东西作一解构而分析之。所以，中国人最怕麻烦，西方人则最不怕麻烦。同时，在对待男女关系上，孟子是认为男女不平等的，虽然在《孟子》一书中他没有明显的说明，但儒家的伦理观念里面“男尊女卑”是历来都有的，因而，孟子作为“亚圣”，其实是认为男女不平等的。而在柏拉图这里，男女是平等的，在《理想国》的第五卷中，他公开的提出男女平等，并且说女子也可以充当“哲学王”来像男子一样统治城邦。在《理想国》全书中，关于女子的篇幅很多，其中还有像第五卷一样的特别讨论女子的，这种情况在《孟子》或是儒家的其他书籍中是不多见的。这也反映出中西方在男女平等方面是极其不同的。我们再看国家中的权利分布，在孟子这里，他主张“民贵君轻”，提出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上天，也就是“君权神授”，虽然他也看到人民的力量，要求统治者实施“仁政”来笼络民心，但却没有提出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概念。而在柏拉图《理想国》中，却系统的提出选举的概念，并指出统治者只是为城邦服务而进行统治的，也就是统治者的权力是来于人民的。因此，在孟子这里，统治者的权力极大，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统治者实际是迫不得已才出任的。因此，中国的专制政治及其发达，而民主不足；西方的民主政治及其发达，而权谋不足。孟子之理想统治者是“仁者”，柏拉图的理想统治者是“哲学王”，二者对于统治者个人的要求都极高，因而在中西方的政治哲学里，都要求统治者对于自身素质尽善尽美。不同的是，在孟子看来“仁者”“兼济天下”是“天降大任”，所以应当当仁不让；而在柏拉图的“哲学王”这里，“哲学王”其实是在城邦人民的推举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二者一为主动，一为被动，实则反映出中西方民众的不同态度。

总的来说，虽然两种理想各有差异，但没有谁优谁劣的区别，二者各有千秋。孟子之大同社会，柏拉图之理想国，其实都共同反映出东西方民众的一个共同的愿望：和谐。虽然在现在他们的理想仍旧显得那么的不现实，但谁又能斩钉截铁的说在将来也不可能呢？在思维中存在的东西是不是在现实中也存在呢？这是一个问题。

第五篇：简评柏拉图基本政治思想

[学号：2008214344

序号：93

姓名：张华山

班级：思政0801]

简评柏拉图基本政治思想

一、理念论和国家正义观

柏拉图的“正义”观以其理念论为基础，在其伦理学和国家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国家正义观理论基础是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批驳所谓的三种“正义观”切入的。正义的定义是什么？柏拉图提出了两种正义的观点，一是城邦的正义，二是个人的正义。就一个城邦而言，每个人都有粮食、住房和衣服，这就需要有农夫、瓦匠和纺织工人，以及鞋匠或照料身体需要的人。接下来，是让一个人从事四项事业合适，还是一个人专门从事一项事业合适？答案是一个人专门从事业更有效，因为人与人不同，因其性格不同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比如说，一个农夫为四个人准备粮食与其他人分享，一个瓦匠建造四所房屋供所有人居住。每个人专做一行，放弃其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又多又好。除了物质需求外，城邦的人们还需要有精神的享受，否则城邦无异于一个由猪构成的城邦。

柏拉图的“正义观”体现了鲜明的对立和谐的思想,它既是内在的德性也是外在的行为。在人类的历史上恐怕是任何一个研究国家、法律与正义问题的人都无法不予以深刻的审视。他对人类统一目标正义的探讨、对通过教育探求正义的努力、对知识的象征苏格拉底的传承都是人类不可多得的财富。

从以上对柏拉图的国家正义观理论基础的概述和分析，我们可以感悟到：第一，正义观是一种价值判断。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了人们对正义观的不同结论。归根到底，正义观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发展水平决定的。第二、正义观有绝对与相对之分。就如真理有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一样，正义观也存在着纯粹（绝对）正义观和现实（相对）正义观之说。第三、不同的文化渊源同样可以导致不同的正义观。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其对正义的评价有很大的出入。第四、学懂弄通正义观理论基础，对于我们做好各自该做好的事，各司其职、各行其道、有序运转、善于协作、构建和谐、共创未来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治国思想

理想城邦国家的社会构成及伦理基础与和谐管理。理想国以探讨“什么是正义”开篇，虽未得出关于正义的定义的结论，但为后文关于理想城邦国家的伦理基础的论述做了铺垫，接下来，柏拉图通过对城邦国家的起源，对护卫者的教育及统治者的确定的记述设计完成了理想国家的社会构成。它由三个等级的社会成员构成：第一等级是统治者，他们为国家利益效劳，而决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国家的事情；第二等级是辅助者或助手，他们执行统治者的法令；第三等级是被统治者，如农民以及技工。柏拉图进而指出理想城邦国家必须建立在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的伦理基础上，智慧是统治者才有的，是护国者才具有的知识；勇敢主要体现在辅助者中；节制则不同于智慧与勇敢，“它贯穿全体公民，把最强的最弱的和中间的（不管是指智慧方面，还是——如果你高兴的话——指力量方面，或者还是指人数方面，财富方面，或其他诸如此类的方面）都结合起来，造成和谐”。正义是理想国家体制的最根本的伦理基础。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来干属于他自己份内的事，而不干涉属于别人份内的事。而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互相干扰时，便有了正义，这样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

护卫者不得有任何私产与民主管理。柏拉图指出，为了使统治者能够安心做优秀的保卫 者，而不是迫使他们在百姓中间为非作歹，应给他们规定这种生活方式：“第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产。第二，任何人不应该有不是大家所公有的房屋或仓库。”柏拉图说，“要是他们获得一些土地，房屋或金钱，他们就要去搞农业，做买卖，就不配搞政治，做护卫者了”。

“哲学王”思想与知识管理。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政治思想的核心，他认为要建立理想国家必须保障公民的优良品种。只有哲学家才达到了对国家理念的认识，知道理想国家应该怎样组织、怎样治理。根据专业分工的原则，治国是一门专门的知识，只有哲学家才真正掌握它，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执政。同时，柏拉图接受了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信念，认为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没有人有意作恶或无意为善。人一旦有了关于善的真知识，就会具备完善的德行。哲学家是最有智慧的人，也是唯一掌握了真知识的人，因而必然是德行最完美的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矫正国人恶劣的品性。这样，所谓哲学家执政，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与绝对的最高权力的结合。他把这种哲学家视为城邦的“拯救者”。他相信，只有依靠哲学家治理，城邦才会发展，个人才会完善。作为理想国中的统治阶级，哲学家和军人等级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得占有任何私有财产。他们必须完全献身于国家，过一种简朴的近乎禁欲主义的生活。

此外，柏拉图认为教育对城邦也十分重要。他认为：第一，并不是所有具有某种天赋的人把自己的天赋都能够充分发挥、挖掘出来；第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自知之明，都能对自己有正确的估价，因此，他认为，无论是从选拔统治者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教化普通公民的意义上说，教育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柏拉图那里，哲学家也好，国王也罢，他们虽然“有种”，但还是要经过严格的教育、训练和实际工作的考验才能获得“上岗’’的资格。

三、公产制度

柏拉图相信，通过消灭小家，全城邦就融全成了一个大家，大家的利益一致，意见相同，城邦就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和和谐。柏拉图在私有制社会初期就看到了私有制的某些弊端，这无疑是十分敏锐和可贵的，但他立即设想用公有取代私有，并主张用消灭家庭的办法巩固公有，以增进社会的团结和凝聚，这无疑是用限制个人欲望的办法来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显然是无法实现的。柏拉图用社会倒退的办法来解决私有制引起的矛盾，显然是错误的，从当时的情况看，西方刚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随着奴隶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政法的繁荣，私有制和私有观观念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仍然是失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柏拉图主张以公有取代私有，以集体生活取代个人生活，以实际上的群婚取代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这毫无疑问是用社会倒退的办法解决私有制的矛盾。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公产”“公妻”的主张，是将否认现实事物和感性经验的理念论和知识论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勾勒一个所谓真与善相统一的理想国家方案中的一个制度。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纷争和灾难的祸根在私有制，私有财产是人们自私与贪欲心的根源，它使人们产生了“你的”与“我的”之想法，追求一已之私利，漠视他人和国家利益，甚至不惜损害他人与国家利益，它还造成了贫富的分化，使每个城邦都分为富人的城邦和穷人的城邦，双方互相仇视，党争频繁，这是国家动荡不安的根源，因此在《理想国》中，必须在城邦和护卫之间，实行一种财产和家庭共有的子制度。

柏拉图的思想是以等级观念为基础的，有严重的等级思想在里面，这也束缚了他的思想的发展，而且这种“公有”的思想是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公有，不能算是真正的“公有”。他的这种思想是一种从原则出发来规范国家的唯心史观，在政治上则反映了他所代表的奴隶主民主派的倾向和复辟要求。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等级划分，道德规范，哲学王统治，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公产’,都都集中反映了奴隶主贵族的等级观念。但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除了对统治阶级外，柏拉图并部排斥劳动阶级的私产和家庭生活，生产阶级成员可在政府的严格监督下建立家庭和拥有私产。第二，柏拉图的“公产”学说并非为了消灭阶级而是为了根除党争和贫富对抗的经济根源：自私的利益，从而保障全体的利益和城邦的和谐。但是，柏拉图关于“公产”的主张还是有一定的可取因素的，并影响到后来的空想共产主义者。至于“公妻”的主张，实际上是用群婚取代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这毫无疑问是用社会倒退的办法解决私有制问题。这种主张是错误的，社会发展的主流是进步的，即使是伟大的哲学家也不可能凭借一个人的力量改变这种时代发展的趋势，何况是逆时代的潮流而进呢，这就注定了，柏拉图的失败，注定了他的思想永远只能是一种空想，所以，他在实施他的思想的过程中才屡屡受挫，柏拉图是伟大的，但他的这种“公妻”的思想我个人认为是错误的。

四、政体思想

《政治家》是柏拉图的政体思想从理想到现实、从人治到法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政治家的人治作为理想但不可实现的政体形式而存在;另一方面,法治得到了承认,被认为是人所能及范围内最优的选择。进而,柏拉图依据法律的有无以及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对现实政体进行了分类,并排出了从优到次的价值序列。柏拉图政体思想的这一转变不仅是其自身政体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而且对整个西方政体思想史的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通过以上所引，可以发现，在柏拉图政治理念中，遵循法律的政制是好的，不遵循法律的政制是坏的，遵循法律的政制有三种：君主制、贵族制、依法统治的民主制；不遵循法律的政制也有三种，即僭主制、寡头制与不依法统治的民主制。六种政制，其优劣次序是：君主制、贵族制、依法统治的民主制、不依法统治的民主制、寡头制、僭主制。其中君主制与贵族制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蜕变为僭主制与寡头制，僭主制与寡头制则除非通过革命，否则很难转化为君主制与贵族制，而民主制无论如何变化总是民主制，显然，在民主制下生活即使不是最幸福的，也是最能够忍受的。

关于政体的划分及优劣，柏拉图《政治家篇》中已有所论述：君主政制是有可能存在的统治形式之一；在君主政制之后，人们自然会提到由少数人行使权力的统治政制；第三种类型一定是多数人的统治——叫做民主政制。此即三种最主要的体制，如果我们考虑到接受统治是强制的还是自愿的，是由穷人还是富人实行统治，是依法治理的还是无视法律的，那么，我们发现三种主要体制可以被划分：君主政制可以被分成两种，分别称为僭主政制和君主立法的政制。由少数人掌权的政制也能做同样的划分，分成贵族政制和寡头政制。关于民主政制，也是双重的，即依据法律而治理的民主制与不依据法律而治理的民主制。柏拉图并不认为这三种政体及其变种因其有可能存在而成为“真正的”体制，真正的体制是具有“政治家技艺”的人居领导地位。——最卓越的政治体制，唯一配得上这个名称的政制，其统治者并非是那些特意要显示其政治才干的人，而是真正科学地理解统治技艺的人。只要他们具有健全的心灵状态，坚定地遵循这个伟大的原则，他们就不会犯错误，这个原则就是：在理智和统治技艺的指引下，始终大公无私地、公正地对待他的臣民。以尽可能改善公民生活为目的，那么，我们就应当称他们为真正的政治家，只有在他们的统治下，国家才能得到良好的治理，才会有真正的政治体制。如果进一步推论，那么，其他所有被称作政制的国家组织都不是真正的，而是一种仿制品，是对真正的政制的模仿。那些所谓有法可依的政制要模仿得好些，其他政制则或多或少地模仿得很笨拙。

柏拉图对政体优劣的上述排序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法律在现实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重视,对法治国家的评价总体上优于无法的国家。尽管在理想政体———政治家的人治中,法律因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而遭到否定,但在现实中它比完全无理性的武断专横要好得多,是人力所能及范围内对理想政体最成功的模仿。第二,民主制度的价值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对民主政体的评价趋于中立。在此时的柏拉图看来,民主政体的本质是把政府权力

按小份额分散到众人手中,所以它在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是最弱的———在法治政体中是最次的选择,而在无法政体中却是最优的选择。因此,民主政体被放在了价值排序的中间位置,比其在《理想国》中的地位提高了很多。总的来说,《政治家》时期柏拉图的政体思想处于由理想到现实、由人治到法治的转折点。一方面，《理想国》中的理想主义没有被抛弃———知识统治始终作为理想政体被视为人类模仿的对象；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观点亦被采纳———法律统治被承认是人类对理想政体最成功的模仿。柏拉图政体思想的这一转变无论在其自身政体思想的发展上,还是在整个西方政体思想史的发展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五、小结

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实践和柏拉图在《国家篇》和《法律篇》中探讨的政治问题——为后来西方政治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模式、概念体系（也就是基本的思想素材）、理论框架以及关于政体类型等方面的基本思考。古希腊文明对西方政治思想一个根本性的影响就是决定了这一思想迄今为止对于政治问题加以认识的基本模式，提出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大多数现代政治理想，比如说，正义、自由、宪政和尊重法律等理想——或至少是对这些理想的定义，都起源于古希腊思想家（尤其是柏拉图）对这种城邦制度的反思。

柏拉图的眼光是全面的，他代表着系统地区分本质（城邦或正义的理念）与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为社会所接受或感觉合适）的最早努力。断言所有政治思想（事实上，如怀海特所说，是所有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思想的注脚确实有一定道理。无论是拒绝还是同意他的结论，后世的思考者都必须适应他的广博眼光。他的著作永远提醒着我们：我们有义务质疑身处其中的社会，而不是把它接受为唯一可能的选择。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未经审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未经审查的国家也是不值得居住的国家。虽然理论可能永远不会在实践中完全实现，但它能够在形成有关政府的疑问时发挥作用。如果我们不用政治哲学的全面角度来评判和革新面临困境的政府，那么还能运用何种有效的尺度去把握呢？因此，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不仅仅是对智者的回应，而且是所有时代都将面对的终极政治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