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运公司与旅客交通事故纠纷案例分析

第一篇：客运公司与旅客交通事故纠纷案例分析

客运公司与旅客交通事故纠纷案例分析

案情介绍

2006年3月16日13时20分，北方远征客运有限公司经营的一辆长途客车在高速公路行驶途中，一名男性乘客张某来到司机身边要求停车，说要下车“方便”。司机告诉该男子，高速公路不准停车，车上有厕所，厕所里有坐便器。如果要停也得等到前面的休息场所，要不了一刻钟就会到那儿。该男子听后就回到座位上。客车继续沿着高速公路向前行驶。大约过了3到5分钟，该男子突然从后面的座位上起来，与司机抢夺方向盘，大客车随即失去控制，翻入几米的深沟中，车上3名乘客当场死亡，40多名乘客受伤。

事后，公安部门认定：本次交通事故属意外事故，张某是此次事故的责任人。但是经精神病司法鉴定委员会对张某进行鉴定，结论为：张某为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动机是病理性的，对此丧失辨认能力。车上乘客中，有一名叫李玲的女乘客当场死亡。

本案死者李玲的丈夫赵明，儿子赵阳，母亲韩彩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02条为根据，将北方远征客运有限公司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是，李玲购买车票乘坐北方远征客运有限公司客车，与客运公司形成客运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第302条规定，客运公司有义务将乘客安全运送至目的地。现客运公司没有将乘客安全运至目的地，属于违法合同约定的违约行为，因此根据该法客运公司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损失。北方远征客运有限公司辨称，李玲的死亡非客运公司所为，是乘客张某的行为所致，原告应向责任人张某主张权利；而且本案经公安部门认定是意外事件，因此李玲的死亡与客运公司没有因果关系，客运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我国《道路运输条例》21条规定，运输过程中旅客伤亡，当事人对赔偿数额有约定的，依照约定，没有约定的，参照国家有关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和铁路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的规定办理，本案只应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4万元。案件焦点

1、受害人亲属是否有权依据合同法规定要求客运公司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2、本案如果赔偿是否有限额赔偿问题；

3、客运公司履行赔偿责任后对第三人是否有权追偿。分析与结论

本案是一起交通事故，但是该交通事故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①受害人是乘客，与交通运输者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②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是由于一个精神病人抢夺司机的方向盘，最终酿成事故。其争议焦点是：由于该交通事故的发生不是客运公司的过错造成的，而是由于一个精神病乘客的原因造成的，客运公司是否能够免责呢？针对该案，分析如下：

1.受害人亲属是否有权依据合同法规定要求客运公司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首先，本案中与客运公司之间存在交通运输合同的主体是受害人李玲，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交通运输合同对客运公司和李玲之间具有约束力。但是，李玲在车祸中已经身亡。不过，李玲的近亲属能够代替李玲进行索赔，以获得权利救济。李玲的亲属在本案中主体适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

其次，本案中涉及的法律责任既是违约责任，也是侵权责任，权利人可以自主选择以何种方式进行索赔。《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可见，李玲的近亲属有权选择侵权之诉提起索赔。

最后，《合同法》第302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从该条文的内容来看，承运人需要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责任在性质上属于无过错责任，即承运人不需要对旅客的伤亡具有过错责任，或者说，不管有没有过错，只要在运输过程中旅客发生了伤亡的后果，承运人都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该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也有一定的免责事由，从《合同法》第302条的规定来看，主要有如下几项：①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②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在本案中，旅客李玲伤亡后果的发生，既不是旅客李玲自身的健康原因造成的，也不是李玲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从目的解释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合同法》第302条但书中所谓的“旅客”是指遭受人身伤害的旅客本人。因此，从《合同法》第302条的规定来看，该条文支持李玲家属的赔偿请求。

2.本案如果赔偿是否有限额赔偿问题。

本案中，客运公司认为，本案经公安部门认定是意外事件，因此李玲的死亡与客运公司没有因果关系，客运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我国《道路运输条例》21条规定，运输过程中旅客伤亡，当事人对赔偿数额有约定的，依照约定，没有约定的，参照国家有关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和铁路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的规定办理，本案只应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4万元。可见，客运公司认为按照《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赔偿限额是4万元。这里所说的“国家有关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和铁路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的规定”，包括国家有关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的规定和国家有关铁路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的规定。如1993年11月20日国务院批准，1993年12月17日交通部令第6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规定》，1994年8月13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94]81号），1994年8月30日铁路部以铁运[1994]81号文件发布的《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这两个行政法规分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对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铁路旅客运输中旅客人身伤亡、行李毁损灭失的赔偿限额作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规定》规定，承运人在每次海上旅客运输中的赔偿责任限额，按照下列规定执行：①旅客人身伤亡的，每名旅客不超过40000元人民币；②旅客自带行李灭失或者损坏的，每名旅客不超过800元人民币；③旅客车辆包括该车辆所载行李灭失或者损坏的，每一车辆不超过3200元人民币；④本款第（二）项、第（三）项以外的旅客其他行李灭失或者损坏的，每千克不超过20元人民币。还规定，海上旅客运输的旅客人身伤亡赔偿责任限额，按照4万元人民币乘以船舶证书规定的载客定额计算赔偿限额，但是最高不超过2100万元人民币。《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依照本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对每名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40000元，自带行李损失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800元。还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依照本规定给付赔偿金，不影响旅客按照国家有关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规定获取保险金，旅客身体部分伤害的赔付标准暂比照《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办理。

《道路运输条例》于2004年7月1日生效，该案发生在2006年，能够适用《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尽管限额赔偿对于乘客权益保护来说是相当不利的，但是在行政法规已经有所规定的情况下，只能如此适用法律。当然，《道路运输条例》所规定的限额赔偿，是否违反了上位法的规定（如《民法通则》、《合同法》、包括现在的《侵权责任法》），还有待探讨。毕竟，《民法通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属于法律，而《道路运输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民法通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的效力层级要高于《道路运输条例》，如果上位法中规定的是全额赔偿，而下位法中规定的是限额赔偿，显然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律原理，下位法中规定的限额赔偿是无效的。至于有观点认为《道路运输条例》属于特别法，因此特别法优先适用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区分是针对同级别的规范性文件而言的，而不是上下级别的规范性文件。当然，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是按照《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来审理交通运输中的人身伤亡案件的，其目的是降低交通运输企业的风险，同时鼓励乘客通过购买保险的方法来获得安全保障。

3.客运公司履行赔偿责任后对第三人是否有权追偿。本案中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精神病人原因造成的，本案中的精神病人张斌为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动机是病理性的，对此丧失辨认能力，对事故的发生应负责。张某的监护人或者其他亲属应该认真看管张某，而不宜任期自由活动，否则会对其他社会主体的权益构成妨碍。客运公司在承担了相关费用后，依法取得了向张某的追偿权，可以要求张某及其监护人为自己的损失承担责任。当然，如果张某并无能力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客运公司可以通过保险等其他渠道来维护自身权益。附录

本案适用法律如下：

1、《合同法》第122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2、《合同法》第302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

4、《道路运输条例》第21条规定：“客运经营者在运输过程中造成旅客人身伤亡，行李毁损、灭失，当事人对赔偿数额有约定的，依照其约定；没有约定的，参照国家有关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和铁路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的规定办理。”

第二篇：交通事故案例分析

交通事故案例分析(一)劳动法律案例 法律资讯频道 2010年09月27日 09:28 法律常识[导读]

法律的概念古时指律令或刑法。由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准则。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它的实际作用与宪法实际上相同。交通事故案例分析(一)编者河南青剑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振夏

南阳市一位朋友王某询问：

南阳市某地张某以正常速度驾驶汽车(已投保)途中，突然遇到行人王某在非人行道处横穿公路，张某紧急刹车，但仍将王某撞伤。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险责任限额内对王某支付保险金后，王某仍有一部分损害得不到赔偿。那么王某应当向谁请求赔偿? 河南青剑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振夏先生答复如下：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的机动车的责任免责事由--过错相抵的原则：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1、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2、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是由非机动车、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同时，《民法通则》第131条也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结合本案，张某已经采取了必要的处置措施，受害人王某横穿公路也存在应当过错。那么，王某在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以外的损失赔偿部分，因王某自身存在的过错，从而减轻张某的对王某的赔偿责任。(本案例未经本人同意不得转载，否则，本人将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

第三篇：交通事故案例分析

撞车之后

被告李伟（化名，19岁）驾驶被告李成（化名，44岁）名下一辆轿车行至人行道，适逢原告赵莉（化名,77岁）在人行横道内横过马路，人车相碰，致事故发生原告受伤。原告受伤后立即被送至医院治疗，但一度昏迷，无法脱离危险。交警支队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被告李伟驾驶机动车经人行道时未停车让行，该过错行为与本起事故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被告李伟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原告赵莉不承担事故责任。

案发后，因就赔偿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起诉被告至法院，要求两被告连带赔偿医疗费156,426.70元、护理费10,080元。被告表示其所垫付的医疗费190,000元及给付原告的现金10,000元应在法院确认的赔偿款中予以扣除。

经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事故责任认定，被告李伟作为机动车方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而被告李成作为机动车所有人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原告起诉要求两被告赔偿医疗费及护理费，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李伟、被告李成赔偿原告赵莉医疗费346,426.70元，护理费10,080元，合计356,506.70元。扣除被告已垫付的医疗费190，000元及给付原告现金10,000元，余款156,506,70元。

近几年来，年轻驾驶员交通肇事频频发生。不少年轻驾驶员追求速度与刺激，过高地估计自已的驾驶技术和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因而麻痹大意，最终造成不该发生的交通事故。为此，加强安全和法纪教育，培养驾驶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法制意识至关重要，驾驶员不仅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也要为行人的生命负责。本案中，肇事司机是李伟，其应对自己违法驾驶所造成的侵权后果承担责任。李成虽然没有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因其是肇事车辆的所有权人，故应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

第四篇：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例分析

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例分析

2004年9月14日9时30分，李某驾驶自己的“悦达起亚”牌轿车(车号京H84204)，行至海淀区阜石路阜玉口南50米处时，前面遇有红灯，便停车等待，在李某的轿车前停有北京远东城联商品混凝土中心的大型搅拌车(车号京A01856)。此时，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分公司的司机代庆忠驾驶公司的另一辆北京远东城联商品混凝土中心的大型搅拌车(车号京A01854)刹车失灵，撞向李某的轿车，将李某的轿车撞进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分公司停在李某轿车前面的搅拌车后下部，结果导致李某的轿车多处大面积严重受损，根本无法驾驶。李某当时便报警，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公主坟队的警察依法作出被告代庆忠“负全部责任;承担事故损失费100%”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虽然事故车辆户主是北京远东城联商品混凝土中心，但车辆实际使用权是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分公司，而且另一被告代庆忠也是其员工，因此上述两被告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事后，李某诉之法院(李某为原告，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分公司为被告)，提出一下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分公司立即支付原告车辆贬值费10000元。

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分公司立即支付原告误工费3585元、车辆使用费4000元、交通费2000元。(上述费用共计 19585元)。

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分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该案经一审法院北京海淀区法院交通法庭刘刚法官审理作出判决仅支持了车辆贬值费的请求，理由是其他两个请求无法律依据。现在李某已经上诉，笔者作为代理律师，认为一审判决有失公正，意见如下(李某为上诉人，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分公司为被上诉人)：

1、原审判决称上诉人所要求的交通费、误工费缺乏法律依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作出判决。上诉人注意到，原审判决实际依据的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即“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

赔偿”，而上诉人所要求的交通费、误工费却恰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受害人(即上诉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的损失，而依据本条规定“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因为被上诉人的侵害行为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导致上诉人的车子进行了长达四十多天的大修，用修理厂专业人士的话说，几乎都达到了报废的程度，在事故发生后的两个余月内，上诉人多次向单位请假去交管部门、汽车修理厂、工商局、车损鉴定机构、被上诉人处处理该事故，因被迫请假被单位扣工资4780元，均有单位的扣款通知为证明，而且被上诉人对此当庭也予以认可。另外因处理此次事故，上诉人光出租费就花了六千余元。上述这些费用已经给工薪阶层的上诉人造成了重大损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的损失，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但是，不知为什么，原审法官故意忽略该规定，仅仅断章取义的选取该条的部分款项作为判决依据，实在有失偏颇。被上诉人应该赔偿上诉人所要求的交通费、误工费、车辆使用费。

2、原审判决称上诉人所主张的车辆使用费缺乏法律依据，因此不予支持。这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已经阐述的非常清楚，上诉人所有的车辆非运营车辆，况且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相关的非运营车辆给他人作为民间使用还需办理运营资格的法规或者规章规定。上诉人购买了上述事故车后，便与上诉人所在的单位北京市大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车辆使用协议》，上诉人与单位在协议中约定单位可以使用上诉人的轿车，单位每个月支付上诉人三千元人民币作为使用费。因为车子受损，从车子受损日至车子修理完的四十余天中单位根据与上诉人签订的《车辆使用协议》扣掉上诉人车辆使用费4680元(有上诉人单位发给上诉人的扣款通知为证)。上诉人的车子购买后，同单位签订用车协议，这属于原告对自己所有物品的一种合理合法的处分和收益行为。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称上诉人车子没有运营资格，但提不出相关证据证明民间车辆不用于公共交通还需办理运营资格，被上诉人只是据此想减少赔偿额，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上诉人当时求职时，单位要求必须有车才接收上诉人，上诉人便带车来现在这个单位工作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讲，上诉人与单位所签的《车辆使用协议》是合法

有效的，并且已经实际履行(法院可以调查，车子受损前每月上诉人都从单位财务领到使用费)，应该受法律的保护;原告与单位签订用车协议的行为从我国民法上讲属于原告对个人所有的物品正当的、合法的处分和收益行为。其次，原告的车子只是作为民间一般租赁物品来使用，并未用于诸如出租车、公共汽车等行业的公共运输事业。但是因为车子受损，单位根据与上诉人签订的《车辆使用协议》扣掉上诉人车辆使用费4680元，此损失是被上诉人引发的此次交通事故给上诉人造成的直接的、对上诉人来说也是重大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被上诉人理应赔偿上诉人的该项损失。案例分析：

1、原被告间的交通事故，由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公主坟队的警察依法作出被告代庆忠“负全部责任;承担事故损失费100%”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而被告代庆忠是在执行职务中发生交通事故，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被告代庆忠所在单位即另一被告北京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混凝土分公司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即北京远东城联商品混凝土中心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分公司以“车辆户主是北京远东城联商品混凝土中心，但车辆实际使用权是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分公司，而且另一被告代庆忠也是其员工”为由，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上述两被告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2、由于受损的轿车是原告今年5月份才买的新车，平时原告对该车十分爱护，开车也很小心，连小的剐蹭事故都没发生过。事故发生后，原告将上述受损车送去修理，经过一个多月的大修后，原告将该车从修理厂提出。只要是交通事故“受害”一方的车辆，在保险公司理赔、修理后，车辆的价值达不到原来的价值，就属于车辆贬值。这时，“受害”车主就可以要求肇事车辆的车主对贬值的部分进行赔偿。赔偿数额的大小，可以委托有资质的价格事务所进行评估。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17条第二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折价赔偿是指通过对车辆损坏的修复，使其具备原有使用功能，但

车辆价值却无法保证恢复原状，且发生贬值时，那么就应采用折价赔偿原则。折价赔偿的数额，包括修车费用和车辆所贬值两部分，而不应仅仅是修车费。由于受损轿车受损程度非常严重，车辆即使通过修理也无法恢复原状，虽然从外形上看车是修好了，但是该车已经是“事故车”，其安全性能和驾驶性能已经不如从前，车辆已经贬值，发生事故后的车辆实际价值肯定低于事故前。尽管保险公司会理赔修理费部分，但不会理赔该受损车辆贬值部分，那么被告应该就原告的车辆贬值部分情况应折价赔偿。

3、原告购买了上述事故车后，便与原告所在的单位北京市大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车辆使用协议》，原告与单位在协议中约定单位可以使用原告的轿车，单位每个月支付原告三千元人民币作为使用费。因为车子受损，原告从车子受损日至车子修理完的四十天中单位根据约定扣掉原告车辆使用费，致使原告损失四千元。原告的车子购买后，同单位签订用车协议，这属于原告对自己所有物品的一种合理合法的处分和收益行为。被告上次开庭所称原告车子没有运营资格，据此想减少赔偿额，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原告当时求职时是带车来现在这个单位找工作的，原告与单位所签的用车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并且已经实际履行，原告与单位签订用车协议的行为从民法上讲属于原告对个人所有的物品处分和收益行为。其次，原告的车子并未用于诸如出租车、公共汽车等行业的公共运输事业。

4、由于原告从事房地产工作，每天用车的时间比较多，而且原告当时求职时是带车来现在这个单位找工作的，事故发生后，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想让被告给原告解决暂时用车问题，被告置原告的善意于不顾，根本不予理会。因此轿车受损后，原告只能每天打出租车工作，所发生的出租车费是因为被告的行为直接导致，所以被告理应赔偿该费用。

5、事故发生后，因为车子大面积受损，修理所需时日较长，原告多次请假去交通局、车管所、医院、轿车修理厂、被告单位、保险公司等单位处理此次事故，被告应该赔偿原告因此事故导致的误工费以及交通费。这些均是此次事故对原告造成的直接损失，而不是被告所称的间接损失。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

第五篇：婚姻家庭纠纷案例分析

婚姻家庭纠纷案例分析

当事人基本情况：

王敏，女，1970年5月3日出生，汉族，枣矿集团陶庄矿职工，住薛城区八一小区

高亮，男，1973年1月出生，汉族，枣庄集团高庄矿职工，住址同上。纠纷主要经过：

双方于1992年经介绍相识，1994年9月25日登记结婚，1999年6月26日生育一子，婚后双方因性格上的差异及生活琐事经常发生争执，王敏认为双方感情已经完全破裂，无任何和好可能，希望离婚，并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及共同财产平均分割。

双方争执焦点：

婚生儿子的抚养权归谁，以及相关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及分割。原因特点：

双方因婚前了解不深，婚生因性格不合经常发生吵闹，并已经分居，感情已经完全破裂无和好可能，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

法律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三十六条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

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

第三十九条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案件处理：

调解双方协议离婚，婚生子由王敏抚养，高亮每月给付抚养费700元，婚姻存续期间共同财产平均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