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论我国警察腐败的成因及其防治（大全五篇）

第一篇：毕业论文--论我国警察腐败的成因及其防治

姓名：杨 秉 泽 学号：

专业：公安管理学

浅论我国警察腐败的成因及其防治

目 录

一、腐败犯罪的实质。

二、腐败犯罪的成因。

三、腐败犯罪的防治。

内容摘要：

腐败犯罪是指公职人员不正当地运用公共权力实现其自身需要，从而违反社会规范直至犯罪的行为。腐败犯罪包括腐败行为及因腐败而构成犯罪的行为。它的实质是权力腐败，即权力滥用、权力恶化，它是社会腐败中最严重的类型。

关键词：

腐败犯罪

权力腐败

成因

防治

对策

正文：

论我国警察腐败的成因及其防治

腐败犯罪是指公职人员不正当地运用公共权力实现其自身需要，从而违反社会规范直至犯罪的行为。腐败犯罪包括腐败行为及因腐败而构成犯罪的行为。腐败犯罪包含以下四层意思：第一、腐败犯罪的基础是利用公共权力作为条件和机会；第二、公职人员腐败犯罪的目的是满足自身的需要，这里的需要包括财物的、金钱的需要，也包括精神的、欲望的需要，它超乎社会规范和道德可允许范围；第三、腐败犯罪是对他人、社会或国家利益的侵占或损害；第四、腐败犯罪必定是对社会制度、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违反和亵渎，是对他人基本权利的侵犯。因此，它的实质是权力腐败，即权力滥用、权力恶化，它是社会腐败中最严重的类型。

一、警察腐败的成因

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发展，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紧密相联，警察腐败现象也不例外。

（一）权权交易，即政治上的腐败犯罪，使国家权力失去社会和阶级的职能，沦为少数个人或集团谋私利的政治工具。政治上腐败犯罪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为以权换权，即通过努力再分配过程中的权权交易，达到谋求权力的最大化，它常常表现为权位竞争中的非法交易，公职人员提拔、任命方面的唯亲、裙带之风，另外还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政治权力行使中的专横与残暴，以及官场上的各种卑鄙伎俩和官僚主义盛行，严重的还出现权力竞争中的黑道化倾向。权钱交易，即经济上的腐败犯罪。权法交易，即司法上的腐败犯罪，社会腐败犯 3

罪中的特别领导。权欲交易。即生活上的腐败犯罪。干部官员在个人生活上不能清正持身，勤政为民，而是贪图安逸、享乐为主、沉湎女色、穷奢极欲、腐化堕落、公款吃喝玩乐、授受“色贿情贿”，巧立名目滥发钱财，甚至公款豪赌。权欲交易是权钱交易的进一步发展。

（二）警察职业的特殊性为警察职权与私利的结合提供了方便的条件。警察是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是国家机器中具有武装性的刑事执法和治安力量，肩负着打击犯罪和管理社会的天职，这种性质决定了警察行业的与众不同。

1、权力集中。警察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警察职权的多样性，即集武装、刑事、侦查、治安行政职权于一体，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机关都难以享有的。因此，警察不论权职高低，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权力过于集中就增加了腐败的机会和条件。一方面，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拉拢、贿赂、威胁警察；另一方面，中国有以吏为师的传统，警察的腐败必然败坏社会风气，由于社会风气的发展，迫使部分群众为了办事方便，送给或许诺给警察种种好处，导致权钱交易的产生。

2、环境特殊。警察为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经常需要出入于一些藏污纳垢的场所，尤其是外勤警察，接触的社会黑暗面更多，极易受封建遗毒、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产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因为警察的腐败是对犯罪分子、犯罪团伙犯罪的支持，所以警察往往成为被拉拢、贿赂的对象，若不注意自己的修养，极易陷入腐败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由于警察经常要进行独立性活动，同时还要经常接触一些贵重物品和金钱，缺乏相对透明度和必要的监督，这势必为警察的腐败开了方便之门，导致类似于顺手牵羊 4

式的挪用、侵吞钱财等腐现象的滋生乃至泛滥。

（三）管理体制的弊端诱发着警察腐败的产生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沿用“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警察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却成为诱发警察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１、管人管事相脱节。“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决定了警察人事权在“块”上，即地方组织人事部门，“条”即公安机关无权把握进人关、无权把握出人关，任免干部也困难重重。这样，形成管人的组织人事部门对于警察的德才了解不足，而了解警察德才的管事的直属领导部门无权管人。这让少数动机不纯、素质不好的人钻了空子，当了警察，继而违法犯罪，成为警察中的害群之马；这也极大地挫伤了一些有上进心的警察的积极性；警察违法违纪的案件，公安机关往往只有调查权而没有处理权，削弱了警察内部的反腐败力度，客观上助长了警察腐败的恶性发展。

2、内部管理体制不顺。由于警种设置欠科学，分工过细过多，造成职权交叉。以路面管理而言，交警、巡特警、公路巡逻警都可以管理，出现了“一路三警”，难免发生争权夺利或推诿失职等腐败现象．机关领导对警察队伍暴露出来的问题，借口影响整体形象而加以隐瞒，姑息迁就。这导致了警察腐败风气的蔓延。

（四）法制不健全是滋生警察腐败的重要条件

由于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大转变的历史时期，与警务工作相关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变化多端，就拿法律本身而言，规定过于原则，幅度太大，给警察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同一违法行为，既可以警告，也可以罚款，且罚款幅度很大，也可以拘留，甚至劳改。如此大 5 的自由裁量权，任何制约、监督都将无能为力。由于法制方面的漏洞、缺口、盲点较多，以至一些人钻法律的空子。同时，我国公安政策的科学性、规范性、严密性不够，且又常常因人因事而变，缺乏相对稳定性。这样，不仅会发生认识混乱，执行困难，而且常常是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同一个案子，巡特警处理了，派出所又在进行查处，而且处理大相径庭。由于政策、法制的不完善、不健全，很容易形成行政、管理、执法的不公正，难免导致一些居心不良者打着各种幌子、旗号，干各种违规违法的勾当。

法制不健全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监督体系乏力。目前，尽管对警察的监督形式多样，党内党外，内部外部，监督的机构也不少，如人大、检察、纪委、审计、内部督查、社会舆论、人民群众等等，可以称的上强大有力。但正像整个社会监督体系远不够完善、有力、有效那样，对警察行使职权还缺乏足够强大有力的监督运作体系，不少警察腐败很轻易地从监督网络中“游离”出来。

二、防治警察腐败的对策

目前，警察腐败依然气焰嚣张，“道”与“魔”的较量仍不断延续，在防治警察腐败的对策上，应从警察腐败的表现类型及其成因等角度出发，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一）防治警察腐败，高薪养廉是前提

警察将其权力商品化、市场化的行为都与金钱有关系，因为金钱使自由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抬头。如果我国在司法部门大力投资，实行高薪养廉政策，相对地腐败就会大量减少。如济南交警之所以形象那么高大，成为全国警察队伍学习的榜样，最直接的原因是济南实行了高薪养廉政策。高薪养廉可以防止警察为了钱而乱罚款、乱 6

收费、乱摊派现象。试想，警察工作、生活的基本物质都得不到解决，谈何工作，谈何维护社会政治和治安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就有部分警察为了钱，本来很小的案子故意夸大案情，以大案处理；本来罚200元就可以了，却罚2000元；本来案子办错了，却一错到底，听之任之。这大大损害了我国警察的形象。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可以满足我国各地警务工作者的物质需求，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可以在办案中排除物质干挠，一心办案，承担起维护社会政治和治安的稳定。

（二）防治警察腐败，制定“公开法”是重点

腐败分子要进行权力交易又不会被查处，必定要寻找隐蔽的条件，这对于拥有许多权力又相对独立办案机会很多的警察来说，无疑要比其他公职人员更方便。因此，要最大限度地防治警察腐败，就必须用“公开”、“透明”来破除警察权力运作时的隐蔽性、神秘性。譬如，对权官交易，只要公开、透明了，建立起公开推荐与考试考核相结合的选拔干部机制，打碎“铁交椅”，那么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就难有市场；对权物、权钱、权情、权色等交易，只要我们的警务大部分公开了，既让当事人了解了，又使监督者知晓，则许多腐败行为就难以形成气候。香港的《防治腐败法》等法律规定，国家公务员所拥有的钱财或收入若超过薪金所得，而又不能解释其合法来源的即以违法论。化名拥有或托亲属之名，同样违法。以强调公开性为特点的财产申报制度，在香港被证明是一项极具威慑力的有效防腐措施。制定“公开法”，让警务工作者在任职前或后向有关部门提交财产申报书，并审查公布。在财产申报书中详细写明财产获取的日期和价值，并注明配偶及子女的情况，对违法腐败者制定严厉的处罚措施，这种因强调公开性而被称作“公开法”的制度，在用人机制上、案情调查上 7

都非常实用。可见，实行警务公开不失为一种抵制警察腐败的良策，是一项基本性措施。

（三）坚持政治建警原则，大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基础

人的行为是受大脑支配的，警察腐败的发生首先是因为其精神的丧失。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开展有针对性的、深入细致的、富有实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让我国警察继承和弘扬廉政美德，树立反腐倡廉意识，使反腐倡廉教育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抓住公安机关中的腐败现象进行教育，并通过理性的学习、剖析，提高警察的思想认识水平和辨别是非的能力；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进行活生生的教育，做到既有榜样又有镜鉴，促进广大警务人员走正路，并懂得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不断惩恶扬善、声张正义，这样就能在广大警务人员的头脑中树立起一道抵制腐败侵蚀的铜墙铁壁，控制并减少警察腐败现象的发生。近年来，各级公安部门大力开展的以学习济南交警、漳州110等为主要内容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教育，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教育，很大程度上使广大警察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保证了党和国家交办的各项工作和任务的顺利完成。事实上，国外军警部门亦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例如美国的西点军校学习雷锋，培养军魂；英国警察座右铭“即使是地球毁灭了，我们也要坚持正义”。这些无不对我们起到了借鉴和启迪作用。我们在坚持政治建警，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时，也有必要塑造出体现中国警魂的类似座右铭、口头禅，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铭记在心，从而使我国警察自觉抵制腐败思想，努力干好本职工作。

（四）防治警察腐败，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

虽然思想政治工作、职业道德建设等措施是遏制和减少警察腐败的治本性策略，但法制不健全是当前导致警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努力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1、制定一系列反腐败法律法规。就目前而言，要尽快出台一系列《反贪污法》、《警察礼仪道德法》和《监督法》等法律法规，抓紧做好与《人民警察法》、《人民监督法》等相配套的规定的起草工作，制定可操作的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办法。我们要根据警察职业的特点，针对容易发生腐败相对薄弱环节，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和管理规范。如重大公安决策，重要干部晋升任免、重要建设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集体讨论制度，人、财、物管理相分离制度，热点、重要岗位轮换制度等。同时为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堵塞钱权交易的漏洞，制定一系列经济立法。另外，为了更好地监督执法用法的行使，防止警察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特权案等腐败现象，要尽快制定出台《冤假错案责任追实施究法》、《监察法》、《检察法》等。

2、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我国要有针对性地完善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弥补空隙，缩小弹性，使其更加明确合理，便于操作，不给腐败分子可乘之机。我国法律规定，受贿2000元以上即构成犯罪，由于贪污受贿的警务人员太多，数额增大，在内部又将定罪的标准规定在4000元以上，而实际上可放宽到10000元。我国立法尺度弹性过大，打击不狠，助长了警察腐败气焰，国家《刑法》1982年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到1988年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正说明了修改完善法律法规的必要性。任何法律都有一个实践后的认识和完善过程，尽管当初制定的很周密 9

很完整，也往往难以一步到位，所以说法律的试行、修改、废除等各个环节都是立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防治警察腐败，关键是加强监督。警察制度作为统治和国家管理的基本手段，体现了国家的统治意志。由于任何一项权力都具有天然腐蚀性，所以倘未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权力定然会产生腐败；如果监督乏力，形同虚设，则可能助长腐败。遏制腐败的最强大力量在于全社会的监督，因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监督。

1、党政监督。每年在党内外，政内外监督机构众多的情况下，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腐败分子被发现、被查处，一方面说明中央惩治腐败的力度在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监督体制的乏力。导致监督乏力的主要原因是监督体制不科学，监督机制运行不畅。当前，我国的监督力量体系是：党内有纪委，法律方面有人大，检察；行政有监察、审计；还有社会性的如政协、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社会舆论、人民群众等。这些看上去好像是健全的、全方位的，但由于设置体制时，采取的是以“块”为主、同级领导、分散管理的做法，这样不仅行不成系统合力，而且很难实施有效的监督。而我国纪检和检察机关没有刑事侦察权，没有强制权，无法对腐败分子采取拘留、审讯等强制手段；纪检和检察部门受同级党政制约，影响案件处理。这几年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也一再说明：没有“尚方宝剑”监督同级领导干部难于上青天。这说明，我国党政监督体制还需进一步完善。而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就可以独立、高效地办案，其权力不受任何牵制，真正做到有案必查、一查到底、一视同仁。正是这种垂直领导体系，不受任何行政官员的干扰，使这一机构在反腐斗争中起了强有力的作用。因此，我国要理顺各系统的监督机构，将目前的双重领导调整为垂直领导，大 10

力推进司法改革，主管监督人员的任免、待遇由上级主管部门确定，使党政监督更具科学性。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欺上”和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从而进行强有力的监督，以此消除“监督乏力症”。

2、舆论监督。在反警察腐败斗争中，舆论监督有着独特的功能与优势，它的公开性、及时性、广泛性决定了它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们要对新闻媒体体制加以改革，尽快制定《新闻法》，确立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社会舆论之所以被人们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是因为它可以唤醒人们的良知，引发民心的向背，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只要新闻媒体机构受法律保护，有效地引进竞争机制，促使各媒体为了同行业之间的竞争，为争取公众的支持和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千方百计揭露包括警察腐败等丑闻，从而有效发挥其监督功能，使各种营私舞弊被公众了解。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栏目之所以产生如此之大的社会效应，关键就是由于其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替老百姓讲话，有选择地揭露、抨击了一些社会消极的阴暗面，包括腐败行为。

3、社会公众的监督。许多国家都规定了举报措施和保护、奖励举报人的制度，以期吸引公众积极投身监督警察的活动之中。1988年3月，深圳市检察院成立了第一个“经济案件举报中心”，举报工作成绩显著。当前要建立方便快捷、形式多样、处理及时的社会公众监督制度，充分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防止打击报复，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举报的积极性，建立对人民群众来信来访认真核实，及时处理制度，建立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反警察腐败的积极性的义务监督员和报告员制度；建立反腐败机关与群众恳谈会的制度，建立重大案 11

件群众参与查处的观察制度等，真正有效地保证社会公众参政、议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将各种腐败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六）防治警察腐败，进行公安体制改革，强化管理是根本

通过公安改革，逐步理顺公安体制，消除现有公安体制上的种种弊端，铲除警察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譬如：改革公安机关现行管理体制，试行系统领导，以减少警察的非警务活动，重新确定警种划分和专业设置，对整体警力加以科学编制，实行大警种作战和小机关大基层的宝塔式构架，以减少职权交叉，职责不清，互相扯皮，消除权力过分集中、机构臃肿、环节繁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弊端；实行精兵简政政策，改革警察人事制度，严把招警、入警关，解决警察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问题；改革警务保障体系，将警察经费单列，纳入国家预算，以切实保障警察“吃皇粮”。我们只有通过深化改革，规范警察权力行为，制约权力运作，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彻底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建立使警察不能腐败的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对容易诱发腐败的深层环节进行权力分解，减少警察用权牟利的可能性，努力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制定管理目标、制度、方法，并进行全过程的监督、检察，切实把中央政策落到实处。

总之，防治警察腐败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应从政治上、从全局上和战略高度去认识反警察腐败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反警察腐败的决心，坚决站在反腐斗争的前列，把反腐斗争推向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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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建明,杜治洲: 公正廉洁执法面临的挑战及其制度创新．检察日报，2010.02.03(3)4.尹韵公:舆论导向至关重要——学习《江泽民文选》的体会.《光明日报,》2006.11.25

5.孙宜山: 网络传播中舆论引导的特点分析与实施.人民网,2008.05.09

6.甘惜分：《新闻学原理》，中国人大出版社，1981.05

第二篇：“消极腐败”成因剖析

认识不清和重视不够是造成“消极腐败”蔓延的主观原因。不少人认为只有贪污受贿才属于腐败行为，而“吃点、喝点、玩点、用点”根本算不上什么腐败。

尽管“消极腐败”表述已经使用多年，但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并没有一致的看法。美国专家海德海墨根据人们对于腐败行为的容忍程度，曾把腐败区分为“黑色腐败”（受社会普遍谴责的腐败行为，希望在原则的基础上对之予以惩罚）、“白色腐败”（社会上大多数人不认为应当受到惩罚的腐败行为）和“灰色腐败”（具有广泛争议的腐败行为）三种类型。所谓的腐败只有黑色腐败和界于黑色与白色之间的灰色腐败。在本文中，我们所区分的“积极腐败”和“消极腐败”分别与海德海墨所区分的“黑色腐败”和“灰色腐败”相对应。

“消极腐败”产生的根源

首先，认识不清和重视不够是造成“消极腐败”蔓延的主观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在有关“什么是腐败”的问题上都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分岐。不少人认为只有贪污受贿才属于腐败行为，而“吃点、喝点、玩点、用点”根本算不上什么腐败。

其次，现行有关行政管理体制上的弊端、漏洞是造成“消极腐败”蔓延的客观原因。在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上，由于存在着预算内和预算外的划分，预算外资金基本上是监督失控的，加之财政支出基本上都是由“一支笔”来决定，这就很容易导致资金使用上的“软约束”。在财政收入体制上，由于存在着普遍的创收制度，单位创收又和单位的预算挂钩，从而将权力与利益牢固地捆绑在一起，客观上刺激了各单位扩大创收的冲动，大部分创收甚至直接进入到预算外，这就为滋生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三，决策体制上的弊端也是造成“消极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之一。一些“消极腐败”的产生与盛行，与现行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决策体制直接相关。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的决策体制不仅为个人专断决策打开方便之门，而且不可能得到真正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第四，政策执行不力是造成“消极腐败”蔓延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就“消极腐败”现象已制定出大量的规章制度，但是由于执行不力，导致这些规章制度在反腐败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就拿公款吃喝来说，我们相继出台了多个文件，对接待的档次、金额、陪同人数，甚至是菜的分量都进行了规定，但结果却是“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此外，在公款配车、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公务招待、办公用房也都有相应的规定，但往往得不到有效执行，甚至形同虚设。

如何从根本上治理“消极腐败”

统一认识，高度重视。各级党政机关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的有关精神，真正提高对于“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危害的认识，提高反对和治理“消极腐败”现象的自觉性。

进一步深化相关体制改革，这是治理“消极腐败”的治本之策。特别是财政预算体制改革、财政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对于治理多种挥霍浪费型的消极腐败现象会起到釜底抽薪、立竿见影的功效。首先，必须深化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统一预算内和预算外，实行“一本账”，使全部预算都要纳入到人大监督范围。其次，必须改革财政收入分配体制，逐步废除行政性收费项目。对于保留的行政收费项目要实行彻底的“收支两条线”，废除收费和预算之间的挂钩，彻底切断部门权力和部门利益之间的联系。

深化决策体制改革，克服权力过分集中。在决策体制改革方面，党的十七大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近期来看，就是要“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 “票决制”普遍化将有效分解权力，是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有效对策。

落实关键政务信息公开，真正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过去一些年里，政务公开一直在推行，十六大以来，党务公开也提上日程，但公开一直得不到有效保障，特别是关键政务信息保密成了公开的最大难点。要有效防治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一个关键的对策就是对决策信息，财政预算信息，特别是“三公消费”等信息，领导干部个人必要的生活细节信息进行公开。同时，要通过立法保障媒体对于公共权力运行的监督权。

建规立制，严格执法，提高对于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尽管在过去若干年里，党政机关已经制定了为数不少的查处消极腐败现象的规定，但存在规定重复、混乱，具体规定比较笼统、操作性差，执行机关不明确等问题，结果使很多的规定没有发挥效果，甚至完全成为摆设。因此，要对以往的规定进行清理，在合并精简的基础上，消除薄弱环节，特别是要明确实体标准、责任归属和惩治规定。应当明确纪检监察机关作为统一的执法机关，打击“消极腐败”行为。

第三篇：关于腐败毕业论文

论文

摘要：腐败问题已成为困扰全球的1个大问题。在中国腐败问题也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动摇政权基础、阻碍经济发展的1大公害。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产生、蔓延的原因和治理腐败的对策进行分析，考察在给定各种异致腐败的非经济变量前提下，经济因素如何决定腐败行为和反腐败行为的情况，并不是否定其他各种非经济变量对腐败和反腐败行为的影响。

1、腐败的定义及我国目前腐败的现状

对腐败概念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经济性腐败、政治腐败、生活腐败、失渎职等。狭义的主要指权钱交易为主的经济性腐败。本文认为，对腐败的概念所包括的内涵不宜泛化，还是从狭义的角度来把握腐败的概念比较合适。腐败的主要特征是利用公权谋私。鉴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腐败”1词作以下定义：腐败是经济人违反制度规则用公权资源，为自己或小团体谋取利益的1种经济行为。经济学中有1个基本假设，即：人是经济人，人的行为决策都是理性的，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腐败者也是经济人，腐败者作为经济人参与腐败活动的决策是理性的，其目的也是为了追求腐败利益的最大化。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腐败行为也可以看作是1种“生产”，这种“生产”也存在成本和收益的问题。

1般来说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产生和泛滥比较严重的时期。因为1系列的政治变化，使以往正常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不仅使原来隐蔽的腐败现象显现出来，而且迅速地传播与蔓延。有资本主义国家学者认为，1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状况发生剧变的阶段，也是腐败最严重的阶段。联合国调查了107个国家后得到这样1个结论：1个国家人均收入在265-1000美元时期，是社会剧变革时期，也是社会经济、思想状态等变化最大的阶段。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剧烈变革时期，由于存在体制性的缺陷，加上种种主观因素的影响，使腐败产生的可能性空间非常大，而对腐败的惩治又不够有力，导致腐败成为1种低风险、低成本、高效益的行业，使腐败之风越刮越盛，腐败的渗透面越来越广，腐败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涉及的人员越来越多。从我国目前情况看，主要存在以下1些类型的腐败；利用授权和管制权腐败；利用公共资源的处置权腐败；利用征税权腐败；利用公共物品和服务分配权腐败；利用执法、司法权腐败；利用投资和采购权腐败。

从我国的情况看，腐败问题还处在易发和高发时期，存在面广、量大的状况。面广，即腐败的面越来越广，腐败现象渗透到角角落落，不但油水衙门有，而且清水衙门也有，现在已很难觅得到1方不被腐败所污染的净土。量大，即腐败者的数量很大，查案往往1查1大串，1查1大片；腐败的金额在增大，腐败者的腐败动机已从挥霍享受型向资本积累型转变，胃口越来越大，贪污受贿金额动辄上百万、上千万。

2、腐败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导致我国目前腐败问题10分严重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腐败的成本太低，腐败的机会太多，而反腐败的成本则偏高。香港经济学家张5常教授认为“有机会就1定会有贪污……就像有个1丝不挂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要我不动心也办不到的。”1个握有公权的人可以通过腐败行为得到从事遵纪守法活动还要多的收益，那就意味着社会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制度基础，1些私心严重、意志薄弱者，就很容易经不住诱惑，而走上腐败的不归路。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成本和收益与腐败发生率之间存在10分密切的关系。腐败的成本低、收益高，就必然会导致腐败发生率上升，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之所以大量存在，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这与我国腐败的低本、高效益有着直接的关系。腐败的成本是指腐败者在实施腐败行为中的付出。腐败成本主要包括：腐败的总成本、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腐败的受惩成本。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腐败的直接成本是很小的。腐败者在实施腐败活动中，往往只要付出很少1点精力，如打个电话、当面交办、批个字条或伪造账册等就可以获得利益；有时也可能要付出点联络费用，以疏通关节。如请人吃饭、送点礼品、礼金等。但这些费用也有可能是公款支付的。当然作为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则是10分巨大的。从我国情况看，腐败行为者付出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劳力、精力。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体制的不完善，机制、法制的不健全，监督制约的薄弱，使腐败机会很多，腐败者实施腐败行为，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劳力。

腐败的机会成本也是很少的，有的甚至为0。能够从事腐败的1般都是掌握有1定公权的公职人员：这些人员的收入1般是相对固定的，按照统1的规定发放的，而且从目前情况看收入并不高，即使其因腐败而被查处，受到的经济损失并不大。假如其从事某种腐败活动，其所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等这些资源即使全部花在本职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会有增加。如果用于其他合法守纪活动，也由于有种种限制，如机关干部不得领取兼职报酬；领导干部不得个人经商、办企业；不得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等，因而其所得到的纯收益也是微乎其微的。而从事腐败活动，则回报往往是10分丰厚的。

我国目前腐败的最主要的成本是腐败的受征成本，受征成本在1定时间相对固定的，即根据腐败程度严重状况不同，受到的处罚也不同。腐败10分严重者，将被判处死刑，腐败的成本达到最大化。虽然，我国对腐败的惩罚存在着高选择性，即同样的腐败，受到惩罚的轻重程度可能大不1样，往往职位高者、关系网多者，处罚相对会轻1些，但受惩成本1般是可以测算的。我国目前腐败的受惩成本也是不高的。1是财产罚很少，考虑给出路比较多，使腐败者政治损失经济补；2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轻；3是名誉和精神上的处罚过轻。对腐败行为者的揭露和曝光1般都要经过有关部门许可，所以，除了1些惊天大案、官职高、问题严重的案子外，绝大多数腐败者的腐败行为都不见诸新闻媒体，绝大多数腐败者的名誉损失仅限于很小的范围。而即使这样，腐败的成本能否真正成为现实的成本还要取决于腐败现象被发现受到惩处的概率。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法学教授，蜚声国际的腐败问题专家苏珊·罗斯·艾克曼女士认为：“在所有的腐败交易中，官员实际被抓获的可能性可能还远远低于3分之1。”从我国的情况看，受计划经济体制和长期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导致公权太多，又加上处在经济转轨时期，机制、体制、法制又不健全，使腐败产生的可能性空间比较大，而监督机构又不完善，力量也比较薄弱，腐败被发现受到的惩罚的概率也不是很大，估计也不会超过3分之1，即最多有3分之1的腐败交易者会发现并受到查处。

如果按照30%的被发现概率来计算，腐败的受惩成本也就更要大打折扣了，如果算上人情的因素，法律、纪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因素，这个成本就更低了。所以，在我国，虽然，对少数腐败者而言，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有的不但被追回了腐败所得，而且失去了自由，被判刑，甚至失去了生命，被处决。但也有更多的腐败者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从事腐败活动的风险是比较小的。目前存在腐败产生率总是高于“死亡率”，腐败问题蔓延发展势头总是难以遏制，1些腐败分子前仆后继，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腐败的成本明显偏低，而腐败的收益则较高，与巨大的收益相比成本微乎其微，特别是社会上“丢了党票，抱了金娃”、“1人坐牢，全家享福”、“亏了我1人，幸福几代人”等现象 的存在，更助长了1些人的这种心理。于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这句话，会被1些有风险偏好的人奉为至理名言，而前赴后继在实施腐败行为时更加胆大妄为。

1般来说，腐败的成本与腐败的发生率成反比关系。也就是说腐败的成本越高，腐败发生率就低。反之亦然。腐败者在进行腐败活动时，必然会考虑获得好处和效用，如果得不到好处和效用，腐败行为就不可能发生。这种好处和效用就是腐败的收益。腐败的收益可分腐败的总收益和腐败的净收益。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腐败的净收益10分可观，可以说超过了任何行业的回报。有的在短短几年中，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到其靠合法收入几辈子都无法获得的钱财。1996年仅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惩腐败挽回的经济损失就达近47亿元。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45113件，腐败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大案18086件，其中100万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最近的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腐败造成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估计平均每年在9875至12570亿元之间，占GDP13.2%至16.8%。由于腐败金额日益巨大，为避免打击面过大，有关部门不得不提高了对腐败进行处罚的标准线。如过去的《刑法》规定，贪污受贿2000元以上，检察机关就可以立案侦查。新《刑法》则提高到了5000元以上。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各地又大大提高了标准。这也从另1方面说明腐败的收益是比较高的。腐败的总收益与腐败的总成本相比，差距10分悬殊，腐败的总收益远远高于腐败的总成本，因而腐败的净收益也即利润是10分可观的。任何行业要获得高的回报，必然会有风险。腐败也是如此，也有风险，但这个风险与高回报相比，并不比其它行业高。加上腐败者在如何逃避受惩，降低腐败成本方面了也在不断想出新的办法、新的手段，而惩罚腐败方面的方法、手段则相对落后，法律不够完善，使不少腐败行为不可能轻易被发现和揭露，即使被发现有腐败嫌疑，也有可能逃脱惩罚特别是严重的惩罚。这就又降低了腐败的风险和成本。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际上也已成为1些腐败分子躲避风险、逃脱惩罚的避风港。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存在，1方面导致腐败的行为人避重就轻，拒不交代严重的犯罪行为，使“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现象普遍化。另1方面，1些司法人员为包庇个别有权势的腐败行为人，而故意不再对严重的犯罪进行调查。从而使1些人进行腐败的成本和风险进1步降低。

1般来说，在腐败的成本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腐败发生率与腐败收益成正比。腐败收益越高，腐败的发生率也越高。当腐败的净收益接近于或等于腐败的总收益时，腐败的发生率将达到最高，也就是说只要有可能，多数人都会去搞腐败，到那种状况，社会道德伦丧，是非标准颠倒，法制废驰，社会必将大乱。而当腐败的收益≤腐败的总成本时，腐败行为发生率将大大下降，甚至降为0。因为有人从事腐败行为是希望能得到高收益，如果不但没有高收益，只能得到低收益甚至负收益，自然就不会有人冒傻气去从事腐败活动了。

3、反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对腐败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主要是借助微观分析法。而对反腐败成本的分析则将主要借助宏观分析法。由于反腐败的体制、机制、法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导致反腐败的成本偏高，效益偏低，这也是影响反腐败力度的成效，致使腐败成本偏低，腐败问题解决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反腐败的成本是指反腐败机构及相关部门、人员为反腐败而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花费。

从我国情况看，反腐败机构个体运转成本是较低的，各个反腐败机构除个别的外，大多数机构的装备、人员工资都是低水平的，工作条件也是艰苦的，与香港廉政公署，与发达国家的反腐败机构相比，无论是人员工资还是装备水平都有天壤之别。但从总体情况看，运转成本又是比较高的。我国的反腐败机构，重叠交叉比较多，纪检、监察、检察、财政、审计、公安、法院都有1定职能。有管纪律的，也有管法律的；有管党政干部的，也有只管企业的；有只查事不查人的，也有以查人为主查事为辅的。这些又大都各成系统，各管各，没有真正形成合力，不像香港、新加坡廉政机构那样职权明确，结果导致实际运转成本比较高昂。

我国对腐败的侦查成本过去明显要比西方国家要低。西方国家在惩罚腐败前，要花大力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用于侦查并收集证据。而我国仍主要依据口供，故侦查的成本并不太高。但近些年来，由于大量的腐败问题主要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后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使惩罚的成本也出现了大幅上升的状况。因为，纪检监查机关都是运用“两规”，“两”指在宾馆，采取谈心、谈话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进行调查取证的，查处的主要是违纪问题，没有搜查、逮捕、监视、侦听等任何强制手段，这就必然会导致查处时间的拖长，查处费用的增加（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则不可能租用宾馆，1构成犯罪就可以交看守所羁押）。另外，由于纪检监察机关所取的证据，只能用于纪律处分，而不能作为法律处罚的依据。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受理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后移交的腐败案子后，必须重新收集证据，期间还可能导致嫌疑人翻供，这种重复性的劳动，自然又大大加大了惩罚腐败的成本。所以，从我国对腐败进行惩罚的成本，无论从个案来说，还是总体上来看，都是比较高的。

反腐败的机会成本与其他行业相比也是比较高的，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尤其是纪检察机关调查案件，既是劳动密集型的：要投入大量人力，包括办案人员、看管人员；也是资金密集型的：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包括车辆使用及大量涉案人员、办案人员、看管人员吃住在宾馆的花费、到外地取证调查的花费等，有些复杂大案侦查花去的资金是千万元以上的天文数字；又是时间密集型的：查案耗时往往比较长，如厦门远华走私腐败案，从1999年4月20日开始调查，至今已历时两年尚未彻底查结。

所以，从总体上分析，我国目前反腐败的成本与西方1些国家及香港、新加坡及国内其他行业相比，是偏高的。导致反腐败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1是工作效率偏低。反腐败体制不顺，机构重叠、职能交叉、职责不清、力量分散、各自为政导致重复劳动多，无效劳动多，互相联系少，有时甚至出现互相扯皮、力量抵消的状况，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反腐败机构装备落后，侦查、调查手段落后，基本上仍是解放初期的做法：政策攻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促进良心发现。这就全靠磨嘴皮、磨时间，自然也导致工作低效。2是公权太多。1方面是握有公权者太多。不仅政府部门机构太多、官员太多，而且党的机关、司法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乃至居委会、村支部、村委会都握有公权，导致握有公权者基数庞大；另1方面是政府管得太多，过多地介入社会管理事务、经济活动和资源分配。公权1多，自然就会导致监督的总成本、惩罚的总成本大大增加。另外，在发生腐败的概率不变的情况下，握有公权者基数1大，发生腐败问题的绝对数也1定会增加。如果腐败问题被查处的概率不变，则惩罚的社会总成本将随腐败绝对数的增大而增大。3是法治氛围不浓。法制不够健全，法治氛围不浓也是导致反腐败成本高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由于几千年人治意识的影响，导致法治观念始终不浓，公众对腐败行为的举报 意识、举证意识都不是很强；官员对腐败问题侦查和惩罚干预比较多；腐败的查处、惩罚还常常要冲破人情风、关系网的束缚等等，这些都使侦查和惩罚腐败问题增加了难度，从而增加了反腐败的成本。

1般来说，社会投入反腐败的资源不可能是无限止的，反腐败的资源也是稀缺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在1定时期内是基本不变的。在对腐败惩罚严厉程度不变和惩罚腐败的单位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反腐败的成本与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就呈现为负相关关系，即随反腐败成本的增高，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就会出现下降。而对腐败打击力度的下降，又会导致腐败的风险降低，腐败的成本下降，致使腐败发生率上升。由此可以推论，反腐败的成本与腐败的发生率成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反腐败成本的升高，对腐败的惩治概率就会下降，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也会减弱，腐败的发生率就会相应升高。当然，如果对腐败惩罚严厉程度也相应变化，则情况就不1样了。假如对腐败惩罚的严厉程度主要体现在罚金上，反腐败的成本提高后，相应提高惩罚的罚金，则腐败的发生率不会提高；而如果惩罚的严厉程度主要体现(论文网)在加重刑罚上，则会进1步增加反腐败的社会成本，这时，在1定临界点内即监狱能够收容的幅度内，反腐败的成本与腐败的发生率会呈现负相关关系。而当突破这1临界点后，反腐败的成本与腐败的发生率出现正相关关系，因为这时，监狱已难以容纳新的犯人，付出许多成本侦查腐败而最终使腐败者无法受到应有的惩罚，腐败的成本无法体现，这就必然会导致腐败的发生率上升。反腐败行为与其他经济行为1样，要考虑成本，也要考虑收益，也有1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特别在对单个腐败问题是否要进行侦查和惩罚时，收益与成本的权衡往往是反腐败机构作出最后决策的重要依据。反腐败的收益是指单个反腐败行为或全社会整个反腐败行为的实施而获得的利益，包括制止腐败行为和追回、挽回经济损失等方面，当然还包括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等方面的内容。因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是精神性、抽象性的利益，为分析方便起见，这里不过多涉及。

反腐败的净收益与惩罚腐败的可能性的大小密切相关。也同其他投资行为1样，利润越高，投资的热情也越高，假如每个反腐败行为不仅没有获得任何净收益，反而获得净负收益，则政府和反腐败机构虽然考虑社会效果，仍然不会放弃惩罚腐败，但会因难以承受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不得不放弃对1些腐败问题的惩罚，降低惩罚腐败的可能性。如果，每个反腐败行为净收益非常可观，甚至超过了任何行业的利益回报，则政府和反腐败机构会把更多力量投入到对腐败的惩罚活动中，从而大大增加惩罚腐败的可能性，这也就会大大降低腐败的发生率。

4、我国腐败问题惩治方法思考

根据上面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当前腐败问题严重的根本的原因是腐败的成本太低，腐败的机会太多和反腐败的成本过高。所以，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的思路也必须由此进行展开，反腐败的方略和具体措施也必须根据这1情况来设计和实施。当前可以考虑着重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公务人员待遇，加大腐败的机会成本

世界各国反腐败实践中，普遍认为有益于遏制腐败的1项措施，就是提高公务人员待遇，使公务人员的收入能处于社会的高收入阶层，或者至少是中等以上水平。这样，1方面可以吸引和留住人才，提高政府机关、公权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防止庸人充斥这些机关部门。另1方面，可以减少公职人员腐败的动机。所以，自“80年代以来，以薪或高薪养廉的思想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许多国家通过优厚物质待遇保证政府官员享有较优越的生活，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某些蝇头小利而舍弃已享有的地位和待遇。在实践中，1批被誉为„廉洁之国‟，如奥地利、瑞典、瑞士、新加坡、智利、津巴布韦等国都推行了以政府官员的高薪制度为特点的反腐措施。”（季正矩：《跨越腐败的陷阱》P237）反腐败国际主席彼得·艾根认为：确保文职人员和政治领导人的工资足能反映出其提任的职务所要担负的责任，只要条件允许，还要同私营部门的工资水平1致起来，这样做既然可以减少对腐败的“需求”，还可以确保能获得最优秀的人来为国家服务。虽然，从个案来看，低薪未必腐败，高薪也未必廉洁。但从总体上来讲，高薪毕竟优于低薪。公务员优厚待遇会使公务员从事腐败的机会成本提高，从而使多数人对腐败望而却步。

（2）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提升腐败者的受惩成本

结合我国的国情，加大对腐败者惩罚力度，主要可采取两方面的措施：1是建立统1高效类似新加坡、香港那样的专门的惩腐反贪机构，赋予其独立侦查权、逮捕权、起诉权，使其有较强的独立性，以改变目前我国存在的腐败现象.

第四篇：行业协会防治腐败制度

河北省建立实施市场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防治腐败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为进一步推进市场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防治腐败工作，加大政府监管力度，规范权力运行，加快建立健全防治腐败的长效机制，促进市场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健康发展，根据全国市场中介组织防治腐败座谈会精神，河北省日前建立了市场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防治腐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一、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能。对全省市场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防治腐败工作进行工作部署和组织协调，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按要求、高质量完成工作任务，促进我省市场中介组织、行业协会规范发展，有效预防和治理消极腐败问题。

二、联席会议的组织构成。市场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防治腐败工作联席会议由省政府纠风办、省民政厅、工商局、监察厅、发改委、编办、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国资委、法制办、财政厅、审计厅、物价局、工经联组成。联席会议下设两个专项工作办公室，分别承担市场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防治腐败专项工作。市场中介组织防治腐败工作办公室设在省工商局，行业协会防治腐败工作办公室设在省民政厅。

三、联席会议的工作规则。联席会议原则上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全体会议，由总召集人或常务召集人主持。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或工作需要，可以临时召开全体或部分成员单位会议。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经与会单位同意后以省政府纠风办文件印发上报。

四、联席会议的工作要求。各成员单位要积极参加联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要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主动研究，深入探讨，努力解决市场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建立市场中介组织、行业协会规范发展的长效机制；要互通信息、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

第五篇：如何防治腐败（最终版）

如何有效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

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其实质是一种非正式的获取政治影响的过程。腐败现象根源于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它与我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对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严重的破坏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那么，如何加强法制监督，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问题呢？

首先，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民主法制不断健全，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加大预防力度的条件基本具备，时机比较成熟。我们必须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做到治标与治本、惩治与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坚持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其次，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抓好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做到关口前移，防范在先。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再次，要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依法办事依法行政。“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要建立健全一整套规范权力运行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与此同时，要确保各项法律法规，尤其是有关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法规制度的实施。现在有些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的发生，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法规制度，而是不执行或不认真执行，使这些法规制度成了一纸空文。要依靠法制反腐败，就必须保证各项法规、制度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最后，要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把教育这个基础抓好抓实。要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形式，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同时，要面向全社会开展廉洁教育，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为搞好反腐倡廉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