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腐败是个社会问题[推荐阅读]

第一篇：论我国腐败是个社会问题

论我国腐败是社会问题

我认为，腐败是一个社会问题。

一、腐败与社会价值冲突

腐败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其核心就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这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价值冲突，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二、腐败产生的原因

社会监督机制的的不完善，法制体系不健全，腐败分子之间的相互配合，社会不良因素的引诱，个人对于权利欲望、侥幸心理的存在。

三、腐败的涉及范围广

腐败主体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腐败之风由个别领域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腐败行为由个体行为发展为有组织群体行为，腐败之风由个别领域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也就是，基本上各行各业都充斥的腐败的现象。这给整个社会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四、腐败给大众造成影响

腐败行为的出现意味着公共权力的滥用，在给少量人带来利益的同时必然会给另一部分人带来损失，由此产生不公平。这种分配的不公会引起大多数人的不满，因为拥有腐败机会和腐败条件的只能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要么不腐败要么不可能腐败。因此腐败者的腐败行为就成为社会公平的巨大威胁。影响着社会大众群体。

五、腐败影响社会连续性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腐败成为了我国最大的社会污点，不仅造成各种经济损失，而且还构成对公共权力主体的合法性的严重挑战。如果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就会积重难返，不仅会影响到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而且还会加深社会矛盾的积累, 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久而久之，将逐步蚕食并摧毁人们心中的法律和道德长城，法律和道德长城一旦垮塌，就会在某一特定时期，在特定思潮的引导下突然释放，从而贻害于社会。

六、对于腐败，可以做什么

我们既要清醒地认识当前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和反腐败任务的艰巨性，也要客观地对待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不能因为无法迅速战胜腐败而丧失信心。

（一）学习西方的经验

1、严格的反腐败法律

2、专设监督机构

3、政务公开与财产申报

4、舆论监督

（二）我国对策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2、深化体制改革，强化监督约束机制

① 首先要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

② 建立健全权力监督机制

3、提高权力运作过程的透明度，实行政务公开

4、提高权力腐败的风险和成本

5、完善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建设

第二篇：女知青遭遇性侵犯在当时是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女知青遭遇性侵犯在当时是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七十余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不是陈腐性裂痕，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在微博和论坛里被疯狂转播;同时，其真实性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有一些质疑看起来也很有道理，譬如：“

1、大学体检竟有妇检且做数字统计?

2、全国知青总数约1600万，安徽哪个县能分得数万知青?„„这些质疑站得住脚吗？这则故事，是真的吗？网络上的各种流传，在交待史料来源时大错特错微博、论坛以及纸媒网站，在转载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并交待史料原始来源的时候，无一例外都说是来自邓鹏教授编著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甚至有纸媒网站刊文，直接注明文章的作者就是邓鹏先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事实上，这则故事的原始来源，是一篇1991年发布的报告文学，与2009年才出版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毫无关系。微博传播，全都注明史料来源是邓鹏《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邓鹏先生是一位60年代的老知青,现为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教授，编著有知青回忆录系列《无声的群落》。微博在流传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时，将原始史料来源，全都归在邓鹏先生名下。如图所示：这则故事被广泛传播，与一篇名叫《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 女知青失身惊动党中央》的文章有直接的关系，许多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将文章的作者错认为是知青学者邓鹏教授。如图所示：

网站在转载相关文章时，错得更离谱，直接注明这则故事的原始来源是“邓鹏”。文章中有一段很离奇的“注”（黑体部分）：“我（本文作者邓鹏）所下乡的地方虽不是建设兵团，却也查出了问题。我们乡的党委书记以谁满足他的要求，谁就可回城为诱，和乡里的多个女知青发生了关系，事情败露后，尽管他有一定的后台，但死罪免了，活罪难逃，去监狱关了好几年。”编辑遍查《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篇署名为“邓鹏”的文章。

真相：这则故事与邓鹏教授毫无关系，而是出自一篇1991年的报告文学《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 女知青失身惊动党中央》这篇文章，根本就不是邓鹏先生编著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中的内容，至于那个将文章作者定为“邓鹏”的离奇的“注”是谁给加上去的，以及这篇文章的真实作者是谁，是件很难考证的事情。不过，邓鹏先生此书出版时间是2009年10月，而编辑在查索源头的时候发现，早在2008年天涯论坛上就出现了相同的内容。有意思的是，该帖子中这一句——“我所下乡的地方虽不是建设兵团，却也查出了问题”——并没有那个离奇的“注”。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与邓鹏先生及其著作毫无关系，是完全可以确认的。那么，这则故事的原始来源，究竟是什么呢？编辑力所能及，所能查找到的最早的来源，其实是一篇报告文学。该报告文学名为《被亵渎的青春》，作者“丁雨雨”，收录在一本名为《拥抱战神的孩子们》的知青报告文学集里，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该文描写道：“有些女知青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大夫惊讶地发现，二十余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旧性裂痕，再准确点说，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除了女知青的数目存在差异以外，其余描述与微博及网文完全一致。在没有找到更早的来源之前，可以暂时认为，这份报告文学，就是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的原始来源。来源虽然是报告文学，但故事并不见得就是假的知名媒体人黄章晋先生在微博上对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提出了四点质疑：

1、大学体检竟有妇检且做数字统计?

2、全国知青总数约1600万，安徽哪个县能分得数万知青?

3、据统计，75%的工农兵学员是特权家庭或有背景家庭;

4、下乡知青依然是高等人，每个公社都有知青办，当时对诱奸、调戏女知青的处罚通常极重。就编辑所获得的资料来看，上述几点质疑，其实都站不住脚。

女知青返城上大学被要求检查“处女膜”是实有其事的当年女知青返城上大学到底要不要被检查“处女膜”?有没有数据统计?答案是：在许多地区，要检查，有统计。编辑查到一份知青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各公社推荐出来参加高考的知青都到县里集中，先是在县医院进行体检。我们先测了身高、体重、视力，再是量血压、听心肺，又过了五官科，现在另一个科室门口的长凳上等候。我见凳上坐的全是女知青，没有男的，检查完毕出来的人又是一个个脸通红的，不晓得这科室里检查个什么名堂。„„我慢吞吞地爬到检查台上，直直地躺下。‘脱下裤子，快!’那穿白大褂的女的走过来，带橡皮手套的手上拿了个亮闪闪的器具及一把手电筒。我难为情地脱下裤子。‘屈起膝盖，叉开腿。’她话讲得飞快，动作也飞快，把手中那个器具往我两腿中间冰冷地插了进来。我的天，她这是干吗呀?„„后来与其他女知青‘咬耳朵’，才知道所有的女知青，必需通过这道‘处女膜’检查，才能参加文化考试。检查有问题的个别人，暴露了隐私，丢了脸面，罪人似地回生产队去了。”(康雪培，《常家庄插队生活纪实》，收录于《三色土·旅美知青的故事》，休斯敦知青联谊会主编)编辑还查到一份1979年3月17日《湖南省劳动局、湖南省卫生局、湖南省高等教育局、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关于不准检查女青年处女膜的通知》的文件，该文件称：“近来，各地反映，有的单位在招工、招生、征兵，吸收国家干部体检时，要检查未婚女青年的处女膜;有的在审查两性关系案件时，要检查女方处女膜，还有的甚至在逼死人命后还要检查尸体的处女膜。把处女膜松弛和破裂作为不能录取女生，女兵，女职工、女干部的条件和乱搞两性关系的定案依据。这样作，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有的女青年未被录取，本人和亲属都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有的蒙受冤屈，甚至含冤自尽。为了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杜绝这类事件再度发生，特作如下通知„„”(《检察手册(1978—1981)》，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粗体为编辑所加。)湖南如此，全国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年5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局”转发了湖南省上述《关于不准检查女青年处女膜的通知》，通知说道：“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局：现将湖南省劳动局、湖南省卫生局、湖南省高等教育局，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关于不准检查女青年处女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你们通知所有医疗单位，‘凡是在招工、招生、征兵、吸收国家干部或处理两性关系案件时，一律不准检查未婚女青年处女膜’，违反这一规定的，视其情节，严肃处理。”(《检察手册(1978—1981)》，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粗体为编辑所加)可见，招生、征兵检查处女膜，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安徽某县有数万知青并非不可能至于安徽某县是否可能存在数万知青，编辑手头没有安徽各县的县志，故未能查到各县具体安置的知青数量，只能说：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为什么呢?据金大陆、金光耀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所提供的数据，安徽全省共安置了72.55万知青，安徽现在是56个县，当年区划可能略有出入，但差距不会太大，平均每县万余名知青，并不奇怪，某些县多一些，有个两万多乃至三万，也是有可能的(某县两、三万知青是很常见的，譬如据《丛化县志》记载，广东的丛化县就安置了2.43万知青);况且知青也并不是平均分配到各县的，条件好的县乡知青云集，穷山恶水则比较寥落，是很常见的现象。安徽某县有数万知青，并不奇怪。黄章晋先生的第三、四条理由，意思似乎是说女知青相对于下乡所在地的民众乃至干部，仍然是存在身份优势的，是相对强势群体，故而，这类“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事情虽然存在，但并不具备普遍性(编辑的理解，如有误，欢迎纠正)。但从各种官方披露的资料来看，女知青遭遇性侵犯，在当时的“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占据着最大的份额。譬如，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上海审判志》记载：“197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下发了文件，要求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对强奸女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行依法惩办，对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判处死刑。1973年9月～1974年底，全市法院受理破坏上山下乡案件364件，其中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的案件占90%以上，受害者有487名。上海县上山下乡办公室1名工作人员，1968年以来利用职权，威逼利诱，强奸女知识青年3名，奸污、猥亵16名。”另据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记载：“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可见女知青当年遭受性侵犯，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具体到安徽，全省“破坏上山下乡案件”当中，对女知青的性侵犯占了一半以上具体到安徽女知青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据刘小平《安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述评》(原载《安徽史学》)一文记载：“上山下乡过程中，给知青的生活带来的不幸是不能否认的，其中残害下乡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其中以逼害女知青为最。据怀远县1969年到1973年统计，共发案94起，案由基本是：利用职权，以帮助招工、升学为诱饵对女知青进行奸污，或趁人之危进行强奸，或以物质引诱，以关心生活为幌子。”“据1975年统计，安徽全省破坏上山下乡案件中，强奸、奸污的有319起，逼婚、诱婚的有61起，殴打、捆绑的有118起，杀害的有5起，非正常死亡的有82人。”如此，可以说，专题开篇所引述的安徽某县“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这一故事，绝非空穴来风。结语：上山下乡是一场悲剧；女知青的遭遇则是悲剧中的悲剧。如何面对和反思这样的悲剧?这其实涉及到整个文革的历史真相，并不是

一、两期策划所能讲清楚的。这里只强调一点：在女知青的肉体上狂欢的，在农村不是农民，在厂矿不是工人，在部队不是战士„„是谁呢，是那些基层权力的实际拥有者；那十年里，谁是权力的实际拥者呢?是从上而下的各级“革委会”。所以不难想见，当这些案件被送入基层革委会后，其结局会如何；也不难想见，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女知青们其实没有选择；更不难想见，何以大量的强奸案，会被办成“通奸案”„„

第三篇：论我国当前腐败现状及治理对策

论我国当前腐败现状、原因及对策

高美君 摘要

腐败现象是中国社会最具破坏力的社会问题之一，关系着人性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社会任务。十八大指出“坚定不移反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腐败行为已给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健康运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和损失，并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文在对我国近几年腐败状况进行总结概况，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探索出积极有效的反腐败对策，从而促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

关键词：腐败 现状 原因 对策

正文

腐败，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一个政治现象，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腐败的危害。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一、我国腐败的现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内外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腐败问题一直存在。自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贪官污吏便开始大大增加，屡禁不止，近几年来，情况更是严重。

2004年5月28日，公安部发布消息称中国外逃贪污受贿嫌犯共有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人民币。2004年中国涉及贪污的金额高达4090亿元人民币至6830亿元人民币。

2005年9月28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反贪腐倡议”研讨会上发表报告指出，随经济改革，中国的贪污问题日益猖獗。

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查处了省部级官员十六人，平均一年三人，这些贪官大多数包养情妇，如***、王立军等。

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6月15日刊发《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2008年6月之前外逃干部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中国13亿人口人均被外逃贪官掠走610元人民币。

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出版的《反贪报告》中引用有关部门统计1988年-2002年的15年间，外逃资金共1913.57亿美元（1.5万亿元人民币）。

监督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2年12月5日公布2012年全球廉洁指数，涉及176个国家或地区，中国大陆仅得39分，位列第80。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我国的腐败事件不仅越来越多，而且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现象非常严重。腐败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危害着人民的利益。腐败分子不仅自己通过贪污受贿侵占国家资金，而且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使国家巨额资金和大量财产流入不法分子手中。更为严重的是，腐败分子以权谋私，权力进入市场，直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倘若任其滋生蔓延，泛滥成灾，必将严重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导致国家经济的崩溃。腐败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腐败压制群众的民主权利，腐败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二、腐败产生的原因

要治疗一种疾病，必须搞清他的病因；要除掉一批毒草，必须铲除它们的深根；要想彻底清除腐败，我们就不得不搞清腐败产生的根源在哪里？

（一）文化传统的影响

贪赃枉法、行贿受贿、腐化堕落，是历史上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产物。在所有制社会，权力是剥削阶级用来剥夺劳动人民财富的手段。尤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做官和发财形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长期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给予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即做官者以种种物质利益，并赋予他们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的特权。这种封建糟粕是今天的腐败思想得以产生的历史渊源。

（二）人的欲望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正是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欲望和弱点，在强烈的利益要求驱动下，一些利欲熏心者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攫取财富，腐败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我们的少数官员正是由于面对金钱和权力的诱惑，无法很好的把持自己，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一步步走向腐化堕落。一些不法私营企业主为了谋取暴利，逃避法律惩罚，更是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等方式拉拢腐蚀领导干部，时不时发生权钱交易的腐败案件。还有某些党员干部在经济上贪得无厌，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私欲极度膨胀，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手段，不择手段地侵吞国家财产。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

监督就是制约制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规则公平、过程公开、结果公正。现在对腐败的监督类型很多，有法律监督、纪委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领导监督。一般单位都有三条监督线，单位系统直接监督，行业协会专门监督，纪委监察上级监督，少数单位还有检察机关预防监督。这些监督实质的问题是权力监督还是权利监督。而权力监督大于权利监督。为什么党员联名举报、群众集体上访的问题大多没有结果，引不起重视，虎头蛇尾，大事化小，压而不查，查而无果，就是因为党员群众监督是权利监督，力度不大，不如领导批示查办和纪检部门、反贪部门立案查办。现在监督有个弱区，我说它是弱区就是权力机关介入少，很谨慎，受限制，有条件。比如单位的一把手和地方党政一把手，不是说当地同级的纪委、检察院想查就查，举报必查，而是有层级规定和职级规定。但是还有一句话，监督是弱区但不是盲区，不是说绝对没有人管、没有人查，而是要由上级纪委和上级检察院查，要备案，要审批，要研究，要权衡。因此，在监督方面，就出现了上级监督太远，难以发现;同级监督太软，不敢碰硬;群众监督太难，不知底细的问题。所以，职务越高，级别越高，层次越高，背景越深，查处越难，阻力越大，干扰越多，处理越难。这就是机制性束缚，影响了反腐败的深入和力度。

（四）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突击搞运动、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通过把外在的价值标准内化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行为有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一般政策性规定所起的作用也有限。十几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发布的反腐倡廉的文件、通知等数不胜数,腐败之风并无收敛之迹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论说服教育还是道德约束,都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为后盾,一般政策性规定的强制力也十分有限。而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 规范,它不仅有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的功能,也有内化的特性，可以使只顾个人需要而不顾法律的规范要求的行为受到惩处。但是，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所以，一方面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对一些现象失去了辨别是与非、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五）低薪导致腐败

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则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

三、预防措施及对策

如果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就会积重难返，不仅会影响到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而且还会加深社会矛盾的积累, 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久而久之，将逐步蚕食并摧毁人们心中的法律和道德长城，法律和道德长城一旦垮塌，就会在某一特定时期，在特定思潮的引导下突然释放，从而贻害于社会。

（一）加强教育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我们主要通过二个方面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教育在这里主要指对党员干部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其核心问题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真正过好“名位关、权力关、金钱关、色情关和人情关”拒腐防变。努力使领导干部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纵观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我们不难发现，没有哪一个腐败分子是从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一步步的走向堕落的深渊，最终成为人民的公敌，社会的败类。这与其自身的修养休戚相关。

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自以为是，一方面自己不主动学习，提高自身的思想修养和政治素质；另一方面以各种理由、借口，推托组织上的各种理论学习或者不重视，只当耳旁风。这种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最终导致原则立场不坚定、政治素质不过关、思想作风不健康，这就给了投机者以可乘之机，以金钱、色情等手段进行诱惑、拉拢和腐蚀，使得腐败现象得以滋生延续。所以，必须加强领导干部的教育与自我教育。要加强教育，注重预防，筑严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把讲理想，讲信念作为永葆党员行进性的根本要求，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体现在反腐倡廉的各阶段、各环节。

（二）以法律保证反腐

在我国反腐败的历史上，曾经历过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后，鲜明地提出了“反腐败必须依靠法制”的重要思想，反腐败斗争“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法制是保障。以法律保证反腐，一要完善法律体系，二要严格执法。

1、完善法律体系

坚持以法制反腐的首要前提是有法可依。在宪法的框架下，我国已制定出《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但总体来说，廉政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地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在现行法律法规多为事后惩戒性，缺乏事前预防、事中监督的法律法规，党纪党规比较多，但大多未能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为此，根据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快制定出《廉政法》、《反腐败法》、《新闻法》、《公职 人员财产申报法》等。

2、严格执法

习近平指出：“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为使司法机关真正发挥其作用，就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理顺党的领导与司法权行使的关系，防止党委、政法委借口党的领导对司法工作横加干涉；加大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界定人大监督制约的范围，实行的严格的人大对司法人员的认知和罢免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重新构建司法辖区，建立各级财政经费保障体制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不良影响；建立司法人员考试录用、分类管理、选拔任用等制度，保障司法人员有健康的成长途径，建立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专家型职业队伍；改革司法机关管理体制，发挥司法人员的积极性。

三、高薪养廉

趋利避害，是动物的本能，人更是如此。如果高新满足了公务人员物质上的需求，他们便不会在冒着犯罪的危险踏上贪污腐败的不归路。因为他们不仅是公务员，在本质上他们也是人，在理性的分析之下，权衡事情的利害关系，从而做出对自己做出损失最小的决定，是自己获得的利益最大化。对于一个有理智的人而言，在有高薪的情况下，不会糊涂到为了那些自己从正当途径就可以得来的钱而去违法犯罪的。新加坡正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例子，该国利凭借处于亚洲领先水平的公务员薪酬，再结合其公务员自身的高素质，创造了一个亚洲公务员的廉洁神话。从人的心理角度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些公务员所需要的钱，如果是用高薪这种正当的方式得来的，就会让他们用的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不管怎样，自己凭良心得到的钱，花的安心，用着心里也踏实。因为不必去担心用贪来的黑钱去买东西，会被监督机关查出来、会被别人举报；不必每天提心吊胆、害怕有一天会东窗事发；也不必在每每躺在床上时，辗转反侧、唯恐夜长梦多。是的，这种种不安的表现，正是因为这些钱来的不干不净，让其藏着脏眼、拿着脏手、花着脏心。更何况，做人是要讲良心的，古语云：人之初，性本善。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人，无法做到心安理得的去用这些贪来的钱。因此，高薪养廉也是一个有效地措施。

参考文献

《学理论》 2012年第18期 《腐败的发生机理及腐败风险的预警》 李宏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列表》 维基百科

王焕章 《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吕鹤云 《国家廉政建设》，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第一版 新华网 《十八大代表纵论“坚定不移反对腐败”》 2012年11月10日

新华社 《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 2013年01月22日

第四篇：中国社会问题评论—-学术界的腐败

中国学术界的腐败

学号：103711120姓名：赖瑞林班级：机电院C9班 随着近来大量的学术论文造假事件的暴光，一个鲜为人知的腐败问题赤裸裸的暴露了出来—学术腐败。在此我也想谈谈我个人对学术腐败的一些浅见。

腐败问题可以说是人们耳熟目染的问题。可以这么说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大问题，所以在中国现实社会很难找到一块净土了。可是要说起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相信很多人都没怎么听过。因为学术这个东西跟广大老百姓的生活或许衔接的比较隐含，不是那么的直接。在我读研究生之前我也一直单纯的认为学术界应该比较纯洁，一是可能跟官场的政治和商界的经济有所不同；二是搞学术研究的学者起码素质是比较高的。但当我开始接触学术界这个圈子里的人和事，我慢慢发现圈里圈外都是如此啊。

但是往往是我们越不熟知的东西越可怕。学术腐败是中国社会的心腹大患。学术腐败不仅危害学术界本身，它还危害整个中国社会，并且腐蚀中国的下一代。这么说当然是有理由的，首先，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侵蚀的主要是一个国家的物质基础，腐败分子侵吞的是社会的物质资源。而学术腐败则不同：它不仅侵吞物质财富，它还腐蚀一个国家的智识基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不仅如此。“学术腐败是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势力的宣传部、后勤部、培训部，他们为社会上的腐败势力造舆论声势，给他们提供精神给养，为他们培养后续人材。”腐败的中国学术界正在通过教育这一最有力的方式，名正言顺地腐蚀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治理好，但只要学术腐败继续存在，其他社会腐败现象就会象扑不灭的野火一样，有随时随地爆发、复燃的可能。学术腐败不除，中国，中华民族的崛起就永远也难实现！

接下来不得不谈谈学术腐败的原因了。中科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杨弘远认为有四条原因：学风与学术道德教育贫乏、学术民主空气淡薄、学术道德法治空缺、政策导向有偏误。这些根源是什么呢？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与整个社会急功近利、追求名利的风气比较盛行很有关系。”有人把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归咎为政府投入过低。还有人则把抄袭剽窃的部分原因归咎于“学术交流不畅通”。更有甚者把学术腐败归罪于“体制”及缺少舆论监督。

但是中国目前的“学术学风”、“科技体制”和“政策导向”等等这些是谁主导的或者制定的，恰恰就是当前这些学术界领袖们自己。不从自身寻找原因，反倒千方百计地把责任推给外界，正说明中国学者的集体和个人素质是什么水平。学术腐败只是中国学术界问题的表象，学术腐败的根源是中国学术界学术水平低下。当然我不排除有专家有学者的学术水平相当可以，但就整个中国学术界而言，水平实在不容乐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近几年来名单剧增比大学扩招趋势有过而无不及。关于中国学术界水平低下的实例枚不胜举也就不举了，实在没什么好说的。还有学术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是

人而不是钱。设想一下，一个没有创新本领的人，难道能够因为拥有了巨额金钱就突然间获得了创新的能力？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相反，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按照定义，都是那些能够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的人。而且中国对科学研究的投入有资料可以显示其资金之庞大绝不亚于欧美发达国家。

而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不言而喻是学者个人素质低下。至于学者个人素质低下的事实就不用多说了，因为这样的实例太多了。现在要说的是什么是素质呢？素质它的实际含义有两层：首先，它是生理学和心理学概念，即所谓的“遗传素质”；其次，它是教育学概念，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基本品质结构，包括人的思想、知识、身体、心理品质等”。说得明白一点，“素质”就是指一个人的道德水准，知识结构，文化修养，以及各种不同的能力。目前中国社会流行的“素质”概念，基本上是教育学意义上的。

那么，学者是什么样的人呢？在《辞海》上，“学者”的定义有两条：①求学的人，做学问的人；②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人。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认为，学者的个人使命就是追求真理，他的社会使命则包括教育同代人和后代，以及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因此，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

最后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学者应具备以下几点：孔子的学识；屈原的胆识；蔡元培的人格；胡适的见识。

科学的基础就是理性思维，而人类进行理性思维的动机就是要寻找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很大一部分就是对自然现象的困惑。很显然，在科学处于萌芽状态的古希腊，对自然现象的探讨并不一定能够带来象今天那样的物质财富。这也是科学研究的另一个属性：没有功利性，它是人类处于“自由”状态的纯粹的精神活动。

所以，一个科学家的基本素质就是要具有好奇心，这是他追求问题答案的原动力。第二，他要具备进行理性思维的能力，这是他能够达到彼岸的唯一途径。第三，他要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因为物质因素的考虑能够破坏一个人的好奇心，并且使一个人拒绝理性。第四，科学是人类学术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一名科学家也必须具备一名学者所应该具备的人文素质：道德修养，文化知识，独立人格，以及自知，自尊，自律，自省，等等。

事实是，无论是学术腐败也好，还是学术水平低下也好，它们所反映出的实质都是学术界人士的素质问题：没有搞学术的毅力，没有搞学术的能力，没有基本的道德修养，最后任凭自己的私欲恶性膨胀，于是发展成学术腐败。

那么，人们很自然地要问：中国的学术界还有救吗？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这是因为，目前的学术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成体系的系统。它既不对政府负责，也不对社会和人民负责。更重要的是，它对自己也不负任何责任。但是学术界的问题关系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所以说必须要做大的文章。借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摸着石头过河”是没错的，但是小打小闹，隔靴搔痒是没效果的。

必须从带头大哥两院院士下手。院士制度纯属扯淡，比中国的免检产品还荒唐。院士们实际上是集有形和无形权力于一身的，中国目前学术界官气浓厚，霸气嚣张，匪气十足，无不与院士有关。所以说中国学术界要怎么整治，最最关键所在当然是擒贼先擒王，至于其他的就都可以慢慢来解决的也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总之，要想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学术界，首先必须消灭那些制造了目前这些“中国学者”的环境和土壤，然后着手培养出一代代的新人。以教育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培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人。他们能够拯救的何止是中国的学术界，他 们会把整个中国推向峰巅。

第五篇：扶不起的老人是社会问题

谢谢主席

那让我先说明一下这个问题的出处。

2006年，青年彭宇因为扶老人反被讹诈，法院判决他赔偿老人4.5万元，理由是：不是你撞倒的你干嘛去扶。从此之后老人该不该扶成了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与此同时扶老被讹的事件相继报道，不胜枚举。

这个简单的现象实际上是社会问题的放映。法院以如此简单的理由判断彭宇的赔偿，而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这表明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存在漏洞，法律并非真正的正义和人民意志的体现。

另一方面，敬老爱幼本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现在社会上居然广泛的质疑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做，这表明了传统美德不再被人坚守，法律不再被人相信，“好人有好报”这样以往的“公理”也不再有人坚持。

再者，大众传媒是社会价值取向的风向标，媒体的焦点更能集中反映社会思潮。媒体大量披露这些事件恰恰反映了社会道德与法律准则受到破坏这一尖锐的社会问题，媒体报道的内容必然合大众的胃口，这也准确的反映了社会美德接受质疑这一痛心的社会现象。

综上所述，社会上出现了道德信仰严重缺失的问题，而表现在“扶不起的老人”身上。进而言之，公民对“做好事”本身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而且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不得不说是道德的沦丧。

既然好事不敢做，道德不实行，那么今天老人不敢扶，明天有可能孩子摔了不敢扶，东西丢了不敢送，涉及利益的“好事”都做不成。

反观许多西方现代发达国家，那些国家就不存在“扶不起的老人”之类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健全的法律制度，坚定诚实的执法态度和人人信奉的道德信仰。而这恰恰是我们整个社会需要改进的地方，“扶老案”在我国发生不得不说是我国社会出现的普遍问题。

由此可见，单纯的将“扶不起的老人”看做个别人的偏激行为来解释法院，大众以及媒体的反映很明显是片面和不准确的。没有社会大风气的沦丧能有这样极端个例的出现吗？难道你认为拥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个人素质比不过欧美国家吗？笼统的用个别问题来解释同时出现的普遍社会现象请问有什么根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