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官·公诉人·辩护人在法庭调查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官·公诉人·辩护人在法庭调查中的地位和作用
时间: 01-24 13:57 作者:姜伟 张军 田文昌
1.法官、公诉人、辩护人在法庭调查中的地位
张军(以下简称张):刑诉法修改以后,从法律规定看,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案件,法庭调查的方式比以前有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主要是法庭讯问被告人、出示证据、庭审质证等和以前有明显不同,突出了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作用,其中主要是突出了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对被告人的讯问,对证人的交叉询问,以及举证示证等。
就法官在法庭调查中的地位而言,按照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审判人员可以讯问被告人”,但法律没有规定法官在何时、应如何讯问被告人。我认为,应对此作全面理解,首先由控辩双方进行讯问,法官能不问则不问,只有在控辩双方问完了、法官如果认为还有没问清楚的问题,且可能影响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时,才进行讯问。如果认为控辩双方已经问完了,问清了,法官就可以一句不问。庭审质证,依法应该由控辩双方举证,首先也应由控辩双方向证人交叉发问。法官认为仍有不清楚的问题,才可以直接向证人发问。也就是说,刑诉法修改后,法官主要是听审。
姜伟(以下简称姜):刑诉法修改以后,角色变化最大的,一是法官,因为法官成了仲裁者;二是检察官,检察官庭上举证的责任加重。而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公诉人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变化,在观念上还没发生转变。比如有的公诉人在作庭审准备的时候,将大量精力放在法庭辩论上,而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法庭调查上。我认为,庭审改革对公诉人来讲,已经把庭审的重心移到法庭调查阶段。即主要论证为什么被告人有罪,当然其中涉及法律怎样适用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将指控犯罪的证据组成一个体系,达到定罪的证明标准,因此,公诉人举证、质证时的说理性至关重要,这是公诉人参与庭审的重点。
田文昌(以下简称田):在新的审判方式中,审方由主动问案变成了以听案为主,控辩双方也有变化,对辩方来讲,我体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及时质证。在过去的审判方式中,控辩双方的作用似乎主要集中在法庭辩论中,法庭调查好像不是太重要,主要是法官在问,控辩双方适当地有一些交叉询问,对抗性和主动性都不太明显。所以,庭审调查中控辩双方的作用都不够充分。与这种庭审方式相适应,控辩双方所注意的重点主要是法庭辩论,对于调查质证往往不够重视。但在新的审判方式中,由于举证和质证主要是由控辩双方交叉进行,那么,及时质证对于控辩双方,特别是对于辩方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在庭审改革以后,有些律师没有及时调整辩护思路,就难免出现质证不及时或者忽视质证作用的失误。例如,在控方举证之后,有的律师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异议,或者认为当时不说也不要紧,反正在法庭辩论时还可以反驳。但是,有的法官在辩方明确表示没有异议后,对于该项证据当场就表态予以认定。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就陷入了很被动的局面。所以,不要轻易讲没有异议,一定要认真听取和分析对方的举证,包括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然后及时地发表意见,表明态度。目前庭审重点很大程度上体现于法庭调查阶段,原来是去法院查阅全部案卷,心中有数,现在却不同了,因为事先并不了解全部案情,更不能全面地了解证据内容。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把以前在幕后了解和分析的东西全搬到法庭上来,当庭了解和加以鉴别,所以,法庭调查中及时质证就显得非常重要。
第二个变化就是质证和辩论交叉进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在过去的审判方式下,经常是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截然分开,先调查后辩论,所以在法庭审理中经常出现失控的情况,常常在法庭调查阶段发表辩论的观点,却遭到法官制止,说这个问题留到辩论阶段再谈。这说明旧的庭审方式有很大的弊端。新的庭审方式克服了这种弊端,将一部分辩论内容前移,溶进了调查质证之中。在法庭调查质证中有针对性地进行局部辩论,简要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这个问题很重要,控方和辩方都必须注意到这个转变,因为将部分辩论内容前移,在质证中允许辩论,是新的审判方式的客观需要。不这样做,就不利于法庭准确地认定证据。
2.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的关系
姜:讲到这个问题,我想谈一个观点。我同意田律师讲的,在法庭调查阶段就存在辩论,这是相互交流的过程,但这种辩论和后边的法庭辩论在范围上应有所界定,不能转移主题,不能本末倒置。按我理解,法庭调查的辩论应该围绕某个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或关联性进行辩论,不能就整个证据体系应该得出什么结论,根据这个证据应如何适用法律进行辩论,这样会远离主题。法庭调查的特点是一个一个证据来举证,但是案件结论应该在所有证据举完之后最终得出。能不能在举单个证据时便就整个案件去辩论?显然不行。就单个证据是否客观,是否合法,是否关联形成一致的意见,这就是质证的问题,质证本身就有辩论的意义,但辩论的内容应局限于某一个证据或一组证据。
田:就是说调查和辩论有交叉、有交融,但是这种辩论是局部性的和针对性的,针对性要强,不能超越一定的范围,最后的辩论是总结性、概括性的综合论证。法庭调查时的辩论要有具体性和针对性,这本身就加大了控辩双方辩论的难度。原来可以事先写好辩护词,只是在辩论阶段作一个系统发言,现在不可能事先准备好系统、完整的辩护词,并且又在质证中阐明了一部分辩论观点,所以,法庭辩论阶段需要的是一种高度概括的总结性发言,而这种发言又不能过多地重复前面的观点,这样就对控辩双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姜:对。双方应变能力要更强,对案情要熟,对证据的形式和内容更要熟,这样有助于审判长加深印象。
第二篇:谈谈传承人在非遗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
谈谈传承人在非遗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传承人目前的生存现状和保护情况
1.冰火两重天:近年来民间文化传承人的传承状况、遇到的问题及困惑,放一块儿谈,一句话:冰火两重天。火的方面是那些产品有销路,他们办起了公司、招工人、开起了商店,如陶瓷、刺绣、雕塑、制剑业。但这部分人是少数行业的少数艺人。大部分民间文化后继乏人,传承人靠手艺连自己也养不活,更谈不上致富,无人愿跟着学,即使传承人想招外姓人授德传艺,也无人愿学。如郑州“猴加官(冠)”艺人老曹,已80多岁了,通过媒体公开声明愿免费招外姓人为徒,传授制作技艺,却无人愿跟着学。
2.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一是后继乏人;二是知识产权纠纷。1956年私合营时留下的历史问题,改革开放允许私营经济后,以及受到保护后,有了名和利之争。家族内部的纷争,兄弟反目。相关利益集体和个人争抢传承人资格。三是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盲目拆迁、合村,对古村落和古民居的毁坏。四是自然环境污染,造成人们不愿、不敢品尝地方小吃,不愿、不敢直接接触手工艺品。
3.河南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河南前后4批共有84名国家级传承人,分布在民间文学、民俗之外的8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之中。全国4批非遗传承人共1986名,平均每个非遗项目约1.63人。我省非遗传承人约占全国总数的4.2%,高于各省平均人数(58.4人)。河南非遗居国家级项目平均拥有1.15个代表性传承人,略低于国家级非遗项目平均人数。我曾做了一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分布表:①民间文学的国家级项目有5项,民俗有8项,而传承人缺位;②戏剧类国家级项目有17项,平均每个项目2.5人;传统音乐平均每个项目1.6人,传统舞蹈平均每个项目0.5人,曲艺平均每个项目1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平均每个项目1.6人,传统美术平均每个项目0.9人,传统技艺平均每个项目1.7人,传统医药平均每个项目1.5人。
4.河南省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自2008年公布第一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来,每两年评定一批,221人入选。2010年评定了第二批231人入选。2012年第三批189人入选,三批共计641人。
在省文化厅2008年公布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之前的2005年3月,省民间文化抢救工程领导小组按照中国民协的部署开展了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的调查认定、命名工作。2007年7月25日,由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联合命名了76名省级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名单。当年11月,在郑州召开了命名大会,冯骥才、孔玉芳等领导亲自向传承人援牌。其中28人于2007年6月被命名为国家级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介绍76名杰出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图书《薪火》,于2010年5月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5.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情况:从2006年起,国家对部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予以了补贴,数额少则二三十万,多则数百万。从2009年起,国家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补贴每人每年8000元,第三年提高到10000元。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每年有10000万元补助,而河南省的省级和省以下传承人还没有任何补助。而陕县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发文明确表示从2013年元月起,对10名省级传承人每人每月资助传承经费400元,49名市级传承人每人每月资助200元,在72名县级传承人中每年选出10名优秀传承人,每人奖励1200元。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保护,对其生存、生活提供保障,通过资助和奖励,能使其主动开展授徒、传艺、交流和传统节日表演活动,搜集整理、出版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保持原真实性的前提下,不断创新发展、打造独具地方特色和传统文化内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
6.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错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初始阶段,是先确定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然后再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以项目带传承人,项目是一个,而传承人和传承主体可以是多个。这是符合非遗实际情况的。初看起来,这样做没什么问题,但实行几年后,问题出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差别是其“非物质性”,即活态存在和活态传承。这个“活态”
就是传承人。只要把传承人保护好了,他就可以制作出更多产品(服务、演出、制品),可以传授给更多的徒弟。静态地像保护文物那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只适用于那些已经被历史淘汰或即将被淘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果把扶持资金的大头放在项目上,似有见物不见人之嫌。所以应该确立起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首要位置,进而确立起传承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这就像鸡和蛋的关系。保护好了鸡,它就会多下蛋。
二、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
1.确立传承人在民间文化中人的主体地位:民间文化传承的内在规律是“活态”存续。其载体主要是传承人。保护住了传承人,也就保护住了民间文化;扶持了传承人,也就是传承了民间文化。留住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是先救项目还是先救艺人?是把主要精力、财力、物力放在项目抢救上,还是放在传承人身上,不仅是个政策和方式方法问题,而且还体现出对民间文化传承规律的认识,有必要深入探讨,抓住关键。
说一个现象,有些地方花大钱建仿古一条街,什么什么一条街,建民俗村,搞招商,可就是招不来艺人去开店。朱仙镇搞了木版年画一条街,十分的冷清,只有三家去开门面,也是常常关门,其中一家也撤出来了。造成木版年画一条街不景气的原因有很多,让人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什么?如何抢救和保护?纲举目张,纲在哪儿?这个纲就是传承人。
2.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标准、比例及认定程序研究:河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从2008年至2012年认定了三批共641人,其中84人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艺人一旦被认定为省级或国家的代表性传承人,身价倍增,名利双收。所以,现在评选、认定代表性传承人成了一个敏感的事情。但在评选、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的时候,缺乏一个分类别标准,缺乏各类别之间以及同类别中不同项目的结构和平衡系数;认定程序也欠完善。有些老艺人不知道评选传承人这回事,也没钱去请人制作申报材料;有些项目一家上了两代人;有些艺人一旦“榜上有名”后就不再操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事情了。
各级传承人名单的命名应采取倾斜政策:一是在非遗项目上,向濒危项目倾斜,向稀有项目倾斜,向弱势项目倾斜;使每个此类项目都有一个以上的省级或国家级传承人,并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传承人梯队。二是在传承人分布上向民间艺人倾斜,向农民倾斜,向民营企事业传承单位倾斜;既然是倾斜,所占人数比例要超过50%。
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人才培养:国家制定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十六字保护方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六字方针,前十二字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后四字。物质文化遗产的十六字保护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六字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可以移动的或不可以移动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不损害就行;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要活态传承,活态发展。传承发展的第一要素是传承人。
传承人的培养,传统方式主要有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社会传承,现代方式主要有行业培训和学校培养等方式。
(1)家族传承:“百年字号,祖传技艺”常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自诩的词语,也是极为吸引人的广告词。至今,家族传承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主要传承方式。按照旧的族规,家族技艺绝活“传男不传女”、“传媳妇不传闺女”、“传长门不传旁门”。这是时代使然。家族传承也有其优势,可以保持祖传技艺的纯正、正宗、地道,不变异、不变质、不变味。但世代单传往往会造成人亡艺绝、技艺失传。
(2)师徒传承:名师出高徒。社会上谈起艺人的时候,往往会先说起他(她)是某某人的徒弟、高足、关门弟子,说他(她)曾拜某某为师、师从某某人。就像钱币的两面,师徒传承的另外一面,是保守、封闭,仅从行业谚语中就可以窥见一斑:“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徒弟徒弟,三年奴隶”,“能舍钱一斤,不传一招新”,“没得烟与酒,师傅留一手”,“徒弟传徒弟,越传越差气”,等等反映师徒关系的谚语。师徒传承从古至今,是传统技艺、民间演艺、中医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主要传承方式。
(3)社会传承:社会传承又称为集体传承,多发生在民俗以及传统农业生产领域中。其传承特点是集体意识、集体认同、集体行为。在社会性传承中,不排斥家族的、师徒的传承方式。
节令,是典型的民族性传承模式。例如当春节来临时,亿万民众浩浩荡荡“回家过年”,全家团圆已经成为民族共识,甚至是下意识、无意识。2006年,国家在春节之外,又确定清明、端午、中秋为法定节假日,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国家继承和延续。
庙会,是典型的集体传承模式。方圆几十几上百里的民众,认同某位神灵、祖先,认同某项祭拜活动或仪式,他们会世世代代沿袭下来,成为不约而同的习俗、习惯。例如浚县正月庙会,如果谁参加社火队朝顶,必须得连续参加3年。在民众意识里,似乎不去参加对某位共同始祖的祭拜,会产生被族群抛弃的感觉,“数典忘祖”、“数典忘宗”是最耻辱的行为。
传统农业耕作技艺,包括传统渔牧技艺,及其相关的手工加工技艺,已经成为地域的共同知识。俗话“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就是反映这种普及现象。例如中原二十四节气耕作技艺,是千百年来民众智慧的结晶,并且用大量的农谚和歌谣形式一代代传承下来,弥足珍贵。现代农业改变了传统耕作技术和方式,但改变不了二十四节气耕作时序。可以用播种机代替耧种麦,用收割机代替镰刀割麦,但再大的动力机械也改变不了小麦秋播夏收的节气规律。
(4)行业培训:行业培训已经进入了专业领域。同行之间的观摩、交流、切磋、学习,使艺人开阔视野、打开思路、提高技艺、扩大交往。行业培训主要由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开展。面对已经被评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省文化厅从2010年起到2012年,分4批进行了全员免费培训。
(5)学校培养:学校教育是现代培训形式。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校教育最早开展起来的是公办戏曲和音乐学校,搞得最红火的是民办武术学校和杂技学校。
①坚持的戏校。河南那些老的地区大都有戏曲学校,主要为本地剧团培养演员和伴奏员。中央戏剧学院开办有豫剧本科班。但是,不少戏校面临招生难、生源不足的窘困情况。于此对照的是民办戏校兴
办了起来。纳入职业教育和中专教育体系的,国家减免学费、发放生活补贴。
②刚强的武校。民办武校不但在登封和温县林立,在省内许多地方也遍地开花。省体育局于2000年10月6日颁布了《河南省武术学校、习武场所管理办法》(豫体武字〔2000〕053号),规范武校的管理。
③耀眼的杂技明星学校。杂技演员必须从小培养,传统的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杂技院团的需求。成立于1992年的濮阳杂技艺术学校,已经培养出1300多名学员(2010),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杂技团队。2010年,宝丰建立了魔术艺术学校,中专,学制3年。
④璀璨的工艺美术院校。这是院校数量较多而且比较正规的一类院校。在工艺美术院校中或多或少都设置有与民间传统工艺美术有关的专业,几十年来培养出大量的专业人材。
⑤五味调和的烹饪学校。各种各样的烹饪学校、专业、培训班遍地开花,很受青年人的青睐。
⑥为民间艺人评定职称。2007年8月7日,河南省人事厅印发了《河南省民间艺术人才职称评定办法》(豫人职[2007]16号),为从事文化艺术生产活动或以此为创收对象的民间艺人评定职称。民间艺术人才职称评定专业为:民间戏剧、民间曲艺、民间杂技魔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技艺等七大类型。全省民间艺术人才职称分为高级艺术师、中级艺术师、初级艺术师三个级别。省民间艺术人才职称评定工作,在省人事厅的指导下,由省文化厅具体负责实施,省文化厅人事处负责办理日常事务。省文化厅于2007年、2008年和2009年,连续3批为160多位民间艺人评定了职称。2012年,又开始进行第四批民间艺人职称的评定工作。
(6)培养传承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是拥有非遗的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他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政府无可替代,专家委员会不能替代,社会无可替代。
三、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1.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存在于民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归属于某个群体或个人所掌握,也是资源所有者,甚至还是排它的,有“法人”的地位。人们习惯于顺着文物古迹保护的思路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将政府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者和传承主体。实际上各级地方政府以及政府机关都不能作为申报主体和传承主体。而且在相关文件中的“保护单位”应该改为“传承单位”,国家非遗扶持资金应该由保护单位划拨到传承单位。
2.培养非遗传承主体的自觉意识:即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所有人和传承主体是政府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那么他们就应该承担起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责任。政府应该鼓励和扶持传承主体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首要的是通过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提高公民的保护意识,进而在税收等方面予以优惠,在政策上予以引导,在经济上予以扶持。
3.非遗保护应以人文本:在《非遗法》实施后,我国非遗进入依法保护的历史时期。而传承就是最好的保护。
如何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十年来非遗界在积极探讨的课题。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两项工作相比较,保护传承人应优先于项目的保护;将财力、物力向传承人倾斜,将工作重心向传承人倾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几年,是以制订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带动全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取得了社会公认的成效和作用。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入发展,越来越显示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其他力量所无法替代的。政府的保护工作重在政策的制订、法规的建设、资源的调配、资金的投入,具体项目的保护则主要依靠传承人自己去做。
(说明:此文依据在陕县非遗传承人培训班上的讲课录音整理。时在2014年4月)
第三篇:浅谈青轻人在企业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青年人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及地位
作为企业发展的一支重要队伍——青年人,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十分重要,青年人的思想是企业文化的活力之源,是企业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所在。
面对新的时代,青年人熟悉所处的环境,懂得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并对其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适应能力。而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就要摒弃一切旧的传统思维和管理模式,建立全新的企业目标及经营理念,形成企业内部新的文化氛围,这与青年人不约束于旧的传统不断创新的思维不谋而合。
青年人对企业文化的认知程度,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标尺。在一个企业文化氛围浓厚的环境中,青年人会自觉投身于其中,融入到工作和学习中,并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加深对企业文化的理解。青年人固有的热情、创意也会丰富企业文化内容,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实本企业的企业文化。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企业是青年人成长的天堂,文化修养从深层影响着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及价值取向。文化对企业成员的精神培养,对组织协作能力的巩固和凝聚,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都将是不可替代的。青年人只有在这样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企业里工作才能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也才能成为了企业文化的实践者,并且受益无穷。
从长远发展看,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要深入青年人的内心,成为青年人的自觉习惯。这才是企业文化的发展之路。现今企业之间的竞争,究其根源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企业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人的文化。这里的人才当然不仅是指高文凭者或能言善辩者,应理解为较强的综合能力者和不俗的工作业绩者。企业要想留住人才就必须客观地认识其价值,真诚地肯定其能力、热情地鼓励、支持其不断发展,并为其创造较优越的发展条件,当然也不可亏待。因为任何人的工作积极性、创造与工作热情,一般都是在得到赏识、得到重视而又不受亏待的前提下发挥出来的,如果让青年人感觉到工作能力、水平、业绩和受到的关心、重视和待遇相对公平,那么他们在举手投足间都会为企业着想,就会真正形成凝聚力、向心力,整个企业就会形成一个攻不破的堡垒。
青年人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因为有个人的学习才有团体的学习,青年人必须成为终身学习者。只有做到终身学习,个人、企业、社会才能达到共同发展,青年人才能与企业、社会的发展同步,才能找准自身的价值。从个人追求不断学习为起点,形成学习型组织的精神。企业在建立学习型组织的同时,也在有形和无形的影响着青年人的学习,使青年人在学习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
创新不仅体现在学习上,还要体现在观念上。青年人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抛弃以往的成才观念,不能将成才和当官划上等号,以为只有当经理才算成才,在社会上才有能量,才有钱挣,于是千军万马奔仕途。这种价值观的误区,使得一些优秀大学生和掌握高技术的人才不屑于做技术人员。随着企业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企业必须激励员工走技术发展的道路。这是企业文化建设中青年人和领
导者应该达成的共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条件和机会,企业的领导者也应鼓励青年人创新,为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注入更多的活力,给青年人创造一个成长成材的良好氛围。
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竞争、发展的灵魂,企业文化包括创新文化、学习文化、诚信文化、危机文化等等,这些都需要青年人去总结、实践、发展。可以说在岁月的长河中,青年与企业所创建的企业文化都会经受各种不同的考验,但沐浴在企业文化中的青年,与承载着青年的企业文化,会带着勃勃的生机,永远充满着活力,与企业、社会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第四篇:辩护人在庭上与法官抗争的原因与正确姿势
辩护人在庭上与法官抗争的原因与正确姿势
厚启刑辩了解更多详情法官在法庭上超然地主持庭审,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充分保障诉讼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的诉讼权利,在任何一方出现违反法庭秩序与诉讼规则的行为时及时予以制止,在诉讼两造之间保持中立的态度。这是现代司法对法官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裁判获得社会公信力的底线保障。在刑事庭审中,正常的状况应当是辩护人与公诉人在法庭就证据、事实与法律问题进行你来我往的交锋与对抗,法官客观中立地主持庭审,维持法庭秩序,并就双方争辩的问题进行居中裁判。而在我国的刑事审判中,经常会出现一种反常的现象,辩护人在法庭上不是将矛头对准公诉人,而是直接与法官产生冲突与对抗。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辩护人在与法官冲突时该如何应对?
曾有法院领导与部分学者指出:辩护人在法庭上与公诉人对抗就行,为什么有的辩护人竟会将矛头对准法官,这显然是找错了对象。这是一句乍听过去好像很在理的话,但放在中国司法环境下,却是无视现实的偏颇之言。
对于辩护人而言,与公诉人在法庭上较劲,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即使与公诉人进行激烈的对抗,也非常欢迎,甚至双方都会觉得兴奋、过瘾,法庭抗辩嘛,必须有火花才够劲。每个辩护人心里都清楚,法官是案件的裁判者,作为凡人,法官裁判案件时也会受情绪影响,与法官对抗,影响法官的情绪,有可能对案件结果产生负面影响。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通常情况下,辩护人缺乏与法官对抗的动因。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辩护人会在法庭上与法官干上? 根据自身出庭的经历,其根源在于不少法官没有把自身定位为一个中立而公正的角色,在法庭完全是这样一幅模样:在讯问被告人阶段,无论公诉人在正常的发问之外对被告人施加压力、进行胁迫,还是与被告人进行争辩,法官都无动于衷,而当辩护人的询问不符合其心理预期时,则不毫犹豫地予以打断;
在举证质证阶段,无论公诉人的举证如何冗长,法官都毫无异议,而当辩护人就证据中有利于被告人的部分展开说明时,法官会毫不掩饰地表露其内心的不快,并毫不客气地予以警告、制止;
进入法庭辩论环节后,法官可以任由公诉人充分全面地发表公诉意见、进行大段的法制教育,而当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时,要么以辩护意见与法庭调查的发言有重复,要么以辩护人的最后陈词与案件无关为由,极不耐烦地打断。更有甚者,有的法官会在法庭上以比公诉人更强悍的姿态,对被告人进行诱导甚至胁迫式讯问。这样的法官,俨然就是一幅官老爷训斥刁民的态度对待辩护人,把自己当作对犯罪进行追诉的“第二公诉人”。当法官将自身定位成“第二公诉人”时,就意味着法庭上已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法官,辩护人为了充分履行其辩护职责,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与这样的“法官”进行抗争。此时,是这法官首先破坏了法庭规则,引发了辩护人的抗议与对抗。
面对这类“公诉型法官”,也有的律师慑于其威严,逆来顺受,敢怒不敢言,任由其打断发言,任由其限制辩护权,其结果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刑事诉讼制度被法官所阉割,辩护无法充分展开,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庭审是法定的查明案件真相、辩明法律精义的所在,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义务就是在法律范围内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而全力辩护,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在法庭上任由法官限制辩护权而不敢斗争,严重背离了律师职责。
与逆来顺受的律师不同,有的律师面对法官限制辩护权的行为,则是大发雷霆,甚至拍案而起,与法官进行激烈的意气之争,对法官进行严厉批判与挞伐,其结果是法庭气氛极为紧张,甚至使得庭审无法正常进行,最极端的表现则是律师被法官逐出法庭。
司法是解决纠纷的最后程序,法庭是理性地摆事实讲道理的场所,激烈的感性斗争与法庭的性质及律师的角色相抵牾。法官在法庭上代表着国家的法律形象,对法官不尊重,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对国家法律的藐视。在法庭上与法官进行激烈的感性斗争,有损律师形象,有损法律尊严,并不可取。较为稳妥的应对之策,是在“公诉刑法官”面前据理力争。鉴于法官在法庭中的角色定位,据理力争的前提,是充分尊重法官,维护法官应有的尊严。但尊重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法官在庭审中的职责是以不偏不倚的姿态维护程序正义,无端地限制律师的辩护权,背离了法官职责,贬损了法官与法律的形象。此时,律师占据着法律与道德优势,无需忍耐与承受无理的打断与限制,有十足的理由与底气指出法官的问题,理性而坚定地提醒法官注意自己的职责与形象,以维护辩护权,维护法律的权威。在法官经理性提醒后,仍然不改公诉人底色时,可以将当庭要求缺乏最起码公正性的法官回避作为选项。即便到了当庭要求法官回避之时,也要切记不要对法官进行人身攻击,不要实施拍桌、咆哮等非理性行为。面对法官在举证质证阶段对公诉人的偏袒,曾理直气壮地指出:“举证质证要么一轮要么两轮,一轮半的质证明显不公正!”;面对法官对辩论的无理打断,曾当庭严厉地向法官抗议:“请法官保障律师的辩护权!”;面对法官意欲限制二轮辩护的企图,曾同样严厉地强调:“这关系到我的当事人有罪还是无罪!”义正词严面对法官不当行为的结果,是法官让步了,辩护权得到了有效保障。
我们不怕在法庭上遇到火力十足的公诉人,就怕法官忘记自身的身份,而与公诉人一道对抗辩护人,因为这样的法庭已不再是司法,已没有最起码的公正。面对这样的法官,辩护人有义务在法庭上进行抗争,但由于法庭是理性辩论的场所,由于法官与律师同属于职业法律人,由于法官代表了国家的法律形象,辩护人在法庭上面对法官维护辩护权,应当据理力争,据理力争的前提,是对法官有起码的尊重。END
第五篇:党章地位和作用
一、党章与党纲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上,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是最基本的两大文献,她构成党的全部活动的法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认为,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纲领。按照这一观点,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外界通常就是根据纲领来判断党。党的纲领要简单明确地说出党所要达到所要争取的一切目标,规定党的近期任务和远景目标,以及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的途径和方法。
党章则是关于党组织的形式和规范的总的决议,它要规定党的组织建设的形式、党进行活动的方法、党的生活准则等等。纲领与章程是紧密联系的。纲领是章程的根据,章程是纲领的保证。事实上,在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纲领与章程是作为两个文件存在的,在另一些党中,例如中国共产党,则把纲领与章程纳入一个党章文件之中。中国共产党自1945年党的七大以后,在党章中增加了总纲部分,它是党的简要纲领,既是章程的一部分,又是章程的前提和总则,从而使党章兼有了纲领和章程的双重内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论纲领或章程,都是党的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党的成熟和成长的结晶。党发展到什么程度,党章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
二、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
共产党以党章为立党之政治根基和最高法律。在党内,党章是根本大法,也叫“母法”,其他各项单项法规则是“子法”,它必须从属于党章或服从于党章。
从内容上说,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它要解决的是关系党的性质和战斗力的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并作出总的原则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党的性质、宗旨;二是党的指导理论;三是党的最终目标及近期任务;四是党对革命、建设的方针;五是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原则;六是党的组织原则及组织构成、职权划分;七是党员标准及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八是党的纪律。
从产生程序说,党章的创制、修改、解释及停止生效,全部权力集中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其他机构或部门均无权决定。
党章具有高度权威地位,它的正确有效的执行,将对党的生活产生重大的根本的影响。
第一,它是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全党必须以党章为行动指南。第二,它是承续党的成功经验及优良传统的纽带。第三,它是执行党的纪律的根据。党章所规定的纪律,党员必须自觉遵守,如果违反纪律,将受到纪律处分。第四,它是保证党的纯洁性的武器。党章历来是划分正确与错误的分界线,就是要把反对党、破坏党、分裂党的分子清除出党。
党章程是政党的立党之本。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党章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同志说:“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这是我们党对党章在党内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十分精确的表达。
从内容上看,党章对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路线和纲领、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集中体现了全党的最高利益和最大利益,集中了体现了全党的信念和愿望,是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武器。同时,党章还规定了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规范。就像整个社会需要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一样,在共产党内部,为了维护正常的党内生活秩序,调整党内关系,也需要确立一种适用于所有党员的普遍行为规范,以指导和约束每个党员的行为,党章正是这种指导全党思想和行为的规范。
从地位上看,党章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党内法规,是党的根本大法。党内法规包含许多门类,适应不同层次、不同范围、不同对象,包括规则、规章、条例、制度等。党章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党内法规,也称为党内的基本法,其作用相当于国法体系中的宪法。党内其他所有法规,都是党章的延伸或补充,都必须服从或从属于党章。也就是说,党章是党内的“母法”,党内其他法规则为党内的“子法”。
从党章产生的程序看,只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才能制定、颁布和修改党章。从党成立到现在,我们党对党章先后进行了15修改,每次修改,都是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来完成的。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党章在我们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从作用上看,党章在党内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调整党内关系。正确处理好党内关系,是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要条件。党章通过规定党的各级组织职责、党员的权利与义务来实现调整党内关系的功能,使党的各级组织、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保证党内正常秩序。二是指导党的工作。党的工作一刻也少不了法规作为依据。党的工作也要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否则就可能导致无效率、低效率甚至混乱。在所有的党内法规中,党章又是特别重要的。有了完善的党章,才有可能形成与之配套的具体党内法规,党的各项工作才能得以正常开展。三是严格党的纪律。党章对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各级党组织的权利与义务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一旦违反党章,就会受到相应的纪律处分,从而保证党的纯洁和行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