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普京严词否定叶利钦时期的政策
2007年末,随着议会大选和总统大选活动的展开,权力争斗和路线之争更加激烈,俄罗斯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历史时期。各个政党和政治势力粉墨登场,纷纷表明自己的纲领和立场,以期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其中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些言论备受世人关注。
普京在11月21日的数千名支持者大会上以及11月29日的电视讲话中都严词批判了90年代的当权者及其改革政策。普京在讲话中揭露当时的当权者结党营私、中饱私囊,导致了国家分裂和百姓贫困。普京指出,如今90年代的那群当权者仍企图卷土重来,重新瓜分国家财富,搜刮百万无助的居民。
一、普京称90年代是失败的11月21日晚,普京总统在莫斯科一体育中心向5000多名支持者发表了讲话。讲话中普京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特别是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彻底划清界线,对那时的当权者及其政策给与了严厉的抨击。普京把20世纪末俄罗斯集体贫穷、贪腐盛行的原因归结为高层领导的失败。普京认为,当权者在“80年代末期抛下人民不管,导致人们甚至得不到最起码的服务和商品,人们没有糖、肉、盐、火柴等等”。普京指出,“毫无疑问,正是他们的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普京毫不留情地指责那些在90年代身居高位的人:“10年前,政治投机者控制了联邦会议和政府的关键席位。高官们为了迎合寡头而不惜损害俄罗斯的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把国家财产挥霍殆尽。腐败是他们的进行政治和经济竞争的手段。这些人年复一年制订的预算既不平衡,也不负责任,导致我们负债累累,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成倍地下降。”
实际上,早在上任之初普京总统便宣布要结束过去,要与过去的10年划清界线。普京在2001年几次谈到,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先生生活在“革命时代”,现在这个时期要结束了。2004年9月初,别斯兰学生人质惨剧发生后,普京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称,这说明过去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不符合社会的要求,不能应对挑战。最近,俄罗斯国家杜马副议长、“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之一奥•莫洛佐夫支持普京的观点称:“90年代的改革是失败的、无情的、残酷的,造成整个国家充斥着腐败和盗窃。”
二、普京把那时的当权者称为“人民的敌人”
普京指出,这些人出卖俄罗斯利益,不顾百姓的疾苦,他们厚颜无耻,疯狂敛财。普京在讲话中称“这些先生们一旦掌权,将继续欺骗上百万的百姓,用他们惯有的无耻手段塞满自己的口袋„„他们想霸占和瓜分俄罗斯积累的巨大财富,这种事他们已经干了不是第一次了。”
普京在讲话中提醒国民,当年的当权者虽然已经下野,但“他们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一些党派的候选人和赞助人之列”。普京警告不要忘了这些人“拒绝国家对农村的扶持,把农业称为‘无底洞’”;“停止了对科研和国防的拨款,坚持单方面的、毫无道理的大幅度裁减军事力量”;“几年不发放育儿补贴、养老金和工资”;“在俄罗斯遭受恐怖袭击的危急关头变节背叛”等行为。〖HT3F〗普京称“正是这些人在上世纪末造成了俄罗斯普遍贫穷和腐败蔓延,至今仍祸患未除”。普京向民众指出:“正是他们不想退出政治舞台„„他们想复仇,企图重掌大权,施加影响。并且逐步地复辟那种以腐败和谎言为基础的寡头制度„„他们过去在不负责任地许诺和欺骗人民,而且到现在还在撒谎„„正是这些人想教我们如何生活!”
三、普京指责这些人是西方的“走狗”
普京直截了当地批评叶利钦时期的当权者,也就是现在的一些反对派: “„„这些人另有目的,另眼看待俄罗斯。他们需要一个虚弱病态的社会。他们希望俄罗斯社会混乱无序、迷失方向、分崩离析。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背地里耍花招,拿我们的利益去换一点蝇头小利。遗憾的是,我们国家里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向外国使馆、外交代表机构摇尾乞怜,指望外国基金会和政府的扶持,而不是自己国民的支持。”普京在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吸取西方势力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利用选举扶持代理人、煽动“颜色革命”的教训,揭露一些人 “从西方专家那里学了两招,又在邻国接受了训练,现在他们要上街游行了,又想要煽风点火和进行挑衅”。
俄罗斯媒体指出,随着时间的流逝,执政8年来普京对前任的批判愈来愈强烈。2004年第一任期结束时,普京及俄罗斯当局只是强调普京时期与叶利钦时期的一些不同,例如制止了国家进一步分裂,开始定期发放养老金和工资,促使寡头放弃对传媒的控制,等等。这几年,特别是今年4月叶利钦去世以后,对叶利钦10年的批判变得严厉。理论界和传媒通常是这样描述最近20年苏联-俄罗斯的历史:戈尔巴乔夫仓促的民主化,换来了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失败。随后便是“忧郁的、黑暗的、野蛮的、强盗的、彪悍的、狂妄的、肆无忌惮的90年代”。而普京上台后,由乱而治,恢复了稳定,找回了俄罗斯的国际尊严,并走向真正的民主。
普京对叶利钦时期的不点名式的批判,并非只是其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代表目前俄罗斯社会主流的思想共识。刚刚赢得议会大选的俄罗斯影响最大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声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15年是“混乱和失败”的15年。2000年开启的普京新政是对过去15年错误路线的否定。普京的治国思想和普京道路是近20年苏联-俄罗斯社会演变逻辑的必然结果。近期出版的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编写的《从叶利钦斯到普京》一书中叶利钦时代被冠以“混乱的90年代”之名。描述叶利钦改革时期的章节多被冠为“混乱、冲突和经济萧条”等字眼。而俄罗斯电视台经常播放反思叶利钦时期改革乱像的电视片业被冠以“彪悍而肆无忌惮的90年代人”,揭露那时靠瓜分国有资产或浑水摸鱼的一些人的种种行径。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普京当局严词批判前任的政策有其特殊的政治目的和时代背景。首先,普京通过揭露前任的失败来彰显自己执政8年的宏伟政绩,以赢得民众更大的认同。其次,应当看到普京对叶利钦的批判是不点名的,有保留的:对政策,不对人;对去世的叶利钦手下留情,对仍活跃的叶利钦时期的政客则不留任何情面。再次,普京对苏联解体前后的一些重大事件的评价是有相互矛盾的地方。〖HT3F〗正如今年12月19日他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时所言:一方面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摧毁了苏联体制,带来自由;接着却又讲苏联解体是大失败、大悲剧,是抛弃百姓而不顾的一场真正的悲剧。〖HT3H〗今后,随着俄罗斯社会对未来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探索,相信这个民族对自己过去那段历史的思索也会更加深入。
第二篇:当代俄罗斯第三讲叶利钦时期的经济改革
第三讲叶利钦时期的经济改革 “休克疗法”及其不良后果
1991年“8·19”事件之后,俄罗斯的全部政权赚到了激进市场化改革派手中。1991年10月,鲍·叶利钦总统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宣布必须坚决进行经济改革。
1991年底,俄罗斯处于经济崩溃的状态。生产减少,预算赤字占到国民总产值的27%,隐性失业率达到劳动力总数的35%,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同时,国债快速增长(1985年--200亿美元,1991年--800亿美元),国家黄金储备减少(1985--1500吨,1991--80吨)。购买面包、肉类、香肠制品、伏特加酒和蔬菜等所有商品都需要排队。为了摆脱危机,俄罗斯选择了“休克疗法”。年轻的经济学家叶·盖达尔成为“休克疗法”的主要设计师。1991年11月,他被任命为俄罗斯政府主管经济政策问题的副总理。1992年2月,他成为总统亲自领导的政府的第一副总理。除了“500天”计划制定者这样的国内研究者,欧洲和美国货币主义理论的支持者也对盖达尔的经济观产生了重大影响。自由化
价格自由化始于1992年1月2日。按照盖达尔及其支持者的推理,自由化起初将引起价格小幅上涨,之后供求关系会是价格回落,商品短缺现象将随之消失,柜台将摆满商品。事实却并非如此。社会感受到休克般的强烈打击。仅在1992年一年之内,货币就贬值了几百倍。人们在苏联时期的毕生积蓄转瞬间化为乌有,大部分居民因此落到贫困线以下。
价格自由化引起运输费用和能源、原材料等价格的急剧上涨。在农业经济领域,燃油、技术和建筑材料的价格抬升导致粮食和蔬菜价格上涨,而饲料涨价引起牲畜存栏数减少,肉、奶制品生产衰落。国产农产品变得比进口的还要贵,这导致整个农工综合体产业紧缩。价格放开后,所有国内企业都处于破产的边缘。由于无法指望国内生产在现有条件下会有所增长,商品短缺现象又尚未消除,为了填充市场,政府决定从1992年7月起实行外贸自由化。结果国内市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充满了进口食品和工业产品。街头贩卖繁荣起来,货蓬和商亭中的大小市场数量激增。但是,由于许多商品价格昂贵,大部分居民仍然无力购买。价格和对外贸易自由化使得按照市场交易比价兑换卢布成为可能,然而,在经济动荡和持续危机的背景下,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开始急剧下跌。私有化
1992年8月21日,鲍·叶利钦总统签署《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启用私有化证券系统的命令》,由此启动了私有化计划。自10月1日起,俄罗斯开始向全体居民发放私有化证券。私有化构想是以阿·丘拜斯为首的俄罗斯国有资产委员会指定的。根据之一构想进行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造,51%的股票在企业职工中间分配,而剩余部分用于公开销售,每个俄罗斯公民都得到了价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自1993年1月1日起,可以用私有化证券购买任何一家企业的股票。
私有化在社会层面的目标是:“形成有产者阶级”。然而,通货膨胀致使私有化证券彻底贬值。1992年末,街上开始出现一些拿着“收购私有化证券”牌子的人。这样,资产阶级低价收购大量私有化证券并用其换取企业的股票控制额,而那些出售私有化证券的人平均得到7000卢布,相当于当时一瓶伏特加酒或一袋白糖的价格。大量从居民手中聚敛私有化证券的投资积极会相继宣布破产。实际情况是:直接参与实施私有化的官员和以往党和经济部门的实权人物无偿瓜分了原来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日益具有犯罪性质。稳定化
财政稳定化是指能够实现预算赤字大幅减少和货币量停止增长的强硬财政货币政策。“休克疗法”的制定者们认为,财政稳定化能够加强刺激经济,赋予国家影响经济主体行为的有效杠杆,促进结构改造。
盖达尔政府试图首先在宏观经济层面实现这种稳定化,也就是通过控制国内总产值、预算赤字、通货膨胀和生产规模等主要指标,实现全国经济指标的稳定。1991年11月,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税务改革基本法》,俄罗斯的税收体系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固有特征。然而,管理转向依靠经济杠杆的效果不佳。虽然俄罗斯的税收不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俄罗斯的企业利润岁却位居世界第一,这种状况无法刺激投资。强硬的税收政策严重削弱了企业的发展动力。此外,俄罗斯缺乏有效抵制衰退和刺激产业结构进步的工业政策。结果形成了俄罗斯资本流向境外、外资又无法进入国内经济的危险趋势。
实行“休克疗法”的结果显示出其内在的矛盾性。事实上不可能在一年时间内建立有效的经济模式。“休克疗法”导致社会关系空前紧张,工业部门整体崩溃,社会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出现了穷人和巨富。激进改革的悲剧代价是国家人口的负增长。出现了正式登记的失业者,这是俄罗斯现实的新现象。对西方大额财政支持的指望落空。在西方国家承诺的240亿美元贷款中,俄罗斯只得到用于购买西方国家粮食的125亿美元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中央银行被迫向企业提供大额贷款。这一决定实际上葬送了“休克疗法”计划。通货膨胀开始加剧。1992年12月召开的第7届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认为盖达尔政府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确认维·斯·切尔诺梅尔金为新一任政府总理。社会市场经济的形成
切尔诺梅尔金就任总理后,俄罗斯的改革方针开始发生改变。新总理总体上对市场改革方针表示维护,但同时宣布对改革的速度进行某种修正,强调改革进程的适度和平衡。他表示已准备好用“非货币的方法”同通货膨胀作斗争,不再使用“休克疗法”。他的计划强化了国家调控和居民的社会保护。自此,俄罗斯从“纯粹”市场经济或自由市场经济转向社会市场经济。
维·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的经济改革纲要
1993年,俄罗斯政府通过了《1993年--1995年发展改革和稳定俄罗斯经济纲要》。维·切尔诺梅尔金就任总理后,首先决定支持燃料动力综合体。利用国家预算资金向国家重要亏损企业,包括国防工业,提供大额财政支持,为发展燃料动力综合体提供低息贷款。但是,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根据1993年的统计,国民收入减少了14%,工业生产下降了25%,农业生产下降了5.5%。国家预算赤字增长,俄罗斯继续借外债,卢布贬值,价格上涨,居民的物质状况继续恶化。
1994年8月,出台了新的改革纲要,其中含有稳定俄罗斯经济的观点。政府在1994--1996年国家经济改革中的首要任务是实施国家对生产状况的强有力监控,抑制通货膨胀,在国家保障领域维持最低社会标准。然而,实施既定措施,首先是稳定工业生产,需要新的资金,这必然引起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因此,消除预算赤字依然是政府的战略任务。1996年的工业生产比1991年下降了55%。通货膨胀保持在很高水平(1994年为250%,1996年为80%)。虽然1994奶奶10月启动了所谓的“外汇走廊”,但是国内价格依然保持稳步上涨的趋势。现有通货膨胀的降低依靠的是缩减社会支出和增加“延期通货膨胀”(贬值、拖欠、国家内外债)。俄罗斯许多商品的零售价格很快超过了国际价格。
1994年7月1日,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阶段彻底结束,形成了大型私有者阶层。私有化的第二阶段开始于1995年,其基础是企业的股份化和自由买卖股票。这一阶段私有化的完成以金融寡头集团的形成为标志。1996年--1997年,俄联邦领导层在经济领域的主要任务是遵守强硬的财政纪律和减少预算支出。1997年末,俄罗斯经济度过了旷日持久的结构危机阶段。根据统计,宏观经济层面的多数指标表明工业生产趋于稳定。与1996年相比,国内总产值近7年来首次增长了0.4%。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社会纲要的作用十分有限。医疗保险和非国有退休基金形同虚设。1997年--1998年,生活水平继续下降。这一时期的特征是长期拖延发放工资,发不出退休金的威胁加剧,税收工作完全停止,经济犯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1998年3月,总统解除了维·斯·切尔诺梅尔金的总理职务,理由是他所领导的政府在近7年的工作中未能克服危机。叶·普里马科夫政府的经济政策
1998年4月,35岁的能源部长谢·弗·基里延科成为俄罗斯总理。在他的领导下,制定了反危机纲要。然而,由于世界石油价格持续下跌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陷入了新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过后,鲍·叶利钦与1998年8月23日解除了谢·基里延科的职务,重新任命维·切尔诺梅尔金为代总理。国家杜马两次拒绝维·切尔诺梅尔金的职务,经济危机开始发展成政治危机。1998年9月11日,叶·普里马科夫成为新总理。
叶·普里马科夫支持市场改革,但不是单纯市场改革,而是社会市场改革。他提出了另一种选择:用平缓的、渐进的改革代替休克式的市场改革。他认为一小撮“金融寡头”在国家的纵容下依靠国家财产通过不健康、甚至是犯罪手段致富是自由主义改革家们的过错。普里马科夫的经济政策以社会保障和加强国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为目的。
众所周知,拖欠工资和补贴是切尔诺梅尔金和基里延科都没能解决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普里马科夫却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1998年12月1日,偿还了助学金债务;1999年1月1日,付清了拖欠军人的津贴;1999年7月,政府支付了近三百亿卢布的退休金债务。1998年11月,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制定了银行系统改组纲要。1999年1月,成立了信贷组织改组代理处。信贷组织改组代理处在3年内针对21家银行实施了15个优化方案。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提升国家银行在银行系统的作用。为鼓励国内农业生产者,增加了农村的化肥供货,开始按照建议价格和优惠的贷款条件出售燃油和润滑油料给农业生产者。
在执政的8个月内,叶·普里马科夫政府实现了政治稳定,部分偿还了工资和补贴方面的欠债,贯彻了强硬的预算政策,开始了反对腐败和寡头政治的行动。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俄罗斯摆脱经济危机。如此可喜的结果与普里马科夫的个人贡献密不可分。首先,普里马科夫的上台是由于他是能够解决国家杜马左翼阵营和叶利钦之间政治冲突的折衷人选。他完成了这一使命,俄罗斯实现了政治稳定。其次,普里马科夫实行了强硬的金融政策,使国家免于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维护了财政稳定。第三,普里马科夫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不受各种观点的左右,坚决反对那些利用接近政权侵吞国家资金的“蛀虫”。他在当代俄罗斯第一个发起了针对寡头鲍·别列佐夫斯基的“军事”行动,结果树立了一个劲敌,这无疑加速了他于1999年5月的辞职。但是,他的行为应当在俄罗斯受到支持和承认。第三节 90年代末俄罗斯经济发展总结
普里马科夫辞职后,内务部长谢·斯捷帕申成为新一任总理。1999年8月9日,鲍·叶利钦撤消了谢·斯捷帕申的职务,任命联邦安全局局长弗·普京为总理,并且在致俄罗斯公民书中宣布普京为总统事务继承人。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频繁更换总理,但俄罗斯始终遵循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统一战略。实施这一战略的结果众所周知。1991年--1998年,俄罗斯经历了最为严峻、持久的经济衰退。在此期间,俄罗斯的国内总产值减少了46%,总投资减少了81%。与1990年相比,俄罗斯1998年的国内总产值减少了51%,总投资减少了84%。自1999年起,俄罗斯经济开始回升。可以将1999年俄罗斯经济由落转升的原因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1998年8月爆发的毁灭性的金融危机迫使俄罗斯宣布无力支付内外债。卢布贬值引起进口商品升值,大部分国内消费者买不起进口产品,这成为俄罗斯工业发展的刺激性因素。俄罗斯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也提高了。第二,叶·普里马科夫政府和俄罗斯银行为克服金融经济危机的不良影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俄罗斯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得更加稳定。第三,石油、石油产品和其他产品国际市场的行情有利。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1999年俄罗斯的国内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了3.2%。1999年的工业产品总量比1998年增加了8.1%。现实经济领域大、中型企业和组织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然而,稳定宏观经济的进程尚未结束。由于国内投资能力有限,外国投资者的风险又大,所以投资积极性依然不高。发动机燃料价格上涨也是最根本的不利因素之一。
第三篇:普京时期俄新闻检查状况研究
普京时期俄新闻检查状况研究
李淑华
2011-03-14 18:26:22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年第4期
【内容提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选择了西方式的新闻自由,将有关言论自由以及取消新闻检查的条款明确地写在《宪法》与《俄联邦大众传媒法》中。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也确实经历了一段新闻自由的日子,但作为“第四权力”的大众传媒却越来越多地干涉国家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府的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整顿俄罗斯传媒市场,将大众传媒的管理权收归国有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2000年当选的新一任总统普京的肩上。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充分吸取了戈尔巴乔夫放弃新闻检查和叶利钦时期舆论失控的教训。普京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想巩固国家政权,必须控制 传媒舆论导向。
【关键词】 俄罗斯 普京 大众传媒 新闻检查
【作者简介】 李淑华,1970年生,黑龙江大学《远东经贸导报》编辑、博士。(哈尔滨 150080)
新闻检查起源于古罗马,从产生之日起,新闻检查就与政府的管理密切相关,它首先代表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权力,公民必须按照检察官的要求去做,或者不允许有悖于执政者规定的言行[1]。新闻检查在俄罗斯亦具有久远的历史,15、16世纪俄罗斯同西方国家一样也开始存在新闻检查了。在十月革命前几百年的俄国历史中,无论是15~16世纪的教会检查还是其后的历代沙皇都执行严格的新闻检查,一直以其残酷的本性不断地扼杀着俄国的进步思想与言论。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与人民对新闻检查是十分痛恨,但由于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并没有停止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舆论干涉,因此新闻检查在苏联并没有如期取消。列宁承诺,国家局势一经稳定就取消新闻检查。但列宁的继任者并没有取消这种严格的检查制度,而是将新闻检查作为监督与控制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的重要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大众传媒成了苏联政府操纵和摆布人民思想的宣传工具。新闻检查在苏联 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苏联共产党威信和社会主义吸引力的下降,为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和苏联解体埋下祸根,同时也为西方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侵犯人权提供了口实。这种状况一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有所改善。1991年《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的问世宣告苏联新闻检查彻底终结。但戈尔巴乔夫对传媒的完全放开,使这一时期的大众传媒失去控制,并且使得苏联大众传媒在国家解体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叶利钦执政时期,在大众传媒领域采取的政 策从整体上看是“放”大于“收”,其间虽然也进行过新闻检查,但总体来说,叶利钦时期实行的新闻检查是暂时的。这一短暂的时间主要是指1993年十月事件后,俄罗斯出版与信息部关闭了一些反对叶利钦派别持有的报纸,其中包括《日子》、《公开性》、《人民真理报》、《工人论坛报》、《真理报》和《苏维埃俄罗斯报》等。此外,俄罗斯政府还在一些报纸的印刷厂、“俄通社—塔斯社”和电视演播室里正式派驻了新闻检查员[2]。
一 普京时期新闻检查状况分析
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在对待大众传媒的态度上与叶利钦时期有很大的区别。普京是俄罗斯新一代政治家,在他的治国理念中自由与民主占有相当的成分。普京执政八年对待俄罗斯大众传媒的态度可总结为,民主是可控的,自由是受限制的。大众传媒应具有社会责任感,应以维护国家利益为重,当大众传媒有悖这一原则,其行动就要受到限制。这一点实际上充分地体现了普京“主权民主”的治国理念。早在2000年1月普京选举获胜之前,原《独立报》主编、著名政治评论家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就已经用“可控民主”来概括普京的政治理念了:从本质上依然是民主政治,即有选择性、言论和出版自由、领导人更替等形式[3]。那么在普京的治国理念下,俄罗斯大众传媒的自由又如何呢?俄罗斯国内与西方一些评论家认为,从2000年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以来,俄罗斯新闻自由就越来越少,新闻检查就越来越严格[4]。“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的言论自由与印刷自由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这一点在电视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虽然俄罗斯有许多电视频道,但节目都很类似。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广播电台稍好一些,但不知道这种状况能维持多久。俄罗斯的报纸在报道面上还比较广,但只要涉及‘禁止’报道的两方面内容——批评国家高级领导人或者对车臣问题进行客观报道,那么相关报纸就会被停刊。”[5]以上观点实际上代表了俄罗斯国内以及国外一些反普京者的言论。而大多数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观点则持支持态度。依照俄有关部门2003年年末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76%被调查者赞成在俄罗斯实行各种形式的新闻检查[6],其中女性多于男性,而年龄越大的俄罗斯人对在俄国内实行新闻检查的呼声就越强烈。依照调查显示,西伯利亚联邦区与乌拉尔联邦区居民要求进行新闻检查的呼声较高,而南部联邦区要求进行此类检查的人则较少[7]。人民所赞成的新闻检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要求对网络实行新闻检查,以避免暴力、低级趣味与淫秽内容的出现;放映更加纯净的电影;对广告市场进行管制等等。社会对于新闻检查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最终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新闻检查确实存在于俄罗斯国内。
普京时期,俄罗斯政府对大众传媒采取的新闻检查方式主要有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新闻纸管控等。俄政府在使用这些新闻检查方式时,有时独立使用,有时为了达到对大众传媒进行严格控制的目的也将几种检查方式同时使用,因此上述几种检查方式同时并存、互相交织的现象常常出现。
(一)行政手段
这里主要是指俄罗斯政府对大众传媒进行的 干涉行动,这种形式的新闻检查在普京时期并不少见。仅在2000~2003年间,普京政府就先后对大众传媒采取了多项限制性措施:如2000年2月,俄内务部试图将《莫斯科共青团报》记者欣什杰伊投入精神病院,其原因是该人在很久以前写了一篇揭发内务部及其部长鲁沙伊洛的文章;2001年4~5月的独立电视台(HTB)事件;2002年的电视六台(TB-6)事件;2002年由于国际工业银行的起诉试图关闭《新报》;2002年6月关闭《公共报》;2002年12月搜查《信息》报编辑部;2003年2月关闭旧《新消息报》,清理独立电视台(HTB)[8]等。俄政府经常利用消防局、税务局、税 收机构和质量检查机构对不合作媒体进行多方面审查,一旦查出哪怕极小的问题,立即提交公安机关立案。由此导致的时间浪费、歇业受查或解决纠纷的法律费用,常常使媒体无法承受[9]。上述个案中,既有对记者的人身伤害,又有对编辑部的破坏;既有对个别反对政府的电视台的清理,又有对不合作报纸的关闭。俄罗斯学者在对普京时期新闻检查进行评价时指出,政府有关部门常使上述行为合法化,使政府机关执行公务与真正的犯罪行为难以区分[10]。
(二)经济手段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普京政府掌握了全俄约80%的印刷厂,90%以上的大众传媒基础设施[11],此外,俄大众传媒用于办公的场所也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普京政府为将大众传媒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对其恩威并施:有时以补贴的形式为大众传媒提供贷款,以使大众传媒能一如既往地服务于政府;有时对不听话的大众传媒实行“断氧”政策[12],以此达到控制大众传媒的目的。这一时期,俄罗斯政府对大众传媒实行的经济检查(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цензура)经常与行政检查(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аяцензура)交织在一起:这其中包括拒绝向不合作的大众传媒支付刊登官方通知、规则、声明以及其他地方政权材料的费用,歧视性分配广告,或诱使一些企业放弃刊登广告,如向与政府关系良好的公司发出暗示,与其配合将能够获得大型合同;各联邦主体政府机构对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刊物采取强制订阅的方式等[13]。
实际上,使用经济手段对大众传媒进行检查的情况在俄各联邦主体表现得更为严重。俄罗斯一些联邦主体地处偏远,经济不发达,当地的大众传媒缺少发展资金,因此,一些媒体只好将目光投向政府或者是一些商业组织,从而使自己成为地方行政当局或者商业机构利用的工具。其原因在于:在经济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实现商业利润的意义反而不及与政权机关保持良好的关系重要——从政权机关获得的物质帮助或经济支持更能保障媒体的生存。于是,借助这种方式,政府及商业机构获得了对媒体施加影响的机会。而且这种情况不仅阻碍了俄罗斯传媒市场化的发展,还成为俄罗斯媒体政治化程度较高的原因。除此以外,在目前的俄罗斯,相当一部分传媒不只实现信息功能,还帮助政权实现政治功能[14]。除了俄中央政府或各联邦政府对于大众传媒进行的经济检查外,还有其他力量也在试图控制媒体的报道倾向,被称之为另一种“金钱检查(монерная цензура)”。随着俄罗斯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资本的力量逐渐强大,市场因素影响记者的报道。
特别是在国家管制较为松动的报刊传媒领域,一些如企业家、金融家和银行家们等投资者出于自身利益左右媒体,收买记者的现象有增无减[15]。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部分俄罗斯媒体记者的道德准则。有时,个别企业与政党为了避免负面报道为媒体提供的“封口费”就高达几万或十几万美元。俄罗斯学者日尔诺夫在《19~20世纪俄罗斯新闻检查史》(2001年)一书中揭露了俄罗斯一些报纸刊登有偿新闻的费用:《消息报》——每3页2 500美元,《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每2页2 500美元,《共青团真理报》——每2页2 000美元,《生意人报》——每页1 000~2 000美元,《莫斯科真理报》——每页300~450美元,《莫斯科晚报》——每页300美元。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否是俄罗斯媒体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但已经清楚地显示了金钱在俄罗斯新闻中的作用。
(三)法律手段
普京时期,政府作为俄罗斯最高权力机关随时都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对大众传媒实施新闻检查,如修改与大众传媒有关的法律,将反对政府的媒体送上法庭等。对大众传媒实施新闻检查的个案在执法过程中表现得也较为常见,如利用广播 电视许可证发放制度和竞争上岗制度,吊销不合作媒体的执照或终止其播出权,指控媒体诽谤政府官员名誉和尊严,并对其提起诉讼等。此外法律还规定,传媒要为失实的报道接受罚款,这一手段同时也是政府官员收受贿赂的途径。此外,执法机构经常利用法律制度中的疏漏(其中包括法律条文不明晰、不同法律规定之间的矛盾等),有选择地对传媒进行管理,如吊销不合其心意的广播电视机构的许可证等[16]。
2000年6月~2008年4月,政府就对《俄联邦大众传媒法》分别于2000年6月、2001年8月、2002年3月、2003年7月和2008年4月进行了几次修改。俄政府对《大众传媒法》的每一次修改都使《大众传媒法》朝着更有利于政府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对大众传媒的新闻检查越来越严格,大众传媒的新闻自由也就越来越少。
2002年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中,俄罗斯部分媒体关于事件的报道客观上给恐怖分子传递了信息,从而给人质生命和国家安全带来了直接的威胁。这一事件后,俄罗斯大众传媒部部长列辛对俄罗斯大众传媒称,将要关闭一些报纸以及莫斯科之声电台。随后,俄罗斯国家杜马与联邦委员会均开始对有关大众传媒的法令进行修订与补充:在紧急状况下,如果大众传媒公布或者刊登政 府认为有害的消息,那么相关媒体将被视为恐怖分子的帮凶。俄罗斯杜马对上述提案一致通过,而俄联邦委会也以145票赞同,1票反对通过了上述提案[17]。随后不久,即在2003年7月,俄《传媒法》修正案获得通过。此后,俄罗斯大众传媒签署了一份反恐公约,强调了大众传媒要发挥自律精神,遵守救人与人权先于任何公民权利与言论自由的原则。
虽然经过《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2003年修订后,在第3条中仍保留了在俄罗斯禁止新闻检查的条款,即“禁止对大众传媒进行新闻检查,官员、国家机关、组织、单位或社会团体不得要求 预审媒体和编辑部的报道和相关材料(作者或被采访人是公职人员时除外),不得禁止报道、否定相关材料以及其中部分内容。”《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第4条明确规定“不许滥用新闻自由”,其中包括“不允许利用新闻媒体来从事刑事犯罪活动、泄露国家以及其他受法律专门保护的机密、号召夺取政权、强制改变宪法制度和国家统一、挑起民族、阶级、社会、宗教偏见或分裂、进行战争宣传,不许传播宣传淫秽作品、推崇暴力和残忍的作品;禁止在电视、录像、新闻影片节目、纪录片和故事片以及属于特殊大众信息传媒的计算机和文本处理程序中隐藏和使用对人潜意识产生影响、对其健康有害的内容;禁止在大众传媒,包括计算机网络中传播关于制作和使用麻醉品、精神刺激品及其替代品的信息,禁止传播获取麻醉品地点的信息,禁止在针对医务人员和药剂师的传媒中宣传使用麻醉品、精神刺激品及其替代品的任何益处,禁止传播联邦法律明文禁止的其他信息。”[18]这项条款在过去一直受到自由媒体批评,认为其涵盖的范围过大和空泛,该条款的目的是给执政者有主观解释的空间,相当不利于媒体事业的发展。该条款为政府在任何可能出现的意外状况之下保留了对媒体制裁的一个行政裁量权和司法诉讼的权利[19]。
2008年4月,俄罗斯政府又对《俄联邦大众传媒法》进行了修改。其背景是2008年4月11日,俄罗斯《莫斯科记者报》报道称,55岁的普京已与50岁的“第一夫人”柳德米拉·普京娜离婚,并计划在2008年夏天迎娶年仅24岁的艺术体操前世界冠军阿琳娜·卡巴耶娃[20]。俄罗斯新闻网对该事件进行报道时称,“《莫斯科记者报》的总编没有同主要股东亚历山大·列别德和总经理阿尔乔姆·阿尔乔莫夫商量,就擅自刊出了这篇引起轰动的文章。阿尔乔莫夫向《报纸报》表示,‘文章是否刊登要看编辑部的良知。按照媒体法,以总 编为首的编辑部应该对刊登的信息承担责任。我和列别德先生原则上不干预编辑政策。’”[21]从这一点来看,列别德与阿尔乔夫似乎是想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从二人对待相关报道的态度上来看,《莫斯科记者报》被停刊与二者的立场不无关系。但最终该报还是遭到被停刊的命运,随后该报的网站
[22]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обеспокоена возможным негативнымвлияниемпоправоквзакон“Осредствах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инамеренапровестиихэкспертизу,Радиостанция 《Говорит Москва》,http://www.govoritmoskva.ru/russia/080429202909.html,29апреля2008г.[23]吴非、胡逢瑛:《俄罗斯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版,第40页。
[24]李淑华:《俄罗斯新闻纸业状况分析》,载《俄罗斯中亚东 欧市场》2008年第7期。
[25]Цензурав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трудовСПГ.,2001г.,с.171.[26]胡太春:《从古辛斯基的浮沉看俄罗斯传媒政策的走向》,中华传媒网。
[27]前引书:《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第106页。
[28]ЕленаТрегубова,“Байкикремлевскогодиггера”,М.,2003г.,с.354-355.[29]NYT:цензурароссийскихСМИвоплотиласьв“стоплист”Кремля,Журналистыидутнаповодуувласти,боясьза своикресла,http://riw.ru/russia_polit22545.html.[30]史天经:《普京“可控民主”与俄国新闻媒体》,载《青年记者》2006年第19期。
[31]史天经:《普京“可控民主”与俄国新闻媒体》,载《青年记者》2006年第19期。
[32]程曼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视新闻?》,中央电视台《电视批判》栏目专稿,2004年1月14日。
[33]舒琳:《俄罗斯放宽境外出版物在俄罗斯流通许可》,载《远东经贸导报》2008年4月4日
第四篇:普京时期俄罗斯军事战略调整历程
普京时期俄罗斯军事战略调整历程
摘要普京上任之初针对俄罗斯面临的严峻形势,对新世纪俄罗斯军事战略的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了新的回答。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加速了俄罗斯军事战略调整的步伐。以2003年10月俄罗斯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发展的紧迫任务》文件为标志,可以将普京担任总统时期俄罗斯军事战略调整划分为两个阶段,本文在此作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俄罗斯 普京 军事战略调整
第一阶段:奉行积极的现实遏制①军事战略(2000年2003年)
2000年普京执政后,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进行了重新界定。在此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对俄罗斯军事战略进行了调整,先后颁布新的《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俄联邦军事学说》等文件。这些纲领性文件明确了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构建了俄罗斯军事战略调整的基本框架,使得俄罗斯军事战略调整极具针对性和时效性。
普京明确指出:军事领域威胁的水平和规模日益上升和扩大,俄联邦国家安全在国际领域面临的威胁表现在,别国企图阻挠俄罗斯成为多极世界中有影响的一极的努力,国际恐怖主义已公开以破坏俄局势稳定为目的发起攻势。②《俄联邦军事学说》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对俄联邦及其盟国的军事安全的潜在外部威胁和内部威胁依然存在,其中外部威胁包括:对俄联邦的领土要求;干涉俄联邦内部事务;在俄联邦和盟国的边境附近建立军事集团。内部威胁包括: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和恐怖主义活动;非法武装的建立及其活动;破环军事设施及其他非法活动。③
2000年俄罗斯颁布的《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俄联邦军事学说》等文件中关于安全威胁的新判断,标志着俄罗斯对于威胁的认识已从叶利钦时期的乐观趋向严峻,从幻想趋向理性。通过对主要对手、敌我关系、敌方的战略企图以及战争准备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俄罗斯军事战略的指向性更为清晰。为缓解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俄罗斯有针对性地参与全球重大安全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同时在国内进一步推进军事改革,研发新一代的武器装备,极大地增强了俄军应对威胁的能力。
第二阶段:奉行以核遏制为依托的机动战略④(2003年2008年)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俄罗斯高层领导人对于这场战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面对高度信息化的美军,如何准备未来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成为俄军关注的重点。2003年10月,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发展的紧迫任务》的构想文件,拉开了俄罗斯军事战略新一轮调整的序幕。时任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的巴卢耶夫斯基指出:该构想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威胁判断、军事力量的建设等方面做出的补充。⑤2004年2月俄军举行了安全2004战略核演习,巴卢耶夫斯基宣称,我们现在这样表述武装保卫俄罗斯的主要组织原则:以核遏制为依托的机动战略。⑥这标志着俄罗斯军事战略已实现从积极的现实遏制战略向以核遏制为依托的机动战略转变。该战略将非对称回应作为战略方针,用于指导俄军的建设与发展。
战略方针作为指导军事斗争全局的原则和纲领,它明确了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及军队建设的方向。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者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根本着眼点,以战略环境的清醒认识为基本依据,根据战略目的和任务而制定的。⑦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军事战略方针经历了从消极防御到积极防御的发展变化。无论是消极防御还是积极防御,都是在亲西方战略思维的影响下制定的。军事战略思维的这一出发点就决定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军事战略缺乏自主性,是一个具有多变性和过渡性特质的军事战略。面对西方国家的战略挤压更多的是考虑如何迎合西方,而不是在军事领域内对抗西方,这样的军事战略带有明显的消极性。
普京执政后,受到持续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的双重影响,俄罗斯综合国力已经不能支持普京在军事领域与主要战略对手展开全面较量,而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围堵并没有减弱。为此,俄罗斯只能以非对称回应的战略方针作为指导,集中有限的资源在俄罗斯占优势的领域抗衡主要战略对手。在非对称回应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俄罗斯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行动原则,不断增加军事投入力度,调整体制编制,减少俄军数量,优化军兵种结构。同时,执行武器装备更新计划,组建地区司令部并开始试验跨军种战区指挥体制,以提高俄军执行军事任务的能力。
注释:
①叶利钦后期俄罗斯奉行现实遏制军事战略,在2000年普京上任至2003年颁布《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发展的紧迫任务》期间,尽管俄罗斯没有明确提出军事战略新的指导方针,但是在三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对军事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显然,现实遏制军事战略也不能概括俄罗斯军事战略调整后的新变化。根据俄罗斯(2000年2003年)对于军事战略的调整的特点,可以将在这一时期俄罗斯奉行的军事战略概括为积极的现实遏制军事战略。
②于淑杰译.新版《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之一).外军资料.2000(4).第7页.③于淑杰译.俄联邦军事学说.外军资料.2000(42).第5页.④以核遏制为依托的机动战略,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俄军事科学院院长加列耶夫大将于1997年首次提出,提出后并没有被俄军立即采用,直到2004年在安全2004战略核演习中,该战略才被俄军正式运用到军事实践中。
第五篇:普京时期俄罗斯政党的发展 论文
普京时期俄罗斯政党的发展
普京时期俄罗斯政党的发展
摘要:俄罗斯的政党体制的发展呈阶段性。普京执政时期是俄罗斯政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阶段政党制度的发展有其鲜明的特点。期间,普京重视政党政治,制定实施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政党制度向规范化发展。政党政策放宽,多党制开始定型,过去不成体系、支离破碎的多党体制正在缓步发展成一个影响力扩大、拥有不同纲领和稳定选民的多党体制。但是,俄罗斯的政党体制发展仍然受到多方制约,多党制的发展任重道远。关键字:政党制度、规范化、多党制
政党在现代社会的代议制民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党的功能在于能够将市民与政治连接起来,有助于了解和表达个人、集体与社会阶层的利益,同时有意识地发展选民队伍,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纽带,从而支持某一种要求,实行某一种管理。俄罗斯的政党形成后,非常有限的具备了这些功能,政府独立于一会和政党的监督及控制,国家又实行的是一种强有力的总统集权体制,这样一来,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党难以有所作为。所以俄罗斯的政党制度要发展完善任重而道远。在普京时期,政党制度的发展有其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普京之前,戈尔巴乔夫时期,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分立,社会派别加速分化组合,多党制出现雏形;叶利钦时期,立法机构以议会党团作为运作的方式,加速了政党制度的发展。经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奠定政党发展的基础,普京的执政时期,俄罗斯政党制度逐步发展至规范化,《俄罗斯政党法》及一系列相关法律制定和实施,但是与此同时,政党制度仍旧受到国家至上主义的抑制。
自普京当选为总统后,政权政策放宽,积极推进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改革发展,试图建立规范化的政党制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普京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肯定政党的地位与作用。普京当政时,主要依靠的是民众和党政机 关的支持,而与金融寡头和家族势力保持着距离。所以执政时,他意识到了提高政党地位、发挥政党作用、实现“府院合作”的重要性。在普京刚上任时向俄罗斯联邦议会提交的该国情咨文中指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借助选举,政党这种最重要的手段目前已经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没有党派就不可能推行多数派的政策,也不可能保护少数派的立场。在其他国家多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传统的反衬下,我们的政党体系存在的不足尤为突出„„俄罗斯所需要的是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靠当局庇护但又想取代当局的官僚党。”普京执政后一直保持着对政党政治积极态度,不断推进政党制的发展完善。
二、果断推出《政党法》等法律。2000年初,普京授意俄罗斯中央委员 会组织专家开始起草《政党法》。从世界范围来看,关于政党政治,大多数国家仅是在先发货法律中规定有关政党的条款,或者是通过单行法对正当问题的某一方面作出特别的规定,有些国家甚至仅仅依照惯例或者传统来解决政党问题,制定专门《政党法》的情况不常见。但是普京刚刚上台执政,便非常重视《政党法》的制定,这充分表明了他决心改变俄罗斯政党无序、混乱、甚至是恶性竞争的现状。
从2001年2月到6月,杜马经过三度的审议,通过“总统草案”,随后草案被提交至俄罗斯联邦上议院审议并获得通过。至此《政党法》正式被颁布。这部法律详尽地规定了政党的名称、目的、宗旨、成立条件、活动准则、纲领章程、权利义务、以及国家对政党的财政支持、对政党的监督、中止和取缔等等,法律还要求总统在任期间必须中止其政党党员资格。《政党法》颁布之后,俄罗斯政党发生了变革,出现了政党之间重新组合的浪潮,政党的数量大大减少,小党林立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俄罗斯政党开始走向量与质的双重规范,政党政治逐渐从混乱无序走向稳定有序,为推进政党法制奠定基础。
到了2004年9月,别斯兰人质事件发生,迫使普京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并明确提出:能够保障社会与政府在与恐怖主义斗争中进行对话和互动的机制之一就是全国性政党。而且,为了有利于加强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实行比例代表制。
2004 年11 月3 日,《政府法》修正案被颁布, 取消了《政府法》中对联邦政府总理和部长级官员担任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内领导职务的限制。这意味着政府官员可以直接参与政党活动,也从理论上使得议会制责任制政府成为可能。
2004年12月22日,普京签署了《俄罗斯政党法》修正案,其中规定了全国性政党的党员数量不得低于5万人,并禁止地方性政党的建立。根据该修正法案,截止到2007年9月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前夕,符合《俄罗斯政党法》规定的政党只有15个。俄罗斯政党的大变革已经显现出来。
2005年5月19日,《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颁布。该法的主要规定为:第一,俄罗斯在国家杜马选举中, 将取消“混合选举制”,改为全部按照“比例代表制”的方式进行选举,即国家杜马所有450 个议席, 将在取得进入国家杜马资格的政党中,按照其得票比率进行分配;第二,获得参选资格的政党的全联邦性候选人不得超过3 人,其余候选人须全部登记在地区选区的选票上,且参选政党须在不少于4/5的联邦主体内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第三,只有获得7% 以上选票的政党才能进入国家杜马。也就是说,单一选区制的取消导致独立候选人将不能参加国家杜马的选举,国家杜马的运行机制将完全是议会党团体制,原先存在的独立议员团被取消。选民只能通过投票选举某个政党的方式参与国家杜马选举,政党因而成为选举的唯一主体,这将极大的促进政党制度的规范化发展。
2004年12月12日,普京签署了《关于联邦主体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组织总原则》,标志着总统实际上拥有了对地方行政长官的实际任命权。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普京表示,为进一步提高政党在组阁方面的作用,建议将联邦各主体政府首脑权力新规定的细则提交俄罗斯国务委员会讨论。总统可以推举在地区选举中获胜党派的代表出任该地区行政长官。
根据该建议,国家杜马对《关于联邦主体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组织总原则》进行了修改。2006年1月1日,普京签署了修正案。按照修正案法律规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有权提出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人选。由于政权党“统 ①
①别斯兰人质事件:2004年9月1日上午9时30分左右,一伙头戴面罩、身份不明武装分子突然闯入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将刚参加完新学期开学典礼的大部分学生、家长和教师赶进学校体育馆劫为人质,并在体育馆中及周围安放了爆炸物。俄罗斯军方包围了学校3天试图解救被围困的平民和学生,事件在9月3日结束但导致了326名人质死亡,从而成为俄罗斯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一俄罗斯”党在俄罗斯全国范围内的强势地位,总统实际上依然牢牢掌握着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命权。不过,该规定提升了地方议会选举的政治意义,并促进了政党在地方政权中的作用,有利于政党制度的发展。
正是在普京的大力支持下,他执政期间与政党制度相关的法律一再被颁布施行,大大推动了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改革发展。
三、大力扶持俄罗斯党,其作为自己的政治依靠力量。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目前第一大党,成立于2001年12月1日,由“统一”党、“祖国”运动和“全俄罗斯”运动合并而成,又称为全俄罗斯“统一和祖国”党。这个政党依靠普京的支持而崛起,所以全力支持普京。它的政策主张属于中派政党,明确支持普京总统的方针,强调强大的总统政权是政治稳定的保障,并且它主张改革,提高公民对国家的信任度,深化经济和司法等领域的改革,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统一俄罗斯党目前已成为俄罗斯第一大政治力量。该党奉行的是务实路线,党派规模不断壮大,成为俄罗斯国内第一大党和新的政权党。2003年12月,该党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打败其余政党,大获全胜,取代俄共成为影响议会的核心力量,值得一体的是,该党前任主席为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此政党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政权党”控制议会的情况下,俄罗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协调运作的局面得到不断的加强,从而为“普京计划”的推行以及普京连任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俄共自居“不妥协的反对派”,而右翼政党则亲西方,它们的影响力持续下降。2007年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普京虽然是无党派身份,却完全无视过去总统超脱于议会选举之外的惯例,直接出面为统一俄罗斯党助选,并在其竞选名单中占据首位。按照新的选举办法,投票结果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参加议会的11个政党中,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轻松拿下64.1%的选票,赢得议席315个,支持普京的另外两个政党即自由民主党和公正俄罗斯党,分别获得了8.2%和7.6%的选票,议席为40个和38个。俄共的得票率仅为11.6%,议席57个。国内外的舆论惊人的一致,这不仅是统一俄罗斯党的胜利,更加是普京的胜利,是普京推广实施的政党方针的胜利。
统一俄罗斯党借助普京取得执政党的位置,而普京则依靠统一俄罗斯党加强巩固自己的位置,使其成为自己的政治依靠力量,借助该党实施推行政党的改革,推动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
普京在政党制度方面的措施实施之后,对俄罗斯的政党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仍旧受到国家至上主义的制约。
一、在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政党制度实现了有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构成型的转变。
普京时期,根据《关于国家杜马代表选举》这部联邦法,议会代表的选举将只按照党派得票比例原则进行。运用这种体制以后,2007年12月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大获全胜。而2007年的国家杜马选举,标志着俄罗斯的政党体系开始制度化,形成了围绕统一的中心即“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力量。“自由民主党”和“公正俄罗斯党”也加入亲总统的多数派。
2007年12月进行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显示,许多政党在争夺选票的斗争中明显不具有独立性。11个参加选举的政党中,只有4个获得代表的授意书。这可以清楚的表明,分散的政治力量必须要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去争夺2011年的代表席位。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小党将很难在俄罗斯正当竞争中幸存下来,只有联合政治力量组成大党,在以后的国家杜马选举中争得一席之地。小党林立的状况有望改变,数量增长型的政党制度终于向着质量构成型转变。
二、俄罗斯政党制度的规范化发展。
普京认为,俄罗斯的人权与自由得到了宪法的保障,民主政治体制已经形成,多党病例的局面成为现实,现在要做的是促使政党制度的规范化发展。他认为俄罗斯政党制度的不足在于:一是政党的作用和建设公民社会的要求不符;二是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强力权力体系的要求不一致。
正是基于以上的判断,普京一直立志于对俄罗斯政党制度进行改革,从而提高政党的制度化水平,使俄罗斯政党活动更规范、竞选活动更完善。从2001年到2005年,普京签署了《政党法》、《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正是基于以上基本的宪法性法律的保障,俄罗斯政党制度在机制运行和组织保障等方面的规范化最终得以确立。新《政党法》还取消了对联邦政府总理和部长级官员担任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领导职务的限制,使政府官员参与政党和议会活动成为可能。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政党的发展壮大,更是为议会中的“政权党”提供法律的支持。
多党制发展仍任重道远。
俄罗斯的历史上缺乏真正的多党制经验,没有多党制传统和政治文化。政党政治的发展是靠领导人的尝试和摸索。
普京时期,由于普京掌握国家大权得益于叶利钦的扶持,他的政见与风格与一脉相承,有许多相似之处,都信奉中央权威主义。普京上台后表示,他的政府需要得到社会的支持。他认为,“俄罗斯需要真正的多党体制”,不是那种只代表自己利益的多党体制,而是代表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多党体制,只有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成为国家的政策。这种多党体制可以是两党或者三党体系,与叶利钦相比,普京愿意同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权党保持一致,并正式决定建立一个总统党。2001年12月1日由“团结”、“祖国”、“全俄罗斯”三大中派组织联合建成“统一俄罗斯”。它是中派政党的代表,实际上是一个政权党,与现政权关系密切并得到支持。该党不仅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团,而且许多成员本身就是当权派,在中央和地方担任重要职务。目前国家杜马中,按照影响大小排序,中派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居于首位,并且有一党独大的趋势;左翼政党“俄共”第二,影响日趋下降,甚至有分裂的可能;右翼政党“亚博卢”和“右翼力量联盟”居第三,影响更弱。俄罗斯政党政治这样的基本格局使得政党体制向一党独大发展,多党制的推进反而很困难。
更何况在俄罗斯政治和政党生活中,领袖的力量要大于制度的力量。不论其意识形态的取向如何,政党的领袖通常具有权威地位。这种情况下,多党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政党同盟与联盟的空间便会缩小,妨碍了多党制的发展。一旦原先的议行合一、党政结合的政治体制崩溃,稚嫩的政党将无法控制局面,填补政治真空的必然是政治强人或者政治寡头。
总之,在普京执政时期,他非常重视政党体制的发展,并且积极签署颁布了《政党法》等法律条款,以统一俄罗斯党为政治依靠。这一时期的政党制度逐渐向制度化、规范化发展。但是,由于俄罗斯中央权威主义的存在和多党制经验的缺乏等原因,多党制在俄罗斯的发展依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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