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面临信任危机 热议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面临信任危机 热议“晒账单”
2011年07月11日 09:18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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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由国内9家大型基金会主办、26家知名基金会协办、基金会中心网承办的“透明公益给力和谐社会——中国基金会30周年暨基金会中心网一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透明公益和慈善事业公信力为议题,对公益慈善谁做主、基金会账单怎么晒等问题展开了探讨。
会议发布了基金会行业30年来第一本专业数据研究成果《中国基金会发展独立研究报告2011》。报告显示,基金会数量呈逐年增加趋势,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的增长速度更为明显。但是,基金会行业的专业发展水平、治理能力、资金使用效率、透明度等,离政府规范管理的要求和社会公众的期望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不少与会代表也认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正面临来自社会的信任危机。基金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已成为影响整个基金会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议题。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秦国英在讨论中坦言,当前基金会项目与捐赠者面对面的反馈很不到位,主要因为人力、资金的欠缺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顾晓今认为基金会不仅应该在财务方面做到公开透明,还有责任对受益人发生的变化进行反馈。
中国基金会行业信息服务平台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在会上表示,基金会信息的透明公开,不仅是出于行业自律,更是行业自救。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忠祥表示,基金会公开透明,就该回应捐赠人的质疑。基金会公开透明的内容包括捐赠款物的数量、使用方式、受益人,以及基金会内部治理情况等各个方面。每一家基金会都应该主动地向社会展示自己的玻璃口袋,全面、细致、清晰的独立披露机构的财务和活动信息,以此赢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
致力于推动透明慈善的基金会中心网于去年成立,目前已初步具备全国基金会信息披露平台的功能,信息采集度达92%,其中包括基金会的捐款收支情况、费用开支情况、主要业务活动、项目信息等,可随时接受社会监督。
据悉,从1981年7月中国第一个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至今,全国各类基金会已有2270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127家,非公募基金会1143家。(中国慈善事业危机待解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1年07月20日 16:17 中国企业家网
宗和
【中国企业家网】中国红十字会和商业相联系,商业总经理和20岁的女孩相联系,20岁的女孩和玛莎拉蒂跑车相联系,豪宅、名包和慈善捐款相联系。一段时间来,这一个个敏感的字眼持续刺激着公众的眼球。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个叫做郭美美的女孩,是她掀起了看似风平浪静的“中国式慈善”,使之波涛汹涌、好戏连台。
在网友的一层层抽丝剥茧下,似乎确定了她神秘的身份,而她背后所隐藏的复杂的关系网也逐渐清晰,长期“钱”伏在中国慈善业的商业利益链由此而曝光。
郭美美和中国红十字会之所以引起了网民的质疑和不信任,源于郭美美的微博中无意间暴露了长期以来慈善机构与商业运作之间的秘密。郭美美在微博中曾提到:我所在的公司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我们负责与人身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将广告放在红十字会免费为老百姓服务的医疗车上。
慈善商业化受质疑
媒体顺藤摸瓜发现,这一描述与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简称商红会)和中红博爱合作的“博爱小站”颇为相似。通过进一步挖掘发现,这个“博爱小站”其实是市场化方式运作公益事业的典型项目。
红十字会出品牌,企业出资金,商红会做中介和策划,设置一个企业资金与红十字品牌相结合,并各有所得的项目。而商红会的相关负责人则成立自己的公司,将自己的谋划和红十字会的资源转化成自有公司在项目公司中占据的股份。这就是由“郭美美事件”牵扯出来的中国式慈善的商业化模式。在郭美美事件发生以来,这一模式受到广泛质疑,其中可能涉及的利益输送让红十字会屡次发表声明否认。
利用红十字会这一慈善品牌的商业活动远不止博爱小站。据《羊城晚报》报道,广东汕头市红十字会在当地多家商场、酒店、写字楼放置了新型募捐箱,下方是接收捐款的募捐箱,上方则是LCD液晶显示器,播放着企业广告。传单的显眼位置上标明了一项尊享体验价:16,000元/年15秒,35,000元/年30秒;每天滚动播放不少于10小时、实现所有网点同步联播功能。传单底部附上了广告招租电话,传单的宣传语很是吸引人:“投入小、产出大„„一举两得,我们将助您运筹帷幄,坐享渔翁之利。”
监管机制亟待完善
在中国,像红十字会这样有政府背景的公募机构,吸纳了全国90%以上的慈善资金,这么多钱流向哪里,对公众来说是很重要的。据了解,以汶川地震为例,红十字会一年善款额达199亿元人民币,而红十字会总会的编制内人员仅为79人。199亿元比79人,以如此比例来筹集、管理如此庞大的善款,其善款流向必将借助政府机构,而政府的赈灾款项与慈善机构募捐的善款在同一渠道里,如何分清彼此的流向和最终受益人?是雪中送炭到了灾民的手中,还是变成了“郭美美”抑或是“陈美美”手中的爱马仕?
怎样权衡慈善信用与商业利益似乎给当今的中国慈善机构出了一道难题。对于红十字会的商业化运作,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公益项目是可以进行商业化运作的,现在大家都在探索和实践,商红会只是其中之一。只要运作模式设计得好,再加上有效的监管、成本机构的诚信和自律,给红十字会带来的品牌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建立信用迫在眉睫
事实上,正如王汝鹏所言,商红会就像是在商业系统里培育出的一个基层的红十字会,如果运行良好,可在筹款和发款中建立起“非政府”性质的渠道。但是,就目前看来,红十字会与商红会的管理方式尚不能摆脱现实的行政管理窠臼,也缺少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保证商业运作获得的资金用于慈善事业本身,而非进入个人腰包。
由郭美美所引发的慈善信任危机,已经足够让中国的慈善事业敲响警钟。社会弥漫的不信任情绪正给了中国慈善一次“改造”的机会,红十字会及下级单位已不能再停留在简单的“业务指导”关系中,民众也理所当然地享有善款流向的知情权。毫无疑问,此刻,中国慈善信用制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国式慈善乱象:做善事为何这样难?
当你在路边街头或是公车地铁里看到乞丐低声行乞,当你看到偏远山区的孩子上学维艰,当你得知洪水地震让无数人家破人散,凡是有怜悯之心的人可能都想通过慈善机构帮助他们。且慢,你现在还敢给慈善机构捐款吗?
中国的社会慈善捐款总额在2008年一度超过1000亿,富人“裸捐”的新闻也屡见不鲜,但一个郭美美就戳破了中国慈善龙头老大红十字会的画皮,继而给我们打了个大大的问号:在国内做慈善为何这样难?
公众的善心伤不起
善心人人皆有,它就像爱情一样,如果受到伤害、背叛,就会有人再也不相信慈善机构了。在慈善的信任问题上,公众的神经是敏感和脆弱的,善心也是“伤不起”的,这一点在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和“卢美美事件”中得到充分印证。前不久有消息称,自“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各地红十字会接收到的社会捐款几乎为零,可以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这让本来就不发达的公益慈善事业雪上加霜。换而言之,目前中国慈善乱象丛生归根结底是信任危机,没有信任就没有真正的慈善事业,而慈善事业只会沦为慈善买卖。
让阳光照进慈善,亟需破除慈善垄断
公众对红十字会等公益慈善机构的不信任不仅由来已久而且积怨甚多,这种严重的不信任及不满情绪早晚都要发泄出来,只不过“郭美美事件”一不小心成了“导火索”而已。如何才能化解这一空前的信任危机从而救赎慈善事业?官方出面反复解释乃至信誓旦旦都是于事无补的,行政监管和邀请审计的意义也很有限,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信息公开,因为公益慈善应该是“玻璃甁里的事业”。让阳光照进慈善机构,才能让慈善事业撒播阳光。
然而,国内大多数公募性慈善组织或多或少带有行政色彩,参照行政机关标准运行,信息公开缺乏动力和压力。没有民间慈善组织的竞争,“垄断慈善”本质上不是慈善。依靠行政垄断力量而存在的“慈善组织”,其实是慈善事业的破坏者。让阳光照进慈善,首先亟需破除慈善垄断,从根本上杜绝慈善组织“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情形,壮大民间慈善力量,公众、企业、法律界和政府都应为此而努力——尽管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连“功夫皇帝”李连杰的壹基金都曾因为缺少主管单位难获合法地位。
信仰危机导致国人财富观和慈善观扭曲
人死富有,死而蒙羞
慈善垄断之下的公信力危机只是中国式慈善乱象的“标”,信仰危机才是症结的根本所在。去年9月,巴菲特和盖茨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慈善之旅”,偏偏在中国闹出这么大动静,估计连“巴比”两位“大师”也始料未及。据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他们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的,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2010年我国慈善捐赠占GDP的比例仅为0.01%,而美国的比例为2.2%。如此悬殊的差距不是简单的慈善垄断可以解释的,其背后恐怕是非常普遍的信仰危机,包括宗教伦理和道德伦理。
“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这就是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换言之,财富并不是你的,是上帝的,你只是上帝财富在人间的托管,你有责任和义务将财富扩大,这是你完成上帝赋予你的使命的一种表现,但扩大财富后并不鼓励你享受。这一点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用数据分析地方法给予证明。欧美国家的富豪们热衷于慈善事业与他们的基督教宗教信仰密切相连,美国大企业家、大慈善家卡内基1889年发表的《财富的福音》中的名句是许多富豪美国的座右铭:“那些遗留下巨额财富(而不在有生之年捐赠出去)的人们必将受到公众唾弃,人死富有,死而蒙羞。”同为大企业家、大慈善家的洛克菲勒也指出,金钱等世俗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上帝托管于个人而已,并不永远属于自己,因此最后要如数归还上帝,也就是取诸社会,还诸社会。
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总得有信仰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新教伦理就不能做好慈善,在无神论主宰的国度,你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总得有一丝敬畏之心,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中国富豪们像守财奴一样守着自己的财富,红十字会们毫无顾忌地贪腐善款,除了行政垄断、缺乏监管等体制原因,更是因为他们没有可敬畏的“神明”。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宗教式的支撑和敬畏,就没有了基本的底线,让他们做出善举就没有源自灵魂和信仰层面的理由。条条大路通罗马,总得有一个足够站得住脚的信仰让国内的富翁们自觉地参与慈善,让行政机构虔敬地尊重每一分善款,如此才能带动中国走进现代慈善之路。
现代慈善意识的缺乏也制造乞丐
现代慈善是善心,更是一种意识和能力
卡内基曾说过:在神圣的慈善外衣下漫不经心地胡乱挥霍的百万富翁比一毛不拔的守财奴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实际上是他们制造了乞丐。传统慈善观念中的“恩赐、怜悯、布施”等传统思想,都已不完全符合现代慈善事业的要求,这些思想固然有助于激发人们的善心,但做慈善更是一种意识和能力。君不见世界首富盖茨亲身投入慈善事业,而不是委托他人,足以证明慈善事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财富的捐赠决不能使接受者堕落、进一步陷入贫困,而是要激励最优秀和有上进心的那部分穷人进一步努力改善自己的境遇。中国的捐赠者只知“发善心”,而很少全程关注善款捐给了谁和产生的实际效果。所以,从个人英雄主义的慷慨解囊,到有组织地打造企业家慈善品牌以及NGO,需要更多的具备现代慈善意识的专业人才和志愿者加入。
让慈善成为公民的生活方式
现代公益慈善事业不是某一群人、某一阶层的专利,而应该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种生活方式。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受极“左”思潮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慈善事业被当作“旧社会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装饰品”而屡遭批判。慈善事业由此便陷入停滞,以至销声匿迹长达近三十年之久。由于中国现代慈善事业长时间被扼杀,起步较晚,中国人生活里的慈善意识,远不及劫富济贫意识来得坚定。新中国消灭了慈善,“仇富”更加名正言顺。这种思想流布至今,一方面很多人抱定“为富不仁”情结,另一方面,大家又认为做慈善就是富人的事,做得不好就该骂他,骂得越狠就越痛快;一些地方政府也把慈善捐款作为第二“税源”,频繁的“被捐款”、“被慈善”对企业家的慈善热情造成巨大伤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有源远流长的仁爱和兼爱精神,只是我们何时才会把慈善当作每个普通公民的家常便饭,而不是一种有心无力、处处陷阱的乱局?
在中国做慈善为何这样难?(点击进入微博讨论)
第二篇:中国慈善事业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中国慈善事业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范宝俊
【专题名称】社会保障制度
【专题号】C41
【复印期号】2001年10期
【作者简介】范宝俊 中华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及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一、中国慈善事业面临的形势分析
慈善事业在中国内地,是间隔数十年之久后才于20世纪90年代重新出现的新兴事业。中华慈善总会作为全国性的重要公益组织,自1994年成立以来,经过崔乃夫、阎明复两位老部长的全力推动,尤其是1998年大洪灾时发起的大规模赈灾活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所认同,不仅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而且拥有80多个团体会员单位,每年在全国各地开展着多种多样的慈善公益项目。可以这样说,包括中华慈善总会在内的越来越多的慈善公益组织,正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日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在人类进入新的世纪之初,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亦面临着更加良好的发展机遇。
第一,国际大环境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综观世界,20世纪末,在称为第一部门的政府组织和称为第二部门的企业组织之外,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兴起并蓬勃发展,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部门,被称为第三部分(“第一部门”、“第二部门”、“第三部门”的概念在中国引用,是近年来从西方引进的),它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成为与政府部门、企业界并重的部门,共同支撑着各国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世界范围内的许多相关研究,特别是由美国学者Lalamon(萨罗蒙)主持的覆盖40多个国家第三部门的国际比较研究项目,进一步证实了第三部门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美国大选时甚至将候选人对慈善事业的关注支持程度作为重要标准之一,进行投票。因此,可以说大力发展第三部门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这对于正在加入WTO而力求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而言,必然地要受到这种潮流的影响,许多跨国公司与国际性的慈善组织亦会更多的将其参与、组织慈善项目的经验做法带入中国。因此,国际大环境既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值得仿效的榜样,也会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注入直接的推动力,我们必须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把中国方兴未艾的慈善事业的发展融入世界第三部门发展的潮流之中。第二,国内经济社会的转型,要求“小政府,大社会”,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现阶段,中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进程之中。一方面,市场经济要求尽快确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亦改变了过去由政府与企业包办各种福利救济的传统,许多以往由政府或企业承担的社会事务需要有各种社会团体来承担;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在创造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亦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并增加了个人的生活风险,改革开放20年来出现的贫富差别扩大化趋势、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家庭保障功能弱化趋势等,均表明有必要在政府与企业之外建立和发展慈善公益系统来帮助消化相关社会问题(尤其是动员社会资源来帮助有困难群体),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可见,政府职能转换需要发展慈善事业,市场经济需要慈善事业,社会发展需要慈善事业,这正是慈善事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社会基础——社会需要,也是慈善事业面临大发展的极好机遇。
第三,国家政策面开始创造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环境。继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后,国务院于2000年12月发布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试点方案》明确指出,“大力发展慈善机构、服务于贫困家庭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这一方案还规定了“企业或个人向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可以全额在税前扣除”的优惠政策,虽然目前这一政策在执行上还存在很多问题,但至少说明,政府正在和将有采取有力和有效的措施,大力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促进慈善事业功能的充分发挥。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十五”计划)亦首次将“发展慈善事业,加强对捐助资金使用的监管”写入国家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可以说,新世纪之初,中国慈善事业面临的政策环境越来越好,这正是慈善事业获得健康发展所重要的十分重要的条件。
二、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们确实面临着有利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机遇,但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因素仍然很多,这些因素如果得不到重视并获得化解,新世纪之初出现的发展机遇就可能在无所作为中丧失。概括起来,我认为,目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观念滞后。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慈善事业的原动力来源于崇高的慈善价值观和观念更新。但客观而论,许多人对慈善事业还存在着认识误区和观念障碍,整个社会因处于转型时期亦存在着道德滑坡的现象,对慈善事业持“左”的看法和各种消极思想的人还大有人在,不少人甚至一些领导同志的观念深处依然没有彻底摆脱对慈善事业的禁锢。在这种状态下,慈善事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氛围就很难真正形成,进而必然影响到慈善事业的发展。观念的滞后还表现在一些慈善组织及从事慈善工作的人员身上,多数慈善机构只是将慈善事业看成是单纯的道德事业,而未能将其作为社会分工产物并不断发展的社会事业来对待,从而与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理念存在着较大差距。
2.法规政策滞后。尽管颁布了《公益事业捐赠法》,尽管国务院在有关法规政策中明确向慈善事业捐献可以享受全额免税的优惠,但总体而论,法规政策的滞后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制约中国慈善事业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主要障碍。一方面,对于慈善事业发展所需要的法律政策环境而言,现有法律、政策根本不足以规范和保护慈善事业的发展,迄今我国尚没有针对性、特定性的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的实体内容的法律与法规条款,包括对慈善组织的性质定位、慈善事业运行的政策规范、监督机制及机构的活动领域(如募捐善款、救助项目开发等)等方面,都缺乏完善、系统的法规政策规范。另一方面,即使是已经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亦因缺乏具体的、可供操作的配套政策而难以落实,如2001年3月8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联合下发财税[2001]9号文件,对向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的减免税收政策作出了规定,但到底如何操作却没有更加具体的依据。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中国非营利组织的有关法律、法规比发达国家和地区相距实在太远。因此,目前中国慈善组织仍带有某些自由发展或过分依附政府的倾向,很多慈善机构的建设并不完善,甚至有些慈善组织形同虚设或成“二政府”,难以充分发挥慈善组织特有的社会功能。所以,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建立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完善的慈善组织管理法规体系迫在眉睫。
3.理论研究滞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任何成功的实践,都需要不断地进行实践总结和认识提升,再不断地用先进理论来指导。当前,国际社会非常重视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亚太地区近几年从事非营利部门研究的机构不断涌现。然而,对慈善事业的研究却几乎成了中国理论学术界的一个盲区,迄今除出版过《中华慈善事业》等个别著作外,相应的研究成果相当罕见。事实上,如何借鉴和探索国际上符合中国实际的慈善组织管理模式、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道路与社会政策,以及中国慈善事业与社会福利社会化、中国慈善事业与社区建设、中国“本土化”的慈善救助模式,等等,均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探讨,并为国家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具体
指导。
4.舆论宣传滞后。当前,虽然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很快,慈善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日益明显,各种传媒对慈善事业的关注度亦在不断提升,但对慈善事业的舆论宣传总体上依然滞后于慈善事业的发展,人们还缺乏认知慈善事业与慈善组织的大众化途径,对慈善事业所知甚少,对慈善组织了解不多,更不要说熟悉参与慈善事业或慈善活动的方式与途径,这种状况很难将人们的注意力尤其是那些在改革发展中新富起来的社会成员的注意力吸引到慈善事业的拥护群体中来。
5.慈善组织自身亦存在着不能适应发展需要的弱点。例如,部分慈善机构的组织建设还不规范,慈善募捐的方式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慈善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还有待提高,慈善组织的运行还缺乏透明度并接收社会监督,慈善公益系统的自律还有待强化。概括而言,就是慈善组织还面临着规范化、专业化、自律化建设的任务。
综上可见,中国慈善事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环境的制约,也有主观原因的制约,既有外部因素的制约,亦有自身不足的影响。要真正促使中国慈善事业抓住机遇,在新世纪初期争取有一个大的发展,就必须切实解决前述问题。
三、如何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肯定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外环境向好,承认慈善事业发展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意味着机遇和挑战从来都是并存的。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要抓住机遇,就必须从各方面多加努力。我认为,当务之急便是做好如下工作:1.争取多方努力,弘扬慈善公益价值观,营造全社会都来关心、参与慈善事业的社会氛围,这是中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社会基础。慈善事业是社会事业,中国慈善组织作为当代社会领域的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只有动员社会成员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才能取得成功。因此,应当加大对慈善事业宣传的力度。例如,大力宣传百姓中乐善好施的精神与典范(慈善组织这方面的个案都不少,但为公众所了解的并不多),激发社会各界对慈善事业的热情;大力宣传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广大企业对慈善事业的参与和支持,宣传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宣传企业取之于民、反馈于社会的慈行善举,并作为企业文化来倡导,激发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通过宣传来引起各级领导、企业界及社会各界对慈善事业的地位、功能作用和重要意义的认知和重视(这里边也包含着“有为,才有位”的问题)。同时,还应努力争取政府及领导同志给予慈善活动道义上的支持,在中国现阶段,由于国力所限,象西方国家和香港地区一样,政府每年拨付大量资金给慈善机构用于慈善公益事业,是不现实的,但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政界的推动力量却是无穷的。例如,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自1994年成立以来,之所以发展迅速,就得益于上海市高层领导的重视和参与,这种参与不仅大大提升了上海市民参与慈善活动的热情,而且培育了市民的慈善价值观;浙江省余姚市(县级)慈善会开展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取得了成效的显著,关键亦是市政府给予了道义上的大力支持,该市市长在《余姚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副市长亲临“一日捐”现场并作动员报告,市四套领导班子成员和市属机关干部率先捐款等。可见,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有合适的社会氛围,即需要有公民慈善意识和社会慈善价值观的支撑,而这些均离不开慈善宣传的引导和政府及政府负责人的参与与推动。
2.努力推动慈善法规、政策的完善。慈善事业是一个志愿事业,没有健全的法制环境,很难有大的发展。我国近年来在各界的推动下,已经颁行过有关法律与政策,但很不完善。因此,迫切需要对慈善法规政策加以完善。例如,制定慈善事业或慈善团体组织法规,用以规范和约束慈善组织的行为,并使慈善机构在运行中有可供操作的法律依据;再如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财税
[2001]9号文件,对向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的减免税收政策作出具体的操作规定,使这一项已达成共识的政策真正能够得到落实;等等。总之,有关慈
善事业的法规政策环境急切需要改善,除政府与各界推动外,慈善组织尤其需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应经常给政府报告工作和提出建议,促进法规政策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在有关全国性法规政策出台条件不太成熟的情形下,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帮助政府早日出台地方性的慈善政策法规,在这一方面,上海已有了很好的尝试,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3.立足社区,推进基层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
社会功能学派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他们满足了社会的某种需要。这一理论说明,中国慈善组织,特别是基层社区慈善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需求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们对单位的依赖,正在逐渐转向对社区的依赖,城乡社会存在的老龄化问题、贫困问题、其他社会服务需求问题等,都在呼唤着基层社区慈善组织的诞生和发展,以便通过发挥慈善组织的特有功能,从源头上稳定社会。发展社区慈善组织,作为缓解社区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已得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国内一些慈善事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如浙江省、广东省等,亦有不少乡(镇、街道),甚至村(居)成立了慈善组织(尽管这些慈善组织中有相当一部分还很不规范),慈善救助网络雏形开始形成,有的社区慈善事业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如广州文昌地区慈善会以现代慈善组织形式为载体,开展慈善活动,不仅激发了社区的道德回归,也促进了社区服务,推进了社区建设,把那个社区建成了人心向善、充满归属感的温馨社区,走出了一条很值得总结和推广的基层慈善事业发展之路。因此,各级慈善机构要不失时机地顺应社会的需要,推进社区慈善事业的发展。
4.强化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度。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载体。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条件下,亦可能出现较为成功的慈善组织;而在慈善组织不良的条件下,即使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慈善事业亦不可能获得良好的发展。因此,慈善事业的成败从根本上讲决定于慈善组织自身的建设及能否取得公认的社会公众的信任,强化组织建设、不断提高社会公信度是慈善事业尤其是每个慈善组织可持续发展、长盛不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在这方面,我认为,慈善机构一是应当强化内部规范管理,目前慈善事业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也是组织性质、组织行为比较混沌的时期,内部管理不规范、机构效益不高也就成为当前制约自身发展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有下大力气实现慈善组织架构合理、运行规范,才能真正赢得社会认同,最大限度地吸引社会拥护群,为此,要勇于突破行政机关工作形成的思维方式,学会运用新思维,吸收现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建立和完善各项操作制度,切实加强慈善机构内部管理。二是要建立规范、公开的财务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对慈善资金的运作进行全过程控制,并定期公布有关信息,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如定期向捐赠者乃至全社会公布各项支出与收入及财务审计报告、慈善活动效率的指标数值等内容,这是取信于公众的必要举措。三是应当重视队伍建设,加强慈善机构工作人员的职业培训和知识更新,提高慈善会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使慈善事业逐步变成以具有专业背景的专职人员主导、专职人员与志愿者相结合推进的社会事业,在香港、台湾等地区及欧美国家,对专职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人士都有接受社工教育的明确要求,中国内地亦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培训系统;同时,在队伍建设中还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对内设机构进行定岗、定编、定责、定权、定利,破除现有的职务界限,对全职员工实行全员聘任制,真正形成有利于将优秀的专业人才吸引到慈善事业中来,这是中国内地慈善事业获得发展的一个必要且重要的条件。四是需要树立品牌项目。慈善事业是高尚的社会事业,高尚的社会事业不仅需要公众的无私奉献,同时也需要有真正的品牌项目,只有有吸引力的慈善项目才可能争取到社会资源,慈善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无一例都是通过实施项目(使用善款)来实现的,因此,慈善组织虽然从事的是慈善事业,也要象营利组织(企业)那样,生产名牌产品(慈善项目即是慈善组织的社会产品),除了捐赠者自行确定捐款使用要求的以外,对由慈善会选择用途的非特定慈善捐款,在选择项目、确定善款用途上,必须坚持严格
科学的程序,在科学论证项目运作及认真评估其社会效果的基础上再行决策。
5.积极借鉴国际上行之有效的经验。发达国家的慈善事业无论在运作方式还是运行规范方面都已臻成熟,中国慈善事业应当积极借鉴。如适应市场经济规则并树立市场观念,将募捐与项目实施分离,建立科学的社会评估体系和严格的自律机制,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确立慈善工作职业资格制,等等,都是中国慈善事业走上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之路所需要借鉴的经验。
总之,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发展慈善事业,慈善事业亦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慈善机构一定要审时度势、挑战自我、开拓进取,努力办成社会认同、政府信赖的民间公益机构,并使自身沿着健康的轨道稳步前进,最终促使中国慈善事业的大发展。^
发达国家如何打造慈善公信力
毛玉西
【专题名称】精神文明导刊
【专题号】V6
【复印期号】2011年08期
共识
慈善事业是“玻璃口袋”
欧美的很多知名慈善机构之所以能建百年基业,关键在于慈善机制的透明。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曾说过: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可以说,类似认识在欧美早就成为共识。公众是否给慈善机构捐钱,捐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玻璃口袋”的透明度,慈善事业要获得公众的信任,就必须把这块“玻璃”擦亮,做到高度透明,这是欧美发达国家慈善事业持续发展的内生因素。
他山之石
确保透明有四招 任何公民都可以查账。
美国对慈善机构有相当严格的程序,尤其是一些资助项目申请、拨付款项和运营费用的预算等,管理都非常严格。美国绝大多数州都规定,慈善机构必须向州提交报告,而且任何美国公民都可以到慈善机构查阅账目。慈善信息披露如同上市公司。
英国《慈善法》要求慈善组织高度透明和公开,其信息披露不亚于上市公司。比如,慈善机构每年需提交两份报告——报告和财务管理报告,民众可以对每笔善款进行监督,如果对某机构的筹款方式不理解或不满,可以投诉。
慈善机构管理“有法可依”。
在法国,公众每年捐款高达数十亿欧元。法国慈善界1989年联合出台了规范慈善机构的《宪章》,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不谋私利、严格管理、规范运作、财务透明。此外,还要求慈善机构领导人员不取薪酬、不从慈善活动中获利。
内部管理专业化、公司化。
在美国,慈善机构已经实现专业化管理。从业人员绝大部分由志愿者构成,但他们大多都曾接受过专业训练;日常运作上援用工商管理制,董事会或托管会是最高决策机构,行政首长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监事会监督行政工作。
监管方式立体化
从国外的经验看,如何对慈善机构做好监管,已经拥有了很清晰的思路,那就是打造“立体化”监管体系,保证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政府监管 在法国,任何慈善机构都要受到政府的监督和管理。在美国,美国国税局、州检察院等政府有关部门都依法对基金会进行管理。在英国,政府早在1860年就专门成立了“慈善委员会”,监督管理和规范慈善组织的行为。
媒体监督 媒体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具有导向作用和威慑作用,能对慈善公益组织的管理者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比如,1992年美国的阿尔莫尼丑闻,就是由媒体曝光而轰动一时。
社会监督
在西方,社会监督是慈善监督机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这包括捐赠者与公众的监督,每个公民都拥有对捐款使用情况的知情权。
第三方评估制度
发达国家都很重视独立的第三方评估监督。比如,美国有多家慈善评级机构,为超过5300家慈善机构评级,级别从无星到四星不等,同时提供不同标准的排行榜,其中包括了负面排行,比如筹款回扣率排行、财务危机排行、劣等机构CEO薪水排行等。
第三篇:公益善款去向引热议
公益善款去向引热议
凤凰网
近日,凤凰网“2014美丽童行-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慈善夜”募得善款总额1192万5871元整,超越了去年总额。最后,凤凰网首席营销官金玲将支票交给邓飞和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魏久明。
有人说,“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以受益方的身份接收了所有善款,用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和中国社会救助基金会运营的儿童安全、免费午餐、大病医保、暖流计划项目。慈善晚会上,来自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央党校、工商联等华人政界、商界、演艺界精英齐聚一堂,全国人大第十届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工商联原副主席沈建国也莅临现场,支持中国慈善公益事业。
有人指出,晚会拍卖环节中,包括刘藏元女士创作及捐赠《千手千眼观音》、TTF Haute Joaillerie董事长吴峰华捐赠的18K白金镶嵌钻石、珍珠及彩色宝石《手镯》、爱康国宾捐赠的爱康君安健疗国际“钻石卡”、由熊菁女士捐赠的王易罡先生的油画《作品1992-6号》、余德耀、米董夫妇捐赠的油画《无题》等国内外珍贵艺术品及收藏品均以高价拍出。王广德先生创作及捐赠的书画作品《爱在中华》被世纪金源集团以100万元拍下,除此之外,世纪金源集团还在现场向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捐赠100万元,因此也当场获得由弘法寺方丈印顺大和尚开光的“踏海观音圣像”,功德圆满。陈数、袁立、成泰燊、潘辰、高伟光、刘云、江语晨、张俪、孔维、马艳丽等明星,邢傲伟、廖晖等奥运冠军悉数到场,支持本次慈善夜。
有人认为,作为本次活动的发起方及主办机构,凤凰网总裁、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发起人之一李亚先生在晚会的致辞中回忆了八年前,凤凰网从一个100人的公司开始“美丽童行”,到现在成为全球华人首选的门户,依然不改初心,坚持以有品质、有温度的态度践行公益。知名记者、公益人、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总发起人邓飞讲述乡村儿童联合公益的理念与价值,城市化迅猛发展,但牺牲了乡村和农民。几千万农民离开乡村,产生6100万留守儿童,很多孩子面临午餐饥饿、无钱治病等诸多苦痛和风险。我们希望通过公益让孩子不留守,老人不空巢,青年父母可以回家。
有人还认为,中华小姐环球大赛的佳丽们今年第三年作为“美丽童行•中国乡村儿童公益慈善之夜”的志愿者,协助晚宴筹备,此外中华小姐十六强佳丽分为五组上台助拍,呼吁爱心嘉宾积极举牌。乡村留守儿童很多或被病痛折磨、或缺衣少食、或缺少父母陪伴。由大病医保、免费午餐、暖流计划、微博打拐、女童保护五个项目联合组成的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致力于从人身安全、营养改善、健康卫生、物资保障等四个方面为中国6100万留守儿童谋取应有福利。
有人指出,每一个人心中皆有良善,都有不忍。我们希望自己孩子健康长大,必定不愿看到别人孩子深陷困境,饥饿或者苦痛。祝愿每一份爱心,能温暖孩子们的心,扶持他们走向有阳光有希望的未来。
第四篇:中国慈善事业
中国慈善事业
郭美美事件使中国慈善事业遭遇了“信任危机”,引爆了人们对中国慈善事业的集体思考。中国慈善机制中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机制的不透明,社会意识的模糊以及制度的不完善,都让中国的慈善事业举步维艰。
早在今年7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首次公布数十万笔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捐赠查询平台上线后引发网友质疑,对玉树县仲达乡寄宿学校和卫生院的援助,日本红会官网公示分别是1544万元和696万元,但中红会公示分别为1182万元和535万元,“缩水”23%。不得不承认,官办的慈善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参与慈善的积极性。“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政府机构有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难免使公众感到慈善的公开度、透明度打了折扣,以至于当慈善机构向民众募款时,有群众提问:“我捐钱,好让官员去腐败?这一尴尬场景。
中国慈善事业的低迷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富人素质的缺乏。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决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逐步带动实现整体富裕。然而在过度释放经济潜力的同时,体制的不健全,让社会两极分化逐渐加剧,更多的先富起来的阶层在长期的经济诱导刺激下,丧失了对社会的回馈与感恩,丧失了对弱势群体的认同和支持。有数据表明中国每年的慈善总收入不足美国的百分之一,这对于一个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二的大国而言是羞辱的,这样的发展道路是不平衡的。
近年的中国慈善事业也不能说是毫无起色,各种民间自发组织的基金会已经脱离的官办的慈善组织,这无疑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大众捐赠的组织化进程比较复杂。这让一些爱心捐赠缺乏顺畅的实现渠道,并且许多基金会的入门门槛较高,阻碍了民众的积极性,如果机制和法规能促进民众参与,巨大的民间力量将使中国慈善的发展潜力不可估量。
中国慈善事业将何去何从?我们无可获知。但是基金会的成立和媒体监督力度的增强让我们在黑暗的路上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第五篇:中国慈善事业发展
各位同学:
大家好,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第二个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及第三个,中国慈善事业以后发展的对策。
首先我先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根据中国社科院在2010年11月2日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讲述的那样,中国慈善常规性捐赠在2007年为309亿元,2008年321亿元,2009年为332亿元;全国各类社会组织数量从2008年的41.4万个增加到2009年的43.1万个,其中,基金会数量1843家,非公募基金会800家,公募基金会1029家。总的来说,中国的慈善事业在不断的持续增长着。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现象,在慈善捐赠总额。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占当年30多万亿元GDP的 0.17%,比较一下,美国的捐款占当年14万亿美元GDP的2%左右,要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捐赠额应该是6000亿元。慈善组织的数量。2009年,中国的基金会为 1843个,美国的慈善组织超过100万个,英国比较活跃的慈善组织超过16万个,加拿大慈善组织也有8万个以上,跟发达国家比较,中国慈善组织的数量还很不够。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2009年,中国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不到两万,而美国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则超过900万,英国亦有60 万从业人员。由此可见,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与外国还有一段距离,还不能达到外国的同水平状态。
大家也都看到了,中国人民还是很有爱心的,每年慈善捐款都有几百亿的资金。但是,我们都想知道,这些钱都到哪里了,这些钱是不是真的用于那些需要救济的人手里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内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个人感觉,中国慈善发展出现的问题有第一:制度不健全。单说中国的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和非公募基金,只有公募基金才能向社会公开招募,而公募基金会都是官办的,并且地方上基本上都是与民政部合二为一,请问这些收上来的钱都归政府管,政府真的是用来搞慈善了吗,我看未必。举个例子,在08年,我们学校号召学生向汶川捐钱,然后我们班学生包括班长都不相信学校,因此直接就把钱送到银行,转账给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而没给学校。就是怕学校把这些钱贪污了。第二就是信息不透明,捐款人把钱捐出去以后就没回音了,不知道自己的钱是否真的用于慈善,而慈善机构也大多不透明,不想外接公布这些钱的去想,这就严重影响捐款人捐款的积极性。第三,机构管理滞后,组织不健全,人才缺乏。一些慈善机构存在重复捐赠,过分介绍捐款人和被捐款人,组织涣散,没有专业的人员从事这项行业。
针对以上出现的问题,我想了几点建议,1.慈善组织要及时发布信息,对外公布资金流动情况,每次较大规模募捐后都要在媒体上详细报告善款善物的募集和分配情况,使其制度化和规范化,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度;2.慈善机构要认真规划自己的慈善发展,培育慈善队伍。根据实际需要,制定相关人员的培训计划,努力提高她们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准,使之在有良好职业技能的基础上,愿为慈善事业作出奉献。这一点我就想起了“社工”,去年暑假我在咱们郑州绿城社工服务站做社会实践,我记得刚去做培训时,那里的站长说了一句话说,社工不等于义工,社工是“职业雷锋”,也就是说,社工是拿工资助人为乐,其实,社工真的挺专业的,中国的慈善组织是不是应该需要更多的社工人员,而不是更多的义工呢。这需要深思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将来会走上民间道路,民营道路。
这就是我的发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