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岸政治谈判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两岸政治谈判的思考

关于两岸政治谈判的思考

作者：黄嘉树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10年12月号，总第156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4 15:03:39 阅读量：148次

当涉及到政治性、安全性的议题并且需要签订有官方约束力的文件的时候，台湾方面将无法接受“默示性的承认”，它必将要求明确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看不到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双方现实的选择只能是保持“创造性的模糊”，留出“各自表述”的空间。

四个结构 性的难题，六十年都没能解决，而四股阻力交织在一起，对马而言简直是排山倒海的压力。马英九即使能连任，也只能干八年，在这样短的时间，要克服以上诸种不利因素谈何容易?所以，我们实不该苛责马英九的“裹足不前”。

8月11日，大陆海协会执行副会长李亚飞在台湾出席《两岸和平创富论坛》时将“九二共识”概括为是“两会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台湾方面将此概括为“各表一中”(注1)，虽然“各表一中”与“一中各表”侧重不同，但毕竟这是大陆首次正式接受了“各表”，此中善意，台湾方面不可不察。

对于那些困扰两岸六十年之久的结构性争议，也必须有相当长的时间研究，才可能找出化解之道。因此，两岸官方(包括两会)直接进入政治对话与商谈的时机固然尚未成熟，但为此作必要的准备则不应该再人为的拖延。

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危机管理”的意识，对可能引发冲突的各种可能情况未雨绸缪，并择机建立单边或双边的危机管控机制，以求把各种负面冲击的力度降至最小。

两岸政治谈判是大势所趋

两岸关系发展到某种程度，就必然引发两岸政治对话与谈判的需求。以下几项原因决定了两岸政治谈判的必然性：

(1)先就客观需求而言，大三通基本实现后，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将迅猛发展，双方交通、经贸、金融、文教、政治等事务越来越繁杂，随之衍生大量法律问题，仅仅以默契和“政策灵活性”是解决不了的，必须求助于公权力和制度化的机制才能确保有序稳定的发展。两岸再互称对方“非法”显然已无法适应新形势，官方对口接触已是时间早晚问题，其实官员已经上桌直接谈判了，只不过还戴着两会的“白手套”而已;现在台湾方面已经大幅度放宽公务员登陆限制，两岸官员接触将更频繁，对两岸关系发展也提供更多机会。随着两岸交流的扩展，很多议题如国际空间、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等都将涉及政治考量，不论通过甚么管道，两岸早晚要就这些议题进行商谈。

(2)再就各方认知而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已经得到了台湾绝大多数人民的认同，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欲求和平发展的成功，必经对话谈判的路径，而对话谈判必然不可能仅仅限定于经贸文化领域，迟早要进入政治领域。胡总书记在2008年12月31日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注2)，台湾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两岸会谈经济问题的空间已经缩小，接下来要谈的问题涉及政治考量的因素越来越多，两岸谈判有必要适时转入政治话题的讨论。如马英九的核心智囊、“国安会”前秘书长苏起于8月14日在联合报发表文章，认为两岸“化异”的过程“当然应该，而且也必须”启动;苏所持的理由是“消极的说，台湾不可能永远回避两岸在主权、国际空间、军事议题上的重大歧异。即以军事互信为例，美国政府在过去一年即已两次表态鼓励。而积极的说，如黄海与南海的大水花所显示，这些非经济议题正在加速冲击台湾的周遭环境;面对它们、处理它们，反而可以让台湾更好的掌握自己的未来。而在两岸最新的经济互利互惠的基础上讨论这些难题，双方也必然可有较大的相互谅解空间”(注3)。马英九既然以推动和平发展为其执政的基本特色，就必然要接受和平发展内在逻辑的导引，从经济走向政治。所以马从未说过“只经济、不政治”，他只能说“先经济、后政治”，即认为政治议题也要谈，只是时间顺序上“滞后”一些。

(3)耐人寻味的是，民进党同样也受上述逻辑的制约，它没办法反对和平发展，从而就不能总是抵制两岸谈判：它同样要享受两岸经贸谈判的成果(如直航)，从而就不能总是抵制大陆的“经济让利”;她既然被动地迈出了前两步，就不能不接受“先经济、后政治”的提法。民进党明白两岸不谈则已，一旦谈起来，早晚要进入政治领域，故将其底线设定为届时不能让国民党垄断谈判权，民进党也要“在场监督”;最近蔡英文表示“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愿与大陆对话”，亦显示出民进党对于在两岸对话与谈判中“缺席”的担心。总之连民进党都已经有了两岸终将共同探讨政治议题的心理预期，而且该党也希望届时参与其中。

(4)经过两年多的和平发展，两会协商和谈判的制度化加强，至去年年底已签订了十二项协定、一项共同声明和一项MOU(备忘录)。今年又顺利签订了ECFA。去年底陈云林会长第二次访台虽仍遭民进党聚众抗议，但抗议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已小于前年;现在台湾民众已把两会商谈及其制度化交流视为当然甚至必然，连高雄也在邀请陈会长往访。大陆省级高官访台络绎不绝，“陆客”成千上万出入岛内，这些热络场面也已经被台湾民众视为常态。去年11月中旬在台北召开的“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是两岸交往中第一次在台湾举行有大陆退役将领和退休大使参加的公开研讨会，也是双方智库学者第一次在台北公开讨论敏感政治议题，从台湾媒体和民众的反应来看，似乎已经不排斥双方开始“二轨”性质的政治对话，到明年或后年，两岸智库进入这种性质的对话还是可以期待的。民进党之所以提出“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愿与大陆对话”的说法，其实也是察觉了民意的这种微妙变化。

两岸政治谈判的阻力与困难

以上所论，只是一方面，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两岸政治谈判也有很大的阻力，或曰有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阻力与难题的存在，就导致了两岸政治议题的谈判常常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就“难题”而论，有四大症结问题目前无解：

(一)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问题

具体说就是“中华民国”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问题，或曰台湾当局在政治谈判中乃至签订两岸和平协定时的法律地位问题。其实，大陆接受台湾方面做为谈判的对方，与之“谈”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其合法性的承认，但这只是“默示”性的承认。当涉及到政治性、安全性的议题并且需要签订有官方约束力的文件的时候，台湾方面将无法接受“默示性的承认”，它必将要求明确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看不到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双方现实的选择只能是保持“创造性的模糊”，留出“各自表述”的空间。而这也预示了双方签订带有政治内容的和平协定可能非常困难。

(二)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

“胡六点”提出“我们了解台湾同胞对参与国际活动问题的感受，重视解决与之相关的问题”(注4)，这暗示出北京已经不再笼统地把台湾要求扩大国际活动空间与“台独”划等号，讲话做出“两岸在涉外事务中避免不必要的内耗，有利于增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注5)的判断，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注6)。这既有对台湾当局的善意回应，也清楚地划出了两岸在这些问题上博弈的底线和范围。大陆的基本关切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不能伤害一个中国原则。台湾也要充分考虑大陆的关切，特别是马英九先生现在坚持的“不独、不统、不武”是与国民党原来的主张(马也曾坚持“统一是国民党的终极目标”)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大陆不可能在敏感、重大的问题上做出太大的让步，因为内部整合会很困难。台湾任何负责任的执政者都应该对国际格局和台湾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有实事求是的认知，不能提出与其身份不相称的要求。如果天天讲“主权、对等、尊严”的三原则，把民众的期望值提得很高，但现实又做不到，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三)台湾的安全顾虑问题

两岸关系再和缓，只要没有统一，站在台湾的立场，就会认为以下三点是自然而合理的：(1)要求大陆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撤除针对台湾的导弹部署;(2)台湾要延续向美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军购;(3)台湾要求加入以美国为首的东北亚或东南亚的集体安全体系。

在两岸关系改善的前提下，估计大陆会对上述几种诉求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有的可让步、有的可表态反对但不采取行动，有的则仍然要坚决抵制。大陆方面认为，如果双方能谈判建构军事互信机制的问题，台湾方面的某些要求如撤除导弹问题可望同军事互信机制的问题连带解决。但届时应当是双方都对军事部署有所调整，而非大陆单方面改变。而台湾方面目前则主张大陆应当无条件先行撤除导弹，这等于为两岸政治谈判设置了新的前提，其实是更增加了解决台湾方面安全关切的难度。

(四)两岸的政治差距问题

台湾的反对党和“人权”人士可能要求将大陆民主化的问题、法轮功的问题和西藏问题等列入两岸政治谈判的讨论范围，而北京则绝对不会同意。马英九当然明白不可能也没必要同大陆谈这些议题，但他在岛内起码要做出一个“维护普世价值”的姿态，这决定了他需要在此类问题上找寻既表达其反对立场又不过度刺激北京的平衡点。同时，马在进入政治议题谈判之前，还必须考虑如何通过“立法院”审批和“人民公投”这两关的问题。这些都势必增加台湾方面进入政治谈判的成本。

就“阻力”而言，也有四股力量绊住了马当局的“马腿”：

(1)民进党的抵制。相对于国民党而言，民进党在岛内政治格局中的优势在于：A，在“话语权”方面，民进党的论述比国民党更容易被台湾多数民众认同。此中关键是民主化之后，民主成为台湾的普世价值，而“民主”的“民”，只能以台湾住民为基数而不能把大陆人口算进去，这就助成了民进党关于“台湾2300万人民是生命共同体”、“台湾人民拥有主权”的言论市场，相对压缩了“一个中国”的空间，从而迫使马英九乃至其后任何国民党领导人都必须把“一中”论述与“台湾”(人民、版图)挂。但无论马英九如何完善其论述，在岛内特殊的环境中都会显得不如民进党的论述严密。

B，大陆在否定“中华民国”和对台保持军事压力等重大问题上与台湾有结构性的对抗关系，这决定了“以大陆为敌”在台湾具有相当大的正当性，反之“与大陆和解”倒成为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马英九选择了后者，但他又改变不了两岸结构性敌对的性质，这就注定了民进党去扮演监督者和“考官”的角色，而马相应地去扮演解释者和“考生”的角色。但马无论讲多少遍“以台湾优先”，在很多台湾人看来，马对于台湾的忠诚仍不如民进党。

C，过去民进党在清廉方面的社会评价长期超过国民党，陈水扁案严重伤害了民进党在这方面的光环，但随着国民党重新执政而民进党渐渐走出陈水扁的阴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过去那个“清廉的民进党”。

D，由于民进党没有国民党那么多的历史包袱，年青人在民进党内的“出头”机会要高于国民党。

(2)美国、日本的牵制。美国是我解决台湾问题最大的外部阻力。美国目前对两岸关系的改善表示欢迎，但对两岸进入政治性、安全性的议题非常敏感，实际是要求台湾方面采取任何与大陆的和解行动都必须经美国同意，否则不许台湾方面越雷池一步。前不久美方智库人士对台湾退役将领频繁到大陆交流表示担忧，就是对台湾施压的具体表现之一。在南海问题和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的背景下，美国向台湾明确表示两岸关系的改善不应针对第三方，更是直接给台湾划出了底线，不许两岸联手共保南海和钓鱼岛的中国主权。

(3)国民党内“本土派”的压力。现在的国民党已经不是当年的国民党，“本土派”在党内占据优势，他们对统一没有任何使命感，甚至在心底是抵制的，他们最大的心声就是“台湾优先”，对两岸关系的战略策略，他们与民进党内的“务实派”其实差别不大。

(4)台湾的主流民意。民意仍然在朝“台湾现行管治疆域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2300万人是主权实体”的方向移动，这使马的任何对“主权”模糊化的处理都可能被置于“主流民意”的对立面!而马为迁就民意而不断强调“主权”，其实就违背了他“寻求模糊方式”的初衷，反倒增加了两岸达成政治妥协的难度。

上述四个结构性的难题，六十年都没能解决，而四股阻力交织在一起，对马而言简直是排山倒海的压力。马英九即使能连任，也只能干八年，在这样短的时间，要克服以上诸种不利因素谈何容易?所以，我们实不该苛责马英九的“裹足不前”。从最近的趋势来看，马英九可能还要再往后退，即对“一中原则”的坚持更含糊，对进入政治性谈判更拖延。这种趋势似乎与两岸关系的迅速改善呈反比，但实际上仍是有关各方博弈的力量对比的结果，并不奇怪。

两岸政治谈判应坚持的原则与路径

对待两岸政治对话与谈判有三种态度：一种是“顺其自然”，其实则是过多强调政治谈判的难度，尽力拖延进入政治谈判;另一种是“揠苗助长”，即认为政治议题的谈判越早越好。然而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如果过快进入政治议题，可能使双方的矛盾过于凸显，非但签不成协议，反而变成争吵和相互指责，结果是冲淡甚至伤害两岸和平发展的和解与善意互动的氛围。个人以为第三种比较妥当，既不是消极的等待和拖延也不是人为地揠苗助长，而是积极创造条件，为两岸政治谈判做准备，为此应注意以下几点：

(1)“先经后政”的顺序仍然应当坚持。我们不能认为有了ECFA就意味着经贸交流议题将退入后台，下一步就是政治接触。两岸经贸交流仍有大量工作要做，ECFA只是很粗的框架性协定，需要不断细化。已有的经贸交流形式和管道也须不断强化和调整;近两年来大陆的对台措施距离让台湾的多数人满意，还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关注两岸人民福祉的提升和两岸人民感情的交融，毕竟这些才是和平发展乃至和平统一的根本凭藉，而不断推动两岸的经贸交流和两岸民间往来更上层楼，使之机制化、细致化，正是达致两岸不断强化共同利益纽带和不断增进理解及感情的不二法门。其实经济和政治是不能断然分开的，在推动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在增进政治互信，这本身就是为政治谈判创造条件。

(2)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为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面对未来的两岸关系，我们在认知上必须做好这样的心理预期，即我们将遇到更多结构性障碍和现实压力的“反作用”，双方可能都不得不做出一些令对方不那么满意的事情。7月，吴伯雄荣誉主席在会见胡锦涛主席时，向胡主席转达了马英九的十六字箴言即“正视现实，累积互信，求同存异，续创双赢”(注7)，坚持“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就是“正视现实”的选择或曰具体体现，但“正视现实”应与“累积互信”同步进展。“累积”意味着首先是“保持”，然后还要“添加”，保持和添加甚么?--互信!互信甚么?最关键的就是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的政治互信。假设没有这样的政治互信或任由原有的互信不是逐步加强反倒是日渐衰落，那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就可能演变成最后的反目成仇。

关于“一个中国”的问题，这些年争论太多，如去年在台北“两岸一甲子”会议上，台湾有些学者、包括一些过去坚决赞成一个中国的蓝营学者，希望大陆应尽量“一中不表”或“一中少表”，这是大陆绝对不能同意的，而且必然招致大陆的疑虑，不利于双方累积互信。我个人近来在一些会议上，一再呼吁对一中问题应有三种概括：

一是“一中各表”，大陆应更明确的表示同意台湾对“一中原则”有其自己表述的空间;在整个和平发展阶段，双方不可能就“谁是主权国家”、“谁是中央政府”等结构性分歧达成共识，只能以“各自表述”加“搁置争议”的方式处理;在今后两岸政治谈判乃至签订《和平协定》的过程中，“一中各表”也可能发挥其特殊功能，即制造出双方“互不同意但又互不冲撞”的模糊空间。8月11日，大陆海协会执行副会长李亚飞在台湾出席《两岸和平创富论坛》时将“九二共识”概括为是“两会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台湾方面将此概括为“各表一中”(注8)，虽然“各表一中”与“一中各表”侧重不同，但毕竟这是大陆首次正式接受了“各表”，此中善意，台湾方面不可不察。

二是“一中共表”(“一中同表”)，为了防范“一中各表”变成“两国论”式的、指鹿为马式的表述，即在“各表”的幌子下变成“你表一中，我表两国”，个人认为双方实有必要通过协商，找出一个对一中原则的“共表”方式。在1992年，大陆为搁置争议，主张“暂不讨论一个中国的内涵”，而今十八年过去了，两岸关系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暂不讨论”终究不是办法，还是要尽力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更具弹性的表述方式，才能适应两岸关系的新格局，并为签订两岸和平协定奠定基础。

三是“一中新表”。如大陆近来提出“一中框架”的概念，就比原来的“一中原则”的提法更有弹性和包容性;有学者从“中国人”或“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的角度，或从“宪政主张”的角度，或“两岸共同价值观”的角度，来铺垫双方都能接受的表述方式，都是有建设性的思路。

(3)开拓更多合作领域，建构更多合作机制。两岸关系要改善、要和平、要和解，这些已经成为岛内共识，甚至民进党也不反对;国际上也对两岸的和平和解普遍表示欢迎。这种和平和解的趋势延续下去，逻辑的结论自然就是两岸合作的加强，除了在既有的领域内以既有的方式继续深化合作外，更重要的是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建构新的合作机制。下一步重点是推动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如出版、电影、电视剧等方面的合作，其他如“新闻交流”、“中华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辛亥革命”、环保、低碳经济、甚至南海开发--等多重领域，两岸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多样的合作机会。

(4)适时开展政治议题的对话协商，至少学者和智库层次应先作准备。尽管个人反对揠苗助长式的人为加快政治议题的对话，但从“深化”的角度讲，无论早晚，两岸关系的发展躲避不开政治议题的讨论。对于那些困扰两岸六十年之久的结构性争议，也必须有相当长的时间研究，才可能找出化解之道。因此，两岸官方(包括两会)直接进入政治对话与商谈的时机固然尚未成熟，但为此作必要的准备则不应该再人为的拖延。作为第一步，可以由学者和智库各自就相关问题研究或联合研究，以加强相互的了解，砥砺和启发彼此的思路，并通过与对方的论辩找出各自视野中的盲点。

和平发展已经使两岸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研究新问题，如：台湾的政治地位如何表述?扩大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如何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矛盾?征服型统一与合作型统一如何区隔?合作型统一的意涵、路径、动力„„是甚么?如果将来是两岸共议统一，共同决定，那“共议”机制如何建构、议题如何设定?如果出现争议谁来裁判?和平、发展、统一三者间之关系?何谓双赢?大陆想赢甚么?台湾又想赢甚么?如果一方想要的是另一方输不起的，能双赢吗?两岸关系的和平机制建构与不武、不独、不统是何种关系?除了以和平协议为基础的政治机制之外，这一“架构”应该或可能涉及其他哪些领域的机制建构?两岸和平机制中的谈判机制、经济合作机制、文化合作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彼此之间应该是甚么关系?两岸和平机制如何与两岸统一的最终目标衔接?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用更宽广的胸襟、更解放的思维，去寻求新的方案和办法。

(5)在政治议题上需要双方相互妥协而不能仅仅是单方面让利，故双方都有必要降低期望值。两岸能够在两年多的时间内签订十五项协定，显示了双方都有合作的诚意而且都能关注对方的关切，但不容否认的是，大陆对于台湾方面的关切给予了更多的回应，这是能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但这一点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就是在台湾似乎存在这样的误区，即认为大陆应当永远是让步的一方，在经济上要让台湾得到实惠，在外交、军事乃至两岸政治关系的定位上，也都应该是大陆接受台湾的“喊价”。然而政治议题毕竟不同于经济议题，在经济议题上大陆可以多让些，但在政治议题上，由于动辄牵扯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北京必须谨慎再谨慎，能“弹性处理”或妥协让步的空间其实是很小的。现在两岸都呼吁对方要“解放思想”，但双方都有必要降低期望值，都有必要重视对方坚持自己底线的“顽固性”。特别是台湾方面，绝不可低估大陆追求统一的决心和意志，如果把大陆“解放思想”的期待值设置为希望大陆有一天会承认“中华民国”、或承诺“放弃武力”、或以任何方式明确的或含蓄地表态将放弃统一目标，那都是不现实的。

(6)建立单边或双边的危机管控机制。两年来的经验证明，尽管整体上两岸关系的氛围很祥和，但双方之间的矛盾、摩擦将长期存在，甚至某种程度的冲突也难以避免;双方都免不了做一些对方不乐见的事，说一些对方不爱听的话;双方内部也都有人批评己方向对方让步太多。然而到目前为止，双方都小心的不去夸大对方的敌意，都谨慎地提醒自己，不要让一时一事的不快冲昏头脑，不要因小失大!今后应坚持这些成功做法，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危机管理”的意识，对可能引发冲突的各种可能情况未雨绸缪，并择机建立单边或双边的危机管控机制，以求把各种负面冲击的力度降至最小。

注释：

(注1)参阅：《九二共识两岸互信的根基》，台《中央日报》2010年8月14日。

(注2)胡锦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载《人民日报》2009年1月1日第一版。

(注3)苏起：《两岸需要同情的相互理解》，台《联合报》2010年8月14日。

(注4)胡锦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载《人民日报》2009年1月1日第一版。

(注5)同上。

(注6)同上。

(注7)见《人民日报》2010年7月14日。

(注8)参阅：《九二共识两岸互信的根基》，台《中央日报》2010年8月14日。

第二篇：马英九 尽快展开政治谈判

马英九：争取会晤习近平，尽快展开政治谈判

核心提示：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接受亚洲周刊独家专访时表示，争取出席二零一四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领袖会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高峰会，创造历史。他指出，APEC是经济体领袖会议，会面双方压力都较小。他指出与胡锦涛时代相比，习近平更有紧迫感，希望尽快展开政治谈判，不要让政治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他指出两岸若签和平协议，台湾需公投获民意授权。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马英九接受记者采访

历经最近政治风暴的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十二月十九日接受亚洲周刊独家专访时表示，他争取在二零一四年秋天于北京举行的APEC（亚太经合会议），前赴北京参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推动两岸关系的突破，创造历史。

这是马英九第一次公开具体说出这意愿，要实现这项被视为“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并且要克服种种障碍，落实各方认为北京不可能同意的两岸高峰会。

对于两岸领袖在APEC会面，较早时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曾经表示：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不需要藉助国际会议场合”。这似乎显示北京方面早已排除在APEC的场合由习近平与马英九会面的可能性。

但客观形势的发展，又不能完全否定这项可能性。由于马英九的任期只剩下两年多，而下一任的总统大选，绿营的赢面较高。北京如果拒绝和蓝营的马英九会面，就表示可能要面对绿营的谈判对手，而面对的障碍会更多。两岸问题旷日持久，对北京更不利，对两岸和平发展的愿景也不利。尤其马英九在任内落实两岸直航、争取台商权益、开放陆生来台，都被选民和北京普遍肯定，但如果民进党的候选人在二零一六年获胜，这些政策是否会倒退，或是停滞不前，都是各方关切的话题。

对马英九来说，如果在APEC的场合上与习近平见面，不牵涉签“和平协议”，就可以超越公投和立法院的限制，也可扭转他当前低迷的民望，并且为他自己的历史定位，有正面的意义。

在中共三中全会上，习近平于内政与外交都有重要决断，对两岸问题也显示出突破的紧迫性，不再被昔日的思维所束缚。

昔日的束缚，就是两岸在国号上纠缠，陷入意识形态之争。但马英九看到了APEC的机会，可以摆脱政治上种种的限制。他指出“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的政治现实，而双方互设办事处，落实两岸人民权益，都受到两岸民意支持。

马英九被问及他对习近平的最新观察。他说与胡锦涛时代比较，习近平更有紧迫感，希望尽快展开政治谈判，“不要将政治问题一代代传下去”，而这句话正是习近平月前在峇厘岛的APEC会见台湾代表萧万长时讲的。

马英九高度赞扬APEC的弹性，最适合两岸领导人的会晤。他说：“在APEC不是专门与大陆接触，双方的压力都会小，称呼都是领导人，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顺便进行。”他强调，“不管APEC在哪里，如果能去，我都愿意去”。

对于APEC以外的两岸高峰会，马英九指出，他必须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赴会，而不能用国民党主席的身份，避免与习近平只是国共两党的接触，而会被诟病。同时，他指出若两岸高峰会签和平协议，必须要全台湾举办公投，获得民意的授权，才可以进行。但这样的条件，在现实政治中，都难以实现，而他在任内要落实两岸关系的突破，就只有看二零一四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了。

马英九强调：“其实我上任时，并未刻意回避政治性的议题，例如在我上任第二年时，两岸即签订《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司法与打击犯罪都是公权力最明显的象征，可是双方都没有回避，现在与大陆谈互设机构也是如此。”这也使两岸公权力粉碎了台湾的电话诈欺集团，阻止了他们在大陆打电话回台湾进行电话诈欺的罪行。

二零一三年六月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在“吴习会”使用一个中国架构定位两岸关系，一般的解读是台湾将以一中架构取代行之有年的九二共识。但马英九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迄今都未改变，因为“九二共识”的内涵即是双方以口头方式表达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一直遵守当初的协议，没有改变。”

至于外界相当关注的两岸和平协议，在马英九吸纳绿营主张，由公投决定。这几乎就注定在他任期不可能推动，理由很简单，台湾公投通过的门槛极高，被称为“鸟笼公投”，除非修改公投法。

和平协议是马英九连任总统时率先抛出的议题，最先得到民意高度响应，但在绿营以公投的“神主牌”回应时，一些民众开始疑虑，马因应的策略就是拿民进党的主张当挡箭牌来化解。

目前还“躺”在立法院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绿营蓄意拖延之下，本会期通过的机会渺茫。反服贸团体常举美韩重新谈判FTA（自由贸易协定）为例，要求台湾比照。但遭马英九回绝，他说，当时是美方主动提出重新谈判要求，并非韩国提出，“美国的份量与我们不同”。

对于中国大陆国防部长常万全首度抛出以调整军事部署交换美方停止对台军售，马英九显得一派乐观。他认为，这牵涉到美方的亚太布局，他坚信美会信守对台的“六项保证”。

五都选举启动，由于马英九民调低迷，国民党选情并不乐观，目前看起来国民党比较稳的是北台湾，南台湾仍是绿营天下，台中市成了决胜关键。但国民党中央对是否支持台中市长胡志强连任，态度暧昧，按照胡的说法，党中央没要他选，也没要他不选。但马不以为然，“谈了不只一次”。

马英

九、王金平政争引发最高检察总长黄世铭泄密案，对于黄的去留，检察官评监委员会日前已经做出撤职的决议，但他有任期保障，并不理会，除非监察院再弹劾，之前一次弹劾未过。马英九的态度很清楚，就是力挺黄世铭到底。同时他也不后悔当时对立法院长王金平关说的处置方式。

在谈到陆生来台政策，“我们的基本态度就是逐年增加（名额），现在反而是大陆开始变得保守，只准哪几个省或市开放，以便控制”。他强调，“三限六不”逐渐在松绑。

当问到历史定位问题，马英九强调自己不仅在两岸直航、对美免签证等问题上迭有突破，在各方批评最多的内政部分，他也自认推动很多改革，包括中央、地方政府改造、退休制度、能源政策等，“我相信将来都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这才是最重要留给台湾的一些建设”。

马英九最后与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回忆起当年他们一起保钓的岁月时强调：“我并没有失去当初的理想。”以下是访谈纪要：

APEC二零一四年将在北京举行，主观上你有没有意愿参加呢？

马英九：主观上当然有意愿，台湾成为APEC的成员时，他们的设计上已经想到这些 敏感的问题，APEC不称高峰会，而称经济体的领袖会议，参加的不称国家，头衔也不称总统、元首，而称领袖。

其实APEC在成立时就已经为这种可能性预作考量了。因为APEC不可能排除台湾，台湾是亚太重要的经济体。如果走APEC路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这样想呢？因为理所当然，在国际人多的场合，不是专门与大陆接触，双方的压力都会小，称呼都是领导人，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顺便进行。事实上，台湾和许多国家的领袖在那边见面，也是透过APEC场合，也不过三、四天，会开完就开完了，并没有任何其他复杂的状况。因此，我当然愿意去。不管APEC在哪里，如果能去，我都愿意去。

APEC是亚太地区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合作组织，台湾一开始就是成员，同时在里面很有贡献，我们有数位机会中心（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DOC），是电脑资讯教育，正式名称为ADOC，有些国家这方面的发展比较慢。台湾此方面的硬体、软体都很强，不论在哪个国家都非常受到欢迎。换句话说，台湾对这个组织是资产，不是负债，去参加时，很多国家都愿意和我们谈。同样地，如果说我们的领袖能够去与他们的领导人会面，都是以经济体的领袖，而不是以国家的主席或总统，这样一来就没有这个问题。至于与对岸领导人会面，仍需要创造一些条件，目前还在创造条件的过程中。

创造条件并非单方面的创造，台湾要如何创造呢？

马英九：因为国内民众当然希望本人与大陆任何人见面都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但在双方都互相不承认的情况下，这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为什么会有人想到是在APEC，因为APEC是设计好的。

是否期待透过马习会来创造自己的历史定位，例如获得诺贝尔奖？

马英九：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到，我们没有一定要将马习会排除，但必须在“国家有需要”及“人民愿意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才能够真正地解决问题。两岸之间目前进展不慢，但仍有许多问题存在，需要逐步克服。

陆委会主委王郁琦明年将到大陆访问，大家认为这是两岸发展划时代的一步，你对他此次的访问是否赋予任何特别任务？

马英九：因为国台办与陆委会为主管两岸关系的机关，双方负责人能见面会谈，我认为是两岸关系进步的象征，因此双方都乐观其成。

你认为是否可在任内完成两岸互设办事处之目标？

马英九：我们当然希望越快越好，两岸互设机构是由海基会及海协会负责，目的纯粹就是服务两岸人民，我方特别强调，互设办事处在政治上很敏感，但性质上应是中性的，然而目前问题在于大陆始终没有同意海基会派驻人员未来可探视在大陆监狱的台湾人。

我觉得这一点蛮令人意外，因为这是人情之常，台湾人在大陆坐牢，我们去探望表示关心，不知为何他们不同意。国内两党对这一部分也高度期待，倘若无法做到，两岸互设办事处的协议就很难签成，因为这一部分都无法克服，还谈什么政治协商。

你先前主张利用全民公投表决是否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然而公投通过门槛过高，被称为“鸟笼公投”，是否会让对岸认为台湾方面没有诚意？

马英九：透过公投方式才是真正展现诚意，因为这样做之后，才能成功，否则不管民意，两岸领导人自行签署和平协议，结果民众不赞成，用公投将它废掉，那时多难看。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不能在没有获得多数民意支持的情况下，进行与多数民意不同意见的行为，之后到一个比较成熟的时候，方能水到渠成。

若洽谈两岸和平协议，台湾的主体为何？

马英九：中华民国政府及中国大陆分别成立海基会及海协会，透过这两个机构签署协议，就可避免敏感问题，否则双方不承认对方是一个国家，在这个情况下，若要洽谈协议，势必得回避敏感问题，且又能达成安排双方互动的目标。在二十年前，我们成立海基会，也是基于这样的想法，目前均运作良好，如果没有这两个机构，双方怎么能签署十九项协议，而十九项协议中，从未出现双方国家或政府名称，但一样能运作。

第三篇：两岸共同的政治愿望与政治目标

两岸共同的政治愿望与政治目标

作者：肖永国

自2005年两岸实现国共两党跨海的“胡连会”以来，形成了两岸政党的“共同愿景”。该“共同愿景”在中国国民党获得台湾政权后逐渐成为两岸共同的和平发展的政治愿望。特别是马英九在中国台湾执政一年后，两岸越来越多的政党和民众似乎都认为：两岸已经达成了共同的政治目标。因为按照一般推论：共同的愿望一定会产生共同的目标。然而，这一推论在当前两岸的现实条件下显然是不适用的。

为了更好的说明“共同的愿望未必会产生共同的目标”，我们不妨一起体味一个政治寓言：

在一个辽阔的草原上住着一群羊和一群狼。由于草原广阔，狼必须为了吃到羊而辛苦奔波；相对的，羊必须为了躲避狼的侵袭而不断的疲于奔命。于是，所有的羊和狼同时向上天发出祷告：“让草原中间形成一条无法逾越的河流吧，避免我们再为了生活而辛苦！”上天听到了祷告，在草原的中间产生了一条湍急的河流，把草原一分为二。“羊们”为不再遭受太多狼的侵袭而欢呼，而“狼们”为不再奔跑在广阔的草原上辛苦捉羊而高兴。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后，羊群把所在草原的青草几乎都吃光后，每天都站在岸边望着对岸绿幽幽的青草而感慨；相似的，在狼群把所在草原的羊都吃完后，每天也站在岸边望着对岸的羊群而流口水。于是，所有的羊群和狼群又发出了同一个愿望：“让草原上该死的河流消失吧！”上天再一次听到了他们共同的召唤，结果一切又恢复了最初草原的场景。

关注两岸的朋友一定喜欢“对号入座”的“揣测”：大陆与台湾，谁是羊、谁是狼？这恐怕就误读了这篇政治寓言的含义。事实上，该政治寓言最深刻的含义是：敌对状态下共同的政治愿景是不会产生非敌对的共同政治目标的。《孙子•九地》有“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许多人读到的是“同舟共济”，而经常忽视“遇风”的外部环境条件。孙武的这一比喻与《狼与羊》的政治寓言是一脉相承的。

《狼与羊》的故事反映的是在没有“一致对外”的“政治敌人”之前，无论“狼”与“羊”处于“分”或“合”的政治状态，即便有共同的“政治愿景”，也无法改变彼此对立或敌视的“政治状态”。在两岸的现实故事中，无论中国大陆在经济上、政治上或军事上怎样给予台湾“随心所欲”的政治善意，哪怕把一千枚导弹“马放南山”做为马英九以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身份参访大陆的“政治礼物”，两岸也依然不可能实现和平统一。因为两岸问题的实质在于实现两岸政治和社会的敌视或对立状态的转变。更准确地说，是实现台湾的政治和社会对中国大陆的敌视或对立状态的根本转变。而发展两岸关系的本质在于主张两岸统一的政治力量必须掌握控制和影响台湾政治和社会转变的“现实力量”。一切背离这一本质目标的持续政治让步或政治善意，仅仅是中国大陆的“一厢情愿”制造的大错而特错的民族历史悲剧而已。因为处于敌视或对立状态下的两岸，让台湾执政当局“随心所欲”只会积蓄更为持久的对中国大陆的政治敌视或对立的能量罢了。

换句话说，在“狼”与“羊”没有确立“一致对外”的“政治威胁”和“政治利益”之前是不可能创造“统”与“合”的“政治价值”或“历史奇迹”的。

孙武的“吴越同舟共济”的故事才是打开“狼与羊”的恶性政治循环的“政治钥匙”。消除吴越政治敌视或对立的“政治钥匙”并不是一方给予另一方多么“无私”的各种“善意”或“好处”，而是政治敌视或对立状态的吴越双方，只有在不得不面对“事关生死”的共同的“政治威胁”和“政治利益”的过程中，才可能展现出超越“政治敌视”或“政治对立”的“政治勇气”和“政治行为”。所以说，两岸共同面对“事关生死”的共同的“政治威胁”和“政治利益”的过程是两岸无法省略的两岸关系必然的发展历程。换句话说，两岸在应对共同的“政治威胁”和“政治利益”的过程中，如果两岸为此付出的“鲜血”、“生命”和“代价”无法融合在一起，两岸的和平统一是没有希望的。而两岸的“鲜血”、“生命”和“代价”一定是产生于两岸之外，而不可能是两岸之内。因为只有两岸在共同应对“两岸之外”的共同政治威胁和政治利益的过程中，两岸共同的“鲜血”、“生命”和“代价”才能震撼和感动台湾政治和社会。所以，这些两岸必须付出的“鲜血”、“生命”和“代价”才是决定两岸政治敌视或对立能否消除的最直接的力量，也是两岸能否和平统一的最直接、最根本的推动力量。相反的，中国大陆的“政治善意”或“政治让步”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所以，纵观两岸关系存续的六十年，两岸关系这一必然的发展历程将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两岸维系政治分治的政治前提是两岸必须共同维护同一个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统一，共同应对两岸周边的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政治危机和政治权益。此一两岸关系的发展阶段可以简称为“共卫主权”；

第二阶段：在两岸共同维护同一个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统一的政治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两岸经济、文化、教育等的融合与统一，并借助两岸共同外部的政治威胁和政治利益的力量进一步消除两岸的政治对立或冲突。此一两岸关系的发展阶段可以简称为“消除对立”；

第三阶段：在两岸进一步消除政治对立或冲突的条件下，两岸借助国际范围内共同的政治威胁和政治利益的力量共同确立中国在国际范围内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此一两岸关系的发展阶段可以简称为“全球主导”；

第四阶段：在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确立的过程中，两岸始终借助维护两岸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力量实现两岸人民各项国际权益的最大化和平等化，以追求生活富足、国际尊严和享受高品质的自由为最终的政治目标。此一两岸关系的发展阶段可以简称为“共享尊严”；

固然，两岸历史不是简单的“1+1=2”的算术题，也不是理想主义式的、可不断反复重来的“过家家”。所以，两岸关系的四个发展阶段，既是互为基础和条件的发展过程，也是相互交错的独立发展过程，还是展现不同层次的政治高度的发展过程。对应的，该政治高度还有相应的政治宽度和政治深度。两岸关系的发展状态就是由两岸不同阶段的“政治高度”、“政治宽度”和“政治深度”共同描述的。但是，破解两岸敌对状态或对立状态下的两岸政治的恶性循环的“政治钥匙”一定是由低至高、不断发展、“事关生死”的两岸共同的政治危害和政治利益所决定和推动的，而绝不是两岸彼此的政治善意或共同的政治愿景。

必须说明的是：两岸的政治善意或共同的政治愿景在两岸沟通、交流和交往的整个过程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两岸关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的“量变”积累过程中，两岸的政治善意和政治愿景会表现的更加重要。但是，两岸关系总是要发生“质变”的，在两岸关系发生“质变”的过程中，仅有这些政治善意或政治愿景是远远不够的。在《孙子兵法》的“地形第十”中有“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治善意或共同愿景如果不能在持续深化的、两岸必须共同面对的政治危害和政治利益上予以体现，其实质，中国大陆就是在培养中国和平统一道路上的“政治逆流”、“政治逆子”或“政治障碍”。

如果中国大陆不在推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根本力量上下功夫，而单纯在两岸关系发展的交流层次或交往形式上做文章，必然会贻误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机遇。这才是中国大陆的两岸政策必然面临的最大政治隐患。

第四篇：马英九任内两岸政治对话的可能性

马英九任内两岸政治对话的可能性

台北论坛基金会前日举办“2015年台湾内外政策环境的展望”研讨会，邀集来自“红蓝绿”、“美、陆、台”智库一起讨论两岸关系的发展与演变。

据台湾媒体报导，曾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的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睿哲，在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时大胆预测，两岸在2015年不会有政治对话，因为目前台湾公众舆论无法接受两岸政治对话，其次就是两岸认知上的差距，暂时也无法跨越。但卜睿哲认为，“习马会”不是不可能，不过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卜容智的这个“大胆预测”，其实已不算“大胆”，而是已经明摆着的事实。只不过是，他把在2015年不会有两岸政治对话的原因，归结为“目前台湾公众舆论无法接受两岸政治对话，其次就是两岸认知上的差距，暂时也无法跨越”，是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因而也就对在2015年能否实现“习马会”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实际上，“习马会”之所以会破局，其原因除了是马英九坚持要在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场合，有违“一个中国”原则，及干扰习近平在国际舞台大显身手的战略意图之外，还因为马英九只是但求在“习马会”中，与习近平握下手、会个面，就可借此建立自己的“历史地位”，甚至是将之当作为国民党“九合一”选情打气的“工具”；而不想谈任何内容，尤其是要躲开进行两岸政治对话。

这不但是自相矛盾，而且更是不切实际，因为既然要进行世纪性的“习马会”，就不能不进行两岸政治对话，光是为见面而见面，使得“习马会”失去其应有的重大政治意义，浪费甚至是践踏这个聚焦全球眼光的极为重要场合，那倒不如不见。因此，卜睿哲把“习马会”与两岸政治对话割裂开来的思维方式，是脱离甚至违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规律及方向的。这简直是打破卜睿智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及曾多年在美国国务院出任主管美国与中国（包含台湾）、日本、韩国等双边国际关系事物官员资历的“斋钵”。

当然，倘卜睿智是站在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高度”，担心倘进行两岸政治对话，就将会导致“太平洋第一岛链”在最重要的关节点——台湾出现突破口，从而令到“重返亚洲”战略难以实现，而刻意将“习马会”与两岸政治对话割裂开来，那又当别论。或许，正因为如此，在金溥聪驻美之后，越趋表现出亲美倾向的马英九，才一方面表达拒绝进行两岸政治对话的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却又坚持要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国际场合进行“习马会”，表面上是对实现“习马会”很有诚意，实质上却是要让“习马会”破局。因此，卜睿智的这番谈话内容，实际上已是为“马金体制”最近的一系列表现，作出了最佳的脚注，或是与“马金体制”在唱“双簧”。

实际上，两岸在2015年难以开展两岸政治对话的根本原因，并非是如卜睿智所言的“目前台湾公众舆论无法接受两岸政治对话，其次就是两岸认知上的差距，暂时也无法跨越”，而是马英九本人或是优柔寡断，或是刻意为之地错失了进行两岸政治对话的最佳时机。——马英九在2008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以大胜200多万票的优势压倒其民进党的对手，简直是气势如虹，万众归心；而遭受陈水扁贪腐案折磨的民进党则呈现极度弱势，当时就连民进党内自己也认为再也难以翻身。倘马英九能在此时当机立断，拿出魄力全面执行《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的五项任务，在已经落实其第五项“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平台”的基础上，在执行其第一项“促进尽速恢复两岸谈判，共谋两岸人民福祉”，及第三项“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同时，也落实其第二项“促进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及第四项“促进协商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做到经济领域协商与政治范畴对话同行并举、分头进击，就一定能够乘胜进击，一鼓作气，全面完成的。

遗憾的是，马英九并非是一个具有远大理想及怀有政治谋略的政治家，而只是只求个人历史地位、忽略民族利益，只求眼前成绩、不顾长远成就的技术官僚，因而抛弃了其原有的“终极统一”理想，推出了消极的“不统不独不武”，以抵制积极的“促统反独止武”，只顾进行积极领域的协商，拒绝进行政治范畴的对话；尽管恢复了两岸谈判，也签署了二十一项协议，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因为违背了经济基础推进上层建筑发展的规律，在推进两岸政治对话上迟疑，错失时机，而使得经济领域的成绩缺乏政治对话的强固支持，因而让民进党有机会“咸鱼翻身”，卷土重来，难于进行两岸政治对话。现在，马英九在内政甚至国民党内部一塌糊涂，民望极低，而且也根本无法突破被绿营指摘“卖台”的心魔，也就根本无法在他的任期之内，开展两岸政治对话了。因此，卜睿智的上述说法，是不符实际情况的，至少也是本末倒置的。

现在，马英九的任期，只剩下一年多，亦即在2016年5月19日卸任之前，只有2015年是一个完整的年份，在目前台湾地区的政治态势下，当然是不可能进行两岸政治对话。既然如此，又何必强求“习马会”？

因此，在距离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还有一个多月之际，习近平刻意找来台湾的统派团体，重申已经有十多年不提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填平马英九只讲“各表”不谈“一中”的“模糊地带”，并直接否定马英九主张的“不统”，从而将北京的两岸政策前景一次说清楚，堵死了“APEC习马会”的幻想之路。在此情况下，倘若马英九仍然死抱只求任期偏安，不望长治久安的消极无为心理，因而就连是不在国际场合进行的“习马会”，也不可能实行，当然也就不可能在2015年进行两岸政治对话了。

其实，马英九的性格也注定了在其任内不可能会有两岸政治对话。他提出的“不统不独不武”，就是阻碍两岸政治对话的绊脚石。诚然，两岸政治对话不能与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划上等号，但却是两岸政治谈判的初级阶段，既然马英九决心“不统”，进行两岸政治对话就变成了无的放矢，无效之举，又何必浪费时间及机会？

当然，卜睿智所说不会有两岸政治对话的是2015年，是与前日研讨会的“2015年台湾内外政策环境的展望”主题相契合，而不是其他年份。那么，两岸政治对话何时可以进行？这要看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情势。如果国民党胜选，无论是吴敦义，还是朱立伦单反当选，或许都有可能实现。如果是民进党胜选，则机会很微。不过，倘民进党能够大彻大悟，放弃“台独党纲”，则又当别论。

建筑1202 31203039

陈景亮

第五篇：论“国共论坛”与“两岸论坛”的政治发展

论“国共论坛”与“两岸论坛”的政治发展

作者：肖永国

“国共论坛”是“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俗称。“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是依据2005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达成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而设立。“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第5条提到：“建立两党定期沟通平台，包括开展不同层级的党务人员互访，进行有关改善两岸关系议题的研讨，举行有关两岸同胞切身利益议题的磋商，邀请各界人士参加，组织商讨密切两岸交流的措施等。”

由此可见，“国共论坛”并非只有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才能参加。

一、“国共论坛”的举办情况；

（一）首届“两岸经贸论坛”；

2006 年4月14日到15日，首届“两岸经贸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围绕“两岸经贸交流与直接通航”主题，就“在全球化浪潮下，两岸经贸交流对双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两岸直航对产业发展策略、企业全球布局的影响”、“两岸观光交流对双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两岸金融交流与两岸经贸发展 ”五项议题进行研讨。论坛闭幕式上，中台办主任陈云林受权宣布和通报了大陆方面进一步采取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惠及台湾同胞的15项政策措施，中台办副主任李炳才宣读了论坛达成的七点“共同建议”。中共单方面宣布的惠台利民政策充分表达了大陆对台湾同胞的诚意和善意，也使两岸经贸往来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了务实沟通的渠道，而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民进党当局则在两岸往来日益密切的历史潮流中开始被“边缘化”。

（二）第二届“两岸农业合作论坛”

2006 年10月17日到18日，第二届“两岸农业合作论坛” 在海南博鳌举行。论坛主题是“加强两岸农业合作，实现两岸农业互利双赢”，就“加入WTO后两岸农业合作面临之机遇与挑战”、“当前两岸农业合作模式之探讨”、“两岸农业合作发展之问题与对策”三项议题进行研讨。闭幕式上中台办副主任郑立中宣读会议达成的七项共同建议，中台办主任陈云林宣布了20项扩大和深化两岸农业合作的新政策措施。这次论坛中共同样以单方面出台惠台利民政策的形式，继续推动两岸经贸往来，向台湾同胞释放善意。通过对两岸农业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和给予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以及对台湾农产品实施法律保护等措施，不但解决台湾中南部农民的经营困难、促进大陆农业的开放发展，还为两岸农业合作走向互利双赢铺平道路，并掀起两岸农业合作的热潮。

（三）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

2007 年4月28日到29日，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名称也开始固定下来。论坛主题是“两岸直航、旅游观光、教育交流”，围绕海上直航、空中直航、“小三通”、两岸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交流合作、观光旅游等五大议题进行了研讨。闭幕式上中台办副主任郑立中宣读了六项“共同建议”，教育部、公安部、人事部、交通部、民航总局和国家旅游局负责人分别宣布了13项惠台措施。六项建议涉及的都是两岸同胞特别关心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需要国共两党进一步推动解决的重要课题。13项惠台措施贴近民生，注重实效，受益的不仅是台湾工商企业，还包括农民、学生，以及医生等专业人士，受到两岸同胞的欢迎和国际舆论的好评。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欢迎台湾高校到大陆招生，不但帮助解决台湾高校生源不足的问题，使两岸的教育交流成为双向交流，还有助于促进两岸青年相互了解、消除隔阂，使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趋向良性。

（四）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

2008年12月20日至21日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主题是“扩大和深化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三项议题是：拓展两岸金融及服务业合作、促进两岸双向投资、构建两岸经济交流的制度化安排。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达成九项“共同建议”，大陆方面宣布了十项惠台措施。这十项措施体现了大陆有关部门对于扩大深化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影响的坚强决心，也体现了对保障和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真心实意。

二、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

2009年７月１１日至１２日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论坛首次以文化教育为主题，就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两岸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进行探讨。论坛制定了五类议题，包括“文化交流合作”、“教育交流合作”、“文化创意产业交流合作”、“经贸议题”及“两岸民间合编中华大辞典”。两岸文化界、教育界、文化创意产业界、工商界的专家学者和代表人士，以及部分两岸青年学生代表，共约５００人将出席论坛。

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与其他四届最大的不同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将“国共论坛”的俗称正式改名为“两岸论坛”成大势所趋；

2、在马英九的祖籍湖南召开“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并于7月12日结束，是对马英九个人的政治善意（马英九的生日是7月13日）；

3、两岸正式构建“经济”和“文化”两大动脉标志着两岸关系全面深入进入台湾政治和社会；

4、“胡马会”成为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最大的私下热议，本次论坛“意外”的成为了两岸最大的“非正式沟通渠道”；

5、“教育合作”、“媒体互通”与“人员生活”将成为改变台湾政治和社会面貌的“三大利器”；

6、两岸通过第五届论坛形成了由两岸人民团体、社会组织、政府代表及个人构建的未来“两岸人民政治协商组织”的雏形；

7、“两岸论坛”与“两会管道”的政治分际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奠定了长期存在的政治需要和政治基础；

三、“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改名为“两岸论坛”的政治意义；

在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前夕，马英九在对吴伯雄一行讲话中提出“国共论坛”应该改名为“两岸论坛”。事实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被媒体称为“国共论坛”本身就是个俗称，但是，如果论坛组织机构能借势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改为“两岸论坛”是好事。但是，如果深入分析马英九的内心想法应该是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简称为“两岸论坛”的意思。

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名称由来，是基于“胡连会”达成的共同愿景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其名称有三层含义：

1、突出两岸各种人民团体、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及个人均可以参加；

2、论坛的主办机构是两岸政党的研究机构，主要是对两岸未来发展确立方向或建议，并不具有行政约束力；

3、确定“经贸文化”的议题，主要是考虑该议题是台湾政治和社会的主流；

“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改名为“两岸论坛”有五层含义：

1、淡化“国共论坛”，消除两岸政治误解；

2、继承两岸人民团体、政府及组织、个人等广泛参与的组织性质；

3、区别于“海峡民间论坛”的发展两岸社会关系的宗旨；

4、有别于“两岸两会管道”的政府授权的制度化协商的组织形式；

5、可以广泛涉及两岸人民关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议题开展无约束的务实探讨；

如果“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改为“两岸论坛”能够成形，那么，“两岸论坛”的政治意义就很突出了：

1、两岸人民协商的平台；

2、“两岸论坛”成为凝聚民心、民意、民情的正式组织形式；

3、为未来两岸轮流联合主办的创造了可能

4、为“胡马会”在台湾举行提供了机会；

5、“两岸论坛”成为“两岸人民协商组织”的雏形；

但是，从两岸的现实来看，这种政治发展趋势还需要更多的环境和条件做支撑，特别是台湾方面。但是，这至少为马英九展示“政治善意”提供了可以发挥的“政治空间”。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