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我国婚姻法结婚要件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完善我国婚姻法结婚要件的思考

关于完善我国婚姻法结婚要件的思考

作 者：李 琳 指导教师：刘国强

摘 要：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婚姻便被纳入法律的管理和监督之下，结婚成为要式法律行为。法律不仅规定结婚应当具备的实质要件，而且还规定结婚应当履行的法定程序和手续。法律规定婚姻成立要件，是国家对婚姻进行监督和管理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相继制定的婚姻法都明确规定了婚姻应该具备的要件。从法理和婚姻工作实践来看，我国现行的结婚要件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补充和完善。

关键词：结婚要件；婚姻法；禁止要件；必备要件；形式要件

结婚条件是结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婚姻法中结婚条件更多地强调了社会利益的实现,个人权利保护不够充分。在个人权利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我国结婚条件构成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对法律规定的质疑和贯彻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障碍。关注婚姻的特殊性,从实质意义上实现对个人权利的充分保护,达到社会利益和个人权利充分实现的平衡,细化结婚条件,将是解决许多难以解决的婚姻家庭领域问题的关键。

一、我国婚姻法结婚实质要件的思考

结婚首先应当符合法定条件。结婚条件有两种，一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二是禁止结婚的条件。

（1）结婚的必备条件 ①男女双方完全自愿。新婚姻法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这是婚姻自由原则在结婚问题上的具体表现。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要求是指：男女双方自愿，而不是一厢情愿；男女本人自愿，而不是必经父母或第三人的同意；男女双方完全自愿，而不是勉强同意。②达到法定婚龄。法定婚龄是指法律规定的允许结婚的最低年龄。新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与当代外国的立法比较，我国的法定婚龄是

第 1 页（共 7 页）较高的，这是由我国现阶段国情所决定的。男女双方当事人达到法定婚龄后，有决定自己是否结婚和何时结婚的权利，由此可见，与我国古代强制早婚的必婚制比较，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实行的是倡导晚婚的允婚制。③符合一夫一妻制原则。根据一夫一妻制原则，申请结婚的双方当事人需原配偶，只能是未婚者，或者丧偶、离婚者。违反一夫一妻制的男女结合，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

（2）结婚的禁止条件 ①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②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一)我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禁止条件的具体规定的思考 我国《婚姻法》对结婚实质要件的规定采用的是“正面要求与反面禁止”相结合的结婚要件立法表达方式,一方面规定结婚的必备要件,从正面要求当事人必须或应当具备某些条件,包括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必须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必须符合一夫一妻制原则;另一方面规定结婚的禁止条件,从反面列举了种种不得结婚的情形。

从历史上至今,我国对近亲结婚的禁止性规范和法律几乎为通例。《唐律疏议·户婚》中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明律规定:“凡同姓者,各杖六十离异。”大清律例也对近亲结婚规定了罚则。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5条规定:“禁止男女五代以内亲族血统的结婚。”《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第13条规定:“直系血亲、直系姻亲及八亲等以内之旁系血亲不得结婚。”1950年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第一部《婚姻法》规定:“为直系血亲或为同胞兄弟姐妹和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者,禁止结婚,其他五代内的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的问题,从习惯。”1980年我国颁布的《婚姻法》第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婴保健法》第8、9、10条的规定,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有三类:有关精神病;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该法第38条对上述三类疾病进一步界定为:“指定传染病,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爱滋病、淋病、梅毒、麻疯病以及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其他传染病。严重遗传性疾病,是指由于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者部分丧失自主生活的能力,后代再

第 2 页（共 7 页）现风险高,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遗传性疾病。有关精神病,是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

可见,在我国,表兄弟姐妹之间、严重精神疾病、严重遗传性疾病、爱滋病等严重传染性疾病患者是禁止结婚的。否则,当事人即使已登记结婚也会因不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而使婚姻无效或被撤销而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根据多方面的研究探讨,笔者以为,《婚姻法》应当为表兄弟姐妹和某些不宜生育的疾病患者“解禁”。

《婚姻法》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以及患某些疾病的人结婚,其理由主要有两个,即伦理和优生。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排除了纵向直系血亲的两性行为以及横向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行为,并逐步上升为人类公认的伦理道德要求。依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内婚容易导致社会结构的紊乱和破坏,“生活上密切合作的已有结

[1]（P91）构决不容性的闯入,于是发生了乱伦禁律和外婚的规定。”可见,《婚姻法》禁止直系血亲、不同辈份的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结婚,主要是基于伦理的要求。婚姻家庭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伦理实体,一旦允许这类当事人结婚,容易造成亲属身份上、继承上的紊乱,有悖教化,会动摇甚至瓦解整个社会长期积淀而成的周密的传统伦理观念与道德规范。因此,禁止直系血亲、不同辈份的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结婚,实有必要。

但笔者认为表兄弟姐妹之间不应禁婚。在我国历史上,由于长期的农业小生产经济和聚族而居,安土重迁的生活环境的原因,加上同宗不婚、亲上加亲等伦理观念的影响,盛行过中表婚的风俗。我国古代把姨的儿子叫做内弟,内即中,把姑的儿子称为外兄弟,外即表。中表婚就是表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因中表婚风俗下的夫妻所发生的生育行为而发生的悲剧是屡见不鲜、为人熟知的。可见,《婚姻法》禁止表兄弟姐妹结婚并非基于伦理,而纯粹是基于优生,即为了考虑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优生,防止有近亲血缘关系的男女生育后代。19世纪美国杰出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摩尔根投入了毕生的精力研究人种学和人类的早期婚姻、家庭生活,写出了《古代社会》一书,系统地论述了自有人类以来两性关系的发展,提出了“不得在氏族内部近亲通婚的根本法则”,并指出“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民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

第 3 页（共 7 页）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加强健的人种”的科学论断。虽然医学已经证明,近亲婚配所生子女患隐性遗传病的机率远远高于非近亲婚配所生子女, [2]（P6）容易影响后代的健康发展,但为禁止生育而禁止结婚,则完全忽视了婚姻功能的历史变迁,误解了婚姻的本质及其内涵。婚姻是以男女双方的感情为基础的,基于爱情和性爱的需要,双方当事人才步入婚姻的殿堂。结婚是爱情的升华,是爱情的成熟;当事人是否结婚,首先应考虑的是彼此是否产生了爱情,而不是能否生育。然而,《婚姻法》有关禁止表兄弟姐妹结婚的规定,完全把结婚和生育混为一谈,认为“不宜生育”就是“不宜结婚”,从而剥夺了不宜生育的人结婚的权利。在这里,爱情不再是婚姻的原因,相反,婚姻的结果却成为了婚姻的向导和决定性因素。这种因果颠倒的立法思路显然有悖于爱情的真谛和婚姻的本质。[3]（P9）

(二)我国婚姻法关于结婚必备条件的具体规定的思考

结婚，又称婚姻的缔结，是男女双方按照法律的条件和程序确定夫妻关系的一种法律行为。

结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结婚既包括夫妻关系的建立，也包括缔结婚约，即订婚和结婚是一体的。中国封建习俗和法律，以及外国古代的一些法律多采广义说。狭义的结婚，仅指夫妻关系的建立，不包括婚约的缔结。近现代各国的婚姻立法，多采狭义说。我国婚姻法也采狭义说，不认为订婚是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4]那么，是否男女双方生活在一起或组成家庭就是结婚？并非如此。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结婚应当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结婚的主体必须是异性男女。两性差别是婚姻关系成立的自然条件，我国法律不允许同性结婚。

第二，结婚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结婚条件结婚的，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婚姻无效，申请撤销婚姻制度，对于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组成家庭的，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应当补办登记。

第三，结婚形成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经一定的法律手续，该种关系不得任意解除。

第 4 页（共 7 页）根据本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这是婚姻自由原则在结婚上的具体体现。该规定的核心是，男女双方是否结婚、与谁结婚，应当由当事者本人决定。它包括二层含义：第一，应当是双方自愿，而不是一厢情愿。婚姻应以爱为前提，任何一方都不得强迫对方成婚。第二，应当是当事人自愿，而不是父母等第三者采用包办、买卖等方式强迫男女双方结为夫妻。结婚是男女之间以建立家庭、互为配偶为目的的两性结合，这种结合从本质上讲，是以爱情为基础的，而爱情只能产生于当事人自身，其他人决定男女情感的命运是违背婚姻本质的。当然，法律要求本人自愿，并不排斥男女双方就个人的婚事征求父母、亲友的意见，也不排斥父母、亲友等第三者出于对当事人的关心和爱护对他们的婚姻提出看法和建议。

2001年 4月 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 ,该法第 6条规定：“结婚年龄 ,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 ,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本条是关于法定婚龄的规定 ,属保留条款。我国婚姻法第 6条关于法定婚龄的规定,虽符合我国国情,但缺乏了特许制度的补充。其“晚婚晚育应予鼓励”的规定违犯了自然规律。[5]

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我国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婚姻当事人有权按照法律的规定自主决定其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强迫与干涉。它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二者的互相结合构成婚姻自由的完整内容。只有实行结婚自由，赋予婚姻当事人以自主权，男女双方才能按照本人的意志，建立相互敬爱、团结和睦温暖的家庭。结婚必须是婚姻当事人男女双方平等自愿自主地结合，不应带有任何胁迫、要挟、恐吓与欺诈。父母与其他人不得干涉。作为结婚自由的补充，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重要方面。从法律上讲，在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夫妻双方都有权提出离婚，他人不得干涉。不论是结婚自由，还是离婚自由，最终看感情存在与否。为了婚姻双方的幸福与社会的稳定，就要实行一夫一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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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婚姻法结婚形式要件的思考

我国婚姻法规定，登记是我国婚姻有效成立的唯一形式要件。也就是说，我国不承认通过其他形式成立的婚姻，通过其他形式成立的婚姻在我国没有法律效力，不受法律保护。我国《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一条指出：“为了保障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的实施，加强婚姻登记管理工作，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处理违法的婚姻行为，根据婚姻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可见，我国实行结婚登记的意义主要有三方面：保障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的实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时防止和惩治违反婚姻法的行为。

然而，自古传承下来的习俗，几乎每对新人都会举行一场婚礼，不管他们有没有进行结婚登记。婚礼的举行可能在登记前，也可能在登记后。甚至，有些夫妻结婚时由于经济拮据没能举办婚礼，多少年后还要补办一场。可见，在人们看来，结婚仅有法律的承认还不行，还必须通过热闹的仪式向社会公开表示婚姻的成立。而且在我国某些地方，特别是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人们并不觉得结婚必须要有法律的承认，在他们心里，只要举行了婚礼，他们的婚姻就是合法有效的。在这些地区，我国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登记制度并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事实上，除了婚礼仪式本身所固有的庆典和广而告之等功能性质，人们也是在履行一种现行法律而外的另一种已经不成文的无形法律——潜存于传统惯制之中的民俗。法律不应该无视民俗的存在，法律一旦走向忽视民俗的道路，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作用就可能会受到限制。可是我国婚姻法恰恰就忽视了婚礼这个古老的民俗。

参 考 文 献

[1] 费孝通.生育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 张爱民.从遗传学看近亲结婚的危害[J].济宁师专学报，2000,（3）.[3] 周安平，陈婴虹.关于结婚条件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当代法学，2002，（9）.[4] 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J].http://，访问时间：2013-04-18.[5] 安建须，张 涛.关于《婚姻法》第六条规定的思考[J].广西政法干部管理学报，2002，（5）.Elements of thinking on perfecting our country's marriage law

marriage

LI Lin

Abstract：After human entering the civilized society, marriage was under th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the law, the marriage became legal behavior is the essence of the law not only married shall meet the requirements, but also married shall perform the statutory procedures and formalities of marriage law established condition, is the important means to conduct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for marriage and way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our country successively formulated the marriage law stipulates clearly the marriage should have requirements from the legal theory and practice, there exist certain disadvantages to the elements of marriage in current China, need to complement and perfect

Key words：Marriage requirements;Marriage law;Prohibited elements;Necessary element;Formal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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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国婚姻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我国婚姻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时间:2010-01-18 13:23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次

【摘 要】 我国修正后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夫妻离婚时，一方具有法律规定的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情形时，另一方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该请求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两项请求，该

【摘 要】 我国修正后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夫妻离婚时，一方具有法律规定的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情形时，另一方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该请求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两项请求，该规定对保障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对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维护社会的安定和法律的公正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过于简单，在婚内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事由及赔偿数额确定依据等方面尚不够完善，有待进一步的改进，对此，笔者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关键词】 婚姻法 精神损害赔偿 完善

我国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因重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十六条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失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以上两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共同构筑起我国婚姻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这对完善我国婚姻立法制度、保障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抚慰受害人的精神、制裁与预防违法行为、维持社会的安定及维护法律的公正均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关于人身损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设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而婚姻法对精神损害赔偿是第一次规定，缺乏实践经验，难免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本文对此欲作简单探讨。

一、婚内精神损害赔偿的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九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解释确立了婚内不得因配偶一方的重婚、同居、家庭暴力和遗弃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高院作出如此解释，一是为了有利于家庭和好，有利于家庭稳定。二是认为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是共同的，赔偿毫无意义。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并不能很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首先，新婚姻法已明确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制和婚前个人财产制，这使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拥有各自的财产成为可能。实践中，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除了夫妻共同财产以外，还有个人的特有财产，如一方的婚前财产，因继承、受赠所得的指明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其次，即使夫妻双方无个人财产，赋予受害人一方婚内精神损害赔偿诉权同样具有作用。承担侵权责任的形式并不局限于赔偿损失，还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和赔礼道歉，采用这些责任形式同样对受害人精神损害具有抚慰作用，对其合法权益具有保护作用，同时也能起到判明是非、伸张正义、教育和预防的作用。

再次，现行婚姻法规定的婚内精神损害接济方式过于单一，效果并不好。婚姻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虐待或遗弃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这里虽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但这些组织或单位不履行劝阻或调解义务法律并没有规定其应当承担的责任，法律也很难要求其承担什么责任，而事实上，基于传统思想“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影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事实上对这些家庭矛盾往往无法管、不愿管，或是劝阻、调解一次无效后不再管，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最后，从侵权法的理论看，婚内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的行为同样是一种侵权行

1为，法律强制剥夺受害人民事救济手段缺乏足够的理由，无理论依据。或赋予其救济手段必须以离婚为条件，违背受害人的意志。综上，笔者认为，婚姻法没有确立婚内精神损害赔偿缺乏依据，确立婚内精神损害赔偿完全是必要和可行的。在现实中，很多受害人在主观上基于各种考虑，并不必然想要离婚，而只想制止侵害行为，婚姻法如赋予受害人婚内精神损害赔偿权，则受害人就多了一条司法救济途径。因此，法律应当确认受害人的这种婚内请求权，受害人基于各种现实情况的考虑是否行使该权利是受害人的权利，法律不应当强迫当事人选择或剥夺受害人的这种选择的权利。

二、精神损害赔偿法定事由的完善

(一)通奸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确立

通奸是指有配偶的一方秘密与配偶以外的其他人发生不稳定性关系的行为，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通奸不属于可以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同时，对于通奸行为，受害人也很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取得法律的支持。有专家认为，通奸是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即侵犯了配偶权，而配偶权可以包括在“其他人格利益”中，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但笔者认为，该观点并不正确，配偶权是合法夫妻间互为配偶关系的基本身份权，配偶权为身份权而非人格权。人格权为权利主体支配自身的一般主体要素的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身自由权、婚姻自主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荣誉权，身份权是权利主体基于主体的特殊要素—身份而享有的权利，身份权包括配偶权、亲权、亲属权。这些是民法的基本理论，而《解释》

第一条第二款指的是“其他人格利益”，而非“身份利益”，有的人甚至认为，身份权受侵害是不能根据《解释》提起精神损害陪的，这种看法虽然不对(《解释》第二条规定的关于侵害亲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即为对身份权受侵害的精神赔偿)，但根据《解释》的规定，配偶一方有通奸行为，另一方是无法根据《解释》的规定要求获取精神损害赔偿。因此，不论是婚姻法还是《解释》均无法对通奸行为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救济途径。另外，从新婚姻发颁布后的司法实践看，也没有出现因配偶一方通奸而给予另一方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因此，可以认为，从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看，配偶一方有通奸行为，另一方是无法获取精神损害赔偿的。而笔者认为，婚姻法确立通奸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必要和可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互相尊重;”也就是说配偶之间具有相互忠实的义务，而通奸行为显然是对该忠实义务的违背。夫妻忠实义务是配偶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杨立新教授认为，“在现代民法理论中，侵害配偶权的侵权行为，主要是指对配偶权中的忠实义务的侵害，即第三人与配偶一方通奸或者重婚，而使对方配偶的身份利益受到侵害的行为”。我国《民法通则》在总体上也确认了配偶身份权的存在。因此，通奸行为的实质是侵犯了夫妻另一方的配偶权，受害人要求获取精神损害赔偿完全符合法理和《民法通则》的精神。但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过于模糊，更没有将配偶一方的通奸行为作为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理由。

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虽然不能直接根据该条的解释否定配偶一方违反夫妻忠实以为时另一方配偶在离婚时的赔偿请求权，但该条体现的精神是对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诉讼的限制。因此，笔者认为，婚姻法应当对夫妻忠实义务的内容作例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陈述，并明确将通奸行为作为另一方配偶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从现实情况看，通奸行为对另一方配偶的精神伤害并不定比同居或重婚小。配偶一方长期的通奸、与多人通奸，或与人通奸生养了小孩等情形，给另一方配偶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在很多时候有可能会大于重婚和同居。通奸与同居在事实上有时候也往往难以区分，受害人在举证时要证明配偶与第三者长期、稳定居住通常比较困难，而法律对通奸又没有规定可以请求损害赔偿，这样在事实上就会造成很多时候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得不到

赔偿，对受害人而言有失公平。此外，有人可能会认为，即使婚姻法没有直接规定通奸行为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也同样可以借用名誉权受到侵害为由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台湾学者认为：“配偶与第三人通奸，受害配偶感到悲愤、羞辱、沮丧，其情形严重者，可谓名誉权受到侵害，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相当之抚慰金。”笔者认为，该观点并不全对，通奸行为虽有造成另一方配偶名誉受到损害之可能，但非必然，如该通奸行为只为第三者及另一方配偶知晓，而不为其他人所知，要认定另一方配偶名誉权受到损害会比较困难。因此，借用名誉权受损的间接救济方式也并不完美，对受害人的保护尚不够充分。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奥地利、印度、我国台湾地区，等等，在刑法上也均有通奸罪的规定，我国香港地区明确规定了在离婚诉讼中的通奸损害赔偿。通奸作为一种严重伤害对方感情的行为，对另一方配偶造成的精神损失都是显而易见的，现行法律对通奸行为受害人的保护是不足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直接将通奸规定为提起精神损害损害赔偿的事由，法官可以根据造成损害的大小判定精神抚慰金的多少，这样对行为人和受害人而言应当是公平合理的，也不会出现滥诉的情形，能更好地起到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作用。

(二)受欺骗抚养非亲生子女 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在离婚时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由于偶然的事情发现自己抚养多年的子女并非自己的骨肉，自己多年来对子女的感情付出突然付之东流，面对这样的打击男方往往会愤而提出离婚，要求女方返还抚育费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对于这样的情形如果处理，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受欺骗抚养非亲生子女离婚后可否向女方追索抚育费的复函》，指出离婚后给付的抚育费可以酌情返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支出的抚育费如何处理须进一步研究，根据该解释，显然感情受到欺骗的男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缺乏法律依据，法院即使想支持其诉请也找不到可以依据的准绳。笔者认为，对于这样的情形，不给予受欺骗的男方适当的精神赔偿显然有失公平，受欺骗者不仅无端支出的抚育费有去无回，受到欺骗后心中的郁闷、愤怒、伤痛是可想而知的，法律对其伤害视而不见，有失公正。或许有人会指出，这样的情况可以归入女方与人通奸的事由而得到赔偿，但对于女方在与他人怀孕后始与受害人结婚的情形并不构成通奸。因此，笔者认为，婚姻法应当将受欺骗抚养非亲生子女的情形作为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以维护法律的公正。

(三)配偶一方有卖淫嫖娼行为

配偶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事实卖淫嫖娼行为，显然与通奸一样，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其应当作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法定事由的理由与通奸相同，笔者不再重复。

(四)婚前隐瞒患有精神病

对于有精神病史或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配偶，在婚后发作，而另一方在婚前基于一般的接触又是无法发现的，并且患病一方具有故意隐瞒情形的，受害人因此受到精神损害，应当赋予其赔偿请求权。

(五)一方骗取结婚证导致婚姻被撤消或无效的一方在结婚时隐瞒对方，弄虚作假，如未到法定结婚年龄而虚构，或隐瞒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最后导致婚姻被撤消或无效的，另一方在这个过程中势必有可能身心受到打击，特别是对于女方而言，在农村结过一次婚会影响其再次择偶，或错误的婚姻浪费了其宝贵的青春，使其失去许多择偶的机会，这样往往会使其精神受到伤害，法律赋予其精神损害赔偿权方显法律的公正。

(六)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重大犯罪行为

配偶一方犯罪，势必会使另一方感到在公众面前无法“抬头”，影响其正常的社交、生活，特别在农村，另一方配偶将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而某些重大犯罪行为，如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的犯罪，会使另一方配偶同样产生蒙羞感，使其身心受到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赋予其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并不为过。

(七)其他造成受害人精神损害的情形

婚姻法在例举若干受害人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后，最后应当概括性地规定

“其他造成一方精神损害的情形”。并且对婚姻精神损害侵权进行定义，该定义则应当函盖精神损害侵权的构成要件，如定义为“婚姻精神损害侵权行为是指配偶一方违反法律规定，造成另一方精神受到损害的过错行为。”

三、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依据的完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根据以下六项因素确定：(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4)侵权人的获利情况;(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6)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笔者认为以上规定过于粗糙，并且也不完全适用与婚姻精神损害赔偿。由于“精神损害系受害人痛苦之感受，然而受害人痛苦之有无、大小、长短，因人而异。精神损害既不具有金钱价值，又没有为人们易于辩识的物理特征，因此，受害人之精神损害金钱赔偿须衡量受害人对痛苦的主观感受。”因此，应当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围绕受害人所受痛苦的深浅而定，即侵害所造成的后果应作为主要衡量依据，其次才考虑其他因素，而不像《解释》那样将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方在第一位。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在侵权损害赔偿中只是划分责任大小的依据，而非确定损害大小的依据，应当先确定损害大小再划分责任大小，否则顺序颠倒，本末倒置。《解释》将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作为一项独立的因素，并且放在第二位，也是不科学的。考虑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只具有推测损害大小、确定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的作用，其本身并不能独立成为一项确定数额的因素，即使将其例为一项独立的考虑因素，也不能将其置于“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之上。另外，侵权人的获利情形这一因素在婚姻精神损害赔偿中并不适用，侵害人并不存在获利的情形。同时也应当明确，“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只能作为酌定考虑因素，明确其在各因素中地位的低下。“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这一因素应当去除，精神损害赔偿与物质损害赔偿存在区别，物质损害赔偿的某些标准与受诉法院平均生活水平挂钩有一定的道理，如残疾赔偿金，因不用地方的劳动力价格不同，消费水平不同，赔偿金作为劳动力丧失的替补形式，其标准与当地生活水平挂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精神损害赔偿是对精神受到伤害的抚慰，其伤害本就不是用金钱多少可以衡量的，如果同样的伤害因受诉法院的不同而不同，往往会使受害人感到不公平，起不到抚慰作用。综上，笔者认为，婚姻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有独自的确定因素，并且明确“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以受害人造成伤害的程度及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为依据，同时适当考虑侵害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合理地确定每一起婚姻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

第三篇：我国婚姻法对于结婚的详解及规定

我国婚姻法对于结婚的详解及规定

结婚，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婚姻法规定结婚的条件是：

一、达到法定婚龄：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法定年龄以户口薄、身份证为准。计算法定年龄应以个人的周岁计，不能以两个人的年龄合并计算。

法定结婚年龄是政府依据我国人民身心发育及责任能力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为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保证优生优育制定的，任何人不得随意更改(民族自治地区政府可按本民族情况制定婚龄报全国人代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为保证人口的优生优养，提高全民素质，婚姻法提倡晚婚晚育，相应的行政法规也对晚婚晚育制定鼓励政策，从方方面面加大了对法定婚龄的执行力度。

二、结婚必须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婚姻法规定结婚必须是男女完全自愿，是基于我国婚姻家庭关系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一方不能把结婚要求强加于另一方。

三、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第三者加以干涉。这是对“结婚必须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补充，也是婚姻自由的具体体现，这里的“强迫和干涉”包括父母等长辈，也包括兄、姐和其他人，如果有“强迫或干涉”的情形，则是违反婚姻法的规定，当事人应对其加以劝说，如果“强迫和干涉”造成后果，则应负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婚姻关系成立的基本法律特征

《婚姻法》是规定两性依法结合的法定条件及结合后男女双方的权利义务及由此而产生的其他责任及义务。

结婚，法律上称为婚姻成立。它是指男女双方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依法确立夫妻关系，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及其他责任。

婚姻关系的成立有三个基本的法律特征。

一、结婚的主体是男女两性。不是由男女两性生理差别的结合，便不构成结婚。

二、结婚行为是法律行为。申请结婚的双方当事人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否则，婚姻关系不产生法律后果，即：不受法律保护的无效婚姻。

三、结婚行为的法律后果是，确立双方的夫妻关系，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责任、权利、义务。这种已确立的夫妻关系，未经法律程序，任何单位、个人或夫妻双方都无权解除夫妻关系。

什么是无效婚姻

无效婚姻是指建立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违反婚姻法的有关规定，不履行法定的结婚登记程序而建立的婚姻关系，这种婚姻关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无效婚姻。下列婚姻关系是无效婚姻：

一、重婚;

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

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

四、未到法定婚龄。

违法建立无效婚姻的婚姻关系当事人，应无条件解除婚姻关系，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触犯刑法的，应负刑事责任。

无效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财产，由当事人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的财产处理，不得侵犯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利益，所生子女，按婚生子女的规定执行。

如何办理结婚登记

1、关于结婚登记的规定

办理机构：区县民政局或乡镇人民政府(婚姻登记部门)

办理时限：证件齐全、符合结婚登记条件的，当场受理、发证。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退回有关证件，并书面告知理由。

申办对象及资格：

(一)当事人必须符合法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

(二)当事人必须是自愿和无配偶;

(三)当事人为非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四)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本辖区内的常住户口;

(五)申请结婚登记的双方当事人必须同时到一方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不得委托他人代理。

申办手续：

(一)户口薄;

(二)居民身份证;

(三)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复婚的按上述规定办理。

办理程序：

当事人出示证件→当事人填写《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婚姻登记机关审查、颁发《结婚证》。

收费标准及依据：根据《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民政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1992]价费字249号)规定，婚姻证书费9元/对。

办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按照《行政复议法》或者《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投诉监督：当事人对受理部门及行政人员的违法行政行为或其它违纪违法行为，可向民政部门监察室室投诉、举报。也可以向地市民政局投诉、举报。

2、不予结婚登记的情形

男女双方均已达到法定婚龄，且无他人强迫或第三人干涉，男女双方申请结婚完全是自愿的，符合婚姻法规定申请结婚的条件、要求。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仍不予登记结婚：

一、直系血亲和三代旁系血亲;

二、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的疾病。

这是因为：直系血亲和三代旁系血亲的婚姻，均属近亲婚配，其结果是使后代容易具有相同的病态基因，使一些隐性遗传学疾病发病率增高，如先天性耷哑、先天性鱼鳞病、先天性高血压、精神分裂症、先天性心脏病、无脑儿、脊柱裂、癫痫等，为提高全民素质，减少遗传性疾病的发病率，禁止表兄表妹之间的近亲婚配是十分必要的。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的疾病”主要是指严重遗传性疾病。是由于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部分丧失自理生活能力，后代再现风险高;直系血亲和三代旁系血亲;双方均为重症智力低下者，均为“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的疾病”。

对于结婚的双方当事人，应当按下列四种情形分别处理：

一、不许结婚。包括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和双方均为重症智力低下者;

二、暂缓结婚。包括性病患者、麻疯病未治愈者、精神分裂症者、躁狂忧郁症和其他精神病在发病期，传染病在隔离期的;

三、可以结婚，但不能生育;

四、可以结婚，但限制生育的性别。

3、关于补办结婚登记

补办结婚登记，规范了法律上认可的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与同居现象，对于历史上遗留的事实婚姻，只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事实婚姻要件的，仍视

为事实婚姻，对于不符合事实婚姻要件的，视为同居。

2001年4月28日公布实施的修正后的《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应当补办登记”，是修正后的《婚姻法》提出的，主要是针对符合结婚条件的男女，未经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为了了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婚姻关系和婚姻关系当事人在婚姻关系中的法律地位而增补的一条，对于这类问题，应针对不同情况实事求是的处理，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法释三十号规定：

一、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算起;

二、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婚姻实质要件的，但未登记，按事实婚姻处理;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

第四篇：完善我国纳税评估体系的思考

完善我国纳税评估体系的思考

昝志宏

［摘 要］纳税评估是税收征管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是税收经济分析的延伸。纳税评估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有利于提高税源管理水平。本文分析了我国纳税评估体系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规范纳税评估行为，优化纳税评估指标体系，拓宽涉税信息采集渠道和提高评估人员综合业务水平的建议。［关键词］纳税评估 纳税评估体系 税收征管

一、纳税评估的意义

纳税评估，是指税务机关根据其掌握纳税人的各种涉税信息资料，按照统一程序，运用科技手段和方法，综合分析、审核、评定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的纳税情况，及时发现纳税行为可能存在和出现的错误及异常问题，为征管和稽查提供工作重点和措施建议，从而规范纳税人纳税行为和税务机关征管行为的一项管理工作。2005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第一次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纳税评估工作提出了相关指导性要求，推动了纳税评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纳税评估在强化税源管理，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税务机关加强税源监控

税源监控是税收管理的核心，也是防止税款流失的基本途径。建立在纳税申报基础上的纳税评估对税源进行动态监控，发现异常纳税行为，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处理。科学的纳税评估必然要求全面测算评估纳税人的财务核算制度、营销管理制度、资金运作情况等各项具体内容，保证评估有充分、确凿的事实依据和政策依据，从而加强税务机关对税源的及时监控，堵塞税收漏洞，促进应收尽收。

（二）有利于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自觉性

科学的纳税评估体系，在约谈、举证或质询过程中，加强对纳税人的纳税辅导，给纳税人以自我纠错的机会。同时解决纳税人因主观疏忽或对税法、税收政策的理解发生偏差而产生的非故意偷税现象，将一般性违规行为与偷逃骗税行为相区别，既宣传了税收政策，突出了打击重点，又易于被纳税人所接受，融洽征纳双方关系，进而有利于增强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自觉性，提高纳税申报质量。

（三）有利于增强税务稽查的实施效果

纳税评估是税务稽查实施体系的基础环节，也是构建依法、统一、协调的税务稽查体系的重要内容，其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到税务稽查的实施效果。通过进行科学的纳税评估分析，将发现有重大偷税行为疑点的，移交税务稽查部门作为案源，不仅可以降低稽查选案环节的盲目性与随意性，而且可以使税务稽查的实施做到目标明确，针对性强，提高重点查处案件的准确率，更好地发挥税务稽查规范纳税行为的重要作用。

二、纳税评估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为一项国际通行的税收征管监控制度，纳税评估已被逐渐广泛地应用到我国税收征管体制建设中，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其在我国仍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因而存在着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对纳税评估的认识不足，行为不规范

1、缺乏深入、准确的理解。在具体操作中，不少地方税务机关对纳税评估的内涵、作用理解不足，对如何建立科学的纳税评估体系概念模糊。有些地方认为纳税评估仅仅是一种案头的税务审计，不能进行实地评估，因而对疑点问题的确认简单地由稽查环节代替，致使纳税评估工作虽然名义上已经开展，但实际中并不能发挥积极作用，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2、评估行为不规范。目前，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缺少科学、规范的工作指导，纳税评估工作常常无章可循，变得随意，评估人员的行为极不规范，进而导致各地纳税评估工作的开展参差不齐，管理上出现漏洞。

（二）纳税评估的指标设置存在局限性

纳税评估指标是税务机关筛选评估对象、进行重点分析时所选用的主要指标，是对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合理性、合法性作出初步判断的重要依据。现行的纳税评估体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制定纳税评估指标标准的局限性。一方面，规定的分税种较少。《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中只公布了增值税、内资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印花税、资源税这五个税种的特定分析指标及使用办法，不够全面，对于五个税种以外的其他税种进行评估时，不同地区、不同税务机关采用的分析指标和方法就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导致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另一方面，预警值缺乏可比性。评估指标预警值是纳税评估的重要对比指标，《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中虽然明确其由各地税务机关结合实际情况，自行根据宏观税收分析、行业税负监控、纳税人生产经营和财务会计核算情况以及内外部相关信息，运用数学方法测算得出，但在实际中，由于地区差

异、企业经营类型、经营规模、涉及税种等都对预警值有很大影响，如果仅由各地税务机关自行制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将会降低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可比性。

2、纳税评估主体指标设计缺乏可行性。《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率是分税种特定指标的主要评估指标，其应用有两个前提：一是纳税人的纳税申报表必须是真实的；二是纳税人无账外经营行为。这两个前提的存在使纳税评估这一主体指标的设计缺乏可行性。一方面，从内部因素来看，两个前提未考虑纳税人的其他情况，在实际评估工作中一般是不能满足的，因此，这一指标就失去了比较的基础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从外部因素来看，由于受环境、资金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现行的评估指标体系很难合理判定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而当纳税人存在大量的账外经营行为时，也可能有正常的税收负担率，造成纳税评估失效，难以准确评价纳税人的纳税情况。

（三）纳税评估信息资料匮乏

1、税务机关信息来源渠道受限，信息量不足。纳税评估是一项业务性较强的综合性工作，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指标测算和对数据资料的定性、定量分析，这就要求税务机关全方位、多角度地掌握纳税人的涉税信息。但从目前各地运行情况看，税务机关上下级之间以及内部征收、管理、稽查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够，国税、地税之间缺乏充分的交流，税务部门与商业银行、海关、工商等部门缺少横向联系，造成许多必要的相关资料得不到收集和确认，信息数据不能充分共享。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运用有限的评估资料进行评估将导致评估结果产生较大的偏差，准确性下降。

2、纳税人提供的数据资料质量不高，信息失真。纳税评估的主要依据及数据来源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一户式”储存的纳税人各类纳税信息资料，包括纳税人申报纳税资料、财务会计报表等。目前，“纳税评估通用分析指标”大多来自纳税人的财务会计报表，这就导致了实际中评估信息过分依赖会计报表，不能全面、有效地评估纳税情况。对于严格执行会计准则的纳税人，“通用指标”的分析是有效的，但对那些会计报表不实的纳税人，指标的可信度就会下降，参考价值不高，失去了评估的意义。

（四）纳税评估人员的综合素质不高

纳税评估工作要求评估人员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但是，目前评估人员的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大多采取足不出户、案头分析的方式，停留在看报表、翻账簿、对数据的浅层次上，很难从掌握的有限涉税信息中发现细节的异常，挖掘深层次的问题，导致很多评估工作流于形式，监督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三、完善我国纳税评估体系的建议

针对当前纳税评估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进一步完善纳税评估体系，提高纳税评估质量，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提高认识，规范纳税评估行为

纳税评估工作是强化税源管理、规范纳税行为的重要手段，不能理解为是完成税收任务的补充手段，更不能将评估入库税款的多少作为考核纳税评估的唯一标准。同时，要把握纳税评估的重点，防止事事评估的倾向。在纳税评估相关法规的具体要求下，进一步规范税务机关相关部门的纳税评估行为。尤其要加强对评估中发现问题的适当处理，对不具有违法嫌疑、无须立案查处的一般性问题，可提请纳税人自行改正。而有偷税、逃税、骗税等税收违法嫌疑的，要移交税务稽查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二）优化纳税评估指标体系

1、合理设定评估指标预警值。纳税评估指标体系主要由通用分析指标和特定分析指标两大类组成，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指标体系。评估分析时要综合运用各种指标，并参照评估指标预警值进行对比分析。预警值一般是由各级税务机关结合实际需要自行确定的，其测算应充分考虑地区综合经济水平、税源规模、主体税种等多方面因素，考虑同行业、同规模、同类型纳税人各类相关指标及其多个的平均水平，从而使预警值更加真实、准确和具有可比性。

2、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评估过程中，在全面收集整理纳税人涉税信息、抓好评估基础指标测算的基础上，要对纳税人正常经营状况下的销售额、销售成本、流动资产等指标进行纵横对比分析和综合测定，做好评估量化分析，把握纳税行为的共性和规律。同时，还要对行业、企业进行定性分析，建立模糊分析体系，将评估范围扩大到纳税人的生产能力、进销规模、仓库出入等方面，对生产销售进行全方位分析。通过应用经济指标，进行非量化的模糊分析，提高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三）拓宽涉税信息的采集渠道

1、建立纳税评估支持系统。有效的纳税评估必须以信息化为基础，信息化技术手段保证了纳税评估的高效率。目前，世界上纳税评估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都以电子信息系统为基础，可以借鉴其经验和模式，建立一套较为完备的支持系统，逐步规范评估操作。我国应引入国际上先进的数据库技术，构建税务数据库，进行纳税抽取和多角度的对比分析，全面掌握纳税人的经营、资金运用及纳税情况，共享分散在不同系统的涉税信息资源。

2、提高信息收集能力。一方面，以多元化电子申报为切入点，通过加强评估所需信息的电子转换能力，减少人工输入信息量，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应重视信息的管理和应用，集中现有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改变信息处理的分散局面，实现信息的集中加工与广泛共享，提高信息利用率。此外，要加快研发和改进纳税评估的专业应用软件，充实软件分析内容，提升评估的智能化程度。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横向和纵向的纳税评估信息交流网络，从不同角度对纳税人进行监控。

3、建立和完善评估信息的提供机制。税务机关可以通过法规、规章等法律形式，确定被评估方必须提供的信息项目和具体要求；还可以有选择性地要求纳税人提供对纳税评估有用并能反映企业真实生产经营状况的其他辅助资料，如电表数、出勤表、存货盘点表等，使评估的原始资料更具广泛性和针对性。此外，纳税人的一些非现金信息也对纳税评估有重要影响，如实际生产能力、原材料供应、存货变动等，应督促纳税人及时、准确地提供这些信息。

（四）提高评估人员综合业务水平

首先，应选择综合业务水平较高的人员从事纳税评估工作，坚持学习经常化、制度化，对评估工作涉及的税收、财务管理、计算机等相关业务知识进行系统学习，掌握各项税收政策，熟悉企业财务制度，精通财务核算方法，有重点地加强对评估人员的培训。其次，强化对评估人员的监督考核，科学合理地设置考核指标，将评估工作列入岗位责任考核内容，对达不到评估质量要求的，追究主管负责人和评估有关工作人员的责任，促使评估人员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评估能力。

参考文献

[1] 熊萧 杨缅昆《纳税评估：一种新方法的构建》，《财政与税务》2007年第6期。[2] 谢旭人《加强税收经济分析和企业纳税评估 提高税源管理水平》，《税务研究》2007年第5期。

[3] 谭光荣《选择纳税评估指标的局限性及应对措施》，《税务研究》2007年第2期。

[4] 严学军《浅谈纳税评估的优化方向》，《税务研究》2006年第7期。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第五篇：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几点思考

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几点思考

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实施的。该法虽经历了四次修正，但其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定始终没有变更。这再次表明，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君主立宪制、共和制、三权分立制等制度在我国是行不通的，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是正确的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产生其他国家机关，组成统一协调的国家政权机关体系，行使国家权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一种制度，是我国的政体和根本政治制度。在当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得到充分体现，且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赞同，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进步，对其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一些制度亟需进一步完善。笔者结合实际情况加以阐述，以便有所裨益。

一、完善选举程序，扩大直接选举范围

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格局有所调整，诉求呈现多元化，需对选举制度进行完善：

一是完善选举程序。其一，参选候选人要以自荐为前提。人大代表是为人民服务的，代表的是民意，如果其没有自觉自愿为民服务的热情，就不可能更好地表达民意。因此，选举的第一环节必须是要人大代表候选人自荐报名为前提；其二，实行以居住地为选民登记地。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这些人不能参与当地的选举与被选举，使得政治权利实质上成了当地人的专利，而外出人员的政治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其三，取消以协商方式确定正式候选人的方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在提出初步候选人后，如果超过法定差额人数，可采用协商方法确定正式候选人。协商在实际操作中有时被人暗箱操作，一般由选民或代表联名推荐的候选人被“协商”下去。因此，应以公开、公正的预选票决制，按多数票决确定候选人；其四，实行公开、平等的竞选方式。从目前的人大代表选举情况来看，给人的整体感觉是缺乏活力，选民对选举兴趣不高，有时需要党委、人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做思想工作才去选举投票。因此，投票带有盲目性，容易产生贿选，选出的代表也不一定是优秀者，难以代表民意，这与缺少选举竞争机制有关。要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让候选人自我介绍，相互竞争，以充分展示个人的能力。竞选可以让代表民意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这一点已经被实践证明。那么如何搞活选举，激发选民热情呢？我们选人大代表实际上是选“民意”，不是选权贵，也不是选明星，只有谁的议案、建

议写得好，谁脑子里想的是民众，我们就推选谁做代表。随着互联网用户的逐步增多以及互联网知识的普及，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完全可以利用网络这个工具。具体讲，就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门设立一个保密性很强的选举网站，向所有符合条件的选民征集建议和议案，然后全部公布到该选举网站上让人浏览、讨论、投票，最后那些大家公认的较好的建议和议案的作者就可以作为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再进行差额选举。当然在投票网站上要采取身份认证和适当的保密措施，避免一人多投或者违规投票。这样做既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保密性、提高了投票的热情，减少了贿选，真正表达了民意。

二是扩大直接选举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由此可见，我国人大代表选举采用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两种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间接选举使得所选代表代表民意的可能性下降，多层次的选举使得民意层层过滤。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目前将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扩大到设区的市、自治州是完全具备条件的。

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职权，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

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主要职权包括“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根据现实情况，仍需进一步完善：

一是完善立法权。俗话说，有法才能治国，无法就会祸国。因此，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和关键点。当前，立法部门的利益长期困绕着立法的质量的提高，立法缺乏“问题”意识，具体立法回避主要矛盾，法律条文回避解决问题的措施等等。要改进立法，提高质量，从根本上是要实行立法民主化。全国人大常委会为提高立法质量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实行立法“三审制”等，但这些措施不是标本兼治。提高立法质量，消除立法部门化的治本之策是让真正代表社会各种利益的人进入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如果没有代表各方面利益的博弈，那么就只剩下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因此，在立法组成人员一时难以改革的情况下，就需要实行立法听证制度和公开制度。立法听证是实现公众直接参与立法的有效途径。立法公开制度，让电视转播或直播常委会审议法律过程是更简单易行的立法民主化措施。这样做有利于激发公众对立法的关注和参与热情，使其主动向立法机关反映意见、建议；也有利于公民学法、用法，使其更好地遵守法律。同时，公开立法审议表决过程，也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工作，监督人大代表。

二是理顺决定权。有人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监督机关，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职权的误解，必须摒除。监督权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之一，但主要还是决定权，代表民意决定重大事情。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重大事项应提交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委会决定，不提交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委会决定，是对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委会的不尊重，是对人民权利的不尊重，也是对宪法的不尊重。因此，对税收财政预算问题，对城市的规划和发展，城市的拆迁和改造政策，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对涉及国有资产的处理问题，国家大型的建设工程项目，涉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等等，都应由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委会决定。如果理解为这些事项都由政府决定，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委会只能监督的话，那就错了，这就改变了其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

三是完善监督权。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执行难的问题屡见不鲜；一些国家人员滥用职权、贪污贿赂、徇私枉法、执法犯法，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以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作为具有监督权的有些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监督过程中避重就轻，不讲实效。被人戏称为“审议报告唱赞歌，述职评议表扬多，执法检查走过场，一听二看三通过。”“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法律还是远远不够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增强监督实效。在我们国家生活的各种监督中，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最高层次的监督。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要进一步健全监督机制、完善监督制度，增强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工作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支持和督促其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办事，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监督过程中，既要对人代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决议以及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还要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的重大事项、突发性的事件以及国家机关的廉政建设问题进行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既要敢于监督，又要善于监督。只有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监督的目的。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便于操作，笔者建议可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设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向同级人民政府、同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享有地方性立法权的下级人大及常委会派驻监督组或者监督员，对其工作进行监督。

三、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和会期制度

我国人大代表众多，大多数来自工作生产第一线的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由于他们知识水平、素养等参差不齐以及阅历不同等等，难以保证审议议案的质量，加上人大代表发言不规范、缺少辩论机制等。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是完善人大及常委会的议事规则。首先，虽然立法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会议举行一个月前，将开会日期和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代表，并将准备提请会议审议的法律草案发给代表，还应提供必要的资料。”但在文件准备上，除了将会议审议的法律草案文本、对法律草案的说明以及必要的材料提前一个月发到人大代表手里外，还应将会议即将审议的所有文件资料提前发给人大代表；其次，少一些常委会分组审议法案的方法，多采用全体会议的审议方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规定“主席团可以召开大会全体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就议案和有关报告发表意见。”小组讨论会审议议案时，代表们发言都较随便，很少准备发言稿，随意性很强，有时还会偏离主题，而全体会议审议的发言都比较慎重，都会认真准备。小组讨论会上各说各的，整个会议缺少相互交流。全体会议审议能在广泛的范围交流，产生火花，形成辩论。小组讨论会不容易集中意见，而为工作机构掌控修改权提供方便。全体会议上发言、辩论意见大家都清楚，可直接反映到法律草案中去，可大大减少工作人员集中意见的随意性。总之，全体会议发言、辩论有利于提高会议的审议能力，提高审议质量；最后，完善发言制度，建立辩论制度。周恩来总理在《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一文中就曾指出“人民代表大会要建立辩论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发现问题。”因此，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辩论制度也是人大及常委会正确决策的前提条件之一。考虑到人大或者常委会会议议案较多的现实情况，不可能将所有的议案进行辩论，但对于热点难点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案必须进行辩论。

二是完善人大及常委会的会期制度。会期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举行的时间长短，会议日程安排如何，对能否开好会议至关重要。宪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地方组织法等对每年开会的次数和开会的时间只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两个月召开一次），对会议持续的时间等都没有作具体的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和人民事务的增多，热点难点社会矛盾凸显，立法监督等工作任务日益繁重，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要真正行使权力，就必须让其有充分的时间讨论决定问题。所以，适当延长会期不仅必要而且可行。笔者认为，县（不设区的市）、乡（镇）人大会期不应少于5天，省级和设区的市的人大会期不应少于10天，全国人大会期不应少于20天为宜。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主要议程是审议法律，一个法律草案审议时间过短，加上目前主要采取笼统审议的办法，委

员们缺少对法律草案的了解，致使审议时委员们没有思考的时间，发表不出什么意见。如果在充足的时间下，对法律草案采取逐条审议和辩论的办法，必将大大有利于提高审议质量。这些必然要适当延长人大常委会的会期。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其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以上这些完善措施都是在现行宪政框架下进行的，对激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力，推动我国的宪政建设是十分必要的。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完善，法治就不可能真正建立；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发挥作用，人权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