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广州市慈善组织监督研究
广州市慈善组织监督研究
摘要:慈善事业的发展对缩小贫富差距、扶助弱势群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慈善组织作为现代慈善事业的重要载体,对慈善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慈善组织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出现了“慈善失灵”的现象,使得我国很多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明显下降,引发了部分慈善组织募集资金困难甚至慈善危机。因此,完善我国慈善组织的监督机制显得十分重要。
关键词:慈善组织 公信力 监督 广州
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颁布,我国慈善事业开启了新的篇章。慈善事业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它的服务范围可以覆盖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向社会弱势群体给予慈善援助,对社会起到了一种“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事业运行的载体,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距、救助受灾群众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广州受港澳台的影响较大,市民慈善意识和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断提高。针对以上情况,本文选用广州市慈善组织为研究立足点,在总结广州市慈善组织监督的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广州市的慈善组织监督机制,从而促进广州的慈善组织健康透明地发展。
一、广州市慈善组织的发展现状及其监督必要性
广州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达,人们生活水平普遍较高。然而,由于受复杂的自然、社会和个体自身条件的影响,广州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的现象,社会上仍有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还有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因此,发展慈善事业在广州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因为这些弱势群体需要关怀和帮助,如果只凭政府的扶助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发展慈善组织来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目前,广州市慈善组织发展现状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广州的慈善组织发展迅速,慈善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近一百多年来,广州成立的善堂、善院等慈善组织的数量众多,历史悠久。这些慈善组织本着“乐善好施”的慈善理念开展了一系列的慈善义举,比如赠医施药、施粥施衣、施棺施坟、夏季施茶、兴办义学。二是广州市慈善组织体系初成,活动领域广泛。目前,广州不仅有大量提供资金支持的基金会组织,而且还有众多提供服务的公益服务组织,从而形成了广州的公益慈善组织体系,为广州市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然而,在广州的慈善组织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由于慈善法规不够完善、慈善组织发育不够成熟等原因,广州的慈善组织出现了一系列不规范现象并导致其偏离了慈善公益的目标。慈善组织由于自身的不足,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常常出现营利化倾向、组织内部腐败、公信力下降等“失灵”现象。一是慈善组织竞争机制缺乏,慈善透明度不够。总体来看,广州的整个慈善组织竞争性显然不够,导致慈善组织发展动力缺乏,慈善透明度不够。目前,广州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程度与社会期望还存在较大差距,表现为慈善信息获取不方便、信息公开不完整和信息公开不及时。二是慈善组织行政化色彩深厚。广州的慈善组织还存在“独立性不足”的现象,行政化色彩依然浓厚。首先是运行机制的行政化。目前,广州的慈善组织大多是挂靠在政府业务主管部门,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慈善组织的领导人员大多有政府官员背景,其活动方式有深刻的“行政化”烙印。慈善组织内部运作缺乏民主,导致慈善组织管理不规范,为慈善组织异化提供了温床。其次是筹款方式行政化。目前,广州的慈善组织在慈善项目的实施方面往往受制于业务主管部门,其筹款大多由政府牵头发动、政府领导出面进行宣传募捐,然后进行“任务式”的摊派,致使慈善活动缺少志愿性和积极性。三是信任危机。例如受郭美美事件的影响,2011年广州红十字会接受的捐赠数额急剧下降。
二、广州市慈善组织监督的重要探索
广州在慈善组织监督方面进行了重要探索,也取得了在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大的成就。例如,广州市举办了首届慈善项目推介会,成立了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成为全国首个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颁布了《广州市募捐条例》等。这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广州市慈善组织的监督力度,成为广州市慈善组织监督的重要探索。
一是公开推介慈善项目,打造阳光慈善平台。慈善项目推介会是广州在慈善事业领域富有特色的一大举措,它能有效地推动慈善资源整合,实现捐赠人与受赠人的直接对接,减少中间环节,打造一个有效的慈善募捐平台。2013年6月26日,广州首届慈善项目推介会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推介会以“牵手、凝聚、关怀、共享”为主题,坚持“政府搭台、社会参与、慈善组织运作―让慈善回归民间”的理念,通过项目认捐的形式,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参与慈善活动。参加本次推介会的慈善项目共1080个,所有慈善信息(推介项目基本信息、认捐情况、善款使用情况)将通过“广州慈善网”向社会发布,接受社会监督。
二是强化外部监督制衡,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第三方监督机制是一种有效的外部监督制衡机制,其目的是为了对受监督方形成外在约束力,从而规范受监督方的行为。所谓的第三方(The Third party)主要是指独立于第一方(被监督方)和第二方(服务对象)并且与之不存在利益相关性的那一方。慈善组织的第三方监督机构一般应该具备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等条件,通过制定一系列慈善组织评估指标来对慈善组织进行评定,最后得出有说服力的结果或报告。2013年6月21日,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慈监委”)正式成立,成为全国首个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慈监委”是由社会各界人士代表自愿组成的专业性、地方性和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法人,其宗旨是监督广州的慈善组织,规范广州的慈善组织运作,提升广州的慈善组织透明度和公信力。“慈监委”的最大特点是独立性,“慈监委”将对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独立监督并向社会独立发布报告。例如,“慈监委”的15名独立委员来自社会各界,包括法律界、学术界、媒体舆论界等知名人士。
从上表可以看出,“慈监委”的15名委员身份全部是社会人士,受政府和慈善组织影响都较小;委员都是志愿参加且不领取薪酬,利益关联度较小。因此,以上两点较好地保证了“慈监委”的独立性。此外,委员中大多是社会各界精英人士,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和较强的专业知识,因而“慈监委”本身的公信力较高,其发布的慈善监督报告有较高的可信度。
三是首创多项监督制度,推进组织阳光募捐。社会控制理论认为,在众多的社会控制手段中,法律控制是最有效的手段。为规范广州慈善组织的活动,提升其公信力和影响力,广州在慈善制度创新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广州市从募捐管理制度、慈善医疗和应急救助制度、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等方面对慈善组织进行了约束和规范。2012年5月1日,《广州市募捐条例》正式实施,为规范广州市慈善组织的募捐行为提供了更加明细化的法律保障。这是全国首部关于慈善募捐的地方性法规,对保护捐赠人、受益人和慈善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广州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卢汉桥.政府内部监控:一个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J].中国行政管理,2006(8).[2] 邹世允.中国慈善事业法律制度完善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3] 卢汉桥.政府内部监控:一个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J].中国行政管理,2006(8).[4] 石国亮.慈善组织公信力重塑过程中第三方评估机制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2(9).[5] 郑功成.当代中国慈善事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6] 李长春.论中国慈善组织的监管[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7] 谭秋明.专门机构为爱心捐款把关[N].广州日报,2013-03-22(A4).[8] 王春英.浅议我国GNO管理中的第三方评估机制[J].学会,2009(6):23-25.[9] 吴金和.评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J].江苏警官学院学院学报,2004(3):107-110.
第二篇:我国慈善组织政府监管问题研究
我国慈善组织政府监管问题研究
摘要: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慈善组织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截至2010年底,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数量由2005年底的31万个增加到44万个,其中基金会数量从975个增加到2200个,①其中许多社会组织都将慈善作为其服务宗旨。慈善组织在协调社会发展、社会救济、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使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程度大幅度降低,同时也暴露了慈善组织政府监管存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希望为构建一种科学合理的慈善组织政府监管模式提供一点思路上的借鉴。
关键词:政府监管 慈善组织 监管机制
一、政府监管概述
监管一词源于英文单词regulation,在国内通常被译作“管制”、“监管”和“规制”。在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是监管,也有学者倾向于使用“规制”一词,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无论使用“管制”或是“监管”还是“规制”,这三个词语的本质意思都是相同的,本文统一使用“监管”一词。②
国内外学术界每个学者都有对政府监管的概念作出自己的阐释和定义,综合考察这些概念和定义,我们可以发现监管至少要包含以下要素,首先包含监管的主体即谁来监管的问题,监管者通常被认为是政府机关,监管者通过立法或者其他形式来获得监管权利;其次包含监管的客体即监管谁的问题,监管对象即被监管者通常是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各种经济主体和社会组织;最后是监管手段即怎样监管的问题,在政府监管过程中主要是依赖各种法律法规或制度,通过这些法律条文明确限定监管客体的各种市场行为,同时规定监管客体违反法律法规将受到的惩罚。王俊豪认为监管即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③现代意义上的政府监管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1887年美国成立洲际商业委员会以解决铁路运费的问题,这标志着现代政府监管的产生。具体来说,政府监管就是政府为了在 ①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http://,2011年7月15日 ②王俊豪,管制经济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版 ③王俊豪,管制经济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四页 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某些公共政策目标和实现公共利益,利用自身的公共权威,通过制定法律条文、规章制度,进而调节和制约各种微观经济主体和各类社会组织的市场行为,限制其随意进入和退出特定行业,同时规范其价格和资质等,确保国民健康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慈善组织作为一种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即“第三部门”也是政府监管的主要对象和重要内容。
二、慈善组织概念
慈善理念在中国古而有之,孔子主张的“仁爱”、墨翟主张的“兼爱”、韩愈主张的“博爱”等等都是我国早期慈善思想的重要体现。“光宽和慈善,不忤於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这是最早关于慈善的表述,“慈”本指父母之爱,引申为凡怜之爱,⑤“善”与恶相对,特指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互助、富有同情心、对人的关怀。⑥中华慈善总会创始人崔乃夫曾经精辟的概括慈善的涵义,他认为“慈”为父母之爱,是一种纵向关系,“善”为人与人间的关爱,是一种横向关系。“慈善”就是富有同情心的人们之间的互助行为。因此慈善组织就是以实现慈善为目标的一种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组织运行的资金主要来源各级政府的财政补贴和社会捐赠,其受益者主要是社会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我国的慈善组织通常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慈善组织,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种慈善组织主要依靠政府扶持培育,部分隶属于政府的一些职能机构,在某些方面享受政府机关的待遇,但是同时又以社会团体或非营利性组织的身份接受政府的管理。第二种是具有合法性的其他慈善组织,这种慈善组织是指除了第一种以外的、在政府主管部门登记在册的一般性慈善组织。第三种是指暂时没有在政府登记、没有取得合法地位的民间草根性组织,这类慈善组织往往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在某种都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默认和许可。在这三种慈善中,官方慈善或半官方的慈善组织为我国特有一种慈善组织,这是由于我国的市民社会发展程度有限,导致我国慈善组织发展成熟度较低,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政府的培育和支持,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进一步促进和带动我国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三、慈善组织政府监管的现状
目前我国政府相关部门针对慈善组织工作建立相对完备的监管制度,例
④ ④⑤ 魏收,《魏书》卷六十七,列传五十五《崔光》,中国古籍全录
陈至立,辞海【M】,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⑥ 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M】,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如,年检制度、重大活动报告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和财产管理制度等等。这些监管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在政府的民政部门登记备案,有登记机关和政府主管部门负责日常检查和监督,评定其继续开展活动的资格,同时根据慈善组织的规模进行分级管理,即全国性的由国务院的登记机关进行管理负责,地方性由各级地方政府负责。我国的慈善组织始于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标志现代慈善开始我国兴起,自此我国的慈善组织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积极态势。但是随着慈善组织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贪污、挪用、滥用捐赠财物和资源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了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急剧下降,同时暴露出了我国政府针对慈善组织的一些监管措施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法律体系不健全
目前关于慈善组织的政府监管工作还没有一部系统法律作为支撑,只是依靠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不能够满足我国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存在严重的滞后性。首先目前关于慈善组织政府监管的立法层次较低,不能够对慈善组织进行有效约束。我国尚无一部系统、专门规制慈善组织的法律,关于慈善组织运转的法律主要依靠国家各有关部门出台的部门规章和各地自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不能够对慈善事业所涉及的关系进行系统公平的调整和维护,更不能形成统领性的监管法律框架,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其次是立法不全面,甚至有些地方还存在立法空白。我国慈善组织的监管法律往往只重视慈善组织的登记注册而轻视后期的监管,将政府主要精力耗在如何监管慈善组织的成立上,导致了实体法的缺失,以至于很多概念都有没有明确,例如公益性基金会以及公益慈善组织的独立性问题都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众所周知,政府监管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具备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也要求这些法律法规无论是在立法理念层面上还是具体的技术层面上都要具备良好的契合性。而我国现在的慈善立法与慈善组织的发展严重脱节,而且各种立法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报告2009》中就已提出《慈善事业法》的制定,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未实现这一目标。现有的慈善法规已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慈善现象,也不能满足慈善组织发展的内部要求。总之,我国的慈善立法亟待加快。
(二)、监管制度不合理
如前文所述,目前我国针对慈善组织政府监管主要年检制度、重大活动报告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和财产管理制度等几种主要的监管制度。其中年检制度是指慈善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按照既定的法定程序和内容对慈善组织在上一个中所进行的各项运行的检查,以确认其是否有继续开展下去的资格。慈善组织所要做的就是在规定的吋间内准备相关的资料,并报送业务主管单位审査,审核合格之后交由登记管理机关审査。但是当慈善组织对其鉴定结果存在不同的意见时,却没有没有合法行使权力的渠道,只能默默的接受。而且,年检制度对监管所起到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重大活动报告制度,是指慈善组织的重大活动必须经过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査和批准才能进行。这个制度目前备受争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怎么界定重大活动以及具体报告程序是什么,以及违反这个制度的直接法律后果都没有准确的表述和界定。信息公开制度,是指慈善组织应当向业务主管单位报告接受和使用捐赠、资助的有关情况,并应当将有关情况以适当的方式向⑦社会公布。这项制度虽然规定了慈善组织有信息披露的义务,目前对财务信息、工作程序信息、项目运行信息以及受益人信息等的披露、发布、公示仍然是规定不足,向社会公开的具体程度并没有硬性规定,而且这个“度”很难把握,所以很多慈善组织并不会主动公开款物的分配和使用信息,对公众来说,善款使用的公开力度远远不够。
(三)、监管体系不完善
目前针对慈善组织的监管我国实行的是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双监管体制,双重监管体制往往过于侧重慈善组织的资格审定,对慈善组织后期的监管不足。政府主管部门要求慈善组织注册必须挂靠一家业务主管单位,造成大部分慈善组织因找不到挂靠单位而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把大量的人力和无力投入到“入口”监管,这就导致了动态进程监管乏力,在此环节出现了贪污、挪用善款等不和谐现象。
双重管理体制导致我国慈善组织官僚色彩浓重,失去慈善组织本身的独立性。理论上讲,慈善组织本来就是来自于民间的自发性组织,在政府机关或者公共监管机构的监管之下独立开展慈善活动的组织,但是由于挂靠单位和主管部门 ⑦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国务院,1998年10月 的权威,导致我国慈善组织基本都属于行政控制型。以2008年汶川地震为例,80%的捐款都进入财政账户,玉树地震捐款同样收缴国库,这些都表明了政府仍然直接控制慈善组织,政府越位虽然是为了统筹安排捐款,但是这样却不利于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和进一步成熟。同时政府的越位势必导致后期监管的无力和缺位。在这种监管体制下,慈善组织往往被视为民政部门或挂靠单位的二级机构,除了完成自身的慈善活动还承担一些政府机关的行政事务,甚至作为政府部门分流人员的接受单位。双重监管体制一定程度导致了监督主体的多元化,实际中并没有专门独立的监管部门,导致监管乏力,各个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效率低下。
四、慈善组织政府监管的改进措施
(一)、加强立法建设
法律是监管慈善组织的前提,是高效监管慈善组织的保障。政府应该着力推进慈善组织监管的立法工作,完善目前的法律体系,提升立法层次,尽早出台专门的慈善组织监管法律,从法律方面规范慈善组织的政府监管工作,保证我国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以美国为例,美国有专门的慈善法针对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行为进行规范,包括界定慈善组织的经济收益、公共慈善机构、私人基金会、倡导及立法游说、慈善组织的商业活动、自我治理等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解释。
推进慈善组织的专门性立法工作,明确界定慈善组织的性质、地位,监管机构的构成和职责,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权利义务,慈善捐赠活动的程序,明确规范慈善事业的准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投资、退出等。也应赋予慈善组织相应的司法救济权:当慈善组织的设立申请被驳回或者慈善组织因违法行为被罚款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明确慈善组织的组织形式及其使命,确立慈善组织独立的法人地位,建立慈善组织的进入、管理、评估及运行的基本准则,改善慈善组织财务管理制度,明确慈善活动的运作程序,确立慈善组织分类分级监管制度、行业评估制度和信息反馈制度,规范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在慈善事业中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公民对慈善事业参与的权利和义务。彻底改变目前法律体系对慈善组织定位不清现状。同时明确志愿者的合法定位、进入条件和权力义务,改变目前多个省份的志愿者立法空白,适当给予志愿者一定的奖励制度和保障制度,就能吸引更多人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确保慈善事业的人力资源供应。
(二)、完善监管体制
首先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监管力度,监督分为行政监督、社会监督、行业自律以及内部监管等几种形式,真正对慈善组织最具约束力的和最具效率的形式无疑是行政监督。⑧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慈善信息公示制度,及时收集、分析和公开慈善捐赠的相关信息,制定重大慈善活动备案制度,建立慈善组织的诚信体系和问责机制,加强对慈善组织的财务监督。各级民政部门要从当地实际出发,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行政服务平台,及时总结、交流、推广发展慈善事业的经验,为慈善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要加强政策和理论研究,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积极探索慈善事业发展的规律、途径、模式,创新慈善工作理论,全面提高慈善组织管理的整体水平。
其次要加强慈善组织内部自律。慈善组织的自律和自我约束是监督体系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⑨不断优化慈善组织管理的内控机制,是促进中国慈善事业良性发展的关键任务。慈善组织要自觉签订自律承诺书,并明确奖惩措施,在慈善组织内部建立起决策、执行以及监督权职分离的科学运作体系,包括财务管理、捐赠款物的管理和追踪,建立其具有权威性的公示制度,引入科学的评估机制,并建立慈善信息查询系统,随时公示有关信息,接受公众的查询与监督。
最后要依靠社会监督机制,增强政府监督的实效,建立起专门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机构,实施对各类慈善组织的统一监督管理和协调服务。完善慈善组织的评估机制,保证对慈善组织评价的公正,提高其公信力,获得更多的捐赠,必须建立健全外部的评估反馈机制,即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制度。制定评估规程和评估指标,适时开展评估工作,及时发布评估结果,以弥补政府监督的不足。监督慈善组织,媒体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除加强舆论宣传,持续扩大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之外,媒体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监督慈善项目运作、资金流向、实际效果等,并向社会公众进行报道和反馈。
(三)、加强慈善事业人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
⑧⑨林建鸿:《透视慈善机构规范制度缺失》,《中国国情国力》,2005 年第 2 期
张伟珍:《从慈善组织公信力维度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7 年第 2 期 加快慈善专业人才培养工作,依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大型公益慈善组织,加快培养慈善事业发展急需的理论研究人才、高级管理人才、项目运作人才、专业服务人才、宣传推广人才等。大力推动慈善从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工作,加强规范化培训教材的编写工作,设置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不断丰富慈善工作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推动完善专职慈善工作者的人事、福利、薪酬和社会保险政策,增强公益慈善事业从业的吸引力,不断壮大慈善工作队伍。推动制定慈善行业从业标准和职称评定标准,提升慈善行业管理水平和服务效能。大力支持志愿者队伍建设,引导学校、机关、企业与公益慈善组织合作,鼓励各界人士参与社区和各领域的慈善活动,促进志愿服务经常化、普遍化。健全志愿者权益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志愿者的注册管理、教育培训、时间积累、绩效评估、奖励表彰等相关制度,推动志愿服务广泛、深入、持久开展,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参考文献:
1、王俊豪,管制经济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版
2、魏收,《魏书》卷六十七,列传五十五《崔光》,中国古籍全录
3、陈至立,辞海【M】,中华书局2009年版
4、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M】,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林建鸿,透视慈善机构规范制度缺失【J】,中国国情国力,2005(2)
6、张伟珍,从慈善组织公信力维度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7(2)
第三篇:中国慈善组织资金筹集问题研究
中国慈善组织资金筹集问题研究
张祖平
(上海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 社会保障系,上海 200234)
[摘 要]资金是慈善组织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是实现其运行目标的根本保证。然而,经费不足是慈善组织中的一个相当普遍和非常严峻的问题。慈善组织的筹资渠道有社会捐赠、政府资助、会费收入、投资收入、产业收入等。慈善组织要坚持多元化的筹资策略,采用灵活适用的筹资方式,运用新的筹资理念,在向社会募捐,争取政府资助的同时,要不断增加增值性资产,注重投资收益,提高自身财务独立性,确保慈善组织的持续发展。[关键词]慈善组织;资金筹集;捐赠
慈善组织是以促进人类的福祉为努力目标的团体,它不仅积极地减轻人类痛苦,而且更积极地促进人类的幸福。慈善组织承担着大量的社会事务,是政府的得力助手,是改善民生的生力军。资金是慈善组织运行的前提,是实现其运行目标的根本保证。然而,经费不足是慈善组织中的一个相当普遍和非常严峻的问题,资金短缺成为制约我国慈善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瓶颈。这一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慈善事业的发展将困难重重。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研究慈善组织资金筹集机制问题,帮助其建立高效畅通的筹资机制,促进其良性运行,无论对于慈善组织的发展,还是对于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慈善组织面临的资金状况
资金是慈善组织运行和举办事业的基础。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3.8万个(其中:慈善超市7035个),基本形成覆盖全国城市的社会捐助网,并逐步拓展到部分乡镇、社区。2009年,全国接收各类社会捐赠款物超过300亿元,达到332.78亿元。其中,捐款约227.5亿元,物资折价约105.28亿元。接收来自境外捐赠45.05亿元,占全国接收捐赠总额的14.1%。本次申报“中华慈善奖”的145位个人、180家企业,捐赠达133.5亿元,占2009捐赠总额的40%。申报的247个项目,资金总额达到75亿元。
但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我国公益慈善捐赠水平仍然偏低。根据美国慈善2009(Giving USA 2009)的统计,2008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为3076.5亿美元,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2%,而同期中国2008年的慈善捐赠总额是1070亿元人民币,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356%。这说明,公益慈善筹资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121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09中国慈善捐赠报告》。[作者简介]张祖平,男,经济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2http:///lm_285/2010-03-10/155926.htm,2010-3-10
十分有限的,仅仅局限于购买国债、银行推出的理财计划等低收益低风险的领域,其投资目标仅仅是使基金运作增长不低于6%以保证资金的保值。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直接注资会越来越少,这是慈善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我们必须要探索一些新的筹资渠道来弥补政府投入的漏洞,笔者个人认为市场投资将是一个十分具有探索性的渠道,因为它使慈善组织一定意义上摆脱了受赠者的被动地位,并要求主动地去掌握市场的最新动向来获取更安全更可观的收益。
此外,慈善组织也应尝试吸收企业的“股权捐赠”等投资性资产。股权捐赠是投资增值类资产,有利于公益社会组织增强自身的经济独立性。类似于近代慈善组织接受的市房(可以出租的商铺)和土地。2009年上半年已出现股权捐赠的特例,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准备实施总额达40余亿元的股权捐赠计划。
(五)产业收入
目前在中国大陆,公益社会组织处于起步阶段,尚没有很多产业,也没重视置产建业。在中国台湾地区,产业收入是公益社会组织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例如,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2004庇护产品收入、义卖、活动收入占总收入的53.6%,励馨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布农文教基金会、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2004服务费收入与附属事业作业利益占总收入的29.8%。
(六)彩票公益金
彩票公益金是公益慈善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近几年,彩票公益金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据统计,2009年全国彩票总销量达1323.8亿元,按照35%的公益金提取率,2009年全国彩票筹集公益金为463.33亿元,其中,2009年福利彩票销售总额755.8亿元,中国体育彩票销售额达到568亿元。今年所筹集公益金比去年同期增加24.89%,增速大于2007年的24%和 2008年的4.2%(见图3)。
21图3.中国内地彩票公益金增长率分析
资料来源: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09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12黄庆荣:《非政府组织劝募策略分》,《非政府组织学刊(创刊号)》,2006年7月,第50页。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09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在上面列举的六种筹资渠道中,目前捐赠收入和政府支持是最主要的来源,以后慈善组织在扩大财源的同时,应该注重现有资金的投资,注重添置增值性资产,以增强财务的独立性和持久性。
三、提高慈善组织筹资水平的对策分析
建立合理有效的资金筹集机制是我国慈善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慈善组织在筹款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和大胆的创新,又有失败的教训和薄弱的环节。虽然对于合理有效的资金筹集机制,每个组织都有不同的理解,但对大多数慈善组织而言,其基本方向应该是建立筹资渠道多元、主要来源稳定、筹款方式灵活的资金筹集机制。
(一)争取政府资金
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在中国,凡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并经政府大力推动的事业,就会获得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每一次大发展都与政府的推动密切相关。从资金上援助慈善组织是政府扶持公益慈善事业的基本模式,慈善组织可以从提供服务和争取政府直接补贴两方面寻求政府的扶持。
一是让政府购买组织服务,以服务换资金。随着社会的发展,慈善组织对于经济及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作用已经越来越被政府所认识,政府的许多公益服务项目分包给慈善组织实施,慈善组织通过承接政府的公益项目,而获得政府的资金。这种方式往往比政府对公益慈善组织直接注资更有效率,即使一开始与政府签订承包合同的仍然是一些具有雄厚资金实力的组织,但通过二次转让,最终将会有更多的小规模的慈善组织参与到项目的实施上。例如在5.12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中,许多大规模的基金会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获得了政府的灾后重建外包合同,然后,他们再分别举办招标活动,选择更多的民间慈善机构来共同参与重建工作,打破垄断,产生竞争,实现效率,可谓真正实现了有效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这样,一方面实现了政府精简机构转变职能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慈善组织获得了维持自身运转的经费。
二是争取政府补贴。对于社会急需的、处于起步阶段或者项目具有重大社会效益的,财政有时会给予补贴。慈善组织应该完善管理体制,提高服务水平,积极从事这类项目,以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双重支持。
(二)打造品牌项目
“希望工程”、“绿色家园”、“中国红计划”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项目,而当海外基金寻求国内慈善组织进行捐款时、政府部门寻求慈善组织进行项目委托时、个人资产寻求慈善组织捐赠时都会在特定领域内寻找最成熟的项目来投入,也正因为如此,创立这些品牌项目的慈善组织可以比较容易的筹措到资金,这就是品牌的竞争优势。作为一些民间的草根慈善组织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更加应该注重活动项目的选择及对项目的品牌打造理念,如果还是遍地撒网式地开发毫无特点活动项目只会给组织造成更大的经济压力,小而精的项目选择方式将会是小型慈善组织的发展趋势,例如由演艺明星李亚鹏夫妇创办的“嫣然天使基金会”在项目的选择上就十分注重精和专的思想,有特色意味着给打造项目品牌相应降低了难度。
“中国红行动”也是项目筹资近期较成功的例子。“中国红行动”是2008年5月10日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爱心企业和媒体共同发起,以倡导“消费即行善”为理念的大型慈善活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借鉴了欧美一个著名的慈善项目“红计划”具有独创性的筹资理念,策划推出了“中国红计划”,具体指组织动员海内外著名企业设计生产一款红色的慈善产品,产品销售的部分利润捐赠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用于公益项目的实施,消费者在购买该款产品时就已经参与和支持了慈善事业。中国红行动的设计理念是三方互利:对于公司而言,借助慈善组织强大的社会号召力推广一款新产品所节省下来的广告费用足以抵扣捐赠给慈善组织的那部分善款,同时还可以在市场上树立一种积极的品牌形象;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红产品的费用与不购买红产品的费用是一样的,但不同的是他在消费时还为公益事业付出了自己的爱心;对于慈善组织而言,可以不用投入生产商品所需要的成本、技术和人力,却能够掌握筹资的主动权,与企业由施与受的关系转变为合作的关系。可以说,“中国红行动”是一种三赢的筹资理念,值得推广和深入。“中国红行动”得到了格兰仕、国美电器、微软MSN的响应和参与。格兰仕率先捐款100万元,并推出一款“中国红”光波微波炉,承诺每销售一台产品即捐赠1元人民币;国美电器捐款150万元,同时承诺在全国的家电卖场开辟“中国红专区”,开展“中国红”产品专卖活动;微软MSN捐赠价值1000万元的广告资源,在MSN开辟中国红频道,向所有的MSN用户传播“中国红”的慈善理念;一些媒体,如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黑龙江卫视等都将作为联合发起媒体,共同推动“中国红行动”的开展。
中国红行动在黑龙江、内蒙古、山东、陕西、湖北、安徽、四川、新疆、宁夏、山西、河南等12省、市、区立项援建60余个博爱卫生院(站)。2008年5月-12月,半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红行动共筹集物款2286.10万元,其中:善款1286.10万元,物资1002.00万元。中国红行动还荣获2008——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三)针对不同的捐款主体,要制订相应的策略
慈善组织向个人、企业、政府甚至海外机构筹募资金时都要从各自特点出发。1.个体捐赠者主体意识强。他们关注的是受助者是否真正需要帮助,捐助款能否全部完整地到达受助者手上以及救助的效果。因此,劝导人们捐赠最好的办法是领着他们到贫困的项目点考察访问,让他们亲自体验,充分了解项目的具体情况。捐款人与受益群体越接近,越容易主动捐款。个体捐赠者比较适合“一对一”捐款,中国儿童基金会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个体捐赠者,那些捐赠者在捐款的几年内能明显地看到受助对象的成长和进步。
2.企业本身是以盈利为目的组织,一味地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持续地捐款是不现实的。最好的募捐方法是将企业捐赠融入企业战略,符合企业目的。企业捐赠的目的有改善公司形象的,有提高员工参考士气的,有改善与顾客关系的,有增加产品销售的,有获得更多媒体关注的。慈善组织应该针对企业的不同目的,展开募捐。比例以婴儿用品为主的强生公司把活动目标集中于儿童安全方面,生产化学用品的杜邦公司侧重于对公益环保方面的投入,都获得极好的效果。
慈善组织在募捐时还应考虑捐赠方的利益,按照互惠互利的原则筹集资金。上海慈善基金会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上海慈善基金会从原有的等待企业捐款,转为主动出击,实行“兼顾捐赠人利益”的原则,树立多赢观点,通过为捐赠人提供服务从而募集更多的资 6
金。基金总收入由1996年的4000余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9.20亿元(含赈灾4.64亿元)。
发挥商会在筹集资金中的作用是促进企业捐赠的另外一种方法。商会在为企业服务的同时,可以发挥密切联系企业的优势,广泛募集资金。如由河北企业商会创办的“新冀商慈爱基金”,成立之初就筹得善款近千万元。作为此项基金会的创办者,河北企业商会凝聚了众多河北知名企业的力量。有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河北企业的蓬勃发展和各地商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冀商”也逐渐在全国引起各行业关注。此项慈爱基金的成立,标志着河北商会积极投身社会慈善公益事业,逐步在社会中树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新冀商”形象。
(四)提高组织自身的公信力
提高公信力不仅对一个慈善组织的资金筹集至关重要,同时还直接关系到组织的长远发展。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社会对其认可信任的程度。它可以通过法律约束和自律规范来实现。慈善组织的运营依靠社会的支持,因此社会需要了解慈善组织的运作是否符合公众的利益,这决定了社会对慈善组织的工作和服务品质要进行监督。所以说慈善组织必须要给社会公众一个了解自身运作的平台,主动完善自律机制,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确保组织运作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淘汰那些不正当和服务质量差,又严重影响慈善组织声誉的组织,及时公开和反馈捐赠信息,让捐赠人了解资金的流向和用途,进而增强人们对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提高社会的捐赠愿望。慈善组织公信力越强,捐赠者越愿意向其提供资金和物质。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需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1.坚持财务公开,细化财务流向,并建立财务预算制度
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曾经说过:“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这句话生动地揭示了严格的财务管理对慈善组织的重要性。公益慈善资金如挪为他用,将有违公益慈善的宗旨,极大损害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赖。防止腐败的最好方法就是暴露在阳光之下,对慈善组织的管理也同样适用,这一点并不会因其公益性而有所改变。对于我国大部分慈善组织而言,严格的会计制度、内外审计制度、财务公开制度以及季度财务预算制度是它们眼前最需要建立和完善的体系。慈善组织由于特殊的产权关系,导致其财务治理完全不同于公司财务治理。然而,与上市公司一样,慈善组织也具有公众产权特征,尽管出资者不要求回报,但同样关注出资财产的使用情况,需要向出资者披露财务信息。因此,根据公益机构的特点,并结合其发展现状推出相应的财务治理对策,必将有利于推动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建设。
目前很多社会组织一提到公开财务,就回避三舍,显然没有做到透明这一点。香港很多基金会在网站上都公布自己的财务报告,让人对其财务状况充分了解,如香港世界宣明会,建华慈善基金会、壹基金会在其网站上都批露了详细的财务信息,在壹基金会网站上还能看到2009年第二季度财务报告。而中国大陆由于慈善公益事业起步较晚,很多慈善组织还未在网站上公布其财务数据。有的即使公布了财务数据,也没有详细标明每笔资金的具体去向。如果能进一步公开财务流向,将每一笔收入的具体用途详细公示,对于组织的社会监督与自我监督都将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另外,建立财务预算制度也是十分必要的,那些缺乏资金的民间慈善组织更是需要在每年、每季度都做好详细的财务预算,这样,既可以使慈善组织对
1[2]
1《新冀商慈爱基金在京成立筹款近千万》,http://news.sohu.com/20090909/n266588029.shtml, 2009-09-09.自身经费的流向有明确的规划,又方便外在监督的实施,提升出资者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度。
2.减少管理费用,精简机构,避免官僚主义
组织维持自身正常运行所需的管理费用也是财务支出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包括了组织成员的薪酬、采购成本和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交际费用等等。往往随着组织的地发展,这种项目支出以外的费用会越来越庞大,最好的证明就是政府机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府行动扩张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权力不断向外扩张,并且公共支出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庞大的管理费用给机器的正常运转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因此近几年各国政府都在进行“瘦身”,力图通过精简机构来削减一部分管理支出。慈善组织由于特殊的产权关系,更应该注重管理费用的合理按排,如果一个组织机构庞大、部门复杂、管理费用虚高不下、办事效率低下,势必造成项目费用的压缩,最后导致项目完成效果不能尽如人意。试问,谁会将资金投入到这样的机构?可喜的是,有的慈善公益组织为了节省资金用在项目上,组织的运作费用由理事另外出资,不动用募集来的资金。如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所募善款将100%地用于救项目,基金会的运作费用由部分理事另行出资支付。
(五)提高慈善组织自身的造血功能
慈善组织只靠输血不是长久之计,应培育自身的造血功能。慈善组织应大力添置增值性资产,学会投资,靠自己的资产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提供资金。对于拥有大量货币资金而自身投资力量薄弱的组织,可以委托专业机构运作。在基金的保值增值方面,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原来主要通过银行存款的方式。随着持续8次的降息和国债发行利率不断下降,该基金会开始调整基金保值增值的方式,逐步将慈善基金保值增值委托专业机构运作,至今为止基金增值额达到5282万元,在基金保值增值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很多组织的规则中,规定“收入来源”有捐赠和投资收益,如国寿慈善基金会,规定,本基金会的收入来源于:1.公司捐赠;2.所属公司及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自愿捐赠;3.投资收益;4.其他合法收入。南都慈善基金会规定收入来源于:1.发起人和特定捐赠人的自愿捐赠;2.投资收益;3.其他合法收入。但实际收入来源于投资收益的寥寥无几。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慈善组织内部缺乏投资人才,二是现行法规对慈善组织资产的使用范围限制较严,如《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这一规定本意是促使公募基金会多做慈善事业,但客观上限制了公募基金会资金的使用范围。如果公募基金会在完成项目后资金存在富余的情况下,能用剩余的资金购买增值性资产,则有利于公募基金会增强自身的财产增值能力,减少对社会的依赖。因此,国家应对慈善组织的收入使用范围作出合理的规定,同时加强资产运营和项目运作的监管。
总之,坚持多元化的筹资策略,不断增加增值性资产,提高自身财务独立性是慈善组织筹资的根本途径。慈善组织要为此积极创造条件,同时,国家相关法律要为慈善组织提供有利于资产投资和产业化的空间。
2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网站,http:///lm_2/2008-06-06/164014.htm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0号,《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3月8日
参考文献:
[1]侯江红.论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筹资举措[J].求实,2004,(6).[2]赵秀芳.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治理问题探析[J].会计之友,2009,(4):29.来源:《社团管理研究》2011年第1期
第四篇:广州市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广州市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介绍
本院是政府依法设立和授权的第三方综合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成立于1951年,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本院(中心、省站)通过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的“三合一”实验室认可、计量认证和审查验收。设立在本院有三个国家级检验中心:国家加工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州)、国家包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州)和国家化妆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州);两个全国生产许可证审查机构:全国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部和全国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市场准入审查机构(3);五个广东省级检验站:日用化工产品、计算机及网络产品、包装产品、鞋类产品、钟表产品。本院(中心、省站)技术雄厚,拥有原值一亿多元的大批先进检测设备,检测能力齐全。
具体的检测类别有:
1. 各类食品、食品添加剂、饲料、微生物检验;
2. 化妆品、洗涤用品、香精香料、化肥、油墨和各种日化用品,原材料、金属材料;
3. 冶金建材产品、铝合金门窗、塑料塑钢门窗、化学建材、胶粘剂制品、涂料和油漆、装饰、装修材料、室内环境污染、空气质量、装修材料放射性检测;
4. 塑料、金属、纸、陶瓷、玻璃包装材料容器、工具、复合材料、保温容器、印刷品、通用和日用机械、钟表、日用五金、家具、燃气和厨房用具;
5. 橡胶制品、皮革制品、各种鞋类、玩具、文体用品等;
6. 家用电器、照明电器、汽车电器、医疗电器、低压电器、变压器、电池、灯具、中小型电机、电子电器和广播电视、电工材料等;
7. 计算机网络、综合布线、信息软件产品等。本院(中心、省站)质量保证体系完善,检测结果科学、公正、准确。多次国内外检测机构检测能力验证比对实验说明,本院的检测结果在国内外均是一流的。本院出具的检验报告不但成为法院、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做出司法裁决、行政处罚或保险理赔的技术支撑,同时也成为企业进行贸易和内部质量控制的技术依据。
第五篇: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督管理办法2014
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监督管理,规范房屋交易行为,保障交易安全,维护房屋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房屋交易活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房屋交易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本办法。
建设、规划、工商、税务、物价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法定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四条 房屋交易监督管理应当遵循加强管理与改善服务相结合、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原则,保障房屋交易安全、便捷、有序、规范进行。
第五条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房屋交易信息化平台并制定使用规则,提供房屋交易信息查询、交易合同网签、交易资金监管等服务。
第六条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准确、全面发布房地产市场信息。
房屋交易当事人和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发布的房屋交易信息应当真实,交易房屋应当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的交易条件。第二章 交易规则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七条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房屋交易流程指引,通过在政府信息网站、政务窗口发布或者在当地主要报刊上刊登等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 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存量房买卖合同应当通过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的房屋交易信息化平台订立。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后,未办妥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或者解除合同的,不得再通过房屋交易信息化平台订立以该房屋为标的的买卖合同。
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存量房买卖合同、房地产中介服务合同及其补充合同不得包含减轻或免除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责任,或加重买受人、中介服务对象责任,或排除买受人、中介服务对象主要权利的条款。第二节 新建商品房交易
第九条 商品房预售应当依法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商品房现售应当取得初始登记证明文件并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进行预售,不得向买受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订金、预订款等。
第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不得发布预售广告。商品房预售广告应当载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编号和发证机关。
商品房销售广告、宣传资料、销售合同中的项目名称、房屋用途等应当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记载内容一致。商品房销售广告、宣传资料不得包含升值、投资回报等误导、欺骗公众的内容。
第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时应当以书面方式在销售现场显著位置公示下列事项,公示期限自商品房销售之日起至全部销售完毕:
(一)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者房地产权属证明;
(二)商品房销售方案及销售进度控制表,建筑区划内车位(车库)规划配建数量、位置、租售方式、租金标准和售价,楼盘是否开行楼巴服务及其线路、站点具体设置方案;
(三)价目表和价格相关信息公示表;
(四)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文本;
(五)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或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公示图;并明确标示建筑区划内以及区划外直接相邻的市政规划道路位置及宽度,以及建筑区划内的垃圾压缩站、变电站、公共厕所、综合医院、卫生服务中心、卫生站、消防站、派出所、燃气供应站、公交首末站、肉菜市场等配套设施的用途、具体位置、规模等内容。
(六)商品房项目及其配套设施开发建设时序、进度和竣工交付使用时间,并明确配套设施是否移交政府;
(七)物业管理事项;
(八)中介服务授权委托书;
(九)依法应当公示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受委托的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按照申报价格对每套商品房明码标价,以价目表和价格相关信息公示表的方式公开相关收费。
价目表和价格相关信息公示表的样式由价格行政管理部门统一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承担其委托产生的房地产中介服务费、公证费、律师费、按揭贷款服务费等费用。
买受人在申请转移登记前应向相关政府部门缴交其依法承担的税费。买受人可自行申报缴纳;也可在合同中约定委托房地产开发企业代为缴纳。委托代收代缴的,不能免除买受人的缴款义务。
第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载入的下列事项应当与销售广告、售楼书、样板房等宣传资料中的承诺相一致: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承诺提供的交通服务设施设备、服务期限和服务价格;
(二)幼儿园、学校等教育配套设施;
(三)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规定的事项;
(四)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四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不得拒绝买受人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支付购房款。
第十五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应当自网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日起30日内或者在与购房者约定的期限内向房屋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
第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前,应当按照与银行、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签订的协议设立商品房预售款专用账户。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使用商品房预售款专用账户收存商品房预售款。
商品房预售款专用账户开户银行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签订的协议收存和划拨商品房预售款,及时在商品房预售款监管系统中录入、更新商品房预售款专用账户内资金收存及使用情况的相关资料。
第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法定用途申请使用商品房预售款时,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一)申请用款报告;
(二)项目投资概况表;
(三)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或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
(四)拨付款项的有关施工合同;
(五)材料、设备购销合同;
(六)开发企业有关税收缴款单或者电子报税表;
(七)财政收费通知;
(八)其他能够证明法定用途需要资金的资料。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将审核结果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八条 在商品房项目完成初始登记前,商品房预售款应当用于购买项目建设必需的建筑材料、设备和支付施工进度款、法定税费。
商品房预售款专用账户资金足以满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和初始登记需要的,超出部分资金可以申请用于其他用途。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以下规定核定商品房预售款的使用额度及留存比例:
(一)项目主体结构施工未封顶、排栅未拆除前,留存比例为累积划拨预售款的10%;
(二)项目施工进行至内外装修、设备安装阶段时,留存比例为累积划拨预售款的5%;
(三)项目取得《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或竣工备案验收表,留存比例为累积划拨预售款的3%。
第十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其他房地产开发单位租售车位(车库)前,应当将租售方案和相关产权证明文件在建筑区划内的出入口、公示栏等显著位置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0天。
租售方案、现场公示情况的公证文书应当报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本市车位(车库)租售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第三节 存量房交易
第二十条 规划用途为商业的存量房,未办理产权分割登记的,不得分割销售。
第二十一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提供房屋交易中介服务时,应当如实告知当事人房屋交易相关情况和本市房地产政策相关规定,不得为违反法律和政策的房屋交易提供服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提供房屋交易服务时,应当依法查验以下事项并书面告知当事人:
(一)房地产登记资料查询机构出具的房地产自然状况及查封、抵押等权利限制情况;
(二)房屋租赁管理服务机构出具的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情况查询结果;
(三)出售、出租房屋的当事人对房屋的处分权;
(四)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身份和权限;
(五)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与当事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
第二十二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发布房屋租售信息应当经当事人书面同意,房屋租售信息发布后出现成交、当事人撤销委托或者委托期限届满等情形导致委托终止的,应当即时删除发布的信息。
存量房交易当事人委托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应当及时协助当事人通过房屋交易信息化平台办理存量房买卖合同和房地产中介服务合同的签订、解除等手续。
存量房交易当事人未委托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提供服务而自行交易的,可以在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签约服务点或者网站办理存量房买卖合同的签订、解除等手续。
第二十三条 买受人采用购房抵押借款方式付款的,交易双方可以申请一并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和抵押权登记手续。
买受人为出卖人垫资注销抵押权的,交易双方可以申请一并办理原抵押权注销登记、抵押权登记和转移登记手续。
通过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促成交易,买受人采用购房抵押借款方式付款或者为出卖人垫资注销抵押权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书面提示交易双方可以申请一并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抵押权登记手续或者一并办理原抵押权注销登记、抵押权登记、转移登记手续。
第二十四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接受客户委托时,应当与客户签订书面委托协议,并在合同有效期内建立档案保存,不得利用未经委托的房源及客户信息开展中介服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应当保守委托人及有关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得泄漏或者不正当使用委托人及有关当事人信息。
第二十五条 存量房交易双方当事人可以选择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专用账户划转交易资金,专用账户内资金的利息归属由买卖双方约定,交易资金按规定存入专用账户后,房地产登记机构方可办理存量房转移登记。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促成存量房交易的,应当书面告知双方当事人可以选择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专用账户划转交易资金。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不得代收代管存量房交易资金。
存量房交易资金专用账户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另行制定。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网络监管平台和信用评价体系,完善执法检查制度,通过日常巡查、受理投诉举报等方式,加强对房屋交易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有权采取以下方式进行执法检查:
(一)进入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他被检查对象的办公场所、经营场所和建设项目现场进行检查;
(二)询问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作出说明;
(三)查阅、复制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与检查事项有关文件、资料;
(四)拍照、摄影、记录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情况;
(五)登记保存证据;
(六)向其他相关人员调查了解情况;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检查方式。
第二十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配合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实陈述事实和提供相关资料。
第二十九条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的房屋交易信息化平台应当与税务机关等相关系统对接,实现信息共享和管理联动。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税务机关应当确保信息安全,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取得、提供、泄露或者使用房屋档案信息。
第三十条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房屋交易信用评价规则,建立、完善信用档案,加强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的信用管理。
第三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以下行为应当纳入房屋交易信用评价范围:
(一)商品房销售的宣传和房屋交易信息的发布;
(二)商品房预售方案的提交和公示;
(三)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
(四)公示与商品房销售相关的事项;
(五)制定和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六)办理预售商品房预告登记手续;
(七)协助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手续;
(八)商品房预售款的收存和使用;
(九)车位(车库)的租售;
(十)公建配套设施的移交情况;
(十一)其他事项。
第三十二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的以下行为应当纳入房屋交易信用评价范围:
(一)房屋交易信息的发布;
(二)房地产中介服务合同的订立;
(三)查验、告知规定事项;
(四)房屋交易信息化平台的使用;
(五)当事人信息的保密;
(六)履行合同义务、提供中介服务情况;
(七)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
(八)其他事项。
第三十三条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通过互联网等途径公示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的信用档案,并向公众提供查询服务。
前款所称信用档案应当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的基本情况、业务开展情况、奖励情况、被投诉情况、行政处罚情况等资料。
第三十四条 鼓励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志愿者组织、相关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机构和社会公众参与房屋交易监督工作。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发布虚假房屋交易信息或者发布不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交易条件的房屋交易信息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对单位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有以下行为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按违法订立合同的宗数,每宗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未通过房屋交易信息化平台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合同包含减轻或免除房地产开发企业责任或加重买受人责任,排除买受人主要权利的条款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未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载明相关事项的。
第三十七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存量房买卖合同和房地产中介服务合同的条款包含减轻、免除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责任或者加重中介服务对象责任,排除中介服务对象主要权利内容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3万元罚款。
第三十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商品房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广东省商品房预售管理条例》的规定责令其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以其已预售的商品房价款30%以上50%以下的罚款;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商品房销售广告、宣传资料和销售合同中的项目名称、房屋用途等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记载内容不一致,或者商品房销售广告、宣传资料包含升值、投资回报等误导、欺骗公众的内容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5万元罚款;使购买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销售商品房未按规定公示相关事项,购房人提出请求仍不明示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广东省商品房预售管理条例》的规定责令其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处以3万元罚款。
第四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未按规定明码标价、公开相关收费,由价格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拒绝或者限制买受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付购房款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1万元罚款。
第四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未按时办理预售商品房预告登记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1万元罚款。
第四十四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使用商品房预售款专用账户收存商品房预售款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广东省商品房预售管理条例》的规定责令其限期改正,降低或者注销其房地产开发资质,并可以处以违法收存款项20%的罚款。
商品房预售款专用账户开户银行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未按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收存和划拨商品房预售款,未及时在房屋交易信息化平台中录入、更新商品房预售款专用账户内资金收存及使用情况的相关资料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根据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追究其法律责任,并可以限制其参与本市房地产相关业务。
第四十五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未按法定用途、额度使用商品房预售款,或者提供虚假资料骗取拨付商品房预售款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广东省商品房预售管理条例》的规定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违法使用款项20%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其他房地产开发单位未办理租售方案公示、备案手续租售车位(车库),或者违反规定租售车位(车库)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对单位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出卖人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未办妥产权分割登记销售商业用途存量房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三款,未按规定查验、告知、提示规定事项,为违反法律和政策的房屋交易提供中介服务,或者唆使、怂恿、参与、协助当事人实施违反法律和政策的房屋交易行为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对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可以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执业人员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以并处吊销地产中介执业人员执业资格证书,同时提请原注册机构取消注册。
第四十九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未经当事人书面同意发布房屋交易信息,或者不按规定删除已发布的房屋交易信息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及时协助当事人通过房屋交易信息化平台办理房屋交易相关手续,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形下擅自办理网签手续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以处1万元罚款。
第五十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泄漏或者不正当使用委托人及有关当事人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信息,未能提供所保存的客户书面委托档案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对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可以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没有履行书面告知义务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1万元罚款;代收代管存量房交易资金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3万元罚款。
第五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拒绝配合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不如实陈述事实和提供相关资料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三条 房地产、税务等与信息平台对接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非法取得、提供、泄露或者使用房屋档案信息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违法行为时,可以对违法行为责任人进行问责谈话,暂停房屋交易信息化平台使用资格直至调查处理完毕为止。
违法行为处理结果应当记入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的信用档案,并向社会公示。公示信息包括企业名称、企业管理人员、违法行为责任人、违法情况和处理结果。
第五十五条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上级机关或者监察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未制定房屋交易流程指引并向社会公布的;
(二)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未在规定时间内将审核结果书面通知申请人的;
(三)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未按照本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核定商品房预售款的使用额度及留存比例的;
(四)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未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建立网络监管平台和信用评价体系的;
(五)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未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公示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的信用档案,并向公众提供查询服务的。
第五章 附则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房屋,是指国有土地上的房屋。
本办法所称的新建商品房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根据建设工程规划开发建设并用于交易的房屋。
本办法所称存量房,包括已办理转移登记并取得房地产权证的商品房(即二手房)和国有土地上自建并取得房地产权证的房屋。
本办法所称房屋交易,是指房屋买卖行为和房地产中介服务行为。
本办法所称建筑区划,是指根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定的红线范围,或者虽不属同一用地红线范围但配套设施设备共用的同一物业管理区域。
本办法所称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是指为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交易、抵押借款和登记提供咨询、居间、代理等经营性服务的机构。
第五十七条 保障性住房、限价商品住宅的销售、上市交易和交易资金监管,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4年1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