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女权主义：启蒙到自觉

第一篇：中国版女权主义：启蒙到自觉

中国版女权主义：启蒙到自觉

2015-02-10李思磐 作者：李思磐

本文来源：博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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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思乐90后，女权主义者问责“收容教育第一案”原告。图/尹夕远）

“男人有一千个野心，自以为负有高于自然的许多复杂使命。女人只有一个野心，骨子里总把爱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一个女人，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那么不论她在痴情地恋爱、在愉快地操持家务、在全神贯注地哺育婴儿，都无往而不美。”

2015年1月12日上午，哲学畅销书作家周国平在微博上发表如上言论。但他始料未及的是，这条赞美“女性美”的微博，让他收到了超过5000条评论，大多数是女网友的冷嘲热讽。他愤然删帖，却仍难逃避女权主义评论者的持续批评。

周并未感知舆论环境的变化。近年来，在不少公共事件中，从东莞扫黄到“武媚娘剪胸”，从“万宁校长开房案”到“厦大性骚扰”，她们或是设置议程，或是成为难以被忽视的声音。2014年7月开始，厦门大学考古专业导师“潜规则”研究生的事件持续在媒体曝光。事情发生后，加害人和校方都不发言，受害者也不便露面，公众能看到的行动者只有一个身份——女权主义者。

先是在“女权之声”工作的厦门大学校友李芙蕊动员一群校友给学校发出了联名信，之后，女权传播组织“新媒体女性”和网易新闻客户端合作，报道了事态进展，并对受害者作了详细访谈。女权律师李莹在这时候介入，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与正在调查性骚扰事件的校方沟通。

9月刚开学，256名海内外学者通过公开信向教育部建言，要求彻查事件，并且寄去全球各地高校防范性骚扰制度规范，建议在高教系统内部建立防范性骚扰机制。同时，1990年前后出生的“青年女权行动派”以“小红帽”的打扮，在全国10所高校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提出反对校园性骚扰，又向刚入校的新生派发反性骚扰小册子。

在厦大事件中，老中青三代、体制内外的中国当代女权主义者站到一起。在一封邮件中，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政感叹说，这是中国女权主义的“历史性时刻”。为了这个历史性时刻，王政已经工作了超过20年。

80年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王政看来，周国平的委屈，非常准确地概括了80年代这类“女性美”话语的中心位置：“那时候你这么说，不仅没人抵制你，你还是非常前卫的。”

上世纪80年代，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话语被整个知识界排斥和否定，其中也包括“妇女解放”的话语。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辩论中，建国以来的“妇女解放”被认为是抹杀男女的“天然”差异，“把女人变成了男人”。当时的主流观点是，妇女是“党解放的”；中国妇女解放的程度，超过了妇女群体本身的觉悟和需求。这就是影响延续至今的“恩赐论”和“超前论”。在某些不能接受性别平等的人眼里，中国性别不是不平等，而是“太平等”；“恩赐论”和“超前论”也是他们唯一愿意相信的，这等于说，妇女本身是拒绝解放的，妇女解放是强加于中国女人的“左倾”路线。更有甚者，“平等”这个词，也被视为“左”的错误的一部分。

“当时，整个女知识分子群体对男知识分子的运作完全没有警觉，并且他们都说一样的话。”王政说，顺理成章的，伴随着批判“文革”男女都一样的政策而出现的对“男女不一样”的强调，演变发展成了强大的“女性味”话语。

另一方面，1980年代，媒体终于可以报道社会阴暗面了，在“妇女问题”上，那就是——农村杀女婴、虐待生不出儿子的妇女、性产业重新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让妇女回家”，则持续出现在之后二三十年的公共政策辩论中；女干部落选，女大学生就业难，女童失学，家庭婚姻问题也引起颇多争议，“女人的出路”成为一时的热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妇女的各种讨论火热进行，“妇女学”蓬勃发展，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是时任郑州大学教授李小江。李在三四十岁的时候，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她手中源源不断的研究和出版计划，为大批学者提供了研究的资源和动力。

李不仅做研究，还做了一件在当时另类的事，1985年她在郑州与当地妇联合作，开设了1949年中共建政后第一个妇女家政班，后来又在郑州大学创立了女子学院，成为“女性教育”第一人。李成立了1949年后中国第一个民间妇女组织“妇女学会”，筹建了第一个民间的妇女博物馆，并节译出版了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李小江在国际学界成为名人，也成为同行论文中研究的对象。她早早以“民间”自居，直言妇联对妇女没有意义，认为妇联一朝解散，对社会也没有任何影响。

当时的“妇女学”跟男性知识分子并无冲突，甚至不少男性学者加入了妇女学的研究。和男性学者一样，李也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来自党的“恩赐”，并且是超前的。她的“女性意识”，既意味着女性要自信自尊，也强调男女两性的不同。在当时，这对于长期既要承担社会化劳动和“革命工作”，又要承担家务负担的职业女性，是有吸引力的。

多年后，当年河南省妇女干部学校的教师梁军回忆第一次听到李小江讲课的时刻，李的最后一句话是：“既然我们生为女性，就要坦坦荡荡地正视女性的存在与价值，接受女性命运的挑战。”课堂上有人流泪，有人说“六十多岁了才知道自己是女人”，梁军则在此后一段时间时时“愣神儿”，直到她开始与李小江的合作，讲授“女性自我认识”。

那是一个女性急需“自我认识”的时代。梁军善于把李小江的理论思考与普通女性的生活结合，加上声音动听、辩才无碍，此后成为最早在国内讲授女性学课程的教师，跑遍了除新疆、西藏、宁夏、海南和台湾之外的省份，到各种课堂去讲课。由于日程繁忙，她曾经在黄河大桥上的吉普车里过夜，也曾经乘着农用小飞机赶路。

王政在1985年去了美国留学。这位上海姑娘享受了社会主义阶段性别平等的成果：她一路入党升学，还曾被选拔到上影厂主演了一部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电影。如果她愿意继续在电影圈工作而不是选择升学、当教师，她将是与陈冲、刘晓庆同时代的电影明星。

怀着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自信，王政对美国的妇女运动有着“居高临下”的态度。然而，在硕士论文写作的过程中，随着参与美国女权组织的活动，面对周围一些朋友的质疑批评，她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她看到了美国女权运动跟普通妇女生活经验的连接，也看到历史中抗争者的努力。硕士毕业之后，她把目光投向故土，从美国史转向中国史，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寻找五四时代的女权主义者——因为她模糊意识到，自己所享受到的平等机会，正是这些人抗争的历史遗产。

世妇会来了

（1995年9月4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会见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的各国首脑和夫人们。开幕式上，江泽民宣布：“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

1991年，中国政府决定承办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这既是中国在政治上重返国际社会的第一个举措，也是展示中国“妇女工作”成就的机会。

在世妇会开幕前，国内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而在国外，王政参加了一个由与她同时代的留美研究生组织的海外中华妇女学会(CSWS)，这群尚未毕业的研究生热切地希望与国内的妇女研究者建立联系，分享她们在海外所学的理论。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在整个90年代，组织参与了各种研究、翻译、出版、会议及培训等合作项目，带回来一个重要的词：“社会性别（gender）”。在“gender”的翻译上，王政和李小江发生了分歧。争议背后，是对接受国外女权运动理论成果的不同意见。1992年，李小江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的成员在一次学术活动上发生争论，在学会成员们看来，“女性意识”既代表了女性的自觉，也可能暗含陷阱，即把性别不平等自然化。李始终不愿说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心目中，女权主义这个词，不仅意味着以欧美社会的历史经验为中心，并不契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带着某种“殖民主义”的色彩，并且，女权主义带着某种二分对立的、与男性为敌的气质。

但这不是王政们的观点。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着力在中国普及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是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的理论成果，也正好是1995年世妇会强调的政策核心。“社会性别”强调分析不同性别的人的角色与资源、责任和权利如何被分配，这种分配模式如何导致性别的不平等。而世妇会强调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要求将性别的公平，作为衡量一切制度、评价一切政策的尺度；妇女不仅仅是作为弱势群体被照顾，而应该分析是什么样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政策法律让妇女“被弱势”，强调让妇女的需求和意愿被看见，其潜力有机会发挥，且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权利。

1992年，中国第一部妇女专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台。王政则在这年夏天回到中国进行毕业论文的调研。当她访问的五四时期的老一代女权主义者对她说：“我们就是为了声张女权而学法律的”，她才终于明白，女权主义并非改革开放的舶来之物，而是内生于中国现代化过程；女权主义虽然最早由维新派男知识分子提出，但在颠沛流离于“启蒙”与“救亡”的时代，女权主义者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阵营中，始终坚持性别平等这一目标并为之奋斗。正是前辈的努力，让中国女权运动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与国际接轨”。她的学术生涯几乎用来与“妇女解放恩赐论”对话，寻找女人创造历史、解放自己的实证材料。1993年夏天，历史学家杜芳琴领导的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合作了“中国妇女与发展”国际研讨班，那个班成为“黄埔一期”，参与者包括此后20年国内妇女研究、政策倡导和行动项目主要的领军人物，如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前副所长刘伯红、陕西省妇女理论与婚姻家庭研究会领导人高小贤等。培训班盛况空前，“我们晚上到一两点都不睡觉，被包围着，大家都到我们房间里来谈，想从我们这了解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把我们作为一个窗口。”于是，王政和她的同伴们决定，必须“着力介绍西方女权主义”。

NGO回归

1995年，世妇会召开。伴随官方会议的是人数比政府间会议更多的NGO（非政府组织）论坛。中国政府为了避免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带来的不确定影响，NGO论坛被改到了北京远郊的怀柔县城。

许多世妇会参与者对这次会议的印象是“五彩缤纷”。对于当时并没有太多出国机会的中国人来说，各种游行、义卖、有创意的抗争行动，都是第一回见识；最重要的是，对于参与这次论坛的女权主义者而言，这是一次“找到组织”的机会，她们看到了女权运动的另一种图景，而不仅仅是“妇女工作”。

在世妇会开幕式上，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致辞中第一次提出“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成为之后中国妇女工作的“尚方宝剑”。当时美国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著名演讲“妇女的权利是人权”，也被认作国际人权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时刻。北京世妇会成为史上最成功的世妇会，其会议决议《北京行动纲领（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明确妇女权利是人权，缔造性别平等的社会是各国政府责任。

北京会议让女权运动重点从“妇女”转移到“社会性别（gender）”，这意味着，男女的不同并非基于“自然”，而是一整套制度运作的结果。要看到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只有通过改变社会制度与权力关系，妇女才可以获得赋权（empower），得到与男人平等的伙伴地位。

世界妇女大会的顺利召开，让中国政府发现，非政府组织并非一定是坏事，还可能是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的民间阵线。这不仅让NGO在中国脱敏，获得了一系列支持性的政策，也让福特基金会、乐施会和全球妇女基金等一大批致力于中国性别平等和发展工作的基金会得以进入，支持本土的妇女NGO。

世妇会之后，几乎所有王政认识的国内妇女学者都参与了各类NGO项目，1993年理论班成员高小贤的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作为“项目大户”之一，成为西北地区主要的妇女研究和行动基地。梁军则利用自己在基层妇女干部中的高人气，在郑州成立了“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成为最早获得福特基金会支持的6家NGO 之一。然而，李小江与梁军一起创办的国际女子学院在世妇会召开前半年被关闭，李在国际上公开宣布拒绝参加世妇会，此后回归书斋。

对于这些希望积极改善妇女生存境遇的学者来说，学院的体制僵硬，与现实关联微弱。世妇会带来了国外基金会的资源，正好可以让她们投入形形色色的“妇女项目”中，将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既生产知识，又能同时“为女人做事”。这正是女权主义学术研究的目的：促进性别公正而非“价值中立”。世妇会之后，王政的目标很明确：继承她的博士论文访谈对象的未竟事业，“回中国搞女权”。当年，她博士毕业，密歇根大学对她发出工作邀约，但被她拒绝，因为“离中国太远，没有直达航班”。

从此，王政没有寻找教职，而是顶着“国际盲流”绰号，参与到海外中华妇女学会与福特基金会一系列“妇女与发展”的译介项目中。她早与美国人结婚，并且有了一对儿女，一度，她让孩子们在上海读小学，她则在国内奔走。为了身份的方便，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中国护照。她长期靠着项目微薄的人力津贴生活，保持着回中国买便宜衣服的习惯。直到亨利·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在本世纪初开始资助她在国内进行社会性别学的研究生培养，要求找一个美国的教学研究单位挂靠，她才回到密歇根大学，因为上司同意她用一半的时间“做中国的事情”。此后10年，她利用漫长的夏天，从北美请性别研究领域的知名教授赴华，在京沪开办了国际合作的性别研究硕士班和博士班，以及三期性别研究论文工作坊。这些研究生班被戏称为“黄埔军校”，为女权运动培养了散落在大江南北的、以70年代生人为主体的研究和行动中生代，包括学者、记者和妇联干部。

上世纪90年代，“三农”问题突出。大量妇女学者从事的工作，都与农村妇女与社会发展有关。当这些妇女项目在穷乡僻壤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时，市场化媒体最爱报道的女权主义者，是性社会学背景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因其与王小波的爱情故事，以及她的研究议题的争议性，在很长时间里，李银河被当作女权主义者的媒体代表，而以行动进行女权工作的学者群体，在媒体上悄无声息，不被大众认知。

（1995年,北京为迎接世界妇女大会而倍加关注女性领域，街头有关的电影广告格外醒目。）

“进谏式”行动的瓶颈

世妇会后，以学者和妇联干部为主体的NGO领导人，通常沿袭着类似的路径：利用在体制内的身份和人脉，进行“进谏式”的政策和法律倡导；通常要与地方妇联合作，进行项目合作与试验，局部地改善妇女的处境，并让这些成果成为政府和妇联的政绩，自己则退居幕后；她们能够利用体制内身份影响政策和相关领导的决策，但是这种影响往往不能声张。

她们的经验也是很难复制的，在世妇会召开时，她们通常都在体制内有了一定的管理职位，也拥有一个包括决策者和智囊在内的朋友圈，这都是她们在NGO项目和政府之间斡旋的润滑剂。

此外，在中国，要深入基层做工作，不可能不通过体制内。中国的妇联系统共有六个层级，基层妇联是妇女项目接触到农村和基层社区妇女的唯一途径。很多面向基层的项目，特别需要注意不影响地方上的稳定。梁军的周山村项目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需要长期的、低调的耕耘，小心地跟政府保持良性互动。

2002年，梁军的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在登封市周山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周山村妇女还保留着中原传统手工艺。在乐施会支持下，社区教育中心在周山村向妇女开展不同类型的培训，发动更多妇女参与手工艺制作，开发旅游手工艺品，以此来提高农村妇女的收入，并提高她们在家庭和社区中的地位。

2004年，周山村妇女手工艺品开发协会正式成立，数年后，她们生产的收藏性民间工艺品和手绣日用品被列入“登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这群没啥文化的妇女“著书立说”，在香港出版了《咱们的故事咱们绣》，用刺绣画和口述的方式，讲述周山村妇女自己的生命故事。现在，手工艺协会办起了妇女手工艺博物馆，还带动了村里的妇女参与其他的社区文化活动，如成立秧歌队、老年协会等。

随着手工艺协会的发展，协会的领导者们，也在2008年以后，相继进入村委会任职。因此，中央党校的学者李慧英，才有机会和梁军合作，通过女村干部的努力，开展修改村规民约。她们试图通过修改存在性别歧视的村规民约条款，改变农村妇女与男性在村民资格、土地和股份权益上严重不平等的现状，来纠正村民的“男孩偏好”。

从2009年开始，男女村民主导修订并一致通过的新村规民约包括这些内容：“纯女户、有儿有女户婚嫁自由，男到女家、女到男家均可，享受本村村民待遇”；同时，“婚后男女因离婚或丧偶将户口迁回本村，常年在本村居住的，可享受村民待遇”。在老人赡养方面，新村规明确，“纯女户老人的葬礼，村两委给予支持和帮助”。这一试点经验在登封市325个行政村、漯河47个村庄先后得到效法，并在黑龙江、安徽等全国9个省市也有推广，黑龙江全省在推动村规民约修订的过程中，全部参考了周山村村规民约的范本。

跟项目的辛苦经营和珍贵成果形成对比的，是项目不被公众认知。2005年，“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举行，被提名者包括抗艾斗士高耀洁和梁军。这个奖项更多是一个女权行动，要求人们注意到女性对全球和平的贡献。然而，因为组委会经费不足，对外界发起募款，被高耀洁误会为“骗局”。高宣布退出评奖，在其发表的声明中，还有对梁军事迹的质疑。

同在河南省从事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工作，高耀洁对梁军却一无所知，这很能概括那些低调而辛苦经营的妇女项目面对大众传播的尴尬。老一辈女权主义者习惯用体制内可以接受的语言沟通，并不高调宣扬自己的女权信仰，她们依靠体制内资源和海外资助运作项目，因此对媒体发言有诸多忌惮，唯恐不慎造成敏感，影响项目的良好运行，并累及基层妇女；和其他一些社运群体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她们彼此之间几乎从不争论，也不相互批评。

进入大众，走向多元

2003年，艾晓明创立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尽管这也是一个基于学科建设的教学项目，但得益于广州活跃的公民社会和市场化媒体环境，她介入的“黄静案”、“太石村”等女权与法治议题获得主流媒体的跟进，她带领学生们排演的女权主义行动剧《阴道独白》得以在广东美术馆公演，并得到广泛报道。

广州的女权发展脉络因此不同于其他城市。被艾动员起来的女权主义者，柯倩婷、李昀、王琼等中生代，虽然也在体制内以学者的身份工作，但缺乏从事进谏式、智囊式女权项目的关系网络和项目资源；而广州活跃的NGO环境，给她们更多发声的平台。她们从不掩饰自己的女权主义认同，较少利用自己的职务身份来从事女权活动，而是依靠NGO网络和媒体的支持，与媒体频繁互动，针对新闻热点发言，策划各类文化活动，影响年轻人，并高调对媒体发表女权立场的言论。

2009年，女权社会运动媒体“女声电子报”创刊。“女声”负责人吕频曾任职于全国妇联主办的《中国妇女报》，是世妇会后在首都进行的各种妇女项目的参与者。她的观察是，很多妇女项目门槛颇高，局限在一个专业圈子里，而普通的、对性别不平等怀有不平之鸣的年轻人很难参与，即使是做志愿者。

“（通过办报）你会发现网上有很多内心怀有女权主义的人，但是从来都没有人跟她们联系，妇女组织从来都没有跟她们接触过……她们在寻找这个思想的资源，寻找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机会。”因此，吕频对于“女声”的定位是，为运动提供思想。

从“女声”读者群和各地性别平等培训营出来的年轻女权主义者，在2012年“占领男厕所”之后，登上了媒体的舞台。她们的惯常策略，是用创造性的行为艺术手段，针对政策议题进行政府问责；进行影响性诉讼，让公众看到代表性的性别歧视议题。她们不在一个专业治理的结构中，也不在体制内就业，因此，她们无所顾忌。她们扮演了改革开放后妇女运动中不曾有过的一个角色：普通人的压力团体。她们鲜明的媒介形象，也给跟她们一样的年轻人打出信号灯：一个诉求普通人参与，与所有人的生活有关的女权运动的来临。

还有一群离体制更远的女权主义者，比起那些有着截然代际特征的高知女权主义者，更难以明确地区分世代。她们分散在各地女工组织中，面临更严酷的管理环境；她们是依靠QQ群联络、组织起来的女性维权群体，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奔走；还有类似叶海燕这样来自草根，却以“校长开房找我”的神来之笔定格历史瞬间的“个体户”女权者。

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合纵连横并不仅仅只在厦大案。2014年广州大学城的环卫工维权，青年女权主义者作为公民记者在现场；叶海燕事件中，艾晓明晒出了自己的裸胸照抗议……她们并非总是意见一致，经常发出彼此不同的声音，也并非所有人都是朋友。但是，她们有着共同的“敌人”，这足以让她们在需要的时候，相逢一笑泯恩仇，站到大家的队伍里。

第二篇：中国女权主义

中国的女权主义

摘要：人类文明几千年历史的长河之中，绝大部分的社会都是一种崇尚男权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体制下，相当于男性，女性享有更少的权利，位于被支配的社会地位。这种情况在古代中国显得尤为突出。“女权主义”是一个近代才出现在中国的词，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中国仅用了差不多100年的时间，就大体上把之前5000多年的男权观念颠覆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心中有着一个观念：追求性别平等。这篇文章概述了中国女权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男权社会的本质与物质基础做了剖析，对理想的性别制度做出了简要的探讨。

关键词：女权主义平等 性别制度 男权

一、女权主义

（一）女权主义在中国的产生

1903年8月，金一写的《女界钟》由上海爱国女校发行。它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作者第一次喊出了“女权万岁”的口号。

金一在写《女界钟》中开宗明义写得非常生动，并未用太多华丽的辞藻，震撼到了我们：“梦想欧洲白色子，当此时日，口卷烟，手榔仗，肩随细君，挈带稚子，昂头掉臂于伦敦、巴黎、华盛顿之大道间，何等快乐，何等快乐！何等自在！吾恨不能往！（那些欧洲的白人男性啊，这会儿正嘴里叼烟斗，手里拿着斯地克，挽着爱人，带着小娃儿，昂首勾肩搭背在伦敦、巴黎、华盛顿大街上啊„„我恨自己不能那样！）”高彦颐教授对此评论说：“金一在开头写得很坦率，他讲的是女权主义、男女平等，但动机实际是他认为中国男人在欧洲白人面前丢脸，他自己不能昂首，矮人一截，回过头来要去解放比他更该出色的女人。原来近代中国的女权主义的萌芽和原动力竟是男人在帝国主义冲击下所产生的自卑！”【1】

那么来分析一下，在当时金一提出“解放女性”这样一个口号下，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这个口号代表着部分中国男人什么样的心态呢？

首先，当时欧美的性别制度已经比较完善，女性大多接受了先进的思想教育，而且很多女性不再依附于男性，开始努力追求自身的价值。在婚配制度上，男女自由恋爱，维持双方之间关系的是美好的爱情而不是其他约束。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男人“羡慕嫉妒恨”了，他们看外国男性可以有那么美好（受过教育、大方得体、和他们有共同思想）的女性陪伴，而且拥有爱情这个东西。然后转过头来看自己身边的女性，却基本上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甚至连感情都没有，心中自然产生一种落差感，于是，中国男性转过头来说，中国的女性你怎么能这样啊，你应当受教育，应当和男性平等啊！其思想大概可以这样表示：

眼界变开阔→见到更多欧美男女生活→羡慕外国女性的思想、修养及爱情→渴望得到这样的伴侣→中国的女人普遍综合素质较低→解放女性，男女平等的口号提出

这也难怪高彦颐教授感慨“近代中国的女权主义的萌芽和原动力竟是男人在帝国主义冲击下所产生的自卑！”

因为虽然男性提出了解放女性的口号，但毕竟这是一种唯男独尊的想法，因为这样的解放女性，其目的还是男性想要享受女性，只是自己的眼界高了，对女性的要求也高了，要达到这个要求，就只能提升女性的内涵，比如受教育。然后男性美其名曰“解放女性，女权主义”。

当然，我们不能全盘否定这种思想，因为不管出于那种动机，毕竟它开启了中国女权主义的先端，让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在这方面思想有了萌芽。毕竟历史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要男性在男权至上的社会环境中突然认真反思性别制度，提出“解放女性”不大现实，所以无论如何，从历史上看，《女界钟》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二）二十世纪女权主义在中国发展

20世纪是中国女性地位得到飞跃性提升的一个世纪。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便可反应出这些变化。

五四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提出“个性解放”“民主自由”，打破了一部分女性的传统束缚，一大批知识女性参与写作，她们努力寻找属于女性的视角、叙述方式和女性话语，着标志着现代文学中女性写作的生成，代表作家冰心、庐隐、凌叔华等人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群。

但是，这一时期女性文学基本上等同于女性作家的文学，其划分标准仅建立在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天然的生物学差别之上。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新时期总体人文话语的转型，出现了中国女性文学及其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张洁《方舟》的发表被视为“中国女性写作的起点”，作品中塑造了中国当代文

张爱玲—代表作学史上第一个“女性性别群体”。文学理论方面主要体现为对日益繁荣

《半生缘》 的女作家的关注和对西方女性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初步吸收与运用。

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出现使得女性文学作品以各种系列形式出版。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女性文学出版数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有王安忆、陈染、林白等人。随着西方女性主要理论的逐步引入，对于女性文学的涵义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主要表现为“女性主义”概念的引入。【2】

此外，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发现很多女权发展的痕迹：

1．女性和男性一样开始走进学校，接受教育。这点对女权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受到足够的思想教育，女性才能意识到权利的重要性。

2．新中国《婚姻法》规定中国实行自由恋爱、一夫一妻制，并立法保护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从此，女性的权利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

3．女性开始和男性一样从事社会上的工作。这对女性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代表女性大体上在经济上摆脱了对男性的依赖，从此，女性再也不是男性的附属品。

4．女性开始追求自身的人生价值，不再受男性的意识支配。

但是，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也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往往受到欧美女权运动和思潮的影响。中国很少有自己的女权运动，近代史上，女性团结起来为自己权利去抗争的运动十分少见，更多地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外国思想影响而改变自己的性别观念。

（三）女权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现状

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已经颠覆了过去男权至上的性别制度。但是，目前中国社会只能说是“半男权主义”社会，女性还是处于社会的劣势地位。主要表现在：

1．在日常生活上，由于女性的生理心理特点，如女性本身身体素质不如男性，加上有生理期、孕期，而且在理性思维方面不如男性，在找工作、谈婚论嫁时，往往处于劣势地位。

2．在政治、经济方面，男性往往占着支配地位。在政客、大公司高层、科学家这些群体中，女性占的比例十分底。这样就在公众中形成一个印象：男性是强势的，女性是弱势的。

由此看来，女权主义的发展还任重而道远。

二、男权主义的本质与基础

性别的社会角色是由人们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世界上所有成功辉煌和延续至今的文明和民族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男权社会，这并不是偶然，其实是人类各个民族发展和竞争生存中实践出来的必然选择，里面有很深刻的社会哲学。

——林维红【3】

古代，受到科技发展和交通、地理的限制，世界各个文明的发展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在各个文明没有相互影响的条件下，各个社会却不约而同地发展成以男权为主的社会。这充分地表明，人类社会性别制度的发展表现为男权主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的规律的。

那么，这个规律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决定这样的规律呢？

用唯物主义的思想来解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性别制度里，男权主义属于社会意识。而最早的社会并不像今天这样，每个人都受到身边根深蒂固的性别思想的影响。最开始决定社会分化的肯定是物质基础，即上文提到的社会存在。

男性与女性在“物质”方面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身体素质方面。人类的基因决定了男性的身体是远强于女性的。人类原始社会主要的物质生产方式是狩猎，显然，这个任务交给了身体素质更为优秀的男性。于是男性承担了获取生活必需物质的责任，女性开始在最基本的物质层面依赖于男性。

当社会发展到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出现经典的“男耕女织”的局面，此时女性已经有一定生产能力，但生产仍主要由男性来承担，故社会仍表现为男权性质。而且在数千年社会发展过程中，男强女弱的思想应该深入人心，根深蒂固，这更为社会男权化起了推动作用。

从唯物的观点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看，男权产生的本质实际上是女性在物质生产上对男性的依赖。此外，从生物学和心理学角度来看，男性在性行为方面是主动、强势的一方，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男权的发展。

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女性的地位会在近两三百年内得到很大的提升了：由于科技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机器解放了人力，使得女性与男性生产能力的差距减小，女性能承担更多的物质生产，经济地位上升，自然而然也就提高了社会地位。

而发展到现在，男女之间在生理、心理方面仍有一定差距，故男女的社会地位没有达到相同。

而对于未来，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男女社会地位的差距会越来越缩小。但是我认为这个差距不会无限缩小甚至到0，而是会无限接近于一个最小值。因为即使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男女生产能力相同，其生物学上的生理差异也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尤其是在性这一方面，受生物因素的制约，女性实际上很难占到强势的地位。

三、理想的性别制度

（一）男女平等观

自从女权主义萌芽，很多人都在呼吁男女平等，极端者甚至对于今天社会上男女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的现象口诛笔伐，称之为“对女性的压迫”。

很多人说，女性要追求平等，但是却不是每个人都认真去思考过这个“平等”的本质和意义，很多时候，平等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只是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利用这个口号而已。所以，我们必须对“平等”这个词重新做出审视。

首先，应该把平等分成两类：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

绝对平等即严格的平等，从字面上理解意思相当于“相同”；相对平等即在公益之下制衡成平等的利益关系。

（二）性别制度的选择

有了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这两个概念，接下来要探讨的就是：我们是应该追求绝对平等还是相对平等的性别制度？

考虑到男女生来就有性别的差异，女性阴柔，男性阳刚；女性柔弱，男性强壮；女性婉约，男性粗犷；这些东西都是人生来就有的，是写在基因里面的，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所以在性别体制这个范畴中，笔者并不崇尚绝对的平等。笔者认为，相对平等，即在考虑到男女客观差异的基础上形成利益的制衡，才是关于性别制度的最优解。

很多人的观点是女性受到了压迫，的确，在当今社会，男性似乎更容易获取比较高的社会地位。比如说在职场，女性和男性的条件和机会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想和男性一样取得成功，女的在家庭、婚姻、幸福那方面或多或少都会比男性牺牲得多。再比如女性在政治、经济、科研方面成功的概率也比男性小很多很多。这是对待女性的不平等，但是从性别角度来看的话，女性本来就承担着种群繁殖、照顾后代的任务。再者，在理性思维上女性确实不如男性，所以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女性自然而然难以成功。其实，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社会并不会太多束缚女性的发展，是女性的自然属性使其难以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就。君不见模特空姐幼师翻译家那些令人羡慕的职业多为女性？

如果从男性的角度来看，社会是不是同样对男性有“压迫”呢？比如男性的社会压力巨大；比如社会、舆论对男性的包容度比对女性小很多；比如，一个男性碌碌无为，别人会说他窝囊，而女性碌碌无为，只要找到以个好老公就行了；比如还有男性包养女性和女性养男性，舆论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比如生活中平常出去聚会，举行活动，男性出资出力比较多；在各种公共场所对女性的待遇也是比较好的，比如公交车、地铁上给女性让座，火车票、地铁站给女性开辟专用通道等。在著名的泰坦尼克号事件中，船上成年男性死亡率为81%，而成年女性死亡率只有23.5%。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男性在社会充当着保护女性的角色，甚至不惜生命。如果要谈公平，这对男性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又觉得是合理的。因为这是自然界给男性安排的责任和义务，如同女性所承担的一般。就如动物中大多都是雄性保护雌性和幼儿，这都是自然界的安排，来自我们不能改变的客观世界。

所以，笔者认为，女性追求男女平等，应该改为男女追求相对平等才比较合适。因为毕竟男女从本质上是有差别的，世界的繁华和五彩缤纷正是这些差异造成的。强行、认为地消除这些差别不现实没有意义。

四，后记

虽然社会的性别制度相比之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女性在人身和经济上已经有自己独立的能力，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但是性别的不平等还是没有消除，只是进入一个大体可接受的范围。性别制度的完善任重而道远。性别制度的完善，主要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此外，我们也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更改自己心中的那些根深蒂固的、错误的性别观念。相信不远的未来，社会性别制度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参考文献：

【1】《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2005.7第一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政、陈雁 主编 【2】《中国女性主义》（2007.3第一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荒林 主编 【3】《性别视角：文化与社会》（2009.7第一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林维红 主编

第三篇：女权主义在中国

中国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这个名词进入中国之后，早已经过改版再包装，Feminism的中国名字叫女性主义，四平八稳，中庸保守，忐忑不安，小心翼翼，生怕激怒男性。

如此翻译Feminism已经显示了女权主义在中国的起跑动作相当缓慢乏力，女性主义在中国行事如此谨慎，她们还是难逃被妖魔化的命运。在不少人看来，它是性别斗争的代名词，即女性将男性打倒，确立自己的至尊地位，或是让男性都变得娘娘腔。也有些人把女性主义看成是旨在培养贤妻良母的理论。国内偏重于就事论事地谈论女性主义，而没有将它同更加宏观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女权思潮与整个社会思潮通常处于疏离状态。不仅仅中国不少舆论和男性中心主义者机械地理解女权，就连女权主义激进派本身也非常机械地照搬理论到现实。比如上个世纪七八年代，一些女权主义的激进派讲求所谓“胸前平等”，把男女的生理差异平等化，自然受到许多人的抵制。而在家庭内部，激进派也机械地运用理论，甚至无故挑起两性战争。实际上，这些都与女权主义者追求的男女平等目标相悖。二十多年前，美国一些女权主义者就曾经组建了一些权力平行的、内部没有等级制的团体，结果这样的团体并不能有效地工作。

为了更好了解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我们首先要明白到底什么是女权主义？让我们来恢复它被妖魔化的本来面目。这个词来自欧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场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最初它意味着妇女解放，“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称为“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者一开始专注于追求男女平等，尤其是政治上的平等，这一目标在西方社会基本实现后，女性主义者发现女性仍与男性不完全平等，她们认识到这是性别权力的问题，女权主义演变为性别分析为主的理论研究，着力于分析男女为何不平等、男女的权力架构、如何消除这种不平等，等等。

女权主义在西方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西方女权主义起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和欧洲工业革命同步。最初的诉求是妇女在受教育和立法上应当平等，在经济上与男性平等。她们主要是从经济方面诉求妇女的解放，对以后的女权主义运动，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主要是一些实践活动，象克拉拉。蔡特金领导的妇女同工同酬的运动，和“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诞生。第二代西方女权主义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殖民制度瓦解，各种矛盾从新排队，女权主义在这个大动荡的时期也各树大旗，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主要是从经济和阶级斗争方面要求妇女和男性的平等，要求妇女的在物质上的地位。而“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女权主义”却是在“性”方面诉求女性的“解放”。她们挑战的是整个男性社会，挑战“性阶级”体制。后现代女权主义开始于上个世纪60-80年代，她的产生大概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由于60年代的“性解放”和将男女对立起来的女权思想，另一个因素是，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女人占据了政府企业学校传媒的领导地位，引起人们的思考，于是，后现代的女权应运而生。如果说第二代的“现代女权主义”重实践，则第三代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更重视超出女性范围的哲学思考，社会主义和性自由的色彩更浓厚。

与西方女权主义三个阶段的发展相比，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即最初由李大钊、陈独秀等男性推动和倡导。近百年来，经历了数次革命，一种女性主义在中国悄然登场。其最主要特征就是非常务实，不擅理论。它只是就问题说问题，并不去涉及总体规划和前景。它只讲策略，不讲战略；只讲具体，不讲抽象；只讲个人快乐，不讲群体利益；只讲妥协合作，不讲斗争；只讲实际，不讲理论。她们承认男权制的存在，只求发出自己的声音，做点事来改变它，也希望通过写作表达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所思所想。如今，女性主义，似乎遇到了新问题，即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导致了一部分人陷入了道德真空，某些人看似打着女性主义、性解放的幌子，其实上是某种道德虚无主义，是对女性主义本意的歪曲，实际上伤害了某些女性。因此，如何确定女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当务之急。

在中国，女权主义发展可分为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从短期目标看，就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为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正名，反对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价值观念当中的男性沙文主义，反对对女性这个性别的歧视，努力提高女性在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领导班子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女性在社会生产劳动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女性平均收入水平（目前大约相当于男性平均收入水平的70%），提高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在整个社会全面实现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主张，创造一个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的理想社会。

从长期目标看，应当从争取两性的和谐发展，到性别界限的模糊化，最终使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分层因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使所有的个人都能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从而不仅实现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而且实现所有个人在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个性的差异，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自己的性别感到任何一点压抑。

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与男性对抗，把男性踩在脚下，由女性来统治这个世界，而是要与男性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不再依附男性，不再做男性的玩偶、奴仆。只是与男性和睦相处，达到完美的双性和谐。当今我国的女性主义正在朝这方面迈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女性主义在人们的共同努力下，能达到“双性和谐”这个完美的境界。

第四篇：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摘要：女权主义起源于西方，但在其在中国，这个不同于西方的典型东方国家中，女权主义的发展又有了不同的特点和发展历程。本文从女权主义在中国的视角着手，研其在中国发展的特点以及中西女权主义的差别等相关内容。结合有关女权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所引起的事件，谈谈女权主义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关键词：女权主义中国差异影响

一、女权主义的概念

女权主义是指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女权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与议题。女权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以及着重在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sexuality）之上。女权主义探究的主题则包括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关于性的物化）、身体、家务分配、压迫与父权。

二、女权主义的起源

女权主义（Feminism），源自西方，译文理解成一个主要以女性社会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意味着妇女解放，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起来。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传到中国，译为女权主义。女权主义是女性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用语，两者本质没有区别。女性主义运动是一个跨越阶级与种族界线的社会运动。每个文化下面的女性主义运动各有其独特性，并且会针对该社会的女性来提出议题，比如苏丹的性器割除或北美的玻璃天花板效应，以及中国的女性参政、女性劳动报酬偏低等问题。

三、女权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

1、中国女性主义的起源

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早在20世纪初就已传播到了中国。1902年，斯宾塞的《女权篇》被介绍到中国，这是中国近代翻译的第一本女性主义著作。1903年，约翰·弥勒的《女人压制论》和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书》也被译介进来，还有柳亚子所作的《黎里不缠足会缘起》。孙雄在《论女学宜注重教育》一文中，描述了女学东来的盛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当时中国流传之广、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可能有人会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千古一帝—武则天，晚清五十年，尽在此女慈禧太后，安史之乱的杨玉环以及两宋第一女词人李清照，这些人物的出现难道不能代表中国女性主义的起源吗？没错，这些女性都非常杰出，在当时的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地位，但这些女性也毕竟是少数，而且还是很多年才出那么一个。而女性主义既然称之为一种主义就，就应该是大范围的，能够带来广泛社会影响的运动。并不是一个或两个的出现就可称之为起源的。所以女性主义在中国的起源还要从20世纪西方女权主义传入开始算起。

2、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虽然女权主义在20世纪初就传入中国，但是因为各种历史原因和现实阻碍，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而且一直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附属品。一直到20

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女权主义才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这一时期较将女性主义介绍到中国的是朱虹，她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校详尽的评述了女权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现实表现及其影响，拉开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序幕，具有启蒙的意义。

九十年代，世界妇女大会的到来成了女权主义的新起点。“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被带入中国，也第一次把妇女权利纳入了人权的范畴。“社会性别”的概念挑战了八十年代男女性别自然化的“本质主义”思维，而把性别归为社会构建的结果，这也形成了九十年代后期的女权主义的根本动力——消灭操演着性别不平等的社会运作机制。

随着中山大学的教授艾晓明在2003年创立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并带领学生排演女权主义话剧《阴道独白》，中国的女权主义思潮逐渐地走向了大众。

2012年，青年女权倡导小组BCome在北京成立。以肖美丽、赵思乐和艾可为代表的新一代女权主义者，被媒体称作“青年女权行动派”。她们充满了创造性和行动力，有时甚至有些荒诞。她们把平权倡导诉诸话剧和行为艺术当中。其中最引人侧目的平权行动有倡导反家暴的“带血的婚纱”街头行为艺术、抗议高考招生性别歧视的“剃光头亮瞎教育部”行动、呼吁男女厕所厕位比例不均的“占领男厕所”等行动。这些行动给她们带来了不少年轻的支持者，也有的放矢地推动了国家政策上的一些改变。她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自我赋权，她们更多地想要影响制度，做游戏规则制定的参与者。

西方的女权主义通常发展为多个流派，而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更多的表现个方面的具体关怀。在现实话语的实践中，中国女性成长为话语主体，为社会的全面解放和人类的全面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还停留在起步阶段，缺乏系统的理论和流派。

四、中国与西方女权主义的差异

1、起源过程和目的不同

“中国的女性解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运动，女性平等地位问题首先是由近现代史上那些对民族历史有所反省的先觉者提出，后来又被新中国政府制定的法律规定下来的”。从这句话既可以看出，中国的女性主义并不是西方那样，为女性的权利和幸福而战斗，而是在民族危机和封建压迫下，作为人的解放而发展的，所以一开始的目标就不同，发展的方向也就有所改变。中国的女权运动必然是在民族兴衰的大背景下才能被提及

2、中国的女权主义较为温和，而西方的女权主义比较激进。

在中国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强调阴阳调和，讲究孝道。女主内，男主外。在家庭中女性还是有一定权利的。而西方女性在和父权制抗争的同时，还要和不同形式的反女权思想进行斗争。并且收到不同传统文化影响的中西方女性，在性格上大体还是有差别的。中国的女性从小就被教育要当一个贤妻良母，学会温婉，顾全大局，做一个“淑女”，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女性抗争意识都比较薄弱。而西方的女性经历自由民主平等的熏陶，本性中就有一种权利的主体意识，因此总是能够主动的，积极的维护自己的权利。

3中西方女权主义中男性所起的作用不同。“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女权主义起源来说。中国的女权主义并不只强调女性自身个体解放，也不直接与国家、民族、社会以及男性群体对立，而是能够和男性结成同盟，把个体融入救亡图存的革命群体洪流中，个体权利让位于国家、民族整体利益。”所以男性在这一过程中起来很大的推动作用，使得中国妇女只用了

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女性用200多年完成的社会化。

4、中国与西方女权主义内涵上有所差异。

西方的女权主义在当代中国发生了变异。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由“妇女解放”变为“解放妇女”处于目标失落与对象错位的尴尬之中。五年前在一次采访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英桃教授说道：“中国人一谈起性别问题，常常会声明„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好像自称女权主义者是丑陋的事。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女权主义常常被丑化，甚至被妖魔化。”有些人倡导女权主义就是男女平等。男人办到的女人也要办到，甚至是大女子主义。这无疑是忽视了客观现象，漠视性别差异的。但这种女权主义在当今中国却好似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以至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慢慢的偏离了其原本的方向。

五、女权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落后挨打的中国，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了迅猛发展，社会环境也大幅度改变，女性的角色和地位也随之转化。女权主义也不再被当作民族解放的催化剂，而被赋予了其真正的意义：为女性争取权利，幸福和自由。当然这里所说的女性主义是理性的合理的女性主义，不是倡导男女绝对平等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的传播与发展，使得中国广大女性敢于捍卫自己的权利。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妇女代表以新中国主人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

1986年我国卫生部、劳动人事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联合下发的《女职工保健工作暂行规定》，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为女职工“五期”保健制定明确规定。

2010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城乡低收入组中，女性比男性高19.6和31.4个百分点；在城乡高收入组中，女性比男性低38.2和51.2个百分点，可见在工资收入上女性还是处于不利地位。不仅是工资收入，在就业机会发展机会上女性都处于劣势。这些事实在女权主义的影响下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重视，一些政策相继出台。各界人士给与了更多的帮助，广大女同胞们也纷纷站起来捍卫自己的权。

.2015年的春晚被女权主义者抗议“歧视女性”。报道说，网络上发起抗议春晚歧视女性的请愿书征集到了1300个签名，并且得到了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和社交媒体用户的支持。这封抗议信指出，今年的春晚有44处针对未婚女性、家政、全职妈妈和其他人士的歧视现象。抗议信的联名者要求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和晚会导演进行道歉。

还有周国平“直男癌”事件、“武媚娘剪胸”事件等等都有女权主义者的身影

这一系列社会事件的出现无不在说明，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开放，逐渐与世界接轨，女权主义要发展就必须要吸收欧美女权主义的精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克服自身的弱点，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形成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不单单以某个社会事件来吸引眼球，而是以渊博的知识，实际的成效，合理的思维来推进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只有这样的女权主义才会被人们真正接受和喜爱。

参考文献：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探索与崛起

老子阴柔之道与中国当代女权主义唐超 前沿 2012（3）

二十世纪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宋敬敬牛瑞莲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9年第八期

后现代女权主义对我国当代女性的意义 吴瑕

中国女权主义的国家革命责任及男性特色--兼论中西方女权主义差异 《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3期 程铭莉赵海月

当代女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从西方到中国 《学习与探索》 PKU CSSCI-2008年2期 李燕

从女权到女性——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与变黄剑，苏州大学, 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变异施旻，2003年02期，女权主义受众理论的中国化思考吉丽娜，吉林大学

女权主义方法论意义的中国化解读于晓琪，苏州大学学报2009年02期 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闫占萍； 延安大学；社会研究（2011年14期）

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意识曾艳兵，台州师专学报, 1997年01期，

第五篇：从电视剧中透视中国女权主义发展

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结课作业

从影视中透视中国女权主义发展

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专业：编辑出版

学号：0121111712 姓名：梁森

导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女性的权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女性的价值也得到了肯定，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从西方世界开始蓬勃，人们的观念也有了很大改变。但是与男性相比，世界各国，个文化中的妇女仍处于比较低下的地位[1]，这样的处境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我们需要法律体系的健全,另一方面，女性需要树立权利意识，正确看待自己的价值。

摘要：

中国影视剧，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许多有志之士纷纷加入其中，在群雄逐鹿的年代中，一些优秀的女制片人，女导演格外引人注目。近年来国产电视剧电影数量逐年攀升，创作题材也不再拘泥于构建英雄式的男性，而是塑造了大批的充满智慧，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女权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能够为女性争取尽可能多的权益，在女权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之时，中国的多数女性却得不到法律法规的庇护，制度的健全是一方面，而女性自身的权利意识却经常被传统思想所禁锢，难于启齿，或者碍于颜面不敢同罪恶作斗争。女性已不再应该忍辱负重，在一个文明的，法制化的国度，女性的权利意识逐渐在苏醒，相比百年前，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但是这需要更多的人成为参与者。

关键词： 女权主义 影视 女性意识

一．中国女权主义的形成

1.五四时期的启蒙

五四运动以前，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妇女长期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封建精神枷锁的束缚，她们在政治上没有自由，经济上不能独立，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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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教育，生活境遇十分悲惨。有许多妇女为获得自由解放而进行顽强的反抗。然而，封建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妇女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她们不能摆脱家庭的圈子回归社会劳动中去。也正因为这样，一旦中国妇女觉醒，她们的强大革命力便会带来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风暴。

在长达数千年封建统治中，真正自觉的妇女运动是在五四运动中揭开的。她们组织爱国团体，创办妇女刊物，从行动上、组织上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她们争取男女教育平等，主张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经济独立，从思想上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她们直面封建旧思想的禁锢，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飒爽身姿。本文从五四时期妇女运动的几方面特点出发，讨论了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思潮兴起的原因，妇女解放所表现的几个方面及对后世的影响。

2.法律体系的建构

1949年年前的中国妇女，深受封建纲常礼教的束缚，毫无地位可言，所谓“三从四德”就是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行为最高准则。1949年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关于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不断完善，先后出台了100余件涉及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律和规章，构建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其他单行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律法规，彻底颠覆了千百年来妇女在家庭中被支配的地位，有力的促进了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和妇女自主意识的觉醒，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和实施，使妇女成为一个政治上，法律上独立的社会人，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婚姻法》为基础的妇女解放是由党和政府从外面推动的，是一种被动式的社会性解放，而不是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

3.女权意识的逐步觉醒

改革开放后，妇女的自主意识逐步觉醒，大量直接服务于妇女的组织出现，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较以往显著增强，更多的女性走上了工作岗位，从而经济独立，在家庭的地位也发生了扭转，很多女性在婚后掌握着家庭的财政大权，在教育方面，女性能够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女企业家，女政治家纷纷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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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权主义在影视中的凸显

1.女性导演，制片人队伍的庞大。

中国影视剧，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许多有志之士纷纷加入其中，在群雄逐鹿的年代中，一些优秀的女制片人，女导演格外引人注目。例如著名导演李少红，由她导演的作品《橘子红了》，《大明宫词》，《新红楼梦》几乎家喻户晓，《橘子红了》是一部由李少红执导，归亚蕾、周迅、黄磊、寇世勋领衔主演的家庭伦理电视剧。该剧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中国清朝末年的江南小镇上，由容家大太太和佃农秀禾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以自身的经历反抗封建婚姻制度而演绎的有关觉悟与抗争的动人故事。《大明宫词》主要讲述的是盛唐时期的大明宫地处长安城中，是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的生活舞台。即以武则天与太平公主这一对母女一生权力和情感的矛盾争斗为主线，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又饱含人生力度的故事。而这些作品中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与女性视角成为了影片最为卖座的地方，不同于很多男性导演旷达豪迈的叙述风格，李少红导演的作品大多站在女性的角度，紧扣女主人公的命运，使影片更显细腻与感性，而瑰丽的画面色彩与梦幻的拍摄风格更显女性魅力。剧中，传统“好女人”的形象被颠覆，秀禾勇于突破传统礼教的束缚，至情至性的书写着自己的人生，秀禾对爱情的追求终于打动了大妈，使她决定帮助秀禾，自己也不再做传统礼教做殉道者，女性的诉求与呼声被放大，冲击着这个以男权为主的社会，也流露着导演自身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2，以女性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增多。

近年来国产电视剧电影数量逐年攀升，创作题材也不再拘泥于构建英雄式的男性，而是塑造了大批的充满智慧，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如《杜拉拉升职记》中的主人公杜拉拉，出身中产阶级，无背景有知识，依靠自己在职场中的辛苦打拼，八年之后终于修成正果，爱情与事业双丰收。在许多军旅题材电视剧中，女性也不再甘当陪衬，例如《我是特种兵之火凤凰》和《麻辣女兵》都是在讲述女兵接受部队的训练与洗礼，最终成为优秀特战队员的故事，虽然剧情略显幼稚，拍摄手法有待提高，但却也真实的反映了女性的政治军事意识在增强，不甘落后的思想。《甄嬛传》自开播以来就创国产电视剧之新高，直到现在依然被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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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电视台热播，剧中为我们塑造了以甄嬛为首的诸多后宫女性形象，她们有的原本单纯善良，有的生来刁钻蛮横，有的口蜜腹剑阴险狡诈，但最终只为了一份荣宠而展开了腥风血雨般的宫廷斗争，突出了女性的谋略与生存智慧，她们屈从男权，却又懂得如何利用男权，其中的残酷与无奈，可见一斑。电影《柳如是》再现了江南名妓柳如是飘摇的一生，柳如是虽出身秦楼楚馆，但却才华横溢，德艺双馨，她不仅精通音律诗词，而且关心国家安危与民族存亡，主张男女平等，她不甘心明珠暗投，以匹嫡之礼嫁给了尚书钱谦益，而在明朝灭亡的最后关头，她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民族气节，奋身投入荷花池以死殉国，这与贪生怕死的钱谦益形成了鲜明对比，给那些妄自尊大的男权主义者当头棒喝。柳如是在对爱情与生命的选择上，都是超脱的，有着男子都不可匹敌的勇气与见识，这与当代女性的爱情观，价值观都是不谋而合的。诸如此类的电视剧，电影还有很多，但反映的问题都是如出一辙的，女性渴望主宰自己的人生。3.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

女权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能够为女性争取尽可能多的权益，在女权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之时，中国的多数女性却得不到法律法规的庇护，制度的健全是一方面，而女性自身的权利意识却经常被传统思想所禁锢，难于启齿，或者碍于颜面不敢同罪恶作斗争。2002年，我国第一部反映家庭暴力问题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正式播出，反响强烈，主人公名叫梅湘南，是一位温柔知性的好妻子，可在婚后却总是遭到丈夫的猜疑与毒打。随着家庭暴力的持续升温，梅湘南也最终不再忍气吞声，开始懂得利用法律维护自己。该剧播出后，家庭暴力这个原本在许多女性眼里难以启齿的问题受到了普遍关注。据世界银行调查统计，20世纪全世界有25%-50%的妇女都曾受到过与其关系密切者的身体虐待。全国妇联的一项最新抽样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公众中，有16%的女性承认被配偶打过，14.4%的男性承认打过自己的配偶。每年约40万个解体的家庭中，25%缘于家庭暴力。特别是在离异者中，暴力事件比例则高达47.1%。据资料统计，目前，全国2.7亿个家庭中；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已高达30%[2]。这部剧的播出，使得许多人能够正视这一问题，既是我国女权思想的一次胜利，又号召更多的人去关注妇女的地位与命运。2003年播出的《女人不再沉默》与该剧有异曲同工之妙，女主角苏静大学毕业之后来到杂志社工作，通过自身职务的优势帮助了许多遭受 第 4 页

男性侵害的女性利用法律保护自己，但她却也陷入被上司骚扰的尴尬局面，最终，她选择不再沉默，勇敢的向有关部门检举上司的行为。该剧中，沉默隐瞒往往是女性遭到侵犯之后唯一的做法，影片将这一想法表现的淋漓尽致，女性总是用各种理由说服自己不去伸张正义，家庭，工作，爱情，人生，一切似乎都会在罪行曝光之后离开自己，受害人内心受到百般煎熬，可罪犯却屡屡得手，也正是这些思想在作怪，也是整个社会为女性强加的传统贞洁观念在作祟，其实，父权社会对女性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早已该淘汰，这两部作品正是给予了我们这样的希望，女性已不再忍辱负重，在一个文明的，法制化的国度，女性的权利意识逐渐在苏醒，相比百年前，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但是这需要更多的人成为参与者。

三．影视剧中所反映的问题

1.女性仍然“被观察”。

在一些国产电视剧中，女主角往往是以完美的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高学历，相貌出众，家庭背景优越，性格随和开朗，心思单纯善良，无论是什么场合都能轻松地吸引周围男士的目光。这些外部条件犹如公式一般被嵌套在不同的女主人公身上，例如《裸婚时代》中的童佳倩，《婆婆来了》中的何琳，而她们的男友则相形见绌，家世平平相貌平平，收入不高，但却能使女主人公对自己死心塌地，当然不排除人品爆发的可能，我想更多的还是由于女性处于被观察的位置，所有的男性都在幻想着一个完美的配偶，在优秀的同时却也能听命于自己，这样的标准似乎成为了所有人眼中的潜意识，男性可以被塑造的不着边际，而女主人公却要循规蹈矩的不偏离自己的人生轨迹，尽管白玉微瑕却能在电视剧的结尾痛改前非，人们对女性的高标准也潜移默化的引导者女性的价值观，使自己处于被观察的状态，在标准与自我之中难以取舍，女权主义所做的，正是将女性从男性的目光中解放出来。

2.难以摆脱爱情与家庭的宿命。

在电视剧中,女主人公无论在职场上有着多么突出的表现，但是最终的归宿却还是爱情与家庭，这与现代生活中许多女性的观点相吻合，在经历一番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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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拼，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圈层，在这个圈层中找到心仪的男性，如果制片人没有为女主人公安排美满的爱情和婚姻，那么在观众眼中，这个女性就是不完美的，例如在《杜拉拉升职记中》，女主人公在事业有成之余收获了爱情，和前者相比，这来之不易的感情似乎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中的伍媚，是典型的女强人，可是强大的内心和事业上的成就却更是衬托出爱情上的缺失，于是人们便会发出感慨“女人还是不要太强了，找一个好工作，家庭美满就可以了。”这便是国人对女性普遍的价值取向，现实生活中，很多女性工作的目的就是以办公室为交友平台，充分展示自我并最终找到真命天子，完成人生大事，结婚就意味着幸福，而工作，只是通往幸福的阶梯而已。而男权主义的思想似乎更加深了这一观点，3.地方差异与经济差距使女权主义发展不平衡

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上的发展不平衡尤为突出，而这种不平衡也体现在了女权在中国的发展上，从一些农村题材的电影与电视剧中我们不难看出，农村及一些不发达地区的女性在教育水平和生活方式上相较于发达城市的女性有着显著的差距，重男轻女的思想时有体现，“围着灶台转”的观念仍然根植于心，例如在电视剧《婆婆来了》中，女主人公何琳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而她来自农村的嫂子却与她形成了鲜明对比，她文化水平不高，包揽着家务农活，小心翼翼的恪守其道，相夫教子，却总遭到丈夫的抱怨甚至是殴打，这也是农村女性的真实写照。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中国的女权主义不但要在发达城市站稳脚跟，而且需要普及化，提高国民的整体意识。

参考文献：

[1]《女性权利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 [2]《女性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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