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保险公司综合竞争力分析
我国保险公司综合竞争力分析
2011-9-22
摘要:综合竞争力反映的是一个企业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根据客观性、相关性和可得性要求,在反映保险公司竞争力的众多指标中,保费收入和保费收入的平均增速等指标更适合作为保险公司综合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关键词:保险公司,综合竞争力,评价
综合竞争力是企业全部竞争力的综合体现,反映的是一个企业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本文用保费收入及其年平均增速作为评价指标,考察我国各保险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一、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与模型构建
目前,世界流行的企业竞争力排名中,美国《财富》杂志推出的“世界500强”以销售收入为依据进行排名,比较重视企业规模;《商业周刊》则是把企业市值作为主要依据;《福布斯》则综合考虑年销售额、利润、总资产和市值。然而这三种排名方法都不完全适合对我国保险公司进行综合竞争力排名。首先,我国多数保险公司成立时间尚短,如果仅以保费收入排名并不能真实反映公司的竞争力;其次,股票上市的保险公司很少,无法用市值排名;再者,许多保险公司成立时间短,还没有进入盈利期,同时,许多保险公司没有上市,很难得到准确的利润数据。
为此,作者曾以保费收入、保费收入平均增速、市场占比增减和市场排名升降等客观性指标作为保险公司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构建综合评价模型,并以2009年数据对我国中资寿险公司综合竞争力进行测定和排序。其中保费收入及其平均增速为核心指标,市场占比增减和市场排名升降为修正性指标,是两个加减分项。计算公式如下:
L=m×S+n×G+I+U(1)
其中,S和C分别为保费收入相对值、近年保费收入平均增速相对值;m为保费收入权重,n为近年保费收入平均增速权重,m+n=100%。I和U分别为市场占比增减赋值和市场排名升降赋值。
本次综合竞争力测评仍采用百分制,但对计算公式进行了优化,主要是取消了市场占比增减和市场排名升降的加减分项。因为从较长时间来看,二者的影响已经可由保费收入和近年保费收入平均增速体现。新的计算公式如下:
L=m×S+n×G(2)
其中,S和C仍然分别为当年的保费收入相对值和近年的保费收入平均增速相对值,S和C的赋值方式分别为保费收入和其平均增速的三次方根。m为保费收入权重,n为近年保费收入平均增速权重,m+n;100%。考虑到寿险受续期保费的影响,而财险没有续期保费的影响,故评价寿险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时,m取值80%,n取值20%;评价财险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时,m取值70%,n取值30%。
下面根据公式(2)对我国中资寿险公司和财险公司的综合竞争力进行测定和排序。
二、对我国中资寿险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测定
1.2010年中资寿险公司的保费收入。表1包含了所有2010年已经营业的中资寿险公司(剔除了各专业健康险公司)。在2010年中资寿险公司保费收入排名中,国寿股份和平安寿险位居第一和第二,而新华保险则是首次超越太保寿险位居第三,同时人保寿险已逼近泰康人寿。从2010年中资寿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排名来看,关于我国寿险市场三个集团划分中的第一集团需要重新界定:即在寿险第一集团中,分为A集团,包括国寿股份和平安寿险;B集团,包括新华保险、太保寿险、泰康人寿和人保寿险。
2.中资寿险公司近年保费收入平均增速。由于一些保险公司成立时间较短,或经营寿险业务时间较短,本文计算保费收入平均增速的具体计算方法为:一般取公司近5年的年度环比增速的算术平均值(不包括基期年份,下同),不足5年的以实际年数计算,最少为两年的平均值,少于两年的剔除,表2列出了符合上述条件的全部18家中资寿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平均增速,前4名均为2005年及以后成立的公司(平安养老虽然在2004年12月成立,但直到2007年才有普通寿险业务);而作为老三家的国寿股份、平安寿险、太保寿险排在最后3名;排在中间的则主要为1996年和2001年至2002年成立的寿险公司。这个结果是与公司所处的生命周期各阶段特点相吻合的。2005年后成立的新公司处于机构扩张和业绩增长的高速成长期,平均增速高;老三家处于稳定发展期,平均增速低,波动小。
说明:(1)国寿股份、平安寿险、太保寿险、泰康人寿、新华保险、太平人寿、民生人寿、生命人寿为2005-2010年5年增速的平均值;合众人寿、长城人寿、人保寿险为2007-2010年4年增速的平均值;嘉禾人寿、正德人寿为2008-2010年3年增速的平均值;华夏人寿、平安养老、信泰人寿、英大人寿、幸福人寿为2009-2010年两年增速的平均值。(2)2008年以后开业及2007年成立但当年没有业务的人寿公司没有纳入;华泰人寿因2009年变身外资寿险公司,故也没有纳入。
3.中资寿险公司综合竞争力。根据上述方法计算的2010中资寿险公司综合竞争力排序见表3。国寿股份以96.68分蝉联第一,平安寿险和人保寿险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与2009年相比,新华保险和泰康人寿的位置互换,主要是因新华保险的保费收入增长较快;幸福人寿跻身综合竞争力10强,排名第9,也主要是受益于保费收入的快速增长。
二、对我国中资财险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测定
1.2010年中资财险公司的保费收入。见表4。
2.中资财险公司近年保费收入平均增速。具体计算方法同寿险公司,结果见表5。
3.2010中资财险公司综合竞争力排序。同样根据公式(2)计算中资财险公司综合竞争力,其结果见表6。在2010年中资财险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排序中,前三名依次仍为人保股份、平安财产和太保财产,但是与2009年不同的是,太平洋财产与平安财产的距离在缩小,而平安财产与人保股份之间的距离略微拉大0.53分。2008年平安财产仅以0.2分的微弱优势领先太平洋财产,2009年却以3.11分的较大优势保持了领先。而2010年这种优势又缩小为1.32分。与2009年相比,大地财产的综合竞争力上升了4位,中华联合上升了1位,阳光财产上升了4位居第6,国寿财产下降了2位,永诚财产下降了1位。出口信用则在2009年大幅跃升13名居第4位后,2010年下降5位居第9位。2008年排名第6的都邦保险2009年下降6位跌出10强,2010年又回升了2位居第10位。华安财产在2009年曾大幅飙升15位跻身10强,位列第9,在2010年则下降5位居第14位。
上述对我国中资保险公司综合竞争力的测定,采用保费收入及其平均增速两项指标,并区分财险、寿险赋予不同权重的综合测定方法,它比用单指标测定更为客观。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项指标从长期看可以比较全面反映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但在短期内可能与公司其他某些指标的相关性不是很强;两项指标的权重值根据经验给出,主观性较大。这些都需要我们继续探索,不断完善。
第二篇: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分析
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分析
提示:在中央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下,今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一举扭转了下滑局面,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良好态势已经形成。但与此同时,专家提出,越是形势好,越是不能松劲,当前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将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市场化的思路,协调好粮食增产与粮食优质化的关系。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
设丝毫不能松劲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粮食总产量基本上呈现了“一年减两年增”3年一次的周期性波动。但是,从1997年开始,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波动周期和波动幅度都有了明显的负向调整:增产的时间缩短、增产幅度减小,减产的时间拉长、减产幅度变大。从近年来我国粮食总产量的变化态势看,近年来,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因此,对于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不可等闲视之。此外,下列三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我国对于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更应未雨绸缪、警钟长鸣,做好预防不测的准备。一是最近二三十年来,世界粮食产量增长趋缓、农业技术的增产效应减弱,这种现象极有可能继续下去;二是自1999年以来,各年粮食减产及粮食产不及需的情况,不仅出现在我国,同样出现在世界;三是从中长期的角度看,我国从世界市场上适度扩大粮食进口,即使不会面临进口总量的限制,也要防止面临运输可能性的制约。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应该突出重点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涉及的内容很多,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应该突出重点。就我国而言,重点应该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稳定或适度增加耕地面积,通过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防止工业化、城镇化过度挤占耕地,破坏基本农田,损害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在此方面,近年来中央采取的宏观调控和治理整顿措施,已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应该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
第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的抗灾减灾能力。我国近10年来各年粮食产量与成灾面积的关系,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国粮食增产的年份,同时也是成灾面积减少的年份;减产幅度比较大的年份,同时也是成灾面积比较大的年份。粮食产量与成灾面积之间呈现了高度一致的反向变动关系。比如,2000年和2003年的粮食减产幅度分别达到9.1和5.8,这两年的成灾面积分别比上年增加764万公顷和520万公顷;2002年的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近1,该年的成灾面积也比上年减少447万公顷。2003年,我国较上年减产粮食2600多万吨。有关专家估计,该年因灾比常年多减产1000万吨。可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的抗灾减灾能力,对于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积极意义。
第三,强化科学技术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的支撑作用。水资源短缺对我国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制约,可能大于耕地面积的影响。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和水资源浪费都比较严重的国家;今后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还将导致工业与农业之间、城镇与农村之间的水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因此,在普及科学的发展观、增强全社会节水意识的同时,加大对水资源等紧缺资源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组装集成及其推广应用力度,提高耕地质量和基本农田的产出能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的抗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进一步为增强粮食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提供科技支撑。
用市场化的思路加强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我国粮食价格长期低迷,而粮食种植成本却在不断攀升,挫伤了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是导致近年来粮食连年减产的重要原因。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有三个。第一,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其抗灾减灾的能力,以降低农民的粮食生产成本和粮食经营风险。二是加强对种粮农民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如今年出台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农业税减免等措施,对于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三,积极促进粮食的转化和加工,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来拓展粮食的市场空间,提高其增值能力。
按照市场化的思路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需要协调处理好粮食主产区与粮食主销区之间的关系。粮食主产区增加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际上是对粮食主销区的粮食安全做贡献。在鼓励粮食主产区稳定增加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要适度强化主销区在维护国家或省域粮食安全中的责任,包括投入责任;鼓励粮食主销区的地方政府及其储备粮系统,甚至农产品加工企业按照“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原则,与主产区之间加强合作,在主产区建立稳定的粮食生产基地。当然,对于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体系中的定位、作用和相互关系,也应将市场化的思路和国际化的视角结合起来,加强中长期研究。
按照市场化的思路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要协调处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与粮食增产的关系。各年的粮食产量,不
仅受到粮食生产能力的决定性影响,还受到气候等自然条件和农民投入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如果其他因素保持不变,那么,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必然导致一定时期内粮食产量的趋势性上涨。鉴于近年来我国粮食连年减产,2003年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三大主要粮食品种(水稻、玉米和小麦)同时减产的格局。所以,在短期内促进粮食生产的稳定回升,是其必要性,但
是,促进粮食产量的稳定回升,应以尊重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农民对粮食种植的选择权为条件;在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的同时,对此也应从长计议,由“藏粮于仓”适度转向“藏粮于地”、“藏粮于农业科技的支撑能力”、“藏粮于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藏粮于适应农村发展新阶段要求的健全的粮食市场宏观调控体系”;将主要通过生产环节要粮食安全,同通过改善粮食物流体系和流通体系要粮食安全有机结合起来,不应苛求通过层层下指标的方式,保证每年的粮食增产。
协调处理粮食增产与粮食优质化的关系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仅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也应该包括质量的内容,即粮食优质化、专用化和多样化。协调处理增加粮食产量与粮食优质化的关系,要吸取过去的教训,防止为片面追求粮食增产而导致粮食品质下降;将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与促进粮食向优势产区的集中结合起来。要防止为片面扩大市场短缺品种的粮食生产,而盲目推动这些品种的粮食生产向次适宜区和不适宜区过度扩张。为此,要加大国家优质粮食产业工程的实施力度,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逐步建立鼓励主产区稳定增加粮食生产的内在机制;在粮食主产区重点建设若干个优质专用粮食产业带和优质专用粮食生产基地。
防止为片面追求粮食增产而导致粮食品质下降,其重要途径之一是,结合加强农民培训,促进农民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推动常规农业和有机农业、生物技术农业的有效结合和良性互补,提高农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和投入产出效益。当前,世界上广泛使用的农业技术体系,大致有常规农业、有机农业和生物技术农业三大类。常规农业技术体系广泛使用化肥、农药,它在我国的广泛应用,虽然促进了农业或粮食增产,却也导致了我国农业资源利用的低效高耗和农业面源污染的扩大化。目前,我国农业的水资源利用效率不及发达国家的40,化肥中氮、磷的当季回收率分别仅为30和不足20。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技术壁垒越来越强,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含量的严重超标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与在我国普遍应用的常规农业技术体系的后续影响有很大关系。有机农业和生物技术农业的技术体系,有利于克服常规农业技术体系的缺陷,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上,也有诸多不足之处。因此,比较理想的方式是,在加快发展有机农业和生物技术农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将常规农业和有机农业、生物技术农业有效结合的方式,充分利用三者的互补效应,促进农产品优质化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的持续协调推进。
第三篇: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进出口贸易额成倍增长,外贸企业队伍不断扩大。在我国加进WTO和外贸经营权放开后,近年来又成长起来一批中小型外贸企业,正在成为我国外贸事业发展的新气力。那么,如何使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成长壮大,着力培育中小型外贸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成为一个事关外贸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题目。
关键词:中小型外贸企业;竞争上风;核心竞争力中小型外贸企业的地位与作用
中小型外贸企业是我国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发展的产物,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也是我国外贸事业发展的新生气力。目前,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已经在贸易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作用。
(1)活跃地方经济。中小型外贸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地方性资源,为发展地方经济服务。我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适合中小型外贸企业开发、利用的资源很多,弥补了大型外贸企业在这方面的不足。由于中小型外贸企业相对大型外贸企业来说更贴近地方经济,因此它们会挖掘和开发地方资源,促使实在现资源优化配置发挥上风,这对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积极开拓新市场。目前我国的整个社会供求关系己由供不应求转向供大于求,在这种供求状况下,企业必须致力于开拓新的市场机会,制定相应的市场策略,寻找市场间隙,才能保持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规模小、经营灵活,适合在国际大市场中寻找小机会,充分利用相对稀缺的资源开发市场,因此善于寻找新市场便成为他们生存与发展的上风。由于中小型外贸企业会不断努力往见缝插针地开发新市场,从而有利于使我国的国际市场走向多元化。
(3)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太高,企业间适应市场的程度和能力也差别较大,因此在短期内难以形成较为一致的贸易模式。与大型外贸企业相比,小型外贸企业的治理机制和经营模式比较贴近市场,克服了大型企业过往遗留下来的条条框框束缚,能够及时为市场上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也有利于促进企业的自我发展。中小型外贸企业存在的问题
(1)整体经营治理水平还比较低。我国的中小型外贸企业普遍偏重短期利益经营,缺乏长远规划,造成企业发展后劲不足。中小型外贸企业一般来说都要寻求出口代理商出口,销售渠道往往受代理商控制,商贸信息交流有限,使决策缺乏科学性。我国的很多中小型企业还将竞争理念停留在“物美价廉”的传统观念上,仅仅把价格作为竞争的主要手段,而在产品开发、营销策划、品牌推广和售后服务等非价格竞争的手段上投进甚少,造成长期的低价销售行为,使企业基本处于低水平经营治理状态。
(2)本钱上风两难,竞争无序化。我国的中小企业的竞争主要是建立在低本钱上风上,多数企业是靠低本钱争取到一定的国际市场份额。低本钱来自于两个因素,①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②产品科技含量和开发本钱低。在短期内,小型外贸企业或许利用这两个本钱上风得到一些市场、获得一些利润,但实在从长期看,这种上风很难持续。随着我国加进WTO市场化程度的进步,以及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劳动力和原材料低廉的上风自然会被国际社会公共本钱所取代,而不投进科技创新本钱仅靠模仿或加工别人享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出口,更无上风可言。然而,很多企业仍乐于追求低本钱竞争的空间,在国内市场上搞价格战,在国际市场上搞恶性竞争,使企业发展处于无序状态。
(3)专业性人才缺乏,人才流失严重。企业的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但是由于中小型外贸企业基础还比较薄弱,再加上现在用人机制上还存在问题,很多的中小型外贸企业难以招聘到合适的人才。甚至一些中小企业经过多年培养出来的业务骨干人才,也由于企业内部治理和激励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人才流失。
(4)抵御风险的能力弱。由于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起步较晚,经营治理经验不足,出口产品品种比较单一,市场缺乏多元化,风险意识差,因此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较弱。
中小型外贸企业存在的问题,是企业成长发展中必然碰到而且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企业逐渐培育和建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问题。要注重培育中小型外贸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又称为核心能力,是企业长时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蕴含于企业内部的、企业所独占的、能为企业带来价值性的特殊能力,它是支撑企业过往、现在和未来发展的竞争上风。1990年美国著名战略学家普拉哈德和哈默在《公司核心竞争力》一文中提出“核心竞争力”这个名词,其内涵包括以下特点:①价值性。核心竞争力应具备充分的用户价值,即能够给用户带来根本的好处与效用。②延展性。核心竞争力可以为一系列产品或服务提供支持,而不只是为一项产品提供服务。③关联性。核心竞争力不是孤立的,而是企业综合竞争力的一部分,不论是什么类型的企业,不论采取何种形式来安排价值链活动,企业的价值链是一条完整的链。④动态性。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在不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是不断变化的。⑤相对性。核心竞争力是一个企业相对于另一个企业而言,所具有的某一方面如技术方面的上风。⑥多样性。核心竞争力的构成的因素组合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资源,能力以及制度的组合,也可以是资源,技术和文化的组合。⑦难以模仿性。核心能力之所以使企业在较长的时期内取得竞争上风,关键在于此能力的难以模仿性,即不能被竞争对手轻易模仿。⑧累积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企业成员内部与企业间的学习过程逐步累积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过程就是企业不断的学习过程。综上所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息息相关,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是我国经济融进世界经济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加进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所面临的国内外市场环境的激烈竞争,实在质是对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长期考验。因此,注重和加强中小型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事关我国外贸事业长远发展的大局。针对目前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存在的题目和所处的困境,笔者以为,政府和企业都有责任从战略高度采取措施,以确保我国外贸企业的新生气力具有核心竞争力。只有这样,我国的外贸事业才能随着国民经济的腾飞,真正做到未雨绸缪可持续发展。
培育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关键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3.1 政府要加强宏观指导,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小外贸企业的发展,是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关系我国外贸事业兴旺发达的大事。一个外贸企业的成长壮大必然要经历一个复杂的磨练过程,在整个群体处于弱小的地位和阶段时,国家应给予必要的扶持和保护。(1)政府要加强宏观指导,从我国贸易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发展趋势,引导企业开辟国际市场的有利方向,使企业发展既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又避免盲目发展所带来的巨大风险;(2)政府制定鼓励外贸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政策法规,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企业循序渐进地调整自己的经营机制和发展方向,步进良性健康的发展轨道。
3.2 进步企业的治理创新能力
我国的中小外贸企业的治理水平普遍较低,企业缺乏长远发展战略,这对企业的成长壮大极为不利。因此进步企业的治理创新能力显得至关重要。首先要有一个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领导决策集体,把治理创新放在企业发展的重要地位,以创新的思路开拓业务,以创新的战略谋长远发展。其次,要建立一套符合企业发展的治理创新机制,把鼓励创新作为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治理核心内容,设立创新治理基金,为企业人才成长提供精神和物质保障。从进步企业治理创新能力进手,是解决外贸中小企业发展所面临诸多题目的突破口。
3.3 稳步推进中小型外贸企业制度改革
目前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尚未普遍推行,企业经营机制不顺,产权关系不清,也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企业自有资金少,负债高,包袱沉重等题目仍然存在。因此,中小型外贸企业改革应继续按照国家搞活放开小企业的精神,积极推进企业制度改革,在中小企业中广泛推行承包、租赁、股份合作制等灵活多样的机制,使其真正成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另外,通过产权改革,可使企业实现生产要素的重组和资产存量结构的调整,能够打破地区、部分、行业限制实行优化组合,加速中小型外贸企业的规模化、实业化、团体化进程。
3.4 进步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企业有了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够研制开发出满足市场需求的高技术、高质量产品。对于我国的中小型外贸企业来说,技术创新一直是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题目。没有技术创新,企业产品就没有生命力,靠仿制和加工企业难以做大做强。现在,由于中小外贸企业自有资金少、融资困难等原因,在技术创新上投进不足。要改变这种状态,除国家在金融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外,企业也要与社会机
构寻求合作机会,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技术创新。如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联合,采取多种形式合作,把学校的科研气力引进企业,开发新产品,既可以解决企业技术人才不足的矛盾,也可降低技术创新本钱,使研发与市场紧密结合,进步产品竞争力。
3.5 培育独特的企业文化
培育企业文化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底蕴,它是修养人才的蓄水池。培育独特的企业文化应从以下几方面进手:(1)倡导创新型文化。企业要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建立轻松愉快的沟通和交流的环境,使极富创造性的思想在企业内部得到充分开释。(2)创立学习型文化。21世纪是人才与科技竞争的时代,学习型组织有利于团队素质的进步,可以很快吸收消化竞争对手的上风成果,同时在学习中能使企业得到自我完善。另外通过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可以培养企业内浓厚的学习型文化,增强企业的知识积累,终极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的核心能力。(3)创建绿色环保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都在进步环保意识,作为外贸企业注重国际环保标准、迎合广大消费者的绿色健康消费观念,创建企业的绿色环保文化,既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应该树立的良好形象,这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3.6 以专业化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作为基础相对薄弱的中小型外贸企业,本身不具备与大型企业团体在国际舞台上竞争的实力,但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选择专业化的道路拓展市场空间。
综上所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息息相关,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是我国经济融进世界经济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加进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所面临的国内外市场环境的激烈竞争,实在质是对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长期考验。因此,注重和加强中小型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事关我国外贸事业长远发展的大局。针对目前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存在的题目和所处的困境,笔者以为,政府和企业都有责任从战略高度采取措施,以确保我国外贸企业的新生气力具有核心竞争力。只有这样,我国的外贸事业才能随着国民经济的腾飞,真正做到未雨绸缪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秋,朱海峰.提升我国企业核心竞争力对策研究[J].当代经理人, 2006,(04).
[2]王睿, 郑雯.提升我国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7,(04).
[3]杨笑冰,曹庆仁.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及其培育[J].企业经济, 2006,(05).[4]陈凤新, 卢锡慧.提升我国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J].团体经济研究, 2005,(13).
[5]郭瑛.外贸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J].当代经理人(下旬刊), 2006,(03).[6]Papows,jeff.Market Leadership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ublished By Nicholas Brealey Publications,2002.
第四篇:我国沿海氧化铝运输主要港口竞争力分析
一、外部竞争因素
外部竞争因素包括港口地理位置、直接腹地外贸氧化铝需求量、腹地氧化铝客户基础和氧化铝集疏运条件等四个因素。
1、港口地理位置。连云港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地理位置优越,陇海铁路和连霍高速公路将我国中西部的广大地区纳入了其腹地。我国电解铝厂绝大部分分布在资源较为丰富的中西部地区,而作为连云港腹地的河南、青海、甘肃、山西、陕西、湖北、宁夏等地电解铝厂占全国总量的60%以上,以上地区都是陇海、兰新铁路的辐射区域,连云港是其最佳中转港口。而日照港和青岛港距离较近,周边又有烟台港、威海港等港口,直接经济腹地很小,大部分都为以上港口交叉腹地,两港地理位置不如连云港。
2、直接腹地外贸氧化铝需求量。青岛港的氧化铝货源供给地区主要为山东和山西,以上地区氧化铝需求量较大,但地区内国产氧化铝量也非常大,对外贸氧化铝的需求较少。日照港的氧化铝货源供给地区主要为山东中西部和河南北部,以及青海等西部地区,该地区氧化铝需求量也很大,外贸氧化铝需求量也不小,但是,河南北部地区属于与连云港交叉腹地,货物产生分流,青海、甘肃等地区为日照港的潜在货源地区,外贸氧化铝需求量较大,目前日照港对该地区的辐射力有限。连云港的氧化铝货源供给地区主要为陇海铁路沿线的河南、山东、山西、甘肃和青海等省份,以上地区分布着多家电解铝企业,对氧化铝的需求量巨大,对外贸氧化铝的需求也占到全国的一半左右。连云港、日照港及青岛港由于距离较近,部分氧化铝货源供给腹地交叉重叠,竞争非常激烈,但总体上分析,连云港直接腹地内外贸氧化铝需求量最大,其次为日照港,青岛港直接腹地内的外贸氧化铝需求量最少。
3、腹地氧化铝客户基础。连云港是我国氧化铝进口第一港,氧化铝进口量约占全国近一半的份额,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氧化铝集散地和贸易中心,客户基础最为强大。多数企业反映连云港的服务非常好,对客户最为负责,这是连云港氧化铝客户基础较强的重要原因;青岛港凭借港口规模优势,把握住了一定量的货源,客户基础好于日照港;日照港的氧化铝运输业务起步较晚,且日照港与连云港腹地交叉,日照港目前也没有出台吸引货主转港的货源开发政策,客户基础比较薄弱。
4、氧化铝集疏运条件。我们通过对腹地电解铝企业氧化铝疏港的调查,腹地氧化铝疏港以铁路为主,公路为辅。连云港、青岛港氧化铝疏港中铁路、公路都占一定份额,日照港的氧化铝疏港基本为铁路方式。由于铁路运输成本低于公路运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客户优先考虑铁路运输。因此,哪个港口铁路运力充裕,哪个港口就在该因素上具有一定优势。目前,日照港的铁路疏港能力较大,连云港次之,青岛港氧化铝公路运量大于铁路运量。
根据以上因素分析,对三港的外部竞争因素进行评分,将各因素的评价值与相应的权重相乘,得出各港口在相应竞争要素上的相对竞争力强弱的加权分值。加总得到港口外部竞争因素的总加权分。连云港的外部竞争因素优势明显,为2.2,除集疏运条件略逊于日照港外,其他各项竞争因素均处于优势地位,青岛港为1.6,日照港最低为1.55。青岛港和日照港在外部竞争因素上竞争力相差不大。
二、内部竞争因素
内部竞争因素包括氧化铝接卸泊位、氧化铝接卸设备、氧化铝堆存库场、氧化铝接卸服务水平及氧化铝交易平台搭建等五个因素。
1、氧化铝接卸泊位。日照港、青岛港和连云港三港都有氧化铝专用泊位,都能接卸6万吨级以内船舶,接卸泊位竞争力因素相差不大。目前,连云港的氧化铝接卸码头有四个,靠泊能力大于日照港和青岛港。
2、氧化铝堆存库场。青岛港的氧化铝堆存能力达到70万吨以上,连云港的堆存能力也在50万吨以上。由于连云港氧化铝接卸量远大于青岛港,其库场有时出现阶段性紧张。而日照港由于氧化铝接卸量较少,其氧化铝专用库场面积较小,库场设备配备也不齐全,没有形
成专业化堆存。
3、氧化铝接卸设备。目前,三港都有氧化铝专业化卸船及灌包设备,卸船设备均为气吸式卸船机,有时也由门机协同接卸。日照港的氧化铝卸船机上自带灌包设备,是国内专业化程度最高、工艺最先进的氧化铝接卸设备。青岛港和连云港的卸船机工艺相近,自动化程度也较高。
4、氧化铝接卸服务水平。多家客户反映连云港的港口服务水平最高,对客户最为负责,且商检、海关等部门也都积极配合港口的氧化铝运输业务,给客户提供了极为方便的运输通道。青岛港的服务水平也较高,海关也对从青岛港进口的氧化铝提供了较为快捷的服务。日照港的氧化铝接卸工艺还不够成熟,接卸工艺不配套,接卸效率较低,且部分客户反映海关及商检等部门服务通道不畅通。
5、氧化铝交易平台。连云港港较好的氧化铝存储和交易平台使连云港港的氧化铝运输竞争优势尤其明显,目前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进口氧化铝集散中心和贸易中心。目前,中国铝业、五矿等贸易公司将连云港港作为其氧化铝中转基地,并进行氧化铝贸易。青岛港开展氧化铝运输时间较长,其氧化铝交易市场也有了一定发展。中国五矿从青岛港中转10多万吨,青岛鸿俊矿业从青岛港中转近10万吨,然后分销给没有进出口权的电解铝企业。日照港在这一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截至目前没有贸易公司在日照港操作氧化铝进口。
根据以上分析,对三港的内部竞争各因素进行评分,并得出各港口在相应竞争因素上的相对竞争力强弱的加权分值。加总得到港口内部竞争因素的总加权分。连云港得分为2.6,青岛港为2.3,日照港为1.65。从内部竞争因素来说,三港的竞争力相差较大。
三、三港口竞争态势分析
将外部竞争因素和内部竞争因素得分相加,得出总加权分,可以确定各港口处于竞争力格局中的强弱地位。从加权得分上可以看出,三个港口竞争力相差比较大,连云港得分4.8,青岛港次之,得分3.9,日照港得分3.2。竞争力分析结果与目前各港口氧化铝吞吐量一致,由此可以看出,港口竞争态势矩阵能较好地反映目前各港口在氧化铝接卸上的优劣势,也能分析出各港口在各竞争要素上的对比。
第五篇:核心竞争力分析
一、发展结构“头重脚轻”
重点突破基础领域,建立自己的生态体系
赛迪研究院公布的《2018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展望》提出,由于我国人工智能产业重应用技术、轻基础理论,底层技术积累薄弱,存在“头重脚轻”的结构不均衡问题,使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根基不稳。基层技术积累薄弱使人工智能核心环节受制于人,阻碍重大科技创新,不利于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从国家层面洞悉AI发展态势,重点突破基础领域,针对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加强对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底层算法模型的深入研究,并积极布局影响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前沿基础理论研究。现在国内也有一些小团队在做相关开发项目,有一定潜质,而且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应用开发者、非常多的应用场景、大体量的市场、蓬勃的创新创业环境等,这些都是国外比不了的。”
二、商业应用路径不明确
瞄准市场需求,实现落地是关键
据亿欧智库《2018中国智能商业落地研究报告》统计,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创业公司获得累计融资超过500亿元,但商业落地百强创业公司累计收入不足100亿元,90%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亏损。不少业内人士担心,国内人工智能领域存在巨大泡沫,或将迎来一波倒闭潮。《2018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展望》提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商业化应用路径尚不明确,商业落地痛点突出,致使近期实际商业价值变现难度较大。对初创企业而言,人工智能有门槛,创业成本较高。因此,建议企业不要太盲目,要尽快找准发力方向,而AI项目商业应用场景的落地是其成败与否的关键,快速积累核心技术优势,打造商业模式,才能做出真正有市场需求的产品,产生现金流。这也有助于人工智能行业回归理性。据《2017年中美人工智能创投现状与趋势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智能机器人与无人机相关技术创业最为火爆;其次为语义分析、语音识别、聊天机器人等自然语言系列技术;然后是人脸识别、视频/监控、自动驾驶、图像识别等计算机视觉系列技术;另外,情感计算包含心理学、语义、视觉、环境感知等多种复杂应用的技术也在慢慢成长。
三、专业人才成稀缺资源
加快AI及相关学科布局,培养跨学科人才
目前,人工智能最大痛点之一是人才难得,AI被炒得很热,稍微懂点算法的人一出来就能收到很多Offer,身价水涨船高。《2017年中美人工智能创投现状与趋势研究报告》指出,目前中国人工智能的人才培养已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人才缺失可能会对未来AI产业发展产生牵制作用。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人工智能全球大学排名中,前50名均位于欧美地区,我国大学无一上榜。此外,国内缺乏人工智能与传统行业的跨界人才,不利于AI在各垂直行业应用推广。据业内对中美AI人才分析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共有592家人工智能公司,拥有员工约39200名。相比之下,美国人才数量是我国两倍。据领英数据显示,我国从业经验10年以上的AI人才比例不足40%,而美国这一比例超过70%;美国人工智能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的人才数量占比分别为22.7%、37.4%和39.9%,而中国为3.3%、34.9%和61.8%。我国需加快人工智能及相关学科布局,高校加强学科建设,依托现有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培养跨学科人才,并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加大与人工智能企业、国外高校及相关机构的合作力度,打造多种形式人才培养平台;针对人工智能芯片、基础算法模型等重点领域,充分利用现有各类人才计划,并设立专门通道和定向优惠政策,加大对国际顶级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加快人才引进效率,扩大人才引进规模;重视培养贯通人工智能基础理论、软硬件技术、市场产品及垂直领域应用的纵向跨界人才,以及兼顾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和法律等横向跨界人才,以及兼顾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和法律等横向跨界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