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

第一篇：专访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

专访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正本清源 还原投行本来面目

作者：杨光 蔡宗琦

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2012-02-27 08:01:00

新一轮变革大幕正在开启。

形势在变。从中央领导的讲话，到新任证监会主席的求变，到证监会“定准底线、放大空间”的监管新思路，在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看来，行业新一轮大发展的时间窗口或许在悄然打开，“仔细看温家宝总理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创新被放在了监管的前面。”

经济在变。此时再提创新，绝非重喊口号。王东明认为，经过30余年改革开放，银行已经“大而不能倒”。我国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以及企业经营中的微观风险都缺乏分散通道和管理工具，证券行业的大发展将为疏导风险提供新的渠道。

行业在变。经过刮骨疗伤式的综合治理和20年历练，行业巨变。面对客户千差万别的需求，不论是为小微企业融资、解决地方融资缺口、扶持新兴产业，还是帮助企业出海、服务实体经济等，投行均大有可为，“自下而上”的创新早已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势变法移。王东明在接受中国证券报专访时呼吁，举行业之力，正本清源，现在是还原投资银行本来面目的最佳时机。

势变法移

中国证券报：推动证券公司加快创新并非新口号，但空喊多年至今仍创新不足，眼下再提创新提速，与以往面临的外部环境有何不同？现在是否为提速好时机？

王东明：最近两个月，对资本市场发展影响重大的政策层面正发生一些值得留意的变化。

首先，在经济政策层面，胡锦涛主席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四项任务，即扩大内需、发展实体经济、加快改革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实业兴国已成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在金融政策层面，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金融工作应坚持的五个原则，即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坚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坚持把防范化解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生命线、坚持自主渐进安全共赢的开放方针。

与此同时，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任后雷厉风行，一系列新政相继出台，体现出清晰的资本市场监管新思路。“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投资银行”和“坚持稳中求进，改善资本市场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健康成长”的言论深刻阐述未来投行和资本市场发展的新方向。

其次，我国金融系统风险和企业经营中的微观风险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分散和管理，现在重提证券行业创新，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提供大规模、多层次的产品和服务来分散整个金融行业和企业经营中的风险。

从宏观层面看，系统性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目前，银行业总资产111.5万亿元，是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经济体的大量风险集中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加上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受到抑制，银行业已经进入需要不停补充资本金以增大承担风险能力的恶性循环，“水多加面，面多加水”。加上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很高，前五大主体总资产占比超过50%，银行已经“大而不能倒”。

投行业务的本质是买卖的中介，功能是组织市场、提供流动性、撮合交易，多时点、多方向、多层次、多角度为客户提供服务，并赚取买卖佣金与差价，不会把过多风险留在资产负债表中。市场层次越复杂，产品越丰富，投资越多元化，风险分散的效果越明显。随着企业债、公司债等与实体经济紧密相关的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投行可以促进我国债券市场结构更加合理，可以促进债券的真实销售，实现风险的真正转移，将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通 过大规模、多层次的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进行逐步释放和分散，协助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

从微观层面看，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全球金融市场利率、汇率以及商品价格的变化对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逐步增大。从国家经济发展和战略安全出发，我国企业亟须培养与其国际经济地位匹配的风险管理能力，需要通过衍生产品、期货等化解和分散风险，而专业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以及资本市场执行能力是关键所在。

证券公司由于紧贴市场与客户，可以通过产品、服务的不断创新，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与风险分散功能，为客户在投资、融资、风险管理等领域提供量身定制的企业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并提供交易执行、交易对手、产品定价等相关服务。

总之，诸多信号显示，现在积极推进证券期货领域的改革开放正是实现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这一重要目标的必然路径。但在以往按牌照规定提供服务的体制下，行业发展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证券行业提供更多的服务和产品，我们必须回到市场中去，“自下而上”加速创新，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和产品。

中国证券报：你刚才提到了创新的必要性。其实，面对形势的转变，监管部门最近提出“定准底线，放大空间”。在放松管制大势所趋、行业创新空间扩大的大背景下，证券公司面临宏观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新局势，应如何应对？创新千头万绪，不能只说不干，行业可以从何处下手进行创新？

王东明：参照欧美市场经验，我认为中国的监管不要怕出小问题，首要的是预防出现系统性问题。具体操作上，可以要求市场主体做到信息披露完整透明，并明确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只要这个原则性的底线确定了，监管就要在这个底线上做大文章，只要查出存在的猫腻，就毫不手软地处罚，而且轻罚起不到监管的震慑作用，一定要重罚，这才是“警察”应该发挥的作用。

在创新提速的背景下，本土投行应该在两个方向上积极应对：一是继续向上呼吁放松管制，形成对产品创新的良好监管环境；二是向下多做实事，形成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案例，以点带面推进资本市场创新进程。

在第一个方面，中信证券于1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发表《放松管制，加快创新，提升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分析认为金融产品短缺制约了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因此呼吁监管层放松对金融产品生产过程的管制，让市场参与者自主生产、自主定价，恢复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同时，鼓励市场参与者成为产品创新的主导力量，加快产品创新。我们认为，以通道业务为主营业务的中国证券业，应当积极参与制度改革，充分做好准备。

对于第二个方面，我们认为本土投行自身必须多干实事，立即行动起来，激发证券行业的创新文化。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真正突破仍是来自于基层小岗村、深圳等样本点的推动，在资本市场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过程中，要想为实体经济服务，投行必须多做实事，主动形成案例。某种程度上，国内证券行业自身也需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从而与监管环境的宽松形成良好的上下互动。

事实上，投行为实体经济服务空间广阔，大有可为。比如，在解决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投行可做的创新业务有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私募公司债券、企业资产专项管理计划；在帮助地方政府解决融资缺口的难题上，可以鼓励投行发行非上市公司公司债券以及帮助其变现部分经营性资产；在促进经济、产业整合发展方面，可以通过并购基金、设立新兴产业基金、券商直投业务创新、REITs基金等起作用；在满足居民和企业财富管理需求上，投行可以在滚动回购业务、股权结构性产品、资产管理业务上进行创新；在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去”方面，本土投行可以通过设立外币并购基金、跨境另类投资方式发挥作用。此外，投行可以通过企业风险解决方案和银行间CDS业务来帮助企业管理风险，并帮助分散经济运行中的系统性风险等等。

服务实体经济

投行需有中国功夫

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我们相信资本市场和证券行业比其他金融系统拥有更多的办法和手段。

中国证券报：你刚刚提到了数十项业务，都是投行切实可行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但从融资角度来看，市场普遍认为投行只能通过新股承销或再融资等业务为上市公司融资。事实上，目前最为缺钱的并非上市公司而是小微企业。对于这些来自实体经济的需求，本土投行能否破题？

王东明：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确是我国当前经济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它们规模小，往往达不到“嫌贫爱富”的银行授信条件，其他融资渠道如担保公司、典当行、民间融资等运作还欠规范，风险高、融资成本高。尤其是在货币紧缩的2011年，小微企业民间借贷月息普遍高达5%-10%，局部高达8%-10%。在高息压力下，许多企业老板难以承受，最终发生跑路现象。

其实，投行的本质就是金融中介机构，天性就是经营风险，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服务，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时发挥重要的作用。

投行到底可以提供哪些服务？举两个例子。小微企业中不乏现金流较好的资产，投行可以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设立一个SPV，将这部分优质资产打包进行证券化，卖给其他人获得融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企业资产证券化。

再如，一些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企业想融资，但是又不愿意出售股权。这时，投行可以通过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为其提供融资。期初，客户与证券公司签署股票收益的转让合同和回购合同，客户进行股票质押并公证后获得资金。期末，客户与证券公司履行股票收益回购合同，并对相应股票进行解质押，客户归还资金和期间利息。

最近高收益债即将启动的消息传来。这实际上又增加了一个资本市场服务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行渠道。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我们相信资本市场和证券行业比其他金融系统拥有更多的办法和手段。

中国证券报：刚刚谈到证券行业应为分散金融行业系统性风险出力，但银行系统大量风险来自地方政府债务。201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高达10.7万亿元，2011-2013年进入还款高峰期。在解决地方政府融资缺口问题上，投行能否担纲？

王东明：我觉得投行可以与交易所积极开拓此类创新业务。

从目前来看，解决地方政府融资缺口的主要方式有市政债和城投债。2011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地政府自行发债试点，总规模229亿元。城投债则由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以发改委企业债、银行间交易商协会中票和短融三种形式存在。2011年底，城投债余额8100亿元左右，其中企业债7200亿元，中票和短融900亿元。

从未来几年看，平台公司发债、变现地方国有资产将是解决地方政府融资缺口的重要途径之一。市政债有其自身优点，如融资成本低等，但是大范围推广仍受制于《预算法》，且处理方式不够市场化。通过平台公司发债、变现地方国有资产等，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鼓励一些资质较好的平台公司或被出售的国有企业成为真正市场化的经营主体。

以平台公司发债为例。由于商业银行在融资平台上的风险暴露已经很高，如果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中票和短融，将不利于分散风险。因此，需要投行在交易所市场发行更多债券。比方说，为平台公司发行非上市公司债券。据证监会2007年颁布的《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均可发行公司债，为非上市公司发公司债不存在法律障碍。

中国证券报：中国经济转型越来越紧迫，调结构方面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但任务依然艰巨。一方面，新兴产业难挑大梁，另一方面，以钢铁、水泥为代表的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投行如何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整合？

王东明：一方面，PE在支持新兴产业发展中起着重要力量，而投资银行可以通过设立PE基金参与这一业务。例如，摩根士丹利旗下的PE基金参与了我国南孚电池、蒙牛、邦永科技等投资。另一方面，投资银行可以设立并购基金，促成各种形式的收购，通过高市盈率企业兼并低市盈率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完成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例如，20世纪早期JP摩根帮助钢铁大王卡内基成功整合了美国钢铁业。

目前，国内投行可以通过开展直投基金业务发挥上述作用。直投基金可以投资具有较好成长性的新兴产业，为其提供上市前的融资服务，并通过IPO等方式实现退出，这是通常所称的新兴产业基金。另外，直投基金可以在协助企业并购的过程中，投资被收购企业的股权，并在企业价值提升以后实现退出，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并购基金。2011年7月，证监会出台了《证券公司直投业务监管指引》，为新兴产业基金和并购基金提供了依据。

中国证券报：面对欧洲债务危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并未收缩战线，而是掀起新一波“出海”大潮。在这种趋势下，投行如何帮助国内企业搏击海外市场？

王东明：在国外，美国和日本的投行在本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华尔街投行就采用与外行代理合作的方式帮助本国公司在海外发行证券或作为投资者介入海外市场。在国内，近期中信产业基金与三一重工联手出资3.6亿欧元，收购德国混凝土泵生产商普茨迈斯特的全部股权，表明本土投行可以在企业“走出去”时发挥重要作用。

企业“走出去”多以跨境并购的形式进行。然而，海外并购往往需要支付大额的资金，一般企业在短时间内难以承受，需要外部资金支持。投行可以通过设立外币并购基金，为企业进行跨境并购提供融资。此外，投行在开展境外业务中，能够发现许多业务机会和优质资产，具有信息优势。因此，投行可以通过直接投资购买这些优质资产，然后，通过自己在国内的客户关系网络，将这些优质资产卖给适合的、欲“走出去”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证券公司实际上是扮演了一个资本中介的角色。这种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撮合交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国内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狼性”不足

投行亟待强化金融功能

与国际投行相比，国内投行在两方面的功能缺失或较弱。一是做市功能,二是托管、清算和支付功能。

中国证券报：你为什么认为我国证券公司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金融机构呢？本土投行的金融行业属性是否有所退化？

王东明：我们常常开玩笑说，现在的证券公司使用净资产经营，扩大投入只能动用资本金，没有负债没有贷款，和“小卖部”的操作模式相似。我们大声呼吁，应当逐渐恢复投行作为金融机构的本来面目。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但是证券公司的业务被严格限定在经纪、承销、自营、资产管理四张牌照范围内，不敢越雷池一步，许多业务让与了银行、信托等机构，在整个金融版图中逐渐被边缘化。某种程度上说，我国投行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狼性”不足，业务范围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客户需求的增加而扩大，丧失了投行的本源属性。

与国际投行相比，国内投行在两方面的功能缺失或较弱。一是做市功能，二是托管、清算和支付功能。以做市为例，在国外尤其是美国，投行是二级市场的做市商，为整个市场提供流动性，驱动整个市场的交易。尤其对非上市的和非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交易，通常需要采用做市商的交易制度，这样有利于提高流动性。

我国实体经济已对投行的上述功能有着现实需求，国内投行可以为各类金融产品提供做市服务，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这需要有关部门适当放开部分净资本监管指标以及证券公司发债，鼓励合适监管要求的负债经营。

例如，证券公司可以发行商业票据，即以证券公司为主体，发行无抵押或以所持有的金融资产为抵押，并结合证券公司信用评级等资质所发行的短期融资票据，通过证券公司票据，解决证券公司长期的资本金需求，做大资产负债表业务。这是发展大宗经纪、做市商制度、结构化融资等资本中介型业务的关键前提，也有助于帮助解决我国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失衡的问题。此外，国内投行可以在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一级登记托管体系下，开展二级托管业务作为补充，并申请开展第三方支付业务。

现在老有人比较，说中国整个证券行业的规模不如美国的一家投行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产品不丰富，服务不宽广。中国投行要想做大，只能依靠不断融资，这样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只有举行业之力，把市场做大了，投行自己才能变大。我们相信，内外部环境变局之下，未来三五年将是中国资本市场大发展的时期，也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大发展的时期。

正是看到了这一前景，我们在2012年的年初工作计划中明确规定，公司各项主营业务必须转型。我们反思自己，认为经纪、投行、自营和资管等主营业务都具有同质化经营、过度依赖股票市场、以产品为中心等特点。目前，我们的客户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特点难以很好地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加快业务转型。公司主营业务要从同质化竞争转向差异化竞争、以股为主的业务模式转向股债并重的多元化业务模式、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通过业务转型，我们将从被动的通道提供者走向市场组织者、流动性提供者、产品创造者、产品销售商、财富管理者和交易对手等多重角色，从一个标准化产品提供者变成一个综合金融服务提供者。

我想，我们提出的这三个转型，绝不是中信证券一家面临的问题，更是整个行业共同需要扭转思路谋发展的症结所在，若全行业都能行动起来进行转型，投行才能变成真正的金融机构。

中国证券报：有人说，因为证券行业规模太小，所以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贡献低，对居民财富管理帮助不大，那么让商业银行直接控股证券公司，是否就可以改变这种状况？

王东明：不行，这种方式不妥当。从短期看，商业银行的进入能够带来资本市场的繁荣；但长期看，将导致多样化金融的消失和金融风险的集中。一方面，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商业银行属于农耕文化，投资银行属于狩猎文化。两种不同文化下，企业创新的冲动、经营风险的意识是完全不一样的，用人机制、考核机制也是不同的，这种差别容易引发内部冲突，目前这种文化和机制的冲突在国内银行系基金公司管理上体现得比较明显。从全球范围看，大股东是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在资本市场上做得一般，而像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独立投行做的要好得多。这种差异，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金融生态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能够对冲系统性风险。由于中国经济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而来，这决定了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的特性，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因而投资银行小，但如果就此扼杀投资银行的成长空间，中国金融的多样性就会从此丧失。事实上，美国从1933年实行分业经营到1999年正式放开混业经营，中间有长达60多年时间供投资银行独立发展与壮大，从而才使得在混业经营后美国仍然保持了多样化的金融生态。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规模已经够大了，让商业银行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对其边际贡献较弱，反而难以分散整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目前商业银行已经建立了相关的投行部门，经营财务顾问、债券承销、并购融资等业务，但是收入占比不到5%，对商业银行的收入贡献有限。因此，即使放开商业银行控股证券公司，证券业务也不会受重视，也就谈不上做大。当前银行业总资产占金融行业总资产的90%以上，且一半以上资产集中在前5家银行。如果让商业银行控股证券公司，直接经营更多的证券业务，尤其是股票、衍生品等风险较高的业务，不仅不能显著增加商业银行的收入，反而会使商业银行的风险进一步强化和集中，变得更加“大而不能倒”。

创新先行 监管跟上

先创新、先发展并不意味着放弃监管，而是应等待产品和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后，监管再相应跟上。

中国证券报：在放松管制的大背景下，你有没有考虑过监管层和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投行业自身能否通过自律规避违规行为？投行业监管如何摆脱“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本土投行的创新行动需要监管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

王东明：人都有欲望和诉求，我无法保证任何一家公司，包括中信证券不出任何事情。但对于监管层而言，就像我前面已经提到的，监管防范的核心不是不出任何小问题，而是严防系统性风险，坚决避免金融行业的风险波及全社会。

此外，需要厘清的一个思路是，证券行业没有系统性风险并不意味着金融行业没有系统性风险。分散金融行业系统性风险最好的办法是增加金融系统的弹性，扩大其深度和广度，通过多层次、多角度、多时点的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分散、缓释和对冲系统性风险。中国社会这么大，就算证券行业管死了，金融行业也不可能万无一失，整个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是监管在先还是创新在先？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我们认为应该坚持先发展的态度。温家宝总理在本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金融创新是提升金融业服务水平和竞争力的关键。必须鼓励金融创新，为金融创新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监管条件。”我们发现，在温总理的这段话中，创新被置于监管之前。

而且先创新、先发展也并不意味着放弃监管，而是应等待产品和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后，监管再相应跟上。根据市场发展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监管措施，而不是什么创新都要求事先报告，把监管变成审批。

采取备案制的银行理财产品创新就是这个过程，2011年银行理财产品发行规模接近20万亿元，但银监会对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加强风险监管是在2011年10月以后，并没有由于担心风险而在发行之初就过多限制，在此期间，大量居民的理财需求得以满足。

我们建议监管机构在创新中采取先发展后监管的态度，从而实现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

我们注意到，最近监管层面已经出现积极主动的变化。比如，最近提出“以差异化监管推动市场发展”的观点，在创新中先推试点，再逐步扩大，证券业的管理不搞一刀切，用差异化监管，扶优限劣。这些变化大大鼓舞了资本市场信心。

总之，创新在先，鼓励实践，扩大规模，再行监管，是比较可行的操作方式。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多年的辉煌成就，源于自下而上的不断尝试与实践，中国本土投行同样应该抓住当前发展机遇，积极采取行动，主动进行创新，推动行业不断前行，共同促进资本市场繁荣，提升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

第二篇：正本清源 还原投行本来面目——专访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

正本清源 还原投行本来面目

——专访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

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2012-02-27 08:01:00

新一轮变革大幕正在开启

形势在变。从中央领导的讲话，到新任证监会主席的求变，到证监会“定准底线、放大空间”的监管新思路，在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看来，行业新一轮大发展的时间窗口或许在悄然打开，“仔细看温家宝总理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创新被放在了监管的前面。”

经济在变。此时再提创新，绝非重喊口号。王东明认为，经过30余年改革开放，银行已经“大而不能倒”。我国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以及企业经营中的微观风险都缺乏分散通道和管理工具，证券行业的大发展将为疏导风险提供新的渠道。

行业在变。经过刮骨疗伤式的综合治理和20年历练，行业巨变。面对客户千差万别的需求，不论是为小微企业融资、解决地方融资缺口、扶持新兴产业，还是帮助企业出海、服务实体经济等，投行均大有可为，“自下而上”的创新早已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势变法移。王东明在接受中国证券报专访时呼吁，举行业之力，正本清源，现在是还原投资银行本来面目的最佳时机。

势变法移

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证券行业提供更加多的服务和产品，我们必须回到市场中去，“自上而下”提速创新，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和产品。

中国证券报：推动证券公司加快创新并非新口号，但空喊多年至今仍创新不足，眼下再提创新提速，与以往面临的外部环境有何不同？现在是否为提速好时机？

王东明：最近两个月，对资本市场发展影响重大的政策层面正发生一些值得留意的变化。

首先，在经济政策层面，胡锦涛主席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四项任务，即扩大内需、发展实体经济、加快改革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实业兴国已成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在金融政策层面，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金融工作应坚持的五个原则，即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坚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坚持把防范化解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生命线、坚持自主渐进安全共赢的开放方针。

与此同时，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任后雷厉风行，一系列新政相继出台，体现出清晰的资本市场监管新思路。“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投资银行”和“坚持稳中求进，改善资本市场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健康成长”的言论深刻阐述未来投行和资本市场发展的新方向。其次，我国金融系统风险和企业经营中的微观风险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分散和管理，现在重提证券行业创新，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提供大规模、多层次的产品和服务来分散整个金融行业和企业经营中的风险。

从宏观层面看，系统性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目前，银行业总资产111.5万亿元，是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经济体的大量风险集中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加上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受到抑制，银行业已经进入需要不停补充资本金以增大承担风险能力的恶性循环，“水多加面，面多加水”。加上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很高，前五大主体总资产占比超过50%，银行已经“大而不能倒”。

投行业务的本质是买卖的中介，功能是组织市场、提供流动性、撮合交易，多时点、多方向、多层次、多角度为客户提供服务，并赚取买卖佣金与差价，不会把过多风险留在资产负债表中。市场层次越复杂，产品越丰富，投资越多元化，风险分散的效果越明显。随着企业债、公司债等与实体经济紧密相关的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投行可以促进我国债券市场结构更加合理，可以促进债券的真实销售，实现风险的真正转移，将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通过大规模、多层次的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进行逐步释放和分散，协助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

从微观层面看，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全球金融市场利率、汇率以及商品价格的变化对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逐步增大。从国家经济发展和战略安全出发，我国企业亟须培养与其国际经济地位匹配的风险管理能力，需要通过衍生产品、期货等化解和分散风险，而专业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以及资本市场执行能力是关键所在。

证券公司由于紧贴市场与客户，可以通过产品、服务的不断创新，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与风险分散功能，为客户在投资、融资、风险管理等领域提供量身定制的企业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并提供交易执行、交易对手、产品定价等相关服务。

总之，诸多信号显示，现在积极推进证券期货领域的改革开放正是实现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这一重要目标的必然路径。但在以往按牌照规定提供服务的体制下，行业发展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证券行业提供更多的服务和产品，我们必须回到市场中去，“自下而上”加速创新，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和产品。

中国证券报：你刚才提到了创新的必要性。其实，面对形势的转变，监管部门最近提出“定准底线，放大空间”。在放松管制大势所趋、行业创新空间扩大的大背景下，证券公司面临宏观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新局势，应如何应对？创新千头万绪，不能只说不干，行业可以从何处下手进行创新？

王东明：参照欧美市场经验，我认为中国的监管不要怕出小问题，首要的是预防出现系统性问题。具体操作上，可以要求市场主体做到信息披露完整透明，并明确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只要这个原则性的底线确定了，监管就要在这个底线上做大文章，只要查出存在的猫腻，就毫不手软地处罚，而且轻罚起不到监管的震慑作用，一定要重罚，这才是“警察”应该发挥的作用。

在创新提速的背景下，本土投行应该在两个方向上积极应对：一是继续向上呼吁放松管制，形成对产品创新的良好监管环境；二是向下多做实事，形成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案例，以点带面推进资本市场创新进程。

在第一个方面，中信证券于1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发表《放松管制，加快创新，提升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分析认为金融产品短缺制约了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因此呼吁监管层放松对金融产品生产过程的管制，让市场参与者自主生产、自主定价，恢复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同时，鼓励市场参与者成为产品创新的主导力量，加快产品创新。我们认为，以通道业务为主营业务的中国证券业，应当积极参与制度改革，充分做好准备。

对于第二个方面，我们认为本土投行自身必须多干实事，立即行动起来，激发证券行业的创新文化。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真正突破仍是来自于基层小岗村、深圳等样本点的推动，在资本市场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过程中，要想为实体经济服务，投行必须多做实事，主动形成案例。某种程度上，国内证券行业自身也需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从而与监管环境的宽松形成良好的上下互动。

事实上，投行为实体经济服务空间广阔，大有可为。比如，在解决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投行可做的创新业务有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私募公司债券、企业资产专项管理计划；在帮助地方政府解决融资缺口的难题上，可以鼓励投行发行非上市公司公司债券以及帮助其变现部分经营性资产；在促进经济、产业整合发展方面，可以通过并购基金、设立新兴产业基金、券商直投业务创新、REITs基金等起作用；在满足居民和企业财富管理需求上，投行可以在滚动回购业务、股权结构性产品、资产管理业务上进行创新；在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去”方面，本土投行可以通过设立外币并购基金、跨境另类投资方式发挥作用。此外，投行可以通过企业风险解决方案和银行间CDS业务来帮助企业管理风险，并帮助分散经济运行中的系统性风险等等。

服务实体经济 投行需有中国功夫

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我们相信资本市场和证券行业比其他金融系统拥有更多的办法和手段。中国证券报：你刚刚提到了数十项业务，都是投行切实可行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但从融资角度来看，市场普遍认为投行只能通过新股承销或再融资等业务为上市公司融资。事实上，目前最为缺钱的并非上市公司而是小微企业。对于这些来自实体经济的需求，本土投行能否破题？

王东明：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确是我国当前经济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它们规模小，往往达不到“嫌贫爱富”的银行授信条件，其他融资渠道如担保公司、典当行、民间融资等运作还欠规范，风险高、融资成本高。尤其是在货币紧缩的2011年，小微企业民间借贷月息普遍高达5%-10%，局部高达8%-10%。在高息压力下，许多企业老板难以承受，最终发生跑路现象。

其实，投行的本质就是金融中介机构，天性就是经营风险，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服务，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时发挥重要的作用。

投行到底可以提供哪些服务？举两个例子。小微企业中不乏现金流较好的资产，投行可以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设立一个SPV，将这部分优质资产打包进行证券化，卖给其他人获得融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企业资产证券化。

再如，一些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企业想融资，但是又不愿意出售股权。这时，投行可以通过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为其提供融资。期初，客户与证券公司签署股票收益的转让合同和回购合同，客户进行股票质押并公证后获得资金。期末，客户与证券公司履行股票收益回购合同，并对相应股票进行解质押，客户归还资金和期间利息。

最近高收益债即将启动的消息传来。这实际上又增加了一个资本市场服务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行渠道。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我们相信资本市场和证券行业比其他金融系统拥有更多的办法和手段。

中国证券报：刚刚谈到证券行业应为分散金融行业系统性风险出力，但银行系统大量风险来自地方政府债务。201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高达10.7万亿元，2011-2013年进入还款高峰期。在解决地方政府融资缺口问题上，投行能否担纲？

王东明：我觉得投行可以与交易所积极开拓此类创新业务。

从目前来看，解决地方政府融资缺口的主要方式有市政债和城投债。2011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地政府自行发债试点，总规模229亿元。城投债则由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以发改委企业债、银行间交易商协会中票和短融三种形式存在。2011年底，城投债余额8100亿元左右，其中企业债7200亿元，中票和短融900亿元。

从未来几年看，平台公司发债、变现地方国有资产将是解决地方政府融资缺口的重要途径之一。市政债有其自身优点，如融资成本低等，但是大范围推广仍受制于《预算法》，且处理方式不够市场化。通过平台公司发债、变现地方国有资产等，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鼓励一些资质较好的平台公司或被出售的国有企业成为真正市场化的经营主体。

以平台公司发债为例。由于商业银行在融资平台上的风险暴露已经很高，如果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中票和短融，将不利于分散风险。因此，需要投行在交易所市场发行更多债券。比方说，为平台公司发行非上市公司债券。据证监会2007年颁布的《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均可发行公司债，为非上市公司发公司债不存在法律障碍。

中国证券报：中国经济转型越来越紧迫，调结构方面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但任务依然艰巨。一方面，新兴产业难挑大梁，另一方面，以钢铁、水泥为代表的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投行如何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整合？

王东明：一方面，PE在支持新兴产业发展中起着重要力量，而投资银行可以通过设立PE基金参与这一业务。例如，摩根士丹利旗下的PE基金参与了我国南孚电池、蒙牛、邦永科技等投资。另一方面，投资银行可以设立并购基金，促成各种形式的收购，通过高市盈率企业兼并低市盈率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完成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例如，20世纪早期JP摩根帮助钢铁大王卡内基成功整合了美国钢铁业。

目前，国内投行可以通过开展直投基金业务发挥上述作用。直投基金可以投资具有较好成长性的新兴产业，为其提供上市前的融资服务，并通过IPO等方式实现退出，这是通常所称的新兴产业基金。另外，直投基金可以在协助企业并购的过程中，投资被收购企业的股权，并在企业价值提升以后实现退出，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并购基金。2011年7月，证监会出台了《证券公司直投业务监管指引》，为新兴产业基金和并购基金提供了依据。

中国证券报：面对欧洲债务危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并未收缩战线，而是掀起新一波“出海”大潮。在这种趋势下，投行如何帮助国内企业搏击海外市场？

王东明：在国外，美国和日本的投行在本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华尔街投行就采用与外行代理合作的方式帮助本国公司在海外发行证券或作为投资者介入海外市场。在国内，近期中信产业基金与三一重工联手出资3.6亿欧元，收购德国混凝土泵生产商普茨迈斯特的全部股权，表明本土投行可以在企业“走出去”时发挥重要作用。

企业“走出去”多以跨境并购的形式进行。然而，海外并购往往需要支付大额的资金，一般企业在短时间内难以承受，需要外部资金支持。投行可以通过设立外币并购基金，为企业进行跨境并购提供融资。此外，投行在开展境外业务中，能够发现许多业务机会和优质资产，具有信息优势。因此，投行可以通过直接投资购买这些优质资产，然后，通过自己在国内的客户关系网络，将这些优质资产卖给适合的、欲“走出去”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证券公司实际上是扮演了一个资本中介的角色。这种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撮合交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国内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狼性”不足 投行亟待强化金融功能

与国际投行相比，国内投行在两方面的功能缺失或较弱。一是做市功能,二是托管、清算和支付功能。

中国证券报：你为什么认为我国证券公司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金融机构呢？本土投行的金融行业属性是否有所退化？

王东明：我们常常开玩笑说，现在的证券公司使用净资产经营，扩大投入只能动用资本金，没有负债没有贷款，和“小卖部”的操作模式相似。我们大声呼吁，应当逐渐恢复投行作为金融机构的本来面目。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但是证券公司的业务被严格限定在经纪、承销、自营、资产管理四张牌照范围内，不敢越雷池一步，许多业务让与了银行、信托等机构，在整个金融版图中逐渐被边缘化。某种程度上说，我国投行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狼性”不足，业务范围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客户需求的增加而扩大，丧失了投行的本源属性。

与国际投行相比，国内投行在两方面的功能缺失或较弱。一是做市功能，二是托管、清算和支付功能。以做市为例，在国外尤其是美国，投行是二级市场的做市商，为整个市场提供流动性，驱动整个市场的交易。尤其对非上市的和非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交易，通常需要采用做市商的交易制度，这样有利于提高流动性。

我国实体经济已对投行的上述功能有着现实需求，国内投行可以为各类金融产品提供做市服务，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这需要有关部门适当放开部分净资本监管指标以及证券公司发债，鼓励合适监管要求的负债经营。

例如，证券公司可以发行商业票据，即以证券公司为主体，发行无抵押或以所持有的金融资产为抵押，并结合证券公司信用评级等资质所发行的短期融资票据，通过证券公司票据，解决证券公司长期的资本金需求，做大资产负债表业务。这是发展大宗经纪、做市商制度、结构化融资等资本中介型业务的关键前提，也有助于帮助解决我国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失衡的问题。此外，国内投行可以在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一级登记托管体系下，开展二级托管业务作为补充，并申请开展第三方支付业务。

现在老有人比较，说中国整个证券行业的规模不如美国的一家投行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产品不丰富，服务不宽广。中国投行要想做大，只能依靠不断融资，这样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只有举行业之力，把市场做大了，投行自己才能变大。我们相信，内外部环境变局之下，未来三五年将是中国资本市场大发展的时期，也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大发展的时期。

正是看到了这一前景，我们在2012年的年初工作计划中明确规定，公司各项主营业务必须转型。我们反思自己，认为经纪、投行、自营和资管等主营业务都具有同质化经营、过度依赖股票市场、以产品为中心等特点。目前，我们的客户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特点难以很好地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加快业务转型。公司主营业务要从同质化竞争转向差异化竞争、以股为主的业务模式转向股债并重的多元化业务模式、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通过业务转型，我们将从被动的通道提供者走向市场组织者、流动性提供者、产品创造者、产品销售商、财富管理者和交易对手等多重角色，从一个标准化产品提供者变成一个综合金融服务提供者。

我想，我们提出的这三个转型，绝不是中信证券一家面临的问题，更是整个行业共同需要扭转思路谋发展的症结所在，若全行业都能行动起来进行转型，投行才能变成真正的金融机构。

中国证券报：有人说，因为证券行业规模太小，所以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贡献低，对居民财富管理帮助不大，那么让商业银行直接控股证券公司，是否就可以改变这种状况？

王东明：不行，这种方式不妥当。从短期看，商业银行的进入能够带来资本市场的繁荣；但长期看，将导致多样化金融的消失和金融风险的集中。一方面，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商业银行属于农耕文化，投资银行属于狩猎文化。两种不同文化下，企业创新的冲动、经营风险的意识是完全不一样的，用人机制、考核机制也是不同的，这种差别容易引发内部冲突，目前这种文化和机制的冲突在国内银行系基金公司管理上体现得比较明显。从全球范围看，大股东是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在资本市场上做得一般，而像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独立投行做的要好得多。这种差异，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金融生态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能够对冲系统性风险。由于中国经济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而来，这决定了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的特性，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因而投资银行小，但如果就此扼杀投资银行的成长空间，中国金融的多样性就会从此丧失。事实上，美国从1933年实行分业经营到1999年正式放开混业经营，中间有长达60多年时间供投资银行独立发展与壮大，从而才使得在混业经营后美国仍然保持了多样化的金融生态。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规模已经够大了，让商业银行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对其边际贡献较弱，反而难以分散整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目前商业银行已经建立了相关的投行部门，经营财务顾问、债券承销、并购融资等业务，但是收入占比不到5%，对商业银行的收入贡献有限。因此，即使放开商业银行控股证券公司，证券业务也不会受重视，也就谈不上做大。当前银行业总资产占金融行业总资产的90%以上，且一半以上资产集中在前5家银行。如果让商业银行控股证券公司，直接经营更多的证券业务，尤其是股票、衍生品等风险较高的业务，不仅不能显著增加商业银行的收入，反而会使商业银行的风险进一步强化和集中，变得更加“大而不能倒”。

创新先行 监管跟上

先创新、先发展并不意味着放弃监管，而是应等待产品和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后，监管再相应跟上。

中国证券报：在放松管制的大背景下，你有没有考虑过监管层和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投行业自身能否通过自律规避违规行为？投行业监管如何摆脱“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本土投行的创新行动需要监管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

王东明：人都有欲望和诉求，我无法保证任何一家公司，包括中信证券不出任何事情。但对于监管层而言，就像我前面已经提到的，监管防范的核心不是不出任何小问题，而是严防系统性风险，坚决避免金融行业的风险波及全社会。

此外，需要厘清的一个思路是，证券行业没有系统性风险并不意味着金融行业没有系统性风险。分散金融行业系统性风险最好的办法是增加金融系统的弹性，扩大其深度和广度，通过多层次、多角度、多时点的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分散、缓释和对冲系统性风险。中国社会这么大，就算证券行业管死了，金融行业也不可能万无一失，整个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是监管在先还是创新在先？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我们认为应该坚持先发展的态度。温家宝总理在本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金融创新是提升金融业服务水平和竞争力的关键。必须鼓励金融创新，为金融创新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监管条件。”我们发现，在温总理的这段话中，创新被置于监管之前。

而且先创新、先发展也并不意味着放弃监管，而是应等待产品和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后，监管再相应跟上。根据市场发展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监管措施，而不是什么创新都要求事先报告，把监管变成审批。

采取备案制的银行理财产品创新就是这个过程，2011年银行理财产品发行规模接近20万亿元，但银监会对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加强风险监管是在2011年10月以后，并没有由于担心风险而在发行之初就过多限制，在此期间，大量居民的理财需求得以满足。

我们建议监管机构在创新中采取先发展后监管的态度，从而实现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

我们注意到，最近监管层面已经出现积极主动的变化。比如，最近提出“以差异化监管推动市场发展”的观点，在创新中先推试点，再逐步扩大，证券业的管理不搞一刀切，用差异化监管，扶优限劣。这些变化大大鼓舞了资本市场信心。

总之，创新在先，鼓励实践，扩大规模，再行监管，是比较可行的操作方式。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多年的辉煌成就，源于自下而上的不断尝试与实践，中国本土投行同样应该抓住当前发展机遇，积极采取行动，主动进行创新，推动行业不断前行，共同促进资本市场繁荣，提升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

第三篇：中信王东明先生提出的证券创新业务及详细解释

1、股权管理类产品——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其业务目的是: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客户,通过该业务获得期限灵活的资金融通。该业务主要是满足大股东的融资需求,与股票买断式回购业务的最大区别是股票不用过户。

对该业务描述为:期初,客户与证券公司签署股票收益的转让合同和回购合同,客户还须进行股票质押并强制公证,股票质押合同作为担保附属于收益的转让合同,以确保收益转让合同的履行,股票质押完成后,客户获得资金;期末,客户与证券公司履行股票收益回购合同,并对相应股票进行解质押,客户归还资金和期间利息。

实现路径:不存在法律障碍,需要监管部门在合规方面给予明确。

2、股权管理类产品——约定收益的股票回购业务。

其业务目的是:股票买断式和质押式回购只能满足客户融资需求,而股权增值保值需求缺乏较好的解决方案。因此,设计并提供同时满足投资者融资和市值管理需求的产品具有现实意义。

对该业务描述为:投资者以约定价格向证券公司卖出标的证券,并约定在未来某一日期按照另一约定价格购回。购回金额与证券价格表现挂钩:若股价下跌,投资者可以获得约定的收益补偿;若股价上涨,投资者仍可享有上涨收益。在此过程中,证券公司本质上向投资者出售了一份认沽期权,并通过操作待购回的标的证券复制该期权实现对冲,从中赚取利息收入和期权价差。

实现路径:允许证券公司在客户融资期间操作待购回的标的证券;提高结算效率,缩短时间。

3、风险管理类产品——股票收益互换业务

其业务目的是:商业银行发行股票挂钩产品(与股票收益挂钩、但是保本),需要在市场上寻找对冲服务商,证券公司可以作为对手方。

对该业务描述为:商业银行向证券公司支付名义本金对应的固定利息,证券公司向商业银行支付名义本金对应的股票挂钩收益。证券公司通过对冲策略保证该股票挂钩收益的下限不为负,并从中赚取收益(固定利息-对冲成本)。

实现路径:不存在法律障碍,建议监管部门在合规方面给予明确。

4、衍生产品业务——银行间市场CDS业务

其业务目的是:国际投资银行的FICC业务,通过产品设计、境内外套利、资产负债方案提供等方式,为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国内证券公司需要参与更多的衍生品业务。对该业务描述为:国内固定收益类创新产品主要在银行间市场,包括利率互换(IRS)和信用风险缓释合约(CRM)。IRS已有部分证券公司可以参与,而CRM(类似CDS)则都不能参与。目前,人民银行比较支持,但是证监会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实现路径:建议证监会鼓励证券公司开展此类业务。

5、房地产信托产品——私募REITS业务

其业务目的是:交易所REITS(标准化REITS)目前存在较大障碍,需要大量法规配套。证券公司可以通过设立有限合伙制基金开展私募REITS业务。这一方面有利于满足投资者需求,另一方面有利于培育优质资产池,为交易所REITS推出做准备。

对该业务描述为:通过直投子公司作为GP募集资金并设立直投基金,投资房地产物业并获取租金收益。

实现路径:实现路径:不存在法律障碍,建议允许直投子公司设立直投基金,简化行政审批程序。

6、并购融资类产品——(外币)并购基金

其业务目的是:产业整合和“走出去”是中国企业重要发展方向,这个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并购融资需求。证券公司可以通过并购基金,为企业并购提供融资安排。

对该业务描述为:通过直投子公司或境外直投子公司募集资金设立(外币)直投基金,投资被收购企业的股权,并在企业价值提升后实现退出。

实现路径:不违反《证券公司直投业务监管指引》精神,需要监管部门给予明确

7、债务融资类产品——非上市公司公司债券

其业务目的是:当前交易所公司债券仅限于上市公司,而非上市公司对在交易所发行公司债券也有较大需求,该业务主要满足此类需求。

对该业务描述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均可经过证监会核准发行公司债券。因此,可参照现有公司债流程发行非上市公司公司债券。实现路径:不存在法律障碍,建议监管部门出台相关业务指引。

8、债务融资类产品——私募公司债券

其业务目的是:现有公司债均通过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对发债主体资质以及信息披露方面有较为严格的要求。随着固定收益市场的扩大和深化,融资方和投资方开始对私募债券产生需求。

对该业务描述为:参照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定向票据形式私募债券的注册制度。实现路径:修改《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将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同时明确“发债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百分之四十”仅适用于公开发行,与《证券法》的规定保持一致。

9、专项资产管理产品——滚动回购业务

其业务目的是:当前证券公司产品供给以高风险为主,对中低风险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亟待创设现金管理类产品满足投资者的需要,滚动回购业务可达此目的。对该业务描述为: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将交易所债券及银行间市场债券引入作为质押品,证券公司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作为质押品向投资者融入资金,客户于回购到期时收回融出资金并获得相应收益的回购交易。

实现路径:不存在法律障碍,需要监管部门出台相关业务指引。

10、专项资产管理产品——资产证券化业务

其业务目的是:企业通过优质资产证券化融资、银行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提高流动性,证券公司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业务满足此类需求。

对该业务描述为: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设立一个SPV,将企业优质资产或银行信贷资产打包、证券化后销售给投资者,达到融资或者风险分散的目的。

实现路径:不存在法律障碍;建议放开保险、社保等机构投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建议降低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风险准备要求(目前为8%)。

11、专项资产管理产品——另类资产管理业务

其业务目的是:当前证券公司仅能提供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而以外汇、商品、贵金属、纸黄金、艺术品等为投资标的的资产管理产品仍没有,投资范围比较狭窄。

对该业务描述为: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设立一个SPV,将外汇、商品、贵金属、纸黄金、艺术品的收益权打包、证券化后销售给投资者,达到资产管理业务投资范围扩大的目的。实现路径:建议监管部门放开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基础资产的范围。

12、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方向

按海外先进经验,对机构的监管和业务的监管要分开,对同一性质的业务持同样的监管标准。证券公司资管产品发行适用于《信托法》。依据证券公司的综合业务平台和竞争优势,为客户提供多样化、有特色、差异化的产品。寻求在财富管理产品、未上市股权、REITS、融资融券、商品期货、QDII等方面的创新。

第四篇：中信集团董事长致辞

2009年是新中国建立60周年，也是中信集团成立30周年。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使得这一年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成为中信集团在新世纪经受最严峻考验的一年。在外部环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中信集团积极采取并不断完善应对措施，稳步推进改革、创新、整合和发展，经营业绩创历史最好水平，主要经营指针增幅均在30%以上，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幅，整体盈利能力、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上述业绩来之不易，它是中信集团全体员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团结奋斗、共克时艰的成果，也得益于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在此，谨向全体员工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

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中信集团圆满完成了经济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窗口的历史使命，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面向未来，中信集团要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合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发展要求的经营管理模式，加强系统化、制度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经营管理，努力提升原有优势，不断创造新的优势，实现由大变强和长期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发挥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010年是为“十二五”规划启动实施奠定良好基础的重要一年。中信集团将制定“十二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工作重点和主要任务，强化战略管理和导向，统筹各项业务协调发展。要加快经营方式转变，优化业务结构，注重提高效率，提升协同效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协调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增长能力。要继续推进改革和整合工作，完善治理结构，合理有效配置资源，推动资源向重点业务和高效领域集中。要加强执行力建设，着力抓好重大投资和承建项目的实施与监管，确保实现预期目标。要实行全面风险管理，将风险管理的理念、流程和保障措施融入经营管理活动全过程，把握关键环节，严格控制风险，确保安全运营和健康发展。

在新的一年，中信集团要弘扬优良传统，加快前进步伐，提升整体竞争力，开创发展新局面，为最终成为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大型企业集团而不懈奋斗。

第五篇：中信证券绩效考核制度(精)

中信证券绩效考核制度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切实履行《公司法》、《证券法》,维护股东利益最大化,建立有效的薪酬激励和约束机制,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在公司整体人力资源管理框架下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对象为与公司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书》,并在公司领取薪 酬的员工。

第三条公司薪酬管理应遵守以下基本原则:(一薪酬与公司整体业绩挂钩;(二薪酬与风险、责任相一致;(三薪酬激励与薪酬约束相统一;(四短期激励与中长期激励相结合;(五薪酬分配市场化、货币化、规范化;(六薪酬制度改革与相关配套改革同步进行。第二章管理机构

第四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制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准并进行考 核;负责制定、审查、落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对董事会负责。第五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如下:

(一根据金融及证券行业的特点,根据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岗位的主要范围、职责、重要性以及其他相关单位相关岗位的薪酬水平,制定并执行适合市场环境变化的绩效评价体系、具备竞争优势的薪酬方案以及与经营业绩相关联的奖惩激励措施;(二薪酬政策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绩效评价标准、程序及主要评价体系,奖 励和惩罚的主要方案和制度等;(三根据董事会审定的薪酬方案,审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行职责情况,并对其进行绩效考评;(四负责对公司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五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第六条人力资源部是公司负责员工薪酬管理的专门机构,具体承办有关薪 酬管理的各项事宜。第三章薪酬构成与确定

第七条员工薪酬由基本年薪、效益年薪、特殊奖励和保险福利构成。第一节基本年薪

第八条基本年薪是员工基本收入。基本年薪的确定通过员工的岗位职 级工资标准套定得到,岗位职级工资标准主要根据工作职责、承担责任、重要性、经营规模、同业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

第九条公司按照特殊薪酬待遇引进的关键人才,可不套定岗位职级工资标 准,具体薪酬标准(含工资和奖金,及其他福利通过劳资双方协商确定。第十条根据当年绩效评估结果,人力资源部汇总晋级晋档员工名单,经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审核批准后,其基本年薪按照晋升后职级标准进行调整。第二节效益年薪

第十一条为了平衡业务风险和财务目标,公司明确采取分享制的效益年薪 激励原则,反对提成。在肯定业务线创造利润的前提下,效益年薪分配首先“向业务倾斜、向盈利业务倾斜、向重要创新业务倾斜”;同时充分承认中后台部门对公司的作用和价值。

第十二条效益年薪与公司当年经营业绩挂钩。公司每按董事会审议批 准的比例,从财务利润中提取效益年薪总额。

第十三条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业绩考核结果,在董事会 审批的范围内审议确定董事长(专职、全面负责公司工作效益年薪,同时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考核,确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效益年薪总额。

第十四条董事长根据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经营状况及高级 管理人员的业绩考核结果,结合细化的分类指标,确定每位高级管理人员的效益年薪发放标准。

第十五条员工效益年薪确定流程基于公司行政汇报关系管理,遵循绩效考 核结果,由各级权限管理负责人分级确定。最终汇总结果报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审批。

第三节特殊奖励

第十六条为尽快打造公司核心竞争力,鼓励创新协助精神,公司设立“创 新奖”、“协作奖”、“忠诚奖”等特殊奖励。

第十七条为鼓励业务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公司设立“创新奖”,每由公司“新业务新产品推进委员会”发起评选。“创新奖”的推荐、评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鼓励员工积极提交自主创新方案。创新奖励的额度由公司经营管理层决策确定,该奖金额度在公司整体效益年薪总额内列支。第十八条为有效推动横向协作机制的建设,鼓励、表彰、奖励员工相互合

作精神,公司设立“协作奖”。奖励方式由“新业务新产品推进委员会”当年确定,可采用个人学习奖励、境内外培训奖励等多种形式。

第十九条为保证人力资源核心队伍的稳定,实施有效的人才引进战略,公 司设立“忠诚奖”,“忠诚奖”采取至少延期三年的方式支付,以鼓励员工长期服务于公司,增强整体竞争力。“忠诚奖”按利润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具体方案及实施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决定。

第二十条公司进一步探讨可持续实施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关方案和计划在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董事会审批。第四节保险福利

第二十一条公司和员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各项社会统筹保险、企业年 金和住房公积金,有关社会统筹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按照属地化原则进行管理。第二十二条为提高员工的医疗保障水平,在基于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 公司为员工建立商业医疗保险,保险金由公司承担。第四章薪酬兑现

第二十三条员工基本年薪列入公司成本,按月支付。

第二十四条员工效益年薪列入公司成本。员工当效益年薪分配标准，按照确定的审批流程核准后,在下一依据纳税安排支付。

第二十五条员工的各项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应由个人承担的部分,由公司 从基本年薪中代扣代缴,应由公司承担的部分由公司支付。第二十六条员工特殊奖励的发放根据具体奖励制度的规定办理。第五章绩效管理与考核 第一节绩效管理

第二十七条绩效管理的长期愿景:从根本上建立一个提高公司业绩和改进 全员业绩表现的良性循环体系。

第二十八条绩效管理的近期目的:力争通过全面、客观、科学的衡量和评 价,来体现全体员工对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贡献程度和实际业绩表现。第二十九条绩效管理的两大支柱体系:目标管理与预算管理。配合绩效管 理的实施,公司已制定并实践全面目标管理与预算管理。绩效管理、目标管理和预算管理等三项管理体系的全面设计和配套实施,是绩效管理有效运行的基础。第三十条公司启用编制《业务计划书》来实现统一规范化的目标管理模式。《业务计划书》包括预算管理、绩效评估平衡计分卡、业务规划、资源配备、人力资源等内容,以目标管理的方式促进公司的业务规范和高效运行。

第二节绩效考核

第三十一条公司已对管理层、各业务线、部门及岗位,制订了全面的绩效 考核体系。根据公司战略,各机构应设计切合实际的全面平衡的绩效考核指标。除评估财务绩效的收入性指标外,市场占有率、合规性指标(客户满意度、客户

投诉率、交易系统安全可靠、被监管机关警告、通报批评甚至采取其他监管措施的情况等综合评价指标应做明确的定义与要求,以确保公司平稳发展。

第三十二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考评每年年终进行一次。考评时, 各高级管理人员分管业务的绩效目标将与其岗位胜任能力目标相结合。绩效目标根据公司经营计划指标和重点工作分解得到;岗位胜任能力包括战略决策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市场应变能力、开拓创新能力、风险防范能力、驾驭复杂局面能力、沟通协调能力、拒腐防变能力。

每年在高级管理人员自评书面述职的基础上,由直接领导予以评估确定考评 等级。

第三十三条公司实行以业绩为导向,能力素质为基础的绩效考核体系。员 工个人的绩效考核是对其工作业绩及能力素质两方面的综合评估,并辅助引进360度评估体系来配合个人最终全面的绩效评价。

第三十四条每年年初确定员工个人绩效目标,半年结束后各部门要进行绩 效回顾和上半年工作总结,对全年绩效指标及目标进行最终调整确认,年终实施具体考核。上下级之间的绩效沟通和绩效辅导贯穿于全年的工作中。

第三十五条绩效考核的具体安排分为三个阶段:(一绩效考核准备阶段:每年的11月1日-11月30日。在此期间员工要完 成系统绩效目标登记确认,完成员工个人工作总结提交(自评、360度评估人的选人登记和汇报上级审批等工作。

(二绩效考核实施阶段:每年的12月1日-12月31日。在此期间要完成员

工能力素质评估、员工工作业绩评估、业务类员工量化业绩指标确认等一系列工作。

(三绩效结果沟通阶段:次年1月1日-1月31日。在此期间可进行绩效结 果查询,各部门和业务线行政负责人或“绩效指导”与员工进行绩效反馈及面谈。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六条本制度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第三十七条本制度是对公司现有薪酬管理体系的梳理和概括,公司应严格 执行《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薪酬制度,保障员工应享有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八条遇国家政策重大调整,或发生不可抗拒的重大情况,本制度将依法及时作适当调整。

第三十九条如本制度与监管机构发布的最新法律、法规和规章存在冲突,以最新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为准。

第四十条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监督实施。

(以下无正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9月29日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