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大国关系—中美关系

第一篇：如何构建大国关系—中美关系

一、总论：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概念解释

何谓“新型大国关系”？按照中方的说法，它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按照美方的说法，它是对“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魔咒的打破，是以“新答案”解决“老问题”。尽管双方

并未使用相同的概念，两国学术界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双方对其理解和期待也不尽相同，但双方业内已存在的基本共识在于：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

发展历程 理念酝酿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就如何落实两国元首共识，进一步提出要构建“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紧接着，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美国海军学院先后发表两次重要讲话，同样提到“中国不是苏联”、“中美不应走向冷战”，中美要建立一种“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最佳平衡”的大国关系，“而这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奥巴马总统也多次表示，中国的崛起有利于美国，正如美国的繁荣有利于中国。中美两国高层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在当前时代，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破解历史上后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难题的唯一选择。这是两国在全面总结40年关系正常化历史、冷静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局势后得出的重要结论。高调推出

2012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此后，中美第三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墨西哥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的“胡奥会”以及最近东盟地区论坛系列会议上的中美两国外长会谈，均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为重要内容。这不仅彰显了中方的积极政治意愿，也体现了中美双方的默契与配合。推进需求 创新思维

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创新思维。40年前，中美发表《上海公报》是一个创举，《上海公报》在肯定双方共同点的同时，如实列出存在的分歧，确立了中美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当前，人类已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的思想、政策、行动应该与时俱进，以创新的[1]

[2]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突突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相互信任

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相互信任。我们这个星球有足够大的空间，应能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开创了一条依靠中国人民勤劳智慧、通过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合作共赢实现发展的正确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对全世界的郑重承诺。平等互谅

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平等互谅。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双方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正确对待“异”，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对存在的分歧，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善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大局。积极行动

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积极行动。中国有句古话，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我们要采取扎实有效的行动，把双方达成的各项共识落到实处，推动广泛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让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切实享受中美合作带来的好处。厚植友谊

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厚植友谊。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我们要积极推进两国社会各界交流交往，让更多人

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参与者、支持者。我高兴地得知，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将与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举行，期待第三轮磋商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三个问题 美国看待中国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新的重大外交理念，清晰描绘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国家意志和基本国策，选择合作共赢成为中国发展国际关系的旗帜；与此同时，捍卫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的核心利益，是中国的不二选择。这两点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两大支柱，相互并不矛盾。[3]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未来一直存在所谓不确定性的质疑，美国据此对华搞所谓“两面下注”。用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式和两强必争的零和心态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是有害的，影响中美战略互信与良性互动，是要不得的。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遏制好，伙伴比对手好，理应成为双方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的共识。美国“再平衡”战略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力推的“再平衡”战略将会在第二任期延续，并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特别是安全战略的基础。美国政府官方一再强调“再平衡”战略不针对中国，但连其国内舆论都无法真正相信。近年来，由于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因素突出，本地区对由此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导致国家关系更加复杂化，产生越来越深的疑虑。美国需要反思其“再平衡”战略，不仅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来把握，还要放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内思考，认真想一想“再平衡”战略中哪些不利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哪些会增加中美战略互疑，哪些对美国利益会适得其反？美方能否这样做，美国总统奥巴马下周出访缅甸和泰国并出席东亚峰会，将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发掘合作共赢潜力

实现合作共赢，是中美两国能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诚然，中美外交战略目标和理念有很大不同，但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又是广泛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合作共赢是建立在中美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也是积累两国战略互信的必要动力和方式。探讨中美合作共赢的潜力及其实现的条件和途径，并进而转化为中美两国的政策重点和具体计划，将帮助两国今后走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专家看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中美双方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最迫切的是要在三个领域有所行动：第一要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新的安全架构。在美国重返亚洲、中国逐渐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处理中美之间的关系以及亚洲各国的关系，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第二要在军事领域实现突破。新型大国关系最核心的内涵是双方和平共处，不发生军事冲突，而目前大国关系中军事关系严重滞后于政治和经济关系，如何突破这个瓶颈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三是要寻求在新的领域开展合作，比如网络安全、全球治理等，这些都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果在这些方面中美不率先垂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无从谈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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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评社北京7月26日电（评论员 王鸿刚）当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日益成为中美两国政府高层的战略共识。今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提议，双方应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此前，戴秉国国务委员也在一些场合提到，中美必须“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历史”。

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此后，中美第三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墨西哥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的“胡奥会”以及最近东盟地区论坛系列会议上的中美两国外长会谈，均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为重要内容。凡此不仅彰显了中方的积极政治意愿，也体现了中美双方的默契与配合。

何谓“新型大国关系”？按照中方的说法，它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按照美方的说法，它是对“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魔咒的打破，是以“新答案”解决“老问题”。尽管双方并未使用相同的概念，两国学术界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双方对其理解和期待也不尽相同，但双方业已存在的基本共识在于：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

对外战略的基础在国内。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也应首先看中美能否成为“新型大国”。长期以来，我们谈论“中美关系”，一般倾向于将重点落在“关系”二字上，而对“中美”两国本身的情况关注较少。这是因为我们以往的研究往往倾向于从战略层面观察和描述两国关系的总体结构和特点；或者假定两国内政基本固定，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更多与两国政府战略选择的变化有关。

目前，这种状况有所变化。由于中美两国内部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均在经历痛苦的再平衡，这一同步转型进程正越来越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由此推之，我们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也要首先关注两国能否成为“新型大国”。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家共同的事，光一家“新”还不够，两国都要对如何成为“新型大国”的重大问题予以思考。

从中国方面讲，要成为新型大国，就必须实现内部政通人和、对外广布仁义。这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着眼现实的合理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意。具体来说，所谓“政通”，就是紧密围绕涉及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集中精力和资源，理顺各层次关系，解决各方面问题，真正实现国家富强和社会和谐，从而防止内部矛盾累积激化挤压决策者的施政空间，造成对外和对美政策扭曲变形、软硬失据。

所谓“人和”，在这一语境下，是指无论精英阶层还是普通民众，在采取何种大战略最符合中国根本利益这一问题上，应该有一个大体的共识。立足当下，就是对“和平发展”的大战略，各界应该尽可能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尽量避免出现政府与民间意志相悖、精英与大众思想分化的情况。

所谓“广布仁义”，则意味着中国在推进“走出去”战略、成为举足轻重的全球大国过程中，必须注重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断累积国际信誉，避免被扣上“新殖民主义”或“专制帝国复兴”的帽子。因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哪怕是很小的行为举动都可能造成很大的舆论影响。

从美国方面讲，如何成为“新型大国”，也是其决策者和战略界苦苦思考的问题。天之道，在损有余而补不足。美国自冷战结束成为一枝独秀、并自我加冕成为全球领导以来，其地位并非坚如盘石、一成不变。如何避免走上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的老路，尽可能延长美国的霸权地位，是20多年来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始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面对多极化的加速发展和非西方的群体崛起，面对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传统与非传统议题的相互交织，美国的战略思维和行为方式也在转变。奥巴马上台后推出的“巧实力”战略和“多伙伴世界”构想，都可视作美国战略反思和观念转变的例证。虽说美国尚未决意要做“新型大国”，但形势的倒逼效应已经使美国不得不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有两点简要结论：一是中国的大战略应继续遵循由内而外的逻辑，切实做好自己的事，顺利度过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深水区，真正成为富强和谐的“新型大国”，也就为整个对外工作打下了牢固基础。

二是中国对美工作应大力加强主动性，建设性地引导美国决策者和战略界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推动美国也朝着“新型大国”方向前进。如此以来，推动构建既利己也利人、既互利也互信、既双赢也多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就完全现实可期。

二、案例1：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袁 鹏

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12年年初习近平访美时提出：要把中美关系塑造成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如今，奥巴马连任，习近平当选中国新领导人，但新年伊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明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这无疑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对此，国际舆论十分关注：中美关系今后究竟会怎样？两国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中美希望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

第一，这种新型关系不同于40年前、20 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过去中美关系是“超—强关系”，即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与“多强”之一的中国的关系。而今天中美关系则更像“老大—老二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而如今，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战。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二战后美国同欧、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而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太可能同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因此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像美欧、美日关系那样。可以说，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

走“前无古人”之路并非不可能

今天的中美关系同41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34年前两国建交时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客观来看，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3个重要条件。

具备时代条件。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世界出现了更多的力量中心，权力面临新一轮重新分配。经济相互依存给大国间的和平加上了重要的保障，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文化多样化要求各种文明相互借鉴与融合，能够与其他民族、种族的文化和谐共处。社会信息化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各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方向发展。

具备认知条件。首先，中国在发展不代表美国在衰落，美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仍然遥遥领先。其次，中国的发展并未导致美国衰落，相反，它支撑着美国继续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会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框架。再次，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各有优势难以互换和取代，不会形成所谓亚太两极和新冷战的局面。

具备沟通框架。这种沟通框架包含4大组成部分：高层对话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地方交流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目前，中美之间的沟通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在不断完善，它必将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源源不断地注入正能量。

未来中美关系“路在脚下”

在总结过去 41 年中美关系成功经验和汲取现当代大国对抗教训的基础上，以下几点应成为未来着力的重点。

寻求新时期利益汇合点，一是重建符合两国利益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G20 的合作是个好的开端，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国际规则的建构则提供潜在合作空间，世界银行、IMF 等国际金融机制和体制的变革也有赖中美合作。二是完善新形势下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中国提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同美国强调出口倍增、制造业回归看似正在改变既有经贸关系格局，实则蕴含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比如，美国提出“出口倍增计划”，而中国提出未来 5 年进口 8 万亿美元商品，二者之间将形成新的互补关系，有助中美经贸关系在新的更高层次上互利共赢。三是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两国一些既有共同利益虽有所减少，但面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共同问题却日益增多，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

推进“中美+ X”三边外交，破解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难题。当今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绑。这些“第三方”或为美国盟国，或是中国友邦，且多处于中国周边敏感地带。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在中美关系与中邻关系间有所区分、分头推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因素已然深度卷入亚太地区，中、美、邻之间已成为必须始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有机整体。

继续韬光养晦，坚持苦练内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中国虽快速发展，但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相当距离；美国虽遭遇困境，但综合国力优势与复苏潜力依然巨大，中美实力差距近中期难以实质性缩小。这意味着，克服自满情绪、坚持韬光养晦仍是战略必需。

随着中美实力的不断接近，两国都走到了一个“战略十字路口”：如果双方能够共同控制冲突、挖掘利益汇合点，就能够在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选择了战略对抗，两个文明巨人发生冲突，不仅会将各自多年的发展成果葬送，还会把世界拖进逐渐毁灭的深渊。

三、案例2：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立足现实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短期内应当立足现状，着力于守住中美关系的底线和大局。理性分析中美关系背后的利益结构，把握这一结构变化的动态。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短期内应当立足现状，着力于守住中美关系的底线和大局。理性分析中美关系背后的利益结构，把握这一结构变化的动态。从长期看应推动中美关系从增量合作转向内生合作。无可否认，当前的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美两国实力超群，地位举足轻重，中美关系搞不好，世界不得安稳。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言，中美关系不仅应该“让两国人民放心”，也应该“让各国人民安心”；而之所以复杂，则是因为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上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双方在诸多问题上看法相左甚至冲突。如何在矛盾中推动合作、在合作中化解矛盾，是中美双方面对的共同课题。

正是因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中美两国官方乃至民间不断推出一系列概念，寻求定位中美关系的现状，规划中美关系的走向。从“建设性战略伙伴”到“建设性合作”，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再保证”，从 “大国政治的悲剧”到 “中美共治世界”，无一不是为中美关系提出的框架性蓝图。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既是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展望；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前瞻价值。若论现实意义，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然堪称某种程度上的新型大国关系，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所言，“2012年的美中关系课题已完全不同，它在世界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若论前瞻价值，伴随着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进一步变化，中美两国应该走出大国政治悲剧的怪圈。纵然前无古人，但应后启来者。有学者指出，中美之间走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要避免历史上大国政治的老路，也应该超越四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实践。

要实现这一愿景，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而任何美好愿景的实现，都需要既超越现实，又立足于现实。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短期内应当立足现状，着力于守住中美关系的底线和大局。有学者指出，中美四十年来的外交实践，呈现出“斗而不破、和而不同、螺旋上升、起伏不定”的特征。如果说“斗”和“不同”涵盖了中美关系的部分现实，那么“和”与“不破”就是中美都需要恪守的底线。当前，中美两国均处在领导层更迭的关键时期：在美国方面，无论谁连任，国内经济问题都会当仁不让地成为新总统日程表中的重中之重；而在中国方面，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也需要面对复杂的国内形势，推动改革，保持发展的任务依旧艰巨。未来的中美关系，将会更多地面临来自双方国内政治的压力甚至干扰，需要双方领导层运用政治智慧加以化解。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相互理解，平等互谅”，意义正在与此。推动新型大国关系，两国都需要坚定“合则两利，斗则两害”的共识，以魄力和智慧提升两国关系。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理性分析中美关系背后的利益结构，把握这一结构变化的动态。当前，中美之间经贸金融深度捆绑，政治互动紧密，军事交流逐步开展，双边互动的利益结构十分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以经贸和金融关系为例，在贸易上，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金融上，截至2012年1月中国拥有美国国债1.16万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36%，占外国总共持有美国债的23%。这一局面的形成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全球化的客观规律使然，牵扯到中美两国国内的方方面面，值得两国决策层高度重视。全球化推动下的国际经济是一个动态过程，而随之导致的两国国内利益结构的变化会波及到国家间关系。今天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明天也有可能是双边摩擦的导火索。经贸问题事关两国人民切身利益，不妥善解决，就无从实现两国人民“厚植友谊”。这一局面要求两国高层理清中美互动的利益结构，明确利益冲突的爆发点，把握中美互动中利益结构的变化动态，纵横捭阖，防患于未然。理清结构，把握动态需要高层统筹，多部门协作。纵横捭阖、防患于未然，则需要高瞻远瞩，提纲挈领的大战略。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长期看应推动中美关系从增量合作转向内生合作。纵观中美关系四十年的实践，中美两国化解矛盾的方式，往往是通过暂时规避现有矛盾，转而寻求新的合作增长点，以增量合作平衡矛盾，但矛盾事实上并未解决，部分深层次矛盾已经发酵，导致增量合作愈发难以为继。有学者指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美之间异质合作的可能性降低，同质竞争风险加大，中美迎头相撞的风险大大提高。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要寻求超越传统意义上大国竞争的怪圈，也需要超越四十年来中美互动的外交实践。因而胡锦涛主席提出创新思维，落实到政策层面就要求超越增量合作的模式，转而寻求中美之间价值观的共同点，夯实战略互信的基础，推动增量合作向内生合作转变，进而建立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真正实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蒋翊民

第二篇：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2012年5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中美双方为此都作出努力。2012年11月，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成为国际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新型大国关系更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中国与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的两大经济体，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已逐渐成为世界上的一个新的大型经济体，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来。中美的经济依存度也越来越高，民间的合作交流也是相当普遍。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有大的发展进步。所以中美两国的全方面的合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虽然中美两国在许多方面有着不少矛盾和分歧，例如，美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地加强军事建设，近日还与日本举行夺岛演习，逐渐加强在中国附近的军事活动，与日本不顾中国的强烈发对高军事活动。在台湾与菲律宾发生冲突后，美国也派舰艇干涉。就算存在这些种种因素，也不会影响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

实现合作共赢，是中美两国能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诚然，中美外交战略目标和理念有很大不同，但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又是广泛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合作共赢是建立在中美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也是积累两国战略互信的必要动力和方式。探讨中美合作共赢的潜力及其实现的条件和途径，并进而转化为中美两国的政策重点和具体计划，将帮助两国今后走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中国对待美国应以全新的开发观点，中美两国在许多方面有相同之处，不要用旧的观点看法来对待美国。现在中国应对美国已注意一下几种原则：

—、相互信任：两国之间的发展应该以诚信为主，相互信任是中美两国长久发展的基础。当双方缺少信任时，两国的发展将难以继续下去，必将走向破灭。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彼此信任，应该加强两国之间的了解和交流。还要让两国的民众也融入到双方的合作之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让两国的关系更好的发展下去，取得更好的发展。

二、平等共处：中美两国之间在文化上有着相当多的不同点，有许多的分歧，在意识形态上也各有不同。所以两国在合作的时候，应该讲求平等。在相对公平的情况下取得共同发展，不等只顾自己国家的发展，就抛弃伙伴的利益。只有两国在平等的条件下合作才能长久持续下去。双方最大限度的相互合作，才能让中美合作取得跟好的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动力。

三、勇于创新：中国现在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的制造业已荣居世界第一，但只是局限于简单加工。美国也打算重返制造业，两国可以在此方面加强合作。注重创新，现在社会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只是盲目学习的话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四：增进友谊：两国人民在相互合作的同时，也应该注重相互之间的交流，加深相互的友谊，让大家荣为一体，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合作。

中美探索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并非从零开始。过去四十多年来两国关系取得的历史性进展，为此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去年习近平作为国家副主席访美，以及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方更从战略高度阐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命题，并提出五点具体构想。此后，“新型大国关系”一词在中美关系语境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成了中美高层交往的必谈话题。这次的习奥会可以更好的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了解。据白宫发言人介绍，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议题涵盖中美关系、经济和军事合作、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等，其中“肯定”会讨论朝核问题、亚洲的稳定、深化两军关系、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内容。

中美这当今世界上的两大经济体，只有更好的加强合作才能提供跟好的机会，也有助于美国自生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

第三篇：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领导人就共同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需要注意的是，美、日等国对我国快速发展的焦虑感显著上升，在继续同我国合作的同时，明显加大对我国的防范和牵制力度。

——摘自2013年上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所所长

袁 鹏

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12年初习近平访美时提出：要把中美关系塑造成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但新年伊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明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这一政策宣示意味着，中美日围绕钓鱼岛乃至东北亚的战略博弈更加复杂化，无疑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国际舆论十分关注：中美关系今后究竟会怎样？是在摩擦中逐步走向缓和，还是走向对抗？两国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一、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中美双方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新定位。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对美进行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进一步提出中美要构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在3月7日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出，“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其基调同习近平同志的倡议是完全吻合的。基于这一共识，2012年4月底5月初举办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均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奥巴马在贺信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同志则在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致辞，提出了“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五点构想，首次为“新型大国关系”充实了具体内涵。

中美希望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

第一，这种新型关系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过去中美关系是“超—强关系”，即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与“多强”之一的中国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与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欧关系等没有根本区别。而今天中美关系则更像是“老大—老二的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总量超美在2020年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实力拉近之势。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中国在处理对美外交上则显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老大—老二关系”的模板，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如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提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备受世人关注的美国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当靶子”，渲染中国威胁，对华示强以拉拢选民，奥巴马甚至脱口称中国为“对手（敌手）”。媒体也加大炒作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而如今，随着美国击毙本·拉登和抽身中东，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在经济层面，美方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而中国则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战略重心东移成为现实，引发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奥巴马高调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全面提升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国家的外交关系，在黄岩岛、钓鱼岛等争端中明显偏向菲律宾、日本，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军事上展开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部署。美国此次“重返”，虽难说是完全冲着中国而来，但“制衡中国”的色彩相当浓厚，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战，导致中美战略缓冲带被侵蚀，战略对抗风险明显增大。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十几亿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与成就有目共睹，多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目前，关于将中国同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说法已很难见到，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中美关系做比较。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二战后美国同欧、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也不可能同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因此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像美欧美日关系那样。

可以说，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相应的理论借鉴，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

二、走“前无古人”之路并非不可能

客观来看，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四个重要条件。

第一，具备时代条件。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首先，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出现了更多的力量中心、决策中心和行动中心，权力面临新一轮重新分配。在体系转型过程中，诸多新兴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博弈都在增强，中国是新兴大国的代表，也是金砖机制的重要参与者，但并非这一群体的领导者，将国际格局的转变简化为“中国崛起冲击美国领导地位”是不客观的。其次，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将进一步加深，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一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其他国家，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赖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再次，文化多样化要求各种文明相互借鉴与融合。中美都是自信和原则性很强的国家和民族，都坚信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双方都有一种文化包容力，能够与其他民族、种族的文化和谐共处。文化宽容为两国发掘共同价值、谋求和谐发展提供了动力。最后，社会信息化造成了权力的扁平化，也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各国民众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间的联系加深，各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方向发展。

第二，具备认知条件。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2012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这是对“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延续与深化。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中国正式提出这一设想之后，美方迅速呼应，克林顿国务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的怪圈，“老问题”需要“新答案”。此后，双方高层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APEC峰会期间也多次互动探讨。目前，两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中国崛起不代表美国在衰落，美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仍然遥遥领先。其次，中国崛起并未导致美国衰落，相反，它支撑着美国继续发展，美国的发展也从未影响到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不会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框架。再次，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各有优势难以互换和取代，不会形成所谓亚太两极和新冷战的局面。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没有先例可循，需要两国共同探索，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需要共同管控危机、维持稳定大局。

第三，具备沟通框架。这种沟通框架包含四大组成部分：高层对话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地方交流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首先是高层对话机制。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程度世所罕见。自2009年1月以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已13次会晤、7次通话、34次通信，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多次与奥巴马等美领导人会面。双方建立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等90个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方方面面。其次是两军交流机制。双方通过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和国防部直接通话等，就涉及两国两军互信的重要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再次是地方交流机制。在中美省州长论坛的带动下，中美已建立38对友好省州和176对友好城市关系，对中美关系的正面意义无法估量。最后是民间交流机制。“国之近在于民相亲”，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长期抱有朴实的友好感情，希望两国成为友人而不是敌人。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从建交时的几千人逐年增多，目前已超过300万人次。现在，平均每天约有1万人来往于太平洋两岸。双方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两国教育机构合作在美设立了80多所孔子学院、300多个孔子课堂。中美沟通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在不断完善，它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源源不断地注入正能量。

第四，具备利益驱动。中美经贸联系增强，经济利益汇合进一步加深。双边贸易额已经从建交当年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了近180倍，2012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每天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11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1068个，合同金额1623亿美元，实际投入676亿美元。目前60%以上的在华企业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平均利润率。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约为60亿美元，涉及工业、科技、农业、能源、运输等多个领域。2006至2011年，中国每年派出的投资贸易促进团累计从美国采购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已经回归到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中美两国都在这种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此外，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处太平洋两岸，对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肩负着重大而独特的责任。中国自身追求“负责任大国”目标，而美国亟需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分担全球义务，两者能够有机结合，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目前，双方已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以及打击海盗、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展了有效协调与合作，未来，如何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推动国际体系平稳转型，将成为两国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铺路石。

三、未来中美关系“路在脚下”

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一些条件，但这毕竟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如何走、能走多远，均不得而知。在总结过去40年中美关系成功经验和汲取现当代大国对抗教训的基础上，以下几点应成为未来着力的重点。

首先，寻求新时期利益汇合点，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共通价值”，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牢牢把握并努力扩大共同利益，抓大放小、求同存异。新时期的中美合作至少可在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大变革、大转型、大动荡时代，中美应协力合作，重建符合两国利益、代表最广大国家需求、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G20的合作是个好的开端，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国际规则的建构则提供潜在合作空间，而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制和体制的变革也有赖中美合作，WTO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展更有赖中美通力合作。二是与时俱进，完善新形势下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中国提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同美国强调出口倍增、制造业回归看似正在改变既有经贸关系格局，实则蕴含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比如，美国“出口倍增计划”，而中国提出未来5年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二者之间将形成新的互补关系，有助中美经贸关系在新的更高层次上互利共赢。三是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两国一些既有共同利益虽有所减少，但面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共同问题却日益增多，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人口变化、不扩散等等，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此外，应创新思维、突破禁区，努力探索形成“共通价值”。事实上，中美在政治价值观上有重大区别，但在非政治价值观上仍有诸多相通之处，值得挖掘。

其次，丰富两国交流渠道，释放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的能量，发挥两军交流的独特功效，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源头活水。中美建交至今，高层交往、政府间交流已非常成熟，立法机构的互动也日益频繁，但人文和地方交流的潜力还远未挖掘。习近平访美后再度掀起的美国地方政府“中国热”一再表明，地方交流的大门一旦打开，便犹如涓涓细流终将汇成澎湃江河，不仅任何力量难以轻易阻挡，而且可以冲决一些政治化的壁垒。两军交流始终滞后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已成中美关系的一大软肋。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两军关系必须发挥更大作用，不仅要继续成为牵制美国反华言行的利器和杠杆，而且要充当推进两国关系的动力和平台。

再次，在深化双边外交和发展多边外交基础上，推进“中美+X”三边外交，破解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难题。当今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绑。这些“第三方”或为美国盟国，或是中国友邦，有的与中国有主权领土争端，有的同中国有深厚历史友谊，且多处于中国周边敏感地带。长时期以来，中国外交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在中美关系与中邻关系间有所区分、分头推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因素已然深度卷入亚太地区，中、美、邻之间已成为必须始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有机整体。正如推进中美关系必须考虑日本、韩国因素一样，解决中菲、中越矛盾也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中、美、邻三方都想利用矛盾，但又都不愿在另两方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奥巴马政府目前大力运筹亚太小多边或三边外交，正是意图居中制衡、掌控局势。积极推动以“中美+X”为先导的三边外交，丰富双边与多边之外中国整体外交布局，谋求中美与中邻关系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应提上日程。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所谓“中美共治”的最主要区别。

第四，继续韬光养晦，坚持苦练内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中国虽快速崛起，但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相当距离；美国虽遭遇困境，但综合国力优势与复苏潜力依然巨大，中美实力差距近中期难以实质性缩小。这意味着，克服自满情绪、坚持韬光养晦仍是战略必需。

最后，对美外交既需要大战略谋划，也需要细致推进，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40年前，毛泽东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乃基于对国际格局的大判断和大战略需求；33年前，邓小平推动中美建交，是为了尽快改善国际环境、引进美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美外交的中心目标是什么?基本任务是什么?同样需要战略思考。

中美从最初的“彼此不甚了解”发展到今天的“利益深度捆绑”，实属不易。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多层面的，既有利益的冲突，又有利益的汇合；既有政治价值的分歧与对立，又有文化社会层面的共性与融合；既无法成为盟友，又不可能沦为敌人。随着中美实力的不断接近，两国都走到了一个“战略十字路口”：如果双方能够共同控制冲突、挖掘利益汇合点，就能够在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选择了战略对抗，两个文明巨人发生冲突，不仅会将各自多年的发展成果葬送，还会把世界拖进逐渐毁灭的深渊。

延伸阅读篇目推荐：

《发展中美关系需要更多的务实对话》，钟声，《人民日报》2012年5月3日。

《用合作正能量打造中美关系新局面》，钟声，《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0日。

《未来10年中美关系将新老问题并存》，金灿荣，人民网2012年12月27日。

思考题：

1.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2.你对未来中美关系“路在脚下”如何理解？

第四篇：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所所长袁鹏

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12年初习近平访美时提出：要把中美关系塑造成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但新年伊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明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这一政策宣示意味着，中美日围绕钓鱼岛乃至东北亚的战略博弈更加复杂化，无疑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国际舆论十分关注：中美关系今后究竟会怎样？是在摩擦中逐步走向缓和，还是走向对抗？两国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一、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中美双方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新定位。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对美进行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进一步提出中美要构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在3月7日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出，“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其基调同习近平同志的倡议是完全吻合的。基于这一共识，2012年4月底5月初举办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均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奥巴马在贺信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同志则在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致辞，提出了“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五点构想，首次为“新型大国关系”充实了具体内涵。

中美希望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

第一，这种新型关系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过去中美关系是“超—强关系”，即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与“多强”之一的中国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与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欧关系等没有根本区别。而今天中美关系则更像是“老大—老二的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总量超美在2020年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实力拉近之势。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中国在处理对美外交上则显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老大—老二关系”的模板，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如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提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备受世人关注的美国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当靶子”，渲染中国威胁，对华示强以拉拢选民，奥巴马甚至脱口称中国为“对手（敌手）”。媒体也加大炒作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而如今，随着美国击毙本·拉登和抽身中东，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在经济层面，美方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而中国则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战略重心东移成为现实，引发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奥巴马高调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全面提升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国家的外交关系，在黄岩岛、钓鱼岛等争端中明显偏向菲律宾、日本，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军事上展开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部署。美国此次“重返”，虽难说是完全冲着中国而来，但“制衡中国”的色彩相当浓厚，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战，导致中美战略缓冲带被侵蚀，战略对抗风险明显增大。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十几亿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与成就有目共睹，多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目前，关于将中国同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说法已很难见到，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中美关系做比较。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二战后美国同欧、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也不可能同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因此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像美欧美日关系那样。

可以说，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相应的理论借鉴，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

二、走“前无古人”之路并非不可能

客观来看，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四个重要条件。

第一，具备时代条件。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首先，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出现了更多的力量中心、决策中心和行动中心，权力面临新一轮重新分配。在体系转型过程中，诸多新兴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博弈都在增强，中国是新兴大国的代表，也是金砖机制的重要参与者，但并非这一群体的领导者，将国际格局的转变简化为“中国崛起冲击美国领导地位”是不客观的。其次，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将进一步加深，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一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其他国家，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赖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再次，文化多样化要求各种文明相互借鉴与融合。中美都是自信和原则性很强的国家和民族，都坚信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双方都有一种文化包容力，能够与其他民族、种族的文化和谐共处。文化宽容为两国发掘共同价值、谋求和谐发展提供了动力。最后，社会信息化造成了权力的扁平化，也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各国民众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间的联系加深，各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方向发展。

第二，具备认知条件。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2012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这是对“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延续与深化。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中国正式提出这一设想之后，美方迅速呼应，克林顿国务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的怪圈，“老问题”需要“新答案”。此后，双方高层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APEC峰会期间也多次互动探讨。目前，两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中国崛起不代表美国在衰落，美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仍然遥遥领先。其次，中国崛起并未导致美国衰落，相反，它支撑着美国继续发展，美国的发展也从未影响到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不会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框架。再次，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各有优势难以互换和取代，不会形成所谓亚太两极和新冷战的局面。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没有先例可循，需要两国共同探索，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需要共同管控危机、维持稳定大局。

第三，具备沟通框架。这种沟通框架包含四大组成部分：高层对话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地方交流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首先是高层对话机制。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程度世所罕见。自2009年1月以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已13次会晤、7次通话、34次通信，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多次与奥巴马等美领导人会面。双方建立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等90个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方方面面。其次是两军交流机制。双方通过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和国防部直接通话等，就涉及两国两军互信的重要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再次是地方交流机制。在中美省州长论坛的带动下，中美已建立38对友好省州和176对友好城市关系，对中美关系的正面意义无法估量。最后是民间交流机制。“国之近在于民相亲”，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长期抱有朴实的友好感情，希望两国成为友人而不是敌人。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从建交时的几千人逐年增多，目前已超过300万人次。现在，平均每天约有1万人来往于太平洋两岸。双方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两国教育机构合作在美设立了80多所孔子学院、300多个孔子课堂。中美沟通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在不断完善，它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源源不断地注入正能量。

第四，具备利益驱动。中美经贸联系增强，经济利益汇合进一步加深。双边贸易额已经从建交当年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了近180倍，2012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每天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11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1068个，合同金额1623亿美元，实际投入676亿美元。目前60%以上的在华企业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平均利润率。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约为60亿美元，涉及工业、科技、农业、能源、运输等多个领域。2006至2011年，中国每年派出的投资贸易促进团累计从美国采购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已经回归到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中美两国都在这种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此外，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处太平洋两岸，对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肩负着重大而独特的责任。中国自身追求“负责任大国”目标，而美国亟需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分担全球义务，两者能够有机结合，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目前，双方已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以及打击海盗、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展了有效协调与合作，未来，如何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推动国际体系平稳转型，将成为两国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铺路石。

三、未来中美关系“路在脚下”

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一些条件，但这毕竟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如何走、能走多远，均不得而知。在总结过去40年中美关系成功经验和汲取现当代大国对抗教训的基础上，以下几点应成为未来着力的重点。

首先，寻求新时期利益汇合点，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共通价值”，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牢牢把握并努力扩大共同利益，抓大放小、求同存异。新时期的中美合作至少可在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大变革、大转型、大动荡时代，中美应协力合作，重建符合两国利益、代表最广大国家需求、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G20的合作是个好的开端，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国际规则的建构则提供潜在合作空间，而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制和体制的变革也有赖中美合作，WTO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展更有赖中美通力合作。二是与时俱进，完善新形势下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中国提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同美国强调出口倍增、制造业回归看似正在改变既有经贸关系格局，实则蕴含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比如，美国“出口倍增计划”，而中国提出未来5年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二者之间将形成新的互补关系，有助中美经贸关系在新的更高层次上互利共赢。三是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两国一些既有共同利益虽有所减少，但面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共同问题却日益增多，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人口变化、不扩散等等，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此外，应创新思维、突破禁区，努力探索形成“共通价值”。事实上，中美在政治价值观上有重大区别，但在非政治价值观上仍有诸多相通之处，值得挖掘。

其次，丰富两国交流渠道，释放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的能量，发挥两军交流的独特功效，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源头活水。中美建交至今，高层交往、政府间交流已非常成熟，立法机构的互动也日益频繁，但人文和地方交流的潜力还远未挖掘。习近平访美后再度掀起的美国地方政府“中国热”一再表明，地方交流的大门一旦打开，便犹如涓涓细流终将汇成澎湃江河，不仅任何力量难以轻易阻挡，而且可以冲决一些政治化的壁垒。两军交流始终滞后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已成中美关系的一大软肋。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两军关系必须发挥更大作用，不仅要继续成为牵制美国反华言行的利器和杠杆，而且要充当推进两国关系的动力和平台。

再次，在深化双边外交和发展多边外交基础上，推进“中美+X”三边外交，破解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难题。当今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绑。这些“第三方”或为美国盟国，或是中国友邦，有的与中国有主权领土争端，有的同中国有深厚历史友谊，且多处于中国周边敏感地带。长时期以来，中国外交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在中美关系与中邻关系间有所区分、分头推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因素已然深度卷入亚太地区，中、美、邻之间已成为必须始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有机整体。正如推进中美关系必须考虑日本、韩国因素一样，解决中菲、中越矛盾也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中、美、邻三方都想利用矛盾，但又都不愿在另两方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奥巴马政府目前大力运筹亚太小多边或三边外交，正是意图居中制衡、掌控局势。积极推动以“中美+X”为先导的三边外交，丰富双边与多边之外中国整体外交布局，谋求中美与中邻关系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应提上日程。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所谓“中美共治”的最主要区别。

第四，继续韬光养晦，坚持苦练内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中国虽快速崛起，但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相当距离；美国虽遭遇困境，但综合国力优势与复苏潜力依然巨大，中美实力差距近中期难以实质性缩小。这意味着，克服自满情绪、坚持韬光养晦仍是战略必需。

最后，对美外交既需要大战略谋划，也需要细致推进，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40年前，毛泽东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乃基于对国际格局的大判断和大战略需求；33年前，邓小平推动中美建交，是为了尽快改善国际环境、引进美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美外交的中心目标是什么?基本任务是什么?同样需要战略思考。

中美从最初的“彼此不甚了解”发展到今天的“利益深度捆绑”，实属不易。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多层面的，既有利益的冲突，又有利益的汇合；既有政治价值的分歧与对立，又有文化社会层面的共性与融合；既无法成为盟友，又不可能沦为敌人。随着中美实力的不断接近，两国都走到了一个“战略十字路口”：如果双方能够共同控制冲突、挖掘利益汇合点，就能够在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选择了战略对抗，两个文明巨人发生冲突，不仅会将各自多年的发展成果葬送，还会把世界拖进逐渐毁灭的深渊。

第五篇：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领导人就共同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需要注意的是，美、日等国对我国快速发展的焦虑感显著上升，在继续同我国合作的同时，明显加大对我国的防范和牵制力度。

——摘自2013年上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所所长 袁 鹏

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12年初习近平访美时提出：要把中美关系塑造成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但新年伊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明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这一政策宣示意味着，中美日围绕钓鱼岛乃至东北亚的战略博弈更加复杂化，无疑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国际舆论十分关注：中美关系今后究竟会怎样？是在摩擦中逐步走向缓和，还是走向对抗？两国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一、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中美双方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新定位。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对美进行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进一步提出中美要构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在3月7日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出，“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其基调同习近平同志的倡议是完全吻合的。基于这一共识，2012年4月底5月初举办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均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奥巴马在贺信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同志则在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致辞，提出了“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五点构想，首次为“新型大国关系”充实了具体内涵。

中美希望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

第一，这种新型关系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过去中美关系是“超—强关系”，即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与“多强”之一的中国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与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欧关系等没有根本区别。而今天中美关系则更像是“老大—老二的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总量超美在2020年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实力拉近之势。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中国在处理对美外交上则显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老大—老二关系”的模板，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如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提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备受世人关注的美国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当靶子”，渲染中国威胁，对华示强以拉拢选民，奥巴马甚至脱口称中国为“对手（敌手）”。媒体也加大炒作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而如今，随着美国击毙本·拉登和抽身中东，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在经济层面，美方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而中国则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战略重心东移成为现实，引发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奥巴马高调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全面提升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国家的外交关系，在黄岩岛、钓鱼岛等争端中明显偏向菲律宾、日本，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军事上展开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部署。美国此次“重返”，虽难说是完全冲着中国而来，但“制衡中国”的色彩相当浓厚，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战，导致中美战略缓冲带被侵蚀，战略对抗风险明显增大。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十几亿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与成就有目共睹，多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目前，关于将中国同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说法已很难见到，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中美关系做比较。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二战后美国同欧、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也不可能同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因此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像美欧美日关系那样。

可以说，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相应的理论借鉴，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

二、走“前无古人”之路并非不可能

客观来看，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四个重要条件。

第一，具备时代条件。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首先，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出现了更多的力量中心、决策中心和行动中心，权力面临新一轮重新分配。在体系转型过程中，诸多新兴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博弈都在增强，中国是新兴大国的代表，也是金砖机制的重要参与者，但并非这一群体的领导者，将国际格局的转变简化为“中国崛起冲击美国领导地位”是不客观的。其次，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将进一步加深，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一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其他国家，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赖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再次，文化多样化要求各种文明相互借鉴与融合。中美都是自信和原则性很强的国家和民族，都坚信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双方都有一种文化包容力，能够与其他民族、种族的文化和谐共处。文化宽容为两国发掘共同价值、谋求和谐发展提供了动力。最后，社会信息化造成了权力的扁平化，也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各国民众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间的联系加深，各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方向发展。

第二，具备认知条件。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2012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这是对“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延续与深化。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中国正式提出这一设想之后，美方迅速呼应，克林顿国务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的怪圈，“老问题”需要“新答案”。此后，双方高层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APEC峰会期间也多次互动探讨。目前，两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中国崛起不代表美国在衰落，美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仍然遥遥领先。其次，中国崛起并未导致美国衰落，相反，它支撑着美国继续发展，美国的发展也从未影响到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不会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框架。再次，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各有优势难以互换和取代，不会形成所谓亚太两极和新冷战的局面。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没有先例可循，需要两国共同探索，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需要共同管控危机、维持稳定大局。

第三，具备沟通框架。这种沟通框架包含四大组成部分：高层对话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地方交流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首先是高层对话机制。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程度世所罕见。自2009年1月以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已13次会晤、7次通话、34次通信，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多次与奥巴马等美领导人会面。双方建立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等90个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方方面面。其次是两军交流机制。双方通过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和国防部直接通话等，就涉及两国两军互信的重要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再次是地方交流机制。在中美省州长论坛的带动下，中美已建立38对友好省州和176对友好城市关系，对中美关系的正面意义无法估量。最后是民间交流机制。“国之近在于民相亲”，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长期抱有朴实的友好感情，希望两国成为友人而不是敌人。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从建交时的几千人逐年增多，目前已超过300万人次。现在，平均每天约有1万人来往于太平洋两岸。双方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两国教育机构合作在美设立了80多所孔子学院、300多个孔子课堂。中美沟通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在不断完善，它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源源不断地注入正能量。

第四，具备利益驱动。中美经贸联系增强，经济利益汇合进一步加深。双边贸易额已经从建交当年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了近180倍，2012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每天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11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1068个，合同金额1623亿美元，实际投入676亿美元。目前60%以上的在华企业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平均利润率。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约为60亿美元，涉及工业、科技、农业、能源、运输等多个领域。2006至2011年，中国每年派出的投资贸易促进团累计从美国采购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已经回归到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中美两国都在这种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此外，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处太平洋两岸，对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肩负着重大而独特的责任。中国自身追求“负责任大国”目标，而美国亟需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分担全球义务，两者能够有机结合，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目前，双方已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以及打击海盗、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展了有效协调与合作，未来，如何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推动国际体系平稳转型，将成为两国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铺路石。

三、未来中美关系“路在脚下”

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一些条件，但这毕竟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如何走、能走多远，均不得而知。在总结过去40年中美关系成功经验和汲取现当代大国对抗教训的基础上，以下几点应成为未来着力的重点。

首先，寻求新时期利益汇合点，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共通价值”，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牢牢把握并努力扩大共同利益，抓大放小、求同存异。新时期的中美合作至少可在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大变革、大转型、大动荡时代，中美应协力合作，重建符合两国利益、代表最广大国家需求、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G20的合作是个好的开端，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国际规则的建构则提供潜在合作空间，而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制和体制的变革也有赖中美合作，WTO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展更有赖中美通力合作。二是与时俱进，完善新形势下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中国提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同美国强调出口倍增、制造业回归看似正在改变既有经贸关系格局，实则蕴含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比如，美国“出口倍增计划”，而中国提出未来5年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二者之间将形成新的互补关系，有助中美经贸关系在新的更高层次上互利共赢。三是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两国一些既有共同利益虽有所减少，但面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共同问题却日益增多，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人口变化、不扩散等等，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此外，应创新思维、突破禁区，努力探索形成“共通价值”。事实上，中美在政治价值观上有重大区别，但在非政治价值观上仍有诸多相通之处，值得挖掘。

其次，丰富两国交流渠道，释放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的能量，发挥两军交流的独特功效，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源头活水。中美建交至今，高层交往、政府间交流已非常成熟，立法机构的互动也日益频繁，但人文和地方交流的潜力还远未挖掘。习近平访美后再度掀起的美国地方政府“中国热”一再表明，地方交流的大门一旦打开，便犹如涓涓细流终将汇成澎湃江河，不仅任何力量难以轻易阻挡，而且可以冲决一些政治化的壁垒。两军交流始终滞后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已成中美关系的一大软肋。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两军关系必须发挥更大作用，不仅要继续成为牵制美国反华言行的利器和杠杆，而且要充当推进两国关系的动力和平台。

再次，在深化双边外交和发展多边外交基础上，推进“中美+X”三边外交，破解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难题。当今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绑。这些“第三方”或为美国盟国，或是中国友邦，有的与中国有主权领土争端，有的同中国有深厚历史友谊，且多处于中国周边敏感地带。长时期以来，中国外交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在中美关系与中邻关系间有所区分、分头推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因素已然深度卷入亚太地区，中、美、邻之间已成为必须始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有机整体。正如推进中美关系必须考虑日本、韩国因素一样，解决中菲、中越矛盾也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中、美、邻三方都想利用矛盾，但又都不愿在另两方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奥巴马政府目前大力运筹亚太小多边或三边外交，正是意图居中制衡、掌控局势。积极推动以“中美+X”为先导的三边外交，丰富双边与多边之外中国整体外交布局，谋求中美与中邻关系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应提上日程。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所谓“中美共治”的最主要区别。

第四，继续韬光养晦，坚持苦练内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中国虽快速崛起，但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相当距离；美国虽遭遇困境，但综合国力优势与复苏潜力依然巨大，中美实力差距近中期难以实质性缩小。这意味着，克服自满情绪、坚持韬光养晦仍是战略必需。

最后，对美外交既需要大战略谋划，也需要细致推进，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40年前，毛泽东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乃基于对国际格局的大判断和大战略需求；33年前，邓小平推动中美建交，是为了尽快改善国际环境、引进美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美外交的中心目标是什么?基本任务是什么?同样需要战略思考。

中美从最初的“彼此不甚了解”发展到今天的“利益深度捆绑”，实属不易。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多层面的，既有利益的冲突，又有利益的汇合；既有政治价值的分歧与对立，又有文化社会层面的共性与融合；既无法成为盟友，又不可能沦为敌人。随着中美实力的不断接近，两国都走到了一个“战略十字路口”：如果双方能够共同控制冲突、挖掘利益汇合点，就能够在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选择了战略对抗，两个文明巨人发生冲突，不仅会将各自多年的发展成果葬送，还会把世界拖进逐渐毁灭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