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逃官员身份高者主要去欧美

第一篇：潜逃官员身份高者主要去欧美

潜逃官员身份高者主要去欧美 级别低

者首选邻国

2013年08月19日11:38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我有话说(4154人参与)

“失踪”的官员们

在出境管理上，虽然我们有相关规定，但真实情况是审查失之宽松。应该建立起“谁审查，谁负责”的机制

《望东方周刊》记者芦、特约撰稿王敏 | 北京报道

近期，数名官员连续“失踪”。

6月20日，湖北省公安县政府通报，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5月28日与家人和单位失去联系，至今，尚无联系到；邓元华，湖南醴陵市王仙镇财政所所长，因赌博输钱，5月底携公款失踪，至今未果；王威雁，6月3日请假后，这位广州花都区的政协主席似乎人间蒸发。

根据媒体多年的报道，“失踪”的官员，大多因经济问题而潜逃隐匿。而随着近年来“裸官”出现，官员“失踪”的数量也在增长。

“失踪”官员

几年来，官员“失踪”不时见诸媒体报道。

2012年，两起官员“失踪”案曾引发关注。

当年2月24日，湖南《郴州日报》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启示落款是郴州市农机局，寻找的对象是农机局副局长王昌宏。从2011年11月29日开始，王昌宏失踪。12月9日，王昌宏的母亲给农机局送来了一张王的请假条，上面写着“我因身体不适，要到外地调养一段时间，请批准”。

4月22日，王昌宏才被找到。此后确认，他经商背负高利贷债务，因此外逃。

另一起“失踪”案例同样因为单位登报寻人而曝光。2012年3月19日，安徽省安庆市水利局在报纸上刊登通知，要求艾应顺务必于2012年3月30日之前回单位上班，否则依规处理。

当时，艾应顺为安徽安庆市花凉亭灌区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此前还曾任太湖县常务副县长。在失踪近两个月后，56岁的艾应顺被发现浮尸于太湖县野外一条水渠内。经公安机关调查，基本排除他杀。

这两起事件，均是因为官方寻人未果，刊登启事而引来关注。

媒体曾试图以多种数据反映这个群体的“失踪”官员规模。这其中，有两组数据曾引起官方澄清。

一组数据来源于2008年的一份报告。这一报告是中国金融学会第九届全国优秀金融论文及调研报告评选的参评作品，题目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该报告引用中国社科院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为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后来，该学会在网站发布声明，说该调研报告引用了“来源于网上未经确认的不实消息”。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亦曾专门对此回应并澄清。

另一组数据则称：“据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我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2010年4月，商务部发言人专门辟谣澄清此事。

事实上，至今并无关于“失踪”官员数量的权威统计。不过，官方的相关文件也有过一些信息。

2011年5月23日在京召开的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联席会议披露，2000年底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

浙江省公布的一组数据，也反映了“失踪”官员的抓捕率。2011年11月，浙江省反贪局副局长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从“清网行动”开始的5月到11月，14名在逃贪官被抓，而在该省检察机关备案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包括潜逃境外)人员仍有百余人。

涉案金额急剧上涨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总结过近年“失踪”官员的共性：一是违规参与经营活动亏损严重，避走躲债。二是因担心腐败问题东窗事发而潜逃。

邓元华和王昌宏是第一类官员的代表。尽管当地官方并未公布邓元华的失踪细节，但坊间多有传言称邓元华喜欢赌博且输了很多钱。王昌宏则亲口承认，他做官期间经商，炒期货赔了400多万元，不堪逼债出走。

除此之外，诸多“失踪”官员则因涉及腐败问题而隐匿外逃。

例如，在媒体已经披露的“失踪”官员中，卢万里和胡星均涉及巨额受贿。

曾担任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的卢万里，于2002年1月从广东经香港出逃斐济共和国，直到2004年押解回国。卢万里先后多次索取、收受他人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559万余元。案发后，侦查机关依法扣押、冻结了被告人卢万里的财产折合人民币5536.9万元，除受贿所得和合法收入外，尚有价值人民币2651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曾担任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的胡星，于2007年1月持假护照越境逃亡，后在专案组办案人员的规劝下，逃至新加坡的胡星表示愿意回国接受刑事调查，因受贿4000万元被判无期徒刑。

还有“小官大贪”。2011年1月，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举家消失，他从财政专项账户上套取资金9400万元。

问题官员携款消失，涉及的资金规模从官方统计中也有显示。

媒体曾梳理最高检历年两会的工作报告发现，抓捕外逃官员数量从2007年开始急剧上涨，涉案总金额也从最早的244.8亿元上升到 2012年的1020.9亿元，5年间增长4倍以上。最高法院前负责人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 年至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

脱身术

研究人员对这些“失踪”官员的外逃路径有过总结。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说：绝大多数外逃贪官都是先把配偶子女送往国外，再里应外合把资产转移到国外。

外逃贪官往往先把家属送出国作为脱身的第一步，这正印证了近年来“裸官”问题日渐严重的趋势。

2008年9月30日，温州市委常委杨湘洪随考察团结束访问回国前夕，突然声称“腰突”病复发，需在巴黎住院治疗，此后一直未归。而在此之前，杨湘洪的女儿已与法籍温州商人结婚，并前往法国。

失踪前担任辽宁凤城市市委书记的王国强，曾计划于2010年7月赴美参加女儿毕业典礼，办理因私出国护照，因故未成行。2012年4月24日，与妻谭某(丹东海关主任科员)持因私出国护照去了美国。二人到美后再无消息。

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曾于2006年逃亡，后于内蒙古被抓获。但其妻女均已获得绿卡，定居美国。

在已经曝光的官员外逃“谋划”中，最令舆论震惊的还数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2005年1月，高山潜逃加拿大。他在职时将10亿元人民币分批转移出境，还拿公款十几次“出国考察”，安置妻子移民及为自己潜逃“踩点”。在妻子成功移民加拿大后，他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境外多个私人账户上去，然后宣布和妻子离婚。

近年来，尽管中央不断加强对于官员出国的限制，甚至专门规定，处级以上干部出境需要审批和备案。但是，掩盖身份、绕过重重障碍，成为外逃官员们的主要手法。

媒体报道，卢万里在潜逃时，用名为“张唯良”的护照跨越边境。

逃亡海外的原云南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高严拥有至少3个身份证和4本护照。

今年落马的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曝持有多个外国护照，其中有些用的并非真名。

目的地与中转站

潜逃官员的最佳隐匿地是没有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且生活条件优越的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如周金伙、温玲、王国强等都是逃亡美国。在此之外，新加坡也是常见的出逃国家，如李华波、胡星等人均逃往此处。

从已经披露的情况看，一些官员出逃并非一步到位。

媒体报道，《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曾对外逃贪官去向做了归类。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这些是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的主要目的地。

对于外逃官员来说，风险较大的是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蒙古、俄罗斯等。这些国家是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较低的出逃人员的首选。但因为中国与邻国合作打击犯罪，特别是打击贪官外逃方面配合相当紧密。所以，这些地方往往成为贪官们再次转移的跳板。

非洲、拉美、东欧等一些国家虽然较中国周边国家风险较小，但当一些官员无法办理去往西方大国的证件时，也会成为他们的跳板。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外逃官员会通过中国香港或新加坡中转，利用这两地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香港居民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实行“落地签”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例如，前文提到的卢万里便是从广东经香港出逃斐济共和国。

制度建设脚步趋紧

近年来，中央在制度建设方面脚步趋紧，对主动“失踪”的官员具有针对性。

2005年1月2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外交部、公安部、监察部、司法部联合发布通知，对公职人员及其亲属向外转移财产实行联合监管；中央纪委部署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报备制度试点。

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反洗钱法》，则意在监视官员账户资金的异常流动，以期防止问题官员携款潜逃。

2010年1月，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新闻通气会上透露，中央纪委监察部与中组部、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建立了防范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为应对“裸官”问题，2010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要求对子女配偶均移居国(境)外的官员加强管理。从2011年起，这类官员要特别说明移居费用和资金来源，以及亲属在国(境)外的工作单位及职务。而这些在以前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中并未有要求。

一些地方要求更为严格，比如广东省提出子女配偶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或重要岗位职务。

而这张由诸多部门，多项法律法规联合编制的网，还不足以完全限制住官员们的潜逃。

有官员就在立案调查期间脱身消失。例如，2012年4月，深圳市南山区政协主席温玲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深圳市纪委立案调查，调查期间，温玲出逃美国。

“在出境管理上，虽然我们有相关规定，但真实情况是审查失之宽松。应该建立起„谁审查，谁负责‟的机制，有些官员在被调查前或被调查时，就能听到风声而逃亡，这其实是信息保密不严的问题，若能对相关的涉案人员进行监控，应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其他制度也存在一些漏洞。

“《反洗钱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都是个案，一方面是，法律存在着漏洞，而另一方面，相关方面的沟通也有些问题。”林喆建议将银行方面人员吸收到相关的反腐工作上来，以使其实实在在地发挥监控资金流向的作用。

把小案也抓起来

有接近中纪委的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近年来随着地方局、处级官员“裸官”数量和出逃率上升，仅依靠中央部委层面的追逃、协调已捉襟见肘。“地方低级别的官员外逃现象严重。由于缺少预警机制，事发后社会影响很坏。”

因此，中央启动省级协调机制试点，旨在把小案也抓起来。目前，这一机制已经在10个试点省(市)展开。

事实上，在对待“失踪”官员的态度上，有些地方政府有时含糊其辞，甚至出现个别地方政府为“失踪”官员打掩护的情况。

例如前文提到的王昌宏，失踪数月，迟迟未被辞退。而《国家公务员法》规定：“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15天，或一年内累计超过30天的，应予辞退。”

而在发现官员“失踪”后，由于往往需要跨越国境，因此对其追捕则更为困难。

“很多时候，对出逃官员的调查和追捕都很难充分进行。”林喆说。

《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曾表示，贪官外逃的现实，说明中国相应的预防和惩治措施存在弊端，不仅相关制度、相关机制还有缺失，甚至法律也有缺失，且国际合作力度不够。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说，2007年后，中央建立了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不仅要防止官员外逃，还要将逃跑的官员追捕回来。

但是，受限于中西方制度差异，中国引渡外逃官员时存在一些无法绕过的制度壁垒。

中国已于2003年12月10签署加入了《联合国反腐公约》，而公约对于签约国引渡是有着规定的，所起的作用并不显著。

目前，国际社会引渡条约主要还是通过双边谈判签订。截至2013年5月，中国已与36个国家签署了相关协定(主要是周边国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与中国未签约。

重要的是预防

从斐济引渡回国接受审判的卢万里，是成功引渡案例之一。

除了引渡之外，对于外逃官员，还有劝说、当地起诉等手段。

例如，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于2007年1月9日持假护照越境逃亡新加坡后，即由相关专案组的人员劝说回来，终以贪贿4000万元判处无期徒刑。

许超凡等人在美国内华达州的受审则开创了当地起诉的先例。2009年5月，美国司法部门透露，涉嫌盗窃银行近5亿美元的中国银行两名前管理者许超凡、许国俊和他们的配偶等人6日被具体量刑。他们将在美国面临8年到25年不等的刑期。他们的罪名是合谋诈骗、合谋洗钱以及合谋转运盗窃钱款等。

许超凡等人从1991年开始与前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一同盗窃中国银行资产，总额达4.83亿美元。许超凡、余振东和许国俊曾先后担任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3人在多年时间内逐渐盗窃银行资产并转移到美国。

但劝返、当地起诉的有效案例并不多。杨湘洪出逃后，即使由其妻子游捷进行劝说也毫无效果，而当地起诉的情况更是少有。因此，加紧引渡条约的签署，是追捕外逃贪官的关键。

“官员出逃后，再去引渡、劝说，十分困难，最重要的是做好出逃前的防备工作。”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任建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建议，建立相对独立的机构，一方面能发挥民众在反腐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充分实现监督保密监控，避免官员听到风声逃亡。“现在的问题是，网民知道，贪腐官员知道的更多。”

部分“失踪”官员名单

王雁威：

失踪前任广州花都区政协主席。

2013年5月30日，王雁威出现在一个重大项目的开工动员会上，此后再未现身。广州市纪委曾在定期发布会上透露，王雁威曾通过区政协办公室转达到区委办公室请假治病，后来离开工作岗位。

王国强：

失踪前任辽宁凤城市市委书记。

2010年7月曾以赴美参加女儿毕业典礼，办理因私出国护照，因故未成行。2012年4月24日，与妻谭某(丹东海关主任科员)持因私出国护照逃去美国。到美后再无消息，国内给予双开处分。

温玲：

失踪前任深圳市南山区政协主席。

2012年4月，温玲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深圳市纪委立案调查，调查期间，温玲出逃美国。温玲是深圳市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公司创始人、原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彭朝晖之妻。温玲和彭朝晖都是二婚，各有一个女儿，现均在美国。

邓元华：

失踪前任湖南省醴陵市王仙镇财政所所长。

2013年5月底突然失踪，传携300万元公款，至今不知所踪。当地传因赌博输钱失踪。邓元华今年与其妻离婚。

王昌宏：

失踪前任彬州农机局副局长。

2011年11月底因欠下巨额高利贷失踪。失踪前，其母曾为其至单位递交假条。2012年4月22日郴州市纪委、监察局工作人员找到了他。

李华波：

失踪前任江西鄱阳县财政局股长。

2011年1月底，举家消失，携款亿元。今年4月，被证明逃亡至新加坡，并在当地因洗钱而获刑15个月。

高严：

失踪前曾任云南省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2002年，逃亡国外，而恰当此年，高严之子高新元由澳大利亚返回中国，并因行贿受刑，其母亦出庭。高铭，高严之弟，1954年1月6日生，1999年移民加拿大温哥华。王媛，高严儿媳，已移居加拿大多伦多。

卢万里：

失踪前曾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贵州省经贸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002年1月24日，用在湖南省某市公安局办理的化名为“张唯良”的因私护照，从广东经香港出逃斐济共和国。2004年4月16日，被押解回国，并于2005年以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偷越国境等罪名被执行死刑。

胡星：

失踪前任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

2007年1月9日，持假护照越境逃亡，后在专案组办案人员的规劝下，逃至新加坡的胡星表示愿意回国接受刑事调查，因受贿4000万被判无期徒刑。

蔡道明：

失踪前任湖南省公安县畜牧兽医局局长。

今年，6月20日，公安县政府通报，蔡道明5月28日与家人和单位失去联系。其失踪当日，对妻子说：身体不适，需要看病，至今行踪未明。

周金伙：

失踪前任福建省工商局局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6年逃亡，后于内蒙古被抓获。其妻女均已获得绿卡，定居美国。

杨湘洪：

失踪前任温州市委常委。

2008年9月30日，考察团出访回国前夕，突然声称“腰突”病复发，需在巴黎住院治疗，此后一直未归。在此之前，其女儿已与法籍温州巨商结婚，并去往法国。而其妻游捷仍在国内。

刘荣福：

失踪前任广州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

2010年8月19日持因私护照出境前往美国，并随后以遭遇交通意外为由申请休病假1个月至10月7日。但及至今日仍然未归。2010年10月14日，被免去花都畜牧局长职务。

忻伟明：

失踪前任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

2010年10月，随团在巴黎考察，15日考察团返沪当天失踪，留下纸条说将在法国会友。

当时忻伟明曾与卢湾区领导通电话，说自己颈椎不好，要留在法国养病，并要求辞职。

后于11月1日返回上海。其间，妻子女儿仍在国内，失踪真实原因不明。

高山：

潜逃前任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行长。

2005年1月潜逃加拿大。他在职时将10亿元人民币分批转移出境，还拿公款十几次“出国考察”，安置妻子移民及为自己潜逃“踩点”。在妻子成功移民加拿大后，把大量资金转移到境外多个私人账户，然后宣布和妻子离婚。高山成功移民加拿大后，却声称自己身无分文，靠前妻“救济”。

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

曾先后担任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

2001年审计发现开平支行共有4.83亿美元资产不知去向，而当时许超凡、余振东和许国俊以及他们的妻子已经逃到了美国。

第二篇：官员的身份,演员的天赋

官员的身份，演员的天赋

1、陈良《滋生腐败的文化因素》：虽然封建体制早已终结，但是封建文化仍然沉积于国人的心灵深处，这些文化沉积物塑造着当代的双重人格。当今时代，自相矛盾的双重人格在一些群体中普遍存在；具有双重人格者，总是在公开场合展现阳性人格，其语言和行为非常符合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给别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而在私下场合表现阴性人格，其语言和行为便发生变异，不三不四的话说得出来，损人利己的事也做得出来。仔细考察已经落马的贪官，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攻于心计，精于演艺，善于在不同场合转换角色，把双重人格演绎得活灵活现。

http://www.xiexiebang.com）采访时回应说，这一说法并不科学。

16、日前，英国《每日邮报》刊登“深圳富士康员工疑因化学物质罹患白血病”的报道，称从2010年起，至少13名年龄在20岁左右的富士康深圳工厂员工病倒后被确诊患上白血病，其中5名已经死亡。对此，富士康昨天在公开声明中予以回应，称报道不实，富士康患病员工并未接触到报道中所提的有害物质苯。17、9月15日是日本的“敬老日”，这个国家的高龄人口再创新高。日本官方新近公开的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去年上升了0.9%，增加了111万人，达到3296万人，创历史新高。

18、台湾《联合报》15日发布两岸关系调查，显示过去一年来，岛内民众认为两岸“外交”及军事处于竞争状态的比例明显上升。有分析认为，这与大陆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强势有关。

19、英国执政保守党、自民党领袖首相卡梅伦和副首相克莱格以及反对党工党领导人米利班德周一（9月15日）联署了一封承诺书，向苏格兰人保证，如果他们选择留在英国将会享有更大的自治权。

20、朝鲜判处美国公民米勒6年劳动教养，指控其有反朝敌对行为。二十多岁的米勒今年4月进入朝鲜后撕毁了他的签证，要求在朝鲜得到庇护，随后被扣留。朝鲜指控托德严重影响了朝鲜的法律秩序。此外，韩裔美国公民裴俊浩正在朝鲜服15年徒刑。朝鲜指控裴俊浩有反朝敌对行为，试图推翻朝鲜政府。

21、苹果新款iPhone手机开放预定首日创下400万部的纪录新高，是两年前推出iPhone 5时的两倍。苹果表示，许多客户要等到下个月才能拿到新手机。

22、【每日一禅】通常慈悲心的训练从亲近的人开始，希望对方快乐，愿意分担对方的忧苦：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你安乐，我要为此而努力，尽管我还在学习中，有时会显得笨拙和力不从心。你若给我回馈，我很感激；若没有，我也要慢慢学会不恼怒。在你追求幸福自由的路上，有机会为你做点什么，我很高兴。

23、钱理群《如何度过大学四年》：大学的根本的任务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而且是“立人”。所以大学期间要打好两个底子。首先是专业基础的底子、终生学习的底子。你在大学就必须打好专业技术知识的基础和终生学习的基础，这是一个底子。第二个底子就是精神的底子，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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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怎样结交比自己身份高的人

人的学识、修养、经历、地位不同，因而有平常与尊贵之分。这是人际关系的层次差别，也是一种自然秩序。尊贵者是相对的概念，每个人都是尊贵者，同时又有自己的尊从对象。交往对象不同，我们的位置会随之变化。尊贵者虽然与我们不属同一交往类别，有着一定的沟通障碍，但我们却可以打破障碍与之正常交往，乃至发展友情。那么怎样与尊贵者发展友情呢？

一、尊重对方，严谨有致与尊贵者发展友情，首先要准确把握双方关系，给其以相应位置，充分表现出对他的尊重恭谨。这是对双方关系的确认和定位，也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愿望的满足，必须严谨有致，不可苟且。小许很得一位行署教委领导的赏识。这位领导是教师出身，人也平易近人。他与小许并未谋面，但他赞赏小许的才华，便约请小许与他聊聊。小许在领导面前并没有得意忘形，忘乎所以，言谈举止，都严谨得宜，很有分寸，注重距离。领导虽性情开朗，多次表示要小许随意些，但还是对小许的举动发自内心的高兴，他觉得没有看错人。就这样，小许与那位领导逐步建立了友情。

二、切忌奉承，不卑不亢尊重是有原则、见真情的。如果不顾原则，另有目的，人格沦丧，不知廉耻，对尊贵者就会表现出阿谀奉承来。这表面上似是尊重对方，其实它与尊重是本质不同的。阿谀奉承，虚情假意，夸大其辞，别有用心，只能让尊贵者反感、嫌恶、痛恨。本来可以建立友情，但因双方失去真情而无法发展下去。我们也不能排除个别尊贵者好大喜功，乐于听奉承话、看媚态的。但这样的尊贵者有必要与他发展友情吗？

三、态度自然，不必拘谨尊贵者无论地位，还是阅历、学识，都高我们一筹。与他们交往，常令我们肃然起敬，有时我们还有一种威压感而噤若寒蝉。我们作为平常人，尤其是未见过世面的青年人，在这种情势下往往显得动作走形，言语嗫嚅，特别别扭、生硬。其实尊贵者也是我们平等的交际对象，也是一种自然的交往关系，我们一方面要尊重于彼，另一方面也立足于自己，守住方寸，保持本色，自然而正常的交往，不必拘谨。这反倒能显示自己的交际魅力，会赢得对方的认可和尊重，尊贵者会乐意与我们发展友情。小斌是有才华求上进的青年人，他很想与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交往，可最终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是小斌太拘谨了，一副窝窝囊囊、委委琐琐的样子，当然让前辈大失所望，怎会与他发展友情呢？

四、巧托会配，不可狂妄从交往的过程来说，尊贵者是交际的主角，而我们则是配角，处于次要地位。这是交际现状，也是交际规律，是由彼此交往身份和交际能量决定的。我们要积极支持尊贵者，热情配合尊贵者，鞍前马后，服从需要，听候调遣。这是合乎交际现实的，不仅不会损害自己的“身价”，而且会取得尊贵者的信任。而如不能摆正这层关系，不恰当地显示自己的能耐，抖弄自己的才华，以至背弃、排挤尊贵者，这往往适得其反。小灿总希望展露才华，让一位他最敬重的老人认可他。一次，老人在晚会上唱京剧，虽然唱得不算好，但还是赢得了掌声，小灿又想，自己亮亮嗓子必会让老人有知音之感。于是一曲京剧唱得嘹亮高亢，老人却在台上感到很不自然。小灿虽是善意，但如此“抵”老人，老人还会同他发展友情吗？

五、主动真诚，做出姿态尊贵者的行为是要与自己身份、地位保持一致的。他们一般不会主动与我们交往，而作为平常人，身份在下，地位比他低，自要主动积极，充满真诚，先迈出一步，做出友好的姿态，这是尊长敬上的美德，也是交际的惯例。小文在一次会议上结识了一位有成就的作家，他十分珍惜这层关系，可他是个平常的人，又是小字辈，当然并没有引起作家的注意。但小文视之为自然，更没有赌气，他每逢节日必寄贺卡给这位作家。终于作家记住了小文，并与他有了不寻常的友情。

六、求助求教，接受呵护尊贵者是力量的象征，在他面前，我们显得很弱小稚嫩。所以要接受并求得呵护。这一则是我们与尊贵者交往所寻求和迫切需要得到的东西，二则作为尊贵者，他也会从中获得施与和扶持之乐，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寻找呵护一要尊重尊贵者的愿望，二要适度得宜，不可仰仗、依附于尊贵者。这包括恰当的求助及一定程度上的求教。这会获得尊贵者的认可，并圆满获取他的友情。小刚对本校一位知名教师十分敬重，主动拜他为师，经常请教一些问题，求得帮助和扶掖。由于小刚尊重他的作息习惯和癖好秉性，所以每次请教都会有收获。而在这一次次的请教中，那位教师也对小刚发生了浓厚兴趣，并逐渐有了很深的友情。来源：学生大

第四篇：以奉献者的姿态去做事

以奉献者的姿态去做事

——莫荣秀

在我们的生活中，会有这样一些默默无闻的人围绕在我们身边，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微薄之力去帮助他人，去帮助他的团队。

我们公司有这样一位成员，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会做好最坚强的后盾，因为公司有饭吃，我们才有饭吃”。这句话虽然很普通，但却很有深意。我很为公司有这样一位忠诚的成员而高兴，相信这是我们作为同事的骄傲，也是我们蓝天公司的骄傲。在她的内心里，一直为公司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只要涉及自己做的每一件关于公司的事，都是先想到公司，才想到自己，公司壮大了，自己才会发展得更好。

就拿我们每天发生的点点滴滴来说吧，公司每天的卫生打扫都照常进行，打扫时间是定在8:45开始，真的会有一些人来早了几分钟就呆在座位上等；有的在弄自己的事；有的站着聊天„„她呢？有时会比其他人来得晚一些，但她会一到自己的座位上就马上放下包，立刻打扫起来，打扫得很认真、仔细。有时她来得要早一些，虽然时间没到，但她不会坐着等，她会马上去打扫。她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要是来得早，我宁愿自己先打扫完，提前打扫好就不用拖时间太长，还可以提前上班，也不耽误工作，我从来没有觉得先打扫会吃亏的想法”。

这就是我们蓝天公司一位普普通通的成员，但她却不是普通人的思想，她的那种心境是最高尚的，最值得敬佩的。有时她可以为公司的一些事冲在前面，这种人格更是难能可贵的。

一家公司，如果每一位成员都有这种思想，那么，这家公司发展壮大一定指日可待。

一颗小草，力量很微弱，但当你把十颗、一百颗，一千颗拧成一条绳的时候，这股力量是坚不可摧的。

在公司这个大家庭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以一种奉献者的姿态而非索取者的姿态去做事，多问自己能为公司做什么，而不是公司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我想，一个经常问自己能为公司做些什么的人，在工作中会更有使命感，他们的行动也会和公司时刻保持一致，在公司一定会得到成长，得到提升；相反，通常想公司能为自己做些什么的人，他会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抱怨，当然，也无法在工作中获得长足的发展。

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间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我想借着这句话的意境说一句，“只要我们都以奉献者的姿态去做事，我们团队的力量足以建造一道永固的万里长城”。

第五篇：国家药监局退休官员披露高药价内情

國家藥監局退休官員披露高藥價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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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本稿】 【進入論壇】 【推薦朋友】 【關閉窗口】 2006年08月31日 19:2

48月22日，國家發改委再次發出通知，決定對99種抗微生物藥品的零售價格進行調整，共涉及400多個劑型規格，平均降價幅度為30%，最大降幅76.8%，降價金額為43億元。這是國家發改委繼今年6月出臺抗腫瘤藥品價格調整方案之後的第二次藥品調價措施。

從1996年開始，當時的國家計委(發改委的前身)即開始大刀闊斧地整頓藥品價格秩序，從此步入漫長的降價之旅，至此次對抗微生物藥品降價，已經是第二十次了。

10年彈指一揮間，經歷了20次不同方位、不同品種、不同形式的降價再降價，‚看病貴‛、‚藥價高‛，依然頑強地充當著報端屢見不鮮的焦點話題和百姓們不絕於耳的議論中心。

從理論上計算，這20次的藥品降價金額至少在數百億元。然而，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對於藥和藥價卻是另一番感受——藥品品種以幾何級數在增長，而便宜藥卻難覓蹤影，甚至有些大城市裏的患者為了開到塊把錢的青黴素必須陪上笑臉，搭上人情，仿佛計劃經濟時代搶購緊俏商品一樣。

藥價居高不下的原因何在？行政降價為何收效甚微？實行近10年的藥品招標採購為何‚高價藥驅逐低價藥‛？為何行醫幾十年的老大夫面對層出不窮的‚新藥‛亦是一頭霧水？畸形的價值規律背後，有著怎樣的盤根錯節的體制沉疴？

一位國家藥監局退休官員的調查報告

駱詩文，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辦公室副司級巡視員，在藥監局1998年成立之後，先後任職于市場司、監察局等部門。在此之前，自1991年開始，駱詩文任職于機構改革前的國家醫藥管理局。在2005年退休時，他在藥品監管領域共工作了15年。從事藥品監管工作之前，他是廣西醫藥公司的總經理。

退休後的駱詩文，並未徹底閒下來。自2005年10月起，他開始蒐集資訊，調查醫院藥品招標採購價與市場價之間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經八個月的調查，于2006

年6月形成了兩本厚厚的調查報告《零售藥店、私人診所、民營醫院藥品採購價格與國有二甲以上醫院藥品招標採購價格的比較分析與政策建議》。

翻開總共200多頁的調查報告，記者看到2000多種藥品招標價與非招標價的詳細比較情況。駱詩文向本報記者解釋說，這2000多種藥是在10000多個招標品種中隨機抽樣而來，招標價格來源於中南六省區(河南、湖南、湖北、海南、廣東、廣西)2005的中標藥品價格。非招標機構藥品購進價格即是醫藥物流企業的藥品銷售價格，即賣到藥店或者私人診所的批發價。

調查報告採取三種不同對比方式進行統計。其中同名同廠同規格的藥品為1721種，對比顯示，廠家根據不同的銷售渠道，制定不同的價格體系，進醫院的藥品價格普遍高於走市場的藥品價格。

第二種對比方式為同名同廠不同規格，有165種。對比表明，部分招標藥品是對普通藥品進行改變劑型、改變包裝、改變規格、改變給藥途徑的品種，廠家專門對醫院銷售，通過改變包裝、規格等辦法，變相漲價，招標價格普遍高於非招標價格。比較典型的例子有野木瓜片(糖衣)，規格為0.4g，每盒36片，2005年招標價為21.28元，規格為0.4g×100s/6，經過轉換系數處理，將不同規格調整為同一規格後，招標價比非招標價竟高出52.7倍。

第三種為同名同規不同廠，共652種，該類型是指選擇不同廠家，但規格、品種以及藥品品質都基本相當的藥品進行比較，對比仍提示進入醫院的招標價格普遍高於非招價格。

各類對比中，的確也出現了少量招標價低於非招標價，表明經過統一招標，確實使部分藥品價格有所下降，但是這些藥品數量較小，進入醫院後賣不出去，極易成為‚死標‛。

由於招標價格一般由衛生行政部門組織，記者無法對駱詩文報告的數據進行一一核實，但此報告對於考查招標制度的成效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和管窺作用。

‚高價藥驅逐低價藥‛

為何意在引入競爭以降低藥價的招標制度在現實中卻‚越招越高‛呢？

所謂藥品招標，是指在公開的一定範圍內醫療機構臨床用藥的採購條件和要求，由眾多醫藥生產企業或醫藥經營代理企業參加投標，按品質、價格比優化的原則選擇交易對象。政府希望通過此舉，擠掉藥價虛高的水分，降低藥價。然而實際

情況事與願違，變成了‚越貴的藥越好賣‛的反價值規律現實。

在熟悉中國藥品流通體制的業內人士看來，招標‚越招越貴‛並不奇怪。據業內人士估計，在藥品增值過程中，藥廠、醫生、醫院、藥品銷售公司等幾個環節中的增值比例為4：2：3：1，醫院環節佔了50%以上。醫院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賣藥利潤來維持運轉的。

國家規定，醫院在購進藥價上加價15%賣給患者。這只是所謂的‚明扣‛。實際上，私下裏，藥廠還要給醫院至少三成以上的‚暗扣‛，也就是藥廠給醫院和醫生的提成。按藥品出廠價加價15%的比例計算，當然是絕對額越大，醫院得到的會越多。2005年，發改委曾做過相關統計，全國醫院的進銷差率平均為42%，大大超過了15%的‚明扣‛線。

比如說10塊錢的藥，醫院只能得到1.5元，而如果是100塊錢的藥，醫院就可以得到15元。與此相應的是，回扣空間比例也會因為高價藥而成倍增長。這正是醫院喜歡高價藥的原因所在。

類似青黴素、阿莫西林這類價格低廉的抗生素難以得到大醫院的青睞原因也正在於此。‚這些藥過於便宜，大醫院不願意要，我們只能銷往農村。‛一位在藥廠工作多年的業內對記者人士說，‚即使這類便宜藥能夠中標，也不能在日常的診療活動中被廣泛使用。所以等於是‘死品種’。‛這種中標後，卻仍然無法實際進入醫院市場的現象，業內稱為‘死品種‛或‚死標‛。

用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常務副會長于明德的話說：‚如果醫院一直壟斷著藥品的銷售權，這就決定了單純的藥品降價和招標採購等等做法都解決不了藥價高的問題。‛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醫藥代表對本報記者說：‚在醫藥鏈條中，醫院就是藥廠的上帝。因為藥廠過剩。而企業都在低水準競爭，一種藥有上百家企業生產，嚴重供大於求，而醫院就是‘誰給我的回扣大，我就買誰的藥’。現在正在打擊商業賄賂，暫時不能給的錢還得記在賬上，等風聲過了再給錢。‛在與記者的交談中，這位醫藥代表透露，他已經決定轉行了：‚現在風聲緊，實在是太不好幹了。‛

在這位醫藥代表看來，中國的藥廠在競爭中只能生產同質化的產品，沒有研發能力，但是卻不可能在競爭中被淘汰，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用錢開路。

一組數據證實了這位醫藥代表的判斷。中國現已能生產藥品品種上萬種。在2000年，中國的藥品生產企業6700多家，批發企業17000多家，零售藥店12萬多家，到目前為止，藥品生產企業仍有5000家左右。藥品品種、生產數量、生產和經營企業數量過剩，低水準重復十分嚴重。在產品供過於求、創新產品缺乏的情況下，讓利銷售、回扣是生產經營企業生存的重要手段。

在這種扭曲的競爭中，優勝劣汰這一普世的市場經濟規律無法正常發揮作用。物美價廉並非企業追求的重心，重心偏至如何使自己的藥順利的進入醫院，‚打通關係‛、賣讓醫院有利可圖的藥才是最重要的。醫生用什麼藥、不用什麼藥直接決定了某個藥廠的命運。

在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秘書長周燕看來，藥品不能真正以它的品質和療效論英雄，而是受行銷、利益等因素的影響，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醫生處方的權威性加上以藥補醫和藥品生產低水準重復的客觀現實導致藥品生產的逆向選擇，更願意生產高價藥，中國抗生素濫用現象也是表現之一。

‚換湯不換藥‛

羅氏芬、麗珠芬、菌必治、菌得治、抗菌治、康力舒都是什麼藥？相信沒有幾個患者能準確回答這個問題——其實，它們就是一種藥：頭孢曲松鈉。

又比如百服寧、泰諾、必理通、感冒清、白加黑等，這些在電視廣告上讓人看得眼花繚亂的藥名，其實通用名都只有一個：‚對乙酰氨基酚‛。

經過發改委二十次的降價，許多基本醫保目錄的藥品利潤空間已經非常稀薄，自然無法為醫院提供寬大的回扣空間。於是這些藥仿佛從人們身邊消失了。其實，它們多種並未消失，而是披上另一身盔甲，上演了一把‚超人歸來‛。

藥品一般有三種名稱，即化學名、通用名和商品名。化學名是根據藥品的化學成分確定的化學學術名稱。如上面提到的‚對乙酰氨基酚‛，它的化學名為N-(-4-羥苯基)乙酰胺。

藥品的通用名稱是國家藥典採用的法定名稱，不論哪個廠家生產，同種藥品的通用名都是一致的。比如‚對乙酰氨基酚‛就是該藥品的通用名。而商品名是指藥品生產廠商自己確定，經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核準的產品名稱，在一個通用名下，由於生產廠家的不同，可有多個商品名稱。百服寧、泰諾等都是‚對乙酰氨基酚‛的商品名。

這些雲山霧罩的藥品名稱在遇到藥品降價的政策時就成了力挽狂瀾的對策。據業內人士透露，每次降價都會有降價藥品停止生產、換個名稱和包裝再次登場的案

例。如本身是注射液，改頭換面成注射用的粉針劑，就可以鑽按類別限制藥品價格的空子。如降價的是劑量為一克的藥物，那麼廠家將劑量改成兩克，就能讓藥品跳出限價範圍了。許多藥品成份一樣，只是名稱改變，不少患者連續吃了幾種藥，到後來才知道吃的是一種藥。這不僅導致患者花冤枉錢，還可能因重復用藥產生不良反應。

‚四改‛(改包裝、改劑型、改規格、改給藥途徑)新藥要想重新粉墨登場，最重要的是要過新藥審批關。

《藥品註冊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新藥申請，是指未曾在中國境內上市銷售的藥品的註冊申請。已上市藥品改變劑型、改變給藥途徑、增加新適應症的，按照新藥申請管理。‛

於是，在2004年，中國藥監局受理了10009種新藥申請，美國FDA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僅受理了148種。2005年國家藥監局批准新藥1113個，同期美國FDA批准新藥81個。

專家介紹說，在美國，藥廠如果要改劑型、改給藥方法，也是需要上報美國FDA並且算成新藥的，那麼國外的藥廠為什麼不願意頻繁申報呢？原因在於，因為美國申報新藥要花錢，如果改變劑型所帶來的收益並不能補償申報的花費，那麼企業就沒有動力去申報新藥。重要的一點是，在美國藥品價格不是政府規定，而是市場競爭形成，更重要是與保險公司談判的結果，如果某種藥進不了醫療保險，對藥品的銷售就有很大的影響。保險公司並不會因為藥廠把片劑改成了膠囊，就把以前沒有進入保險目錄的藥加入保險目錄。沒有了醫院賣藥給企業帶來了好處，企業也就自然沒有了動力。

事實證明，如果‚醫藥不分‛、‚以藥養醫‛的體制沒有改變，藥價無法真實降下來的，看病貴的問題也無法真正得以解決。這是一個堅硬的利益鏈條。

‚在國家現行的政策制度安排下，醫院既提供醫療服務又提供賣藥服務。這种醫藥不分業的現狀最大弊端就是開方和賣藥的經濟利益直接聯繫在一起。所以就出現了醫院科室承包，開的大處方多了，就可以多得獎金。這種利益驅動，使得中國的藥品價格管理永遠不會有成效。‛于明德說。

目前，中國90%以上的醫院為公立醫院，而政府基本上沒有給各級醫療機構增加補貼，國家在發展衛生事業方面投入嚴重不足，致使醫院和企業一樣自負盈虧，現行制度下的許多公立醫院已經由公益性質的非營利單位變成了頂著事業單位帽子的企業，企業必須為自己的利潤著想，於是藥品、醫療器械等都成為這種畸

形的‚自我補償模式‛的重要來源。

在目前醫療服務價格與醫生收入嚴重不匹配的同時，醫生、藥房工作人員則從醫藥用品銷售中獲得大量灰色收入。在很多情況下，醫生的灰色收入已經透明化。但是醫院不願意監管的根本原因就是要留住那些人才。加上保險制度的不健全，所以有這些合力構成了推動藥價虛高背後的力量。實現醫與藥的分開管理、分業經營。從源頭上切斷醫院、醫生與藥品經營之間的經濟利益聯繫，確保醫院和醫生不是為了獲利而開藥，從根源上開始解決這一體制的改革應該開始了。(來源：人民網/南方週末記者趙小劍記者傅劍鋒、曹海東、李虎軍對本文亦有貢獻)

來源：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