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大学的灵魂与核心

第一篇：大师大学的灵魂与核心

大师大学的灵魂与核心(代序)——在汤象龙先生百年追思纪念会上的讲话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 赵德武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集会于此，隆重纪念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奠基人、西南财经大学发展历史上最杰出的教授之一——汤象龙先生的百年诞辰。首先，我代表西南财经大学全体师生，向先生的亲属，向莅临大会的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汤象龙先生的一生，是徜徉于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不断探索、孜孜以求的一生，也是为西南财经大学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的一生。

一百年前的三月，伟人的故乡——湖南湘潭，诞生了这样一个新生命，历经书香门第的熏陶，聆听梁启超、罗家伦等大师的教诲，秉持强烈的爱国热情，上下求索，苦苦追寻，成就了汤象龙先生在中国经济史学奠基者的地位。

循着先生奋斗一生的足迹，我们看到一个在1928年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中，组织“济案后援会”，参与调查日货、编写《济案真相》等社会活动的热血青年；我们看到一个组织抄录清宫军机处和内阁档案中的有关近代财政经济史资料，运用统计方法整理史料进行史学研究工作的学术新派；我们看到一个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先生，共同创办学术刊物的前瞻者；我们看到一个与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等共同创建“史学研究会”，并被公举为总务的思想家。

当然，时代的命运，也使先生一生不断地颠沛流离，从南京到重庆，从重庆到成都，战乱的流离、“文革”的被污蔑、晚年身体的痛楚，所有这些都没有消磨先生为学术孜孜以求的志向。从《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到《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从教学科研第一线到繁重行政管理，先生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92年，汤象龙教授编著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一书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这部历经坎坷、凝结着先生50多年心血、长达70多万字的学术巨著，填补了中国近代史、近代经济史和近代财政史的研究空白。专家们这样来评价它：“作者精辟的分析，严谨的治学态度，顽强的探索精神，为科学献身的奉献精神，都凝聚在这一研究之中。”

今天，我们在这里追思先辈的伟绩，不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弘扬一种大师文化、一种大学精神。大师，是大学的灵魂与核心，是大学精神的缔造者。从大师文化来看大学精神，更是一条可以追寻大学理念的路径。西南财经大学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杰出的学者，才铸就了这样一所“历史悠久、学术底蕴深厚”的现代大学，才铸就了“经世济民、孜孜以求”的大学精神。要建设高水零财经大学，就必须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今天，我们在这里追思先辈的伟绩，更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体系，需要我们倍加努力，而实现建设特色鲜明高水平财经大学的奋斗目标，同样需要我们倍加努力。

汤象龙先生已经离开我们10年了，但他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追求理想、追求真理、严谨治学、自强不息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后来者勇往直前。

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承继先生的事业与精神，以慰先生在天之灵。

第二篇：大学精神是大学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一、大学精神是大学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指出，一流大学的本质在于其特色的校园文化、大学精神及运行机制，大学文化、精神的建设与创新是新时代大学持续发展的动力和重要任务。因此，我校在四校整合由专科向本科转型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思想融合、文化融合，注重校园文化的建设和大学精神的培育，使全校师生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形成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大学文化是以大学为载体，通过历届师生的传承和创造，为大学所积累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广义上讲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动文化和精神文化。大学文化的主体是大学教师和学生，它既是传承的结果，也是创新的结果，是一个历史的扬弃和积淀过程。高楼大厦对一所新建的本科院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是能“筑巢引凤”，能使大楼折射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大楼、育大师、养大气”体现的正是这个道理。

大学精神是一种文化的理念，是大学文化系统的核心和灵魂，通过对校园文化的深层次提炼，达到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它包括以自然科学为主题的科学精神和以人文科学为主题的人文精神，以及现代大学的国际化视野。九江学院是一所新建的多科性、综合性本科院校，既涵盖自然科学学科，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有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良好基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四校的整合要实现思想、文化和精神的融合，必须以大开放、大包容的气度，在九江学院的旗帜下，相互认同，相互接纳，共同营造一种校园文化氛围，激励师生勇于探索未知，创新知识。

二、校园文化建设应提供多元化，突出主旋律，凝炼大学精神

大学作为社会的“人才库”、知识的“创造源”、文化的“传播者”和成果的“孵化器”，给人们提供综合化和通识化教育（人文教育是最基本的环节），这是校园文化和大学精神确立的基石。建设校园文化应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动文化和精神文化着手，科学地做好学校“三大规化”，使气势的建筑、现代化的设施和优越的环境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使一草一木都透露着文化的气息，让广大师生在这种文化的氛围中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表现出良好的文化素质和精神风貌。为此，整合后的九江学院应尽快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校园文化，提升自己的大学精神。通过大学校园文化活动，对大学生德智体诸方面进行全面培养，形成健全人格，把体现着“大学精神”的科学态度、文明风范、价值观念带到社会，影响和感染其他人，发挥校园文化和大学精神的社会辐射作用。九江学院是江西高校的“航母”，有着近4万名师生员工，在打造自己的校园文化时，应尊重原各校的文化传统和学术特色，兼容并蓄，传承和融合优秀的文化成果和人文精神，从中提炼出新的大家认同的统一的大学精神，作为校园文化主旋律和精神文明主旨。

构建九江学院校园文化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框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变成师生自觉的行为规范。例如对新生入学教育应把学院的文化传统、历史沿革和校训校风作为内容之一介绍给学生，教学生唱校歌（应有自己的校歌并制做成光盘发给学生），增加学生的自豪感。毕业时，在颁发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时高唱《毕业歌》，让学生带着豪情和对母校的眷念走向社会。

三、医学院精神文明建设之思考

清华大学“行胜于言”的治校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精神、“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为高等学府精神文明建设树立了典范。学校精神文明建设是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院作为综合性大学的二级学院，在大学文化和精神建设方面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它揭示人的自然与社会属性和医学发展规律。医学院作为医学圣殿，是众多学子献身医学、立志成才的基地，更应弘扬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努力打造有自身特色的校园文化和人文精神。在九江学院大学精神的框架内来构建医学人文精神，树立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在营造医学人文环境、塑造医学生人文素养时应把“医学生誓言”、“南丁格尔誓言”等内容纳入医学人文建设范畴，让医学生、护生从一入校就受到医学人文精神的激励和感染。新时期的九江学院人，继续弘扬“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爱校如家，敬业奉献”的九医精神，形成“严谨（治学）、（爱岗）敬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教风（教师风范）和“团结友爱、勤奋守纪”的学风，吟唱“为了人类生命辉煌”之院歌

总之，九江学院要成为“国内知名、省内一流”的大学，必须定位准确，瞄准“教学质量一流，管理水平一流，教学设施一流”的目标，在抓教学、科研基本建设的同时，重视大学校园文化和大学精神内涵建设，使健康向上的人文精神主导校园文化生活，影响全校师生，确保学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第三篇：大师造大学

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表示大学乃大师之学，无大师则无大学，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运行的主体是高素质的师资、一流的人才。其他的大学校长们在认同的同时，都表示了对大师的向往和对人才的渴求。

整场辩论可谓十分精彩，究竟是“大学造大师还是大师造大学”双方就此争得如火如荼。大师和大学是分不开的，一所好的大学必有好的大师，大师是大学的灵魂；然而大学又是孕育大师的摇篮，“培养高端人才”的理念造就了优秀大师。

“大学，乃大师之学。”——反方

反方开门见山提出观点“大师造就大学。”“前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也。‟这就说明了大师对大学的不可或缺性。我们不否认大学对大师的有利影响，但是，谁的影响力更大呢？未上过大学的袁隆平和乔布斯依然能够成为大师，您还认为大师是大学造就出来的吗？”反方先展开了攻势。

“造不是从无到有，而是质的飞跃。”——正方

正方辩手不甘示弱，巧妙回应，条分缕析。“首先，我方说的„造‟并非从无到有，二是质的飞跃，理念的改变。大师的确对大学不可或缺，可是建筑对大学也不可或缺，难道您能说建筑造就了大学吗？大学为大师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环境，指明了研究方向。大学能够造大师，而并非说大学是大师的必经之路。再者，那我想问对方辩友，北大汇聚大师，按理说影响力应该提高啊，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啊，那这是不是说大师造不了大学呢？反过来说，大学为大师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环境，指明了研究方向。大学又有包容性，允许学生自由学术，造就了大师。”

“浙大当年被号称„东方剑桥‟，为何现在不成为„世界剑桥‟？”——正方

当面对反正辩友提出“大师能造就大学的名气”时，正方三辩反应敏捷，钻孔设问，“你也说，浙大的大师缘故，当年浙大就被号称„东方剑桥‟，为何现在不成为„世界剑桥‟？”同时，正方二辩也巧借身边事例，反驳道：“大家都知道，刘路获奖一时提高了中南大学的名气，难道你能说刘路造就了中南大学？”

“然而，岳麓书院名列四大书院之首，是什么原因？正因当年的朱张讲学，可见大师是大学的灵魂。法拉第和华罗庚等人自学，这也足以说明大师不是造出来的，大学只是港湾，可能锦上添花而已。”面对反方铿锵有力的阐述，正方三辩随即反驳道,“巴普洛夫临死前都要研究成果，像这样大师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研究学问，哪有时间来造大学？再者，杨振林等人为什么在国内少有建树，在国外却如鱼得水？又说余秋雨进入复旦，复旦又有本质的飞跃吗？”正方三辩滔滔不绝，连连发问，“反过来说，所谓的„珠峰计划‟，就是指国家投入大量的资源来造就大学，那正是因为国家看到大学可以造大师，才愿意投入那么多钱财啊！” “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也。”——反方

反方三辩文采飞扬，辞藻华美，“没有大师的大学，就如没落滚滚红尘，当你面对冷冰冰的建筑，当你面对一堆堆作业，没有大师思想的熏陶，你还能收获什么？你不会对这样的大学感到失望吗？”接着，反方又阐述了西南联大是由大师撑起来的，针对正方的质疑“大师拿什么时间来造大学”提出“大师不仅有研究型大师，还有管理型教育型大师”的观点。

辩论现场火药味十足，双方针锋相对，擦出了不少火花。评委们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宣布了本场辩论赛获胜的是数学院，最佳辩手是土木院一辩刘乐招同学。评委蒋海松老师最后说：“两队理工科的学生的广博的视野，优雅的谈吐，都让我很震撼。正方气势更胜一筹，配合默契，反方辞藻华美娓娓道来。希望能看到更多的类似正方三辩„东方剑桥‟，为何浙大如今不能成为世界剑桥‟的精彩反驳。本次辩题特别契合当代背景，能反映出大学生思想的广度与深度。”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建于1636年，比美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建立几乎要早一个半世

纪。当年，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为其子孙后代的幸福，仿效当时英国剑桥大学的模式，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建立了这所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始称剑桥学院。1639年，学校更名为哈佛学院，目的是为了永久纪念学校创办人之一和办学经费的主要捐献者、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文学硕士约翰·哈佛。1780年，哈佛学院被马萨诸塞州议会破格升为哈佛大学，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常被简称为哈佛。

1917年，著名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北京大学从此日新月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鲁迅、胡适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

第四篇：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核心灵魂-BD

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核心灵魂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其核心应该是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观，是企业的信念、仪式、符号和处事方式等组成的特有文化现象，这些价值观和文化现象将深深的影响着企业中的每一个员工，并互相作用，最终影响着企业的发展。

所以企业文化的建设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于我们和平营业部的发展建设，更是起到了一个标杆的作用。面对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面对通信事业的飞速发展，营业部，营业厅等同于冲在站场一线的先锋队伍，我们最先接触到客户，也就最先展示出我们的企业文化理念，最先表达出一个企业的精神风貌，那么，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我们和平营业部来说当然是重中之重。

XXXX的每一个XXX都有自己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故事，而我身边的这些故事不仅真实，重要的是给身在企业其中的我们营造了一个良性的竞争氛围，平缓了日常工作的巨大压力，同时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去积极投入到每天的工作中。XXX为完善企业文化建设，以XX为单位开展了，企业飞信、营销之星评比、业务服务培训、“站出来”服务等一系列工作。

企业飞信包括XXXX等板块，由营业厅里面的骨干员工组成培训小组，每天通过企业飞信的形式定时下发信息。每天早上，营业员都会收到一条XXX的信息，是关于近期下发的热点业务通知，里面不仅

包括业务通知的重点难点，针对一些容易犯的错误也做了提醒，让我们对于业务有一个温故而知新的机会。每天下午，营业员还会收到一条XXX的信息，是一些逻辑训练和文字游戏，在大量重复的工作中活跃了大家的思维，有时候营业员彼此之间还会讨论某一个问题的几种做法，使我们的工作变得多彩也增加了彼此间的沟通。在客流量相对较小的时候，我们还会收到一条飞信，那就是XXX，内容是些小笑话，有时候是冷笑话，同事之间开玩笑也时不时的会引用其中的内容，然后工作之余会心的一笑，微笑服务就这样在日常工作中得以展现。

为了激励营业员主动的完成kpi任务，XXX厅开展了营销之星评比的活动，每个月推荐客户办理新业务量的排名在前八名的营业员会被授予“营销之星”的荣誉称号并由厅主任颁发一颗闪亮的胸牌，在众多营业员中脱颖而出，使得整个营业厅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

服务以业务为基础，日常的业务培训必不可少。针对日常业务中比较热点的业务，热点业务中比较疑难和容易犯错误的问题，营业厅的培训小组，每周一个课题，进行循环培训，使得每个营业员都可以熟练掌握业务，更好的服务客户。

企业文化应该就是一个企业赋予员工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应该就是一个企业为员工营造的和谐努力的工作氛围，应该就是一个企业为员工着想，为企业发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优秀的企业文化应该足够形成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和灵魂。它能让身在其中的员工感到骄傲，能让我们以良好的心

态积极努力的投入到每一天的工作中，它仿佛就像一面鲜艳的旗帜，抖擞的飘扬在我们的头顶，每当我们失落时给我们以前进的力量，每当我们骄傲时给我们以严肃的警示，每当我们迷茫时给我们以清晰的方向，优秀的企业文化正是一个企业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核心灵魂。

第五篇：细节中的民国大学与大师

细节中的民国大学与大师

游宇明

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民国的大学与大师

民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一方面战火纷飞，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文化、科学相当繁荣，大师辈出。我每次读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的著作，几乎都会热血沸腾，深为民国大学的坚守和民国大师的精神气度感动。我对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非常感兴趣，多年来写下了大量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文人的文字，月内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叫《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我的这些写民国文人的作品在国内有一定影响，承蒙报刊看重,2011年11月24日的《北京日报》、2012年第1期《杂文月刊》和《湘声报》等都发表了专题评论。

二、民国的大学

（一）民国大学教授对校内事务有充分的发言权

民国大学的重大事项主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决定。教授会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议事机构，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和教授会选出的教授代表组成。我们不妨以清华大学为例，看看教授会、评议会干些什么。1926年4月15日，清华教职员会议三读通过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大纲设了两个重要的权力机关，一为评议会，一为教授会。教授会的职权是：

1、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

2、审定全校课程；

3、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

4、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

5、讨论决定由评议会以三分之二通过提出对本组织大纲之修正案。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出的评议员共7人组成，校长为主席，职权范围是：

1、规定全校教育方针；

2、议决各学系的废立与变更；

3、议决校内各机关的废立与变更；

4、制定校内各种规则；

5、委任财务、训育、出版、建筑四种常设委员会委员；

6、审定预算决算；

7、授予学位；

8、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9、议决其他重要事项。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该系教授、教员于教授中推举，任期二年。甚至出任院长和校长的人选也得事先征询评议会的同意。

由此可见，教授会、评议会掌控了学校的教育方针和人、财、物之权力。评议会职权中的第一、二、三、六项，评议会必须征求教授会的意见，如果被教授会以三分之二否决，就要复议。也就是说教授会对评议会的权利是有制衡的。

我们不妨看一次教授会的具体的开会情况。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华的科学馆212号教室，清华历史上的第一次教授会如期举行。到会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会人数的78%，而且发言非常热烈。比如选举教务长的过程。会场上由余日宜教授与赵元任教授建议：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选时，通过者须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而第三次票选半数通过就可以。另有陈福田教授主张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赞成。结果，梅贻琦在第三次投票时获得33票，成为清华有史以来第一位民主选出的教务长。接着，教授会和评议会不断开会，设计各学系的设立，选举系主任，研究课程大纲。后人从清华名教授吴宓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赵元任、陈寅恪、李济、金岳霖等中国大牌教授如何频繁私下聚会，讨论学校事务，商量各种难题的处理方法。做学问的人并非只是对学问感兴趣，当他们的意见可以对校内权力运行发生相当影响，他们的“参政议政”意识会非常强烈。

（二）民国大学课堂教学非常自由。

民国课堂的教学自由出乎人们的想象，一是教同一门课的教师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二是老师教课的方法充分自由，没有谁来干涉；三是许多时候考试完全由任课老师说了算。

当年的暨南大学办在上海，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曾是那所学校的学生。据他回忆：翻译家钟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他选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学出版的《黄金库》诗选，他教课几乎天天读诗，有时也选一些小泉八云的诗歌讲义发给学生作补充读物。碰到他高兴，还会选译郁达夫的小说与徐志摩的诗歌，叫学生对照读，看有什么地方译错没有。由于教学内容极其丰富，方法灵活多变，深受学生欢迎。

钟作猷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后，接替他的是戏剧家顾仲彝。非常奇怪的是，早在学生时代就因自编、自导、自演《朝鲜亡国恨》、《云南起义》、《中国魂》等戏剧名噪一时的顾仲彝却不选戏剧做教材，而要选《伊利亚随笔集》和莎士比亚乐府，并且在课堂里完全不谈戏剧。

著名戏剧家洪深当时也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与顾仲彝不同，洪深最喜欢用戏剧做课文。他教英文简直像演戏，声音又特别抑扬顿挫，仿佛是在舞台上念台词，有动作，有表情，把学生们迷死了，上课时教务部门非得给他安排科学馆的大教室才行，就是大教室也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老师的课如何教，也一切悉听尊便。民国史作家傅国涌有一篇文章介绍：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是剧作家，也教的是戏剧。王文显讲课的方法是照他编的讲义在课堂上读，年年照本宣科，从不增删，不动感情，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长老会的牧师在主持葬礼”，下课钟声一响，他马上离开。王文显的学生、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晚年说：“回想起来，他那份讲稿倒是扎扎实实，对于初接触西方戏剧的人来说，是个入门基础。”

吴宓上课则是另一种风采，温源宁说他“讲起课来就像罗马舰船上的划浆奴隶在做工”，讲课涉及到的引文，别人都是照着参考书朗读，或抄在黑板上，而他总是背诵出来，讲解什么问题，他会像军训教官一样，“第一这个”、“第二这个”……有条不紊，虽然有些枯燥，但不会言不及义。他上课很有个人见解，也有可能说得不对，但不会言之无物。他不绕着问题走，而是直截了当把脚踩到问题上去。

叶公超讲课最有意思。他上课从不讲解，只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一直朗读下去。有人偶 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相安无事。

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座的是张申府的逻辑学，张申府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而是骂蒋介石，简直成了热门的政治论坛。张申府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听课的人很多，拥护的来听，反对的也来听，不但课堂中挤满了人，连窗口也站着人。

民国时期的考试也不像后来那样追求整齐划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钱玄同在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做教授。钱玄同的课上得特别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不带书和纸，只带一支粉笔，而讲每一个字的起源，从甲骨、钟鼎、大小篆、隶，源源本本，手写口谈，把演变的经过，旁及各家学说，讲得清清楚楚。张中行他们读书时，曾以口才给老师排名次，结果是胡适第一，钱玄同第二，钱穆第三。钱玄同上课如此认真，对点名、考试却轻描淡写。据他的学生回忆：钱玄同每次上课，从不看学生是否缺席，而是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钱玄同对待考试也很有意思，学校规定要期考，钱玄同期考却不阅卷。学校只好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印一个，只要曾答就及格。有时，钱玄同也会阅卷，不过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这么批下去，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四十人，最后一个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从六十分开始。

（三）民国大学官员积极延揽优秀教学人才。

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它自己首先得有人才。北大校长蔡元培、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都是延聘人才的典范。比如为了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去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跟他商量，碰上陈独秀午睡，他就搬个小凳坐在门口等他醒来。为了延揽人才，梅贻琦曾主动到陈寅恪家里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事宜；敢于当面与蒋介石对骂的刘文典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梅贻琦随即请他担任了清华国文系主任；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也是梅贻琦亲自邀请的。据说，抗战时，梅贻琦常到顾宅，无需打招呼，顾如不在，他就自己做东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里。张伯苓当年为了留住教经济学的何廉教授，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研究所。20世纪30年代叶企孙提携华罗庚更是传为佳话。某次，熊庆来看到华罗庚一篇论文，觉得写得特别好，推荐给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叶企孙认真看了华罗庚写的3篇论文，觉得是个人才，决定将其调来。当时调华罗庚来算学系，阻力极大。一是华罗庚只念过初中，是浙江金坛县（现归江苏）中学的勤杂工。二是华罗良腿有残疾，走路时必须左手执拐，右脚先迈，左脚得在空中划一个圆圈才能落地。叶企孙力排众议，坚持将华罗庚调来，他说：“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华罗庚先生的论文再说话。他来清华后，我们曾经交谈多次，每次我都颇受教益。以我个人的判断，不日之后，华罗庚会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星辰，我们清华会引以为荣的。至于他的残疾，这正是华罗庚的骄人之处。有人说他 走路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是的，华罗庚先生就是为数学而生。我们清华大学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在叶企孙的支持下，华罗庚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员，任务是整理图书报刊、收发文件、代领工具、绘制图表等。不久，叶企孙又破格提升他为教员，几年之后又送他到英国留学，华罗庚从此走向了国际数学舞台。

（四）民国教授特别关心学生。

民国时期也是国家危机四伏的时候，教授们的责任感、使命感极其强烈，他们将培育人才视作知识报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沈从文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沈从文教《创作实习》时经常给学生布置作文，然后认认真真批改，在学生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有时从这个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写了读后感，还会介绍学生去看一些与他们所写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这些书都是沈先生亲自找来，带给学生的。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发表，邮费他自己承担，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沈从文先生寄出去的。沈先生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用毛笔抄，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

沈从文这种对学生的关怀，在其他老师身上同样有所体现。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个原子弹。由于看到了原子弹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先生找了吴大猷、曾昭伦、华罗庚到重庆去。这三位学者，吴大猷是物理学家，曾昭伦是化学家，华罗庚是数学家。蒋准备给他们一个大礼堂和十万美元，要他们做一个原子弹。吴先生说原子弹是研究的，不能只在一个大礼堂炼一个弹，应该先派人出国考察一下科技。46年他们三位教授带了五位研究员，这五位研究员是朱光亚(物理)、唐敖庆和王瑞诜shēn(化学)、孙本旺(数学)和李政道。事实上研究员应该是大学毕业生。可是李政道那个时候一年级在浙大，45年二年级转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不够学历，后来在吴大猷的极力推举下，李政道得以赴美留学，并在50年代与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三、民国的大师

（一）民国大师普遍很有骨气。

民国虽然也出现过周作人、沈启无、钱稻荪这样的汉奸文人，绝大多数文人却非常有骨气。所谓骨气，就是坚守内心的准则，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向权势低头。

这里我们不妨举胡适和傅斯年做例子。1932年11月下旬，胡适利用去武汉大学讲学的机会，特地拜访正在汉口的蒋介石，两人共进晚餐。因为有其他人在场，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胡适 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后，便早早离去。胡适的意思是蒋介石事必躬亲，不懂得发挥别人的积极性，不是一种好的做事方法，希望他学会无为而治。１９４８年９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战场节节败退，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又严重受挫，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胡适去武汉大学讲演路过南京，蒋介石请他与傅斯年一起吃饭，蒋氏对币制改革津津乐道，胡适却认为这正是“新政策崩溃的一个大原因。”１０月底，蒋介石再次请胡适吃饭。这次见面，胡适不留情面地提出十条意见。有些话非常尖锐，比如“必须认错，必须虚心；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等语。

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书蒋介石，炮轰孔祥熙的种种恶行。蒋介石没作反应，傅斯年对此极其不满，他千方百计搜寻孔祥熙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又在其后的国民参政会上公开孔祥熙的不法之举，终于导致孔祥熙倒台。1945年5月，宋子文接替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此人上台后，其敛财的手段较孔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傅斯年先是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相对温和的文章，提醒宋子文注意民意，不要激起民怨。宋子文执迷不悟，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傅斯年接连在《世纪评论》、《观察》发表了三篇怒气冲天的文章，对宋子文进行猛烈抨击，这就是著名的《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他在一篇文 章中说：“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这三篇文章一问世，全国报刊纷纷转载，一时间，全国到处是讨宋声浪，最后宋子文只好狼狈下台。

（二）民国大师非常有爱国心。

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民国的大师们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抗战爆发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流亡到了西南，因为敌强我弱，当时不少大师对战争前途极其悲观，我们从这些人当时写的一些诗里可以看出来。1938年2月，因为几次大的战争失利，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冯友兰、陈岱孙、朱自清等人途经桂林、柳州时，乘船游览了桂林山水。想到战时局势，朱自清不禁悲从中来，作《漓江绝句》：“招携南渡乱烽催，碌碌湘衡小住才。谁分漓江清浅水，征人又照鬓丝来。”与冯友兰、朱自清相比，吴宓和陈寅恪诗中的悲观的情绪更深一层。吴宓《大劫一首》云：“绮梦空时大动临，西迁南渡共浮沉。魂依京阙烟尘黯，愁对潇湘雾雨深。入郢yǐnɡ焚麋仍苦战，碎瓯焦土费筹吟。惟祁更始全邦梦，万众安危在帝心。”云南蒙自有一南湖，湖中有一个叫松岛的小岛，一天傍晚，陈寅恪与吴宓从松岛散步回来，看着湖面的荷花，听着桥旁酒楼的划拳、碰杯声，不禁悲从中来：“景物居然似旧 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然而，尽管这些学人对国家前途如此悲观，甚至认为这辈子没有希望“北归”了，但他们依然兢兢业业跟抗战政府共进退，依然矢志不渝地坚守在战时教育的阵地上，依然大量地著书立说，以图保持民族文化的火种。就在西南联大时期，金岳霖写出了力作《论道》和一生的代表作《知识论》。当时像金岳霖这样的学者还很多，比如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跑警报之余写出了著名的《热工学》；社会学家陶云逵则冒着被敌人炸死的危险跑遍云南全省，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语言分布、宗教信仰、地理环境，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

（三）民国大师往往多才多艺。

民国时代，第一流的文人鲁迅是医生、文学家、翻译家、学者。如果象现代一样细分，他的文学家身份可拆分为：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杂文家。而当代作家写小说的能把散文写好，写杂文的能兼攻诗歌就算是一个多方面手。胡适是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哲学家。在诗歌上，他写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必提的《尝试集》；在文学研究上，他写过诸多有关《红楼梦》等十几部古典小说的论文，后来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还著有《中国白话文学史》（上卷）；在历史学方面，他写过《中国禅宗史》；在哲学方面，他写过《中国哲学史》（上卷）。在民国，最博学的人文学者是陈寅恪，他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 家、语言学家于一身，精通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八种语言。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20世纪30年代年曾任清华大学历史、国文、哲学三系教授，还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四、民国为什么办得出好大学，为什么可以出人才？

(一)战争使政府的控制力弱化。

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北洋军阀和后来的国民党忙于战事，没有太多的时间对大学进行思想控制，大学来不及意识形态化。那时的大学教授多半有海归经历，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较深，也对政府的过多干预持抵制态度。1925年8月，北京大学就曾因为教育总长章士钊处理女师大问题不当，而由评议会表决通过脱离教育部；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西南联大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友兰先生起草回绝函。信中说：“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二)当时有学问的人总体数量偏少，执政者比较尊重知识分子。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张作霖是个大军阀，杀人不贬眼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每到孔子诞辰日，都要换会上长袍马褂，去学校看望老师，并给老师送礼金，说：我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子弟的事就拜托各位先生了。刘光辉在西康省做主席时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尊师重教，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建得好，县长就地正法。

(三)民国知识分子待遇较好，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待遇非常好，一个人教书，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中国这几年发表家用小轿车，我们一些大学教授开始有了自己的小车。可大家也许不知道，20世纪30年代的胡适就有自己的小汽车，而且只花了500大洋，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民国大学的待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据历史记载：1926年，广州军政府明文规定，一等教授月薪500圆、二级教授450圆(一圆合今人民币30余元)。须知，1924年北京普通一个平民五口之家每个月平均开支14圆2角5分；而人力车夫养家得费用则是每月11圆6角2分，教授收入之高可以想见。国民政府入主南京后，全国局面渐变，尤其是东北易帜、军阀混战结束后，军费渐少而教费增加，中国大学渐入黄金时期。20世纪30年代，大学教师的收入继续增长，其中，一级教授月薪可达500圆(与当年广州方面相当)。教授在经济实力方面如此强势，在社会活动中自然颇有能量。战前生活在清华园的王元化说：“当时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国民党当官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陈垣、胡 适等学界名人月薪有五六百元，另还有大量稿费、演讲费、研究费等，平均月入达1500圆以上（合今之人民币4万余，即年收入能达到人民币50万元以上）。正因为民国教授待遇高，加上国家积弱积贫，容易激发人的爱国心，民国时海归回国踊跃。晚清民国总计大约20万留学生，归国率远远超过90％；而我国1978-2007年30年间，出国留学达121.17万，回国31.97万，不到三成。

民国的大学与文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限于时间，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大家想更深入地了解的话，不妨看看我写的《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浙江大学出版社版），那里有许多新鲜的史实和个性化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