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与徽商的发展史

第一篇：晋商与徽商的发展史

晋商

明以前：晋地商业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明朝：晋商兴起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现在的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清代：实力最雄厚商帮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

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驼帮

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主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晋商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上茶叶以后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他的各个分号。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遗址在现在的朔州的右玉县，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船帮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中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衰落过程

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

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晋商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

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清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

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谁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争回矿权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改为金钱讹诈。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

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万两，实际集股 193万两。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资本银，挪还票号。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绌，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

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最有权威。毛氏墨守成规，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终于无法振作。

徽商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产生条件

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

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几年之间，不仅使过去亏欠商人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但盐政的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

二、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弈许采用，反以为受苟人指使，严加斥责。这样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

三、清康乾时，对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咸丰四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向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

四、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品，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

五、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为其压倒。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庐舍为墟。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总之，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历史虽然很长，但由于没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就决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运。

在春秋战国时期,山西地区的商业活动就已经非常频繁了.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战国时期的范蠡,猗顿,白硅等人,是中国最早的几位富商大贾,其中猗顿经范蠡指点到晋国西河(山西,陕西省界上自北而南的一段).数十年间胜于王侯,后来人们更将猗顿视为山西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商人!而白硅与范蠡一起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一说.猗顿与白硅这两位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富商大贾,都与山西有着不解之缘.到了汉,隋,唐,宋,元几朝代,随着并州(今太原)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突出,山西的商业活动呈现出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繁荣景象!值得一题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就是河东道太原府文水县人,她父亲就是文水县一位经营木材生意发达的富商,他在李渊,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的关键时刻,不计较后果出重资襄赞.李唐王朝建立之后,武则天的父亲被封爵任官,担任过工部尚书,荆州都督一类的官职(我想武则天能够进宫,这也是重要原因吧!).还有就是到过山西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写到,山西的“商业相当发达,各种物品都能制造,尤其是在武器和其他相关军需更加出名.葡萄数目也很多,葡萄产量十分高,其他水果也很丰富.由于大量种植桑树,养蚕业极为发达”.山西商人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和丰富的商战经验,一旦出现良好的商机,这种传统和经验就会聚合成巨大的能量爆发.山西人善于经商的传统与明清晋商的崛起有着一定的关系,是晋商崛起的土壤!

那么，晋商的发展机遇是什么？在当时来说，最为主要的就是在明朝政府建立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洪武三年（1370），政府实行了开中盐法（当时的盐业是由朝廷经营的），为明朝时期晋商崛起创造了重要的机会．何谓开中盐法？＂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因为当时明朝政府刚刚建立，溃败大漠之中的元蒙残余势力不断南下骚扰，为了维护北方地区人民百姓的安全和国家主权成为了明朝政府的当务之急！明朝政府只好沿蒙汉旧长城一代修筑工事和驻扎大军，然而如何保证驻军的物资供应，这是明朝政府必须解决的事关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因此，明朝政府颁布了＂商人按照政府的指令把额定的粮食运到北边重镇，才能得到政府颁发的食盐专卖凭证，然后携带盐引指标凭证到指定地点领取盐引，再到指定地点领取食盐，商人不得用些金银直接购买盐引，以此保证北方边军对粮食等大批物资的需求．＂（引自＜天下晋商＞孙丽萍著）

可以说＂开中盐法＂的实施，对山西商人来说是一个决好的发展契机．山西商人从明朝初期开始不断的往边关输送粮草，取得河东，长芦和两淮盐的专卖权，然后到指定地点去行销，去牟利．可以说，山西盐商是最早把经营范围扩大到全国的专卖商！

晋商的兴盛，除了国家政策的因素外，还有两个条件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山西有着丰富的物资如盐，铁，绸等可交换；有着十分有利的地理优势．到了洪武后期，政府取消了铁业官营政策，山西民营业得到空前的发展！整个明朝时期，山西的盐商，铁商，绸商都是闻名全国的．加之，明朝迁都北京后，山西成为护卫京师的重要屏障和战略要冲；从商业发展的地理优势上看，山西是长城内外物资交流的重要枢纽！这就给晋商以最大的机会＂走西口＂和进入国际市场！

明朝后期，晋商与蒙古人民开始了大批的贸易合作．晋商把茶，生活用品运到蒙古草原从而换取马，牛，羊等！后来，明朝政府鉴于边镇官吏和戍边兵卒同边商勾结走私难以禁绝，而蒙古势力由日益强盛的实际状况，于正统三年（1438），允许在大同边镇上定点开设马市．虽然后来马市几禁几开，但还是阻挡不了汉蒙的经济贸易进一步的扩大和加深．晋商的资财，有相当一部分就好似晋商垄断了清代民间对蒙贸易所得．山西祁县人范家在张家口开设的商号兴隆魁，清处开张，清末倒闭，就是歇业时，员工也有七八百人．祁县和太谷人合伙创办的大盛魁商号（朋伙帮衬和合作，是晋商形成商帮劲旅的重要手段和经营管理模式！）在与蒙古贸易的鼎盛时期，仅驼队的骆驼就有一两万峰，大盛魁大伙计，职员在商家鼎盛时期达到了六七千人之终．有人曾形象的比喻当年大盛魁的财产用50两重的银元宝可以从库仑到北京铺出一条大道．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晋商对当时社会的贡献与之自身的财力的强大！

其实，晋商和商业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国外市场的开拓．中国人从陆路对俄贸易，山西人最早．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签定，其中规定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均可越界往来互市，从此晋商就开始了对俄贸易活动．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图条约＞签定后，此后杂恰克图建立了中俄贸易口岸市场．这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可看出，乔致庸南下贩差北上恰克图．

在恰克图进行贸易时，政府不收市税，商人因此获利颇丰．此中情况一直延续到晚清咸丰年间．山西商人在这里积蓄了大量的资本，为山西票号的兴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仅在恰克图一地，就有实力雄厚的山西商号30余家，其中榆次常家的大德玉，大美玉等＂玉＂字商号，占有特别重要的一席之地．另外还有祁县乔家的恒隆光商号，太谷曹家（乔致庸的大嫂的娘家）的锦泉涌，锦泰亨等商号．除了对俄贸易外，晋商与朝鲜，日本等紧邻国家也积极展开贸易，谱写了晋商国际贸易的一段历史．

第二篇：徽商精神

徽商精神

什么是“徽商精神”?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为“骆驼精神”，这当然是对的。但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精神”，“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一是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残余势力时时入犯，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边驻扎重兵。为解决军粮问题，政府制定开中法，号召商人输粮于边，政府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这是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的一项重大政策。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运粮输边，早期的徽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他们能够将个人逐利与赴国急难结合起来，正体现了一种爱国精神。徽商的爱国精神，还突出表现在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场。到了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商也踊跃捐资。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徽商的爱国精神。

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他们穷则思变、奋发进取，毅然走出深山，闯荡四海。可谓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苦；吴越荆襄，频历**之险。这种创业精神实在可贵。当事业出现曲折时，不少人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而徽商却百折不挠。史料中记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

三是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徽商善于趋利逐时，即根据市场特点，采取最好的经营方式；也善观时变，即在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经营项目；还能揣度时宜，即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做出种种决策，往往能够出奇制胜。

四是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应达到的境界。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像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翻开明清小说，常常见到关于徽商的描写。但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徽商个个是吝啬鬼。如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就讽刺一个在杭州的徽商吴某，“家中颇有数千家事”，“肉却不买四两”，“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甚至在明清笑话中也把徽商作为嘲笑对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写道：“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过数粒。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阚‟。其人大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嚷曰：„我也败些家当罢‟。”实际上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见，这正反映了徽商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节俭，徽商妇更能节俭。康熙《徽州府志》卷二就记述她们“居乡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徽商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

徽商发展的历史，能否为现代经济提供一些值得重视的借鉴?回答是肯定的。

第一，内涵丰富的徽商精神，为现代商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什么是“徽商精神”?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为“骆驼精神”，这当然是对的。但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精神”，“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一是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残余势力时时入犯，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边驻扎重兵。为解决军粮问题，政府制定开中法，号召商人输粮于边，政府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这是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的一项重大政策。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运粮输边，早期的徽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他们能够将个人逐利与赴国急难结合起来，正体现了一种爱国精神。徽商的爱国精神，还突出表现在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场。到了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商也踊跃捐资。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徽商的爱国精神。

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他们穷则思变、奋发进取，毅然走出深山，闯荡四海。可谓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苦；吴越荆襄，频历**之险。这种创业精神实在可贵。当事业出现曲折时，不少人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而徽商却百折不挠。史料中记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

三是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徽商善于趋利逐时，即根据市场特点，采取最好的经营方式；也善观时变，即在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经营项目；还能揣度时宜，即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做出种种决策，往往能够出奇制胜。

四是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应达到的境界。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像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翻开明清小说，常常见到关于徽商的描写。但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徽商个个是吝啬鬼。如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就讽刺一个在杭州的徽商吴某，“家中颇有数千家事”，“肉却不买四两”，“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甚至在明清笑话中也把徽商作为嘲笑对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写道：“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过数粒。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阚’。其人大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嚷曰：‘我也败些家当罢’。”实际上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见，这正反映了徽商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节俭，徽商妇更能节俭。康熙《徽州府志》卷二就记述她们“居乡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徽商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

第二，徽商形成的商业道德仍是现代商业所应遵循的准则之一。

“贾而好儒”是徽商显著的特点。“贾而好儒”的结果不仅使徽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从历史中汲取丰富的经商经验，推动自己事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徽商具有一种理性，这就是以儒道经商，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举其大端，有以下几条：

一是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诚信经商在徽商中十分普遍，他们认为“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

二是薄利竞争，甘当廉贾。这在徽州粮商、典商中比较突出。

三是宁可失利，不可失义。徽商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处理义利关系上，能够做到“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以义为上”。例如徽商吴鹏翔一次购进胡椒八百斛，尚未付款，发现此胡椒有毒，卖主愿意全部收回，但他仍然照价买下，然后付之一炬。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到如果退了胡椒，卖主可能转售他人，这样就要坑害更多的人，所以他宁可自己受些损失。有一年皖省大灾，婺源商詹元甲受当地地方官的委托，携带20余万两银子去外地采购粮食，当地旅馆老板告诉他：“此地买米，便有抽息(回扣)，自数百两至千万两，息之数，视金之数。今君挟巨赀可及数千金。此故例，无伤廉。”在数千两银子的回扣诱惑面前，詹元甲毫不为动，而是说：“今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钱，彼即少一勺，瘠人肥已，吾不忍为。”这种宁可失利、不可失义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像这类例子还很多。

四是注重质量，提高信誉。这在徽州墨商、徽州布商等行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三，徽商重教兴学的风尚在现代社会也值得大大发扬。

徽商不仅自己贾而好儒，而且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他们在致富以后，或者兴建书屋，购买书籍，以重金延师课子；或者亲处督促子弟读书；或者兴办义学，教育本族子弟；更有甚者则兴建书院或捐资书院；也有资助本地本族子弟参加科考。重教兴学已成为徽商的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历经几百年，代代相传，经久不衰。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提高了一代代徽商的文化素质，使他们经商更富于理性。二是培养了徽州莘莘学子，他们搏击科场，跻身仕途，反过来又成了徽商的政治靠山。三是造就了一代代徽州学人，推动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四是发扬光大重教兴学的社会传统，对后世商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徽商衰落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徽商之所以衰落，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调整，由纲法改为票法，徽商主体一蹶不振。咸丰年间的战乱又给了徽商沉重的打击，徽商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被掠夺一空，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伤害，使得徽商的元气大伤。从主观原因来看，这是中国的一大变局。面对这场亘古未有的大变局，有的商帮能够紧跟时代前进，及时调整原来的经营行业，开拓新的仃业。如宁波商帮在近代欧美轮船侵入我国以后，一叶知秋，停止传统的沙船贩运业，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甚至组成航运集团；一些经营钱庄业的商人，也改营银行业，还有的从事进出口贸易，甚至大批到海外发展。洞庭商人在近代也能适时开办买办业、金融业，并兴办丝绸、绵纱等实业。他们都能开辟一块新天地。而徽商却昧于大势，未能与时俱进，仍然在传统行业中抱残守缺，苟延残喘，最后只能被历史所淘汰。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记取的。

徽州经济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敏锐的创业眼光。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帮要优秀得多，因此能够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界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却“加故业数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说徽州商人“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

二、进取的人生态度。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异地的陌生、商路的艰险，无不从肉体到精神残酷地折磨着他们。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州人，都能肩负父兄、家族生存发展的重负，义无返顾地“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近者岁一视其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歙县商人许荆南在荆州贸易，生意亏本自感无脸回家；其子许尚质继承父业，“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动二十年，虽家资百万，也“不竞芬华”。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州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驼”纪念碑。

三，诚信的处世风格。在商业资本的盘剥下，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受害极深，于是“无商不奸”之类的诅咒此起彼伏。然而这正表明了一个事实：讲求商业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徽商举起“诚信”的旗帜，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费的欢迎，使他们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处处受益。徽商吴南坡“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平价售粮的举动，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进而成为徽商集团的标识。

四、合作的人际关系。相对于商海的狂风巨浪，个体的商人只是一叶扁舟，因此，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依然执着，善于处理同宗人士的关系，并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宁义士金声说：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他们也注意强化同乡的情谊。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徽商将具有地缘关系的同道拢聚在一起的重要据点。即便是与消费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清代歙县商人吴炳留给子孙的是十二个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说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犹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

五、超首的契约意识。正是在频繁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徽州商人依靠“约”和“法”来维护权益、协调关系的意识慢慢觉醒，并逐渐形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现存涉及社会经营活动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就反映了徽州民众这种“民间法”由原始走向规范、走向成熟的历史演进过程。长期为外人所责难的“徽人好讼”，实际上正是徽州人致力于构建法制社会的一种民间尝试。

第三篇：徽商报道

爱心奉献，情系留守儿童

——徽商银行恒源支行捐助杨店小学“留守儿童” 2011年9月20日上午徽商银行恒源支行黄行长、赵行长一行，在裕安区教育局党委鲍传满书记，狮子岗乡党委罗文书记、政协主席崔书来，狮子岗乡中心学校赵宗杰校长的陪同下，莅临杨店小学捐赠贫困留守儿童。

上午8时许，所有参会人员来到杨店小学会议室，王立平校长向来宾们介绍了学校最近的发展和“留守儿童之家”的建设、使用情况。9时30分仪式开始，优秀少先队员为来宾佩戴红领巾，罗文书记代表乡党委政府致欢迎词，接着徽商银行的赵行长介绍此次活动的主题，并对接受捐助的贫困留守儿童提出了希望。20名贫困儿童兴高采烈地走到主席台前领取捐赠物品。王校长代表学校接受捐款5050元。留守儿童代表发言，向好心的叔叔阿姨们表示感谢，并表示一定好好学习，决不辜负他们的殷切希望。中心学校赵宗杰校长代表学校致感谢词，感谢徽行这一善举，并表示学校将会把这些善款用到留守儿童之家的建设上，为留守儿童创造更好的环境，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温暖。最后教育局党委鲍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

仪式后，徽行黄行长和杨店小学王校长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全体参会人员合影留念。

第四篇：晋商学习心得

晋商与会计史学习心得

--晋商精神有感

晋商与会计史学习心得

--晋商精神有感

这学期选修了晋商与会计史研究这门课，原本以为会是一门很枯燥的课程，但赵丽生老师的精彩讲述，让这么课程如此的有趣有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门课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晋商的知识，这其中感受最深的是晋商的精神。

说到晋商精神概括有这么几个字：穷则思变，艰苦创业；逐利四海，开拓进取；振兴民族，忠义爱国；组帮结会，同舟共济；信誉至上，诚实守义；尊师重教，以人为本；勤奋谨慎，节约自律；乐善好施，热心公益。

1．进取精神

山西商人具有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晋商不畏艰辛，敢于冒险。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

2．敬业精神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晋商热衷于经营商业，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商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总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

勤奋刻苦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的品德。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

晋商还以谨慎闻名。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

3．群体精神

“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晋商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以此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晋商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他们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

4．创新精神

晋商票号作为“现代银行乡下祖父”，曾经创造了我国近代金融史上的百年辉煌，赢得了近代“北亚金融中心”的历史地位。其多层次的经营规模和创造的财富神话曾令世界瞩目。晋商票号无论其组织架构、经营制度、企业文化、产品创新等，毫不逊色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司管理水平。创新在其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所起的决胜作用。没有创新，就没有晋商票号的昔日辉煌。

历史之所以选择票号由晋商创建，除了客观条件，如晋商最早采用股份制、商业网络发达、资本雄厚等。一个更重要因素，就是历史上的晋商一贯具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如身股制、两权分离、“龙门帐”薄记制度等，都是由晋商创立并特有，积淀了深厚的公司管理经验和创新能量，这是其他商帮所无法企及的。晋商不仅是我国近代商业顶峰、财富顶峰，也是商业自主创新的顶峰。

晋商票号普遍实行“身股”制。所谓“身股”，又称“顶身股”。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对此已有准确描述：“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身股是票号为激励员工，防范道德风险，无偿赠送给员工的股份。身股制为晋商首创，尤其在票号业中实行得最为规范。身股和银股一样享有定期分红，且身股分盈不分亏。身股的晋升是根据员工的等级、资历、贡献等依约定期调整。票号的身股因逐期增加，到清末已普遍超过银股。身股超出银股，意味着票号一半以上的盈利归属员工。身股制的实行，鲜明地体现了票号“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身股”把员工的利益与票号的整体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给票号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在动力，是晋商成功的制胜武器。

两权分离制的执行模式最早也是由晋商创立，在近代票号业中实行得最为规范，最为彻底，劳资双方严格遵守。它是在以股份制为前提、以身股制为保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股份制、身股制等有机结合，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为票号的做强做大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是我国近代企业制度创新的又一次飞跃。

现代学者研究发现，晋商票号在长期实行“联号制”经营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公司治理机制，形成独特的执行模式。他们针对票号经营的各个环节制定了严格细密的管理制度（号规），如人才选拔与培训制度（择优保荐、培训科目）、员工行为规范（如著名的乔氏“十不准”）、保密制度（暗语公函）、市场准入制度（客户选择）、总分号联系制度（三日一函，五日一信）等等。有些制度十分苛刻，不近情理，如员工三年才可回家一趟，不许携带家眷，不准娶外省女性为妻，不准相互借钱、送礼，私人开口信件，禁止“三爷”（少爷、姑爷、舅爷）入号和财东荐人等。且对于违规的惩罚非常严厉。由于票号员工大都有着优厚的待遇和体面身份，相应地违规成本就非常高。所以，在晋商票号史上，极少有员工背叛票号、贪渎谋私等损害票号利益和声誉的行为记录。有些制度看似苛刻无情，于今已不适用，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有着内在道理，对于风险防范、强化企业执行力等起到保障作用。

晋商票号在百年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款项冒领之事。这不能不提到汇票的防伪创新。汇票由总号专门印制，各票号均有自己的专用纸张，印数严格控制，若有损坏须寄总号备案。汇票上暗藏票号标记（即“夹印”，妙似现在的水印），“夹印”防伪由票号独创。汇票由专人书写，其笔迹、印章由各分号备案。180多年前，晋商票号就已创造性地采用了汇票密押，即用汉字代表数字，年月日和银两数字均用汉字编码。编码由票号自行设计，并经常更换，外人无法仿制。

结语

晋商精神有很多，以上仅是我认为主要的晋商精神，其中的创新精神令我感受颇深。可谓成也创新，败也创新。晋商的辉煌离不开创新，而晋商最后的没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了昔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然而，晋商对我国金融贸易史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它使得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他们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这些都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晋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顶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我为自己有着这样杰出的祖先们感到骄傲，也为自己是山西人感到无比的自豪！

第五篇：晋商银行

晋商，肇始于虞舜，鼎盛于明清，称雄商界，纵横亚欧，创无数金融第一，领中国商业与金融革命，成山西为中国金融发源地。晋商所创造的账局、票号等金融机构被西方人称为“山西银行”。

组建晋商银行，是山西省委、省政府振兴山西经济，实现科学发展，重振晋商雄风，再创晋商辉煌的一项战略举措，是社会各界多年的愿望，也是历史上晋商的银行的传承和发展。2008年8月6日，山西省政府成立晋商银行组建领导小组，全面启动组建工作；同年12月30日中国银监会批复同意；2009年2月5日，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成功召开；2009年2月28日正式挂牌。晋商银行是一家总行设在山西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为省属大型金融企业。

战略愿景：积极完成省内网点布局，逐步向省外拓展辐射，择机在境内外公开上市。把晋商银行打造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根植三晋、服务山西、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民族品牌银行。

市场定位：扶持中小企业，支持优势企业，参与重大项目，服务城乡居民。企业文化：传承晋商金融文化，弘扬现代经营理念，敬业、守纪、和谐、创新、发展。晋商银行从历史中走来，在改革中诞生，并必将在传承和创新中不断走向成熟和强大！

厚德永续，源远流长；

融汇天下，共铸伟业！

晋商银行董事长 上官永清

上官永清，女，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1978年9月至1982年7月 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学习。

1982年8月参加工作，先后任临汾地区工商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工商银行榆次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工商银行晋中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党委书记,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

2009年2月至今 晋商银行董事长。

曾获三八红旗手，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晋商银行行长 阎俊生

阎俊生，男，1961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1976年12月至1987年4月在北京卫戍区服役，1987年5月先后任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处级秘书，太原市城信社联合社副理事长、副主任兼营业部经理，太原市商业银行党委委员、董事、副行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太原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行长。

2009年2月至今晋商银行副董事长、行长。

晋商银行副监事长 吕福贞

吕福贞，女，1956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大学本科。

1976年参加工作，先后任人民银行太原分行金融管理处副处长，人民银行太原分行金融市场经理、计划处处长，太原市商业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行长、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党委书记。2009年2月至今晋商银行副监事长。

历任太原市第八届、九届党代会代表，太原市第十一届、十二届人大常委。

晋商银行副行长 栗建强

栗建强，男，1958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现任晋商银行董事、副行长。

1979年12月参加工作，先后曾任工商银行太原分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工商银行大同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工商银行运城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太原市商业银行行长、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2009年2月至今 晋商银行董事、副行长。

中国工商银行EMBA核心课程研究生班，获毕业证书 荣获太原市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和特级劳模，荣立山西省、太原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命名的个人一等功，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省级劳动模范，并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大会，大同市人大代表，大同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山西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太原市总商会副会长。

发展规划

要加快调整业务收入结构。科学合理的业务及收入结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推进我行业务发展战略的主要抓手。要合理组合公司银行业务、零售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大力发展零售银行业务，积极推进财富管理业务，促进收入结构从以存贷利差为主向利差收入和非利差收入并重的转变。

要优化信贷资产结构。资产结构的科学合理决定着我行信贷资产的质量和效益。未来三年我行公司资产业务的大、中、小客户占比应该保持在5∶3∶2的比例，要扶持优势中小客户，把握其经营特点，建立符合中小客户经营特点的经营管理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努力培育我行的基础客户群；要加强与其它金融机构的全面合作，参与重点项目，支持优势企业，使我行信贷资产更具抗风险能力。

要建立以资产业务带动中间业务的联动发展机制，积极开展交叉销售和组合营销，构建我行新的盈利模式。一方面以融资业务促进投行业务发展，通过为客户提供融资业务来争取债券承销(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承销)、重组并购等各类投行业务机会；另一方面以投行业务来巩固和竞争发展客户，积极发展针对目标客户群的财务顾问、银团筹组及安排、资产证券化和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等投行业务，使我行获取更多的综合业务机会，拓展更为广阔的优质客户，实现我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发展目标。

要实施零售业务经营模式的转变，通过开展理财、个人信贷、信用卡等业务，争取、培育高端客户，实现负债业务的增长，为全行业务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

要加快、完善我行现有的营销渠道，按照“效益优先、服务优良”的理念，整合现有的物理网点，加强自助网点的建设，使其成为物理网点的有效补充；同时，要加快虚拟渠道的建设，通过网上银行的功能开发，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实现虚拟营销网络的构建。实现在低成本、短时间内快速建立销售渠道的目标。

要树立流程银行的理念，以客户为中心，以风险控制为核心，进行流程再造。从全行整体出发研究制定主要业务流程的顺序、约定、从属、权限和责任，降低银行内部交易成本，防范操作风险，提高运行效率。

要积极探索风险控制体系建设，建立全行、全员、全过程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建立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在内的，全程、量化和立体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形成全行统一的风险偏好、风险管理战略、风险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文化，使风险管理贯穿于经营决策、资本配置、产品定价、绩效考核、市场营销等经营管理全过程。全面提升组合层面的风险管理水平，在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业务稳健发展。

要建立和完善各项经营机制。一是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人的问题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按照重民意、重能力、重业绩的原则，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放开手脚使用人才，创造条件保留人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尽快建设一支适应现代金融企业要求的员工队伍。二是建立完善的经营绩效考评机制。通过竞聘上岗、按绩考核、末位淘汰，实现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三是建立以绩效为主要考核内容的薪酬分配机制，以岗定薪，按绩取酬，易岗易薪，奖优罚劣。突出前台，薪酬向一线倾斜

大事纪要

二OO五年

2005年，山西各界开始呼吁组建晋商银行。一些科研机构和高校学者进行了相关的专题研究。

二OO六年

2006年，晋商银行的组建工作被列入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的工作重点。山西银监局就重组改造地方性商业银行，多次到全国各地调研，进行专项考察，多次向省政府与中国银监会汇报，得到了认可和支持。

3月23日上午，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太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兵生，太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璞，太原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长张贵元等认真听取了而太原市商业银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进展情况等工作汇报。之后，申维辰对市商业银行发展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全面改革创新，打造晋商银行，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太原市商业银行成为业内有影响的股份制银行。

4月13日，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就太原市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率先发展作了题为《太原要努力服务全省，影响全国，吸引世界》的讲话。其中讲到：“以‘晋商银行’件事为龙头，以五大国有银行和保险公司为支柱，以民生、光大等民营银行和保险公司为辅助，以各级各类证券营业部为依托，将太原市建设成为山西的金融中心。加快城市盛业银行改制步伐，依托晋商品牌，尽快组建成立晋商银行，引领金融中心建设。” 7月，中国银监会唐双宁副主席在监管二部和合作部有关领导陪同下到山西调研。山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范堆相就山西组建晋商银行的工作与唐副主席进行了交流。唐副主席对此项工作给予了肯定，要求进一步加快晋商银行组建步伐。

12月，山西银监局向省政府提交了《山西省城市商业银行联合重组晋商银行实施方案》。其后，按照联合重组的方案积极推动了太原、大同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处置和阳泉、晋中城市信用社的改制工作。

二OO七年

2007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整合地方金融资源，探索建立晋商银行”。

11月，山西银监局向银监会和省政府就组建晋商银行事宜进行了汇报，确立了太原市商业银行风险处置和太原市商业银行更名为晋商银行同步进行，并在此基础上做大做强晋商银行的思路。

12月13日，山西银监局副局长赵金童、太原市常务副市长李俊明、太原市商业银行高管组成的工作组，就太原市商业银行风险处置工作及组建晋商银行事宜向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作了专题汇报。

二OO八年

2008年1月15日，在山西银监局的督促指导下，太原市商业银行召开了股东大会，决定增资扩股，确立了太原市政府的控股地位。

1月28日，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晋商银行组建工作”。

1月至5月，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政府常务副省长薛延忠，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山西银监局、中古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等有关部门关于组建晋商银行的工作汇报，研究相关事宜。

8月6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引发了《关于成立晋商银行组建领导小组及筹备组的通知》（晋政办函[2008]122号），指定申联彬（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为领导小组组长，邓智毅（山西银监局局长）、毛金明（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行长）、郑建国（省财政厅厅长）、李俊明（太原市常务副市长）为副组长，陈跃刚（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波（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荣华（省监察厅副厅长）、杨培岳（省劳动保障厅副厅长）、牛来有（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高爱平（省审计厅副厅长）、朱成基（省国资委副主任）、薛维栋（省工商局副局长）、王德平（省国税局副局长）和张澎涌（省地税局副局长）为领导小组成员；指定邓智毅（山西银监局局长）为筹备组组长，赵金童（山西银监局副局长）、郭保民（中国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副行长）、上官永清（省农村信用联社原党委书记）和闫俊生（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太原分行原副行长）为副组长，马平衡（山西银监局现场检查四处处长）、吕福贞（太原市商业银行董事长）和栗建强（太原市商业银行行长）为成员。

9月5日，山西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晋商银行组建领导小组组长申联彬，主持召开了晋商银行组建领导小组及筹备组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山西省组建晋商银行工作方案》和《太原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及晋商银行增资扩股方案》。

9月8日，山西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申联彬主持召开了由省属8户国有企业参加的晋商银行增资扩股座谈会。

9月28日，山西银监局现场检查四处马平衡处长带队，晋商银行筹备组副组长上官永清、闫俊生及太原市商业银行董事长吕福贞一同前往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就晋商银行组建工作进行了汇报。银监会原则同意了《山西组建晋商银行工作方案》。

10月9日，晋商银行筹备组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宣布了《晋商银行筹备组工作职责及工作制度》及晋商银行筹备组工作人员名单，决定下设综合协调组、财务重组组（分增资扩股和制度设计两个小组）和风险控制组（分经营稳定、不良资产处置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三个小组）三个职能部门，进行了职责分工。

10月，山西银监局出台了《太原市商业银行重组更名期间的风险控制办法》和《太原市商业银行重组更名期间突发重大风险应急预案》；晋商银行组建筹备组制订了《太原市商业银行重组更名期间的风险控制办法实施细则》和《太原市商业银行重组更名期间突发重大风险应急预案实施细则》；山西银监局局长邓智毅两次赴银监会就晋商银行组建工作进行汇报。

10月31日，受申联彬常务副省长的指示和委托，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建功主持召开了落实晋商银行国有法人股股份会议。省国资委主任张崇慧，山西银监局副局长赵金童，山西国际电力集团公司董事长常小刚等8家省管重要骨干企业有关负责人，晋商银行筹备组副组长上官永清、闫俊生及筹备组成员马平衡等参加了会议。

11月4日，晋商银行筹备组召开了第二次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了各工作小组前一段工作情况汇报，统一太原市商业银行拟定提交董事会和第二次股东大会的五个议案，审议通过了《晋商银行筹备组工作任务分解及时间进度表》。

11月5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山西省组建晋商银行工作方案》（晋政办发[2008] 91号）和《太原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及组建晋商银行增资扩股工作方案》（晋政办发[2008] 92号）。

11月14日，申联彬常务副省长带队赴京与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就晋商银行组建工作进行了会谈。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楼文龙主任、周民源副主任、办公厅夏令武副主任、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建功、山西银监局局长邓智毅，晋商银行筹备组副组长郭保民、上官永清、闫俊生，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相关处室负责人、山西银监局马平衡处长参加了会谈。

11月25日，晋商银行筹备组马平衡等赴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就晋商银行组建工作进展及太原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增资扩股方案修改情况进行了汇报。晋商银行筹备组闫俊生、吕福贞、王小军参加了会谈。

11月26日，晋商银行筹备组召开了第三次工作会议。会议通报了25日赴银监会汇报情况，听取了各工作小组前一段工作情况汇报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11月26日，在山西省财政厅厅长、晋商银行组建领导小组组长郑建国同志亲自安排和督导下，省财政4.2亿资本金及9.8亿用于处置太原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资金全部到位，为晋商银行增资扩股奠定了基础。

11月29日，太原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太原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改的议案》等8项议案。12月3日，山西银监局局长、晋商银行筹备组组长邓智毅向申联彬常务副省长汇报了晋商银行组建工作的最新进展。

12月8日，山西银监局副局长、晋商银行筹备组副组长赵金童主持召开了太原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会议，筹备组副组长上官永清及筹备组成员马平衡、吕福贞出席了会议。风险控制小组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12月11日，山西银监局连续召开了局长办公会和行政许可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太原市商业银行变更10%以上股东初审意见的报告》、《关于实施太原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更名为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体方案的批复》、《关于太原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方案的批复》等文件。

12月12日，山西银监局现场检查四处马平衡处长等赴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报送《关于太原市商业银行变更10%以上股东初审意见的报告》等材料。

12月18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申联彬，主持召开晋商银行组建领导小组正副组长会议，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更有力措施，确保12月底取得银监会同意组建晋商银行的批复。

12月20日，太原市商业银行33.93亿元不良资产剥离工作全面完成。剥离后，太原市商业银行总资产223.7亿元，各项存款183.4亿元，各项贷款91.4亿元，不良贷款率2.91%，资本充足率30.33%，拨备覆盖率128.35%，各贡指标均达到了监管要求。

12月25日，太原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工作圆满完成。增资扩股后，太原市商业银行新增股本17.87亿元，总股本达到23.919亿元。增资扩股后的股本结构为：山西省财政出资4.8亿元认购新增的4.8亿股股票，占股本总额的20.07%；太原市财政局保留原股本3.2亿股，占股本总额的13.38%；法人股东43户，持股***亿股（其中，新法人股东受让太原市财政局及原法人股东所持股份1.53亿股，保留原法人股本0.5210亿股），占股本总额的63.23%；保留原自然人股本0.7944亿股，占3.32%。

12月29日，山西银监局向中国银监会提交了《关于太原市商业银行重组更名为晋商银行的初审报告》。邓智毅局长带队赴银监会进行了申报工作汇报。

12月31日，银监会印发了《关于太原市商业银行更名的批复》（银监复 [2008] 569号）文件，同意“太原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晋商银行”；英文名称变更为“JINSHANG BANK CO., LTD.”，简称“JINSHANG BANK”。

二OO九年

2月28日，晋商银行总行大楼奠基。

2月28日，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举行隆重的揭牌仪式。

3月6日，首次行长办公会在金蓉家园酒店会议室召开，行长阎俊生主持了会议

3月12日，晋商银行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总行部门经理、总行部门职员、客户经理及柜员

3月18日，晋商银行党委成立

3月20日，晋商银行召开管理软件招标会

3月28日，经山西省新闻出版局批准，《晋商银行》报创刊号正式出版 3月31日，总行营业部为山西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此笔贷款是我行挂牌后发放的第一笔贷款。

4月18日，晋商银行召开案件专项治理工作会议。4月19日，晋商银行召开“更换门头标识” 招标会

4月22日，总行授信部与中介机构建立联系，进行授信测算模型的开发工作。

5月6日，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2009年第二次会议。

5月9日，晋商银行董事会 “关于同意设立晋商银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的决议”

5月11日，首期新聘员工培训开班典礼在省军区教导大队举行。5月18日，晋商银行开展自我排查风险，充分暴露案件动员大会。5月19日，桂林市商业银行来我行考察学习5月20日，晋商银行首批新聘员工上岗

5月22日，山西晋商文化交流协会主办、晋商银行协办“2009新晋商、新机遇、新形象发展论坛”大会在金港大厦成功举行。5月24日，我行绩效管理系统（一期）正式投产运行，5月30日，绩效管理系统上线。

6月4日，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8股东大会。6月6日，晋商银行召开太原市内机构调整动员大会

6月6日，晋商银行将宣布成立解放中路直属行。晋商银行宣布成立并州北路直属行（暂定）晋商银行。

6月9日，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项目推进会

6月20日，晋商银行召开加强柜台风险防范工作会议

7月6日-13日，晋商银行第二期138名新聘员工在省军区教导大队接受岗前培训。

7月17日，晋商银行解放中路支行正式更名为晋商银行太原并州支行。并州北路直属行正式更名为晋商银行太原龙城支行。

7月21日，人力资源部代表晋商银行总行与公司业务团队各位总经理及其助手共同在总行七楼会议室签订了“晋商银行岗位、行员登记及薪酬待遇协议书”。

7月23日，晋商银行与山西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在迎泽宾馆隆重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7月25日，我行绩效管理系统（二期）成功上线。

7月27日至28日，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2009年第三次会议在丽华大酒店成功召开。

7月31日，晋商银行与运城市人民政府在迎泽宾馆隆重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8月2日-6日，总行召开“晋商银行2009年发展改革研讨会”，阎俊生行长主持研讨会。

8月12日，晋商银行纪委成立。

8月14日，上官永清同志任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闫俊生同志任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吕福贞、栗建强同志任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8月18日，总行正式启动贷记卡系统项目。8月26日、27日，总行召开“晋商银行全辖支行行长工作会议”。9月1日至9月4日期间，栗建强副行长带队一行五人先后赴天津银行和北京银行进行考察、学习。

9月2日至3日，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09第二次临时会议以书面提案方式召开。

9月8日，晋商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签署全面业务合作协议。

9月9日，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汤涛等一行三人来我行调研。9年9日，总行召开年中个人及卡业务专业会议。

9月10日，公司业务部召开了“晋商银行客户经理管理办法”和“晋商银行客户经理考核办法”的研讨会。

9月9日，晋商银行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与科技局、高新科技园区召开知识产权融资座谈会。

9月18日，晋商银行卡名、卡样、广告语设计方案评审会。9月22日，晋商银行成立后召开第一次信贷审查委员会。

9月25日，总行召开“晋商银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9月27日，由山西省银行业协会主办，晋商银行承办的山西省银行业迎国庆“晋商银行杯” 毽球比赛在太原市滨河体育中心开幕。晋商银行代表队荣获冠军奖杯。

10月1日，晋商银行全国客服电话95105588正式开通运行。

10月12日，总行领导领导及部分员工参观山西省展览馆举办的《辉煌60周年——山西省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成就展》。

10月15日，由山西银行业协会举办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摄影展在景峰国际隆重揭幕。晋商银行选送的摄影作品《三亚风光》（张霖）荣获铜牌奖。

10月25日18时，晋商银行新核心业务系统的顺利成功上线，标志着我行在现代商业银行建设中有了一流的IT支撑体系。

10月27日，总行成立信用卡项目领导组。

10月28日，总行公司业务部召开了“国内经济形势、行业政策研讨会”。10月30日下午，总行在丽华大酒店四层会议室举办了晋商银行重点公司客户讲座、答谢晚宴及座谈会。

11月1 日，晋商银行田瑞璋独立董事赴总行调研。

11月3日，晋商银行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与山西商融担保有限公司召开银保座谈会。

11月4日，晋商银行在太原市丽华大酒店四楼第二会议室组织召开全省城市商业银行业务合作研讨会。

11月5日，总行举办晋商银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专题讲座。11月5日，晋商银行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与朝阳街服装城集团召开银企业务促进会。

11月13日，晋商银行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与科技局、知识产权局研讨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评估暨投融资研讨会。

11月15日，总行机关党委举行晋商银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演讲比赛。11月16日，晋商银行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与中联钢担保有限公司召开银保座谈会。

11月19日，总行召开晋商银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第一阶段总结暨第二阶段动员大会。

11月20日，晋商银行与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签署“存货融资质押监管合作协议”。

11月20日，晋商银行召开公司信贷产品推介暨研讨会。

11月27日，晋商银行隆重召开“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项目建设总结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12月5日，吕梁分行招聘。

12月7日，总行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捐助活动。

12月10日，晋商银行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与运城市政府召开合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对接座谈会。

12月10日——11日，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2009第四次会议在海南省三亚市华宇皇冠假日酒店顺利召开。

12月17日，吴黎正同志任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12月18日，吴黎正同志任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

12月18日下午，中央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周小川等一行9人莅临晋商银行调研指导。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申联彬、省政府副秘书长王纯、太原中心支行行长毛金明、山西银监局局长邓智毅、省直工委副书记郭康锋、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检查组组长安雅文等人陪同调研。

12月25日，晋商银行与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股份公司银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迎泽宾馆举行。

12月27日，晋商银行与晋城市商业银行签署山西省城市商业银行全面业务合作协议。

12月29日晚，2010年晋商银行元旦联欢晚会在全晋会馆二楼多功能厅隆重举行。

12月31日，总行授信部对我行授信规模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和规模控制。12月31日晚，总行领导深入总行营业部、数据中心、晋阳支行、龙城支行、并州支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及辖内支行对一线干部员工进行亲切慰问。

12月31日,新核心系统上线后的首次年终决算工作顺利完成。标志着我行新一代核心系统各项功能得到全面验证。

二0一0 年

1月5日—13日，总行举办第三期新聘员工岗前培训。1月15日，总行召开2009年全年工作总结汇报会。

1月28日，晋商银行2010年个人及信用卡业务专业会议在天瑞商务酒店隆重召开。

2月3日—5日，晋商银行2010年全辖支行行长工作会议暨案件防控和党政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在山西财经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召开。

2010年2月5日，晋商银行全辖“案防攻坚年”动员大会在财税专科学校报告厅召开。

2月7日，晋商银行在尖草坪批发市场、煤炭博物馆、山西世贸中心举办“早春炫彩大礼”大型营销宣传活动。2月8日，总行领导深入离退休干部、特困员工家庭进行年终慰问。2月9日下午，总行“2010同心同力趣味运动会”在滨河体育中心羽毛球训练馆拉开了帷幕。

2月10日，晋商银行2010年公司信贷工作会议在迎泽宾馆召开。2月25日，以“传承融合 创新 梦想”为主题的“晋商银行成立一周年暨2010年年会”在太原市工人文化宫隆重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