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晋商与茶文化[精选多篇]

第一篇：晚清晋商与茶文化

晚清晋商与茶文化

李三谋 张卫

一

山西商人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从明清到近代，一直以很强的实力雄踞海内。自清代以后，又大规模踏入国际市场，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经营茶叶成了晋商贸易活动的一部分，是其获取商业利润的一项重要内容。

清代前中期，产茶较多的是闽、浙、皖、赣等地方，尤其是福建的崇、瓯、建、延、泉各县，茶山众多，茶厂甚广，制茶活动相当普遍。“茶市在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辆转运不绝„„清初茶业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交点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注：衷于：《茶市杂咏》，见林复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一书。）为了保证有充足而稳定的货源供应，为了保证商品的质量——品味优良，山西商人曾在福建省的武夷山区或称乌龙茶区，通过“行东”（代理商）以近似于包买的形式控制了一些茶厂（作坊），要求对方按自己的技术要求进行茶叶加工，在很大程度上，将一些制茶作坊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到道光时期，有一小部分晋商为了进一步扩大商务，曾踏入湖北东南部的武昌府组织货源，并指派专人监制茶叶（注：道光《蒲圻县志》卷4，风俗。），成了清代最早开发鄂省茶山的出口商。

到晚清咸丰年间，晋商逐渐转移了采购茶货的基地，将其收货重心西挪。他们由东南的福建等地纷纷涌来湖北，正式立业，重开局面，再展身手。山西商人经营途径的如此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以后湖北茶叶经济的发展，使其一步步地成为我国著名的内销、外贸的商品茶基地。

茶业经济领域的这种变化，并非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乃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贸易形势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晋商从清初以来一直是经销福建花茶、粗茶和安徽朱兰茶的，也贩运一些湖南安化黑茶。可是到咸丰三年(1853)以后，旧的贸易格局或市场局面受到了冲击，去往福建等处的商道因太平天国革命之故而受阻，货源中断，晋商被困，福建茶农茶厂茶行也颇受损失。本来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福州通商后，西客生意遂衰，而下府、广、潮三帮继之而起”（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80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而到此时，茶贸形势则更为不利了。史称：“（福建）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辐辏，常数万人。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注：（清）王懿德：《王靖毅公年谱》卷上，咸丰三年，四月纪事。）。正在这政局动荡、商务维艰的时候，山西商人于湖北发现了适宜生产和发展茶叶的大面积土壤，有似狭路逢生，于是便产生了新辟茶源的思想。即他们在运货途中、逐渐感到武昌府的崇阳、蒲圻两县交界处的羊楼峒、羊楼司一带地方，雨量充足，气候湿润，土地肥沃，为栽植茶树之佳壤。并且，地理位置好，处于江汉平原之东，交通较为方便。可以在此开辟一个产、运、销一体化的茶叶经济基地。计划一定，便马上去实施。

据史料记载，以种茶、制茶（加工）而闻名的“羊楼峒„„以多山之故，茶产自属相宜。其起源虽不可考，但据地志所载，前清咸丰年间，晋皖茶商往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路。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栽培及制造红、绿茶之法”（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当地民风纯朴，喜交四方之人。土民与外来晋商联手开办茶山、茶园，共建新的“生业”。勇于奋进的山西商人，曾通过自己长期经营茶叶的机会，较系统地掌握了许多有关茶叶的生产及其加工知识，进而又毫不保留地传授给这里的农民。使得崇阳人和蒲圻羊楼峒人逐渐学会了坑种法、育苗移载法、茶花间作法和压条法等。更学会了炒青、蒸青等加工技术。当时生产的主要是红茶，也有少数绿茶。其新茶种逐渐传播到通山、咸宁等地。有关培育和加工技术也随之在鄂东南地区推广、普及，形成了较大范围的产茶热潮。在晋商的鼓动和茶利的诱使下，每到春天茶芽初发，乡间农人竞相力务红茶，摘之、踩之、焙之，忙得不可开交。史料记载，崇阳、咸宁山区百姓，皆以茶为业，“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如雷、汗如雨”（注：同治《崇阳县志》卷3，物产。），人称当地务茶的园户多，而栽禾的田户少，产茶业可谓兴盛。

蒲圻、崇阳等各县地方，在咸丰、同治时期，按照山西商人的指导，已能够制作上好的青茶。先由妇女儿童在谷雨前摘取嫩芽，而后使其干枯、压卷，继之将茶叶洗净，入锅微熏微炒（稍喷水），出锅后用簸箕盛做一堆，用手使劲揉搓，去其苦水。再炒再揉，然后用柴火或炭火焙干。除了制作青茶之外，这一带制作最多、最普遍的乃是红茶。红茶的加工技术最早是由广东商人在道光末年从其故乡传入湖南安化的，接着山西商人又将之传播到鄂东南以至鄂北。蒲、崇等县乡之民依其指授而行，他们“做红茶，雨前摘取茶叶，用晒垫铺晒，晒软合成一堆，用脚揉踩，去其苦水，踩而又晒。至于捻不粘，再加布袋盛贮筑紧，需三时之久，待其发烧变色，则谓之上汗，汗后仍晒，以干为度”（注：（清）崔淦等：同治《襄阳县志》卷3。）。所谓雨前是指谷雨之前。三月采者为头茶，可做青茶。四月底五月初采撷者为二茶，六月初采者为“菏花”，七月份采者为“秋露”，都是可以加工成红茶的。民户制成其成品后，存入竹器，以待客商（晋商）收购，或送往客商处出卖。园户自采（有时也雇临工），自行晒炒，大量焙制茶叶，每年产量可达20-30万担（注：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茶、烟的种植与分布》，见《古今农业》1993年第3期。），为湖北省的大宗物质财富。咸、同时的茶叶，大都是散茶，晋商收购后，要对之实行较大规模的包装。

到了光绪年间，蒲圻地方开始制作砖茶。由于从前茶农交给晋商的散装品，体积大，重量轻，运输不便，且需将茶叶装入竹篓，踩压结实后，再行载运，颇有耗损。为了适应茶商的要求，而出现了砖茶生产。据说，湖北茶叶集散中心“洋楼峒（湘鄂边境）之始有砖茶，始自光绪初年，由山西商人开其端。其压制法极为幼稚，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上蒸之，倾入模型中，置木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之，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晋商又与这里的砖茶生产联系起来了，他们再一次充当了制茶新技术的传播者。在湖北的崇、蒲地方，红茶是由商贸的需要而兴起、而发展，又因商贸的需要而相应地转变其加工形式和制作手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商贸因素在茶叶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

在羊楼峒以至整个湖北省来说，压制砖茶可算得上是一项新的加工方法，但它并不是近代化的先进技术。因为作为砖茶制作手段中的压力设施乃是一种原始的木制平压机，早在明末就有人使用过，属于民间简单机械。其生产规模较小，基本上是一种手工作坊劳动。每架木质压榨机每日仅可制成60筐茶叶，合90担（注：参见孙毓棠：《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第18-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955年版。）。起初使用的木质压榨机，操纵不便，平压效果不良，厚薄不均匀，四角边缘往往因压力不达而出现残缺，既不整洁，又多损耗。不过，尽管这种压力设备较为落后，可是利用它足以改变崇、蒲各县的茶叶加工形式及其发展方向。可以说，第一台木压机在该处的启用，就标志着当地新的产品形态的开始，它逐渐将散茶制作过程转变为砖茶制作过程，促使茶叶加工由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

不久，晋商又在木压机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一种铁压机，将其工作原理由过去的杠杆作用转变为手摇轮转，既省力又省工。（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并且，增大了压力，使产品光洁整齐，从而节省了原料，改善了产品外观。劳动工具乃为重要的生产力内容，改进工具即为提高生产水平的第一位的物质手段。制茶器械的革新，必然会带动茶叶加工的发展。所以，当铁质压茶机在羊楼峒投入使用后，制茶业很快有了起色，局面有了明显改观。不过，这种改进是有限的，属于“渐变”，未出现质的变化。崇、蒲地方或羊楼峒一带的茶叶加工仍然属于手工作业范畴。

山西商人或商业集团基本上控制了晚清湖北的茶叶生产，特别是武昌府所属各县的制茶业，使其茶叶加工活动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在制作散茶时期和压制砖茶之初，茶农或园户常常是依据晋商的技术要求及质量指标加工茶货的，然后由晋商予以统一收购，有时还由晋商预支一部分钱，助民产茶，而后以产品折还。“大凡驻汉办茶之（晋）商，每年派一总管带同司事入山（羊楼峒一带）造茶，若总管朴诚勤慎，监造精明„„自当出色”（注：档案：光绪十三年九月初四日，芜湖关税务司，《访察茶叶情形文件》第29-31页。）。在制作砖茶较早的芙蓉山（据说比羊楼峒还早，只是规模不及羊楼峒而已）也有相似的情况，如时人周顺倜在诗中写道：“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注：道光《蒲圻县志》卷4，风俗。）。西商即指晋商。砖茶虽为茶农产品，但却要贴上晋商的商标，并写上监制的字样。实际上，茶农是代晋商而生产，也往往预先领一笔钱为其加工茶叶。这是一种包买商性质，具有资本主义萌芽之意义。晋商利用自己与茶农之间的监制和包买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芙蓉山、羊楼峒一带的茶叶生产，并支配或控制了茶户的加工活动及再生产过程，以至将蒲、崇等处变为他们的经济基地或私属地盘。如此包买商经济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水平的产物，它是商业资本从流通领域逐渐转向生产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孕育时期，是其胚胎生长的关键阶段，至关重要。

到了光绪中期，晋商逐渐在蒲圻等地建立起了茶叶加工工厂，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制茶作业。筑厂房近20处，总计雇佣工人几千名，受雇者毕为失去田产的当地茶农。文献记载：“当时尚用土法制造，有砖茶厂十余家，统由山西帮经营。”海外资料讲：“山西茶商每年在（羊楼峒）常设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茶„„原料多为二茶或三茶。茶叶长约一寸，味强。一般称为老茶。”（注：威廉·乌克斯（美）：《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第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这种由天昌永、天德玉等山西商号创办的砖茶工厂，成了后来湖北加工工业的雏形，它是过去包买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商业资本正式转变为产业资本的标志。该处的砖茶加工企业完全实行自由雇佣劳动制，获取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从而使自身成了早期民族资本家。鄂东南羊楼峒一带的砖茶加工工厂，所体现的经济结构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新型产业形态。所不足的是，砖茶厂就其生产力水平而言，仅仅是个高级的手工业作坊，还没有达到机器化的大生产，因此，它还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由晋商代表的湖北茶业经济领域的民族资本主义先驱。

同时，令人瞩目的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享用神州茶叶资源的不仅是国人，而且还有洋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侵略者以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为护符，逐渐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同治二年(1863)以后，俄人相继在汉口、福州、九江等地开设了茶厂。同治四年(1865)，英国商人也在台湾开办了乌龙茶厂，并于两年后在福建厦门创办工厂，对台湾毛茶进行精加工。他们依仗其殖民主义的威势，蛮横地与国人争资源、争劳力。对晋商产生极大威胁的汉口俄人茶厂，所采用的生产手段比较先进，先是采用蒸气压制砖茶，比晋商茶厂出的产品整齐、结实，损耗也少。但难以保持茶叶原有的香味，为了补救这一缺点，俄商从光绪四年(1878)以后，逐渐使用水力压机加工砖茶。“在汉口及九江一带之俄办砖茶厂，制造砖茶之方法简单而有效。有一笨重之模型，上有精细花纹，放于水压机中，不论红茶或绿茶，经过平常制造过程后，再加蒸热而放入模型中，其程序为先放一层上等茶，然后放一厚层之粗劣茶叶、再加一薄层上等茶于面上。俟复以模型后，再用水压机重压之。旋去压力，取出模型，即得砖茶。经三星期之干燥，即告完成”（注：威廉·乌克斯（美）：《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第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俄商的蒸气机制茶或水压机制茶效率较高，每台机器日产80篓，合1.2万斤，比晋商的手压机日产量多0.3万斤，而且生产的废品少，是晋商茶厂废品的五分之一。他们以如此先进的加工设备和制作手段与中华民族资本对垒，表现出了较强的优势。并且来得凶猛，仅仅几年间，“汉口烟筒林立者，即俄商以机器制茶之屋也”（注：史念书：《清末民初我国各地茶业振兴纪实》，见《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茶文化专号”。）。其生产加工的集中程度明显高于晋商开办之厂——经营规模较大，逐渐挤占了民族资本的地盘。

洋人来华开办茶厂，虽然带来了先进的机器设备及技术，但更多的是给我国造成了灾难。俄人在鄂省建立机器制茶企业，是一种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是一种资本输出之方式，是长期以来商品输出的发展结果，是殖民主义者由初级的经济侵略阶段转向高级阶段的体现。即他们由强行开辟中国市场、倾销其商品发展到此时的深入中华内地，直接使用我国土地与资源，役使和剥削我国公民的地步。

在当时严酷的形势下，湖北的晋商茶厂为了增加自己与洋人的竞争力，不得不以较为先进的设备来改善自己的制茶手段，提高其生产和加工效益之水平。光绪十九年(1893)前后，晋商便开始使用气压机和水压机制砖茶，并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购进英国怡维生公司生产的烘干机，焙制散茶，色味俱佳。（注：《农学报》1897年，卷8，茶事汇谈。）他们在不断改进自己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逐渐地转化为新型的民族产业资本家，同时也使湖北产生了新一代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加工工业。

二

茶叶是一种经济作物，茶叶生产是以交换或出售为目的，其自给因素很小。所以马克思将茶叶的生产与加工制作称之为商业性农业。晋商在湖北大量植茶、制茶，无疑是为了运销。该省的茶叶特别是红茶，主要运销于国内湘、鄂、豫、晋、冀、粤等地和海外英、美、俄等国。即当地出产的一部分红茶被粤商运销于湖南、广东、香港以至英美，而大部分的产品是被山西商人运销于河南、山西、河北、陕西、甘肃、内蒙、新疆以至俄国。

晋商在中原地方的茶贸活动是附带性的，一般采取顺路洒销的形式，将茶叶卖给小贩，任其出售。晋商运销茶货的重点地区是北部边疆，他们的茶务覆盖面相当大，所经销的主要是湘、鄂红茶。史书记载，道、咸时期，“甘肃茶务是这样的，引地是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兼及蒙古和西藏。销数是每年二万八千九百九十六引，每引一百斤，另带损耗十四斤„„来源是湖南安化（也有湖北）的红茶、在西北（也）叫做黑茶，运抵陕西的泾阳，局部的压制成块，每块重五斤，叫做砖茶；四川也有茶运销，不过数量很小。引商分为东西两柜，东柜是陕西和山西商人，西柜是回民”。（注：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6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至同、光时期，左宗棠在西北整顿茶务，发行茶票，山西商人领票在这里贩运。当时，甘肃官茶运销到新疆，哈密地方的茶货存积不断增多。“同时，晋茶照常涌入。这种晋茶，实际是从湖南（包括湖北）贩来，因为是山西商人所经营，叫做晋茶。他们本就是甘肃官茶的引商，从归化（今呼和浩特）经蒙古草地到古城子，然后配销各地。大概南路天暖，人民喜食细茶；北路地寒，大家喜食粗茶。晋茶就多是粗茶；官茶就多是细茶。这样，一以北路为主要市场，一以南路为主要市场，双方平分秋色。”（注：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8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在北部边疆，晋商之茶务主要集中在蒙古，远在康熙年间，驻库伦经销茶叶的山西商号就有12家，至乾隆、嘉庆年间增加到50多家，人数有6000多。清代后期，库伦的旅蒙商号发展至400余家，其中开办茶庄的晋商有100多家，2万多人。他们不仅向高原汉人和游牧民族供应茶叶，而且还大量组织对俄出口茶叶，外贸规模越来越大。库伦买卖城和东营子的人员与货物因之与日俱增。恰克图买卖城，雍正年间初立国际商埠之时，仅有几家商号，至嘉庆初期发展到60余家。（注：清外务部档案，外交类，中俄关系卷。）后来在道光时，此处的茶庄发展到了100家左右（全为晋人经营）。并且，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也有了进行国际贸易的旅蒙晋商商号及俄商之洋行。

在库伦、恰克图的茶商中，实力雄厚者主要是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锦泰亨、锦泉涌、广全喜、公合泉、恒隆广、祥发永等十几家晋帮商号。乾隆后期，他们每年由漠北蒙古高原输入俄国的茶叶不下200万斤。嘉庆五年(1800)，仅由恰克图销往俄国的茶叶就达2799900俄磅（注：《Chinese Repository》V01。XIV,1845。），有250多万斤。进入道光年间，中俄茶叶贸易空前繁荣，出口数额大增。根据一份海外文献统计，道光十六—十九年(1836-1839)，我国每年通过蒙古输入俄国的茶叶（几乎全是晋商经销）平均为8071880俄磅（注：《Chinese Repository》V01。XIV,1845。），合700多万斤，价值800多万卢布。几年后，“1843年，运至恰克图交易的茶叶120000箱，其中花茶80000箱，家茶40000箱。价格数年没有变动。此时一方箱家茶为60卢布，一箱二级花茶为120卢布，一长方箱（比方箱大二分之一）家茶为80卢布”（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8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时的茶叶贸易创汇每年可达1240万卢布，折合白银约500-600万两。咸丰初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卖给俄商的茶叶一年达15万箱，计900多万斤。这一时期的中俄贸易，就其形成和内容而言，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贸易，双方商务不失为公道之举。并且，华商（晋商）对俄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具有很大的优势，掌握着通商的主动权，年年呈现出超，不少的白银从俄国流入。

这种形势未能维持多久便发生了变化。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了晋商在对外贸易中难以一直保持正常的实力和地位，难以摆脱殖民主义的笼罩。同治元年(1862)二月，沙俄侵略者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基础上，又强迫中国政府与之缔结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于东南沿海通商权的基础上，又取得了天津的通商权，并攫取了低税率的特权和深入内地采购土货（包括茶叶）及其加工制作权利。更为严重的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允许俄商从中国运货出口，只纳正税，有关票规银、厘金的征收皆予以优免。同治五年(1866)，沙俄又“强迫清政府取消了天津海关的子口税，使俄商运茶成本大为降低。这样就为俄商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开通了道路。结果，山西茶商的利权被夺，生机顿减。从前恰克图国际商城的120家山西商号到同治二年(1863)以后，因受外力的冲击而纷纷倒闭，只留60多家。到同治五年(1866)之后，恰克图“买卖城只剩下了四个老的山西行庄。并且„„在这项贸易（茶叶贸易）上，中国人不能和俄国人竞争，因为在转运恰克图的过程中，俄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少，中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多”（注：档案：1868年海关贸易报告册，第2-4页。）。尽管同治七年(1868)清政府在晋商的强烈要求下，下令削减了一些厘税和浮收杂税，但很不够，根本没有享受到像俄商那样的税务优待，估然不能够摆脱出口买卖上的困境，依旧免不了在与俄商的商务较量中遭受失败。对此，时人写道：“自江汉关通商以后，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汉运津，由津运俄，运费省俭，所运日多，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而山西商人运茶至西口者，仍走陆路；赴东口者，于同治十二年禀请援照俄商之例，免天津复进口半税，将向由陆路运俄之茶，改由招商局船自汉（汉口）运津，经李鸿章批准照办。惟须仍完内地税厘（厘金），不得再照俄商于完正、半两税外概不重征，仍难获利，是以只分二成由汉运津，其余仍为陆路。以较俄商所运之茶成本贵而得利微。深恐日后，俄商运举更多，而山西商人必致歇业。”（注：王先谦：《议复华商运茶赴俄、华船运货出洋片》，见《刘坤一遗集》奏疏稿，卷1。）俄商势力就是这样在本国殖民主义的支持下，大张旗鼓地在中国发展的。当时国运衰退、世道险恶，毫无情理可言，外国人运中国货物出口竟能得到税法上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超常的优待，而中国人运中国货反倒要受到政策上的歧视，遇到清政府重税的抑制，于海上航运的茶货竟要缴纳陆路上的各种厘金（晋商贩茶出口，除交纳正税外，到恰克图，每票复交票规银50两。咸丰十年后，因军饷支绌，规定每商票一张，在察哈尔都统衙门，捐输厘金60两银），实在是咄咄怪事，欺人太甚。显然，晚清的国家主权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控制，清政府已经变为外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进行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换言之，在沙俄的一再逼迫下，清廷越来越走向买办化，它的统治职能越来越趋向反动，逐渐俯首服从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意志。同治末年(1874)，在恶劣的内外环境中，晋商输入俄国的茶叶降到6万担（600万斤），到光绪四年(1878)，晋商由湖北、湖南等处运销于俄国的茶叶又降至5.5万担，其中80%的是红茶和砖茶，而同年俄商直接从中国武汉等处贩去的茶叶则猛增到27.5万担（注：渠绍淼等：《山西外贸志》上册，第84页。山西地方志编委会内部刊印1984年。），是晋商在蒙古组织出口的5倍之多。这一方面是由于那时华北遭受大旱灾，牲畜倒毙过多，晋商缺乏运茶工具，但更重要的是，殖民主义因素在起作用，即俄商在湖北直接开办茶厂，用蒸气手段压制砖茶，以宗主国国民的身份无理地几乎是无偿地开发利用我国的茶叶资源和获取鄂省的廉价劳动力，大量降低成本。并得到中国官方给予运销上的政策优惠，从而更有力地侵夺中国商利之故。

山西商人在对俄商务竞争中，曾进行过顽强的努力，并曾取得过较好的效果，但终究因为当时国际环境不良和晚清政府特殊的政治性质，而不能够持续发展。原来在同治六年(1867)茶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等代表商界提出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国售货的强烈要求。他们通过绥远城将军将自己的意见转达给朝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当时清政府鉴于政治上的需要和迫于商界的压力，于同治七年(1868)批准了晋省茶商赴俄贸易的请求（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7。），也与俄政府达成协议，并暂时实行以每票贩1.2万斤茶叶而纳25两银的轻税，“以示体恤”。于是，不少山西茶商重返恰克图，进而通过艰苦的征程，深入俄国地界，另辟市场，谋求商务扩展。史称“恰克图„„都是晋帮商号„„各商号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金、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等俄国较大城市„„都设有分庄”（注：路履仁《外蒙古见闻纪略》，见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集》第63卷。）。这些晋商在同治八年(1869)，通过境外分庄向俄国组织出口功夫茶4.8万担，红茶、砖茶和绿茶为6.2万担，与俄商该年贩运茶叶总量相当。同治十年(1871)晋商输俄茶叶多达20万担，超过俄商贩运量（11万担）近一倍。对此文献记载，“还有大量的茶叶，由陆路运往恰克图及蒙古。过去的年代没有统计数据可供查考，但是，据海关税务局麦克佛森先生(Macphenson)说，1871年，由陆路运的茶叶数量共为26957930磅，计砖茶12149584磅，红茶14808346磅。在对俄海上贸易开始以前，这种极为发达、极为巨大的茶叶贸易是由山西商人经营的。大部分的茶叶，经恰克图运往俄国市场。”（注：档案：1872年海关贸易报告册，第124页。）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清政府腐朽、国家主权丧失，凭晋商的聪明才智和长久的行商实力是不会落后于俄商的。他们虽然受挫，但只要有了相应的机会和条件，就能再现辉煌。只因清政府又搞起了所谓“引俄制日”的政策，进一步放纵俄商的侵略，允许其在我国内地恣意妄为，欺行霸市，抑勒茶叶收购价，大量剥削茶农（注：（清）卞宝：《六制军奏议》卷5，奏体察鄂省加增茶课窒碍难行折。），加大晋商的竞争压力。同时清政府又施行限制民族商业资本发展的办法，只限定恰克图一处对外贸易（关闭蒙古的其他各口），并逐渐加重商税，致使晋商对俄出口茶叶业务又滑坡了。再加上宣统元年(1909)俄国单方面突然宣布对在俄国的华商实行重税（每普特茶叶征税2500-3500文钱），这样对俄贸易的山西茶商又陷入困境，直至终清，再无发展之机，运销俄国的茶叶又跌到了5万担左右。

综合起来看，我国晚清的茶叶经济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民族地位、社会性质、国民权益保障等问题相联系的。它以产、运、销为基本结构，以栽培、采集、加工等生产程序为基础和核心，以市场为经营之导向，并深受政治之影响。

尽管晋商茶叶贸易在同、光时期发展不顺利，步履维艰。但商、农共同开辟了一个新的经济领域，在湘、鄂的红、黄壤上，首先制造和发展红茶，创造出了偌大的几块红茶基地，以足量产品供应华北和中原人民饮用，成功地开发地力，为国兴利。他们使红茶享誉欧洲特别是俄国，进而将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海外，进一步促进了中俄经济和文化交流。俄人记载，红茶的边贸，使“涅尔琴斯克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茶（以红茶为原料）。（该）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不论你什么时候去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注：（俄）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不仅这一地区如此，而且，“所有亚洲西部游牧民族均大量饮用砖茶（红茶），时常把砖茶当作交易的媒介”（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8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晋商与湖广茶农培育和制作了最适合俄国和西亚人饮用的红茶，并将之积极组织出口外销，在世界饮食文明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第二篇：晚清论文

2011-2012第二学期《晚清政局与人物》科目考查卷

专业： 班级： 任课教师： 姓名： 学号： 成 绩：

浅谈曾国藩

摘要：曾国藩，一位出生普通的农家子弟，遇上了晚清时期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在这个中国由盛转衰的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力挽狂澜，而曾国藩正是这里面的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各不相同，褒贬不一，甚至于在我们大多数人眼中贬更多于褒，然而经过本学期选修晚晴政局与人物这门课的学习后，我才发现，我之前对曾国藩的人物品质分析是那么的不够深入。现在的我才发现，这位名人还是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发光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关键词：勤奋，成功与失败，民族气节

这学期的选修课程，我选了《晚晴政局与人物》这一门对于我这么一个理工科学生来说相当冷门的科目。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理工科的学生，应该不会怎么喜欢历史，或者历史人物这一类的事物，但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每一件历史事件，每一个历史人物，之所以可以流传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而依然为人所称道，必然是因为有其可取之处，有其可取之道。

而我选择《晚晴政局与人物》这一门课程，就是希望可以通过学习，晚清时期的人物，通过学习加深对他们的了解，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更多更好的品质，更多好的处事作风。

曾国藩，是我在“晚清”课程里面，对我影响最为深刻，最为让我 1 学习的一个代表人物。如果你说这只是一位晚清的人物，他的成功能为我们吸取经验的地方也不多，更何况他还有那么多的不足，根本不足以被用来当我们的标杆，那你就错了，首先曾国藩确实是一位有成功有失败的人，毕竟他也是一位凡人，单是他的成就不能因为其失败的地方就被抹掉，相反我们要积极地汲取他成功的经验为我们所用，这样的用。所以我还是觉得我选择曾国藩作为文章的主角是正确的选择。

曾国藩取得的成就没有靠投机取巧，没有靠歪门邪道，像他这样一位出生在普通人家人来说，取得的成功靠的是其为人处事的方法以及努力的结果，而他在通往成功路上的方法正是我今天要重点介绍的，因为这些处事方式不仅帮助了曾国藩取得了成功，而且这些方法也是可以成为起到帮助我们当代人处理工作事务上的一个标准。

下面我就根据曾国藩的一些成功实例来分析我们应该从曾国藩的事例中学习到什么，在学习了曾国藩的成功之道之后得出的，也是我认为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我们可以借鉴的，作为我们在商场，事业中的一些处事方法，为自己赢得更多成功的把握。

将勤补拙 成就国藩

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无种，只要人肯立

志，都

可

以

做

得

到的。

引自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谕纪瑞》

6岁时入塾读书，但是曾国藩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笨小孩（详见《百家讲坛》——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一集：“谁来拯救笨小孩”）。但是他也勤奋好学。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在道光十八年（1838），虚岁28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 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曾国藩的求学之路，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一帆风顺。相反，如果我们把连考两次会试不中，看成是两考两次高考不中，有谁还能再下决心继续攻读一年，进而考取功名？

再者，我们从曾国藩的仕途上面的成功可以看出，曾国藩并没有投机取巧，而是整个仕途过程当中都是一步一步，稳打稳扎地升上去。

曾国藩有一句话“用功不求太猛，但求有恒。”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做人做事，不要求下猛药，而是要细火慢煎，持之以恒。就譬如说说看我们当今的大学考试，我敢说，百分之七十的同学，都是考试前来一顿猛药。拼了老命泡自习室泡图书馆，到头来，还真的没有挂科，但是，拿上奖学金的还真不多。而有的同学，只是平日学习个把小时，考试就像是吃生菜一样，手到拿来。这就是说明，猛，不如恒。

曾国藩的民族气节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值清王朝走向衰落的过程，内忧外患搅得日无宁日，国力日衰，统治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曾国藩身为封疆大臣，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忠君思想驱使他去为巩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效力。

从曾国藩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反对“借师助剿”的态度上来说，不能说他是“媚外卖国的大汉奸”。至于说他率先倡办洋务、首倡留学生，更不能说他是媚外卖国的，即使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也不能说他是“卖国的”，因为清朝廷处理天津教案的“一意主和”的方针早已定妥，而且要他缉拿凶犯的谕旨“一日三函，迫于星火”。

曾国藩在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之下，敢于违背统治者的指意，提出 自身的想法，为了民族的存亡，不顾自身的安危为老百姓的安全着想。这样的东西才是民族气节。

而放眼现今社会，大部分的人都还记得抗日战争，日本人侵华作出的种种恶行，我相信历史课本上面没有半丝的隐瞒。但是，好好看看吧。有多少的年轻人崇日媚外，更有甚者，打着抵制日本的口号，其实绝大部分都是为了炒作。有本事的话，就真的不用日货。

民族气节，不是说喊喊口号，抵制一下日货就可以做到的。很多时候，都是看你在关键的时候，能不能站出来为咱们老百姓谋利益。在成功的道路上要学会适当放弃

最后一点，也是我今天需要举得最后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对我们的启示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在工作中我们要学会分清什么事情是会导致我们的成功变成失败的开始的，什么事情是我们需要去争取的，什么事情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我们就要学会在成功的道路上让自己失去一些。

曾国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为人知，那就是他会在成功之后不会独享其成果，例如当年湘军在各条战线上取得胜利的时候，曾国藩不是将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是将功劳归功于朝廷，总所周知，历史上因为才华出众，光芒太过耀眼以至于导致当权者不满的时候而最终在仕途命运上都会一落千丈。在曾国藩眼里，权利再大也不要超越当权者，因为这样的话最终只会让自己成为大家的敌人，导致最终大家一起攻击的对象的话，事业将会一蹶不振，而自己一生的心血也许都会付之东流。所以曾国藩总是会在每次成功之后将功劳归功于朝廷的领导有方。归功于大家的团结合作，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消除朝廷对自己的疑虑，还可以和朝中的各位大臣和平相处。这也是曾国藩的突出优点之一，明辨时局，会因时而变，采取方法巧赢而不是盲目乱撞。

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特别是在一个工作关系明确的单位中，将事情做到最好，让自己成为比较完美的人并没有错，相反这是好的一个追求，但 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让认同你的成功的，这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当你的光芒过于耀眼，已经超过统治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统治者往往都会产生一种不希望被超越的心理，而你的同事往往也会以一种敌视你的姿态出现在你的周围，试问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今后的工作还会一帆风顺吗？很难，所以我们要在平时的工作中不要总是将功劳往自己的身上揽，也许那时你的一己之力完成的，但是如果你选择将功劳与大家分享的话，我们得到的也许就是同事的敬意，同事的帮助，领导的赞许，何乐而不为呢？

以上便是我在学习了曾国藩之后总结出来的一些个人的见解，这些见解虽然是在分析晚清的一个人物的成功经历后得出来的，但是不得不说这些方面的为人处事经历在我们今天的工作和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希望这些方面的见解能够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能起到帮助作用。

【参考文献】：曾国藩---维基百科

曾国藩---百度百科

《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及其影响》曾启球

《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与地位》徐泰来

《论曾国藩的民族气节》邱展雄

《一个名字影响中国百多年》胡力丰

《近人曾国藩讲稿》

《谕纪瑞》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绝学》 《曾国藩语录》

第三篇：茶道与茶文化

大学生与茶文化

我们的传统文化正在从我们身边一点点的消逝，这些从老祖宗那里积淀下来的东西在慢慢的被我们遗忘。如果这些东西传承到我们这一代中断了，那么我们能留给未来什么呢？是无数的高楼，是机器的轰鸣，是网络文化，是······

我想这些都不是，留下的应该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从前。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应当得到传承。而不是一味的推崇西方的咖啡、可乐。

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芬芳而甘醇。

茶文化之茶的历史。

茶的起源，陆羽根据《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的记载，认为饮茶始于神农时代，“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茶经·六之饮》）神农即炎帝，与黄帝同为中国上古都部落首领。

茶的发展，中国饮茶始于西汉有史可据，但在西汉时期，中国只有四川一带饮茶，西汉对茶作过记录的司马相如、王褒、杨雄均是四川人。两汉时期，茶作为四川的特产，通过进贡的渠道，首先传到京都长安，并逐渐向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陕西、河南等北方地区传播；另一方面，四川的饮茶风尚沿水路顺长江而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从西汉直到三国时期，在巴蜀之外，茶是供上层社会享用的珍稀之品，饮茶限于王公朝士。饮茶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慢慢发展。

饮茶风尚兴起，中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侠，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穷曰竞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封演认为禅宗促进了北方饮茶的形成，唐代开元以后，中国的“茶道”大行，饮茶之风弥漫朝野。饮茶风俗在中唐慢慢形成，但是饮茶此时还是只是一种贵族们生活的一部分，并未走入寻常百信家。茶的普及，宋承唐代饮茶之风，日益普及。宋梅尧臣《南有嘉茗赋》云：“华夷蛮豹，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亦时啜无厌不宁。”宋昊自牧《梦梁录》卷十六“鳌铺”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宋代始，茶就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序云：“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顾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早其极。”饮茶从宋代开始慢慢进入寻常百信家里，饮茶也变的大众化、普及化。

茶文化之茶与宗教。

茶文化，包括茶叶品评技法、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品茗美好环境的领略等整个品茶过程的美好意境。其过程体现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统一，是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它起源久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与宗教结缘。中国人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

茶与道教，唐代时，道士喜饮茶者已比比皆是。由于茶能“轻身延年”，故茶成了想得道成仙的道家修炼的重要辅助手段，而将茶作为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道教在祭祀时祈祷作法等场合的献茶也成为“做道场”的程式之一。道士们品茶，也种茶。凡在道教宫观林立之地，也往往是茶叶盛产之地。道士们都于山谷岭坡处栽种茶树，采制茶叶，以饮茶为乐，提倡以茶待客，以茶为祈祷、祭献、斋戒、甚而“驱鬼妖”的供品之一。

茶与佛教，佛教修行之法为“戒、定、慧”。“戒”，即不饮酒，戒荤吃素；“定、慧”，即坐禅修行，要求坐禅时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而进入专注忘我的境界。此种耗费精神、损伤体力的坐禅，正好以饮茶来调整精气，故饮茶自古以来受到僧人们的推崇。坐禅是佛教的重要修行内容之一，而坐禅与饮茶是密不可分的。僧人坐禅，又称“禅定”。唯有镇定精神、排除杂念、清心静境，方可自悟禅机。而饮茶不但能“破睡”，还能清心寡欲、养气颐神。故古有“茶中有禅、茶禅一体、茶禅一味”之说。意指禅与茶叶同为一味，品茶成为参禅的前奏，参禅成了品茶之目的，二位一体，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

茶文化之茶与文学。

我国悠久的茶业历史为人类创造了茶业科学技术，也为世界积累了最丰富的茶业历史文献。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不但专门论述茶叶的书而且在史籍、方志、笔记、杂考和字书类古书中，也都记有大量关于茶茶史、茶法及茶叶生产技术的内容。

历史上记载的茶书失散较多，现在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剩《茶经》，《茶经》也成为茶文化的一部圣经。下面介绍基本与茶有关的专著：《茶经》－唐、陆羽撰，成书于公元758年前后，内容分3卷10节。《煎茶水记》－唐、张又新撰，公元825年前后问世，1卷。《采茶录》－唐、温庭筠撰于公元860年前后，约失传于北宋，仅存辨、嗜、易、苦、致五类六则。《十六汤品》－唐、苏 撰，具体成书年代不详。原文佚，引自《清异录》第四卷茗 部。《茶录》－宋、蔡襄著。蔡襄自序：因陆羽《茶经》没有记载福建建安之茶，丁谓《茶图》独采制之事。《东溪试茶录》－宋、宋子撰。如今，茶已经深入到了大多寻常百姓的家中，其中沉淀的文化也在慢慢的走入寻常百信的家中。而这中间大多数为“饮茶”的文化，并不是“茶”文化的全部。

一种文化需要传承，需要发扬光大，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同样需要我们来传承。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有这个责任去传承，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更深入的看到茶文化的博大。

一张躺椅，一壶三花，冲泡出几千年的茶文化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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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山泉水与茶文化

山泉水与茶文化

一、茶文化背景

1、中国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茶的发现和利用，在中国已有四五千年历史，且长盛不衰，传遍全球。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佛、儒、道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谓，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即是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等习惯和中华的文化内涵和礼仪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礼节现象。

茶艺包括：选茗、择水、烹茶技术、茶具艺术、环境的选择创造等一系列内容。茶艺背景是衬托主题思想的重要手段，它渲染茶性清纯、幽雅、质朴的气质，增强艺术感染力。不同风格的茶艺和地域特点，造就了各地不同的茶文化，中国茶文化主要分为：湖北茶文化、武夷岩茶文化、福建茶文化、北京盖碗茶文化、岭南茶文化。

2、岭南茶文化

岭南茶文化是中国几大茶文化系列之一。据《广东新语》说，岭南种茶自唐始，唐代曹松把茶种移植到南海西樵山，便拉开了岭南茶文化的序幕。岭南特定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岭南人爱饮茶以及岭南茶文化的特点。随着茶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入明以来，广州“茶市”与潮州“功夫茶”，这两朵岭南茶文化的奇葩破绽而开。至清代，岭南茶文化进入第一个兴盛期，在茶市、茶馆、茶具、用茶方式，以及人们对茶的品味的文化心态等方面，均达到空前水平。

广州人的“饮早茶”、潮州人的“功夫茶”便是岭南社会文化生活中重要的文化现象。广州茶文化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清康熙年间，广州成为我国茶叶出口唯一口岸，全国各省茶叶均运来广州，茶市极旺。粤人嗜茶名闻中外，其时茶叶品种花色数以百计，各种泡茶方法应运而生，饮茶文化进一步发展提高，包括了茶俗文化、茶楼文化、茶点文化和街头凉茶文化。广州人饮茶的习惯和礼节构成了茶俗文化的主体。潮州茶文化是岭南茶文化的又一重要系列，而尤以“功夫茶”为著称。

3、茶文化与水

中国历代对泡茶的水十分讲究，认为水是茶之本。

张大复（明）在《梅花草堂笔谈》中写道“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水遇十分之茶，茶亦十分。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得八分。”

乾隆帝曾说：“茗饮之本，其必资于水乎？”。（乾隆：《天下第一泉记》）

茶圣陆羽不但是品茶高手，也是品泉高手。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评说：“其水用水土上，江水中，井水下”，所指“水土”，即山泉水。用山泉水泡出的清茶，茶色鲜亮，清香四溢，入口润滑，是喜茶人士的最佳选择。对于喜欢喝茶的人来说，好茶并不算难觅，真正难觅的是好水。因此，但凡有好水的地方，必定也是爱茶人趋之若鹜的地方。据记载，唐武宗会昌(814--846)年间，喜茶好饮山泉的宰相李德裕，竟然责令地方官吏派人用驿递方法，把三千里外的无锡惠山泉水运到京城长安享用。唐代诗人皮日休有诗讽喻道：“丞相常思煮茗时，郡侯催发只嫌迟；吴关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

二、饮用水制造企业的机遇

对于喜欢喝茶的人来说，好茶并不算难觅，真正难觅的是好水。特别是在目前茶叶行业已趋于成熟，而好水难求的现实下，茶道用水市场无疑是各大制水企业不容忽略的巨大市场。

市场容量：全国饮茶人数、岭南饮茶人数、茶叶销量、泡茶用水量。（数据支持）市场进入者：四川叠峰山泉、济南百脉泉、韶关南松天泉………

市场现有进入者，均是地方性小企业，都想在茶道用水这一新兴市场分一杯羹，但都未能成为市场领导者。其中仅四川叠峰山泉在宣传和推广中有些许成绩。

很多水企已经发现茶道用水这块蛋糕并付出一定努力，却未获得预期收益。其中主要原因，在于“茶道用水”这块蛋糕仅存于预期中，还没有企业能真正将这一需求市场化。

第五篇：我与茶文化

我与茶文化

马常旺 08种子2班 学号0801064209 我这个人吧，比较喜欢古典的事物。喜欢传承下来的东西，可能和我本身的经历有些关系。小时候学的是钢琴。对于经典传承下来的东西可能本身就透着一种向往吧，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只要是经典的东西都趋之若鹜。喜欢挺西洋古典音乐，徜徉在莫扎特、巴赫、亨德俄、施特劳斯的音乐中看看名人传记，也喜欢在一个四下无人的时候焚一炉檀香泡壶茶水磕着瓜子吃点点心听着琴瑟和鸣的中国古典乐曲读读二十四史。

说道与茶的接触，我个人还是比较早的吧，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嗓子不好。很容易感冒。然后老妈就会在买点金桔，放两块冰糖，加点茶叶给我冲水喝。所以这个算是我与茶最早的接触了吧。后来长大了，渐渐的了解了关于茶的一些知识。记得当时天津电视台有过一系列的纪录片，就是讲关于差的故事，但是什么名字我现在是记不得了。就记得当时每天都很喜欢看，中国各地不同地方的制茶方式，冲泡方法，饮茶习惯里面讲的很详细但是貌似我是没记住多少。不过这个节目算是让我对茶产生浓厚兴趣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后来对茶的认识就是，当年舅舅经常出差，每次出去都会带点土特产给我们，所以会有一些地方特产的茶叶，什么龙井，碧螺春，大麦茶，荞麦茶···不过当时对茶的了解不多，都拿开水冲了去。现在想想还真是有点浪费。

上了高中，也算是当时有了零花钱。当时我的学习离着天福茗茶很近，所以偶尔去逛家乐福的时候，就过去看看。买点茶叶到学校去冲一下，从店员学到了些基本的茶叶知识和冲泡方式。再到后来就喜欢上去尝试喝不同的茶，每种茶都有它的特点，口感也不尽相同。有的差很香，有的茶回甘，有的差茶汤很清，有的就颜色较深。

另一件与茶有关的事情就是我比较喜欢收藏，实际上也算不上什么贵重物品。偶尔买点精致的茶宠和别具一格的杯子。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爱好，不过我和一般的收藏者不同，我并注不重泥料个人比较在意器形，也就是做工精美的，只要他是天然泥做的什么泥料我并不在意只要不是人工化学材质我都很喜欢。从这个观点可能并不能算是一个收藏爱好者，哈哈，不过我并不在意。这就是我的收藏观点——自然，天然，精工细琢。这个观点和我买饰品的观点一样，虽说是个男孩子对于饰品我可是天然没有抵抗力，个人比较喜欢翡翠可能是受了西太后的影响吧。总之，我是不买很贵的东西，毕竟学生没有经济来源，还有我也不好辨别真假懒得去研究，总之料子不太好没关系，只要是A货雕工不错我就很喜欢。言归正传，除了买点茶宠个人还比较喜欢泥制的香炉。喜欢他/她摆在桌子上，在从盖子上飘出屡屡青烟的意境。

虽然到了大四，学习实验考研比较忙，看到了有茶文化这门选修还是报了，因为对于喜爱的事物有机会去了解有谁又能放弃这个机会呢？通过几次的学习了解了更详细的中国饮茶和茶发展的历史。还有茶叶的分类以及中国各地饮茶风俗和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茶在世界的发展请况。虽然由于学习原因掌握的仅仅只有这些。但是受益匪浅，还学到了乌龙茶泡茶的三段十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