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唐三彩唐诗与唐三彩-漫束罗裙半露胸

第一篇：唐诗与唐三彩唐诗与唐三彩-漫束罗裙半露胸

唐诗与唐三彩唐诗与唐三彩-漫束罗裙半露胸

每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已经成为全世界电影人的盛况，也成为全世界电视转播的重头戏。在这个颁奖典礼上，全世界都可以一睹奥斯卡明星的风采。她们的衣着打扮，她们的发型，她们的首饰，都会成为全世界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奥斯卡女星们领导着全世界时尚新潮流。

但是，和唐代社会中国妇女的时尚相比，奥斯卡明星们足足落后了一千多年。

当一个个踏上红地毯的好莱坞明星们，以低胸装炫耀她们迷人的胸前曲线时，我们早已在唐诗中读到了这样的诗句：“漫束罗裙半露胸”，“胸前瑞雪灯斜照”。这是诗人的梦境，还是唐代社会的真实写照？

请看唐代诗人李群玉在唐诗《同郑相并歌姬小饮戏赠》中这样写道：

裙拖六幅湘江水，鬓耸巫山一段云。风格只应天上有，歌声岂合世间闻！胸前瑞雪灯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怜赋客，争教容易见文君！

而周濆也在《逢邻女》一诗中写道：

日高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露胸。莫向秋池照绿水，参差羞杀白芙蓉！

“半露胸”三字已经使春光乍露乍泄，而“灯斜照”三字更会引起无穷的遐想，这样的文字已经把好莱坞明星式的时尚刻画得淋漓尽致，还有比此更精彩更含蓄更贴切的词汇吗？要记住，这是我们祖先在一千年多前写下的文字，他们不认识好莱坞的明星们，他们的诗只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所以说，我国唐代的妇女，在一千年多前，已经比好莱坞女星们更懂得时尚懂得打扮自己。看看图示的唐三彩仕女图，这样的艳丽，这样的时尚，低胸装比好莱坞明星绝不逊色。所以说，唐诗中关于唐代妇女时尚的描述，绝不是诗人梦中的臆想，而是现实生活情景的升华。

第二篇：唐诗与酒文化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从唐诗看

唐代的酒文化

摘要：酒这个意向在唐诗中频繁出现，我国古代的酒文化发展可谓繁荣，我们直到今天仍受其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唐诗了解唐代的酒文化。

关键字：唐诗 酒文化 诗人

引言：酒文化在我国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相传夏朝的杜康是发明酿酒的人。而最早出现的酒是水果酒，其次奶酒，最后出现的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酒——粮食酒。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已进入农业文明社会，粮食是主要的食品，粮食放久了，有时剩下的馊饭也发酵成酒。自此，随着酒的品质的升级，酒文化也在我国发扬光大，深远地影响着文化的进程（尤其是唐诗）。

而唐朝，便是诗酒结合最鼎盛的时期。唐诗中的酒文化，是请、酒、诗三者的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唐朝自立国之初至安史之乱，国势强大，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加之国家政策开明，朝廷百官宴游，唱诗互和，以为谈佐之乐。这些共同促成了唐诗空前绝后的繁盛之势。诗人多爱饮酒，诗歌的繁盛隐映着酒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可以说，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作是酒后兴起而作的。诗人借酒表现自己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世界，不经意间也展现了唐代的酒文化；酒文化又反过来促进诗歌的发展，正所谓诗酒相融成一家。

唐诗中写酒的诗作可谓多矣，从它对酒和酒器的称谓便可探知一二。诗酒中酒的别称丰富多样，且区分细致。清酒叫“醥”，浊酒为“醪”，苦酒作“圣”，红酒作“醍”，白酒当“醙”；未过滤的酒可称绿蚁、浮蚁、椒浆、烧酒、腊酒、壶浆、酒醅和醽醁等；而酿造材料不同，酒名也不同，葡萄酒、菊花酒、黄花酒、桂酒、竹叶春和梨花春等等，不胜枚举。与酒相配的酒器也是纷繁多样，盛酒之器有缸、瓮、尊、罍、瓶、缶与壶等，饮酒器具有杯、盅、壶、卮、盏、钟、觞和碗等。

就唐诗中与酒相关的诗句，酒这个意向一般出现在以下几个场景中：

一、宴会亲友，叙团聚之喜悦。

“流落时相见，悲欢共此时。兴因尊酒洽，愁为故人轻。”（张继《春夜皇甫冉宅欢宴》）偶然的久别重逢，喜上眉间，煮一壶清酒共饮畅叙。此刻，再多的悲愁也将散尽，他乡遇故知的喜悦之感溢于言表。“轻舟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王维的这首《临湖亭》就表达了与朋友小宴的轻松愉悦之情。似乎，在唐朝的酒席之间无诗不欢。崔颢与人在黄鹤楼上宴饮，观黄鹤楼而写下《等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而一代诗仙李白，后来看到此句，只能留下“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之诗在上头”的喟叹。可见，唐代写酒的诗歌中，宴会酒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饯行好友，叹离别之情愁。

好友将远行，作为其挚友，为临行客设饯行宴。此间共同回味两人之间的美好友谊，为其送上最真诚的祝福，并表达自己的绵绵离愁，这是唐朝大多数文人会都有的饯行之举。“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多少离愁尽现于此。“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因为离愁，我痴痴地守望友人离去的方向，直到再也见不到他的背影，只能看到奔涌不息的长江水。

三、犒飨将士，咏为国捐躯的英雄豪迈。

唐边塞诗中，那些为国守边的将士，他们心中既有报效祖国的豪情，又有背井离乡，远离亲友的悲戚，于是借助酒兴，在荒凉大漠的衬托下，谱写出无数悲壮的战歌。“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的这首《凉州词》，文采壮丽，风格遒劲，堪称盛唐边塞诗中的佳作，前两句言事，写将军战罢归营，设酒庆功。正欲开怀畅饮，琵琶弦音急促，催人出征。葡萄酒，夜光杯，琵琶声，都有着浓郁的边塞色彩和鲜明的军旅生活特征，诗人借用酒渲染出塞外军营的特有的情调，一开始就把读者引入了塞外古战场紧张而热烈的气氛中。美酒、玉杯、琵琶催发，激起征戍将士无限感慨。于是，诗的后两句转入言情：休笑战士醉卧沙场，自古以来，远赴边庭征战的能有几人生还？“古来”句虽然用了夸张手法写出边陲战争的激烈残酷，但诗的基调仍然是雄壮高昂的。它不仅表现出战士开朗、达观的性格，也书法了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坦荡胸怀。其中视死如归的悲壮和激昂令人钦佩。

四、小酌独饮，抒人生之感慨。

唐朝诗人们或感慨人生的仕途失意，怀才不遇，或悲叹生命旅程的坎坷艰难，或发泄放荡不羁的情怀，所有的感情最后都付诸于杯酒之中，以酒抒情，托物言志，咏成许多千古诗酒作。白居易的这首《同李十一醉忆元九》是我最喜欢的饮酒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其诗渲染了温暖的氛围。在这熏熏的情态之中回忆友人，悠然之态尽显于前；李白有句“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苦闷的内心可见一斑；“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的少侠之气颇具感染力；诗圣杜甫晚年病中也不忘饮酒：“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若论饮酒，还是诗仙的诗更纯粹：“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似乎，诗仙的气质与酒更配。

五、思乡之酒。

戴叔伦有诗《对酒示申屠学士》：“三重江水万重山，山里春风度日闲。且向白云求一醉，莫教愁梦到乡关。”渴望喝醉梦回故乡的，恐怕不止是这位戴叔伦了；“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而张九龄的这首《望月怀远》怀念的不仅仅是故乡，更是故乡的佳人吧；“年长归何处？青山未有家。赏春无酒饮，多看寺中花。”姚合的《春日游慈恩寺》表达的思乡愿归之情，也巧妙地借赏春饮酒表达出来，令人伤感。

除此之外，杜甫更有一首《饮中八仙歌》。此诗将当时号称“酒中八仙人”的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八人从“饮酒”这个角度联系在一起，用追叙的方式，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写八人醉态各有特点，纯用漫画素描的手法，写他们的平生醉趣，充分表现了他们嗜酒如命、放浪不羁的性格，生动地再现了盛唐时代文人士大夫乐观、放达的精神风貌。对唐朝的酒文化，可从中窥探一二。诗曰：“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对这首诗，《杜诗镜铨》引李子德语：“似颂似赞，只一二语，可得其人生平。”我们又何尝不能体悟到酒在诗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呢？

总之，唐代诗人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倾注于酒中，吟咏出生命的千姿百态。他们反复酝酿，促就了醇厚而浓烈的酒文化，也促成了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中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同时，我们也能从唐诗中看出唐朝酒文化的空前繁盛，真可谓诗酒相融成一家。

参考文献：（1）、《唐诗中的酒文化》，来源于网络；（2）、《关于唐诗中酒文化的研究》，新浪博客；

第三篇：唐诗与琴

唐诗与琴

内容提要

琴有着悠久的历史，古琴曲作为中国传统的常常能感人入心。诗与琴，都有着悠久的历史，都是安静之中陶冶性情的东西，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从唐诗中搜寻古琴的踪迹，简略探讨古代诗与琴的文化。

关键词

唐诗；琴；名曲；知音；禅

在古代，人的文化修养主要是由琴、棋、书、画四方面的才能表现的，弹琴为四大才能之首。诗与琴，都有着悠久的历史，都是安静之中陶冶性情的东西。这次选取这个题目，是希望能够借此契机更多的了解这个方面的知识和文化内涵。至于诗与琴的关系，大概有几个方面，首先从形态谈起，包括弦、材质等，继而是名曲，接着是古音阶、相关的典故与传说、其与禅宗的关系，最后谈一谈音乐方面唐诗中提及的其他常见的古乐器。

一． 吴丝与蜀桐：琴之弦与材

琴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乐器家族中最古老的成员之一。《诗经·关雎》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小雅》亦有：“琴瑟击鼓，以御田祖1”等记载。

琴发明于伏羲时代，为五弦之琴，或云为神农所作。《纲鉴易知录》上记载：“伏羲斫桐为琴，绳丝为弦；绠桑为瑟。”2一般来说琴身的琴面面板为桐木制，琴底板为梓木制，琴弦多为丝制，（现在多为金属制）；琴徽多为贝壳或玉石制成。琴的材质在唐诗中多有体现。《废琴》•白居易3

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

首句“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即是言制琴之材，以丝与桐制琴。并言琴起源于上古之时，又悠远沧桑之声。《琴》•王昌龄

孤桐秘虚鸣，朴素传幽真。仿佛弦指外，遂见初古人。…… 诗中都提到了“桐”即是琴面为桐木所制，1．王秀梅（注）：《中华经典藏书：诗经》中华书局2006年版.小雅 2【清】吴乘权：《中华经典普及文库：纲鉴易知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 3【唐】白居易著、朱金城注：《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为避免脚注繁冗，下文所引白居易诗不作脚注。《夜琴》•白居易

蜀桐木性实，楚丝音韵清。调慢弹且缓，夜深十数声。…… 《李凭箜篌引》李贺4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 “吴丝”吴地产的丝。喻指精美的琴弦。“蜀桐”蜀 中的桐木。亦代称以此种木材所制的乐器。而“楚丝”并非指丝，是指“楚弄”即“楚调”是乐府相和调之一。可见琴中“吴丝”“蜀桐”是传统最佳材质。

二．七弦之音

古琴，亦称七弦琴，有七根弦。《帝王世纪》有：神农始作五弦之琴，以具宫商角徵羽音。历九代至文王，复增其二弦，曰少宫、少商。5这便有了七弦。还有一种说法，古琴最初的五弦是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后来又增加了两根，分别代表文与武。唐诗里经常提到古琴也会经常提到“七弦”，或者直接用“七弦”来代指古琴。《江上琴兴》•常建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七弦遍，万木澄幽阴。…… 《听弹琴》•刘长卿 6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听段处士弹琴》•方干

几年调弄七条丝，元化分功十指知。泉迸幽音离石底，松含细韵在霜枝。…… 《船夜援琴》•白居易

……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声即淡，其间无古今。诗中“七弦”“七条丝”都是指古琴。

三． 唐诗中的琴之名曲

长期以来，古琴曲作为中国传统的常常能感人入心，其发展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名曲，有些尚存，有些已经散佚。从唐诗中可以看出许多名古曲。·《悲风》和《寒松》 《月夜听卢子顺弹琴》•李白7

4黄世中 注：《唐宋名家诗词：李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为避免脚注繁冗，下文所引李贺诗不作脚注。5[晋] 皇甫谧：《帝王世纪·世本·逸周书·古本竹书纪年》齐鲁书社2010年版。6蘅塘退士，等 著《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大全集）（珍藏本）（超值白金版）》华文出版社2009年版 7[唐] 李白 著 瞿蜕園，朱金城 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为避免脚注繁冗，下文所引李白诗不作脚注。闲坐夜明月，幽人弹素琴。忽闻悲风调，宛若寒松吟。白雪乱纤手，绿水清虚心。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

王琦 注：“释居月《琴曲谱録》有《悲风操》、《寒松操》„„并琴曲名。”也就是说“悲风”“寒松”是琴曲。但关于这两首曲子的详细资料很难查找到了。·《广陵散》

《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李白 ……谁传《广陵散》，但哭邙山骨。泉户何时明？长扫狐兔窟。《琴歌》•李颀8

主人有酒欢今夕，请奏鸣琴广陵客。月照城头乌半飞，霜凄万树风入衣。……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是古代一首大型琴曲，是汉族音乐史上非常著名的古琴曲，也是中国著名十大古曲之一，即古时的《聂政刺韩王曲》，魏晋琴家嵇康以善弹此曲著称，刑前仍从容不迫，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 今所见《广陵散》谱以《神奇秘谱》的《广陵散》为最早，也较为完整，是今日经常演奏的版本。全曲共45段，全曲贯注一种愤慨不屈的浩然之气，“纷披灿烂，戈矛纵横”。·湘妃怨

《听弹湘妃怨》•白居易

玉轸朱弦瑟瑟徽，吴娃徵调奏湘妃。分明曲里愁云雨，似道萧萧郎不归。

《湘妃怨》亦为古曲，是二妃思舜的故事，正是应了诗中“郎不归”的愁情。·《幽兰》

《听幽兰》•白居易

琴中古曲是幽兰，为我殷勤更弄看。欲得身心俱静好，自弹不及听人弹。

首句即点明“琴中古曲”。《幽兰》全名《碣石调·幽兰》，古琴曲。《幽兰》是至今仅存的一首用原始文字谱保留下来的琴曲，也是现存最早的古琴曲谱。据说是南朝梁代着名琴家丘明的传谱，现收录在《神奇秘谱》中的是唐人的手抄本，记谱年代大约在武则天时期。此曲短小精悍，共四段：第一段是引子，其余三段是乐曲的主题。节奏缓慢，力度也并不强烈，表现了空谷幽兰那清雅素洁及静谧悠远的意境。诗中则强调“身心静好”。

四． 宫商角徵羽

宫商角徵羽即五声音阶，分别对应1,2,3,5,6.即：do、re、mi、sol、la，加 8蘅塘退士，等 著《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大全集）（珍藏本）（超值白金版）》华文出版社2009年版 卷二 七言古诗。为避免脚注繁冗，下文所引李颀诗不作脚注。入四个变音：清角、变宫、变徵、闰羽，所以中国古代并不是“五音不全”的。以每个音为主音都可以形成一个调式，如宫调式，商调式等。

对于这五音的意义，有许多说法，《乐记》中的说法则为：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宫调混乱代表荒费，说明君主骄奢；商调混乱代表倾颓，说明大臣败坏；角混调乱代表忧虑，说明人民怨恨；徵调混乱代表哀伤，说明事务繁重；羽调混乱代表危险，说明物资匮乏。也有说法说五音对应五行。

对于这五音，诗中也有所提及。如 《听弹湘妃怨》•白居易

玉轸朱弦瑟瑟徽，吴娃徵调奏湘妃。分明曲里愁云雨，似道萧萧郎不归。

白居易诗中提到“徵调”。徵为宫音之子音，丝弦类的古琴之声，多为徵调式音乐，清朗悦耳，雅而柔顺，缠绵悱恻，如泣如诉。湘妃怨是徵调曲目，以徵调奏，更体现出一种哀怨缠绵的意蕴。

另外也有唐代时用“合、四、乙、尺、工”的说法，这就涉及到了“工尺”其实这是在曲笛上翻七调的宫调系统，“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乙”是民间的宫调系统的记谱符号，还是基于宫、商、角、徵、羽五音的。

五． 琴与知音

提到古琴，就不得不提这个故事。《列子·汤问》上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这便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我本是武汉人，从小便知晓这一事，如今汉阳江头仍有古琴台，纪念着这对知音的故事。

千金易得，知音难觅。古诗中也常用此典故。如 《月夜听卢子顺弹琴》•李白

……白雪乱纤手，绿水清虚心。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

尾联即写钟子期逝世已久，世上没有了知音人。《船夜援琴》•白居易

……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声即淡，其间无古今。《听琴秋夜赠寇尊师》•常建

……寒虫临砌默，清吹袅灯频。何必钟期耳，高闲自可亲。

这其中都提到了“钟期”“知音”便是用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

六． 唐诗中的琴与禅

禅宗是中国佛教最主要的一个宗派，而古琴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中重要的一支。古琴音乐在精神、物质、形式上与禅宗相汇融通。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琴的诗都是与僧与禅相关联，如 《听蜀僧浚弹琴》•李白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此诗写听蜀地一位和尚弹琴，极写琴声之入神。还有

《听颖师琴歌》•李贺

……竺僧前立当吾门，梵宫真相眉棱尊。古琴大轸长八尺，峄阳老树非桐孙。…… 《僧院听琴》•杨巨源

禅思何妨在玉琴，真僧不见听时心。离声怨调秋堂夕，云向苍梧湘水深。

等等，都提到了僧、梵宫等与佛法禅宗有关的词语，古琴与禅总有相通之处。·恬淡净心

《琴苑音义》中说:“禅那，此云静虑，谓静心思虑也。”而《琴诀》中说古琴音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说情思，可以静思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这中间不谋而合，契合点便是“净心”。“琴者，养心也”，古琴曲，本就是种平和、恬淡、静心、古典的音乐。就如白居易在《清夜琴兴》中提到

……清泠由木性，恬澹随人心。心积和平气，木应正始音。…… 清冷，恬淡和平之气从古琴的木性之中来。琴、禅、心本是一体的。·自然之气

佛法和古琴都是注重与自然的联系的。文偃禅师在回答“如何是佛法大意”时说:“春来草自青”。这种从自然中了悟“禅境”的方法，是禅门对大自然尊崇的最极限的体现。而古琴是偏向静态之美的艺术，从白居易的《对琴待月》中，我们就能读出大自然与琴乐的天机: 竹院新晴夜，松窗未卧时。共琴为老伴，与月有秋期。玉轸临风久，金波出雾迟。幽音待清景，唯是我心知。

竹院、松窗、琴、月在幽静中自然而和谐，琴与自然相融，正如禅与自然相连，异曲同工。·关于颖师

在唐诗中，特别是在写琴的名篇中，经常可以看到颖师这个人，李贺的《听颖师琴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李贺的《听颖师琴歌》便是写的这个人 ……竺僧前立当吾门，梵宫真相眉棱尊。古琴大轸长八尺，峄阳老树非桐孙。凉馆闻弦惊病客，药囊暂别龙须席。请歌直请卿相歌，奉礼官卑复何益。在唐朝，有一个名叫颖的和尚，从印度来到中国，人们尊称他为颖师。颖师演奏古琴十分出名，他的古琴长八尺一寸，用质地优良的古桐木制成，音色非常优美。颖师弹琴的技艺精湛，演奏时有特别的韵味，而且曲目很丰富，远近知名。据说有一个生病的人，躲在床上，听到颖师弹琴的声音，顿然觉得已经病好了，坐了起来，不用再服药了。从此诗中也可看出琴与禅的密切联系。

七． 箜篌羌笛与秦筝：唐诗中另外的一些乐器

唐人音乐诗较著名者，有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李白《听蜀僧濬弹琴》、李贺《李凭箜篌引》、白居易《琵琶行》等及韩愈的《听颖师弹琴》，而这些诗篇当中并不是每一首都是与古琴相关，所以最后一个部分来谈一谈唐诗中的其他乐器。•胡笳

凉州词二首·王翰【其二】

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

这首家喻户晓的凉州词写边关将士们夜闻笳声而触动的思乡之情。其中就提到胡笳，《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李颀

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古戍苍苍烽火寒，大荒沈沈飞雪白。先拂声弦后角羽，四郊秋叶惊慽慽。

这首诗与古琴关系最为紧密。董大即董庭兰，是当时著名的琴师。所谓“胡笳声”，也就是《胡笳弄》，是按胡笳声调翻为琴曲的。所以董大是弹琴而非吹秦胡笳。虽然如此，还是来说一说两首诗中都提到的胡笳。

秦汉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原始的胡笳，它是将芦苇叶卷成双簧片形状或圆椎管形状，首端压扁为簧片，簧、管混成一体的吹奏乐器。其在汉唐清都有发展，主要流行于内蒙古，塞北、河西走廊之地，它类似笛子，声音悲凉。

第一首凉州词中提到的《折杨柳》是乐府曲辞，属《横吹曲》，多描写伤春和别离之意。

第二首诗中提到的“蔡女”指东汉末年的蔡琰（文姬），文姬归汉时，感笳之音，翻笳调入琴曲，作《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为古琴曲，据传为蔡文姬作，由18首歌曲组合的声乐套曲，由琴伴唱。“拍”在突厥语中即为“首”，起“胡笳”之名，是琴音融胡茄哀声之故。表现了文姬思乡、离子的凄楚和浩然怨气。•箜篌

《李凭箜篌引》李贺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说到写音乐的诗，就不得不提这首《李凭箜篌引》。但箜篌并非古琴，那么箜篌是什么，与古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箜篌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古代箜篌可粗分为竖箜篌和卧箜篌，其中早期卧箜篌出如今春秋时的楚国，与古琴同一起源，但其长形共鸣箱面板上却有像琵琶一样的品位。而竖箜篌，至迟西元前1200年，已基本定型，此后两千几百年时间都没有大变化，后来经波斯传入中亚和印度，秦以前即已在我国新疆一带流行。汉武帝开西域以后，竖箜篌慢慢传入中原——实际上是东传至中国叫做箜篌，西传至欧洲叫做 Harp，就是竖琴。

在盛唐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箜篌演奏艺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古代的箜篌先后传入日本、朝鲜等邻国。但是从十四世纪后期便不再流行，以致慢慢消失了，如今已没有卧箜篌，人们只能在以前的壁画和浮雕上看到一些箜篌的图样。而当前的转调箜篌其实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我国乐器改革家结合竖琴和古筝、琵琶和古琴再创新的新生乐器。·琵琶

凉州词二首·王翰【其一】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琵琶行·白居易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琵琶是如今众人较为了解的一种古乐器，它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主要弹拨乐器。而历史上的所谓琵琶，并不仅指具有梨形共鸣箱的曲项琵琶，而是多种弹拨乐器的总称。如今所说的琵琶是南北朝时通过丝绸之路由波斯经今新疆传入中原的，当时叫做“胡琵琶”。在边塞诗《凉州词》中提到琵琶便体现出了这个“胡”字。到了文化交流频繁、社会风气开放的唐代，琵琶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峰，成为了非常盛行的乐器, 上至宫廷乐队, 下至民间演唱都少不了琵琶,而且在乐队处于领奏地位。白居易的这首《琵琶行》对一个歌女弹琵琶的描写，从侧面也反映出了琵琶在唐代的发展高峰。·羌笛秦筝 《废琴》•白居易

……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

羌笛是我国古老的单簧气鸣乐器，已有2000多年历史，传说是秦汉之际游牧在西北高原的羌人所发明，流行在四川北部阿坝藏羌自治州羌族居住之地，故名明羌笛。乐曲内容相当广泛，主要是传达羌族人的思念向往之情。

秦筝，古秦地(今陕西一带)的一种弦乐器，和瑟相似，传为秦蒙恬所造，故名。

而在汉人的诗中，羌笛则是少数民族的代表，是远离家园的边疆沙场的象征，也是非正统、非正音、世俗杂音的代表。白诗中后两句其实是以羌笛和秦筝来喻蒙蔽君王的世俗杂音，其中难免有着歧视的色彩。但现在看来，羌笛和秦筝都是中国古典乐器中的一员，是需要被传承与保护的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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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 李白 著 瞿蜕園，朱金城 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第四篇：杜甫与唐诗

杜甫与唐诗

杜甫与李白一向被视为唐诗世界中两座并峙的高峰，同时，他们也构成了唐诗的分野。尽管李、杜的年龄只相差十一岁，他们也都经历过唐王朝的全盛时代和由盛入衰的安史之乱，但他们的创作，却存在某些根本的不同。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形成于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的渴望与追求，成为其显著特征。

而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却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而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因此，流响于刚刚过去的年代中的充满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情调，到了杜甫这里便戛然而止。在飘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盛唐诗歌的一些重要特征，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仍然有所体现。激情虽然在他的诗中受到抑制，却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雄伟壮大之美，也仍然是诗人的爱好。他的那些关于时事政治的诗篇，大抵是真诚情感的流露和结晶，而并非以预定的社会功利目的为首要的出发点。从这些方面来说，杜甫与盛唐文化终究有很深的关联。

一、杜甫的生平和个性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属河南）。他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其母系为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杜甫早慧，据称七岁便能写诗，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壮游》），与文士们交游酬唱。二十岁以后十余年中，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仕进作准备。他先到了吴越一带，江南景物和文化，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岁时，杜甫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又浪游齐、赵，度过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后来回忆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壮游》）三十三岁时，杜甫与李白相识于洛阳，又在梁、宋一带为豪侠之游。李白当时已是名震天下的诗人，他的特殊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称做官为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都是与这一点相联系的。三十五岁左右，杜甫来到长安求取官职。开始，他满怀信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滞留十年却一再碰壁。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够有力，而把持权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对引进人才采取阻碍的态度。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困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此外，他还多次向玄宗皇帝献赋，如《雕赋》、《三大礼赋》等，指望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种种努力的结果，是到天宝十四载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

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边将们一意开拓疆土、穷兵黩武的政策，导致国力空虚、民生艰难，许多人无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乐，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擅权专政，阻塞言路，政治变得昏暗；三是为玄宗所宠信的安禄山身兼三节度使，手握雄兵，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处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载（752），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丢弃了官职，进入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而他的诗歌创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颠峰状态。

《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帮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来，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与杜甫过从甚密，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时，并表荐杜甫担任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因此称他为“杜工部”）。杜甫是为了避乱谋食来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时间，他闲居草堂，生活确实比较安逸，当时所写吟咏草堂周围自然景物的诗篇，也显出一种清新闲淡的韵致。但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很久。从全国来说，安史之乱虽于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结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势并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严重侵扰，甚至攻入长安，迫使代宗仓皇出逃；内乱方面，则出现普遍的军阀割据或半割据状态，而政治的腐败、官吏的横暴，也是有增无减。从蜀中地区来说，它既是吐蕃进攻的一个重点，也是容易发生军阀割据的地方。

就在严武二次镇蜀的间隔时期，就曾发生一场严重的军事叛乱，杜甫因此一度逃离成都，携家流浪。一场暴烈的动荡转化为持续的衰乱，这使得杜甫对国家的前途更觉失望，他后期的诗歌，情绪甚至比安史之乱中更显得沉重。

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蜀中重又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凭依，他又带着全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过起流浪逃难的生活（或谓在严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员外郎之职由虚衔转为实授，而离蜀赴长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长江东下出川，路途中却因疾病和战乱等缘故，滞留了很久。先是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到五十七岁那年，终于乘舟出三峡，却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最后于大历五年、五十九岁上，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艰难漂泊的一生，在这里得到一个凄凉的结束。

“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为中心，杜甫的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可以说是杜诗的第二次高峰。

在杜甫年轻时代，他的性格中就包涵着两种不同的因素。

一方面，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把贵德行、重名节、循礼法视为基本的人生准则；而同时，他也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有着颇为张狂、富于浪漫气质的一面。他的《壮游》诗回忆往事，自称“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在文学上，连屈原、贾谊、曹植、刘桢那样的人物都不放在眼里，可见他是多么骄傲。在与李白、高适等人交游时，他们纵酒放歌、慷慨怀古、驰逐射猎，也很有几分任侠之气。后来经过重重苦难的磨砺，杜甫个性中放狂的一面收敛了许多，传统的儒家人生观对于他的个性和行为习惯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也并不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纯粹的恂恂君子。《旧唐书》本传说他“性褊躁”、“无拘检”、“傲诞”，不会是毫无根据的。其实，如果没有几分“傲诞”、“褊躁”，恐怕很难成为一个诗人。这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杜甫始终对屈辱的生活处境十分敏感。滞留长安及漂泊西南时期，杜甫常常不得不寄人篱下，仰仗权势者的济助。他在诗中写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休为贫士叹，任受众人咍。”

（《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一个身负“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却成为一名失业者、乞食者，怎么能不深感痛苦呢？这些诗句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表白，看起来绝不相同，实质上却有相通之处。杜诗中那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切，固然是出于真情，但也未始没有在自觉得碌碌而生、于世无益的情况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

对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执着，也是杜甫个性的一大特征。后代有人说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诗中也自称“乾坤一腐儒”（《江汉》），都是就这一种执着态度而言。所谓“致君尧舜”，所谓“忧民爱物”，这些儒家的政治观念，在很多人只是一种空谈、一种标榜，杜甫却是真心地相信和实行它。而且，儒者本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退之路，杜甫却不愿如此，他是不管穷达，都要以天下为念。甚至，愈是社会崩溃昏乱，他愈是要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相信尽管“万国尽穷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但靠了一点一滴的人力，终究能够改变现实。他的这种执着态度，在当年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么用处，对于诗人来说却是重要的。因为唯其如此，杜甫才能始终保持正视现实的热情和勇气。

杜甫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和李白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当李白遭遇危险时，他却魂牵梦绕，再三写下《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感人至深的诗篇。他在夔州离开自己住过的一所房屋时，也不能忘记以前常来自己院中打枣为食的邻家老妇人，特意写了《又呈吴郎》诗，嘱托新主人对她应多加体谅。当然，更多的诗篇抒发了他对战乱中的国家和贫苦大众的强烈的忧念。只是，杜甫的情感，不像李白那样奔泄而出，而是受到理智的节制。这一性格特点，直接影响杜甫的诗歌创作，就是：杜甫更喜欢、更擅长在严格的形式中，以精心选择、反复锤炼的语言来抒发情感。

二、乱离时世的悲歌

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数量很少。这些诗篇和时代的风气相一致，充满自信、带有英雄主义的倾向，而同杜甫自己后来的作品有明显区别。如《房兵曹胡马》以“所向无空阔”、“万里可横行”写马，《画鹰》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写鹰，都有不可一世之概。《望岳》诗起首“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气势宏大；结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富于展望，令人感觉到诗人雄心勃勃的精神状态。随着杜甫渐渐深入到苦难的现实，他的诗也变得沉重起来。但早期诗歌那种气势壮阔的特点，仍然保留着。

《兵车行》的创作标志着杜甫诗歌的转变。由此形成并基本上贯穿了杜甫此后一生诗歌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有四点：严肃的写实精神；在忠诚于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对统治集团中的腐朽现象给予严厉的批判；对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深沉忧念。

《兵车行》的开头是一幅悲惨的图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接着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好大喜功的唐玄宗：“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诗中继续写到战争导致国内生产力的衰减：“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最后借想象为那些无辜的死者发出悲愤的哭喊：“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在唐诗中，如此严肃地正视现实、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的作品，以前还没有过。而在稍后写成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杜诗的批判精神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诗中既写到自己忠于王朝和君主的不可改移的天性——“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同时又对正在骊山行宫中肆意挥霍享乐的玄宗君臣提出责难：“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在这里，杜甫的笔已经触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根本性对立。

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应当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君主应当爱护人民，使之安居乐业，而人民则理所当然地应该忠诚和拥戴君主。然而事实上这仅是一种空想。他作为一个诚实的诗人严肃地面对现实时，不能不为此感到困苦。杜诗的名篇“三吏”、“三别”、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诗作于乾元二年杜甫从华州去洛阳时。此前不久，唐军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遭到大败，形势危急，唐军为了守住洛阳、潼关一线，在民间拼命抓丁，连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能幸免。杜甫以叙事诗的形式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悲惨情形。

从这些典型的忧国忧民之作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杜甫。

首先需要指出：“忧国”和“忧民”并不是很容易统一起来的事情。因为杜甫所忧念的“国”同李氏王朝的“皇纲”之存亡密不可分，这“国”首先是包括杜甫在内的统治阶级的国，统治阶级的成员依其地位高下从这个“国”中得到不等的利益；至于“民”尤其是贫困的劳动人民，即使他们的利益同这个王朝的存亡有一定关联，他们也主要是牺牲者而不是得利者。而安史之乱就其根本的性质来说，是一场企图改朝换代的军事叛乱。虽然安史集团的头领以汉化的胡族人为主，但民族矛盾的一面也不是主要的。可以说，普通民众是被争夺最高权力的两大集团推进了血火之中。那么杜甫又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先看他的《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泪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读到这里，我们感受到诗人对受难的人民的极其真实深切的悲悯之情。当他说出“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样悲愤的话时，他指出了一个惨痛的事实：民众在这个世界上走到了绝路。沿着这个方向追问下去，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牺牲到最后的人民有无义务继续为大唐王朝作出牺牲？而诗人就在这危险关头收刹了他的笔，转到另外的方向：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所谓官军中劳役轻、官长爱惜士兵，并且似乎没有什么危险，这恐怕是杜甫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但他只能这样幻想，并以此安慰从军少年和他们的家人。而归根结蒂，他还是要求人民继续为唐王朝作出牺牲。还有《新婚别》，写一位结婚才一天的新娘送丈夫从军，诗中既写出她的悲哀：“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又以较多的笔墨描绘了这位女子“深明大义”的形象。她要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又说自己不能跟随而去，因为“妇女在军中，兵气恐不扬。”我们不能说杜甫笔下的新娘不是真实的，但可以想象一定也有不愿自己的亲人走向“死地”的妇女。而之所以选择这一位新娘作为主人公，乃是从国家利益考虑。包括《垂老别》中那位“子孙征亡尽”而自己又被征去当兵的老人，他的遭遇可以说凄惨至极，诗人对他也确实充满同情，但在篇末，他还是让老人说出“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这样偏向豪壮的调子。

总之，杜甫“忧国”，却不能因此而泯灭良知，回避眼见的事实①；他“忧民”，却又不能因此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寻找折衷的途径。而这种折衷又是很勉强的，这使诗中表现出的情绪显得非常痛苦。我们没有理由苛责杜甫，作为封建时代的诗人，能够如此严肃地正对现实，关怀人民，已是难能可贵。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他获得“诗圣”这样一个带有浓厚道德意味的尊称，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①如张巡、许远在安史之乱中为坚守睢阳，以人为食，死者数万，封建史家和正统文人对他们吃人这一点仍给予赞扬，这和杜诗的态度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杜甫晚年，由于形势越发不可收拾，自身的处境也日见窘迫，他对军阀、官僚的横暴、腐败，态度变得更为尖锐严峻。虽然像《兵车行》和“三吏”、“三别”那样细致描述的作品已经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诗歌语言所揭示的事实，却别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如《草堂》写蜀中军阀的叛乱和相互杀戮：“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克尔娱。”——被杀者似乎仍在号哭，而他们的妻妾和马，都面带愁容供杀戮者取乐，这是一幅何等惨酷的图景！又如《三绝句》中写道官军的残暴：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时代的苦难被杜甫以焦虑和愤怒的心情一一记录在诗中。但是，他对现实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苦苦地告诫那些做官的朋友：“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他只能期盼皇帝的贤明：“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他只能浩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昼梦》）这些无奈的、固执的哀告，说出了受尽苦难的广大民众的心愿。

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人们从他的诗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诚实的、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诗人，如何辗转挣扎于漂泊的旅途，历经饥寒困危，备尝忧患。对于生活在**时代的人们，这一类诗格外具有感染力。如《月夜》，是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困居长安时所作，抒发了诗人对被战火阻隔的妻子的怀念：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当他逃至凤翔后，有了机会去鄜州探家时，又写出他的名篇《羌村三首》，录第一首：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诗中呈现一幅戏剧性的异常感人的场面。在那一场突发的大战乱中，家破人亡是寻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了。杜甫以准确生动的语言，把他们一家人重新相见时，彼此如在梦中、亦惊亦悲亦喜的复杂心情清晰地呈现出来，可谓感人至深。千百年来，它不知引发了多少人内心的共鸣！

正是因为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杜甫，常常从自身的遭遇联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如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他由幼子的因饥饿而夭折，想到自己的家庭毕竟还享有某些特权，那些地位低下的“失业徒”、“远戍卒”，又将如何挣扎下去呢？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由自家茅屋被风雨吹破而致家人受寒冻，发出“安得广厦万千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祈愿。这种宽广的胸怀，是值得后人钦佩的。

杜甫的诗歌自古以来就有“诗史”的美誉。但应该指出：

诗歌并不会仅仅因为记载了某些史实就成为好诗。杜甫其实并非有意于史；他的那些具有历史纪实性的诗篇，以及那些纪述自身经历而折射出历史面目的诗篇，乃是他的生命与历史相随而饱经忧患的结晶，是浸透着他个人的辛酸血泪的。后代有些诗人虽然也关注社会政治问题，但往往有意于史，所以他们的诗作难以像杜诗一样引起我们的感动。

当然，杜甫的诗歌不尽是同当日的政治、社会问题相关联的，也下完全是忧愤之作。他的作品题材其实很广泛，尤其描绘山水风光自然景物的诗篇，在他的集子中占了很大比例。杜甫一生到过很多地方，吟咏美好的山川风光，为他多难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像西南一带的景色，很多是因为有了杜甫的诗才开始为世人所知。有时，杜甫也会忘怀一切地沉浸在自然界种种细微的变化中，写出诸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遣意》）那样一类情味悠闲的诗句。毕竟，生活是多彩的，作为诗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失去对优美事物的兴趣。

三、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杜甫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诗人。比较而言，李白的诗天然涌发、飘逸而不可摹仿；杜甫的诗则千锤百炼、苦心经营，可以为人典则。就这一点来说，杜诗对后人的影响比李白要大。

杜甫的诗歌类型众多、风格也富于变化。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杜甫的诗歌应用范围极广。他不仅用诗歌来叙事抒情，还用来写人物传记和自传、书信、游记、政论、诗文评，几乎无所不能。不过这也带来部分诗歌偏向于理性化的问题。

二是杜甫对前代诗歌的态度比较宽容，主张“转益多师”而不轻易否定。比如对南朝诗，杜甫虽亦有所批评，但却不曾像李白那样大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之一）。他对庾信、何逊、阴铿等众多六朝作家，都能诚心地肯定和汲取其长处，从而丰富了自身的创作。这一点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曾强调地指出。

杜甫善于运用各种诗歌体式。他的五、七言律诗和五、七言古体诗，在唐代都是第一流的。七言绝句虽不如李白、王昌龄那样杰出，但也有自成一家的特色。只有五绝，数量较少，成就亦稍为逊色。在杜甫的诗歌中，有几种类型特别具有独创性，也最能够代表他对中国诗史的贡献，我们分别加以介绍。

一类是用五言古体形式写成的自叙性的诗篇，《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这类诗大都篇幅较长，往往是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能够表达相当复杂的内容。如《北征》诗长达七百字，叙述作者自凤翔至鄜州探家的一路经历和所见所思，沿途的景物、战乱的疮痕、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个人遭遇的感慨、与家人重聚的情形等多方面内容交织在一起，情绪起伏变化，充分表现了杜甫当时复杂的心理。这类诗是从辞赋体变化而来的，带有明显的散文成份。宋代诗歌有“以文为诗”的倾向，显然受到杜甫这一类作品的影响。但在杜甫诗中由于感情浓郁厚重，仍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如此长篇，而不致失去诗的特性。

一类是以《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为代表的既有七言古体、又有五言古体的叙事诗。这一类诗实际是古代乐府民歌的流变，但杜甫打破惯例，不用乐府古题而“即事名篇”（根据所叙事实命名），这样就更能够反映现实，更富于生活气息。这一创造，直接导引了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从叙事艺术来看，这些诗善于描绘人物形象，尤其是运用对话来表现人物个性，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再有一类是七律。杜甫在这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样，是固定的诗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在语言节奏方面，虽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经过杜甫的精心调节，却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变化。于是，七律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试看他的名作《秋兴八首》之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诗写巫峡的秋声秋色，美丽而萧瑟，壮阔而阴郁，以此衬托出孤独的诗人形象。整首诗既有力度，又非常精致，给人以丰富的感受。而有时候，杜甫为了追求特殊的效果，又把古体诗的句式、音调锤进律诗，人们称之为“拗律”。如《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在这首诗中，第二句和第七句语法完整，不避虚词、代词，都是古体诗的散文化句式（通常律诗的句子比较紧缩）。尤其第七句是上五下二的节奏，在第五字“者”处形成很强的停顿，然后引出悲怆而有力的末句。从声律来说，这首诗每一句第五字的平仄都和律诗规定的平仄相反；而且对仗的三、四句和五、六句，句尾都是三仄声对三平声，起伏感很强，具有古风的特征。这样，作者打破了律诗固有的平衡、和谐，于拗折中求得独特的韵味，借以表达自己不平静的心情。这种借声调和句法的拗折来抒发某种特殊情绪的手段，后来在宋诗人黄庭坚那里被广泛运用。

杜甫对于诗歌的语言非常重视，他毫不隐讳地宣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的努力，也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说，杜甫把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杜诗语言的功力，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句式、词汇并不特别，但由于写得准确有力，而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如《羌村》中“妻孥怪我在”，读起来是很平常的句子，但它刻画出妻子见丈夫仍在人世、刹那间竟感到奇怪的神情，成为惊心动魄的一笔。又如《江亭王阆州筵饯钱遂州》中“老畏歌声断，愁随舞曲长”，也不是很特别的句子，却很充分地写出了诗人观赏歌舞时潦倒愁闷的心情。另一种情况就是用不寻常的语言和修辞手法，造成新鲜的、能够激活读者心理感受的形象。譬如杜甫的写景诗句，常把表示色彩的字放在开头，然后用一个动词引入实物，像“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晴》），“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等。这样写来，既醒目又能表现出情感的流动。古人炼字，有“诗眼”之说，即一句诗中有一个字特别警醒，使全句皆活。杜甫这方面的长处尤其为人钦服，赞为一字之下，后人无法更易。像“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二十判官》）的“乱”和“悬”，“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的“垂”与“涌”，“万姓疮痍合，群山嗜欲肥”（《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的“合”与“肥”等，不胜枚举。至若《秋兴》中“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动词“开”和“系”都关联两项事物，更是精巧绝伦。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进雕赋表》）。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屈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诗歌所要表达的人生情感非常强烈，而同时这种情感又受到理性的节制。他的思虑常常很复杂、心情常常很矛盾，所以他需要找到恰当和适度的表达方法。这样，使得诗中的情感之流成为有力度而受控制的涌动。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清代叶燮《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这样说，不无夸张之处，但杜甫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和善于创造，而开启了后代众多诗家、诗派，却是无疑的事实。

和杜甫同时、作品也注重反映社会情况的诗人是元结。但他的文学成就远不能与杜甫相比，他对诗的看法也很有些偏颇。在这里我们对他作一简单的介绍。

元结（719—772）字次山，洛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十二载（753）进士，曾任山南东道节度参谋、道州刺史。有《元次山文集》。乾元三年（760），元结在他所编的《箧中集》前写了一篇序，尖锐批评了当时诗人在内容上“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堂”，在形式上“拘限声病，喜尚形似”，要求诗歌归于“雅正”；过了五年，在《刘侍御月夜宴会诗序》中他又感慨道：

文章道丧盖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邪？

那么，他所谓的“雅正”是什么呢？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要能“救时劝俗”（《文编序》），能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换句话说，就是首先要把诗歌当成政治奏疏、劝世文、国策文论来写而不是当作艺术作品来写。虽然这种文学观念的提出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需要，但是他把文学的实用功能强调到极端，不仅轻视了文学的独立价值，而且会造成忽略诗歌语言、形象、韵律等艺术要素的缺陷，在他所选《箧中集》的二十四首诗歌中就有这种倾向，在元结本人的诗歌创作中也有这种倾向。

《舂陵行》、《贼退示官吏》是元结的两首代表作。《舂陵行》描写道州经过兵乱后衰败破敝的景象，记述百姓“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并表示自己宁可接受上司处责，也不忍心再在这些处境艰辛的人民身上搜括钱粮；《贼退示官吏》则劝告道州官吏，“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不要再在这些百姓身上横征暴敛，并以诘难的口吻写道：“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在这两首诗里，显示了元结同情百姓的人格，所以杜甫也称赞他“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并感叹说：“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同元使君舂陵行》）

但包括这两首诗在内，元结诗歌在艺术上是粗糙的。因为在他看来，诗的社会功能高于一切，只要表达了合适的内容，诗就达到了自身的目的。因此，他的诗语言显得草率，似乎没怎么仔细斟酌。像《宿洄溪翁宅》的“吾羡老翁居处幽，吾爱老翁无所求。时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与党侍御》的“今将问茂宗，茂宗欲何辞。若云吾无心，此来复何为”，以及《瀼溪邻里》、《喻瀼溪乡旧游》等，都缺乏节奏感和精美的形象，质木无文，像押韵的散文而不像诗。倒是一些仿民歌，如《欸乃曲五首》等，还饶有情趣、俗而不鄙。举其二为例：

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

元结这种极力强调诗歌在政治上的实用功能的理论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但它确实代表了一种动向。后来白居易等人的诗歌理论，就是沿着这一方向的。

第五篇：唐诗与酒文化论文

唐代诗人的诗酒情节

马成龙 B12020113 电子科学与技术

唐代诗人的诗酒情节

摘要 借酒抒情也成了我国唐代诗歌创作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古时的佳酿已无处可寻．而中国唐代诗人的“诗酒情结”，在醉境中忘怀世俗的荣辱得失，感悟生命的意义是历久弥浓，经久难衰。诗与洒的相映生辉，相映成趣，不仅形成追求与自然造化同一的人生境界，从而从心灵上超越人生，实现了绚烂的文明景观．而且这种传统的诗酒文化将绚烂千年，魅力自我的人生价值永存。

关键字 杜甫 李白 杜牧 团聚 饯行 犒飨 独饮

引言 唐朝自立国之初至安史之乱，国势强大，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加之国家政策开明，朝廷百官宴游，唱诗互和，以为谈佐之乐。这些共同促成了唐诗空前绝后的繁盛之势。诗人多爱饮酒，诗歌的繁盛隐映着酒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可以说，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作是酒后兴起而作。诗人借酒表现自己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世界，不经意间也展现了唐代的酒文化；酒文化又反过来促进诗歌的发展，正所谓诗酒相融成一家。

正文

白日放歌须纵酒

提到杜甫，不能不提的一个词语就是忧国忧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一个理应忧思满腹的诗人，却也“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杜甫半生穷愁潦倒，历尽坎坷，看尽世道，诗中惊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到后来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连这点浊酒也喝不上，茅屋还被秋风所破，可他仍在那里“语不惊人死不休”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在旅途中闻听到官军收蓟北时写道：“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高兴得要发狂，为了表达这种心情，又是放歌又是纵酒，多么形象。“纵酒”中的“纵”字特别传神、贴切，符合此时的狂态。

杜甫还写了《饮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诗仙酒仙 唐代一大诗人李白，一生曲折坎坷，面对狂风暴雨血雨腥风，李白这个痴狂之人，唯有用诗歌、用美酒来麻痹他的心灵，来显示他的洒脱。虽然李白仗着他的才气，可以在皇帝，在权势，在恶势力面前, 适才放旷，但真正能让他心情解脱的，还是他的诗他的酒，李白斗酒诗百篇，也是人们家喻户晓的，他几乎所有的诗、词、文、赋，皆是在酒后创作的。

《将进酒》一诗，则是太白借酒消愁、以酒抒愤的名作！此诗成于太白被赐金放还长安之后，仕途中的伟大抱负无法施展，诗人只能借酒消愁。在这愁苦的意境中，诗人却从反面述说忧愁使人衰老，以黄河水之流逝联想时光蹉跎，而后，“人生得意须尽欢”，豪放的诗句表现了对权贵的不屑。依稀仿佛，还能看到太白轻蔑的笑。“古来圣贤皆寂寞”，又有一种哀愁。无言，却愈加悲伤。特别是在《将进酒》中写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任情倾泻，真可谓“天然去雕饰”，酒这时已经不是单纯的酒已经成了一种象征。李白诗歌中在写酒时都在言志或写壮志难酬后的悲慨、消沉、失落、苦恼，都是诗人那一颗积极愤世之心的具体体现。

李白借酒抒发自己的旷放豪情，表明对不合理的社会人生的藐视。“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上高楼”(《梁园吟》)，何等洒脱!李白用酒向世人表达自己的激烈壮怀、难平孤偾，发泄自己的郁勃不平之气和抑不住的万千悲慨。“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玉壶吟》)，何等悲怆!李白借酒展示自己裘马轻狂的青年时代，描述自己恣意行乐的放诞生活。“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何等痛快!李白借酒向青天发问、对明月相邀，在对宇宙的遐想中探求人生哲理，在醉意朦胧中显露自己飘逸浪漫、孤高出尘的形象。“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且停杯一问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何等潇洒!李白借酒抛却尘世的一切琐屑和得失，忘情于山水，寄心于明月。“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何等的逍遥和洒脱!

借问酒家何处有

杜牧《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在令人心旷神怡的画面中酒旗的飘舞不仅给人以动感，使江南春色显的更加生机勃勃，而且它仿佛在挑逗，引诱着游赏山水的人们，在饱览这如画的风景时不要忘记饮酒助兴。

杜牧小杜甫九十一年，所以后人称之为小杜，他是晚唐诗人中的佼佼者，在诗坛享有盛名。二十六岁中进士三十六岁做京官，他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尤擅诗词与文字，出类拔萃，风格独特，题材新颖，自成一统，独树一帜。他的诗，情思绵长，风格俊迈。与李杜，白居易一样，很多诗词都涉及到了酒。然而，与其他人相比，他在诗中对酒的描述则是独特的，喝酒也很讲究，他不像李白那样狂醉，杜甫那样贪杯，白居易那样伤感。在他的诗词中，凡涉及到酒的时候，不是京华的盛宴，尽情地酣饮，酒后的狂颠----。诗文所描述的是酒在生活中的情趣及给生活带来的韵味。尤其那首让我们欣赏回味至今，广为流传称赞《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可以想像，孤独的人离家在雨中行走，身心倍感清冷和纷乱，此时只有一个心愿，急切地想找一个酒家，烫壶热酒来两口，好好暖和被雨水淋湿的身体和寂寞的心。很高兴热心的牧童给他指出了不远处那片杏树的林子就有一处酒家。想象得出，假如是个驿站，而没有酒，那一切将变得索然无味了。

唐诗中酒场合十分丰富。

宴会亲友，叙团聚之喜悦。“流落时相见，悲欢共此时。兴因尊酒洽，愁为故人轻。”（张继《春夜皇甫冉宅欢宴》）偶然的久别重逢，喜上眉间，煮一壶清酒共饮畅叙。此刻，再多的悲愁也将散尽，他乡遇故知的喜悦之感溢于言表。唐代写酒的诗歌中，宴会酒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饯行好友，叹离别之情愁。好友将远行，作为其挚友，为临行客设饯行宴。此间共同回味两人之间的美好友谊，为其送上最真诚的祝福，并表达自己的绵绵离愁，这是唐朝大多数文人会都有的饯行之举。“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多少离愁尽现于此。

犒飨将士，咏为国捐躯的英雄豪迈。唐边塞诗中，那些为国守边的将士，他们心中既有报效祖国的豪情，又有背井离乡，远离亲友的悲戚，于是借助酒兴，在荒凉大漠的衬托下，谱写出无数悲壮的战歌。“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视死如归的悲壮和激昂令人钦佩。

小酌独饮，抒人生之感慨。唐朝诗人们或感慨人生的仕途失意，怀才不遇，或悲叹生命旅程的坎坷艰难，或发泄放荡不羁的情怀，所有的感情最后都付诸于杯酒之中，以酒抒情，托物言志，咏成许多千古诗酒作。“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悠然之态尽显于前；“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苦闷的内心可见一斑；“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的少侠之气颇具感染力。

借酒抒情也成了我国唐代诗歌创作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古时的佳酿已无处可寻．而中国唐代诗人的“诗酒情结”，在醉境中忘怀世俗的荣辱得失，感悟生命的意义是历久弥浓，经久难衰。诗与洒的相映生辉，相映成趣，不仅形成追求与自然造化同一的人生境界，从而从心灵上超越人生，实现了绚烂的文明景观．而且这种传统的诗酒文化将绚烂千年，魅力自我的人生价值永存。

参考文献 红酒世界网《唐诗中的酒文化》

新浪博客 《唐代诗人和他们的酒诗》

百度文库《浅谈李白的诗酒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