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一篇：养老金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养老金制度引发的对 的预期防范。但是相对的，高储蓄率对应着消费的不足，对经济的进步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建立完善养老福利制度无疑能够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使人们能够放心大胆地去消费，把部分原计划用于养老的储蓄拿出来消费，有利于带动内需，拉动经济发展。

最终消费需求决定投资需求，根据乘数理论，投资增加会导致生产和收入的增加，并且投资增加对生产和收入具有成倍扩张的作用。乘数的公式：K=1/1-MPC，乘数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且MPC越大，乘数越大。因此，消费需求的扩张是整个需求扩张的基础。马克思指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消费需求的增加必然促进有效供给的增加，使相关生产部门提高生产能力，扩大生产规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就业人口，让更多的城乡居民实现就业，获得更高、更稳定的收入，提高购买力，扩大消费需求。通过消费促进就业，就业带动消费，形成扩大消费需求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我国近二三十年经济发展可谓突飞猛进，但大功臣却要数投资和出口，居民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始终偏低，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我国政府长期坚持适度消费原则，通过宏观调控努力使消费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然而这一政策却导致了近些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不断降低。③胡锦涛主席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需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因此，在我国，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潜能是巨大的。

那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呢？

首先必须发掘农村消费潜能，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很大，农村市场的潜力巨大，如果能带动农民消费，将会极大地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而目前状况是，农村的基础设施还不健全，消费环境相对恶劣，政府应该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到小城镇地区投资，同时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修桥铺路，改善交通环境，大力发展现代流通方式，以方便农民购物。

对于背走他乡来到大城市的普通打工群众来说，高昂的房价则是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北上广，越来越多的人蜗居在城市的一角，甚至有的人辛辛苦苦打了二三十年工，最后却连北京上海的一间厕所都买不起。在这样的压力下，试问这些城市的新兴力量如何才能毫无忧虑地去消费呢？近几年来房地产变态地发展趋势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有所抑制，但是房价的变化并不大，只能算是小打小闹式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加大对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建设，严格打压炒房，哄抬楼市的现象，使人们摆脱“房奴”的厄运，快乐的消费。

③ 范剑平，扩大内需与调整消费政策

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医疗，教育等费用太高，长此以往，会对老百姓造成一种消费的心理恐惧，尤其是收入不高的农民，高昂的医疗教育费用无形中迫使他们加大储蓄而不愿消费，因此，中国必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农民的医疗教育补贴，坚持完善养老金制度，解除人民的后顾之忧。而我国作为世界

第二篇：退休制度影响养老金

退休制度影响养老金

退休制度中对于养老金支付影响最大的就是退休年龄了。一般而言，退休年龄往往是各国养老金给付的起始年龄，所以退休年龄的高低对一国的养老保障体制有着直接的影响，对养老金的支付有着重要意义。退休年龄高，则意味着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时间相对较短，而缴纳保险费的时间则相对较长，这样保险基金的收入相对增加，支出相对减少，从而对养老金的运营较为有利，使养老保障体制所面临的养老金支付压力较小，存续和运转起来就容易得多。相反，退休年龄低，则意味着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时间相对较长，缴纳保险费的时间较短，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就会减少，支出增加，养老基金的支付压力加大，其存续和运转的难度也就随之加大。

退休年龄的调整，关乎养老金支付多寡的问题，关乎如何制定养老金支付的计划。一定时期内，养老保险的收入是一定的，所以养老金支付是影响一国养老保障体制存续和运转的主要因素。在给付水平一定的情况下，需要支付的养老金总额与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和领取时期长短有关。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又受到退休年龄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也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影响。而领取时间的长短则与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和退休年龄有关。

第三篇：两岸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纵深影响

两岸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纵深影响

摘要：自2008年以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由过去60年的紧张对抗转而走上和平发展的新道路。两岸直接“三通”更是大大加强了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必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实现两岸共赢。

关键词：和平；稳定；两岸关系；经济发展

自从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后，两岸的统一问题一直牵动着全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成为中华民族近半个世纪乃至未来一段时期为之奋斗的目标。50多年来，随着海内外形势的变化，两岸经历了从军事上对抗、政治上对峙、人员彼此隔离走向了军事上停止对抗、政治上局部对话、文化交流和人员逐步往来的互动过程。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快推进，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祖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两岸经济关系日趋紧密，台湾经济兴衰日渐受制于祖国大陆经济发展和两岸关系疏密。两岸经济融合加深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有助于两岸关系的改善，实现两岸对话，尤其在当前海峡上空“黑云密布”的时刻，两岸经贸已成为最重要的维系两岸和平往来的纽带、指标和重建互信的渠道。同时，两岸经贸也已成为影响台湾经济发展的关键，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一、两岸经济合作的回顾

两岸经贸合作日益密切始于1979年年初祖国大陆提出 “三通”倡议，但两岸经济关系真正开始由秘密走向公开，并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自1987年蒋经国先生宣布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以后。另一方面，大陆已经成为台湾累计对外投资最多的地区，对祖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两岸经济关系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日益成为推动两岸经济发展、加强两岸间联系的重要纽带。

海峡两岸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0.46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783.3亿美元，此25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31.9％，其中台湾地区向祖国大陆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7.9％，祖国大陆向台湾地区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6％。2003年台湾地区向祖国大陆出口493.7亿美元，占当年台湾地区出口总额的24.5％，与祖国大陆的贸易顺差成为台湾地区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从2003年起，祖国大陆超越美国、日本，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台湾地区是祖国大陆第二大进口市场。

四、我国台湾地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 通过加强教师的专业教育和技术能力对师资队伍建设实行专业化，以便实现技职教育的品质化和精致化。到了2007年，两岸贸易总额突破1 200亿美元，已经占台湾对外贸易总额的30％。台商到祖国直接投资也迅猛发展。有学者作过统计，近年来台商海外投资的3/4都集中在大陆，上市上柜公司80％在大陆都有投资。

二、两岸经济发展的现状与相互依存性

大陆经济自建国以来虽然经历过重大挫折，但仍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转变经济体制和实行改革开放，使经济实现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年平均增长率约10％，成就了“中国奇迹”。同时，台湾大地震对岛内信息产品的生产带来冲击，为满足分散风险的要求，台商继续将部分生产基地转移到大陆，祖国大陆已成为台商岛外投资的首选地区。中国大陆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额的比重从 1981 年的1.1%上升到 2004 年的 6.39%，并已成为全球第四大贸易国。中国在区域经济中的稳定与带动作用亦是日趋明显，并已成为东亚地区经济稳定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两岸经济由于贸易总额较大，互补性明显，所以相互依存度也较高。对外贸易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而台湾地区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本来就很高，并且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贸易占台湾地区对外贸易的比重又很高，因此，海峡两岸之间的经济合作已经成为

推动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1979年以来，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解冻与复兴阶段（1979～1991年）、快速发展阶段（1991～1998年）和全面合作阶段（1998～）。1998年以来，两岸虽经历了东亚金融危机、台湾政党轮替等事件，但两岸经贸仍平稳快速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台湾对大陆地区出口依存度由1990年的4.88%，上升到2007年的30.1%.1979-2007年，两岸贸易平均年递增率高达30%以上。2007年，大陆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和贸易顺来源地，最大的投资目的地。

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两岸累计贸易总额已达到9500多亿美元。台商在大陆设立投资项目已近8万个，累计实际投资达到493亿美元，如果加上台商经过第三地的转投资，累计实际投资约800多亿美元。台湾是大陆第七大投资伙伴，大陆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顺差来源和投资目的地。2009年，大陆对台专项采购约140亿美元，并采取措施支持台资企业参与大陆重大基础措施建设，分享扩大内需所带来的商机，对协助台湾提振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时,台商也为大陆带来了资金、技术，扩大了对外贸易，增加就业，两岸已在相当程度上已形成了荣枯与共的利益共同体。目前两岸投资主要是台胞到大陆投资,1987年到现在，台商投资的主要特点是：（1）投资总额大幅度上升。1987，台胞对大陆投资只有80家，合同投资金额约1亿美元，到2009年贸易总额达1062.3亿美元。（2）投资领域较为广泛，投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台湾大财团进入大陆，投资大多在机械、电子、化工、软件、汽车、能源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3）投资规模逐渐大型化。迄今为止，台湾100家大财团中，已有1／3到大陆投资或计划到大陆投资。（4）投资地点由沿海向内地拓展。

三、两岸经济合作的前景展望

随着两岸关系“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主轴的确立，两岸经济合作必将向纵深方向发展，两岸经贸往来更加密切，经济融合度也将进一步提升。

（一）两岸经济合作的方向：区域经济共同体

自2005年连宋两位主席造访大陆，并提出了“两岸共同市场”和“两岸自由贸易区”以来，就表明了台湾有识之士在深思后对推动两岸关系已经达成了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为使本国经济立于有利竞争地位，加强与巩固同本区域经济体的合作显得十分重要而且必要。透过香港这个中介与大陆进行经济合作，促使两岸三地优势进一步相互结合，推动两岸三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形成互补、互利、互惠以及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首先，从台湾角度来看，如两岸政治僵局在未来仍持续不前，台湾将可能被排除在整个亚洲经济之外，最终导致台湾经济进一步边缘化。其次，推动两岸制度性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两岸经济发展的必然。在两岸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中，大陆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海峡西岸的福建省提出了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将在新的发展机遇下，依托大陆经济的实力，辐射海峡两岸，促使两岸携手，深化合作，谋求双赢。

（二）以“三通”为突破，深化两岸经济合作

2008年6月，两岸海协会与海基会才在暌违九年以后再次会谈，并就两岸直航等问题达成协议。随着两岸相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岸经贸交流日益密切，两岸政治僵局虽有所缓和，两岸的交流与往来正逐渐步入正轨，对两岸经济合作影响巨大。据台湾《新新闻》估计，单两岸实现海运直航一项，每年不但可以省下宝贵的时间，还可省下高达约2亿新台币的运输成本。台湾的各项民调也表示，岛内约有70％的民众认为“三通”有利于台湾经济的发展。相信经过两岸共同努力，完全意义上的“三通”将开启两岸经济发展的新篇章。2003年中国大陆有12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企业，但是其中无一家是制造业企业。

“三通”和双向投资的启动，乃是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大趋势下的新突破。这改变了过去台

资企业将研发基地留在台湾，只将工厂搬到大陆，两岸企业各行其道的局面，两岸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互补和共同发展，增强两岸产业实力。

两岸在“三通”问题上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实属不易，两岸应以此为契机，顺应历史潮流，努力发展直接双向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岸经济共同发展，让中华儿女共同携手，共创辉煌。

参考文献：[1]时事报告大学生版，2009-2010学第2期总第64期

[2] 张子凤：《加强经贸合作 促进共同繁荣——试析祖国大陆与香港、台湾经济

合作关系》1998年第1期

[3] 盛九元.新格局，新展望——看选后两岸关系与经贸发展[J].两岸关系，2008，[4]张春英.海峡两岸关系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5]两岸对话与谈判重要文献选编[M].九州出版社,2004.

第四篇：对养老金制度的看法

对养老金制度的看法

提纲：1.德国、美国、日本的养老金制度

2.我国的养老金制度和我的看法

3.我对推迟退休年龄的小看法

当今社会，养老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话题。年轻人为了自己老了以后能有个依靠，开始自主的缴纳养老金。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颁布《养老保险法》的国家，原因在于德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成负数，人口趋向老龄化。德国养老保险实行个人、企业和国家共同负担制，最大的特点是实行代际协调制度，即由目前工作的人员承担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正常情况下3个劳动者负担一个退休者，但据预计，2O年后这个比例会降到1.3∶1，显然，那时整个养老金制度将崩溃。目前，为了弥补整个养老金的亏空，德国政府补贴占养老金支出比重已由先前的1/4上升到1/3，财政不堪重负。

在美国，据预计2018年前后，美国养老金年支出将会超过年收入，而到2042年前后，美国养老金将完全破产。而美国的养老金制度靠“三条腿”支持：“第一条腿”是每个公民必须参加的社会保险，政府每年给予大量补贴；“第二条腿”是企业年金（即企业资助的职工个人储蓄账户）；“第三条腿”是个人资金的各种收益。

而我们的邻国日本，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社会负担越来越重。另外，日本实行超低利率政策，股市又长期低迷，日本养老基金的资金运作十分困难。日本厚生劳动省所管辖的养老金基金2001年至2003年曾连续三年出现巨额亏损，累计亏损达6万多亿日元（1美元约合119日元）。

这些种种的都证明了，世界的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但是每个国家的财政支出将无力承受这笔不断增长的支出，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带来的阴影还未完全消融的今天。

而我国2012年60岁以上的老人已超过1.7亿，而且这个速度还在增长，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养儿防老”。但是对于生活压力日渐增加的年轻一代来说，一对夫妻要养4位老人，一个孩子，这个经济压力可想而知。但是，我不是建议说年轻一代就不养老人，因经济问题而推脱养老人的责任。而是应该为老人、为自己、为家庭考虑一个周全的解决方法。养老金应运而生。

但是我国的养老金制度并不是很完善，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某个制度堪称完美。就我国的养老金而言，一般都是自己和自身所在的企业一同缴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政府会有一定的补助。而没有单位的个人或者单位不给于缴纳的单位，只有自己全权缴纳。所以，为了自己老了，有所依靠，当今社会的人们都自主的缴纳养老金。

但是现有的养老金制度只能解决现在上班的人的养老问题。在出台《养老金制度》之前，有很多老人，也是革命的一些革命老人的养老问题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无论基于何种的理由，我们都有义务与责任抚养这些给予我们好日子的老人，给予他们美好的晚年生活。而这些负担就落在了政府头上。赡养这些孤寡革命老同志的经费是财政支出的，这给政府造成了一定的负担。

还有一些贫困户的老人、孤寡老人、农村的留守老人，这些老人该如何过上较好的晚年生活，都是我们这些小辈应该考虑的问题。虽说，国家现在有了低保，有了一些减免的政策；各地的居委会也在想办法。但是，这力量并不是能帮他们脱困，而且也不是所有老人都能帮助到。因为现在，我们还是能看到一头满头银发的老人出来拾捡塑料瓶，或是提着、背着竹篓在街边卖水果、蔬菜等。更让人心酸的是，有些老人还在街边乞讨。每每见到这些老人，都让我们心酸的同时也愤慨那些老人的子女的行为。同时，也令我们深思，为何中国的政府的机制是那么的不完全。有一天，我去南屏街，看到一对外国的夫妇递给一个街边的乞讨的老人人民币10元，并对老人的行乞很惊讶。妻子问丈夫：“is beg?”丈夫只是点点头。我在旁边，一度有些茫然。人人都说中国强大了，昆明正在飞速发展，但是为何我们还能让老人在街边行乞？

现在，大家又听说要“推迟退休年龄”。而有很多报道和个人观点都认为推迟退休是必然的趋势。我认为：这是政府在为了减轻养老的负担而出台的一项措施，同时，推迟退休的年龄也可以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所以我也认同这是一项必然的趋势。但是很多上班族都反对，特别是离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上班族们特别反对。因为这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上的负担。而且在很多人的心中都认为，政府之所以不能弥补支付养老金的财政缺口是因为政府把财政资金过多的用于公共设施和其他的隐形支出。所以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推迟退休年龄。虽然我认为一部分原因是这部分的人已经在倒数着自己的退休日期，突然间要增加时间，心里多少肯定会有抵触情绪存在。而这部分理性人的存在，将会使得“推迟退休年龄”的这项政策不能顺利的实施下去。

第五篇：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生育政策是指由国家制定或在国家指导下制定的规范育龄夫妇生育行为(包括生育数量和质量)的准则。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主要是，国家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人口状况规定。少数民族实行计划生育的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把国家确定的现行生育政策法律化、制度化，从法律上确定了中国现行的基本生育政策。

但是，随着国情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变化，我过的计划生育正常是不断变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鼓励生育，计划生育以及小步调整阶段。

⑴ 1949年至1953年，那时的代表性政策是1952年卫生部制定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充分体现了鼓励生育的倾向。1954年至1959年间，政策略有反复，尽管在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提出节制生育的观点，但随后又颠覆了这种观点。

⑵ 上世纪70、80年代生育政策逐渐收紧。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宪法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十二大报告“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均显示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地位。

⑶ 1991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小步调整。各省市实行了多样化的生育政策，如照顾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农村地区更为宽松，少数民族也有适当照顾。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中国人口增速曾出现急升和急降

中国人口在上世纪50、60年代高速增长，这期间相比之前的战争和动荡时期人民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人口死亡率由50年代初的1.7%大幅下降至60年代末期的0.7%，与此同时出生率一直维持在3%以上。这一时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处在2%以上的历史最高水平，从而使中国的总人口从1949年的5.4亿迅速增加到了1970年的8.3亿。

1970年代，政府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这一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由1970年的3.3%骤降至1980年的1.8%。进入80年代以后，死亡率保持稳定，而出生率则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影响下继续下降，从而导致人口增长率持续下滑。虽然1990年前后曾出现过一轮婴儿潮，人口出生率曾小幅回升到2.3%，但随后人口出生率延续了逐步放缓趋势。到2010年已降至1.2%左右，目前稳定在这一水平。

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动与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首先，人口红利曾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整体来看，我国总抚养比由上世纪70年代初的78%一路下降至2010年的38%，正是由于生产性人口多于消费性人口，储蓄维持高位，这为资本形成提供了充足保证。同时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存在不仅解决了劳动投入问题，也有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保证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

然而，“十二五”期间人口红利拐点显现。随着生育率的下降、老龄化的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将减速直至停止，这种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也将逐渐消失。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我国人口抚养比在2010年停止下降开始回升，此后因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显著上升而提高。也就是说，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失去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意义上的人口红利。

其次，现行的人口政策使人口老龄化加速。

在现行人口政策下，中国老年人占比将加速增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口(65岁以上)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8.87%，相比10年前增加了1.91个百分点，老龄化速度很快。向未来看，如果人口政策不调整，那么在未来的20年，第一波和第二波婴儿潮的人群就将相继进入老年阶段，从而加速中国的老龄化速度。

如果我国的人口政策不调整，可能加快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国际比较，中国目前还属于比较年轻的社会，人口年龄的中值为34岁。2010年日本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3%，人口年龄中值达到45岁；德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也超过了15%。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升至24%，人口年龄的中值将达到46岁，相当于现在的日本。

第三，“单独两孩”政策放松后可能拉长人口出生高峰。

目前我国处于第三波婴儿潮的人结婚生子高峰，接下来新出生人口将逐步下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主要经历了三次婴儿潮，分别是1949-1957年、1963-1970年以及1980-1987年。目前随着80后逐渐步入婚龄，中国将迎来第四次新生人口高潮。

放松“两孩”政策不会改变下行趋势，但与当前的出生高峰相叠加，则将拉长这一人口出生高峰的时间。根据测算，如果“两孩”生育率提高20%，人口出生高峰有望持续到2020年，延长5-6年，预计新增新生儿数量合计1000万以上，年均150万人。养育高峰维持时间更长，有望再持续9-10年到2030年。

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的眼中，逐步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日前出版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辅导读本中，李斌认为，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符合群众根本利益，是完全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而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能够促进我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意义重大。”李斌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众多仍然是我国基本国情，人口结构性问题正在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前，我国人口抚养成本比较低、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足，在这个时期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下简称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有利于改善人口性别比结构和家庭结构，促进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同时，还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国家政策与群众意愿的差距，促进家庭幸福、代际和谐和社会稳定；有利于稳定低生育生平，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目前，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普遍进入婚育期，城市“421”式简单的家庭数量显著增加。这样的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并因此导致空巢家庭、失独家庭大量存在。

有观点认为，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可以在政策上终止“421”式的家庭结构，取而代之的是“422”，可明显增加家庭人力资源，提高家庭抗风险和未来照顾老人的能力；同时，有利于家庭自身发展。

目前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近中期不会影响老年人口总量，但会微弱地降低老龄化水平。据测算，单独两孩政策与现行生育政策相比，2030年老龄化水平将从24.1%降到23.8%；2050年从34.1%降到32.8%。

“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保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易为社会接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全会《决定》公布后说，辽宁、吉林、天津等7省市农村已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具有实践基础。

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必须须长期坚持。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在2013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之前，即原国家计生委与原卫生部合并之前，李斌曾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在其任期的4年内，全国人口只增加2902万，“超额”减少1711万人口的出生。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李斌在其署名文章中表示，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符合群众根本利益，是完全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

“研究表明，目前就实施普遍两孩政策存在着很大风险。”王培安也认为，一是会导致出生人口大幅波动，给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很大的压力；二是给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两孩政策的效果与影响，还有待实践的考证。我们必须用实践来检验政策的正确与否。

人口生育政策，影响我国的人口结构，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对我国长远的战略发展有更加重要的影响，所以，人口生育政策，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要适应时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