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侨诗人的中国声调（精选五篇）

第一篇：俄侨诗人的中国声调

俄侨诗人的“中国声调”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英男

20世纪20-30年代是旅居中国的俄侨社团的全盛时期。据原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阿勃尔

1金（又名阿瓦林）统计，30年代初仅东北地区就有26万俄罗斯侨民。俄侨社团的社会生活非常活跃，与其他外侨社团相比，表现了较突出的文学爱好和文学创作倾向。其中诗歌创作所

2占比重相当大，1918年—1947年间共出版了近180部诗集和难以统计的大量的零散诗作。难怪美国学者克雷德认为：“中国俄侨的文学创作成果足以构成一个富裕国家的不太贫乏的文学3遗产”。

俄侨如此重视文学和诗歌创作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从社会成份来看，俄侨当中知识分子的比例较大，有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占多数。“侨民社团总的文化程度超过俄罗斯革命4前的平均水平”。沙皇时期，俄罗斯的中学教育侧重于人文学科，以语文课程为主课，为俄侨打下了较雄厚的文学底子。特别是19至20世纪俄罗斯文化的文学中心主义，对广大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爱好起了导向作用。此外，“白银世纪”的强大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30年代，在“白银世纪”余波的熏陶和推动下，俄侨知识分子把尼·古米瘳夫、阿赫马托娃、勃洛克乃至早期的马雅可夫斯基等著名诗人立为自己的偶像，倾心于诗歌创作，并有意无意地模仿他们的风格、情趣和底蕴。

当然，俄侨诗歌不能说全部是模仿性的。俄侨诗人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度，立足于自己的特殊经历，用他们特有的题材、情感和语言为俄罗斯侨民文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我们评价中国俄侨诗歌创作的时候，一方面，正如B·阿格诺索夫教授所指出的，“不应扩

5大哈尔滨侨民文学对俄罗斯文化宏观发展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国俄侨诗歌的文学价值和不可否认的艺术魅力。美国学者M·拉也夫提出，“由于俄侨社团在地理上的分散，俄侨诗歌大合唱以巴黎的声音为主调，还可以分辩出布拉格、柏林，或许还有哈尔滨等各6种不同的声调”。笔者认为，“俄侨诗歌大合唱”中出现别具一格的“哈尔滨声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因素所造成：正是中国的氛围、中国的意境和华夏文化的深远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哈尔滨俄侨诗人的创作特色，因此，所谓“哈尔滨声调”实际上可称为“中国声调”。

“中国声调”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与中国生活相关的专门词语（包括词汇学中所称的“异国词语”--варваризмы）。翻开俄侨诗歌集，诸如：будда（佛）、кумирня（庙）、лама（喇嘛）、мандарин（官吏）、паланкин（花轿）、лотос（荷花）、бамбук（竹子）、джонка（舢舨）、иероглиф（象形文字）等词语比比皆是，其中还有不少是直接来自汉语的外来语，如：чай（茶）、гаолян（高粱）、тайфун（台风）、фанза（房子）、кан（炕）、рикша（人力车）等。这种词语的复现率大大超过了俄语中的通常情况。此外，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边境地区，中俄居民频繁交往的地方曾出现以大量吸收汉语词语为标志的一种俄语方言，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在哈尔滨俄侨诗歌中被用作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段。例如：

--А сабля, гляди на ем...– золотая!--瞧，他佩带的长剑...是黄金做的!Знать, чин охвицерский...这可是个大官呀!12参看B·阿瓦林：《“独立”的满州》，第9页, [俄]党内出版社 1932年版。

统计数字参看《中国俄侨诗歌》，第5页，B·克雷德、O·巴基奇主编，莫斯科《时代》出版社，2001年版。3 同上，第6页。4 同上，第8页。5 B·阿格诺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第54页，“特拉-运动”出版社，莫斯科1998年版。6 M·拉也夫：《海外俄罗斯：1919-1939年俄侨文化史》，第147页，“进步-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94年版。--Кан-ка пуе!

--不要乱动!H·斯维特洛夫（Николай Светлов）《在街头》 中国的环境使俄侨诗人联想翩翩，产生新颖、优美的形象语言。中国是铜、瓷之国，诗人们就时常以铜、瓷作比喻。K·巴图林（Кирилл Батурин）写道：“杏树开花时，天穹如兰瓷”。Л·叶辛（Леонид Ещин）把自己的声音比作铜锣，把月光描绘成“古铜色”的。中国人最喜爱的黄色，也常用来做比喻的，诸如：“黄色的晚霞”、“我那黄皮肤的故乡河”、“黄眼睛的阴森森的黑夜”、“晚霞般的金黄色的姑娘”等等。中国被俄侨诗人称为“黄色国度”，中国人是“温顺的黄种人”。植根于中国文化现象的生动比喻还可以列举很多：“象佛像一样，缄默、沉静”（A·阿恰伊尔 – Алексей Ачаир），“月光用黑墨在地上作画”（K·巴图林），星座在天上“画出自己的形象字”（E·拉欽斯卡娅 – Елизавета Рачинская）。M·沃林（Михаил Волин）把西下的太阳视为“徐徐熄灭的龙的火眼”，阿恰伊尔则把渐渐笼罩天空的夜色别出心裁地比作“越擀越大的满州大饼”。

同一个历史文化现象折射于诗人的内心世界，产生不同的文学效应。2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还经常采用斩首示众的刑罚。A·涅斯米也洛夫（Арсений Несмелов）在《中国画册》组诗中对车马店墙外插在竹竿上的土匪（红胡子）的头颅作了现实主义的仔细写照，又添加了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结束语：

И шептал любопытным труп: 死尸向围观的人们发出嘘嘘的声音： «Берегитесь!..Пришла холера».“你们要担心！...霍乱正在蔓延”。

B·别列列申（Валерий Перелешин）基于同样的现实，萌发出另一种令人心寒的联想，把俄侨比拟为“永生不死的俄罗斯被坎掉的头颅”（отрубленная голова неумирающей России），生动地刻划了俄侨与祖国俄罗斯之间藕断丝连的关系，也表达了诗人对俄侨命运的哀伤。

在题材方面，俄侨诗作的“中国特色”也十分醒目。有不少作品是以中国的山水、名胜古迹或农村风光为内容的，如：K·巴图林的《在路上》、M·维季（Мария Визи）的《中国风光》、《中国村庄》、Bс·伊万诺夫（Всеволод Иванов）的《黄昏》、A·涅斯米也洛夫的《在中国》、B·别列列申的《山海关》、《赴东陵》、《在碧云寺望北京》等等。也有以观赏中国艺术作品为引线抒发情感的，如：M·谢尔巴科夫（Михаил Щербаков）的《中国的刺绣画》、M·科罗斯托维茨（Мария Коростовец）的《画册》等。还有献给心爱的中国姑娘的：H·斯维特洛夫的《献给苏州姑娘》、K·巴图林的《月亮》、《妞》，B·别列列申的《界限》、《南风》、《白霜红叶》等。另有大量诗作以中国的日常生活为内容，真切描绘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中国老百姓的情感世界。A·帕尔卡乌（Александра Паркау）的《阴历年》和H·斯维特洛夫的《中国的新年》展示了中国人民欢度春节的热烈气氛和多姿多彩的中国民间风俗；O·斯科彼钦科（Ольга Скопиченко）细笔刻画了上海里弄的生活场面（《上海偏僻的街区》）；M·维季以怀旧的情调展现了北京人的生活情趣（《对北京的怀念》）。

哈尔滨是俄侨最集中、文学创作最活跃的地方，在俄侨诗歌的题材中自然占据突出的地位。描述、歌颂哈尔滨的诗作颇多，并从内容和情调上有别于其他题材。例如：描绘上海时，诗人们注重于其大都市的风貌，把上海形容为“不知怜悯”的“虐待狂”、“残酷无情的城市”，强调城市与人之间的距离、乃至对立给人造成的孤独、迷惘和压抑感。与之相比，哈尔滨则呈现出充满人情味、温磬可爱的小城市氛围。俄侨女诗人E·拉欽斯卡娅指出：“哈尔滨的魅力在于她把大型文化中心的所有特征（……）与给人以温磬感的小地方色彩和井井有条的老式的纯俄罗斯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1。H·列兹尼科娃写道：“回忆在哈尔滨的岁月，没有一个俄侨不感到深深的感激之情。（……）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俄侨都没有产 1 E·拉欽斯卡娅：《生活的万花筒》，第121页，YMCA-PRESS出版社，巴黎1990年版。生象在哈尔滨那样的如同在家的感觉”1。这种情感恐怕是哈尔滨全体俄侨所共有的。A·帕尔卡乌挥泪告别哈尔滨时，写出充满激情的诗行：

Ты столько раз в годины испытаний 多少次遇到艰苦考验，В смертельный час волнений и тревог 多少次面监生死难关，Давал приют уставшим от скитаний 又每每是你

И душу русскую берег.为流浪失所的人提供了庇护，保佑了俄罗斯的灵魂。

В суровый век разгула и наживы 在这放荡不已、唯利是图的冷酷年代里，Хранил, как клад, все то, чем дорожим, 是你把我们所珍惜、赖以生存的人生价值 Чем ценен мир и люди в мире живы...当作宝藏，给以真心保护……

《去陌生的远方》

另一个女诗人E·达尔（Елена Даль）深情地写道：

И теперь ни от кого не скрою, 这可爱的城市征服了我的心，Милым городом покорена, 现在我就要直截了当地声明： Что мне стала Родиной второю 庇护我的国家

Приютившая меня страна.已经变成了我第二个祖国。《献给第二个祖国》

哈尔滨的俄式氛围有利于产生这种“第二个祖国”的感觉。俄侨诗人的作品清楚地反映了他们扎根于中国土地之后所发生的心态变化过程。特别是从未闻到过“故土芳香”的青年一代已经“辩不清哈尔滨与梁赞”（И·列斯纳娅 – Ирина Лесная），站在松花江畔，只能隐隐约约地想到涅瓦河。俄罗斯大地已渐渐地退入梦中，显得如此遥远，可望不可及，“如同缥缈的白烟”（Л·哈茵德洛娃 – Лидия Хаиндрова）。从中国飘游到其他国家的俄侨对哈尔滨充满了依恋之情。年轻的爱玛·特拉赫腾别尔格（Эмма Трахтенберг）患上肺结核，被送往欧洲治疗，她的心却从比利牛斯山脚下飞向中国。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她执着地表示：“我的内心不会改变，我依然把中国称为祖国！”

忧患意识很重的涅斯米也洛夫非常关注俄侨的“小世界”与中国社会的“大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敏锐地觉察到“俄罗斯的哈尔滨”日末途穷的未来。《哈尔滨诗篇》、《老墓地》、《老毛子》、《墓志铭》等诗作表达了他对哈尔滨俄侨命运的深深忧虑和悲观预测：

И через сколько-то летящих лет

日光似箭，不知到哪一年，Ни россиян, ни дач, ни храма – нет, 俄罗斯人连同他们的别墅和教堂销声匿迹，不复存在，И только память обо всем об этом 留下的只有记忆中的印象，Да двадцать строк, оставленных поэтом.还有诗人这草草的字行。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结束了“俄罗斯哈尔滨”的黄金时代，许多俄侨纷纷离开，以逃避战乱。回顾往事，展望前途，他们明确地意识到：一生中的“哈尔滨时代已被舀干、饮尽”，历史递上新的一杯苦酒，不得不咽下（E·亚什诺夫--Е.Яшнов语），然而他们心中的哈尔滨会永远保存自己的引力和光彩。

哈尔滨的俄侨社团一直过着自我封闭的生活，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世界。俄侨中也确有不少人对社团以外的中国广大天地漠不关心，甚至自动排斥，表现出俄罗斯民族固有的优越感和大国主义。老俄侨列兹尼科娃后来不无遗憾地回忆道：“中国文化与我们在哈尔

2滨的几乎所有的人是擦肩而过的”。但是，这种提法也未免有些夸张。值得庆贺的是，俄侨 12 H·列兹尼科娃著：《俄侨的哈尔滨》载《新杂志》1988年第172-173期。

同上，第386页。知识分子、尤其是许多俄侨诗人能够认识到，在他们周围不仅仅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国。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宗教、哲学，特别是丰富多彩的古典文学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

正如别列列申提出的：“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并可以说把全部灵魂灌注于文字的人民，他

1所创造的诗歌如同无边无际的浩瀚大海”。不少俄侨诗人敢于在大海中探路，他们认真学习汉语，钻研中国历史、文学，并着手于中国古诗的翻译，成为中俄文化之间的桥梁。在他们的努力下，出版了若干部中国诗集（俄文译本）和大量的零散译作，使俄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

2个新的、即陌生又美丽的诗歌世界”。

中国的魅力是难以抵住的，华夏文化的影响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俄侨诗人的心灵和作品之中。正如M·斯普尔戈特（Михаил Спургот）形容的那样：“老子的智慧海洋上一小片思想浪花足以引起我心中的台风，骤然令我心潮澎湃”。中国的历史人物、伟大的诗人和不朽的古典作品成为诗人灵感的源泉。《杨贵妃》、《李太白》、《独鹤》、《汪浩之花》、《元朝皇帝之诗》、《食日大龙》等独有特色的诗篇相继问世，把中国的古典题材和文学情调引入俄罗斯诗歌之中，其开拓意义不言而语。应该指出，这些作品不是中国名著的翻版，而是原基础上的创新，通过俄罗斯诗人的眼光，再现了中国的历史人物和文学作品的情节，并添加了许多新的色彩和内涵。女诗人Ю·克鲁曾什特恩·别捷列兹（Юстина Крузенштерн-Петерец）在《杨贵妃》一诗中转述《长恨歌》的故事时，改变笔调，突出了杨贵妃的形象及其爱情悲剧。在《李太白》一诗中，诗人笔下的李白增加了几分俄罗斯人特有的豪爽、放纵和对自由的挚爱。Б·沃科夫（Борис Волков）在题为《食日大龙》的长篇诗中，以崔颢和李颀的诗句为引子，利用边塞诗的格调和俄罗斯诗歌的传统韵律，塑造折戟沉沙、全军覆没的悲状场面，表达了战士在悲哀绝望之中思念情人的强烈心情。

中国文化不仅对俄侨诗歌的题材，也对其意境和格调产生了深层的影响。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应是别列列申的作品。别列列申曾经翻译过《道德经》、唐诗等，对中国的文学、文化独具只眼，怀有深厚的情感。他把中国称为“温柔的继母”、“第二个祖国”，在1953年所著的《来自遥远》一诗中写道：“一去不复返的幸福啊！我安然坚持一个朴素的信念：在我离世的那一天，我一定会回归中国”。在这位多产诗人的遗作中，《模仿汉语》一诗全部用俄语单音节词汇写成，体现了对中国单音节古诗的迷恋。《桥上》仿照古诗的结构、情调，写景写情，景情结合，引出简明、深刻的哲理。《中海》以描绘中海的景色为主线，表达了对人间天堂的向往。《最后一枝荷花》颂扬了北海深秋中的荷花：

Торжественная тишь

隆重的静默

Над мертвыми стеблями.笼罩着枯死的莲杆。Последний лотос лишь 唯有最后一枝荷花

Один воздет, как знамя.高高挺立，活象一帜战旗。

Стой.И не бойся ран.愿你挺身站立，不要惧怕创伤。Стой, гордый и отвесный, 愿你自豪地站立，直如悬崖，Как древний великан, 象古代的巨人

Держащий круг небесный!顶着天穹和太阳！

引人注意的是“荷花颂”这个中国的传统题材，经俄罗斯诗人发挥，把原来形容纯洁、高尚、一尘不染的荷花转变成坚强、勇敢的象征，并引发作者对自己作为“最后一个自由歌手”的哀叹。

俄侨诗人大都有各自的坎坷经历，曾被历史风暴卷入、裹挟，背井离乡，漂游异国，心 12 《圆扇歌》，第1页，B·别列列申编译，“播种”出版社，1970年版。《俄罗斯杂记》1939年第14期评论。底里隐藏着难以倾诉的创伤和痛苦：“我们来自被大火吞噬的故乡，浑身醺透了烟的苦味”（Б·沃尔科夫）。在国外的“青年时代全部在贫困中度过，想方设法给自己糊口，又要为家人寻找养生之计”。（M·科洛索娃--Марианна Колосова）。这种“侨民的倦累、侨民的辛酸”如何才能摆脱呢？有些人心中产生了“假如我能改变命运……”的念头，诗人们也对这种想法作了各自不同的解答：有人表示愿意当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农妇，有人以为“森林中的生活会更简单一些”，也有人幻想脱胎换骨，完全融入于中国社会，以获得心灵的安宁：

Не раз задумывался я 我不至一次地想到，Уйти в далекие края, 要离去、躲进偏僻的乡区，И в фанзе поселиться там, 住进中国农舍，Где(...)кана под окном тепло.来享受（……）热炕的温暖。На скользкую циновку сесть, 坐在平滑的凉席上，Свинину палочками есть 提起筷子、夹起猪肉，И чаем горьким запивать;把苦涩的绿茶慢慢地送进口。Потом курить и рисовать, 饭后抽烟、作画，Писать на шелке письмена – 在绸绢上练习书法。И станет жизнь моя ясна, 愿我的生活象汉字一样，Ясна, как сами письмена.变得清晰如画。

Б·贝塔（Борис Бета）《满州诗篇》

别列列申也表达过类似的心愿：

Я б родился в городе южном – 我想投胎到南方城市，Баошане или Чэнду 或者宝山或者成都，В именитом, степенном, дружном 出生在一个规规矩矩的名门大族，Многодетном старом роду 一个团结、和睦、多子多孙的大家庭中。

这种希望当然无法成真，但从中可以看到俄侨诗人对中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认可和接受，甚至有一定程度的羡慕感。

乱中求静的心态驱使一些诗人对佛教信念产生兴趣。B·杨科夫斯卡娅（Виктория Янковская）写出《佛山》、《佛像与我》等一组以同佛像对话为内容的诗篇，向大佛探讨人生的秘诀，所得的教诲是：“人生如同沙滩上的沙粒，岁岁月月充满了悲欢与坎坷”，唯独肉眼不可识别的永恒才没有虚无缥缈的本质。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引导之下，诗人寻求“融入于青水蓝天”的感觉，力图忘怯痛苦、忘怯一切，在失去自我中建立新的自我，把“人间泰安”立为意愿的极限。

把自己比作“受伤的野兽”的Б·沃尔科夫在北京东正教使团所在地北关写出绝望的《日末途穷》一诗，向东正教的上帝宣告：“我现在什么也不相信，也不愿去采集你的花朵。”日后，他流荡于华北地区，来到深山古庙，在老僧的开导下，悟出新的人生之路：“在纷乱交错的道路上盲目徘徊，左右碰壁，不料之中，找到早已被忘却的路径，便在夕阳的光照下，踏着磨损的石板，终于来到这永恒松林的怀抱。”

“静”也是别列列申诗歌中的关键词。在北京的中海、碧云寺、杭州的湖心亭、河北的山海关……，他到处在寻觅安逸、幽静，把“静”定为终身追求的目标：“这似花似锦的幽静是我梦寐以求的奖赏”。“静”是人世上的恶、乱、烦的对立面，诗人背着“人间的悲痛和耻辱”，走到北京那些静谧的湖畔，象孩子扑向母亲的怀抱一样，把这沉重的负担投进“宽容一切的玉渊”。通过这些例证，可以看到，“静”、“安”等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被俄侨诗人接受，丰富了诗歌的意蕴。

“中国声调”还包涵着诗人深层的中国观。概括而言，俄侨诗人的中国观呈现出两种趋向：一种是将中国的人、物、景当作美学对相加以观赏和赞颂。其中的“人”大多为皇帝、公 5 主、僧侣、美女等想象中的优美形象；“物”为楼台亭阁、宝塔寺庙、香炉、古画之类；景的描写刻画田园式的安宁或神秘、诱人的异国风光：

Над зеленым каналом 绿茵茵的运河，И над рощей бамбука 静悄悄的竹林，В небе сонном и алом 红彤彤的天空，Ни дыханья, ни звука.屏住呼吸，在默默地沉睡。M·维季《中国的景色》

Отсюда так прекрасны вдалеке 远处的景色多么秀丽，Минувших лет немые очевидцы – 睡梦中的岛上楼阁，И сонный павильон на островке, 皇后遗留的古老的船舶……

И древняя ладья императрицы.啊，这都是默默的历史见证！B·别列列申《中海》

即便是日常生活中的景物，在诗人眼里也披上了美学色彩：“你看这景色有多美：停靠在小岛上的渔船象一串串的葡萄，紧紧地贴在一起”（A·阿恰伊尔）。这种美化现实的趋向带有H·古米廖夫等高峰派诗人追求异国情调的印迹和“白银世纪”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

第二种趋向则遵循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在诗歌中努力塑造活生生的中国现实。这里的“人”，有菜农、苦力、人力车夫、流浪儿等；“物”，有村庄、饭馆、渡船、马车等等；景的描写力图真实、细腻，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Купец-китаец едет на ослице.中国商人骑着疲惫的母驴赶路。За ним с кнутом бежит погонщик стройный, 细瘦的车夫手里拿着长鞭，Держась за хвост ослицы утомленной, 抓住驴尾巴紧跟在后面，Напев твердит сонливо-монотонный.嘴边哼哼叽叽地唱着单调的旋律。В его косе вплетен шнурочек белый – 他的辫子系着白布条，Знак траура по близком человеке(...).为去世的亲人表示哀悼。B·马尔特《在付家店》

此类现实主义作品大都以同情、怜悯的笔调塑造了中国的苦力、船工、人力车夫、贫穷农民等下层老百姓形象，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关注“小人物”的传统。典型作品有A·涅斯米也洛夫的《菜畦》、B·马尔特（Венедикт Март）的《三个灵魂》、《小母指》、И·奥尔洛娃（Изида Орлова）的《来福》等。

从理想主义的视角去寻索“中国神话”或用现实主义的眼光去反映中国的实际，这两种趋向代表了俄侨中国观的内部张力和矛盾的对立。随着俄侨与中国生活的逐步贴近，“中国神话”开始渐渐涣散，被较为现实的态度所取代。A·谢列布连尼科娃（Александра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а）在《中国歌谣》中风趣地叙述了这种从“神秘”、“古怪”到习以为常的中国观的变化。

30-40年代，俄侨知识分子与中国人民一道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带来的战祸，加深了对中国的感情。一些诗作以悲剧性的口吻记述了当时中国人民的苦难：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可怜的中国少年倒在地上，“赤身裸体僵死在街头，没有棺材，没有坟墓，没有留名……”（A·帕尔卡乌）。面对哈尔滨和上海的陷落，阿恰伊尔发出悲愤的呐喊：“啊，亚细亚，我可怜的黄种朋友，你已陷入火海之中！”现实中的战火吞没了“神话般的中国”，即便那些竭力寻求“被遗忘的神话”的诗人也不得不承认：“面对流血成河的时代，我们不懂得神话，也没有神话般的梦境”。（O·斯科彼钦科 – Ольга Скопиченко）

中国的文明与野蛮是诗人们常思考的另一个矛盾的对立。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将灿烂的历史遗产与当代的贫穷落后集中于一身，让人看到“最古老的文化，最古老的僻壤”（亚什诺夫）。对中国的这种两面性应该如何看待呢？有些作品反映的是中国落后的一面，认为即使在 6 现代大都市的面罩之下，也会露出“半野蛮”的东方真相，雅片馆前的“血红色的灯笼”“几千年来不停地在召唤”。但是，更多的作品注重刻画的是中国古老、智慧的形象，用充满诗意的夸张手法把中华民族的历史起源与“威力无比的大龙在空中自由飞翔”的神话时代连在一起。在中国的国土上，诗人们深切体会到历史的延续性：“皇宫的大桥珍藏着千年的传说”（巴图林）；东陵的古松飒飒地发出“百年之声”（别列列申）。A·涅斯米也洛夫眼中的中国就象农夫和他的老黄牛一样——几千年来眼朝下，抵着头，一直在顽强地向前行走。

黄牛的步伐是缓慢的，中国大地上历史的流速也似乎停滞不前。俄侨诗人经常把“中国”与“永恒”相连结，但中国的永恒是“徐缓的”、“一动不动的”：北京，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多少个世纪在你的头上络绎不绝地掠过，你可依然在沉睡不动！”——这是科罗斯托维茨发出的感叹。

中国的沉睡果真是“永恒”的吗？当中国这个“睡狮”苏醒之后，对西方是福还是祸？不同的答案反映了俄侨诗人不同的东西方观。东西方的对立与交叉问题在俄罗斯的文化心态及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认同：提起东方，就必然想到蒙古统治时期，想到成吉斯汗、忽必烈、拔都汗……俄侨诗人也按照这个思路，常提到成吉斯汗的名字。O·斯科彼钦科登上北海的白塔，想到成吉斯汗曾在这里祈祷，遥望千里之外的斯拉夫大地，尔后阵亡，战死在草原上（《北京》）。这种想象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但从民族记忆的角度来说，它有一定的必然性。在此，诗人笔下的成吉斯汗不过是一个象征性形象，代表了与白塔佛像的永恒相对立的昙花一现的人间荣华。

身在中国，俄侨诗人对俄罗斯与东方血肉相连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如，B·罗吉诺夫（Василий Логинов）有这样几行诗：

Россия – сфинкс.И от ее очей, 俄罗斯是斯芬克司。她的目光，От каменных очей, так сердце пьяно!她那石雕般的目光，令我心醉如狂！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е орды Чингисхана...成吉斯汗铁军的隆重步态…… Китай...Монголия...и желтизна степей...中国……蒙古……

还有那金黄色的草原……

《学者》

骑马奔驰在蒙古草原上，诗人体察到自己的血管中也有东方的血液，确认成吉斯汗是自己的祖先，并对俄罗斯民族的东方渊源有了清楚的认识：

Годы не могут отчерпать из крови 岁月的流逝不能从我们的血液中 Влитую Азией в сердце струю, 冲走亚洲所灌进的强流。И над глазами раскосыми – брови 斯拉夫大地上常能见到 Часто чернеют в славянском краю.黑眉下细长的东方眼睛。

В·杨科夫斯卡娅《来自同一个篝火》

俄侨诗人亚什诺夫一生中走遍了亚洲许多国家，对东方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亚洲和中国的前途产生无限的希望。在他的心目中，亚洲是世界历史与文化的发源地，必定能给欧洲带来新的创造精神。在献给亚细亚的一首诗中，他宣称：

Чувствую я, из Европы беглец, 我是欧洲的后代，Отпрыск культуры постылой, 却厌恶欧洲文化，逃离欧洲，В гаме верблюдов, коней и овец 在这骆驼、马匹和羊群的喧闹中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е силы.体察着你的潜在力量。

(......)

Вижу, мужает скуластый творец.你看，颧骨凸起的创造者在茁壮成长。

Жатва – на западе, в Азии – жнец!西方的庄稼必将由亚洲人去收割！

这种强调中西文化交融、突出东方地位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欧亚主义印迹。据哈尔滨诗人 7 B·斯洛勃德奇科夫（Владимир Слободчиков）介绍，欧亚主义在俄侨知识分子中曾经确实有一定影响。然而，另一些作品使我们感到B·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影响。如：M·沃林在《中国诗篇》描述黄昏时渡河的情景，他听到船夫呻吟般的歌声，觉得其中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力量和威胁：

Нас мильоны, похожих, единых, 我们是千千万万，相貌相似，团结如一，С желтым телом и сердцем, как медь, 黄色的驱体，红铜般的心。Мы когда-нибудь хлынем лавиной, 时日一到，我们变成洪流，Приносящей мгновенную смерть.刹那间冲毁一切。

Подожди, мы еще не проснулись, 等着吧，我们尚未苏醒，Подожди, наше время придет.等着吧，我们的日子必将来临。Мы, как пчелы, закрытые в улей, 我们象关入蜂房中的蜜蜂，Копим мщения сладостный мед!一点一滴地积攒着复仇的甜蜜！

在这里，沃林显然是占在“纯欧洲”立场上讲话的，然而，我觉得，诗人的中国观不能简单地用“黄祸论”等政治术语来概述的。同一个沃林在同名的另一篇诗中对中国的觉醒表示深信不疑。他把中国比做“在暖洋洋的泥泞中暂且熟睡的雄牛”，并预言，时日一到，这头雄牛会猛然起立，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使拜占庭的十字架弯曲变形，使摩天大楼摇摇欲坠”。

在中国最黑暗、最危机的时刻，俄侨诗人对中国的未来表示了坚定不移的信心。常年旅居巴黎的著名歌手、诗人A·维尔金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Вертинский）来华访问演出，1937年写出题为《中国》的一首诗。“于无声处”，他敏锐地发现在中国貌似顺服的微笑之下，“远方的闪电在悄悄地沉睡。总有一天，暴风雨会来临，大地会震动起来，发出吼声，打破神圣的陵墓几百年来所保持的沉默”1。

同一年4月，亚什诺夫也写下一首诗中预言中国的美好未来：

Как тень пройдут враги.敌人会象黑影一样，一晃而过。И золоту из-за запретных стен 金光闪闪的紫金城，Вновь улыбнется май.会重新看到五月的微笑。

Все в мире суета и тлен, 芸芸众生最终统统变成灰烬，Недвижим лишь Китай.唯有中国依然如故，安如泰山。

相信这些铿锵有力的诗句一定会在华夏子孙的心灵里引起强烈的共鸣，使我们确确实实地感到，中国俄侨诗人的优秀作品与我们是心连心的。

A·维尔金斯基著：《1916-1937年诗歌集》，勃罗诺夫斯卡娅出版社，上海1937年版。

第二篇：后苏联时代,中国俄侨文学研究看到什么？

大多数国人对俄国经典文学并不陌生，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部分作品甚至被广大学生集体背诵过。但是说到俄罗斯当代作家，却鲜有人知。

8月的上海书展来了位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波波夫，他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莫斯科佬》（贝文力译）、《伊杰娅》（李宏梅译）、《火红色的猴子》（张鸿瑜 译）。波波夫1957年出生于哈尔科夫（今属乌克兰），父亲是乌克兰人，从小在俄罗斯文化环境下长大，热爱乌克兰同时也痛心于乌克兰，身处于俄-乌对话的冲突中，他以此为背景创作了《莫斯科佬》一书，讲了个“继承者”的故事，不过这个“继承者”是位步入中年的糟糕“大叔”，身份是莫斯科建筑大亨的弟弟。

《莫斯科佬》作为俄罗斯当代文学代表作之一，它的汉译本的面世同时也向中国读者抛出个问题：什么是俄罗斯当代文学？

围绕着这样的问题，9月26日一场集结了多位俄罗斯文学、历史专家学者的，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译介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中俄文学何时脱节了？

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曾一度与俄国文学密切联系，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与俄国人文脱节了呢？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认为，这应该追溯到前苏联时期，从前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关键，“正是由于那段历史，我们和前苏联地区的文化和发展几乎完全脱节，只是通过非常有限的渠道，以及后来的补课，才可以大体捕捉到脉络。但是这一段文化交往的缺位，带来了很多偏差。尽管1990年代中期之后反弹得很快，但是大家还是能感觉到和上世纪五十年代不一样。五十年代中俄恢复关系之后，两国以精英作为交往的载体，九十年代以后，从事边贸的以及一些商人冲在第一线，那时候的交往质量完全不一样。随着国家发展，关系不断深化和提升，同时交往的参与者的水准也不断提升。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鸿沟，我们在政治、经济、安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更多，相比而言与在人文方面的发展不成比例。”

冯绍雷引用了一位研究者的观点，认为那些计算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比不上人文研究，“因为人文研究是穿透人的心灵的。相反关于苏联解体大家都没有预判，倒是人文研究的领域把话说得更接近于这种领域，正是因为人文研究有这样一种特点，不光是功能，而且它本身的禀赋决定了它把问题看得更深更透更远。” 当下的俄罗斯文学是怎样的？

关注社会，是俄罗斯文学很突出的特点，体现于表现这个社会、干预这个社会，所以作品本身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以小说《莫斯科佬》为例，看似好像是一个侦探小说，但是这只是一个切入点，人情在书写俄罗斯历史时段里得到展示，之后就是作者领路进行的深入思考。

而当下的俄罗斯社会生活是怎样的？投射到文学又是怎样的？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现在的中青年作家有的虽然在本国已经功成名就，但是在中国知晓度还是很低。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郑体武称，很多人跟他谈法国、日本、德国文学今天是怎么样的，却很少有人提俄国文学怎么样。他认为，对俄罗斯文坛现状的无知也流露出了，我们包括普通中国人，对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人生活状态的无知。苏联解体后的25年，他们经历了什么？

郑体武指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当代文坛大体上呈现出转型的特征，这种转型指的是思想上、创作方法的特征，这也是很大的题目。凡是历史上的文学转型期，往往一个人身兼多职。像鲁迅时期的很多文人既是学者也是翻译家，转型时期往往会这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21世纪初都体现了文体综合性和体裁的综合性，现在中国文学上比较流行写流水帐，这种现象在俄罗斯当代文坛也有。日记承载了比传统日记更多的功能，表面是日记实际上是杂糅的创作方式。

郑体武对于从外部角度观察当代俄罗斯文坛，给出了途径和角度：“需要把握俄罗斯文学的国家与文学这样的特殊关系上的角度。俄罗斯文学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文学都不一样，就是因为俄罗斯文学和国家的关系非常特殊、非常复杂，所有的俄罗斯文学，作家、诗人、学者，都赞成这样的说法，因此研究观察俄罗斯文学，仅仅从文学本身的角度是不足的，尽管这一个角度我们花一辈子研究可能都不够。俄罗斯人有两极性，一方面他们是天生的国家主义者，渴望有一个沙皇这样的人来领导，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俄罗斯历史、自然等等方面，他们也是天然无政治。俄罗斯双头鹰的形象，一边是无政府主义者，一边是国家主义者。”

“如果我们强调了自由主义的角度，俄罗斯文学受国家干预太多了，甚至普希金的作品不能幸免，但是有没有仔细想过，他为什么和国家之间有这样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是因为俄罗斯的性格。俄罗斯的民族特点，非常重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俄罗斯任何时候都可以大行其道，就是因为俄罗斯本身性格讲文以载道，文学不是你纯粹的文学，文学要承担很多很多的功能。从国家主义的角度讲，国家认为文章乃精国之伟业，乃不朽之盛事。国家当然有责任关心文学，从这角度看苏联解体以后，这个传统没有泯灭。”

郑体武举例子，今年4月，第二次俄罗斯国家文学大会上有意见认为俄罗斯语言文化的现状已经到了国家非关心不可的时候了，并称：“现在年轻人讲的俄语，已经不是俄语语音了，听上去像英语，甚至电视台主持人讲话都不像标准的俄语，经常把外来词拿过来。思维也已经都西化了，尤其是年轻人思维都西化了，不是俄语思维而是西方英国式思维。”该意见还指出，“青少年在求学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国家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全社会的责任，作家有责任，出版社有责任，教师有责任，甚至新闻记者都有责任，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也有责任。” 对于俄罗斯当代文学不景气的说法，郑体武提出新的角度，他介绍说俄罗斯现在有文学奖项374种，其中有政府性质的也有地方性质的，多是民间行为，由各种基金会设立，奖金少则几千美金，多则上十万美金。此外俄罗斯现在的文学期刊繁杂，但大多印数只有两三千，有些时候是求寡头资助才得以存活。郑体武认为文学确实也是全民关注的事业，俄罗斯文学的现状是好是坏，他不急于下判断。中国俄侨文学研究看到什么？

俄罗斯文学，是由所谓主流文学与地下文学，以及俄罗斯境内和境外的文学，组合而成的。其中，侨民文学也是非常重要组成部分。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教授王亚民是这方面的专家，她回忆道，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关注在华俄侨，最早的研究文章是1992年开始的，至今24年。她将这24年梳理称三个阶段：一个是1992年-2001年作为起步阶段，2002-2009年系发展的阶段，2010年-2015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王亚民指出，24年来的整体刊发量还是特别少的，仅有114篇研究，群体和受众也有限，其中有历史断层的原因。

王亚民的另外一个研究是中国俄侨文学属性的问题，到底是俄罗斯文学还是中国文学？她称现在已经把它纳入到中国文学研究中。不仅仅是俄罗斯这块，还把日系纳入进来，她解释称“这与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系”。

同时王亚民指出如今的侨民文学研究问题还是很多：

“一是我们对 邻居 关注不够。从俄侨文学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刚好可以作证这一点，而且研究成果不丰富。另外研究质量不高，就是主题研究多，其他艺术性、思想性的几乎不涉及。第三，是研究视野不开阔，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就文学而进行文学研究。你想我们实际上跨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而且俄罗斯侨民文学不止我们在研究，还有法国、巴黎、美国也在做，我们做的比较研究几乎没有。第四，是批评和争鸣根本没有形成有效对话，我们还是在自己小圈子里面讨论，基本上是各说各话，各自为政。

第三篇：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在中国知名的诗句(俄、英、汉对照)

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文：William Blake；俄文：Уи́льям Блейк）在中国最知名的四句诗：

Уви́деть мир в одной песчинке, И космос весь — в лесной травинке, Вмести́ть в ладони бесконечность, И в миге мимолётном вечность.这是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一首长达132行、名为《天真的预兆》（Auguries of Innocence）的长诗的俄文译文。是开头四行。在英国，这首长诗似乎并不著名，没有收在布莱克几本主要诗集里，评论家也不谈。活着的时候知者甚少，直到20世纪初才被挖掘出来。但在中国，他最出名的诗句就是这四句。

1919年，周作人在《少年中国》一卷八期上发表了《英国诗人勃来克的思想》一文，首次介绍了布莱克诗歌艺术的特性及其艺术思想的核心。文中说，布莱克是诗人、画家，又是神秘的宗教家；并第一次译出布莱克长诗《天真的预言》的总序中的这四句：

一粒沙里看出世界，一朵野花里见天国。在你掌里盛住无限，一时间里便是永远。

四句诗的英文原文：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中文译本不下二三十种，如：

在一颗沙粒中见一个世界，在一朵鲜花中见一片天空，在你的掌心里把握无限，在一个钟点里把握无穷

—— 《布莱克诗集》上海三联，张炽恒 译

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 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

—— 丰子恺《渐》中引用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于掌心 永恒无非是刹那时光

—— 杨振宁引自台湾散文家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无限掌中置，刹那成永恒。

——徐志摩

译

第四篇：中国十大诗人档案

中国十大诗人

中国十大诗人，也称“中国近现代十大诗人”，一般是指中国近代、现代活跃于中国诗坛，并且推动了文学繁荣发展，具有影响力的诗人总称，在中国诗史上说法不一，较为公认指：胡适、艾青、徐志摩、海子、洛夫、汪国真、易白、北岛、舒婷、席慕蓉、食指。他们或曾经文坛活跃一时，却凭借风靡国内外的经典诗歌代表作被读者所铭记。

中国十大诗人之说最初起源于网友的讨论，一直到2016年一位热衷研究中国诗歌史的外国诗歌学者对中国互联网讨论十大诗人的数据进行了详细的比对，并收集诗人的作品进行研究，最后写了论文加以论证，才最终形成了比较有说服力的“中国十大诗人”之称。

简称由来

十大诗人之说，由来已久。但十大诗人的名字，其说互有出入。外国诗学者和文学研究者的论文说法不一，一直到2016年一位学者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做了各种统计数据，通过数据的显示，他客观论证了胡适、艾青、徐志摩、海子、洛夫、汪国真、易白、北岛、舒婷、席慕蓉、食指等十大诗人是较为普通公认的说法。

他们还专门收集了这些诗人生平创作过的作品，以及这些诗人生平对中国诗坛乃至中国文坛的影响等等，做了各种数据性的评估和论证，最终形成了十大诗人的名单。尽管这只是外国诗歌学者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当代诗歌历史的研究报告，但却被广泛公认。

NO.1 胡适（已故）

诗人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一、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

一、自由主义的先驱。

二、拥有三十六个博士头衔。

三、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NO.2 艾青（已故）

诗人艾青（1910年3月27日－1996年5月5日），原名蒋正涵，号海澄，曾用笔名曾用莪加、克阿、林壁等，浙江省金华人。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诗的代表诗人之一。主要作品有《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诗选》。

朴素、凝练、想象丰富、意象独特、讲究哲理，是艾青诗歌的一贯特点。艾青的作品一般是描写太阳、火把、黎明等有象征性的事物，表现出艾青对旧社会的黑暗和恐怖的痛恨以及对黎明、光明、希望的向往与追求。从诗歌风格上看，解放前，艾青以深沉、激越、奔放的笔触诅咒黑暗，讴歌光明；建国后，又一如既往地歌颂人民，礼赞光明，思考人生。他的“归来”之歌，内容更为广泛，思想更为浑厚，情感更为深沉，手法更为多样，艺术更为圆熟。建国后出版的诗集有《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海岬上》《春天》《归来的歌》《彩色的诗》《域外集》《雪莲》《艾青诗选》《鱼化石》等。艾青以其充满艺术个性的歌唱卓然成家，实践着他“朴素、单纯、集中、明快”的诗歌美学主张。

NO.3 徐志摩（已故）

诗人徐志摩（1897.1.15～1931.11.19），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南湖、海谷、云中鹤等笔名。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

徐志摩是由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返国后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往后他便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并加入文学研究会。他与胡适、陈西滢等人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徐志摩担任翻译。徐志摩曾游历苏、英、美、日、印、德、意、法等国家进行自修，并于1926年回国后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他参加创办新月书店，并在《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徐志摩于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后来徐志摩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徐志摩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是诗，被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英年早逝，实属天妒。

NO.4 海子（已故）

诗人海子（1964—1989）原名查海生，安徽怀宁县人。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山海关卧轨自杀。从1984年的《亚洲铜》到1989年的《春天，十个海子》，海子创造了数量惊人的诗歌作品，出版作品有长诗《土地》、短诗选集《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海子的诗》等。

海子先后于1986年、1988年获五四文学大奖赛特别奖，《十月》文学奖荣誉奖。其诗作影响、感召了一代青年学子；海子去世后，其作品很快得到诗坛承认并给予极高评价，有关海子诗歌的深度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之一。其主要作品有：诗剧《太阳》、诗剧《断头篇》、诗剧《但是水，水》，长诗《土地篇》，第一合唱剧《弥赛亚》，仪式和祭祀剧《弑》，诗体小说《你是父亲的好女儿》。其部分作品被收入近20种诗歌选集并入选各类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教材。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人一生要读的60首诗》，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入选而跻身于几十位中外名家之中。

海子是个极有天赋的诗人，他独有的自由率真的抒情风格、对生命的崇高的激情关怀、对美好事物的眷恋，使其诗具有童真梦幻般的吸引力。对死亡的特有的敏感也让他的一些诗作带着一层神秘抑郁悲观的色彩。在艺术手法上，其诗多采用寓言、纯粹的歌咏和遥想式的倾诉三种表现方式，但散漫的抒写并没有影响他语言的特殊节奏和对字句的锻炼。

NO.5 洛夫

诗人洛夫，1928年生于湖南衡阳，1949年离乡去台湾，1996年移居加拿大。洛夫是台湾现代诗坛最杰出和最具震撼力的诗人。

早年为超现实主义诗人，由于表现手法近乎魔幻，因此被诗坛誉为“诗魔”，台湾出版的《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如此评称：“从明朗到艰涩，又从艰涩返回明朗，洛夫在自我否定与肯定的追求中，表现出惊人的韧性，他对语言的锤炼，意象的营造，以及从现实中发掘超现实的诗情，乃得以奠定其独特的风格，其世界之广阔、思想之深致、表现手法之繁复多变，可能无出其右者。”吴三连文艺奖的评语对他更为肯定：“自《魔歌》以后，风格渐渐转变，由繁复趋于简洁，由激动趋于静观，师承古典而落实生活，成熟之艺术已臻虚实相生，动静皆宜之境地。他的诗直探万物之本质，穷究生命之意义，且对中国文字锤炼有功。”国内外研究洛夫作品之专著颇多，已出版有：《诗魔的蜕变：洛夫诗作评论集》、《洛夫与中国现代诗》、《洛夫评传》、《一代诗魔洛夫》、《漂泊的奥义》、《洛夫：诗、魔、禅》，《洛夫长诗<漂木>十论》，《大河的雄辩——洛夫诗作评论集（第二部）》等。2001年洛夫凭借长诗《漂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NO.8 汪国真(已故)

诗人汪国真，生于1956年，祖籍福建省厦门市，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汪国真在1990年出版第一本《年轻的潮》后引起轰动，他的诗集发行量创有新诗以来诗集发行量之最。

诗集和小语集，连续获得三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汪国真的诗歌，主题积极向上、昂扬而又超脱。在表达方式上，其作品经常是人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其着眼点是生活的导向实践，并从中略加深化，然后采用明白畅晓得语言写出一些哲理。其诗更主要的是一种超然、豁达、平易、恬淡的人生态度。这种站在人生的更高层次的俯视现实中的一切，被称为“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而所谓这种人生态度，实际就是对中国自宋元以来传统诗歌那种豁达、飘逸、潇洒、超脱的人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NO.6 易白

诗人易白，字一心，本名王增弘，1986年生于广东汕头，中国当代著名独立学者，先后出版发行有诗集《心界》，文集《偶然记录》、《一心》，长篇小说《逃兵》，唱作发行音乐专辑《走走走》、《那人那事》，其中《亡魂之歌》、《故乡的港口》、《门缝窥人》、《抹不去的彝乡记忆》、《嘴》、《子弹的爱》、《蚂蚁的呐喊》、《七觉》、《容许》、《宣告》、《跳题》、《礁石在论证》、《我并不在乎死神》、《披上婚纱的思念》《疯子的表达》、《荡漾的乡愁》、《离开部队的日子》、《种子的选择》、《梦里梦外》等作品轰动一时，被多家报刊媒体刊发和转发，诗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并引发了易白现象。

他除了是画家、诗人、作家同时也是词人、作曲家、歌手、哲学家、思想家、评论家，被誉为艺术天才。他凭借其作词作曲演唱的系列民谣歌曲一举成名，奠定了“天才神话”，不仅是艺术领域的多面手，也是易心派诗歌创始人，从军队退役后，看到商业文学和伪文学烂泥充数，曾大力呼吁文人们多创作“正能量”文学作品给予读者心灵温暖，并倡议当代文人们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研究创作文学，他极力反对资产阶级商业运作文学，曾多次呼吁作家们要拒绝功利写作，是中国互联网文学革命的发起人和精神领袖，被誉为“文学教父”。NO.7 北岛

诗人北岛，原名赵振开，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先后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学金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的荒诞现实，造成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贵，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显著的艺术特征，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造成了北岛诗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著有诗集《太阳城札记》、《北岛诗选》、《北岛顾城诗选》等。

NO.8 舒婷

诗人舒婷，女，1952年出生于福建石码镇，中国当代女诗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

舒婷，原名龚佩瑜，从小随父母定居于厦门，1969年下乡插队，1972年返城当工人，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0年至福建省文联工作，从事专业写作。1979年4月，《诗刊》从《今天》上选发了舒婷的《致橡树》，两个月后，又发表了她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这也是一切》。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04月28日再次高票当选厦门文联主席。

NO.9 席慕容

诗人席慕蓉（1943年10月15日—），全名穆伦·席连勃，当代画家、诗人、散文家。

1963年，席慕蓉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1966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完成进修，获得比利时皇家金牌奖、布鲁塞尔市政府金牌奖等多项奖项。著有诗集、散文集、画册及选本等五十余种，《七里香》、《无怨的青春》、《一棵开花的树》等诗篇脍炙人口，成为经典。席慕容的作品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

NO.10 食指

诗人食指，本名郭路生（1948—），山东鱼台人。朦胧诗代表人物，被当代诗坛誉为“朦胧诗鼻祖”。高中毕业。被称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

食指之所以取名为“食指”。一是因为：“郭路生的母亲名叫石维元故有 “石之子”之意。二：在中国，作为诗人，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都存在无形的压力。但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三：食指先生少时尊师，“师”与“食”谐音。

第五篇：中国十大诗人资料

中国十大诗人资料

NO.1 胡适（已故）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一、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

一、自由主义的先驱。

二、拥有三十六个博士头衔。

三、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NO.2 艾青（已故）

艾青（1910年3月27日－1996年5月5日），原名蒋正涵，号海澄，曾用笔名曾用莪加、克阿、林壁等，浙江省金华人。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诗的代表诗人之一。主要作品有《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诗选》。

朴素、凝练、想象丰富、意象独特、讲究哲理，是艾青诗歌的一贯特点。艾青的作品一般是描写太阳、火把、黎明等有象征性的事物，表现出艾青对旧社会的黑暗和恐怖的痛恨以及对黎明、光明、希望的向往与追求。从诗歌风格上看，解放前，艾青以深沉、激越、奔放的笔触诅咒黑暗，讴歌光明；建国后，又一如既往地歌颂人民，礼赞光明，思考人生。他的“归来”之歌，内容更为广泛，思想更为浑厚，情感更为深沉，手法更为多样，艺术更为圆熟。建国后出版的诗集有《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海岬上》《春天》《归来的歌》《彩色的诗》《域外集》《雪莲》《艾青诗选》《鱼化石》等。艾青以其充满艺术个性的歌唱卓然成家，实践着他“朴素、单纯、集中、明快”的诗歌美学主张。

NO.3 徐志摩（已故）

徐志摩（1897.1.15～1931.11.19），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南湖、海谷、云中鹤等笔名。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徐志摩是由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返国后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往后他便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并加入文学研究会。他与胡适、陈西滢等人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徐志摩担任翻译。徐志摩曾游历苏、英、美、日、印、德、意、法等国家进行自修，并于1926年回国后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他参加创办新月书店，并在《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徐志摩于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后来徐志摩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徐志摩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是诗，被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英年早逝，实属天妒。

NO.4 海子（已故）

海子（1964—1989）原名查海生，安徽怀宁县人。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山海关卧轨自杀。从1984年的《亚洲铜》到1989年的《春天，十个海子》，海子创造了数量惊人的诗歌作品，出版作品有长诗《土地》、短诗选集《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海子的诗》等。海子先后于1986年、1988年获五四文学大奖赛特别奖，《十月》文学奖荣誉奖。其诗作影响、感召了一代青年学子；海子去世后，其作品很快得到诗坛承认并给予极高评价，有关海子诗歌的深度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之一。其主要作品有：诗剧《太阳》、诗剧《断头篇》、诗剧《但是水，水》，长诗《土地篇》，第一合唱剧《弥赛亚》，仪式和祭祀剧《弑》，诗体小说《你是父亲的好女儿》。其部分作品被收入近20种诗歌选集并入选各类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教材。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人一生要读的60首诗》，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入选而跻身于几十位中外名家之中。海子是个极有天赋的诗人，他独有的自由率真的抒情风格、对生命的崇高的激情关怀、对美好事物的眷恋，使其诗具有童真梦幻般的吸引力。对死亡的特有的敏感也让他的一些诗作带着一层神秘抑郁悲观的色彩。在艺术手法上，其诗多采用寓言、纯粹的歌咏和遥想式的倾诉三种表现方式，但散漫的抒写并没有影响他语言的特殊节奏和对字句的锻炼。

NO.5 洛夫

洛夫，1928年生于湖南衡阳，1949年离乡去台湾，1996年移居加拿大。洛夫是台湾现代诗坛最杰出和最具震撼力的诗人。早年为超现实主义诗人，由于表现手法近乎魔幻，因此被诗坛誉为“诗魔”，台湾出版的《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如此评称：“从明朗到艰涩，又从艰涩返回明朗，洛夫在自我否定与肯定的追求中，表现出惊人的韧性，他对语言的锤炼，意象的营造，以及从现实中发掘超现实的诗情，乃得以奠定其独特的风格，其世界之广阔、思想之深致、表现手法之繁复多变，可能无出其右者。”吴三连文艺奖的评语对他更为肯定：“自《魔歌》以后，风格渐渐转变，由繁复趋于简洁，由激动趋于静观，师承古典而落实生活，成熟之艺术已臻虚实相生，动静皆宜之境地。他的诗直探万物之本质，穷究生命之意义，且对中国文字锤炼有功。”国内外研究洛夫作品之专著颇多，已出版有：《诗魔的蜕变：洛夫诗作评论集》、《洛夫与中国现代诗》、《洛夫评传》、《一代诗魔洛夫》、《漂泊的奥义》、《洛夫：诗、魔、禅》，《洛夫长诗<漂木>十论》，《大河的雄辩——洛夫诗作评论集（第二部）》等。2001年洛夫凭借长诗《漂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NO.8 汪国真(已故)

汪国真，生于1956年，祖籍福建省厦门市，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汪国真在1990年出版第一本《年轻的潮》后引起轰动，他的诗集发行量创有新诗以来诗集发行量之最。他的诗集和小语集，连续获得三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汪国真的诗歌，主题积极向上、昂扬而又超脱。在表达方式上，其作品经常是人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其着眼点是生活的导向实践，并从中略加深化，然后采用明白畅晓得语言写出一些哲理。其诗更主要的是一种超然、豁达、平易、恬淡的人生态度。这种站在人生的更高层次的俯视现实中的一切，被称为“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而所谓这种人生态度，实际就是对中国自宋元以来传统诗歌那种豁达、飘逸、潇洒、超脱的人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NO.6 易白

易白，字一心，本名王增弘，1986年生于广东汕头，中共党员，是从军队退役的博学者。先后历任普宁易学研究院秘书长、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成都军区分院）画家、中国美术书法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学研究院院长、马列主义文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青年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当代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互联网文学联盟主席等职，系国际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先后出版发行有诗集《心界》，文集《偶然记录》、《一心》，长篇小说《逃兵》，唱作发行音乐专辑《走走走》、《那人那事》，其中《亡魂之歌》、《故乡的港口》、《门缝窥人》、《抹不去的彝乡记忆》、《嘴》、《子弹的爱》、《蚂蚁的呐喊》、《七觉》、《容许》、《宣告》、《跳题》、《礁石在论证》、《我并不在乎死神》、《披上婚纱的思念》《疯子的表达》、《荡漾的乡愁》、《离开部队的日子》、《种子的选择》、《梦里梦外》等作品轰动一时，被多家报刊媒体刊发和转发。

他除了是画家、诗人、作家同时也是词人、作曲家、歌手、哲学家、思想家、评论家、设计师，被誉为艺术天才。他凭借其作词作曲演唱的民谣歌曲《花儿又开》一举成名，奠定了“天才神话”，他除了是艺术领域的多面手，也是易心派诗歌的创始人、马列主义文艺哲学思想的推行者。从军队退役后，看到商业文学和伪文学烂泥充数，他大力呼吁网络文友多创作“正能量”文学作品给予读者心灵温暖，并倡议当代文人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研究创作文学，他极力反对资产阶级商业运作文学，曾多次呼吁作家们要拒绝功利写作，是中国互联网文学革命的发起人和精神领袖。

NO.7 北岛

诗人北岛，原名赵振开，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先后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学金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的荒诞现实，造成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贵，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显著的艺术特征，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造成了北岛诗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著有诗集《太阳城札记》、《北岛诗选》、《北岛顾城诗选》等。

NO.8 舒婷

舒婷，女，1952年出生于福建石码镇，中国当代女诗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舒婷，原名龚佩瑜，从小随父母定居于厦门，1969年下乡插队，1972年返城当工人，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0年至福建省文联工作，从事专业写作。1979年4月，《诗刊》从《今天》上选发了舒婷的《致橡树》，两个月后，又发表了她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这也是一切》。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04月28日再次高票当选厦门文联主席。

NO.9 席慕容

席慕蓉（1943年10月15日—），全名穆伦·席连勃，当代画家、诗人、散文家。1963年，席慕蓉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1966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完成进修，获得比利时皇家金牌奖、布鲁塞尔市政府金牌奖等多项奖项。著有诗集、散文集、画册及选本等五十余种，《七里香》、《无怨的青春》、《一棵开花的树》等诗篇脍炙人口，成为经典。席慕容的作品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

NO.10 食指

食指，本名郭路生（1948—），山东鱼台人。朦胧诗代表人物，被当代诗坛誉为“朦胧诗鼻祖”。高中毕业。被称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

食指之所以取名为“食指”。一是因为：“郭路生的母亲名叫石维元故有 “石之子”之意。二：在中国，作为诗人，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都存在无形的压力。但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三：食指先生少时尊师，“师”与“食”谐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