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新动态

第一篇：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新动态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新动态

—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五届年会综述

李维林 周琳琳

摘要：本文根据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和代表提供的论文及研讨情况，综合阐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及齐鲁文化本土化与国际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发展新动态及特色。计量分析、学科交叉、中西比较等分析方法拓展深化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与内容，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融入国际学术主流。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于2012年10月20日至22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本届年会由山东大学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全国近50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年会。本届年会共收录论文64篇，其中古代部分16篇，近代部分27篇，现代部分11篇，综合类部分10篇，共计70余万字。与会代表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新中国的经济思想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展开深入研究。会议总结了上届年会以来学会开展的各项工作，并就本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优秀学术成果进行了表彰，同时进行了换届选举。

山东大学校领导曹升元总会计师致欢迎辞，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董志凯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唐任伍教授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常务副院长胡金焱教授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严清华教授就十四届年会以来的学会事务及学科发展情况做了工作报告。随后，大会根据安排，进行了热烈的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

一、增补改选理事会成员，表彰优秀学术成果

本次年会的一项重要议题是就年会理事会进行增补改选。根据学会规则，经全体表决通过，唐任伍教授当选会长，增选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程霖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山东大学赵梦涵教授、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曹旭华教授、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教授为 1

212 李维林，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

周琳琳，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学会副会长。在原来的基础上，增补了部分常务理事和理事。本届年会还进行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第七届优秀科研成果的评奖和颁奖活动，共评出著作类一等奖2名，二等奖2名；论文类一等奖4名，二等奖3名，以鼓励学会成员积极深入研究，推动学科进一步繁荣发展。

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扩展充实

总体上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内容和领域有新的扩展

一些学者尝试从新颖的视角研究传统经济思想问题，以其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展示当时的社会思潮及经济思想，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本学科研究的视野和增长点，丰富和充实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齐海鹏教授在论文《论陆贽的财政思想》中，阐述了陆贽“以人为本”的财政、赋税思想，并对其“足食先备灾”的思想、关于财政管理和调控的思想进行了阐述和评价。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董平均教授在读《史记·货殖列传》后，撰写了论文《释燕蓟“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从燕国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原因，繁荣的工商业活动、四通八达的交通等方面阐释了燕都蓟城成为北方各民族经济交流中心的原因。复旦大学历史系张海英教授在论文《明清地方志中的经济思想（初稿）》中，站在经济思想史的角度，从“对明清时期民众趋利性社会思潮的客观性认可”、“民间‘奢靡’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方志中关于商人的记载”三方面挖掘了方志中丰富的思想史、社会学资料价值。

（二）研究方法注重中外对比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祖先留下的丰厚遗产，不能简单的由外国舶来经济思想所代替，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中国经济思想的特殊形成原因和实践成果，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岳翔宇在论文《气候变冷、粮食减产与重农理论：对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与十七世纪法国的考察》中，考察了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气候变冷、农业减产与晁错“贵粟论”的关系，提出“气候变冷——粮食减产——农民受灾——政策应对不及或不全面——政策批判（重农理论）”的理论发生机制，并与十七世纪法国“气候变冷——阿吉尔贝尔重农理论”做了比较，创新性的分析了气候与理论形成之间的关系，通过特殊时期情景分析，得出了天灾与政府作为、政策批判（重农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张华勇在论文《中国宋代纸币准备金思想研究》中追溯了宋代纸币的产生及其准备金思想，通过比较中西方早期纸币准备金的不同，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理念上的差异。

（三）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力求古为今用

研读本届年会收录的诸多论文可以发现，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加注重发现传统经济思想的现实服务功能，将课题研究与实际经济发展问题相结合，“求教于方家”，力求古今融通、古为今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玉峰教授在论文《中国古代粮食思想和政策探析》中，指出古代“重粮贵粟”思想和制度，对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和粮食增产，维护国家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并结合我国粮食供需矛盾突出的现实问题，探析了古代粮食储备、粮价调控、粮食赈济等思想和政策的现实借鉴和指导意义。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周宇副教授在论文《桑弘羊“轻重”学说的经济学意义分析》中，站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视域内观察，充分肯定了“轻重”学说在理解市场机制，矫治市场弊端方面的意义。安徽财经大学张俊副教授在论文《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价值逆转：养民抑或分利？》中，研究了农村公共供给经济思想的政策价值、价值逆转的事实及内在根源，建议政府摒弃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工具理性思维，接受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价值理性，走出农村公共品供给低效的困境。类似的论文还有《荀子思想对现代金融监管的启示》、《先秦诸子的货币观点及现代启示》（边东平）。

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拓展不断深化

此次年会，中国近代思想史提供的论文较多，共有27篇。仔细研读可以发现，学者们的研究内容主要以人物及其思想研究为主，同时，专题研究内容丰富；观点鲜明，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中西结合，对比分析。

（一）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有新的拓展与深化

一些学者以历史人物或学派思想为线索，对近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和理财家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梳理，从而使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有了新的拓展与深化。海南大学三亚学院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室王毅武教授在论文《论孙中山与中国近代经济理论》中，研究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基本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肯定了三民主义的现实意义。福建江夏学院刘慧宇教授在论文《杨荫溥通货膨胀思想评述》中，梳理和评价了杨荫溥的通货膨胀思想及其相关政策主张。西南财经大学付志宇教授在论文《近代税收学的创建者、中国直接税制的开创人——李锐》中，对李锐在直接税体系建设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了研究，肯定了其直接税制开创者的地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研究生熊维刚、吕麒在论文《刘大钧工业化思想述评》中，从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国家经济与地方经济、产业协调发展等方面对刘大均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严清华教授、博士生刘婧宇在论文《民国“红色教授”彭迪先的货币思想》中，考察了彭迪先的货币思想和政策建议。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于秋华教授在论文《<建国方略>

与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中，归纳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线索，评价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从中反思其对中国未来工业化建设的有益启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李俊在论文《魏源的经济思想》中以《海国图志》为中心对魏源经济思想的背景、新观点、新问题进行了概括说明，并评价了其对中国及东亚地区的影响。湖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的蔡志新、周建华在论文《反清民主革命英烈徐锡麟经济思想评析》中，对徐锡麟的农工商业论、财政论和义利观做了总结和评价。浙江科技学院的喻梅在论文《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述评》中，从加强政府惩戒违规注册会计师、提高入行门槛、提升职业道德、放松监管行业公会四个方面研究了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河南中医学院谭备战副教授在论文《论张静江的经济建设思想》中，以当时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分析了其以民生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建设思想及现实借鉴意义。

（二）专题性经济思想研究有进一步发展

学者们通过对经济思想专题的研究，将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发展脉络进行总结分析，旨在增强读者对某专题的系统性理解。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教授、博士生缪德刚在论文《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金融思想研究——兼论中国近代化转型中的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中，阐释了中国近代农村土地金融思想产生的经济环境、制度基础和实施绩效，并分析了土地金融思想对于土地构建的动态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华雄教授、博士生饶丹雪在论文《民国时期（1912-1949）人寿保险思想概述》中，重点描述了民国时期不同时期的人寿保险业发展特点、人寿保险理论及人寿保险运营思想，并肯定了这些具有阶段性时代特色的保险思想时代性理论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陈瑞在论文《从国货运动看近代经济思想的变迁》中，考察了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状况，力图证明国货运动是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重要因素。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璇博士在其论文《中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评论>与民国后期的经济思想》中全面系统的分析了《经济评论》的期刊创办情况及内容，进一步挖掘期刊的学术贡献、社会影响及现实启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熊金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教授在论文《民国时期地价税立法与实践》中，总结概括了民国时期的地价税研究、地价税法律体系，结合上海的地价税征收实践对当时的地价税进行了定位和评价。南京审计大学的夏寒、蒋大鸣在论文《试论民国事前审计制度》中对北洋政府时期的事前审计制度进行了考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马长伟在论文《近代中国纸币发行制度变迁及其效果》分析总结了晚清时期、南京临时政法时期和北洋时期纸币发行的经验教训。

（三）文献综述类研究不断加强

在本届年会中，有些学者通过对近代经济思想史进行了总体文献回顾，总结了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理清了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展望了其未来发展趋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研究对象的文献写作时间、所述历史事件的准确性及文献校勘的正确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叶世昌教授撰写了论文《对晚清若干经济思想史文献的辨误》，通过研究晚清经济思想史，对郑观应自述的《救时揭要》、《易言》的出版时间、外国银元在中国流通的历史进行了考证和辨误；对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的写作时间和文字、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的撰写年份进行了去伪存真的研究，并论证了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建议办银行的自述并非真实历史。这些分析界定，这对于研究者做出正确、恰当的评述十分重要。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严清华教授、博士生李詹在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基于当代期刊论文的考察》中，通过考察1979-2011年的期刊论文，分析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探寻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万红先教授在论文《民国时期经济学著作研究综述》中，以胡寄窗等学者的名篇著作为考察对象，通过作品来把握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王经纬在论文《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的经济思想文献评述》中，统计分析了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的664篇经济学学位论文，从青年学子视角管窥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概貌。这些综述研究不仅是对本领域已获得成果的总结，也有利于已有研究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发挥更好的基础作用。

四、新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理论性和现实性有所增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断推移，范围进一步拓展，时限不断延伸。在现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方面，学者结合当代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导向和政策实践，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深化。

（一）思想研究更加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钱津研究员在论文《新中国工业化思想评述》中深刻分析了新中国工业化思想和工业化腾飞现象，认为应该理性、客观的认识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区别。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在论文《“以粮为纲”的思想文化渊源及其评价》中着重分析了“以粮为纲”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历史局限性，结合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定背景，支持我们应该深彻转变这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以现代化农业支撑现代化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历史重任。内蒙古财经学院姜建华教授、教师邓强在论文《新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思想演进路径分析》中，从中国的产业结构研究思想入手，分析了马克思、毛泽东和当代西方的产业结构思想与理论，说明了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思想的演进路径。中南民族大学李天华副教授在论文《恽代英在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史的地位》

中，阐述了恽代英一系列经济思想，并肯定了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二）政策研究更为细密

对新中国经济思想的政策研究重在探讨经济思想的政策实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看待经济思想，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检验经济思想，有助于提高经济思想的生命力和持久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孙大权副教授在论文《赶超战略与平衡发展：翁文灏与马寅初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比较研究》中，通过对翁文灏的赶超工业化道路和马寅初的均衡发展道路进行比较分析，充分肯定了马寅初包括比较优势原则在内对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性。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陈东教授在论文《浅析经济体制与政府主导理财原则的选择》中，考察了“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大理财原则在中西方的运用，认为随着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多样化，不能片面强调“量入为出”，要考虑“量出为入”的可行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瞿商教授、郭旭红博士在论文《改革共识——市场共识——转型共识》中，总结叙述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上的三次大转变及其重要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张明在论文《集体合同与制度激励——以解放初期上海申新棉纺织一厂为个案的分析》中，探讨了解放初期民营企业的集体合同制度问题，并从理论依据和经验依据上证明了企业实行利益相关者管理更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彭聪、吴传清教授在论文《20世纪80年代中国区位经济学史研究》中，探讨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研究并作出客观评价。

五、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齐鲁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齐鲁文化的国内外交流有了长足发展，所以，研究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本届年会上，与会学者就齐鲁文化展开了细致梳理和分析，就齐鲁文化的代表人物和思想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讨论，形成了众多优秀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赵梦涵教授、李维林副教授在论文《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与本土化、国际化简论》中，界定了齐鲁文化的内涵和基本构成，详述了齐鲁文化两大主流学派儒学与管学经济思想的变迁、发展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当代的借鉴意义，并且对比阐明了鲁文化与齐文化经济思想的异同点，进而结合历史与现实，分析了齐鲁文化能够走向世界的成因。文章最大的亮点是从齐鲁文化的地域空间和思想基础方面提出并论证了周公是齐鲁文化先驱者和奠基者的论断；而且作者这种前后比较、中外联系的内容表述和研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推动了齐鲁文化本土化和国际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齐鲁文化由齐文化和鲁文化组成，鲁文化以儒学、墨学和兵学为代表，齐文化以管学为核心。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以管子为代表的齐文化进行了研究分析，如浙江科技学院经管学院曹旭华教授的论文《<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研究》、中央财经大学王文素教授的论文《“管晏”社会保障思想探究》、南京大学商学院蔡一教授的论文《<管子>论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等。同时，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朱德贵教授的论文《论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也从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四个方面总结概述了鲁文化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马涛教授在论文《民国时期上海民族金融家创业成功的精神动力》中，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于上海民族企业家创业成功中所起的作用；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郑小娟副教授在论文《略析徽商的“贾儒相通”观和儒商化取向》中，分析了贾儒相通对于徽州人从商道路的影响，这充分证明了齐鲁文化本土发展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

六、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尝试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麦茹博士在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应用现状、创新及发展趋势》中认为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借鉴吸收各种合适的研究方法，并肯定了计量学、统计学方法在研究历代灾荒和赈灾思想上的实用性，她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有较大的创新空间，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持乐观态度。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王昉副教授在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进》中指出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的应用丰富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一）中西交融

中外比较研究方法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呈现欣欣向荣之势。研读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王昉副教授的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进》可知，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一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建者就倡导开展中外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而且其研究视角更加注重中西交融和相互影响，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西方国家现代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邹进文教授的《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论文详述了中国近代对Economy、Economic中译名的演进过程，其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影响，也与当时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有关。代表性的论文还有《西方金融理论的传播与晚清金融思想及制度的转型》（程霖、岳翔宇）、《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张申）、《中西方货币思想变迁中的分流——中国传统货币思想与西方货币思想差异研究》（何业嘉）等。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西方重要经济思想进行了总结概括，如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岳清唐博士在论文《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报酬递增

思想》中，回顾了报酬递增思想的渊源和继承发展脉络；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郝延伟在论文《关于“大萧条”研究的文献梳理》中对大萧条的理论价值和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梳理。北京大学刘群艺副教授在论文《Rethinking Land Reforms in East Asia: Egalitarian or Inegalitarian?》中，对二战后中国和日本的土地改革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从土地改革的领导者思想起源及其生平介绍、土地改革法及执行机制、土地改革对于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效用评价等方面展开论述。

（二）计量研究方法

在本届年会所收录的论文中，一个重要的亮点是学者们对经济思想史学的研究更加注重学科结合、方法创新，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大放异彩。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学部James Kai-singKun、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马驰骋博士在论文《经济冲击、儒家文化与农民起义》中运用计量模型量化分析了农业歉收对农民起义的激发作用，而儒家文化则起到一定的削弱作用。其最大的贡献是用典型的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儒家文化对经济冲击的缓解作用，这极大地拓展了经济思想史的科研视野，让我们所熟悉的内容因参照物的改变而有了更为深刻、更加丰富的内涵。这是学科交叉研究的有机融合和有益尝试，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同时，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刘常青教授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原因——一个模型及其解释》中，也通过构建模型并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解释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孙圣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刘晓鸥博士在论文《历史计量学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沟通、合作与机遇》中，呼吁史学研究要和经济学方法相结合，兼容并包，相互补充，顺应时代的召唤，抓住发展机遇，将经济学分析工具和模型化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

此外，本届年会对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内容更为广泛、深入，出现了一些前瞻性、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的认识，增强了其解释现实的能力，为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前进动力。聂志红在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基本元素演变的脉络与逻辑》中，理清了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历史轨迹和基本逻辑线索，阐释了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朱成全教授、博士生王智莉在论文《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思想史双重视野》中，反思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赵亚明在论文《基于分工思想的经济学研究评述》中，对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探讨。

从本届年会丰富的学术观点和创新的研究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思想史未来 的发展路径将越来越宽。其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呈现出百家争鸣之态势；来自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交流探讨，形成兼容并包、学科融合的情形；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的有益尝试拓宽研究思路和视野，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融入国际学术主流。

A Summarization of the 15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Li weilin Zhou linlin(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topics and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f the 15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and it also comprehensively illustrates the main topics: Chinese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Chinese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Qilu Culture.The methods of econometric analysis,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have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then will greatly promote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ainstream.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the 15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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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积累的风险不断凸显和释放，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红利等基本面的变换也悄然进行。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国经济新常态。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原因，机遇与挑战，经济建设

经济新常态是指国家在经济发生危机后，通过调整进入到的一个缓速增长的“过渡期”，相对而言还有旧常态，旧常态是一种粗放经济发展方式，注重的是数量的递增以及成本的控制，而“新常态”则开始追求规模化以及质量化的发展目标，所以两者存在本质的差异性[1]。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

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7月末，总书记在与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11月 9日，习近平在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7.4%，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城镇就业持续增加，居民收入、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服务业增长势头显著，内需不断地扩大。习近平表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并定义了新常态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速度，这就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结构，这就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动力，这就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新常态并非经济转型成功并进入理想发展阶段的标志，相反，新常态表明中国经济进入诸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红利加速消失、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变得更强、结构转变压力加大的时期。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和改革进入新阶段使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发生转换的必然结果[2]。

二、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的原因

科学认识新常态，既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背景，又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既需要分析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又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从本质上看，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是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外因与中国经济的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外部因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持续释放负面影响。外部环境的剧变往往是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的“导火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我国出口下滑，工业生产大幅回落。二是世界经济“新常态”促进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形成。世界经济“新常态”下的总体持续低迷状态，直接降低了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速度。内部变化：中国经济内部的实质性特征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的根本原因。这些实质性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在进入新常态以前的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的数量扩张。在这一阶段，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生产资料成本（尤其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资料成本）相对较高。经济的最大竞争优势是由于劳动力成本较低而形成的较低商品价格。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粗放型扩张来实现。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向注重质量、追求效率的集约增长。这种转变既适应新常态下需求的趋势性新变化，又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

2.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首先，进入新常态的产业结构在孕育新的升级。一方面，供给能力过剩的传统产业要通过转产、兼并重组等方式化解过剩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环保产业和包括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在内的新兴产业要增加投资。其次，进入新常态的需求结构呈现积极的新变化。再次，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最后，区域结构有所改善。

3.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首先，经济发展所依靠的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由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转向人力资本质量优势和技术进步优势。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逐渐减弱。另一方面，我国的人力资本质量优势和技术进步优势逐步显现。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更加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从而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3]。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经济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经济新常态下，济增速虽然放缓，但经济规模决定的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态下的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中国经济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动力和保障。第三，在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逐年上升，已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部门。第四，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积极推动职能转变，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结合，共同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应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围绕转方式、调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在适应新常态发展过程中也会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为什么近两年全社会总是关注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这实际上是在新常态下各个方面不适应的表现。特别是我们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不足、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第三产业发展不均衡、体制机制改革需要加快、全面依法治国任务繁重等.因此，我们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上下功夫，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把加快发展与升级发展并重[4]。

四、建设好经济新常态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从各个角度、各个领域把经济新常态建设好。

1、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现在，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并逐渐形成主流。这就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得到提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2、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足，急切需要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的涌现，一定要创新投融资方式，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5]。

3、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我们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4、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使矛盾得到化解。

5、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6、从市场竞争方面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7、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8、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9、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

[6]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经济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就是要‘补短板’，把该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是要‘强实体’，把该给的政策给足，夯实发展的微观基础。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相信，只要坚持创新思维，坚持改革，经济新常态建设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张伟菊.积极面对经济新常态实现中国发展改革新突破[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15:210.[2]齐建国，王红，彭绪庶，刘生龙.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形成机制[J].经济纵横,2015,3:7-17.[3]高建昆,程恩富.论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认识、适应与引领[J].当代经济研究，2015,9:51-59.[4]张占仓.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新趋势[J].河南科学,2015,33(1):91-98.[5]李佐军.引领经济新常态应解决十二大难题[J].中国中小企业,2015(2):72-77.[6]王一鸣.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J].政策瞭望,2014(12):52-54.

第三篇：修辞视野下的思想史研究

在学术研究中，人们一向把“修辞”（rhetoric）定义为是说服的艺术，它是在承认理性所具有的作用的基础上，强调理性的真理如果要被人们所接受的话，必须借助于修辞。目前，也有很多学者又将修辞看成是有意图的语言行动，这样的界定就扩大了上述修辞定义的内涵。无论怎样理解，就修辞本身来说，它一直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与历史研究领域泾渭分明，分殊甚大。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语言转向”，后又提出“修辞转向”。（李宏图、胡传胜译：《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目前，修辞学正在成为历史研究，同时也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欧洲，以昆廷·斯金纳为领军人物的“剑桥学派”重视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和文本；而在美国，以海登·怀特为代表，重视历史叙事中的语言和修辞，两者形成了目前历史研究“修辞转向”的不同路径和流派。（这里只是大体上做出这样的概括，当然这并不表明斯金纳不关注历史的修辞性解释，同样，也不意味着海登·怀特不重视文本问题）

为什么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这样的修辞转向，其原因比较复杂，除了对以往在历史研究中一直强调历史的事实和规律的不同认识之外，再就是对历史研究的客体有了新的理解。如果说历史研究是对过去的世界，或者说社会做出解释，那么现在，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将这个过去的世界与社会分为两种：一是实体性的社会，二是由仪式、象征与语言所构成的虚体社会，即如霍布斯所说的“人工的世界”。过去，历史研究关注于实体的世界，现在开始重视这个“人工的世界”。而这个“人工的世界”的变化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所运用不同的语言而引起的，或者说，我们是通过运用不同词语进行描述与评价的方式来改变与建构着这个“人工的世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修辞就成为理解这个“人工的世界”的独特的重要内容，修辞性的再描述和再评价的功能自然也就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

具体而言，就思想史研究与这个“人工的世界”的关系来说，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所运用的某些特定的词汇改变了内容或视角，或者该词汇本身被废弃，我们需要对此进行追溯和研究。例如“政府”，在16、17世纪时的一批思想家那里，都称为“公民政府”（civil government）,为什么后来就不再这样称呼，而没有了“civil”这样的前缀词。（例如，洛克的《政府论》这个标题就是用“civil government”这样的词语）

第二，我们用来描写和评价我们这个社会与世界的词汇的含义始终并不固定，有时甚至相反。例如马基雅维里将慷慨看成为美德，而在欧洲其他地区则为恶行。

第三，在任何社会中，我们所接受的概念含义和观念的变化（如转换，衰退、取消或者不被接受）常常体现为一种修辞。斯金纳说：“没有一般概念的历史，只有其在辩论中用法的历史。”（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37页）这里的“辩论”指的就是修辞。因此，“概念”不能仅仅归结为意义，相反，某个概念的意义维度始终与语言行动相关联。（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37页）如对社会价值的变化与重新评价，在我们接受了某种社会价值观的时候，可能仅仅是由于修辞的劝说我们才得以接受。还有，同一件事情，起初人们并不接受，而在当你重新描写后，并且劝说了你的听众接受了你的重新描写，你也就接受了这一件事情，但没有人意识到这些修辞所表述的只是同一件事情。因此，修辞上所说的“打动”(move)就格外重要。对此，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在古代希腊，据记载，卡尼德斯前一天令人信服地说服人们支持这场正义的战争，在随后的第二天，他又同样将这场战争说成是非正义的，并成功地说服他们反对这场非正义的战争。因此，正如霍布斯所说，即使如果用演绎的方式来论证道德和政治原则是可能的，但我们的论点也决不会有说服力，除非我们用修辞艺术来加强这些论点。[!--empirenews.page--] 第四，在政治领域，修辞不仅是一种文法技巧，而且也成为了一种政治文化，从而影响了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发展。早在古代希腊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西塞罗就反复强调，公民科学的思想是由两种不可或缺的成分构成：一种是理性，这是使我们有能力揭示真理的能力；另外一种是修辞，这是使我们有能力以雄辩的方式展示真理的艺术。由于理性缺乏任何说服我们并把我们带向真理光芒的内在能力，这样，公民科学的一个关键性内容就是要有雄辩的艺术形式，即修辞学，其功能是以一种精心设计的说服人们的方式来说服人。这样的一种公民民主政治文化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成为了很多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如英国议会有论辩的传统，而法国则没有。英国议会的论辩在本质上则是一种修辞，由此，也使修辞成为了英国特有的一种政治活动、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而这样两个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反过来又对两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从这样的一种修辞性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我们可以揭示出，为什么英国的议会成为了能够对王权起着某种制约的力量，而在法国，则在几百年内没有召开过三级议会，形成了强大的王权。应该看到，这里所讲的修辞不仅是指文字上的，而且还包括了“雄辩”的演说。如果从历史上来看，早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它就已经成为了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因此也就成为了一个国家特有的政治文化。这样，我们就需要从修辞的视角来对此加以进行研究。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当我们在阅读思想家著作的时候，如果仅仅就其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常常会误解思想家们的原意。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回到思想家们当时的表述中去，关注思想家们为什么这样来表述，同时，探讨造成思想家们选择这样表述的因素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境。正如斯金纳所说，“任何言说必然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它旨在回应特定的问题，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任何试图超越这种语境的做法都必然是天真的”（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任军锋译，载《思想史研究》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斯金纳还认为，语境隐含在文本之中，思想史的研究就要从思想家们在写作文本的修辞中找出这些隐含的东西。有鉴于此，一批思想史研究者就格外重视“语境”。

仔细分析，我们可以把语境分为多方面的内容，它注重思想家当时所处的社会知识背景，探讨思想家们的这些著作产生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具体而言，着重探讨在那个时代所出现的词汇，这也可以称之为“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因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词汇的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页）。同时，“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就等于把握了在该时代人们理解特定政治言论的方式方法”。“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这样，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于是，“'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转引自满云龙：《思想·意识形态·语言--共和修正派与美国思想史学》，载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111页）因此，越把思想家的文本看做是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它的内容随着变化的场景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住其主旨。在这样的知识语境中，现存的惯例（conventions）也构成了被默会的和被预设的语境。例如，一个富有经验的议员与一个新议员之间的差别，除了其他事情之外，还在于前者能够抓住议会辩论的某些暗示，能够理解存在着的惯例和传统，能够分辨出在这之中所包含的潜在含义。另一方面，在语境中，还应该关注社会性的背景，或者叫做“社会语境”。任何思想家在表达自己的观念时，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需要在社会的氛围，社会心态和社会的变迁中来理解思想家在特定的状态下所做出的思想表达。在这方面，德国的思想史家科泽勒克则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他从社会的长期变迁中来研究思想家的思想表达，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来把握思想观念的变化。当然，具体来说，语境的内容还有很多，但无论如何，语境成为理解思想家思想的重要方法，没有了语境，我们就无法理解作者的思想和他们试图要表达的内涵，也就无从实现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思想史研究。如果说上述的语境构成了思想家们的当时的修辞情景(rhetoric situation)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自然便是，我们要关注思想家在这一修辞情景下对修辞的具体运用，即写作文本时的语言表述，也就是作者在表达论点、使用语言时的各个动作，按照修辞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言说行动（speech act）。对此，斯金纳说道，在我认为的可以区别的语言的两个维度之间，我明显地做出了区分：一是传统上所说的意义的维度，即对称是附属于词和句子的意义及其范围的研究；另一个最好称之为语言行动的维度，研究说话者在（及通过）使用各个词和句子时他们能够做的事情的范围。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也是行动”(words is deeds)。[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 ：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因此，以斯金纳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史研究者特别重视语言表达行动(illocutionary)，而不是语言表达效果(perlocution)。例如，如果我们在这个冬季说，“今年这个冬天真冷”这句话，仅仅从字面上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其含义，只有联系说话者所处的时间、地点以及他的语气和表达方式，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说话者所表达的真实含义。因此，从语言行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不仅仅重视思想家文本中的词汇，更应该关注思想家们对此是以何种方式、带有何种目的来言说，这也就是哲学家奥斯汀所称的怎样以言行事。因为词汇本身所包含的意义不可能一直固定不变，它要随着作者的表达方式而改变。正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具体到思想史研究，如对洛克《政府论》文本的解释，正像思想史家詹姆斯·塔利所说，对洛克《政府论》文本这样一个复杂的语言行动，必须要将作者的写作意图或作者在写作时做什么联系起来。正是将洛克《政府论》中的论财产权问题放在这样的语境和如何表述之中，塔利重新解释了财产权与美洲土著人的关系，认为，洛克的政治社会和财产权概念如何在理论上成熟地表达了早期殖民者的基本观点。（详见詹姆斯·塔利：《语境中的洛克》，梅雪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empirenews.page--] 一旦思想家们在运用修辞方法进行写作时，他们的作品便成为了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材料。在目前的思想史研究中，人们开始改变了对这些历史资料、这些思想家们著作的理解，不再简单地将其视为“著作”，而将其看做“文本”。这里所说的文本，思想史家们将其定义为语言的一种固定运用。认为“文本”不是一种客观如实的表达，而是作者修辞的产物。因此，在对这些文本的阅读和研究中，我们必须注意到作者、这些思想家们所使用的修辞方式，为什么在表述中要使用这样的字词和方式，形成这样的表达风格，如比喻式、讽刺式等。如果忽视这些修辞的存在，则必然将导致对思想家思想的误读。例如，思想家们在写作他们的“文本”时，常常采用多种修辞战略，如反讽，这一修辞技巧的运用就使其言语与意义造成了分离，如果对此不了解，还是按照字面意义来阅读的话，就会出现不应有的失误。在此，我们以霍布斯的《利维坦》为例。在《利维坦》中，霍布斯系统地使用了各种修辞方式：如使用发现主题、安排、修饰等古典修辞手段；使用将国家看做是“人工人”这样的隐喻；并运用6种嘲弄性的借喻：反语、讥讽、模糊讽刺法、幽默嘲笑法、类比讽刺法和肢体语言嘲笑法。还有其他一些修辞的方法，如倒置反复法、随意褒贬法、原级贬低法、质问法、说话中断法、层进法等等。面对运用这样多种修辞战略的文本，我们就必须要思考为什么该文本采取如此的组织方式，为什么使用这样的一套语言表达，为什么某些主张被特别提出来加以强调，为什么该文本表现出自身的这样一些特性和形式。也就是说，霍布斯通过自己的语言行动到底想要表达着什么。斯金纳在解析了霍布斯的这个文本的修辞战略之后，得出结论说，他是要提醒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公共权力产生于内心深处，产生于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在这些恐惧中，最可怕的是死亡，这是我们建立一个国家，并同意服从于它的主要原因。同时，霍布斯也通过这些修辞方式，讽刺了他的反对者和生动地刻画了他的这些反对者的荒谬之处。（详见昆廷·斯金纳：《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与修辞》，王加丰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无论是关注语境，还是重视文本的修辞战略，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有效的理解和解释。而当我们进入到思想史的诠释层面的时候，我们又将发现，我们不可避免地又要与修辞相遇。因为，思想史的解释无非是解释者对思想家思想所做的一种表达。斯金纳也说，“要被书写的惟一的历史，因此是由特定的表述构成的各种各样陈述的历史”（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36页）。

正如我们时常看到的，虽然不同的历史学家在研究相同的问题，和面对相同的历史资料，但是他们所做出的解释，特别是写出的作品甚为不同，也就是说，其历史的叙事各不相同。那么，什么决定了历史学家的叙事模式呢？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叙事风格，而这种风格是由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与意识形态模式之间的组合所形成。情节化主要指浪漫、悲剧、喜剧和讽刺；形式化为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机体主义和语境主义；意识形态又分为：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叙事就是在这些不同的策略中进行不同的搭配，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模式。同时，怀特还认为，从修辞学（诗性语言）来说，历史学家的叙事模式主要有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这样的四种形式，但在本质上，隐喻最为重要，是它在控制着历史的解释，或者说历史的表达。（关于海登·怀特历史叙事理论，详见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陈永国等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empirenews.page--] 从修辞学的视角来说，一旦我们在运用语言展开着我们的解释，由于其修辞的战略不同，语言的配置不同，其对历史的解释，或者说其所表述出来的历史也就不同。可以说，任何的历史解释、历史研究中的表述，都是语言的一种建构。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思想家所表述的某种观点和概念能够被人所接受，或者取得其主导性地位，均是修辞的结果。如果我们以斯金纳对“自由”概念的研究为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正如思想史家凯瑞·帕罗内所说，“斯金纳对自由概念史的讨论显示了这样的事实，某些特定理论的命运并不主要取决于它们固有的价值。也同样具有意义的是关于自由概念的政治斗争，因为这包括着运用不同的修辞手段，牵涉到特定的条件，以及情境中特殊的真实性。斯金纳的观点是，绝对强制的观点取得支配地位，其本身是熟练的修辞技巧的偶然产物”（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120页）。

[1][2]下一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史研究中，以往我们仅仅把思想家所要表述的思想看成为一种纯粹的观念，而如果我们引入了修辞学中的语言行动理论的话，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仅仅把思想看成为观念的看法，而要理解为，“正是在这样一种修辞性的角色中，思想成为了政治作为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49页）；思想家也成为了参加当时政治活动的一个行动者，他用笔、用所表述的思想直接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活动或者社会活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思想家不仅是坐在书斋里的理论家，同时也是参加现实活动的活动家。这样，思想史研究中的语言行动理论的运用就改变了沉思的生活和行动的生活的顺序，将思想视为行动，将思想家看成是一个行动者，他们要运用一定的修辞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具有一定意图的行动。斯金纳就曾说过：“我对概念变化的形式有兴趣，我已经把这种形式描写为作为修辞的一种特性。这种修辞的目的是奉劝听众接受其所使用的词汇，其实质是让听众接受着他们有争议的行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第1卷，第182页]与过去的思想史研究相比，现在，思想史研究中的“修辞”视角更多地将政治思想的概念扩展到了包括“思想的行动”，即将政治思想（或者说政治原则）和政治行动联系在了一起进行考察。这样的考察可以看出思想家们对当时政治活动与政治世界之间的关系，并改变长期以来我们所形成的关于思想与政治或社会之间关系这样的观点：思想家们的思想是被应用于现存的政治或者社会。实际上，思想观念本身就是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如果套用维特根斯坦的句式来说，思想就是行动。

在这里，修辞的引入也使我们理解思想家的思想创新和发展有了新的视角。由于这些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超出既存现实的思想，他们往往就要使用一定的修辞方式来为自己的这种新的思想进行合法性的论辩，要对既有的概念重新描述和命名，然后再定义，从而才能够得以被合法性地接受。但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他们可以希望加以使用的合法化其行为的一系列词语从来也不能由他们自己来规定，他们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展现有词语的含义，他们必然要受到现有条件的限制，即现存的能够接受他们这种修辞的既定条件的限制。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又凸显了运用修辞的重要性。他们必须使用修辞，必须在现存的条件下来使用修辞。对此，斯金纳曾经这样解释道：“我们运用我们的语言不仅仅是交流信息，与此同时也为我们的表达树立权威，去激发参加谈话者似的情感，创造进入和排它的边界，和参与很多其他的社会控制方式。”[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第4页]更具体地说，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通过对一些名词的修辞运用来成功地建立、支持和改变它的道德认同。在这之中，把所采取的一些行动的要求描写为崇高的、友善的和值得鼓励的，而另一种行动的要求则被描写为卑劣和丑恶的。由此，所有创新性的观念思想家就面对着一个艰难的但明显是修辞的任务，他们的任务是使某种受到质疑的社会行动合法化。所以，他们的任务必须是去显示为他们仿佛受到质疑的行动提供一系列有利于自己的词汇。[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第1卷，第149页]同样，在政治上，也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一种没有语言维度的行动，所有的语言行动都具有政治潜力，既形成权力的新的份额，也改变现存权力份额的分配。于是，思想家们承担了无比重要的任务，要用修辞这样的方式来参与政治活动，为政治的合法性和不合法性进行辩护。[!--empirenews.page--] 思想史研究中对修辞方法的运用还给我们昭示着全新的意义。首先，它丰富了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将原来被人们遗忘的语言与语境等内容都纳入到我们的研究对象之中。通过考察作者所利用的修辞战略来对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运用新的词汇以便创造新的概念，对词汇的重新编排以便为某种政治行动找到合法性等路径，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在历史上所出现的很多政治概念和政治行动，理解思想观念、原则与概念的不断演进。其次，修辞的视野也告诉了我们，在社会中，任何带有细微差异的概念都会通过不同的修辞方式被用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因此，这种“语义”的易变性表明了思想的演进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连续性，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体现为断裂，我们要看到非连续性的存在。再次，它还表明了，就像修辞学所说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有两个方面的论辩(in utramque partem)一样，任何一种思想观念也都有着多种可能性的表达，而不是仅仅表现为惟一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时代，人们会运用一定的修辞来对某种思想观念做出不同的定义和理解，因此，我们必须要反思在不同可能的状态中、不同的时间里我们对此所做出的一系列选择。这样，思想史家的作用也就在于从历史中挖掘出对概念的不同定义，从而有助于读者对现在的观念和信仰做出自己的判断，并留给他们去反刍。[详见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Quentin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18页。也可见李宏图翻译的中译本，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这也就如斯金纳所说的，“语言像其他社会权力一样自然是一种强制，它全然塑造了我们……然而，语言也是一种资源，我们能够使用它来塑造我们的世界。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笔为利剑。我们通常在实践中体现着语言并受之限制，但这些实践部分地取得其主导地位归因于我们抓住了我们通常所使用的语言的权力。始终向我们展现的是，运用我们的语言资源来削弱或加强这些实践，也许我们会比我们有时设想的更自由。”[昆廷·斯金纳：《 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 ：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第7页]这就是说，除此之外，在思想史研究中，修辞的运用也将激发起思想史家们要不断思考，如何在一个独白的时代中，倡导修辞，恢复对话，主张协商，并且，“什么样的风格更值得让知识分子臣服的问题”。（详见昆廷·斯金纳：《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与修辞》，第18页）由此，我们更可以体会到为什么我们要转向修辞，重视思想史研究中修辞的作用所包含的丰富意义了。

第四篇：中国经济新常态—心得体会

题目中国经济新常态_——心得体会

学院名称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专业名称

旅游管理

学生姓名

张涛

学生学号

2016020754

任课教师

赵波

教务处制 2016年10月28日 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概念，11月9日，习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阐述和解读。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中央全年总结发展经验，科学分析当前形势和未来走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全面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对我国谋求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许多特征，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放缓，更表现为增长动力的转换、经济结构的再平衡，面临着复杂的系统转型,也意味着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在这样的重大关口，如何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深刻认识新趋势，主动适应新变化，积极抓住新机遇，在稳增长、调结构中寻找发展平衡点、选准改革突破口、牢牢把握主动权，实现“新常态”下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尤为重要.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是党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作出的新判断。“新常态”必然带动深刻变革。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敏锐地意识新常态的科学内涵，应势而动、因势而谋，增强化危为机的本领，为全面深化改革赢得先机。

迎接新常态，施展新作为，就要牢固树立“发展为要、民生为大”的理念，从大处着眼，从完善工作机制入手，优化服务流程，满足群众诉求，把责任落细落小落实，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体现在党员干部的行动上，把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书写在群众生活的变化上。

回顾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9.6%，2012年至2013年都是7.7%，今年上半年是7.4%，从中可以清楚看到经济增速在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脉络。这究竟是短期的调整，抑或景气循环周期的一个区间，还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一时间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议论的热门话题。

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来看，比较好的情况是增长速度大体反映了潜在增长率。影响潜在增长率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是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经济结构、体制机制等等。而近几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工资成本不断上升，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则使得储蓄率趋于下降，进而带动了投资率下降。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更何况，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和基数变大，同样是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在2000年意味着900多亿元的增量，到2014年就要增加5600多亿元。历史地看，潜在增长率自然回落，经济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平稳增长期过渡，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走向，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一批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如德国、日本、韩国等，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平均降幅达30%左右。这是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使然。不仅如此，当前我国更面对着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大调整、大过渡以及科技革命的多点突破、加快应用。世界经济长期结构性调整、新一轮产业变革融合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性转换相互叠加，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如果继续追求过快的增长速度，甚至不惜用政策“推高”，不仅违背经济规律，而且会加剧已有矛盾、带来诸多风险，造成经济的进一步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面对新常态，首要的在于抢抓机遇。现在我们拥有城镇化的广阔空间、“四化”融合的巨大动力、消费升级的庞大市场、技术创新的突飞猛进，还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的资本潜力、劳动力潜力、土地潜力等等。让这些潜力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要用“改革红利”把即将消失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创新红利”，为新常态下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面对新常态，我们还要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创建新的竞争优势。要始终保持战略自信与战略耐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协调与合作，同时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用“开放红利”稳固“全球化红利”，以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激烈的国际经贸格局变化中争取主动。

面对新常态，如果我们跟得上时代步伐，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就能够抓住机遇，实现新一轮的创新大发展；如果因循守旧、止步不前，就会处于被动境地和淘汰行列。我们要把对新趋势、新时代和新机遇的把握，同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谋划新的发展。

新常态有利于就业充分、收入均衡、社保完善、增长平稳、物价稳定、质量提升。一是就业将更充分。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高于制造业，新常态下，服务业占比上升、GDP总量增加，就业状况也将明显改善。二是收入将更均衡。就业充分，劳动者收入提升也就有了保障。另一方面，新常态下，要扩大消费就应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低收入者收入，收入分配将渐趋合理。三是社保将更完善。新常态下，要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就应精心编织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四是增长将更平稳。“旧常态”下，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投资和出口，出口需求受外部环境影响会经常变化，投资需求也会随着经济周期出现过热过冷的波动。而新常态下，更多依赖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将相对稳定，周期性波动的波幅会明显缩小。五是物价将更稳定。经济平稳增长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物价相对稳定。比如，物价在2012年和2013年仅上涨2.6%，2014年上半年更是仅为2.3%。六是质量将更提升。新常态下，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将成为企业和社会追求的更高目标。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全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日渐式微时，我们唯一的出路仍然是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继续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动力，以改革开放红利开启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比如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资本市场中的体制性制度性问题，加快释放资本潜力，使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获得更加充实的血脉滋养；比如科技创新，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已经走不通，新路就在科技创新上；比如扩大消费，消费是最终需求，也是社会再生产得以顺畅运行的关键环节。所以应在开辟新的消费增长点上下功夫；比如制度创新，通过各领域改革的联动集成，激发市场活力，构建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机制。

应当强调的是，要渡过经济减速关口、平稳转向新常态，防控化解各类风险难以避免，也十分复杂，对于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以及信用膨胀、财政收支压力等方面的问题，还需强调底线管理、主动有为。当前，中央反复释放“经济增速放缓处于可容忍范围”信号的同时，正在有条不紊地按着既定步调推进改革，态度和力度都表现出强大的定力和决心。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以一往无前的进取意识、时不我待的机遇意识、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让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

新常态,新机遇。总的看,新常态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积极的。面对新常态,关键在于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清除制约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和科技创新等的体制机制“藩篱”,主动适应新变化,加快打造经济升级版。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新机遇、掌握主动权,为新常态下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第五篇：中国经济“新常态”论文

目 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一 经济“新常态”提出的背景„„„„„„„„„„„„„„„„„„„„2 二 经济“新常态”的起源„„„„„„„„„„„„„„„„„„„„„„2

（一）国外的起源„„„„„„„„„„„„„„„„„„„„„„„„2

（二）国内的基本脉络„„„„„„„„„„„„„„„„„„„„„„3 三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 3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3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4 四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机遇和挑战 „„„„„„„„„„„„„„„ 5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机遇„„„„„„„„„„„„„„„„5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挑战„„„„„„„„„„„„„„„„6 五 结论 „„„„„„„„„„„„„„„„„„„„„„„„„„„„„ 7 参考文献„„„„„„„„„„„„„„„„„„„„„„„„„„„„„ 9

中国经济“新常态”

摘要: 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稳定崛起。从2002年起，“新常态”一词在欧美国家出现，主要形容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2014年5月，习近平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向世界描述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新表现。2014年11月北京APEC第22次会议和在澳大利亚的G20峰会上，中国经济新常态成为广泛关注的热词。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经济发展新常态确定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旋律。本文首先介绍经济新常态的提出的背景、起源、定义以及五大基本特征，然后阐述了经济新常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最后提出建议，面对经济新常态的挑战，中国该如何在增长中促发展，发展中促增长。

关键词:中国经济“新常态”；机遇；挑战

一、经济“新常态”提出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增长142倍，从世界第十位跃居第二位，占世界份额11.5%，年增速9.8%，同期世界平均增速只有2.8%。近几年来，我国一直保持高速的发展特征，持续的高速增速并不能说明掩盖经济发展瓶颈。面对潜在危机，中国在2008年的40000亿计划在短期内使经济有所好转，同时外媒称“中国拯救了世界”。但使中国避开了最佳调整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的最好时期，附加带来的各种负面特征如地方债务、通货膨胀、市场要素价格扭曲、生产率水平降低、整体竞争力减弱。[1]产能过剩是我国目前经济的最大问题，40000亿计划使得问题比以前更加严重。政府花钱，不能创造财富，只能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好转，但不具备不可持续性。必须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这一计划，单纯的刺激政策亦不能振兴当前的经济状况，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面对新的经济形势，新一轮的体制改革亟待进行，必须渐进地消化“40000亿”这一应急政策带来的后续，这成为接下来的改革目标。[2]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总书记两提经济新常态。在2014年5月10日的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出经济新常态；在2014年7月29日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第二次提到经济新常态。针对总书记的两提“新常态”，人民日报三天发文阐释，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一文指出：“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表明我国未来经济预计进入发展换挡期，将出现常态化的中高速发展阶段。随着我国人口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相继进入拐点时期，经济增长趋势放缓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常态化的趋势。[3]

二、经济“新常态”的起源

2014年11月在北京闭幕的APEC第22次会议和在澳大利亚闭幕的G20峰会上，中国经济新常态成为影响全球的热词。201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要求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首次全面阐释“新常态”的九大特征。

（一）国外的起源

新常态（new normal），顾名思义，就是指“反常的现实正逐步变为常态”。11页据统计，2002年，新常态一词在国际主流媒体中每个月出现50次，关注度有限。当时，美国所说的“新常态”主要含义为：

①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

②恐怖主义距离日常生活更近。[4] 不同领域不同学者有不同解释，但“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二）国内的基本脉络

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习近平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他认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他表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2014年12月9—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把发展速度适当调整以后务实迈向结构优化、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强的一种运行状态，与“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完全不同。[5]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

从字面上理解，所谓经济的“常态”是一个经济体运行的“经常性状态”或“稳定性状态”的简称。显然，这里隐含了一个时期或阶段的概念，即所谓经济的“常态”应该是一个经济体在“某一特定时期或阶段”内运行的“经常性状态”或“稳定性状态”的简称。依此定义，经济的“新常态”，由于有一个“新”字，那就一定是相对于“上个时期或阶段”经济运行的状态而言的，或者是相对于“历史时期或阶段”经济运行的状态而言的。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在维度上难以穷尽，而且在内涵或形式上也无法完全控制或重复，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不可能简单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别于“上个时期或阶段”的经济运行状态，一旦趋于稳定，并可以维持一段时间，那就是经济运行的“新常态”。[6]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 3

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

根据总书记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发言，中国经济新常态应包含以下五点内涵和特征。

一是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中国经济从1978-2011年，长达32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年均9.87%的高速增长。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实现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可以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2012-2013年增长7.7%,2014年前3季度增长7.4%。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14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4%，经济增速进一步呈现出回稳态势。[7] 二是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经济结构包含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范畴，新常态下，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应当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主攻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比较利益较低。

三是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内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本、资源三大传统要素投入。从当前的情况看，这三大要素均面临着诸多瓶颈约束，已难以支持我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面对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的新一轮浪潮，面对企业主动转型、创新意愿的明显加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步发生转换。

四是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机制保障。过去，我们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显然，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可以具有更多的经济职能和管理权限。

五是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态势开始显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进展。此外，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区域战略的提出，我国的区域增长格局与协调发展也在发生重大而可喜的变化。新常态下，经济福祉逐步走向包容共享型将是长期趋势。

四、经济“新常态”下的机遇和挑战

（一）经济“新常态”的机遇

发展新常态将成为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的总方针。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的趋势。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8]这种战略性概括引领新预期、凝聚新共识，引导国内外更理性务实地看待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吃下定心丸，为中国在下一步全球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描绘出了美好愿景，激励国民以新状态投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创举中。[9]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全球经济失衡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痼疾，其中中美两国的贸易与金融失衡又是全球失衡的核心。这种失衡结构虽然使中美两国获得了某些利益，维持了中国三高模式(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和美国高消费结构，但积累的矛盾也对世界经济长期发展造成巨大威胁。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此密切相关。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美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改变。此时，中国提出了新常态战略，改变过去实行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低消费的模式，强调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为基础，保持经济适度增长。这与美国提高储蓄好投资的战略相呼应，有助于中美两国经济失衡的调整，使世界经济摆脱过去的失衡结构，走上一条更为均衡的发展道路。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并以此带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传统世界经济结构下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经济新常态战要求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大调整，客观上需要相关产业的国际转移，其对象也只能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这无疑将带动相关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大大有利于其经济起飞。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发展，如同我国国内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作用一样，无疑也将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形成新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国际经济循环。新常态的特点之一是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我国以及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合作已经和正在建立一系列国际合作机构与机制，如金砖国家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以及RCEP、WTAAP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协议等等。通过这些机构与机制，将以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为核心，形成代表新兴经济体新的国际经济力量，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以IMF、世行、亚行为代表的传统势力和权力中枢相平衡和互补，以此推进世界经济治理结构的改革，并形成以我国为中心的、以新型南南合作为载体的新的国际经济循环，改变过去一家独大的中心-外围循环，推进世界经济双轮驱动格局的形成。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挑战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新的挑战。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量依然可观，但稳定经济增长任务繁重。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从发展速度看，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经济新常态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能够有效保障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而财力的增加能够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大国红利”。

但客观讲，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挑战亦十分明显，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采取各种措施综合施策，使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是经济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但核心动力源正在培育中。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从城镇化角度看，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2013年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仅为53.73%，户籍城镇化率则低得多，仅为36%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工业化角度看，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除东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业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区工业化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

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 6

走，面临的创新挑战和技术瓶颈依然存在，离依靠“技术红利”创造经济增长核心动力源还有较远的距离。

三是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有很大空间。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的统计公报显示，这一比例攀升至48.2%，这是非常好的经济结构优化迹象。在支撑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内需结构中投资占比相对较高，但2010年消费率和投资率达到各占50%之后，消费率出现较快增长趋势，在经济结构中占比再次超过投资率，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得到体现。

由于地理条件、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等因素，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中，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区域结构亦在逐步得到优化，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发展红利”。

但同时应看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较为落后，需求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些因素在制约着中国经济质量的整体提高。

四是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但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一届政府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当头炮”，目的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3年以来，国家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共700余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涉及到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等一系列具体举措。2014年前3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这些举措既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之一。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当前地方一些职能部门过度干预企业经营管理，吃拿卡要、“红顶中介”、寻租腐败等现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挑战之一。

五、结论

面对经济新常态，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常态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要从思想上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放缓了2%-3%，经济发展

方式也必须摆脱过去的粗放型模式，转为依靠结构优化、生产率提高、开拓创新型模式。[10]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常态下的机遇，建立起足够的信心。一是仍处在新型城镇化的黄金阶段，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潜力和市场空间巨大，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二是潜在的人才红利依然较大。三是体制改革红利依然较大。四是对外开放仍可释放足够的动力。五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下，政府间相互竞争的红利依然较大。因此，我们认为，新常态下的“紧日子”是可持续且比较健康的。

第二，要更加精心地应对社会矛盾。过去积累的一些矛盾，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会逐步凸显出来，而作为托底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手段还相对比较滞后。因此，面对各种社会矛盾我们必须更加精心地应对，以免因小酿大，因局部而失全局。

第三，要勇于改革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尽管我国经过30多年的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但相对于实际需求，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应对新常态必须向体制改革要红利。要通过改革，使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趋于现代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成员。信息化背景下的科技创新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法门利器，既要鼓励自主科技创新，又要注意引进和利用世界科技创新成果，信息技术、新能源、大数据利用等均是重要突破方向。

第四，要继续挖掘人口红利，创新利用人才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我国人口红利正在衰减。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逐步提高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劳动参与率、逐步提高总和生育率等措施，拉长人口红利释放期，减小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有人口结构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如企业改革，人员流动和教育培训等，充分挖掘、培养和形成人才优势，开发和利用人口质量红利。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人口质量红利，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在新常态下实现知识驱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驱动型的较高质量增长。

第五，要以不断改善民生作为我们的政策目标。应对新常态，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重要前提是要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就是要保证在经济发展和推进体制改革时，能够使民生不断得到改善。当然，福利的刚性又从另一个方面要求我们，这种改善必须是渐进和可持续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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