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第一篇：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编者按：2010年12月24日，“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旨在面向社会各界精英，搭建高端学术对话平台，广泛而深入地探讨现代经济学和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新思想，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创新。来自全国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地方政界代表、企业家代表、媒体代表出席了本次论坛。10位国内经济学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名家作了精彩的演讲，其独到思想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性，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经济思想的外延与内涵，有助于更好地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本刊特发表北京大学周建波教授对此次论坛所作的综述，以飨读者。

摘 要：思想是时代的灵魂，是社会的基础，中国经济的问题归根结底并非体制问题，而是思想问题。中国经济思想博大精深，在世界经济思想之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绽放出前所未有的智慧和魅力。对此，应加强对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不断创新中国经济思想，为治理当前中国社会重要经济问题提供全新的思路。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中国模式；思想创新；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udy on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Review of “First Forum on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ZHOU Jianbo，DU Haoran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Thoughts are the soul of an era and the foundation of a society, thus the basic issues of Chinese economy are not concerned about system, but thoughts.Profound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especially show unprecedented intelligence and charm since the ‘Open door’ policy, play an outstanding role in world economic thoughts.Therefore, it is required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which in turn can provide brand new ideas for key economic issues in current China.Key words：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Chinese pattern, innovation, First Forum on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2010年12月24日，旨在面向社会各界精英、搭建高端学术对话平台、广泛而深入地探讨现代经济学和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新思想、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创新的“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协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地方政界代表、企业家代表出席并发表演讲。论坛邀请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整理电视台、山东教育电视台、新华网、中国经济网、知通网、《中国产经新闻》等多家国内媒体参与此次围绕中国经济思想创新展开的高端对话交流活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黄桂田教授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代表主办单位致辞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博大精深，在世界经济思想之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绽放出前所未有的智慧和魅力。学者们应通过对过去中国经济思想史进行全面、系统整理以及在学术领域之内的积极、深入研讨，科学揭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内在发展规律及其本质特征，同时通过科学指导实践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两位教授尤其强调了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的重要性，认为现代中国的经济思想在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思想史之中会占据特别的位置，因此应对其加强研究；同时，“中国经济思想论坛”在主题、内容、形式、研究主题面、会议模式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将承载时代和历史的重任，竭力推动和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政府经济管理、宏观经济调控、企业经营管理、区域经济发展等各个研究领域的经济思想创新。

一、传统经济理论的思想解读

本次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晏智杰教授深层地解读马克思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对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取向发表了评论。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一定的进展，民营经济的发展冲破了传统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原有国营企业经过改制、重组走上了独资、合资、股份制等道路，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曲折后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就产权制度的改革目标讲，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甚至于还没有破题，这个目标应当是马克思所说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我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国有企业属于公有制的范畴，民营企业属于私有制（非公有制）的范畴。但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人们对这一定位有了重新思考，最近国企一系列追逐利润最大化事件亦引起了社会对上述观念的广泛争论。晏教授认为在此时重温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生产资料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他认为，我国的所有制改革应以实现马克思的人本经济思想为指导，并以重建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为最终目标。晏教授指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同个人所有制结合在一起的公有制，是“人人有份”的公有制，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而向来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公有制国有企业并不意味着人人有份，实际上都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他们是某个部门、行业或者某个企业实际资源支配者、经营管理者和收益分配者。在我国现有体制下，这种部门、行业和企业的所有制往往还演变为首长所有制或第一把手所有制。当然，说这样的所有制一定都是私有制未免武断，如果我们官员干部真正代表党和国家利益，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企业资产支配、经营管理收益分配真正体现国家和人民利益要求，不是将其转化为谋私利工具，这些企业公有的性质还是有保障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数不清与此相反的实例，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危害社会利益的严重威胁，这些现实使得我们不能不承认，国企全民性质还没有在体制上、制度上得到解决。这样的国企，名义是国家的、全民的，实际上是行业、部门、企业，甚至是个人的，国家和全民其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事实上没有所有权，这就是我们所有者缺位。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企业改革的核心，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似乎还没有破题。晏教授指出，这几年反危机措施的实施客观上强化了国企垄断地位。垄断从来和健康的市场竞争是对立的，因为这种垄断地位与少数人个人私有更接近，而不是和马克思所说要重新建立的全体社会成员个人所有制更接近。因此，应当怀疑这样的国企，它的全民性质恐怕离马克思原意是愈发遥远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叶坦研究员由金融危机与“称提之术”①①“称提之术”是指关于纸币的发行和管理的某些原则的总称（胡寄窗）；所谓称提，更多是指提高纸币币值（叶世昌）。入手，以马克思、韦伯和凯恩斯这三位在世界历史上影响非常大的学者所论及的中国货币思想为例，详细阐述了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在西方近代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凸显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睿智的内涵。叶坦研究员指出，中国经济思想、货币思想有其独到和杰出的特点，在世界历史上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可将这三位著名学者有关中国货币思想的阐释各举一例加以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货币与商品流通时在第83注提到的亦即全书唯一提到的中国人就是王茂荫。王茂荫的货币理论有很多内容，其关键核心就是无累于民，它的实质在于希望能够在国和民之间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并不伤害各自利益，这是中国货币思想的一个积极因素。应该说王茂荫的思想能够在《资本论》中占上一个注释是和他本人以及他所在的徽州经济文化世界走向难以分开的。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以对社会经济学的研究见长，其名著《儒教与道教》虽并非社会经济学著作，但其中关于货币制度与政策是作为社会学基础的开篇，而第一章第一点货币制度所谈的就是中国，其中谈到：中国的货币制度保持了十分古朴的成分，儒教经济政策观念比较符合财政学的观念，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有相通之处等。同时这部著作的部分参考书目也是对中国货币制度的详细阐述，说明当时中国的货币经济学引起了世界重视。凯恩斯对中国有比较详细而深刻的了解，他主张中国以白银为流通货币、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同时他在做《经济学杂志》主编的时候曾给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写过书评，其中对中国货币有一段评论：货币在中国出现得很早，从公元前900年起中国就已经使用货币，而纸币的使用也远远领先其他国家。上述这些案例充分表明了中国经济思想博大精深，至少可以在治理当前社会重要经济问题的时候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编辑室主任许建康教授深入阐释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经典论述，进而提出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新见解。许教授认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既有些“急”，又有些“近”。“急”是因为当前所处模式还是“现在进行时”，仍要观察一段时间，我们最近一直讲要转变发展方式，其实发展方式的转变便可能改变模式；“近”是因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同模式之间又有一定的联系，所以看得很近的话只能抓住二三十年研究其来龙去脉。因此他主张应在分析清楚“中国道路”问题的基础之上再来看“中国模式”。许教授认为，“中国道路”是指鸦片战争以来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不经过原生型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寻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曲折历史过程。马克思的珍贵理论遗产——唯物史观在方法论上对认识和探索“中国道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关键是在把握“历史环境”中注意世界历史时空参照系的转换。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的范畴，使用的是世界历史时代的时间尺度，只是对大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原生型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简单概括，舍去了新旧社会形态交替的“社会革命时代”，舍去了同时并存的其他社会形态，也舍去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中不占主导地位的其他生产方式，以及舍去了占统治地位社会形态非充分展开的初级形式和正在发生变异的衰败形式。因此该范畴讲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原生型社会形态全盛时期充分展开的基本特征，所反映的只是大时代的一般历史条件及其演变的一般历史趋势。世界各地区的具体发展道路在根本上受其制约，但不能简单地用前者取代后者。二者的关系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性和个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许教授说，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说的是“社会革命时代”世界范围的事，具有多变性和复杂性，存在多元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需要有时空参照系的转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把唯物史观误读为“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许教授指出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三个“一”，即：占有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应该说，这个思想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却引致了另外的问题：我们不要三个“一”，但是也要跨越，因此只能吸收一部分资本主义制度的成果；我们并不能避免一切灾难性波折，但是可以利用原生关系派生出来的关系避免一些重大波折。这其中完全是曲折的道路，变成一个谁控制谁的博弈问题，这些可以为“中国道路”打下基石。

北京大学周建波副教授从史料入手，认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和“仁义礼智信”是对中国古代传统“商道”思想的具体阐释，涉及了企业家在通往成功道路中发现机会和调动力量实现机会这两方面重要范畴，由此明确提出现代企业家的职能作用与现代企业的基本经营原则。周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思想不仅包括古代、近代也包括当代，但这些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今天、现代就是历史的一种不自觉的延续。具体来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予”是春秋时期“商圣”范蠡的经济思想，主要谈的是商道，在商言商，发现潜在市场机会。这句话是指若想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就要有竞争优势，人们都不干的未来有前途我来干。进一步讲就是指避免竞争，寻求垄断，只有垄断才有巨大的竞争优势，而创新就是创造一种垄断的能力。同时，对价格运动规律的把握也是商道的重要方面，要认识到在需求保持相对不变的前提下，供应增加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更低的价格，一旦价低很多厂商便会不再生产，供应减少使得价格又会抬起来。对于企业而言，应当在发现有机会的基础上实现机会。由于个人力量有限，而欲望是无限的，因此企业家必须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实现机会，在这其中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将发挥重要的功效。“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根基，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仁”者爱人，爱的表现就是让利，或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爱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义”者宜也，即爱得合适、爱到什么程度。儒家最大的特点就是讲分寸，强调“中庸”的概念，“中”是空间概念，不偏不倚就叫做“中”，而“庸”是时间概念，不改变常道就叫做“庸”，只有方方面面都高兴社会才能和谐，让利小了别人不高兴，让利多了自己不高兴而且别人也会害怕。把爱的合适内容规定下来就是制度、规范，亦即“礼”（合同政策）。制度有好坏之分，制定好制度需要有文化，知己知彼，即为“智”。而定了制度要执行制度，运用“文武之道”规范他人的行为，亦即“信”的范畴。总而言之，“仁义礼智信”明确了调动各方力量实现机会的具体方式，为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了行动指南。

二、现代经济活动的思想阐释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教授从宏观的视角对当前社会热议的“中国模式”问题进行了诠释，认为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结合尚不能形成一个可称之为“中国模式”的总合模式，因此国人应当把注意力集中于完成国内经济增长和管理体制“两个转变”大方向的“中国抉择”上来。说及某种新的“模式”，如“中国模式”，贾教授认为的内在逻辑至少包括三点：一是它有别于既有模式，否则将其归于某种已经形成的模式就可以；二是它已具备基本的稳定性，不说已多么“成熟”，但至少要已“成型”；三是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其他主体在类似的条件下仿效或复制。贾教授强调应采用丁学良教授提倡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亦即把国家政权作用和经济资源配置相联系来系统认识某种经济社会模式。从政治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政治模式其实还未脱出“苏联模式”，是要通过最近高层领导加以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十七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改革来改造的模式；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中国的经济模式还正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确立的“我们也要搞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方向上演进，而怎样在世界上已相对清楚的“市场经济”基础机制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开拓、改革的工作，目前还远远看不清楚我们最终能够为市场经济模式贡献出什么样的可肯定的质变，而形成一种新的模式。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结合尚不能形成一个可称之为“中国模式”的总合模式。而现存的问题是，把政治方面“权威”的特征与经济方面的“市场机制”相结合，使得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诸多尖锐的、愈益无法回避的和头绪纷繁的矛盾与挑战。那么，在中国是否可以形成政治权力中心强力介入之下，完成经济赶超，实现健康完善的市场资源配置的良性、互补结合，不断提升现代性，或者会是权力中心过度介入与腐败，产生令世人厌恶公权扭曲的权贵市场经济？也就是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我们建设的是“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这并不是一件简单地涉及上层集团的事情。对此，贾教授认为应该强调中国决策问题，动员各个方面的智慧共同讨论涉及“黄金发展期”的问题。有三种可以列举出来的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像有些表述说的要展开政治体制和与之配套的全面改革。但由于现实生活中政治体制改革还难以形成“全面配套”的可操作方案，因而这一思路的理想主义色彩可能过重，无法操作更无法落实。第二种选择是只说不做，或治标不治本。这种情况延续下去，实际上会积累矛盾，积重难返；第三种选择是特别注重操作性层面，在“建设公共财政”导向下，从各方难以拒绝的“加强和优化管理”的角度切入，以政府理财的民主化、法制化，拉动和促进经济、社会的民主化、法制化，也就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完成我国经济增长和管理体制“两个转变”大方向上的“中国抉择”上来。在贾教授的眼中这一条道路才是最值得看重、最可操作、有可能花费较小社会代价实现较平稳转轨过渡而最终完成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许晓军教授在发言中强调，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的功劳首先应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中国工人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然而中国工人又是世界上最低廉的。许教授通过对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家企业的调查证明，中国的工人，尤其是生产第一线工人的工资水平极低，中国的很多企业以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工人支付工资，甚至没有建立工资增长机制。许教授强调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始动力，他以饱受社会舆论争议的富士康“13连跳”现象为例证，表明劳动关系不平衡是中国劳动力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根源所在，进而提出各级工会参与“维权”、理顺经济关系是解决该问题的必由之路。许晓军教授说，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化以后采取了平衡制约的机制，这对促进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个平衡制约机制，很多行为都属于经济学犯罪。工会是一支有助于劳动力市场化的强大力量，劳资的斗争不仅是合法而是必要的，因此工会是工人阶级强有力的维权组织。我国应当在借鉴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引入平衡制约机

制，避免劳资分配不公以及资强劳弱的现象。同时，工会应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建树：第一是帮助市场经济劳动者实现自身利益；第二是发挥积极作用平衡劳动关系，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第三是努力促进工会组织的发展，构筑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保障；第四是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来指导工会的具体实践。许教授还强调，我们传统的工会模式需要改变管理控制的方式，要采用一个自上而下表达渠道的模式，代表劳动者权益和利益，而不是成为企业控制工人、帮助企业干活的工具。

浙江宁波如意集团储吉旺董事长通过翔实的案例与数据就企业后续问题以及接班人的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并明确指出这是当今中国现代企业面临的两大主要问题。他认为，企业后续发展事关重大，值得关注。就浙江企业而言，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三大难题，即：转型创新问题、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内销问题，以及节能减排问题，这三大难题对企业的后续问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接班人问题则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企业不是个人的，是社会的，聘请职业经理人照样可以办好企业，不能搞“老子是企业家，儿子一定要接班”的模式，尽管一般的老企业家都希望子承父业，但是不能认为父亲是企业家，儿子一定要接班。此外，一名出色的企业家必须要积德行善，热衷于慈善事业，尽可能地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为国家、社会作出一定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隆国强研究员从历史和机遇两个角度入手，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给予了整体的展望。他认为，当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发展到了一个关键节点，面临着三方面的重大改变，一是我国制订的发展战略在变。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系统审视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在此基础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发展战略。二是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在变。尤其是2008年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外部环境加快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在全球分工地位的改变，全球经济将重拾增长势头，贸易投资自由化将取得新进展，新一轮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可持续发展问题影响力将突显，全球经济格局将进一步多元化，这对我们来说既有机会也有挑战。三是内在的比较优势在变。从宏观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大学扩招步伐的加快，今后每年约有700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这使得我国劳动力素质整体提高的同时，也将直接导致蓝领工人劳动力供给不足，工资快速上涨，进而使得我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将逐渐减弱，本国内在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这三方面的重大改变将使得我国的开放战略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具体来说，我们应当牢牢把握两个主要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和市场，亦即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来支持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确保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国的发展营造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强国，未来10年是关键时期。我们要重新审视我们比较优势，重新审视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一步抓住机遇，趋利避害，大力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实施可持续外贸发展战略，实现外贸在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利用全球资源，推进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增强服务业竞争力；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力争掌控国际资源产业链制高点，保障海外资源安全；优化对外开放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审慎稳步推进金融开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同时要实现“四个转变”，即：从以往的以出口创汇为核心目标转变为以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目标，从以往追求外资外贸规模与速度转变为讲求质量与效益；从以往的以“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从以往的制造业开放为主转变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开放并重。当前我们呼唤新一轮的经济发展高潮，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之上，实现中国崛起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

此外，山东省滨州市孙承志副市长和广西北部湾银行投资部总经理林岚女士分别就“加快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创新意义”，“加强金融创新、服务创新步伐，满足企业居民走向金融新需求，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繁荣做出贡献”作了大会发言。

论坛闭幕式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章政教授做了闭幕致辞，对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钱津教授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总结发言，指出论坛得以圆满成功的重要基础在于嘉宾演讲的思想创新性，这些思想问题是整个论坛以及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所要研究的内容。钱教授认为，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并非体制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如果一个人想贪污，那么什么制度都管理不住，但如果自己思想好了，没有约束也会通过自律控制，因此这是一个深层次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也是思想问题，现在中国的真正问题是我们马上要实现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表明，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而不是很多人说的还有100年。北京市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我们看到今天的北京就看到了中国的未来，那将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钱教授还指出，在实现工业化的前夕，中国的价格上涨是国际化需要，市场化需要，而并非的一些学者所言的通货膨胀，因此我们需要理性迎接价格上涨和货币贬值。这些都是重要的经济思想问题却被很多学者所误解，所以说思想研究才是最重要的。最后，钱教授代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向本次论坛的所有与会来宾和承办论坛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思想是时代的灵魂，是社会的基础。具有创新意义的中国经济思想论坛是产生思想的场所，是一片学术沃土。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引发了与会嘉宾对于中国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更增进了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学术成果的进一步繁荣。

第二篇：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创新研究

摘要：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教育创新是时代的要求，科教兴国的要求。教育创新要以“三个面向”为指针，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在教育思想上创新，教育制度上创新。

关键词：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制度创新

Abstract: Comrade Jiang Zemin's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hundred year school anniversary congress speech is the Marxism education thought important literature.The education innovation is the time request, the rely 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to rejuvenate the nation request.The education innovation must “face take three” as an indicator, according to ““The Three Represents”” the request, innovates in the education thought that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novates.key word: Education thought;Educational system;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前言

2002年9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教育创新的思想，首次把教育创新提高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高度。并且强调教育是为各方面的创新工作提供知识和人才的基础，从而把教育提高到从所未有的地位。这篇讲话对于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

一

教育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迫切要求。江泽民同志是站在时代的巅峰，从国运兴衰，民族复兴的高度提出教育创新的。他深刻地分析了时代的特点，指出“当今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必须放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战略性重要位置。”[1]今天，知识经济已显端倪、信息社会初具雏形、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知识的生产与创造正日益成为社会的核心生产部门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如果我们不能培养创新人才和做到知识创新，我们就不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近年来，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这次讲话中，他把教育创新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途径。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不断推进教育创新。他说，“教育创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教育还要为各方面的创新工作提供知识和人才基础。”[1]重视教育是我们党一贯的战略方针。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2]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教育理论，提出不仅要重视教育，而且要重视教育创新，不断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不断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建设者、管理者和领导者。

教育创新是教育改革的需要。教育改革是永恒的课题。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革，教育也必然要随之改革。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科学和心理科学有了很大发展，对人的成长有了新的认识。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模式、教学方法都需要改进和完善。改革就是创新，就是要推陈出新。

教育创新要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传统教育是历史上长期积累形成和流行的，具有影响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传统教育不能简单地一概加以肯定或否定。传统教育中有好的优秀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也有不好的或者过时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教育创新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改革一切不符合当今时代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创造出新的教育传统。

二

教育创新的首要任务是教育思想的创新。江泽民同志指出，“进行教育创新，首先要坚持和发展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教育思想。”[1]教育传统包括了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方法。教育思想是最不易改变的，但又是最重要的，它指导着每个教育者的行为，指导着新的教育制度和方法的制定和执行。我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而且有许多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但也无可讳言，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长期处于一种小生产的封闭社会，再加上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的结合，形成了一种封闭的狭隘的教育价值观和人才观，一直影响着我国广大教师和家长的思想。如果这些思想不转变，就不能全面地贯彻教育方针，培养新世纪所需要的人才。我认为当今亟待需要转变的有如下一些教育观念：

(1)改变狭隘的教育价值观，树立正确全面的教育价值观　学校教育为统治阶级服务，培养统治人才，这是古代教育的共同特征。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和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使教育紧紧依附于它并为其服务，从而形成了狭隘的教育价值观——为政治服务，或者是“学而优则仕”。把教育简单地视为一种工具。政治家视教育为阶级斗争乃至政治斗争的工具；经济家视教育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广大家长则把教育视作他们的子女谋取优裕职业的敲门砖。当然，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教育都是不能脱离政治的，社会主义教育也不能例外，教育要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但是这只是教育的一个社会职能，教育还应该有其他社会职能，例如教育要为发展社会物质生产服务，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即还有经济的职能和文化的职能。教育更重要的本质特征还在于人的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教育的本体性是育人，是提高人的素质。因此，要重视教育的本体性，淡化教育的工具性。教育具有工具性，但这种工具性是通过育人、通过教育的本体性来实现的。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同时，人在为社会服务中，也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自身得以发展和提高。

(2)克服重学术轻技术的观念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学校教育制度与人才选拔制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习是为了做官，要做官就要参加科举考试。学生寒窗苦读，不接触社会，不接触生产，鄙视一切技艺性的职业和劳动。这种观念至今还有广泛影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不发达，固然有多种原因，但不能说与这种传统观念没有关系。历来的观念是“学而优则仕”，没有说学而优则工、学而优则农、学而优则商。因此学习好的学生总要追求上普通高中，上名牌大学，不愿意上职业技术学校。这种观念不改变，职业技术教育很难在人们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职业技术教育很难得到发展，结果是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得不到提高，必然会阻碍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科举考试制度的思想影响决不能低估。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相对于世袭制是一种进步。但是，学校教育围绕着考试转却成了我国教育的传统。从而导致培养人才模式的僵化，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严重阻力。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改革考试制度，另一方面要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把培养人才放到更广阔的视野里进行，跳出“学而优则仕”的狭隘的圈子。

(3)改变因循守旧的人才观，树立现代社会的人才观　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种封闭式的经济活动，只要求受教育者恪守传统的知识和技艺，守住祖宗家业，而不重视启迪受教育者去开辟新的知识领域，鼓励他们的创新精神。这种人才观与狭隘的教育价值观是相联系的。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需要培养的是听话的奴仆，要求他对主人的绝对服从，不需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而劳动人民在封建统治下和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也只知道教育自己的子女守家立业，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而不要求他们去开辟新的天地。

封建社会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但这些传统观念的残余远没有消灭，而且时时影响着今天的教育。那种用一种模式培养学生，要求学生把书本上的死的知识奉为经典，把老师的讲解奉为权威，而不培养学生的个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就是这种因循守旧的人才观的反映。这种人才观当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在知识经济到来的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教育要培养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只有不断创造新知识，开拓新领域，才能使国家繁荣，民族昌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战胜对手。

陈旧的人才观的另一种表现是认为出人头地的人才是人才。这也是受传统观念中“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需要多样化、职业发展多元化的时代，只要有社会责任心，勤奋努力，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就是人才。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要造就数以亿计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有文化、懂技术、业务熟练的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具有开拓能力的厂长、经理、工程师、农艺师、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和其他经济、技术工作人员；数以千万计的能够适应现代科学文化发展和新技术革命要求的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新闻和编辑出版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外事工作者、军事工作者和各方面党政工作者。”这还是一种概括性的分类，如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SCO)的国际标准分类，则社会职业可分为8大类、83小类、284细类以及1506个职业项目，每个职业项目还有许多具体职业，多到上万种。缺了哪一具体职业，社会都难以运转。当然，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一份好的、收入高的、所谓体面的职业。但是，每个人的天赋、能力、兴趣、爱好、特长有差异，成长中的机遇也不同，职业就会有差别。任何职业只要勤奋好学都能做出成绩，都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当今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固定在一个职业上，也没有哪一个学校能够保证他的毕业生一辈子的职业。学校教育重要的是打好基础，使学生有较高的素质，学生走向社会再不断学习。一个青年只要肯于学习，改变职业的机会很多。

(4)树立正确的教学观和教学质量观　教学过程是师生双边互动的过程。但是因循守旧的传统教育却把教学变成老师单方面的活动，“老师滔滔地讲，学生静静地听”，学生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教学过程对学生来讲就是学习过程。学习要靠大脑的积极活动。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学习如果不动脑筋思考，知识就不易理解，也不易记忆，更不能迁移。教学的启发式和注入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老师能不能促进学生的积极思维。注入式教学只重视教学的结果，把现存的知识教给学生；不重视教学的过程，不要求学生思索，更不喜欢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这种教学方式显然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要培养学生的能力，就要把学生放到教学过程的主体地位。在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并给学生留有自主学习的空间。

什么是高的教学质量？是不是知识越多越好，考试分数越高越好？现代教育更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包括继续学习的能力、表达的能力、与人相处的能力、组织的能力等等。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教育家布鲁纳就在《教育过程》一书中说过：“我们也许可以把培养优异成绩作为教育的最一般的目标；但是，应该弄清楚培养优异成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它在这里指的，不仅要教育成绩优良的学生，而且也要帮助每个学生获得最好的智力发展。”[3](p6)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日新月异，学校教育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人类积累的所有知识教给学生，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学习。教学质量的高低要根据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来衡量。

全面的教育质量观，就是要贯彻教育方针，使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得到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全面发展并不要求学生门门功课都优秀。这是不符合学生成长规律的。因为人是有差异的。要求学生门门优秀，就必然会抑制他的特殊的兴趣和才能。用这样的标准要求学生，就不能培养出卓越的人才。

三

推进教育创新，教育制度要创新。江泽民同志指出，“关键是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健全和完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教育体制。”要求我们要扫除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努力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益，优化教育结构，扩大教育资源，充分满足学习化社会人民群众终身学习的需要。

我们需要研究今天有哪些制度阻碍着教育发展，怎样排除这些障碍；如何建立学习型社会的终身教育制度。对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地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实际工作者和专家的意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政策性的建议。这里就我个人的一孔之见提出几点可供思考的问题。

(1)要在教育投入体制方面有所创新　当前，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教育资源的不足与教育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教育资源的不足表现在量上就是高等教育的学额不足，不能满足广大青年求学的需求；表现在质上就是优质教育的严重不足，出现了从小学就开始为争夺优质教育的竞争，严重干扰素质教育的推进。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国家要继续加大教育的投入外，还要节流开源。节流是提高办学效益。目前一方面资金紧张，另一方面浪费现象也很严重。在同一地区，学校重复建设，资源不能共享；有的中小学建筑追求豪华，不求实用，如有的中学建有四个网球场，平时基本不用，成了参观的摆设，不仅造成巨大浪费，而且影响到地区的均衡发展。开源就是多种渠道集资。当前我国民办学校已有一定规模，但民办学校的地位不明确，政策不落实，行为不规范，使民办学校办学十分艰难。

要弄清我国民办教育的特点，制定鼓励民办教育的政策。我国民办教育不像国外那样有教会或慈善基金会的支持，主要由二部分人举办：一部分是离退休的干部或教师，出于对教育的热情，通过各方面的支持，或通过贷款建立起来；另一部分是投资商看准了教育市场，以为有利可图，于是有的收取储备金，有的向银行贷款发展起来。这两类学校除少数进入良性循环外，多数还没有摆脱困境。如果政府不加以扶植，很可能造成不好的结果。国家应该通过立法，鼓励民间投资。民办教育促进法不久就能出台，相信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同时政府要像管理公办学校那样对民办学校加强管理，对不顾质量，唯利是图的学校加以整治。

对国有民营的改制要持慎重态度。只能在薄弱学校进行，通过改制，吸纳资金，使薄弱校成为优质教育资源。不宜把重点学校改制，否则会扩大教育的不公平。

(2)建立民主的学校管理制度　学校的民主管理是为了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积极热情地参与学校管理。学校应该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教授会或者教授评议制度；校务委员会中应该有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参加。目前在我国的学校中，教育的主体——教师和学生都没有多少发言权。许多学校都建有教代会制度，但教代会更多的是关心职工的福利，而对教学、科研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教师。学生和家长在某种意义上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他们有权了解教育服务的情况和质量。很多国家的学校建有家长委员会，我国少数学校才有这种组织。家长是学校很好的社会资源，它可以帮助学校解决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沟通学校与社会、学校与家庭的联系。

(3)要进一步改变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能，增强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各级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机构的职权都有明确的规定，但不够具体。因此在执行的时候，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往往管得过细，过具体，从而削弱了学校自主办学的能力。从法律上来讲，公立学校的举办者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是代表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学校的经办者是校长。校长是代表学校的法人。学校应该有根据社会的需求和自己的能力设置专业、建设课程和聘任教师的权力。但目前除特许的六所大学外，公立高等院校都没有设置专业的自主权。中国如此之大，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全国统一设置专业是不科学的。同时，只有学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才能办出特色。在办学自主权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

可以建立一些中介机构，利用社会资源帮助行政部门管理学校。例如建立教育评估机构、民办学校认证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就可以腾出手来调查研究，为重要的决策作准备，在宏观上指导学校工作。

(4)建立学习型社会的终身教育制度　终身教育是现代教育最基本的特征。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广泛应用，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巨大变革，使得一个人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已远远不能满足这种变革的需要。人们必须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终身教育就是为社会每个成员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他们提供学习的机会。

建立终身教育制度，就要做到各级各类学校的沟通和衔接，打破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壁垒，允许学生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的爱好转换专业，学校之间互相承认学分等。当然，转换专业或互相承认学分等都需要有一定的规则，按照规则办事。但要打破学历主义的壁垒，现代社会是重视能力的社会，应该根据学生的能力来给他提供各种学习的机会，而不是束缚在一类学校或一种专业中。这样才能激发每个人的学习积极性，同时又不至于在高考时挤向普通高校的独木桥。

终身教育制度也就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教育，需要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联合起来，建成社区教育体系。学校教育是整个社区教育的一部分，又是社区教育的核心。学校要向社会开放办学，学校的资源，特别是智力资源要为社区服务，把学校的影响幅射到社区；同时吸纳社区的各种资源为学校发展服务，做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四

进行教育创新要以邓小平“三个面向”为指针，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江泽民同志指出：“进行教育创新，根本的目的是要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1]教育创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工作。创新离不开实践，要认真研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深入探索新形势下教育发展的规律。

教育创新离不开已有的经验，要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发扬我国优秀教育传统，根据新情况不断改进和完善教育内容和方法，创造新的经验。

教育创新要吸纳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密切关注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借鉴世界上先进的办学经验，不断提高办学质量。

教育创新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用教育信息化来带动教育现代化，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推动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

进行教育创新，就要开展教育研究。教育理论工作者要把教育创新做为今后教育理论研究的重点，把教育创新与当前的教育改革结合起来，争取在教育理论上有所突破。

江泽民同志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我国广大教师，要率先垂范，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弘扬者和推动者，做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努力成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这既是对教师地位作用的崇高定位，也是对我们提出的极高要求。我们要不辜负江泽民同志的希望和要求，牢记自己的神圣职责，志存高远，脚踏实地，默默耕耘，做爱国敬业的楷模；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学生的表率；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严谨笃学，与时俱进，做终身学习的先行者。

第三篇：明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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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万 明 [文史聚焦网]

时间：200年05月20日 作者：万 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来源：文史聚焦网

明史研究，以明代包括南明的300年历史为主要内容。明代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即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世界融为一体的全球化开端相联系, 因此，在今天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加大力度研究明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史学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明史研究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础学科之一，学科发展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初以来自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了一个真正的跨越。

一、明史研究发展历程

纵观20世纪以来的明史研究发展，突出特点是与中国社会现实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大致出现了四个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清末~民初。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近代思想大量传入，推翻清朝统治成为社会现实中的重要任务, 因此形成了明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是明史研究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转型时期。1905年梁启超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旨在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提出中华民族在世界史上地位的探讨，同时开启了中西比较研究的先河。

第二次高潮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成为明史研究的重要奠基时期。当时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深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抗战热潮。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明代东北地区以及满族先世历史研究成为重点。抗战的现实，更促使一批明代抗倭战争的研究成果问世。同时，30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涉及中国史研究重大理论问题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由此开端。40年代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研究明史的结晶。这一时期实证性研究成果有吴晗发表系列论文和《由僧钵到皇权》一书，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李文治《晚明民变》等。此外30年代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开始整理编辑出版，为明史研究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次高潮是1949-1966年。新中国的建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使明史研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迎来了第三次明史研究的高潮，进入了研究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版发表了数百种著作、数千篇论文，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明代史籍资料。有关明代断代史专著，有李光璧《明朝史略》、李洵《明清史》、谢国桢《南明史略》。政治史方面主要有吴晗《朱元璋传》，经济史方面主要有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和商业资本》、《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等。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先后发表论文200多篇、论文集3部，其中相当大部分涉及明代；而对明代农民战争展开的热烈争论，也有200多篇论文和多部专著出版。1966年以批判明史专家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导火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由此，明史研究也基本上沉寂了十年。

第四次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以后，明史研究恢复了勃勃生机。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中国近八十年明史研究论著目录》编辑出版，在总结以往研究基础上，将明史研究推向了繁荣发展时期。明史研究获得了迅猛发展，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历史所建立专门的明史研究室，其他高等院校也成立机构，培养了大批人材，为明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1989年明史学科全国性组织中国明史学会成立，会员达200多人。二是研究领域的开拓扩展。研究涉及明代历史的方方面面，基本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传统领域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新的领域得到不断开拓，并获得迅速发展；伴随研究结构的调整，研究向前所未有的纵深发展。三是研究方法的求实创新。多学科互相交叉渗透成为趋势，广泛借鉴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地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传统的手工收集资料和写作的方式，已逐步被现代电子技术手段所代替，推动了研究的迅速发展。四是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20多年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无论是论文，还是专著，在数量上都大致相当于或超过20世纪前80年成果的总和。五是对外交流的迅速扩大。加强了国际学术交流，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译介大量国外学术思想、理论和方法以及海外汉学成果，同时，学者们走出国门，与外国学者直接交流切磋，使中国明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史研究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总体方面，出版有汤纲、南炳文《明史》上下（1985、1991），刘重日、周绍泉、曹贵林等《中国史稿》第六册（1987），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1993），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1993），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明时期卷》（1999）等。同时，各个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不胜枚举。进入21世纪，每年出版专著30-50部，论文400-500篇，成果丰硕。近年明史研究热点最为集中的领域，一是晚明研究。世纪之交，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促使明史研究学人以全新的视野重新审视晚明，现出版专著主要有樊树志《晚明史》、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前者是晚明历史的全面论述，后者是尝试贯穿问题意识的综合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社会转型及其特质、中西直接接触以及世界融为一体的全球化开端的中国与世界关系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另一个是郑和研究。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纪念活动，由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主办3次学术会议，并组织会议论文集和丛书出版。列入丛书已出版的有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万明《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其他出版论著有郑一钧著《郑和全传》等十余种，学术论文百余篇。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开展的纪念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迅速发展和深入，并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研究搭建了学术平台，成为明代中外关系研究发展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对明史研究学者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历史所明史学科的发展与创新

（一）学科建设与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明史学科作为独立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新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史学科自历史研究所建所以来，已形成所里最具特色和优势的学科之一。1954年，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成立明清史研究室，组长白寿彝，副组长王毓铨。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设立专门明史研究室，先后由王毓铨、刘重日、张显清担任室主任, 研究人员最多时达28人，研究力量雄厚，发表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具有国内外公认的学术优势，确立了世界领先地位。半个世纪以来，历史所明史研究室是新中国最早建立，也是迄今为止全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明史研究专业化学术机构，明史室五老（包括兼职）：白寿彝、王毓铨、谢国桢、吴晗、傅衣凌，均为明史学科的奠基人，新中国明史学科学术体系由此建立起来。

以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为依托，中国明史学会于1989年成立。白寿彝为名誉会长，王毓铨任会长，由当时明史室主任刘重日为副会长，明史室副主任张显清为秘书长。现由刘重日为名誉会长，张显清任会长。学会自成立以来，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已举办十届，对明史研究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明史室组织力量编辑出版《近八十年明史研究论著目录》（包括内地和港台地区），对明史研究起了重要促进作用。1980年起，由谢国桢主持，明史研究室主编了《明史资料丛刊》，整理出版明代稀见史料，共出版5 辑，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欢迎。作为研究室的学术园地，1982年至1991年，明史研究室主编《明史研究论丛》，共出版了5辑，加强了明史室与国内外学者交流，并推动明史研究的发展。

徽学研究中心的创建，形成了明史学科的显著特色之一。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历史所就选购收藏了万余件徽州文书。从1989年开始，历史所正式建立了由明史研究室周绍泉牵头的“徽州文书研究组”，和所图书馆成员组成的“千年契约文书”编写组，1991年编辑、影印出版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40卷，总计约2000万字。徽学中心举办了一次全国、两次国际徽学学术研讨会，并将文书研究与明史研究紧密结合，发表高质量论著，使徽学研究在国内外具有领先地位。

（二）近年明史学科的持续发展

近年明史学科研究人员密切关注世界史**流、国际明史研究动态，使我室明史研究始终站在学术前沿，把握时代脉搏，研究重大问题，努力以研究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十五”期间，我室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社会变迁的重大历史问题上，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布置的郑和下西洋重大课题研究和纪念活动，发挥了为党和国家服务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

（一）课题研究

“十五”期间明史学科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院重、所重多项课题研究。自1999年起我们组织立项，加大研究力度，开展所重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社会变迁研究”。以我所明史室人员为主，联络院外学者合作，形成9人课题组集体攻关。2002年以优秀结项。课题组充分利用明朝档案、徽州文书等中外文献资料，深入开掘专题研究，并走向历史现场，到贵州安顺屯堡进行社会调查，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和领域，推动研究深入。成果在200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研究人员承担有院重点项目《明史研究百年论著目录》（约请许敏主持，全室参加），院重大项目2项，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项，所重点项目4项，我们坚持以重大课题带动学科建设，所重点课题均为“晚明社会变迁研究”课题的专题延伸研究。此外为加强徽学研究，明史学科拟申报院重大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徽州文书整理与研究”。

（二）学术交流

明史学科人员积极参加国内外相关的各种学术会议，提交会议论文并到国外讲演，加强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扩大明史学科影响。如2002年起阿风参加“日本振兴会论文博士计划”，每年出访日本；2005年万明随中国史学代表团参加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到美国、马来西亚讲演等。此外，近年室里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主要有：

“十五”期间，明清史研究室分开后，明史室专门组织了“京津明史专家座谈会”，邀请京津新老专家为学科建设出谋划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明史室作为全国明史研究人员惟一最为集中的学术机构，应该发挥带头作用，加强学科基础研究。

2002年3月英国人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提出中国首次环球航行、到达美洲的观点，10月出版《1421:中国发现世界》，引起世界凡响。12月明史室与明史学会、中外关系史学会联合主办学者座谈会，组织全室人员为会议翻译资料，会上就其观点提出讨论质疑。

2002年12月，明史室与中国语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合作举办“晚明社会变迁研究”学术研讨会，汇集院历史所、哲学所、文学所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大学等高校历史、哲学、文学等学科的晚明研究学者于一堂，并邀请韩国访问学者参加，会后发表笔谈，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

2003年与南开大学明清所合作，举办明史学术月会，两月一次。邀请明史专家张显清、南炳文等做学术报告，为京津两地明史研究学者提供了交流平台。

2004年为庆祝历史所50华诞，室里倾谢国桢先生留下的基金，编辑出版《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历史所暨明史室成立50周年纪念专辑。为此我们广泛联系国内外的明史研究专家，包括日本、美国、新加坡、葡萄牙学者，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学者和全国明史专家撰稿。

2005年与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联合举办学术讲座，邀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林仁川教授到所讲演《明朝末年东西方海商集团在台湾海峡的争夺》，这一题目涉及的中西关系、海商集团、台湾问题，均为近年明史研究的热点。

（三）科研成果：

近年，明史学科研究人员共同努力，并组织所外学者合作，撰写出版了一批科研成果，足以说明我们在全国的学术领先地位。成果主要有：王毓铨主编、刘重日、张显清副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张显清、林金树主编《明代政治史》，栾成显著《明代黄册研究》，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万明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中葡早期关系史》、《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吴艳红著《明代充军研究》等。个人研究文集有王毓铨《王毓铨史论集》（上下）、刘重日著《濒阳集》；译著有阿风等译《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明史学科人员主编论文集有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周绍泉主编《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

（一）、（二），万明合作主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一九0五——二00五）、《16-18世纪中西关系与澳门》（中外关系史论丛第9辑）等。明史学科人员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得到好评，荣获院、所多种奖项：如王毓铨论文《论明朝的配户当差制》、王毓铨主编、刘重日、张显清副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王玉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栾成显专著《明代黄册研究》、万明论文《明代中葡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专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中葡早期关系史》等。

目前，明史室是中国惟一一个明史研究人员最为集中、学术资源积聚的学术机构，明史学科是历史所具有传统优势的一个学科，多年来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相信在院所的大力支持下，必将保持优势，推动明史研究进一步创新发展。

【原刊于2006年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有删节，此为全文】

文史聚焦网（http://www.xiexiebang.com/ws/index2.asp）发布 2006年01月18日

史学评论网（http://historicalreview.jianwangzhan.com）转发 2006-05-20

第四篇：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注意意识形态互动发展研究读后感

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注意意识形态互动发展研究读后感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潮流，进入21世纪后的全球化的进程加速，全球化一题日益成为世界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全球化无疑已经广泛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命运，中国正在和平地发展，得到了世界人们的认可与赞誉。中国当代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主义所表现的意识形态强调经济的发展为人民服务。而市场经济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通过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从而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摆在当时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在极“左”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全国盛行平均主义，“大锅饭”人民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大家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完全割断劳动付出与劳动收入之间的合理关系：这种割断生活消费（收入）与劳动（支出）的关系把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与人的需求直接挂钩的分配制度，只能造成贫富拉平，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多劳动不能得的结果。这直接导致经济活动效益的低下和助长着人们的劳动惰性，更无须谈自觉要求进行分配制度等经济领域的改革了。经济活动的非理性和经济改革的惰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带来经济的破坏性。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将意识形态上升到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的高度，围绕形象问题掌控我国意识形态的变革，指出丢弃和背离“实事求是”的精神，会“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受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因此，在心得历史条件下，我国意识形态的挤掉定位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正式这种对我国意识形态基调的正确定位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经济建设的理性探索奠定了基础。同时，全面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正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避免意识形态发生突然的断裂，保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解决了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那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绝不能干扰和破坏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能坐而视之，必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搞现代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事妨碍稳定的就是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从意识形态上确证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任务，把人们的目光从过去对政治的专注转移到经济的专注上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仰。在中国历史的每一关键时刻，意识形态发展或变革的科学掌控，使得中国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得以理性的彰显，成功地实现意识形态与经济理性融洽。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使其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在人们的精神文化领域会出现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使人们更加务实，不搞形势主义，注重按规则办事，但另一方面，它使人民只讲实惠、注重金钱，淡化信仰、轻视理论，变得急功近利，在价值取向上一方面注重自我，增强人们自立、自主、自强、自信，有利于人民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开拓创新。但另一方面又会滋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使道德水准下降，人际关系中功利化倾向严重。而社会注意意识形态具有纠正偏差的功能，加强社会注意意识形态建设，就是要兴市场经济之利，除市场经济之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能使经济运作贯彻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又反对把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商品化，既要承认和发展货币在现实生活中的职能和作用，又反对“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既要尊重社会主义

利益的原则又反对见利忘义的个人主义的；既要坚持“多劳多得，少老少得”的原则，又反对斤斤计较，按酬付劳的态度；既要鼓励竞争冒险，又反对不择手段；既要坚持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又要坚持政治上的党的领导和思想上的马列主义的知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纠正偏差，保证社会主义市场净沾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了思想解放，增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在2000年江泽民就指出：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意思想，科学文明、开拓进取，健康向上以及其他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思想观念，道德风尚，是当今中国人民精神世界的主流。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丰富的，积极的，这为我们推进物质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第五篇：李克强以改革创新推动中国经济升级发展

李克强在经济形势专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强调

把压力变动力 化挑战为机遇 以改革创新推动中国经济升级发展

张高丽出席

新华网北京11月3日电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

来自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装备制造、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的企业负责人，围绕经济运行和今后宏观政策发表了看法。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矛盾困难增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虽然今年以来增速比去年有所放缓，但全年仍会在7.5%左右的合理区间，结构调整、民生改善等呈现不少亮点，成绩来之不易。李克强与大家就下一步经济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及应对下行压力和诸多挑战等，深入讨论交流。

李克强说，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要善于从纷繁多变的经济现象中把准运行的主脉、更要看清发展的大势，尊重客观规律，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保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的判断，基于经济增长能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和物价基本稳定，在发展中使居民收入增加、生态环境改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我们要更加注重用着眼长远的办法解决现实难题，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汇聚新的动能，更多把劲使在提质增效和民生改善上，推动科学发展、升级发展。

李克强强调，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打好发展“持久战”。发展不仅要保持合理的速度、继续做大，更要提高质量效益、着力做强，说到底就是要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根本的还是要靠全面深化改革。推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进一步措施，做实行政审批、市场壁垒和各种“路障”的“减法”，做好市场空间、创业天地的“加法”，激发市场活力，形成更多机遇，让13亿人民的聪明智慧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充分涌流、大展身手，不仅创造更多社会财富，而且使千千万万的人在公平规范竞争中实现人生价值。

李克强指出，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必须着眼提质增效，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打造升级版。既要加大力度支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发展，为它们“培土施肥”，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又要致力于传统产业“挖潜开荒”，推动高端化、低碳化、智能化改造，促进“老树发新芽”。着力提升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竞争力，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用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托举发展跃上新台阶。

李克强强调，我们最在乎的是发展背后的民生。持续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也是扩大需求、支撑发展的潜力所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一系列举措带来小微企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有力地带动了就业的增加。我们还要围绕促进收入正常增长、健全社保体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等，研究推进涉及民生领域的重大改革和发展举措，用改善民生的新成果，兑现发展为民的理念和承诺。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汪洋、马凯和国务委员王勇参加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