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全球税收合作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第一篇：加强全球税收合作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加强全球税收合作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5月11日，第十届税收征管论坛大会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张高丽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国际税收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打击国际逃避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提出了明确要求。税收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手段。要强化国际税收征管合作，更好地维护各国税收利益和税基安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福祉。

张高丽强调，今年是全面实施二十国集团税收改革成果的重要一年。税收征管论坛要发挥领导力，促进国际税改项目实施，加强全球税收治理，推动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张高丽提出三点倡议：一是深化全球税收合作，着力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税收关系，切实加强国际税收政策协调与征管协作，共同推进国际税收征管能力建设。二是打击国际逃避税，加快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开放的国际税收新秩序，共同维护各国税收权益，保护跨境纳税人合法权益，规范跨境纳税人遵从行为。三是坚持包容性发展，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技术援助和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

张高丽表示，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但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们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创新宏观调控，采取了一系列包括税收改革在内的重大举措。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实现了经济发展、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的较好开局。

张高丽表示，中国税收改革的一个“重头戏”是推进营改增。今年5月1日起，在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面推开营改增，并要确保所有行业总体税负只减不增。这项改革有利于统一税制、解决重复征税问题，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发展后劲，有利于加快服务业发展、加速新经济发展和新动能培育的态势、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同时，中国初步形成了支持创业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在促进创业创新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这次税收征管论坛大会是今年9月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主要议题是实施新的国际税收规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领导人、税收征管论坛主席英国税务局长、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在开幕式上致辞。

第二篇：推动税收职发挥服务县域经济发展（推荐）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抓住发展就抓住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主要内容，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不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发展，就不可能解决我们面临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发展始终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要务。国税部门是政府

重要的职能部门，如何围绕地方经济发展，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下，将服务县域经济的意识深深地根植到了每个国税干部的头脑中，营造出人人投身县域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一、把握政策原则，用落实服务县域经济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影响经济。全民创业对于国税部门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因此,在准确把握全民创业的科学内涵的同时,国税部门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在推进全民创业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一）坚持用活政策的原则。要坚持依法办事，但是一定要避免机械执法，要下大力气解决执法中存在的违规执法、知法犯法等现象，把税收执法放在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之中去思考和行动，用足用活税收政策，全力服从和服务全民创业，为地方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二）坚持公正公平的原则。树立公平公正执法就是对纳税人最好的服务观念。公平、公正、公开是维护平等竞争的需要，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公平公正执法是国税干部职业道德的基本标准。要为全民创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税收法制环境，必须坚持公平公正执法。

二、营造和谐环境，用服务促进县域经济

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良好的环境可以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更能增强创业者的信心和勇气。因此，我们一直致力于提高纳税服务质量，营造和谐税收环境，推进全民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

（一）创新服务观念。我们充分认识到开展全民创业活动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是区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原始动力，是实现房县加快发展、改变房县贫困面貌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开展全民创业活动中，我们引导干部牢固树立“人人是环境、个个是形象”的服务理念，优化纳税服务，营造和谐的税收环境，做全民创业的参与者、服务者、支持者和推动者。

（二）优化服务方式。为了更好地服务纳税人，我们立足“优化、快捷、高效”的办税服务宗旨，紧紧围绕文明优质服务的具体要求，以抓窗口建设为切入点，加强办税服务厅建设，优化办税环境；充分利用金税工程、征管信息软件及办公自动化等技术手段，推行电子办税服务平台，完善“一条龙”服务机制，简化办税程序，推行多元化申报纳税方式；全面推行预约服务、延时服务、限时服务、上门服务等多项服务举措，对纳税人不设卡、不拖延、不推诿，做到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有事必办、有难必帮；坚持文明办税公开，把纳税人关心的税款核定、税收政策、办税程序、服务承诺、举报电话等多项内容全面公开，让纳税人享有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三、畅通落实渠道，用政策引导县域经济

国家政策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最科学的指南，是创业者最坚强的后盾。基于此，我们切实用足、用活、用好国家出台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将税收优惠惠及到所有纳税人。

（一）强化政策宣传。我们加大宣传力度，把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申请办理减免退税的资格条件、程序步骤及时限汇集成册，送到每位纳税人手中，并通过报纸、电视台、网络予以公告。对国家出台的税收新政策，第一时间里由税收管理员在3个工作日内送达所管辖的纳税人。

（二）严格政策落实。我们建立健全税收政策的引导落实机制、跟踪问效机制、成效责任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引导企业充分利用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政策落实效果。对符合税收优惠政策条件的企业，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及时兑现，不以完成税收任务为由对落实优惠政策打折扣。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规定予以减免。对民政福利企业、出口企业及时办理退税手续,对未达起征点的个体工商户按政策予以免征。优惠政策的有效落实，帮扶了弱势群体，发展了工商企业。

四、严格规范管理，用行为支持县域经济

以规范管理为工作主线，加强队伍建设，规范执法行为，努力实现执法为民，以规范的行为来全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一）严格依法治税。在税收执法上，我们严格依照稽查“五制”要求，坚持“统一组织、一次进户、多方参与、各税统查”，避免多头检查和重复检查，严格执法税收执法责任制和税收执法责任过错过错追究制，加大执法监督和责任追究力度，并加强对稽查案件的回访调查，切实规范执法行为。

（二）加强队伍建设。我们切实加强干部队伍素质建设，提高为县域经济发展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抓好政治理论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做“三个代表”的忠实践行者，把个人价值融

第三篇：技术发展推动经济发展

技术发展推动经济发展

当代技术基本特征与主要贡献

主要贡献

当代技术发展给人类生活、生产带来最重要影响的有两类：信息与通讯技术和生物技术。网络时代对人类发展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不仅扩大了人类的信息量并使得信息交流成本下降，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还打破了传统上的人类发展障碍，即信息技术打破了人类之间的知识障碍，参与障碍和获得经济机会的障碍。

第二，改变着创造与传播技术的方式，表现在：（1）市场竞争进一步激烈，技术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2）全球化的知识定价规则发生作用，提高了技术的市场价值，刺激了技术创新活动，改变了发展中国家技术交易的成本。

第三，私营部门越发成为技术开发主体，它们在高风险投资领域内也日益活跃。第四，全球化的高级技术人员劳动市场已经形成。

第五，世界范围里形成许多重要的全球化的技术开发、革新中心，为全球技术进步创造了充满活力的环境。

国家之间存在的技术差距问题

技术发展差距可以通过以下方面进行了解：

第一，研发支出差距，R&D/GDP指标反映，在OECD国家平均为2.4%，东亚国家平均为1.3%，南亚和拉美国家平均为0.6%，东欧与独联体国家平均为0.9%。

第二，（10万人均）从事研发活动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比例，在高收入国家平均为3127，在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687，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为152，全世界平均为959。第三全球技术创新中心主要聚集在北美、欧洲和澳洲，在亚洲则聚集在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台北与新竹）。

第四，风险资本的分布情况：2000年美国为1031亿美元，英国29亿美元，日本17亿，德国12亿，法国11亿，香港7亿美元，以色列4.7亿美元，印度3亿美元，中国8400万美元，韩国6500万美元。

发展中国家技术风险管理

鉴于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带来的潜在灾害，发展中国家在制定有关引进、发展技术方面往往处于犹豫不决状态。肯定地讲，技术变革是有风险的，关键在于技术管理，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弱点。

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遇到同样的困境，它们的经验是，将技术变革的好处最大化，同时将技术变革的风险最小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而言，技术风险管理应该注意以下方面问题。第一，技术变革对经济社会存在的各种潜在好处是巨大的。尽管人们无法准确比较“变”与“不变”状态下的福利计算，但是所有人类福利指数都说明，积极进行技术变革的国家在所有方面全然优于排斥技术变革的国家。

第二，技术变革给人类带来的最重大的潜在的两类危害是：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和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的危害。

第三，在技术变革的选择问题上，政府应该关注公众舆论的作用。

第四，政府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风险管理能力，在这方面主要做好以下工作：（1）尽量利用科学信息，把不确定因素转变为风险。（2）加强风险交流工作，即所有利益相关者应该有表达

各自意见（风险担心）的机会，这有助于发展透明的、可靠的决策机制。（3）有助于安全使用技术的条件是创立灵活的制度，反应敏捷的管理机构，和一系列替代技术。

第五，发展中国家应该看待自己在技术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针对这些不足进行改革和创新。就观察的情况看，这些不足主要包括：（1）业务熟练人员缺乏，（2）资源、经费不足，（3）技术推广方面的传播战略无力，以及（4）缺乏反馈机制。

第六，政府应该积极对技术风险带来的挑战制定国家战略，国家技术风险管理战略需要包括以下内容：（1）向技术领先的国家学习有关制度建设、标准建设的方式方法，结合本国实际确立有关技术开发政策，适用技术标准。必要时，可以先直接移植外国先进的标准，再结合本国实际进行调整。（2）通过地区间的合作，使有关技术标准、技术安全标准协调一致。（3）加强技术发展的监管机构。（4）调整舆论。（5）加强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分享信息和经验。

（6）注重发展本国的科研技术创造能力和推广能力。政府与市场结合，共同培育鼓励一种不断提高人们开拓、创新、冒险的自由发展的环境，将特别有助于国家技术发展和技术变革。第七，上述（6），可以被称为旨在释放人的能力的国家战略的基本原则。按照此原则，国家、政府应该积极创造一种鼓励科学创新的环境。联合国开发署提出以下具体做法：（1）把科学技术政策与长期发展政策联合起来。（2）尤其要抓住网络时代给人类发展带来的各种利益，为此最好在电讯业中注入竞争机制。（3）鼓励高等院校与产业界联合，促进重新。（4）调整教育方向，提高教育质量，使之尽量与技术需求挂钩。（5）政府制定多种干预性政策，以便在技术变革时代促进企业投资，提高工人能力，这些是保持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此外，重要的是对发展多渠道教育融资活动制定有效干预政策，这有助于经济社会在为教育融资方面动员社会和个人共同承担责任。

第八，加强技术变革的国际合作，这些合作即使可能面临市场利益的长期冲突，但是国际合作可以获得双赢结果。加强国际合作的各国实际利益在于，一国的技术突破导致全球受益，这种利益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各国人们的福利水平提高。不过，经验表明，促进、规范国际合作的最重要的工作包括：（1）制定游戏规则并保证公平贯彻。（2）建立技术创新的伙伴关系，制定协调发展政策。（3）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经济组织为增强各国技术投资制定有关政策。（4）共同为努力应付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做出贡献。

第四篇：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2011年10月25日，民营经济大省浙江首次举办的“世界浙商大会”在杭州拉开帷幕。这是浙江迄今为止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浙商精英聚会，遍布全球的浙商精英、专家学者共襄浙江发展，共谋浙江未来。

选择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浙江立于科学发展、率先发展、和谐发展新起点之时，举行此次盛会，正彰显了浙江推进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再创发展新优势的坚定信心和不懈努力。

民企兴则浙江兴

有人形象地说：在浙江，每天都有200家民营企业生成、有100个人成为小老板，平均4户浙江家庭中就有1户在做自己的产品或生意，平均每19个浙江人中就有一个是老板。最新统计显示，浙江民营企业总数70.4万户，个体工商户228.6万家。

提起浙江，杭州软件、宁波服装、温州皮鞋、永康五金、海宁皮革、嵊州领带等为数众多的区域特色产业名声响亮，全国市场占有率第一。提起浙江，“小企业、大集群”加“小商品、大海洋”的特色为人熟识，制造业基地、商品市场联动，造就市场大省。而且，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还“激活”了国有经济，“比翼齐飞”、互促共进。

改革开放30年间，民营经济的率先试验、率先突破、率先发展，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最有特色、最为亮眼的风景。这个既无资源优势、也无政策优势可依的传统农业省，一跃成为经济总量全国第四位的经济强省，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浙江的生动实践。浙江以中国近1%的土地、4%的人口，创造了中国7.5%的生产总值。其中，浙江6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生产总值、80%以上的外贸出口、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都由民营经济创造。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就占了203席。目前，在海外、省外投资经商的浙江人有750多万，他们创造的财富总量，与浙江全年GDP相仿，相当于在省外、国外分别再造一个浙江。

浙江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是重要精神动力。浙江人勇立改革开放时代潮头，靠着“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创下一个个创业奇迹，完成一次次逆势上扬。

民企兴则浙江兴，民企强则浙江强。浙江的决策者深刻认识到：民营经济是浙江的立业之基、活力源泉和优势所在，也是面向未来浙江长远发展、民富省强的关键所在，“民营经济成就了浙江，是浙江的瑰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们，坚定不移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

优化环境促发展

“一有雨露就发芽，一遇阳光就灿烂”的浙江民营经济，其高速发展的背后，在每个发展的关键节点上，都有“有形之手”在发挥鼓励扶持的推动作用。

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一以贯之地推动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各地党委、政府也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不断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生长”的环境和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

近年来，浙江以改革创新精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构筑优质高效的服务平台，不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做优做强。

2004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为民营经济配送“政策套餐”，积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新飞跃”成为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关键词”，加快推进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全面提高民营经济科技化、规模化、集约化和国际化水平。

2008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关键时刻，浙江按照“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总战略，及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帮助企业坚定信心、共渡难关，为企业送服务、解难题、促发展。仅2009年，就通过减免企业税收，取消、暂停和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等，为企业减轻负担666亿元。政企合力、危中求机，使浙江民营经济随国民经济一起，走出一个“V”型反转。

2010年，国务院鼓励和引导民营投资健康发展“新36条”出台后，浙江迅速制定实施意见和具体举措，鼓励引导民营企业抓住这一重大机遇，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今年以来，针对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困难、特别是融资难等问题，最近，浙江拿出了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一揽子应对措施，帮助那些暂时遇到经营困难、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减排要求，有市场、有前景的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出台促进民间融资“阳光化”新规、落实信贷支持政策、加快地方金融改革创新、加大帮扶企业力度等一套“组合拳”，正在显现积极效果。

转型升级正当时

在浙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这篇大文章中，如何更好发挥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和优势，是浙江上下、政企各界思考谋划的命题。

近年，经济先行先发的浙江，遭遇“成长阵痛”也首当其冲，经历发展的“沟沟坎坎”。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和国内外市场竞争新形势下，以往粗放的增长方式不可能再延续，依靠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的老路难以为继，唯有下决心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方是“华山一条道”。

对浙江民营经济来说，尽管经济总量可观，但仍须面对技术含量不高、创新能力不强、产业层次较低等自身问题。要实现新的发展和跨越，浙江民营经济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企业制度创新、产业结构提升、经营模式转变和增长动力转型。

咬定转型升级不放松，“早转早主动”，成为浙江上下的共识。市场倒逼机制形成的内生动力，加上政府引导扶持的推动力，使得民营企业成为转型升级的“排头兵”。

被称作民营企业“常青树”的万向集团，在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时候，坚定信心、认准方向，大力推动“绿色”的电动汽车项目。董事局主席鲁冠球说：“企业发展有困难，怨天尤人没有用，只有老老实实、踏踏实实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积极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才是长久发展之道。”

大胆闯入汽车工业领域的“青涩后生”浙江吉利集团，牢牢依靠自主创新，成长为我国汽车自主品牌的中坚力量。董事长李书福说：“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形成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以传统纺织织造起家的绍兴新中天集团，深感出口竞争中越来越无优势，利润空间越压越低，下决心转向技术和资金门槛更高、市场前景更看好的无纺布织造，成为全国最大的无纺布生产基地。“早转型、早升级，发展路子才能越走越敞亮。”董事长徐仁良感受颇深。浙江提出，要实现科学发展继续走在前列，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将充分发挥浙商的重要作用。在发展新阶段，鼓励广大浙商继续弘扬“四千”精神，敢为人先，勇闯天下，进一步做强做大；鼓励广大浙商富而思源，回报桑梓，汇集各方力量，促进“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更好地融合发展。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

调结构、抓转型，重投入、兴实体，强改革、优环境，惠民生、促和谐，整体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

2011年，在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国民营企业遭遇严重挑战的背景下，民营经济大省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稳中求进，转中求好。这主要得益于浙江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民营经济，以科学的思路谋划民营经济，用有力的举措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

浙江改革开放的发展史，就是浙江人民的创业创新史，也是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史。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2004年2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全省首次民营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再创浙江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新优势，并把推进民营经济发展作为“八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德江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同样对民营经济充满感

情，高度赞扬“一遇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多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民营经济加快发展。

近年来，浙江省在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过程中，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加大扶持力度，破除体制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到2011年底，全省个体工商户达到230万户，民营企业达到72万户，平均每18位浙江人中就有1位个私经营者。目前，民营经济的贡献率分别占全省生产总值的60%、外贸出口的60%和税收的50%。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浙江进入了全面建成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民营经济发展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具有诸多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其他因素的变化，浙江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这就更需要以科学的思路谋划民营经济，自加压力，加快转型，扎实推动民营企业大发展大提升。

今年春节后上班第二天，浙江省委、省政府就以电视电话形式召开了全省民营经济万人大会，大会的主题就是提振民营经济，科学谋划新一轮民营经济发展蓝图，突出的工作基调是“稳中求进、转中求好”，明确的总体思路是“调结构、抓转型，重投入、兴实体，强改革、优环境，惠民生、促和谐”，整体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

要着力优化结构和产业升级，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发展。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产业结构，鼓励民营经济坚守实体经济，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进入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加快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加快培育和发展民营骨干企业，大力扶持和发展中小企业，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突出困难和问题，尽快形成大中小企业梯次结构、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要着力增强内生动力和提高素质，推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鼓励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化对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资金支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民营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企业治理结构和决策管理机制，探索创新商业模式，推动产权结构多元化。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大力建设一支具有现代管理理念和现代管理能力的“创二代”企业家队伍。

要着力促进“走出去”、“引进来”互动融合，推动民营经济开放发展。继续鼓励民营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拓展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开展海外品牌收购、研发中心、营销网络和经贸合作区建设。大力引进急需的新兴产业项目和高端技术、装备、人才，吸引和鼓励省外浙商回归兴业，实现“浙江经济”和“浙江人经济”互动协调发展。

要着力推进节约集约和绿色发展，推动民营经济集约发展。按照“生态浙江”的建设要求，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加快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要加强专业化配套协作，构建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

要着力提升质量诚信和强化社会责任，推动民营经济和谐发展。引导民营企业把追求经济效益和实现社会效益结合起来，坚持质量立业、诚实经营、公平竞争，走敬业、诚信、守法的发展道路。要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投身慈善公益事业建设，切实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五篇：世界税收现状

世界税收现状

在衡量一个国家税负高低的时候，首先要区分“明税”和“暗税”的概念。所谓明税，就是法律规定的、由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款；所谓暗税，就是政府在税务部门之外，通过其他渠道向民众取得的收入。明税加上暗税，才是税收的全部。在此基础上，我们不能光看政府收了多少税，还要看政府把这些钱花在了什么地方。政府在社会福利和公共品上的开支，是对民众的利益返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税；而政府通过税收为自己花掉的钱，才是政府服务的报酬，即“净税”。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

净税＝明税＋暗税－社会公共开支＝政府服务报酬＝民众真实负担

事实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明税确实不高。但是，暗税的情况如何呢？在中国，除了税务部门之外，国土、公安、交通、城建等其他部门也都是征管机构，如北京市城管队拥有的合法罚款权竟多达285项。

这些非税务系统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行政垄断型征收，如土地出让金、养路费、特许经营费、路桥通行费、各种证照费的征收；第二种是强制执法型征收，如“扫黄”罚款、交警罚款、城管罚款的征收；第三种是变相征收，即通过实施不公正的公共政策，或者通过具体的行政乱作为或行政不作为，将本应由政府负担的支出非法转嫁给特定的公民群体或不特定的社会大众。

非财政税收：据《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统计，2004年，在财政税收之外，我国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等政府部门，年收费高达9367.67亿元，加上检察院和法院所收的356亿元，共计9723.67亿元。此后几年，国家机关都没有公布这方面的统计数据，而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微博)估算，2007年，全国各级行政、司法部门的收费有16761亿元左右，社会保障收入保守估计在8000亿元左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全国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专项收入等总计达到9890.72亿元，事实上，除此以外还有大量预算外的收费与罚款没有包括在这项统计中。

土地出让金：2011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为2.7万亿元。在很多地方，土地出让金已成为政府的财政支柱。

以上这些政府收入，是能摆上台面、大家看得见的。另有一些政府收入，是不能摆上台面或者大家看不见的。

“方便税”：在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曹建明在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透露，2010年立案侦查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10533件，假设被查处的贿赂案件平均数额是50万元(已披露出的政府官员最高受贿纪录是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受贿1.45亿元)，查处率是10%，那么，政府官员实际接受的贿赂的规模至少有5000亿元。

“垄断税”： 一项研究把国有垄断企业高出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那部分利润视为消费者对政府的额外支付，其数额在2000亿元以上。

不过，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有多少钱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多少钱被政府自身消耗了

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其“中美财政税收体制比较”的研究中透露，2003年，中国的税收中，预算收入达6000多亿元，有统计的5000亿元预算外收入，没有被统计的3000亿元预算外收入，总计14200多亿元用于行政管理支出，即行政管理成本占了当年国家财政总支出37960亿元的37.58%。而高达37960亿元的财政实际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等项目。

常识一：政府无权单方面开征税收

税收来源于公民的私有财产，是由私有财产转换而来的国家财产，它必然是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如果国家通过暴力攫取公民财产来获取税收，这就彻底否定了财产权，继而否定了国家本身。因此，国家要征税，首先得经过公民同意，要与公民达成契约并让公民同意让渡私有财产。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宪政体制形成的历史，就是争夺征税权的历史。在英国，国王与贵族、平民的斗争与妥协最终形成了“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的规则；美国独立战争起源于一场抗税运动，其《独立宣言》列举了英国国王的罪行之一就是“未经我们同意就向我们强行征税”；法国大革命中公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也清楚地规定了公民对税赋有决定权。

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为所有宪政法治国家的征税权谱写了一条根本原则：征税是议会绝对保留的权力，公民无代表权不纳税，征税必须征得公民的同意并制定法律。这就是“税收法定原则”，也是税法的最高原则。

但在中国，19种税收中除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是由全国人大立法外，其他税种都是由立法机关授权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设定的。

从法理来说，立法机构的授权几乎把所有税收事项都授权给政府部门决定，完全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则。

正因立法机关没有履行税收立法的职权，导致了我国征税权的现状：宪法对税收事项没有任何规定；正式的实体税法仅三部，国务院涉税的暂行条例有十多种，财政部与税务总局发出的涉税“细则”、“文件”和“通知”数以百计；其他由中央部委与省级部门发出的成千上万，更低层级政府制定的罚款和收费文件则更是数不胜数。

政府行使税收立法权并且不受制约，不仅造就了一个非常繁杂的税收制度，而且使得民众的税负一路高歌猛进。现在，政府开征新税的积极性持续高涨，社保税、二氧化碳税、环境税„„都准备试行，而民众和企业则苦不堪言，要求减税的呼声从没有断过。近十年来，我国税收增长迅猛，每年平均以20%的速度递增，远高于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税收增长几乎到了失控的境地。2011年，政府的税收收入为8.97万亿，同比增长22.6%，而我国同期GDP的增长速度为9.2%，税收的增长速度是GDP的2倍还不止。税收增长失控，根源就在于国务院行使税收立法权。

常识二：税负什么样，福利就得什么样

民间有句谚语说，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税收也是这样的，国家征了税，就必须为民众提供福利。从理论上来说，税收与福利相关性的模式有四种：第一种是高税收、高福利，比如北欧各国、法国；第二种是低税收、低福利，比如美国、新加坡；第三种是低税收、高福利，这种模式基本上不存在；第四种是高税收、低福利，比如现在的中国。

法国是税收最重的国家。法国各项税收总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大大高于欧元区及欧盟的平均水平。法国税收名目繁多，让人眼花缭乱：

你购买了一台电视机，随后就会收到税务局寄来的一张电视税通知单；

居住在法国，每年须向地方政府缴纳居住税；平时缴过了道路税，但在高速公路开车时仍要付费；

法国所有的商品及服务都会加上20%的增值税，也就是说，一件定价为120元的上衣，其中20元会进入国库，连每月的电话费和水费都得再加上20%的增值税；

财富税，凡居住在法国境内的居民，若所拥有的财产(包括不动产和动产)达66万美元以上，每年须缴纳财富税，且财产越多税率越高。

法国的税收之高我们可以感同身受，但其福利之好却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医疗：99%的法国民众都享有基本医疗保险，受保人能够报销看病费用的70%，如果购买了补充保险还可以报销剩下的30%，报销额度将根据受保人选择的保险而定。法国医疗保

障体系还专门对30种严重疾病(慢性疾病)“开绿灯”，如艾滋病、帕金森综合征等。假如有人患了这30种疾病中的一种，国家将全额支付其医疗费。

教育：一个人从出生到上大学，全是免费教育，如果能证明父母收入不济，学校还能提供免费伙食。

住房：政府通过补贴、税收、金融、保险、担保等多种政策工具，鼓励中高收入家庭买房，帮助低收入家庭租房；政府的低租金住房建设机构，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低租金住房点，凡是收入水平低于政府规定标准的家庭，都可以获得住房补贴；对民众各种形式的住房储蓄存款的利息收入全部免征所得税；为了鼓励民众贷款买房，法国政府规定，使用住房贷款买房的人，其贷款利息可作为支出，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进行税前扣除；法国约有一半的家庭租房，出租房屋的租金收入免缴所得税。

其他社会保障与福利：共有近40种社会保险，涉及疾病、生育、工伤和职业病、残疾、养老、死亡、孤寡、失业及家庭补助和社会救助等各个方面，法国有99%的人口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与法国相反，新加坡选择了低税收、低福利的模式，税种少，税率低：

个人所得税：按20000新加坡元起征，税率介于3.5%到20%之间。

公司所得税：6%~18%，采用推算制度，可以和股东所需缴付税率抵消。

消费税：2007年从5%调高至7%。

印花税：采取累进制，即合同价格18万新元及以内的部分税率为1%，18万以上至36万新元的部分税率为2%，36万以上的部分税率为3%。

下注税：对博彩业等征收。

而与法国相比，新加坡的福利可谓少得可怜，基本上只有低收入人群才能享受到福利，但这并没有影响新加坡人的正常生活。因为税收低，政府“剥削”少，每个人支配自己的收入时有很高的自由度，这些收入可以很好地抵御来自各方面的风险。

高税收、高福利模式和低税收、低福利模式都符合税收与福利相匹配的原则，两种模式也都各有其利弊。在高税收、高福利模式下，人们生老病死有相对保障，社会贫富差距不大，弱势群体的利益能得到较好的照顾，但这样会导致穷人依赖国家，形成懒汉文化。在低税收、低福利模式下，政府的保障性福利只提供给低收入人群，税收很少以现金或实物方式返还给纳税人，这种模式则使个人相对独立，不依靠政府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低税收、低福利导致另外的一个结果就是经济有活力，财富总量增长快，藏富于民，还有一个好处，行政成本低、官员相对廉洁。

与法国和新加坡都不同，中国的现实是，税负较高、福利较少，民众支配自己收入的自由度不高。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提出“负福利”的概念，说：“这种福利是以国家的强制力量

给特权者提供福利的一种制度安排：往往是收入高的人享受高福利，收入低的人享有低福利，没收入的人不享有福利。因此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如果还不算太高，那么加上二次分配的话不但不会下降还会上升。这样的一种状态我就把它叫做负福利。”

负福利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所谓的福利并非处于民主选择，那么这种状态就很有可能发生。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国家干部的福利多好呀，可以买到廉价的住房，免费用车，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还隔三差五地发购物卡„„”，但这里提到的“福利”其实是“特权”，并不是现代福利制度所说的“福利”。现代意义上的“福利”，肯定首先是弱势群体享有，有钱有地位的少享受或不享受，而中国的那些“福利”都是权力越大，“福利”就越大，弱势人群不但没有，而且还要付出得更多。当今政府官员、国家垄断行业员工的“福利”，哪个国家能比？这恰恰说明了我们“负福利”的糟糕处境。

我们面临一个强大而不受制约的无限政府，这个政府消耗着巨大的社会资源，造成民众享受到的福利却与其税负极不相称。高税收并没有使普通大众受益，却造就了一批特权阶层腐蚀社会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