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5·首届草原音乐文化博士论坛”综述
15年11月14日至11月15日，由内蒙古师范大学主办，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与传承基地、内蒙古民族民间艺术产业促进会共同协办的“2015?首届草原音乐文化博士论坛”在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隆重召开。论坛以“多维视野下的草原音乐文化”为主题，下设音乐学前沿理论与实践、草原音乐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草原音乐文化的跨学科研究、草原音乐创作、表演的理论与实践、高校与民族音乐的教育传承、六十年来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办学经验与反思六个子议题，旨在回顾和梳理六十年来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科建设的经验成果，谋划和探索内蒙古自治区音乐类高校转型发展及草原音乐研究的理论创新，进一步推进内蒙古民族音乐研究与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建构。本次论坛参会人员主要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的众多博士校友和热爱草原音乐并以研究草原音乐为专长的区内外博士组成，草原音乐为主题进行讨论与交流，借这一批人特有的智慧和经验，为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教育发展建言献策，同时推进草原音乐的多维研究。
来自区内外的五十余名博士参加了此次博士论坛。提交论文43篇，其中，汉语论文37篇，蒙语论文5篇，俄语论文1篇。博士论坛分两个分会场进行研讨。在两天的时间里，与会学者围绕草原音乐文化及其历史发展、文化背景、地方传统、美学特征、民俗语境、音乐创作、教育传承等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音乐创作是此次论坛研讨较多的领域之一。温泽通过对蒙古族交响乐创作发展脉络的回顾和蒙古族代表性音乐家永儒布、莫尔吉胡等作曲家及其交响乐作品的分析，总结了不同蒙古族作曲家及其作品的共性与个性、对当代蒙古族交响乐创作的启示与收获。包乐尔通过对马头琴乐器本身及其重奏形式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对基于乐器本身特征的内、外蒙马头琴重奏编配形式进行了对比研究。赵燕通过谭盾的两部作品《永恒的水》《纸乐》音色上把握的分析，探讨了音色所塑造的形象特质，认为中华民族器乐音乐创作应更多地从音色的视角来进行观照，同时顺应当今时代潮流。于梦石介绍了对锡林郭勒民歌《孤独的白驼羔》的改编始末，详细论述了该作品中特殊的体裁选择与蒙古族各音乐元素相结合的特殊化音色处理，如何将民族乐器马头琴的传统演奏与西洋乐器大提琴等融会贯通，力图将蒙古族众多音乐分类中的多样形式体现在作品中，从而在保留民歌特征的基础上进行更大空间的创新。
在交叉学科研究上，杨红光尝试了对横跨电影与音乐的交叉学科――电影音乐的研究。通过对中国电影音乐中西方近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有机融合的“新音响”创作理念及历史时期、创作特征的分析，管窥蒙古族题材影片新音响创作特征，进而认为新音响创作对于蒙古族题材电影海外市场的开拓、国际性视野的提升有着重要的历史性意义。董波对艺术人类学的学科立场、研究过程中的困境等问题提出疑问，并通过蒙古族敖包祭祀仪式、蒙古族仪式剧“呼图克沁”等一系列的个案来阐释“艺术”研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契合点。娜仁托雅从人文学的角度探讨了成为一个优秀长调歌者的内、外因素。
民族音乐学作用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尝试。在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应用方面，魏琳琳将目光着眼于“音乐与认同”主题的海外学者研究，从主题的提出、研究综述、回应与反思、与认同相关的主题四个方面进行梳理和论述，结合自己在内蒙古西部二人台音乐研究的实例，从全球化视角关注这一话题，以期推动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吴云以蒙古族传统音乐体裁弓弦乐器潮尔、劝奶歌和民俗音乐生活为例，探讨了“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二者间的联系。滕腾针对当下音乐数据库建设与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对当前音乐数据库存在的弊端进行分析，希望通过音乐数据库这一高度共享的方式，给予民族音乐文化充分的诠释，进而有效的解决教学与科研工作开展的应用性、系统性、科学性等多方面的问题。李佳音基于民族音乐学理论基础之上，介绍了上个世纪50年代以团队协作的工作方式对科尔沁英雄史诗的恢复和重建，并着重介绍了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民族音乐传承驿站近期对艺人七山英雄史诗恢复重建的实验工作。
草原音乐文化的专题研究上，博特乐图探讨了草原音乐文化的整体结构，即精英音乐、民间音乐、大众音乐三元并存的内部结构，同时介绍了在社会文化环境变迁中三者不同层次、不同时代所呈现的不同格局。东日娜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阐释了“草原音乐文化”这一概念，将草原音乐放置于草原文化的大语境中去认识其形成和发展、价值和意义。
蒙古族传统音乐研究是本次论坛数量最多的研究领域。内容涉及蒙古族传统音乐的民歌、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器乐音乐、说唱音乐、仪式音乐等。徐天祥在李宝祥、王晶晶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这一事件的过程，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搜集和对那拉碧流、五十家子村的考察，为我们更详细地呈现了民歌采集活动的鲜活史实、成果和贡献。周晓岩通过对图瓦民歌《洪格尔》和布里亚特民歌《檀木马鞭》旋律形态等方面的比照，及二者所属地理环境历史上的交融分析，认为两首民歌彼此认同，为同宗民歌。
地方民歌歌种的研究是本次论坛的又一个主要内容。佟占文梳理了前人对科尔沁短调民歌分类，并以民族音乐学理论中主、客位观为研究视角，通过科尔沁短调民歌中一系列民间概念与学者的客位分类相比较，对科尔沁短调民歌给予重新分类和阐释。乌兰其其格从乌珠穆沁民众本位观和地区实际文化语境出发，对当地民歌艺人以口述采访的方法，根据乌珠穆沁地方文化持有者有关民歌演唱上的表述，对乌珠穆沁民众关于民歌的审美意识从 “好与美”“实与虚”“整与缺”及“关于好歌手的评价”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的探讨。灵芝从陈巴尔虎蒙古部落的生活语境出发，通过旋律形态、演唱风格、民歌变体、同曲异名等方面论述了陈巴尔虎短调民歌的地域文化特点。史永清以鄂尔多斯民歌中的蒙古族女性民歌为研究对象，站在对女性研究的视角下，探索其“悲”之源。
在蒙古族器乐研究上，庆歌乐对蒙古族古老的器乐合奏形式“阿斯尔”传统变奏手法进行分析，阐述了阿斯尔套曲中母体与变体的关系内涵和旋律丰富化的手段。通拉嘎将视角放置于传统与现代，从“传统”中阐释其功能和作用，从“现代”中认识其作为蒙古族音乐文化的象征意义。在蒙古族说唱音乐的研究方面，姚慧以藏、蒙、土三个民族艺人说唱的史诗为研究样本，通过对三个民族的《格萨（斯）尔》史诗音乐样本在风格、形式与创作技法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格萨（斯）尔》史诗跨民族的传播与流变，为口头史诗渊源的追溯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重要参数。格日乐图从演唱形式、内容题材、音乐曲调等方面向我们介绍了一种蒙古族传统说唱艺术形式――岱日拉查好来宝。齐占柱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本森?乌力格尔、潮仁?乌力格尔、胡仁?乌力格尔的产生过程。
在宗教音乐研究上，楚高娃认为，蒙古佛教寺院诵经音乐依据所诵唱的语言可分为藏语诵经音乐和蒙语诵经音乐，进而借用佛教寺院中央移谱及相关著述探讨了佛教文化的蒙古化特征，并试图通过历史文献来解答蒙古佛教寺院用藏语来诵唱经文的历史谜题。兴安基于对呼和浩特市基督教礼拜堂的调查，探讨了基督教圣歌传入呼和浩特地区后，在歌词、旋律、伴奏、唱腔等一系列构成要素上“蒙古化”的特点与蒙古族特有的文化之间相互交融后的“本色化”特征。红梅从美学的角度阐释了蒙古族佛教歌曲，并探讨其深层次文化内涵。
许多论文涉及蒙古族仪式音乐研究这一领域。贺宇通过鲜活的田野调查，对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一带的古日道演唱及其仪式中的表演模式、角色关系等进行论述，从模式与形式的关系当中，探讨古日道的意义和功能。耿学刚通过一次科尔沁萨满祭天仪式和过关仪式过程的个案描述，着重探讨了科尔沁萨满仪式过程中不同的象征符号及其结构、功能。李红梅以成吉思汗祭祀仪式音声为研究视角，并将其放置于蒙古族信仰及仪式语境中，结合文化记忆、社会变迁、族群认同等理论来阐释民族认同记忆的重要功能。周特古斯将萨满仪式音乐放置于整个萨满仪式过程中，并从“阈限”理论视角观察仪式中的人与神灵之交流，通过仪式过程来观照和阐释萨满仪式过程中音声符号的象征意义。红梅通过在呼伦贝尔地区蒙古佛教寺院例行的法事活动以及敖包祭祀仪式中佛教音乐的田野考察，从局外人的视角对敖包祭祀仪式音乐结构及其符号象征意义予以解读。哈斯巴特尔对于鄂尔多斯民间音乐多样化的口头传承方式进行了解读。
崔玲玲以史观古，通过文化典籍中对蒙古族宫廷音乐的记载与描述，介绍了蒙古汗国时期、元朝时期和北元时期的蒙古族宫廷音乐，进而概况了不同时期蒙古族宫廷音乐的不同特征。
另外，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探讨，苗金海从“三声腔”“核腔”“腔音列”等中国传统音乐分析方法中所体现的简化还原分析思维入手，梳理了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学中简化还原分析方法的形成脉络，进而向我们解读了“简化还原音乐分析法”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学学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贾怡从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研究现状、对学科现状的思考、学科发展前景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和反思，对该学科研究现状进行概括评析。
通过此次论坛会议，我们可以看出：1.草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前辈学者们的铺垫下如今呈现出勃勃生机。内蒙古师范大学在其60年的音乐学科建设和办学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音乐师资和研究型人才。这些博士层次的人员已然成为当今蒙古族音乐及北方草原音乐研究的重要力量。2.本次论坛的召开汇集了各大院校学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拓展了学术发展空间与理论研究视角。博士们通过理论研究成果的展示，突显出不同研究领域的差异、借鉴与融合。3.更多的学者们致力于田野，通过田野获得鲜活的资料和个人体验，架构出新的研究体系和理论基础，透过不同视角去窥视来自于调查对象的文化传统，研究其文化的独特性，这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具有实践意义，同时对理论建构提供学理上的参考。4.不少学者们将所学学科理论与保护传承的应用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了互补协调发展的局面。
第二篇：博士论坛方案
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博士论坛方案（暂行）
一、博士论坛主旨
按照“高、新、严、实、和”的标准，为教师打造学习交流的平台，为学院高等级科研项目申报打好基础。
“高”，就是高标准定位。以博士论坛为平台和载体，发挥博士群体规模较大的优势，学习运用国际前沿科研方法，开阔国际研究视野，影响带动学院学术团队科研能力水平的整体提升。
“新”，就是要勇于创新、不断探索。注重知识更新，不拘泥于原有理论，通过思想上进行交流碰撞，创造出新的方法、技术、观念和新的知识，同时，锻炼本院教师的创新思维和思辨能力，最终提高以创新为核心的科研能力。
“严”，就是要科学严谨。通过博士论坛，锻炼本院教师科学严谨的科研思维，弘扬讲究逻辑、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培养科学严谨的治学作风。
“实”，就是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运用理论指导经济改革实践，在改革实践中检验经济政策理论；通过研究探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政策问题，力求取得实效，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和”，就是要团结协作、和衷共济。通过以博士为代表的学术团队的深入探讨与分析，营造浓厚的团队学术氛围，提高博士团队的凝聚力，激发博士的社会责任感。
二、论坛目的1．强化学院教师的科研意识，学习互相科研经验。
2．为学院纵向科技课题申报储备种子项目。学院规定：凡竞争性醒目申报，因有申报指标限制，所以必须通过论坛或其他方式研讨后，才有资格取得学院申报指标。
三、博士论坛操作程序
博士论坛旨在通过主题演讲带动讨论，通过讨论促进主题深化，形成良好的互动，凝练具有学科前沿性意义的议题，为学院高等级科研项目申报打下良好的基础。
1.主题选择
选题范围：论坛的主题应围绕当前经济管理领域热点问题，并结合博士现有研究成果和参与的研究课题，体现博士研究深度。
选题方式：主题的选择要集思广益，采取多种方式择优选择。
其他：主题应在论坛举办前两周确定，确定后由联络员及时通知每一位教师，并在确定主题是一并提交该主题的相关资料，以供各位博士和教师熟悉。
2.主题演讲人
每次论坛设立1名主题演讲人。
主题演讲人的选择采取自我报名方式。
3.嘉宾
每次论坛应根据主题邀请1-2名点评老师，若有条件可外请相关领导专家作为特邀嘉宾。
4.主题演讲
演讲内容：主题演讲应紧密围绕论坛主题展开，对主题涉及的背景及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达到使与会人员了解论坛主题的目的；主题演讲应介绍背景，概括研究进展，提出论坛讨论的问题。
演讲形式：主题演讲原则上采取PPT的形式进行报告，也可以结合板书、讲义等方式进行。
演讲时间：主题演讲控制在20-30分钟。
5.讨论
主题演讲结束，与会人员应就主题演讲人提出的问题积极发言，参与讨论。博士在论坛举办前收到论坛主题之后应积极准备，多方面收集资料，为讨论做好准备；
发言要简明扼要，逻辑清晰，体现发言人的表达能力与思辨能力；
欢迎并鼓励与会其他人员发言。
6．其他工作：演讲人提前5个工作日向学科建设部提交演讲题目及内容简介；学科建设部提前3个工作日在学院网页发布通知。
四、博士论坛举办频率
原则上每两周举办1次博士论坛，具体时间由学院学科建设部负责协调。
五、博士论坛保障措施
为保证博士论坛及博士讨论会的定期举行，学院给予相应的配套支持。
1.邀请学院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作为博士论坛的学术顾问，负责提供学术支持；
2.学科建设部与院办共同负责提供相应的场地、设备支持；
3.学科建设部与院办共同负责在学院网页发布论坛通知；
4.激励措施：取得竞争性项目申报学院指标种子项目资格。
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学科建设部
二O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第三篇：博士论坛新闻稿
江苏省现代作物科学博士研究生学术论坛暨第三届长三角作物学博士论坛在扬州大学隆重召开
12月27至29日，由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学位委员会主办，由扬州大学和中国作物学会作物栽培委员会承办的“江苏省现代作物科学博士研究生学术论坛暨第三届长三角作物学博士论坛”在扬州大学隆重召开。
来自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扬州大学、东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山东农业大学6所高校的师生代表100多人参加了本次论坛。本次论坛共征集到论文31篇，其中25名来自不同学校的博士生作报告。本次论坛还邀请包括程顺和院士在内的10名专家教授在论坛首日作了特邀报告，从育种到栽培，从宏观到微观对现代作物科学进行了深入分析。论坛旨在“促进学术交流、加强相互协作、启迪创新思维”。本次论坛涉及到重要作物基因的精细定位及克隆，生物的进化，作物功能基因组和蛋白质组学，生物信息学、数字农作技术等诸多作物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论坛现场气氛热烈、大家在激烈的讨论中获取知识，增进友谊，是一场作物科学研究的盛宴。我校农学院院长丁艳锋教授、遗传育种系主任王秀娥教授以及章元明教授、姜东教授、郭晓鹏老师和10名博士生参加论坛。论坛最后选出优秀论文奖18名，我校刘杨、卢丙越、李春和王薇4名博士生获奖，是6所高校中获奖最多的。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但促进了博士生深入了解作物学前沿动态，而且培养了博士生组织参与学术交流的能力，拓宽了博士生的学术视野，激发了博士生的创新思维，为作物学科博士生们的学术交流搭建了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论坛的成功举办，也使得由我校首倡的“长三角作物学博士论坛”制度化，下届论坛将由我校南京农业大学主办，让我们期待下届论坛的隆重召开。
第四篇：国学博士论坛
国学博士论坛
作者：王传林《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3日 16版）
王传林，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2013级博士。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董仲舒数哲学的基本建构与价值向度——基于数字诠释学的一个可能视角》。
博士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奇伟
通讯评委：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 余治平
《衡水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 魏彦红
“数”作为哲学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被《周易》《老子》与《荀子》等作品予以理论化。时至秦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等作品对“数”与“数字”也颇为钟情，董仲舒更是将“数”与“数字”大胆地运用到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从而赋予其与众不同的哲学意蕴与伦理价值；因此《春秋繁露》中出现了数、大数、天之数、制度之数等范畴。基于此，董子运用以数诠经、以数解人、以数释天、以数统政等诠释范式建构出独特的数字诠释学；其“数”蓄隐真意，值得多维探寻。
“数”作为存在
“数”作为存在，是一切存在之定在的敞开与涌现。当“数”成为人感知与思的对象时，它便有了被抽绎与量化的可能，从而使得其与存在本身相分离，继而成为一种理念或思想。
继轨前人，董子提出：“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下引仅注篇名）；“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为人者天》）等。在他看来，万物之中存在“数”，天亦存在“数”；或曰，“数”作为存在拥有物自体隐存的幽暗与形上之天所涌现的神秘，由数至数字的过程则是试图摆脱幽暗与神秘并使之明朗与清晰的过程。在董子眼中，数字是最纯静、最明晰和最抽象的定在，从而凡物皆成可度量、可重复或可显现的图式；同时，数字作为一种哲学语言拥有言说的力量，拥有建构理论世界的力量。简言之，“数”作为存在之定在向人揭示宇宙的图景与结构，其中蕴含着天道、善与美的敞开与涌现。
“数”作为符号
人是“思”的主体，“数”是“思”的对象；人在思时通过数字符号面向存在。人之符号化能力的进展与物理实在之幽暗的退却成反比，符号因其普遍性与有效性成为打开自然界与人类世界的钥匙。“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相生》）董子以“气”为载体，以“一”为原点，以阴阳变化为路向，由“一”推演出“二”（阴阳）、“四”（四时）、“五”（五行）与“十”（十端）；同时，他又以“五行”配“五常”，以“四时”配“四政”。值得指出的是，董子认为“十”具有圆满性、人伦性与道德性，他说：“天数毕于十”（《官制象天》）；“十者，天数之所止也。古之圣人，因天数之所止，以为数纪”（《阳尊阴卑》）；“人亦十月而生，合于天数也”（同上）；“故数者至十而止，书者以十为终”（《天地阴阳》）；“名号之正，取之天地”（《深察名号》）。由“一”至“十”，“数”完成符号化推演。其实，“数”的符号化就是数字以其单纯而直观的范式在“数”上打下孔洞，一则映现其内在的无限与幽暗，二则表现数字对数的呈现与颠覆。数的符号化意义则在于数字被引入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董子意在为现实伦常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建构寻找形上依据并试图解决其合法性的来源问题。
“数”作为尺度
在董子那里，所有的数字被感性直观置入客观境域之中，即天、地、人与政的逻辑网格之中，这种朝向更大境域与秩序的扩散使得数与数字在敞开自身的同时，更趋近于存在之定在。所以说，董子语境中的“数”之于一切存在而言是一种尺度——价值尺度。在自然境域中，数是自然存在之定在的涌现，而数字则是对数之涌现机缘的观照。在伦理境域中，数蕴蓄着生命与生命之间有同数、同构与同质的一种可能性，数字则呈现出存在与存在之间的价值关联。黑格尔说：“数无疑是一思想，并且是最接近于感官事物的思想，或较确切点说，就我们将感官事物理解为彼此相外和复多之物而言，数就是感官事物本身的思。因此我们在将宇宙解释为数的尝试里，发现了到形而上学的第一步。” “数”作为衡量自然存在的尺度为人认识自然存在与物自体提供了便捷路径，这一点在《春秋繁露》中有明显体现。董子认为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的一切规则皆有定数，而且不可违反；否则，即便是皇帝也会受到“天谴”。在董子那里，“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基义》），因此，“数”成为君权天授理论的凭借。诚如钱穆云：“董仲舒以数理观念代替先秦道家之自然观念，谓宇宙间一切事象物质之变化，其背后皆有一种数与理之作用引生而推动之。盖凡事物之同类者，积至于某程度、某数量，即可引起某种变化，此乃自然之理，实即一种使之然之理也。”可以说，数的存在使得天、人、政三者之间有了同质与贯通的基础，也使得王者可以按照数的尺度去看待一切客观存在，进而得以完成伦常制度与政治架构的设计。
“数”作为方法
董仲舒用数与数字来解构一切存在（包括人自身），他建构了系统的数字诠释学，提出了颇为典型的诠释范式。其中，以数释天是形上依据，描绘的是自然图景；以数诠经是理论源泉，描绘的是历史图景；以数解人是基本环节，描绘的是身体图景；以数统政是理论旨归，描绘的是政治图景。
因此，解析“以数统政”是理解其数字诠释学的关键。在董子那里，“数”统摄天、人与政：人体之数与天数同之，官制之数与天数同之；人作为中间环节打通了天与政之间的通路，解决了现实伦常制度与政治制度建设的合法性问题。董子认为“王者制官”是通过“条天之数”与“备天数以参事”（《官制象天》）来实现的，其要旨是“天之数，人之形，官之制，相参相得”（同上）。简言之，通过“人副天数”与“官制象天”，“天数”得以向“人”与“制”扩展；或曰，现实政治制度的内在理性应该源于天数，否则将缺乏合法性与合理性。他又云，“天地神明之心，与人事成败之真，固莫之能见也，唯圣人能见之”（《郊语》）。由是观之，圣人或王者在沟通天、人与政的过程中是重要环节，其理想人格或道德品格在王道贯通天道、地道与人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反过来说，天道或宇宙理性也利用王者或圣人的意志与独特兴趣来实现其普遍的目的——这是理念的战略，因为王者或圣人是理念的执行者。董子力图表明宇宙精神是如何实现由其本质的辩证演化所规定的目的，其天道贯通人道与王道的思想恰恰阐明了这一点。在董子看来，皇帝尽管是天之子，但其仍需德侔天地，唯此方能成为天的代言人；故而他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并且强调“天意常在于利民”（《止雨》）；这就是说，天、君与民之间存在互动与制衡——“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玉杯》）——天意利民；于互动与制衡之中，民本思想跃然而出。此外，董子依据“天有五行”设计出“政有五官”，并参照“比相生间相胜”的原理附会出五官之间的协作与制衡机制。在他眼中，政治是数字符号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道德是维系这个生活世界良性运行的关键所在；天之数贯穿着这个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如伦常机制、政治制度等），其运行应如四时、五行般有序而和谐。
综上而论，“数”既是存在之定在，又是存在之符号；既是存在之尺度，又是价值之源泉。正基于此，董子建构了独特的数字诠释学，为现实伦常与政治制度找到了理性之基与价值之源。
第五篇：博士论坛学术报告
燕山大学研究生学术报告记录表 姓名
学号
学生类别
硕士研究生
专业
成绩
导师签名
专题讲座或学术报告题目
报告人
时间
2015年月日
地点
内容记录：2015年月日，在机械馆举行了机械工程学院2015届博士生论坛。在论坛上我认真听取了博士生某某某的“课题名称”学术报告，让我深受启发。我也对液压机上横梁的拓扑优化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同时也对液压机上横梁拓扑优化这个研究方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研究背景
优化设计是20世纪6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将数学中的最优化理论与工程设计领域相结合,使人们在解决工程设计问题时,可以从无数设计方案中找到最优或尽可能完善的设计方案,大大提高了工程的设计效率和设计质量。目前,优化设计是工程设计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工程领域———航空航天、机械、船舶、交通、电子、通讯、建筑、纺织、冶金、石油、管理等,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特别是由于现代国家、地区和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各种原材料、能源的短缺,优化设计越来越受到人们广泛的重视,并成为21世纪工程设计人员必须掌握的一种设计方法。（2）结构有限元分析
由于液压机工作时运行速度很慢，工作平稳，因此一般只需研究其静态分析。
根据横梁结构特点,横梁的有限元分析通常采用八节点六面体等参元,而精度要求较高时可以采用20节点六面体等参元。
如果结构和受力具有对称性,可以只需取横梁四分之一加以研究,并进行一定的结构简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结构优化设计需要有限元网格能够自动划分,必须在网格划分时考虑这个问题。
在液压机中,横梁受力一般较为复杂,偏载时立柱要受弯矩作用,因此液压机工作时要求很小的偏心距。为了横梁结构优化设计的顺利进行,必须简化其力学模型。（3）结论
结构优化设计为液压机横梁的结构设计提供了一种可靠和高效的设计方法,将提高液压机系列产品研制与开发的效率和精度。采用的序列二次规划法具有收敛速度快、可靠性好的特点,可应用于大型连续体机械结构优化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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