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主义脓包论之解读

第一篇：绩效主义脓包论之解读

王石的绩效主义脓包论之解读

文/刘化檩

2012年5月17日，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通过个人微博，对绩效主义发表个人观点。绩效主义像企业脓包：索尼前常务董事天外伺朗提出，绩效主义摧毁了索尼引以为傲的激情团队。绩效主义看似公平，但缺少内涵。它只能只靠利益刺激，未结成精神共同体，最终将走向平庸。无论何企业，只要实行员工收入与业绩完全挂钩，一些扎实工作就易被忽视，破坏员工对企业的信任。

王石这一观点鲜明，直指绩效主义的内在缺陷：“一些扎实工作就易被忽视，破坏员工对企业的信任。”这种信任的破坏，会给企业带来各种伤害。万科今年多次遭遇质量问题，先后经历了“安信地板事件”、深圳“纸板门”、“设计门”等事件，就是这种伤害的证明。也因此，在5月11日的股东会上，王石表态，万科要把质量看得比规模、速度更重要；如果质量和规模、速度存在冲突，质量优先于规模、速度等。王石表示“大家要做好准备，万科可能会为了质量沦为老二老三”。即为了质量，失去行业第一也“在所不惜”。

在房地产行业政策波动和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在郁亮主权时期，绩效主义就如指挥棒。万科对城市公司的绩效指标主要看财务报表的前三项指标，诸如资本回报率、利润率、存货周转率等。剔除了王石时期保留的较为务虚的业绩考核指标，如区域建设、产品质量、客户满意度等。对于一线公司职业经理人的考核也变为强调快速周转，甚至，郁亮专门提出了一个“5986模式”，什么都别想，要以最快的速度拿地，最快的速度开工，最快的速度销售。拿地5个月动工、9个月销售、第一个月售出八成，无论如何，开盘你得卖出60%。由此，万科步入了一个快速开发模式。这种快速开发、快速周转模式对万科的资金链顺畅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宏观调控、各种融资渠道收紧的情况下。但是，在“求快、求规模、求周转”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对产品质量、区域建设、客户满意、领导力建设等这些长期对公司品牌、信誉非常重要因素的忽视。可以说，万科出现质量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绩效主义种下的恶果。

绩效主义，很容易忽视公司的长期价值。虽然绩效可以借助于平衡计分卡取得一些指标上的平衡，但就其考核周期来讲，难以跨越年度甚至是季度。在年度、甚至是季度框架 时间内的绩效主义，对于组织中的各个主体来讲，是难以考虑更为长期（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百年）的价值，尤其这些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与各个主体当期利益挂钩时更是如此。但对于大型公司来说，这种长期价值又是必须考虑并在现期有所行动的重大议题，因为这些议题对企业长期的生存发展来说，生死攸关。

绩效主义，很容易忽视那些不易衡量内容的价值。对于产品质量、客户满意度、企业品牌与信誉、员工满意度与组织氛围、整个公司的运营管理水平、研发技术水平、领导力水平、企业文化等等，这些更富有软性的方面，不易衡量。但这些不易衡量的东西，对公司的生存、发展尤其是长期发展富有及其重要的价值。而绩效主义往往更关注那些容易衡量的内容，而忽略了对这些软性因素的关注，这种忽视短期来看公司是生机勃勃，但对于公司长期成长带来伤害。

绩效主义，很容易遗漏一些内容甚至重要内容的价值。绩效主义，只能关注那些比较关键的内容和指标(受制于周期短、软性因素难衡量、对于关键内容的认识不同等状况，关注的关键内容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扭曲)，势必会造成对 公司其他一些内容和工作的忽视，这种忽视容易造成对员工的伤害，更容易造成对公司的伤害。一般只有在出了一些重大问题之后，才反过来去关注一些基本的常识、规则、要求等等。此外，由于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绩效关注重点没有及时调整，而导致绩效主义关注的指标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绩效主义，从根本上来讲，是追求差异化价值，并根据这种差异化价值进行价值分配；是一种不相信员工愿意创造价值、能够创造价值的管控。这种根据差异化价值贡献大小而进行分配的哲学，势必使得整个公司成为一种价值贡献交易市场，这种交易市场，是以利益为纽带的市场，是一种金钱利益共同体，是一个缺乏信任的交易市场。在这一市场中，每个主体都关注自身的指标以及与其相关的金钱利益，而无暇顾及其他。这一市场的形成，除了忽略甚至破坏那些生死攸关的长期价值、不易衡量内容的价值、不进行衡量内容的价值之外，还会对公司的团队精神、创新精神、理想共同体及其激情奋进与创新超越等造成严重伤害,进而对公司的长期竞争能力、品牌与信誉等造成伤害。

团队精神的破坏。在公司的价值贡献交易市场中，每个主体都关注自身的指标以及与其相关的金钱利益。每个主体之间都存在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每个主体都希望自己的指标考核结果最好，都希望自己获得的报酬更多，都在关注自己那一摊事情，而其他人的目标、指标、事务基本于己无关；而且员工对他人的不信任、对公司的不信任也由此而产生。本位主义、狭隘主义、短视主义由此而生，而整体团队的状况、他人的状况无需关注，团队精神荡然无存，取得代之的是明争暗斗。

创新精神的破坏。在公司的价值贡献交易市场中，每个主体都死死盯住自己的绩效指标，光这些指标都占用大量的精力，无暇顾及创新。即使有时间顾及创新，但没有动力去关注这些创新，因为与指标完成没关系，而且公司也不信任你、其他人不信任你。即使与指标有关的创新，也仅仅关注那些对指标有价值的创新，而对于公司长期价值有贡献的突破性创新不关注。而真正有价值的创新，是对公司长期价值具有重大价值的创新。但绩效主义使得大家的时间、精力、视野、精神等都聚焦于绩效目标与指标，至于创新则很容易被忽略，尤其是突破性创新。

理想共同体及其激情奋进与创新超越的破坏。在公司的价值贡献交易市场中，金钱利益、物质利益至上，而把理想感召、内在动力、相互信任忽略一边，进而使得激情奋进、创新超越的仅仅依赖于金钱与物质。而依赖于金钱与物质的激情和创新，则难以持久；同时，激情程度与创新投入也难以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没有出神入化的激情程度与创新投入，公司就很容易混为平庸。

王石的绩效主义脓包论给大家提个醒，给所有在中国风风火火进行绩效管理实践的企业提个醒。应该说，在中国风风火火进行了那么多年的绩效管理，是该正确认识绩效主义价值的时候了。

绩效主义，能帮助企业做什么、不能帮助企业做什么？绩效主义，能帮助那些所在市场相对稳定、生产运营相对稳定的企业克服员工惰性，能够促进那些容易衡量的、周期较短的、相对重要的目标和指标的实现。而对于激发员工出神 入化的激情与创新无能为力，对于促进那些不易衡量的、周期较长的远景和目标无能为力，对于促进那些基础的、不甚重要的事情长期坚持下去也能力有限。

除了绩效主义，我们还应靠什么？绩效主义，仅仅是公司整体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全部精力集中于绩效主义肯定会出大问题。除绩效之外，还应关注企业的公平公正，关注企业整体的协同性，关注那些不易衡量事情的价值，关注企业和员工的精神世界，而这些则需要关注企业文化管理、整体运营管理、整个公司领导力水平等等。

第二篇：克服单纯绩效主义

克服单纯绩效主义

绩效管理是圣杯还是鸡肋，业界至今仍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然而，绩效管理似乎不可替代的工具意义在我们身边总是挥之不去，与其视之为洪水猛兽，不如因势而利导之；当然也不必将其奉之为圭臬。在绩效考核的论功行赏中不妨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产生误导。在这方面，西汉名著《淮南子》“人间训”所作的分析颇为透彻，有助于我们在绩效管理中克服单纯绩效主义的模糊认识。

绩效考核有例外

绩效管理虽然是现代企业的管理工具，但是绩效问题古已有之，商鞅变法中奖励耕战，强调“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就是以我们现在所说的绩效为根据。汉代以降，把这种做法归之于阀阅。

阀阅之“阀”，指的就是功绩，作为一种考核制度非常严格，而且日益完备。但是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成书于西汉的《淮南子》一书就对“论功劳行赏罚”的古训提出了质疑。

《淮南子》在“人间训”一卷中列举了历史上诸多被例外安排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没有功劳却优先得到荐举，有功劳者在赏赐上却靠后。即“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第二种情况是有罪过却得到嘉奖，有功绩却引来责罚。即“有罪而可赏也，或有功而可罪也”。第三种情况是追求绩效的意见被采纳，而且计谋恰当，但策划者反而被疏远；提出的建议与绩效无关，而且当下行不通，但献计献策照样可以被君王敬为上宾。即“或说听计当，而身疏；或言不用、计不行而益亲”。在每一种情况中，都有一些著名的案例。《淮南子》列举出这些情况和案例，是想证明其合理性，提请决策者注意。

比如战国时期魏国的西门豹治理邺县时，按照当时官方的考核指标来看，业绩就相当差：官仓里没有积蓄的粮食，兵库里没有兵械存放，财政收入不仅没有什么增长，甚至账本都不好看。这在有关部门的考核中就排不上名次，难免有人会在魏文侯面前议论过西门豹的过失。魏文侯就决定到邺县考察，看到的现象果然和人们议论的相一致，于是要求西门豹当面诉职。西门豹认为：亡国之君才会不顾老百姓的疾苦，只顾府库充足；我认为你魏文侯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为臣就将粮食、兵器、钱财都积贮在民间，召之即来。西门豹登上城楼击鼓，第一阵鼓声结束，百姓纷纷披挂铠甲，手持兵器从家里出来；第二阵鼓声结束，又有许多百姓或人背或用车装着粮食纷纷来到。按照《淮南子》的观点，这种“罪过”就应当嘉奖才是。

反过来说，《淮南子》认为，那些不注意生息规律、杀鸡取卵、拼凑数字，在绩效指标上很突出的地方不仅不应当鼓励，还应当追究那里的责任。同样是在魏文侯治下，有个叫做解扁的人担任魏东部边境官员后，年终上报账目，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了三倍，主管财政的官员提请魏文侯予以嘉奖。魏文侯问：“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主管官员解释说：“解扁下令百姓冬天砍伐树木，积存到来年春天，再从河道运出去卖掉，积聚了不少钱财。”魏文侯斥责道：“老百姓春天辛勤耕种，夏天更不得空闲，秋天又忙着收割敛藏，冬天正是休生养息的时候。这个解扁却在冬天增加劳役，伐木积贮树木，春天不顾耕种抽人去运木头，让老百姓一年到头疲惫不堪。官府里的收入增加了三倍，老百姓靠什么过日子？”

须防当期苟合

由此看来，在掌控了一定资源的情况下，如果不择手段，在一定的时间段获得一定的绩效并不困难。问题在于，获得一定绩效的目的是什么。即使管理者获得绩效的愿望是好的，而良好的愿望与绩效数字之间也存在着内涵与形式的差异，有可能难以两全。况且被管理者所处的立场与管理者有不同，获得绩效的动机容易出现差异，有可能与管理者的初衷相背离，需要管理者在绩效数据面前弄清楚数字背后的实际效用，切忌轻信。

为什么要这样呢？《淮南子》在“要略”卷中指出了“人间训”一卷的立意：“‘人间’者，所以观祸福之变，察利害之反，钻脉得失之迹，标举终始之坛也。”那意思是说，“人间训”揭示包括论功行赏有例外在内的内容，是为了帮助人们观察祸福的变化，考察利害的正反演变；通过事物的脉络研究得失踪迹，进一步认识事物开始与终结的更替关系。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对于当期绩效的把握也是一样。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期的绩效不重要，而是说管理者应当防止有人投机取巧，被投己所好者所利用。即使绩效数据是真实的，也不可忘乎所以，以为从此就可以弹冠相庆，因为利弊是相互转化的。

任何绩效的获得都需要一定的资源；而资源的利用存在着一个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在《淮南子》看来，信义也是一种资源，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软实力。《淮南子》举了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后“赏有功者”的例子，说明“一时之权”与“万世之利”之间的轻重关系，指出后者更为重要。这里涉及到子犯与雍季两个谋臣的故事，子犯主张在争战中可以“不厌诈伪”；雍季则认为：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不可诈伪。晋文公评判道：“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所以他先奖励的是雍季，把对健康价值导向的激励看的比具体绩效的论功行赏更重。

既然价值导向与具体绩效有区别，那么在论功行赏时就应当注意在强调一方时对另一方的伤害，尤其是不能以具体绩效伤害健康的价值导向，否则就是一种苟合。苟合是双向的，一方面是管理者对绩效特别偏好，就会出现被管理者投其所好的苟合；另一方面是管理者为了安抚被管理者，迎合贪功获利诉求的苟合。两方面的结合，就是相互利用；但那也是有利则合无利则分。健康价值导向虽然“虚”，但意义更大；具体绩效虽然实惠，毕竟是暂时的局部的，和全局的长久的利益比起来，意义小了许多，且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管理者绝不可因小失大，以免在解决了一个问题后，导致更严重问题的发生。

风物长宜放眼量

《淮南子》在提出“贤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的主张后；举了一个“忠臣不苟利”的例子：秦国偷袭郑国，郑国有个商人叫弦高的，设计吓退了秦兵。郑国的国君奖赏弦高，弦高却推辞了，理由是：“如果我因欺诈而得到奖赏，那么郑国原本的信义原则就要受到败坏。一个国家的治理无信义原则，就会败坏整个风气习俗。”这个故事实际上说给有“苟得”之念的管理者们听的，告诫他们要“风物长宜放眼量”，至今对我们不无启示意义：首先，在获得绩效的途径上要遵循创新规律，不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淮南子》写作的年代是农业社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所以那时候的劳动是遵从天道，效法自然。但自然界也有灾变，这时候就不能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商鞅遭到肢解，李斯遭到车裂，他们创造的业绩、个人结局、历史评价在时间点上就是错位的，一时一地的评价显然有局限性。在知识经济中的生产中也是一样，期间有通过“寻租”与“创新”获得业绩的区别。经理人对资源的调配既可以用于勾结官僚政客以寻租，又可以用于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怎样选择一般取决于哪一类活动回报率更高，因此在绩效的获得上并非可以直接看到实际的努力。倒是创新往往会出现较长的周期，难免出现失败。因此真正负责的企业家鼓励创新，就不能短视。

其次，获得绩效固然需要激励，但也要将用人与奖人区分开来，尊重用人规律。绩效管理本来是用来激励的，但是在实践中管理者往往把它和选拔人结合在一起，把职位提升当成了一种激励方式，甚至成了最终的方式。其实，绩效的获得固然离不开个人的努力，但主要靠的是体制的力量；只要动用体制内资源，必然有其结果，只是结果有是否合乎预期的区别。如果以仅仅绩效用人、选拔人，就可能会把体制外更为优秀的人才排斥在外。汉代以降的阀阅制度就暴露出了这种弊端，祖先立下的功业成了后人当官的资本；平民的后代即使再优秀，也难有用武之地。在企业的绩效管理中虽然不至于直接导致官二代、富二代，但是在用人方面也应当敢于启用过去没有机会获得绩效的员工，给体制外的人提供取得绩效的机会。

再次，也是最根本的，就是在绩效管理中坚持以正治企，防止被业绩伪相俘获。以正治企是道家以正治国的理念在企业里的运用，即坚持正道，不用歪门邪道去获取眼前的绩效。把前者叫做“崇君之德”，后者叫做“广君之地”。管理者如果不能坚持以正治企，将有可能被业绩伪相所迷惑。有些绩效即使是真金白银，也会因为获得的途径不正当将得而复失。所谓“忠臣者务崇君之德，馅臣者务广君之地”，忠诚的下级总是竭力促成上级的品德品牌，而谄佞的下级总是致力于眼前攻城略地，关键在于管理者能否将高瞻远瞩与明察秋毫结合起来。否则难免有人会利用管理者的好大喜功以售其奸，将管理者引向不归路。《淮南子》列举诸多例外的例子，就是要告诫管理者坚持走正道，“辞所不能而受所能，则得无损堕之势”，坚持绩效的可持续性。

来源：监理英才网

第三篇：论三文主义论文

论孙中山三民主义

【摘要】

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权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民主人权的旗帜，坚持走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人权主张可以概括为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即：以民族主义求得民族解放与自立;以民权主义主张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民生主义消灭贫富差距，发展经济。

【关键词】

孙中山 三民主义 人权思想

【内容】

三民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它在反侵略、反封建上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挽救民族危亡、实现近代化的主张。但是由于他们力量弱小、对帝国主义认识不清，决定了他们在反侵略时不能直接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反封建时也不能真正认识到直接与地主阶级斗争、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性。这从本质上来讲，是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表现，也决定了在三民主义知道下的辛亥革命难免要遭到失败。

【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对民族主义内容的解释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反满，要驱除鞑虏。二是恢复中华，建立汉民族政权。三是反满不是单纯仇满。四是主张民族独立。

反满是为了防止中国丧失更多的权利，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最大特色是具有反满、反封建、反帝三重意义，在当时形势下，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趋势，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打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桎梏的要求。正如《民报》在答复改良派等对革命派的辩难时宣示的：“为独立计，为救亡计，必须打倒清朝政府;革帝国主义的命，必须先造清朝政府的反。”它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精要。

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其基本内容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权利。

推翻帝制是国民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前提。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即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政权，用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政治理论纲领的核心。正因为这样，孙中山宣称民权革命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五权宪法”。这里所称之五权除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以外，还新增了考试权和监察权。考试权是指国家通过各种考试选择和任用各级官员的权利，考试权源于在中国存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监察权是监察官对国家官员实行监督弹劾之权。他强调只有实行五权宪法，中国才能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家，“必以五权宪法为建设国家底基础，……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底共和国家。”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纯良的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政纲中的社会革命纲领。它的指导思想是防资本主义的祸患于未然，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方面。

“平均地权”要求必须实行土地国有化。《同盟会宣言》中归纳为：“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经过“核定地价”之后，要地主照价纳税，国家在必要时可以照核定之地价收购，随着社会进步，交通发展，经济繁荣，土地价格必然大大上涨，其涨价部分，一律归国家所有。只要这些设想能实施，就做到“平均地权”。这样做，既可以制止地主垄断土地坐享地价上涨之利，又可以使国家富裕起来，“行了这法之后，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难办。” 中国就能做到“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18} 节制资本。“节制资本”的口号，是在较晚时间提出来的，但这一思想早已发端了。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把—切大实业如铁路、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私人独享其利。他认为，这样的“节制资本”，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既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又可以避免走资本家垄断的弊病。

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的“企业国有”主张，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欧美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病;另一方面，这种由国家力量来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更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不发达国家的社会进步。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生主义是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两个重大的基本问题，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已触及这两大问题，并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发展资本主义工农业生产的愿望，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三民主义的缺陷】

民族主义: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族主义没有从正面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也没有明确地把汉族军阀、官僚、地主作为革命对象，从而给了这部分人后来从内部和外部破坏革命以可乘之机。

民权主义:民权主义虽然强调了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却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中的地位，因而难以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真正的保证。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它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中难以成为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理论武器。

总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而且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历史与现实的意义】

三民主义是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公开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聚集在这面旗帜下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精英，共产党人是继孙中山之后扛起这面旗帜的主体力量。三民主义是一幅关乎民族未来的理想蓝图，是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同代人设计并追求的目标，也是后续的中华子孙应该接力完成的事业。三民主义是一种新的革命学说，是东西方文化融合并且超越了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创新成果，是一百年来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选择，也是实现台海两岸统一的一种共同的价值选择。

尽管孙中山早期设计的三民主义并没有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但他主张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思路十分清晰，并且取得了两个十分重

要的实践成果：一是赶走了满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二是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给中华民族埋下了宪政、共和的种子。事实上，对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当时最紧迫的现实任务就是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统治，进而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创造条件。

孙中山认为，20 世纪人类文明已经进入民生革命时代，而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民权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因此，不仅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是中华民族紧迫的现实任务，解决民权和民生问题也都符合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既然三民主义符合世界文明发展潮流，那么她跟共产主义就必然有相通之处。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结合点就在于孙中山倡导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这与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相同。不仅如此，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更多的相似之处还在于孙中山对民生主义的解释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孙中山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大量的论述表明，孙中山晚年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不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刻批判, 而且明显倾向于社会主义。

历史地看，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民族资产阶级承担起实现三民主义理想的全部责任和作用。事实上，孙中山和他的同代人只是也只能是完成推翻封建统治的历史任务，同时也为进一步完成反帝反封建、为实现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历史任务指明方向。实践证明，三民主义作为一幅关乎民族未来的理想蓝图，是需要中华子孙接力去完成的事业。

三民主义倡导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并不纯粹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目标。三民主义体现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诉求。民族主义关乎民族独立，民权主义关乎民权自由，民生主义关乎民生幸福。这三个方面都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利益诉求，尤其是民族主义所主张的民族独立、民族平等问题不仅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关心的问题，在面临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也是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倡导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最终完成，国内各少数民族也实现了民族自治和民族平等，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还没有取得平等地位。早期的共和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弱国。由于祖国贫弱，直到20 世纪90 年代，一些海外华人还感到备受歧视，一些西方国家仍然不能平等地对待中国和中国人，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并没有最终完成。而今，我们可以自豪地告慰先烈们的是：中国不仅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大国地位，也开始进入世界强国行列，并且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

要力量。可以说，当年，孙中山倡导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历史任务已经最终完成。不应该否认的是，我们还没有最终完成孙中山提出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理想目标。就民权主义而言，我们确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国体，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并没有最终还原政府权力的公共本质：广大的工农群众作为公共权力主体还不到位，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还缺乏完善的法制保障，社会管理还存在诸多制度缺失，大量的公共服务还不能实现均等化。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的解释是一幅更为远景的蓝图。

【总结】

孙中山不仅认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甚至将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或者叫做大同主义。为了民生幸福，孙中山提出发展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特别重视发展以公有制的形式主导国民经济命脉的国家资本主义，通过节制私营资本来防止贫富过分悬殊，缓解“社会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为了实现民生幸福的目标，孙中山还亲自制定了一套《实业计划》。遗憾的是，这些计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本就无法实现。正是在这种政治我们今天正在做孙中山先生当年来不及做也没有条件做的事情。

第四篇：绩效管理切记克服单纯绩效主义

绩效管理是“圣杯”还是“鸡肋”，业界至今仍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然而，绩效管理似乎不可替代的工具意义在我们身边总是挥之不去。在这方面，西汉名著《淮南子》“人间训”所作的分析颇为透彻，有助于我们在绩效管理中克服单纯绩效主义的模糊认识。绩效考核有例外绩效管理虽然是现代企业的管理工具，但是绩效问题古已有之，商鞅变法中奖励耕战，强调“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就是以我们现在所说的绩效为根据。汉代以来，把这种做法归之于阀阅制度。阀阅之“阀”，指的就是功绩，作为一种考核制度非常严格，而且日益完备。但是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著成于西汉的《淮南子》一书对此提出了质疑。

《淮南子》在“人间训”一卷中列举了历史上诸多在论功行赏中被例外安排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即没有功劳却优先得到荐举，有功劳者在赏赐上却靠后。第二种情况是“有罪而可赏也，或有功而可罪也”，即有罪过却得到嘉奖，有功绩却引来责罚。第三种情况是“或说听计当，而身疏；或言不用、计不行而益亲”，即追求绩效的意见被采纳，而且计谋恰当，但策划者反而被疏远；提出的建议与绩效无关，而且当下行不通，但建言者照样可以被君王敬为上宾。在每一种情况中，都有一些著名的案例。比如战国时期魏国的西门豹治理邺县时，按照当时官方的考核指标来看，业绩就相当差：官仓里没有积蓄的粮食，兵库里没有兵械存放，财政收入不仅没有什么增长，甚至账本都不好看。这在有关部门的考核中就排不上名次，难免有人会在魏文侯面前议论西门豹的过失。魏文侯就决定到邺县考察。他看到的现象果然和人们议论的相一致，于是要求西门豹当面述职。西门豹解释说：只有亡国之君才会不顾老百姓的疾苦，只顾府库充足；我认为你魏文侯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将粮食、兵器、钱财都积贮在民间，召之即来。为了验证这一说法，西门豹登上城楼击鼓，第一阵鼓声结束，百姓纷纷披挂铠甲，手持兵器从家里出来；第二阵鼓声结束，又有许多百姓人背车载，将粮食纷纷运到。按照《淮南子》的观点，这种“罪过”反而应当嘉奖才是。

反过来说，《淮南子》认为，那些不注意生息规律、杀鸡取卵、拼凑数字，在绩效指标上很突出的地方不仅不应当鼓励，还应当追究那里管理者的责任。同样是在魏文侯统治下，有个叫做解扁的人担任魏东部边境官员后，年终上报账目，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了三倍，主管财政的官员提请魏文侯予以嘉奖。魏文侯问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主管官员解释道：“解扁下令百姓冬天砍伐树木，积存到来年春天，再从河道运出去卖掉，积聚了不少钱财。”魏文侯斥责道：“老百姓春天辛勤耕种，夏天更不得空闲，秋天又忙着收割敛藏，冬天正是休养生息的时候，是不能扰民的。你解扁却在冬天增加劳役，伐木积贮树木，春天不顾耕种繁忙而抽人去运木头，让老百姓一年到头疲惫不堪。官府里的收入增加了三倍，可老百姓靠什么过日子？”

须防当期苟合其实，在掌控了一定资源的情况下，如果不择手段，在一定的时间段拼凑一定的绩效并不困难。即使管理者获得绩效的愿望是好的，而良好的愿望与绩效数字之间也存在着内涵与形式的差异，有可能难以两全。况且下级所处的立场与上级有所不同，获得绩效的动机容易出现差异，有可能与管理者的初衷相背离，需要管理者在绩效数据面前弄清楚数字背后的实际效用，切忌轻信。

《淮南子》中列举出这么多例外的背后有什么普遍意义呢？“要略”卷指出了其中的要

旨：这是为了“观祸福之变，察利害之反，钻脉得失之迹，标举终始之坛也”，即为了帮助人们观察祸福的变化，考察利害的正反演变；通过事物的脉络研究得失踪迹，进一步认识事物开始与终结的更替关系。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对于当期绩效的把握也是一样。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期的绩效不重要，而是说管理者应当防止有人投机取巧，以免被投己所好者所利用。即使绩效数据是真实的，也不可忘乎所以，以为从此就可以弹冠相庆，因为利弊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在《淮南子》看来，信义也是一种资源，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软实力。《淮南子》举了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后“赏有功者”的例子，说明“一时之权”与“万世之利”之间的轻重关系，指出后者更为重要。这里涉及到子犯与雍季两个谋臣的故事。子犯主张在争战中可以“不厌诈伪”，但雍季并不认同，他认为：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走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不可诈伪。晋文公评判道：“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所以他先奖励的是雍季，把对健康价值导向的激励看得比具体绩效的论功行赏更重。

健康价值导向虽然“虚”，但意义更大；具体绩效虽然实惠，毕竟是暂时的、局部的，和全局的长久的利益比起来，意义小了许多，且获得的过程往往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管理者绝不可因小失大，以免在解决了一个问题后，导致更严重问题的发生。既然价值导向与具体绩效有区别，那么在论功行赏时就应当注意在强调一方时对另一方的伤害，尤其是不能以具体绩效伤害健康的价值导向，否则就是一种苟合。苟合是双向的，一方面是管理者对绩效特别偏好，就会出现被管理者投其所好的苟合；另一方面是管理者为了安抚被管理者，迎合贪功获利的诉求，放弃原则的苟合。两方面的结合，就是相互利用。这往往是有利则合无利则分，不具有可持续性。

风物长宜放眼量《淮南子》在提出“贤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的主张后，举了一个“忠臣不苟利”的例子：秦国偷袭郑国，郑国有个商人叫弦高的，设计吓退了秦兵。郑国的国君奖赏弦高，弦高却推辞了，理由是：“如果我因欺诈而得到奖赏，那么郑国原本的信义原则就要受到败坏。一个国家的治理无信义原则，就会败坏整个风气习俗。”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说给有“荀得”之念的管理者们听的，至今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这种启发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获得绩效的途径上要遵循创新规律，不能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淮南子》写作的年代是农业社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所以那时候的劳动是遵从天道，效法自然；但自然界也有灾变，这时候就不能以一时的挫折论英雄。同样，在社会生活中也会有人祸。商鞅遭到肢解，李斯遭到车裂，他们创造的业绩、个人结局、历史评价在时间点上就是错位的。由此可以看出，一时一地的评价显然有局限性。在知识经济的生产中，也有通过“寻租”与“创新”获得业绩的区别。经理人对资源的调配既可用于勾结官僚政客以寻租，又可用于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如何选择一般取决于哪一类活动回报率更高，因此在绩效的获得上并非可以直接看到实际的努力，由于创新往往会出现较长的周期，难免会出现失败，所以对于负责任的企业家来说，既然鼓励创新，就切记不应当短视。

其次，获得绩效固然需要激励，但也要将用人与奖人区分开来，尊重用人规律。绩效管理当然需要奖惩，但是在实践中管理者往往把它和选拔人结合在一起，把职位提升当成了一种激励方式，有时甚至成了最终的方式。其实，绩效的获得固然离不开个人的努力，但主要靠的是体制的力量；只要动用体制内的资源，必然有其结果，只是结果是否理想的问题。如

果仅仅凭借绩效来用人、选拔人，就可能会把体制外更为优秀的人才排斥在外。汉代以来的阀阅制度就暴露出了这种弊端，祖先立下的功业成了后人当官的资本；平民的后代即使再优秀，也难有用武之地。在企业的绩效管理中虽然不至于直接导致“官二代”、“富二代”，但在用人时也应当敢于启用过去没有机会获得绩效的员工，给体制外的人们提供取得绩效的机会。

再次，也是最根本的，就是在绩效管理中坚持以正治企，防止被业绩伪相俘获。以正治企是道家以正治国的理念在企业里的运用，即坚持正道，不用歪门邪道去获取眼前的绩效。管理者若不能坚持以正治企，将有可能被业绩伪相迷惑。有些绩效即使是真金白银，也会因为获得的途径不正当将得而复失。《淮南子》把正道叫做“崇君之德”，把伪相叫做“广君之地”。所谓“忠臣者务崇君之德，馅臣者务广君之地”，忠诚的下级竭力促成上级的品德和企业的品牌，而谄佞的下级总是致力于眼前的攻城略地，关键在于管理者能否将高瞻远瞩与明察秋毫结合起来；否则难免有人会利用管理者的好大喜功以售其奸，将管理者引向不归路，反受绩效管理所害。

综上所述，对于绩效管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唯绩效马首是瞻，要综合考量一个行为对当期绩效及长远绩效的影响，不能以一时成败论英雄，在用人中也要敢于启用过去没有机会获得绩效的员工，并坚持用积极正向的价值观来引导和激励员工，惟其如此，才有望获得真正的、可持续的绩效提升。

“在企业的绩效管理中虽然不至于直接导致”官二代“、”富二代“，但在用人时也应当敢于启用过去没有机会获得绩效的员工，给体制外的人们提供取得绩效的机会。”

第五篇：绩效管理切记克服单纯绩效主义

绩效管理切记克服单纯绩效主义

绩效管理是“圣杯”还是“鸡肋”，业界至今仍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然而，绩效管理似乎不可替代的工具意义在我们身边总是挥之不去。在这方面，西汉名著《淮南子》“人间训”所作的分析颇为透彻，有助于我们在绩效管理中克服单纯绩效主义的模糊认识。

绩效考核有例外绩效管理虽然是现代企业的管理工具，但是绩效问题古已有之，商鞅变法中奖励耕战，强调“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就是以我们现在所说的绩效为根据。汉代以来，把这种做法归之于阀阅制度。阀阅之“阀”，指的就是功绩，作为一种考核制度非常严格，而且日益完备。但是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著成于西汉的《淮南子》一书对此提出了质疑。

《淮南子》在“人间训”一卷中列举了历史上诸多在论功行赏中被例外安排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即没有功劳却优先得到荐举，有功劳者在赏赐上却靠后。第二种情况是“有罪而可赏也，或有功而可罪也”，即有罪过却得到嘉奖，有功绩却引来责罚。第三种情况是“或说听计当，而身疏；或言不用、计不行而益亲”，即追求绩效的意见被采纳，而且计谋恰当，但策划者反而被疏远；提出的建议与绩效无关，而且当下行不通，但建言者照样可以被君王敬为上宾。在每一种情况中，都有一些著名的案例。

比如战国时期魏国的西门豹治理邺县时，按照当时官方的考核指标来看，业绩就相当差：官仓里没有积蓄的粮食，兵库里没有兵械存放，财政收入不仅没有什么增长，甚至账本都不好看。这在有关部门的考核中就排不上名次，难免有人会在魏文侯面前议论西门豹的过失。魏文侯就决定到邺县考察。他看到的现象果然和人们议论的相一致，于是要求西门豹当面述职。西门豹解释说：只有亡国之君才会不顾老百姓的疾苦，只顾府库充足；我认为你魏文侯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将粮食、兵器、钱财都积贮在民间，召之即来。为了验证这一说法，西门豹登上城楼击鼓，第一阵鼓声结束，百姓纷纷披挂铠甲，手持兵器从家里出来；第二阵鼓声结束，又有许多百姓人背车载，将粮食纷纷运到。按照《淮南子》的观点，这种“罪过”反而应当嘉奖才是。

反过来说，《淮南子》认为，那些不注意生息规律、杀鸡取卵、拼凑数字，在绩效指标上很突出的地方不仅不应当鼓励，还应当追究那里管理者的责任。同样是在魏文侯统治下，有个叫做解扁的人担任魏东部边境官员后，年终上报账目，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了三倍，主管财政的官员提请魏文侯予以嘉奖。魏文侯问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主管官员解释道：“解扁下令百姓冬天砍伐树木，积存到来年春天，再从河道运出去卖掉，积聚了不少钱财。”魏文侯斥责道：“老百姓春天辛勤耕种，夏天更不得空闲，秋天又忙着收割敛藏，冬天正是休养生息的时候，是不能扰民的。你解扁却在冬天增加劳役，伐木积贮树木，春天不顾耕种繁忙而抽人去运木头，让老百姓一年到头疲惫不堪。官府里的收入增加了三倍，可老百姓靠什么过日子？”

须防当期苟合其实，在掌控了一定资源的情况下，如果不择手段，在一定的时间段拼凑一定的绩效并不困难。即使管理者获得绩效的愿望是好的，而良好的愿望与绩效数字之间也存在着内涵与形式的差异，有可能难以两全。况且下级所处的立场与上级有所不同，获得绩效的动机容易出现差异，有可能与管理者的初衷相背离，需要管理者在绩效数据面前弄清楚数字背后的实际效用，切忌轻信。《淮南子》中列举出这么多例外的背后有什么普遍意义呢？“要略”卷指出了其中的要旨：这是为了“观祸福之变，察利害之反，钻脉得失之迹，标举终始之坛也”，即为了帮助人们观察祸福的变化，考察利害的正反演变；通过事物的脉络研究得失踪迹，进一步认识事物开始与终结的更替关系。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对于当期绩效的把握也是一样。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期的绩效不重要，而是说管理者应当防止有人投机取巧，以免被投己所好者所利用。即使绩效数据是真实的，也不可忘乎所以，以为从此就可以弹冠相庆，因为利弊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在《淮南子》看来，信义也是一种资源，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软实力。《淮南子》举了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后“赏有功者”的例子，说明“一时之权”与“万世之利”之间的轻重关系，指出后者更为重要。这里涉及到子犯与雍季两个谋臣的故事。子犯主张在争战中可以“不厌诈伪”，但雍季并不认同，他认为：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走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不可诈伪。晋文公评判道：“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所以他先奖励的是雍季，把对健康价值导向的激励看得比具体绩效的论功行赏更重。

健康价值导向虽然“虚”，但意义更大；具体绩效虽然实惠，毕竟是暂时的、局部的，和全局的长久的利益比起来，意义小了许多，且获得的过程往往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管理者绝不可因小失大，以免在解决了一个问题后，导致更严重问题的发生。既然价值导向与具体绩效有区别，那么在论功行赏时就应当注意在强调一方时对另一方的伤害，尤其是不能以具体绩效伤害健康的价值导向，否则就是一种苟合。苟合是双向的，一方面是管理者对绩效特别偏好，就会出现被管理者投其所好的苟合；另一方面是管理者为了安抚被管理者，迎合贪功获利的诉求，放弃原则的苟合。两方面的结合，就是相互利用。这往往是有利则合无利则分，不具有可持续性。

风物长宜放眼量《淮南子》在提出“贤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的主张后，举了一个“忠臣不苟利”的例子：秦国偷袭郑国，郑国有个商人叫弦高的，设计吓退了秦兵。郑国的国君奖赏弦高，弦高却推辞了，理由是：“如果我因欺诈而得到奖赏，那么郑国原本的信义原则就要受到败坏。一个国家的治理无信义原则，就会败坏整个风气习俗。”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说给有“荀得”之念的管理者们听的，至今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这种启发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获得绩效的途径上要遵循创新规律，不能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淮南子》写作的年代是农业社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所以那时候的劳动是遵从天道，效法自然；但自然界也有灾变，这时候就不能以一时的挫折论英雄。同样，在社会生活中也会有人祸。商鞅遭到肢解，李斯遭到车裂，他们创造的业绩、个人结局、历史评价在时间点上就是错位的。由此可以看出，一时一地的评价显然有局限性。在知识经济的生产中，也有通过“寻租”与“创新”获得业绩的区别。经理人对资源的调配既可用于勾结官僚政客以寻租，又可用于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如何选择一般取决于哪一类活动回报率更高，因此在绩效的获得上并非可以直接看到实际的努力，由于创新往往会出现较长的周期，难免会出现失败，所以对于负责任的企业家来说，既然鼓励创新，就切记不应当短视。

其次，获得绩效固然需要激励，但也要将用人与奖人区分开来，尊重用人规律。绩效管理当然需要奖惩，但是在实践中管理者往往把它和选拔人结合在一起，把职位提升当成了一种激励方式，有时甚至成了最终的方式。其实，绩效的获得固然离不开个人的努力，但主要靠的是体制的力量；只要动用体制内的资源，必然有其结果，只是结果是否理想的问题。如果仅仅凭借绩效来用人、选拔人，就可能会把体制外更为优秀的人才排斥在外。汉代以来的阀阅制度就暴露出了这种弊端，祖先立下的功业成了后人当官的资本；平民的后代即使再优秀，也难有用武之地。在企业的绩效管理中虽然不至于直接导致“官二代”、“富二代”，但在用人时也应当敢于启用过去没有机会获得绩效的员工，给体制外的人们提供取得绩效的机会。

再次，也是最根本的，就是在绩效管理中坚持以正治企，防止被业绩伪相俘获。以正治企是道家以正治国的理念在企业里的运用，即坚持正道，不用歪门邪道去获取眼前的绩效。管理者若不能坚持以正治企，将有可能被业绩伪相迷惑。有些绩效即使是真金白银，也会因为获得的途径不正当将得而复失。《淮南子》把正道叫做“崇君之德”，把伪相叫做“广君之地”。所谓“忠臣者务崇君之德，馅臣者务广君之地”，忠诚的下级竭力促成上级的品德和企业的品牌，而谄佞的下级总是致力于眼前的攻城略地，关键在于管理者能否将高瞻远瞩与明察秋毫结合起来；否则难免有人会利用管理者的好大喜功以售其奸，将管理者引向不归路，反受绩效管理所害。

综上所述，对于绩效管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唯绩效马首是瞻，要综合考量一个行为对当期绩效及长远绩效的影响，不能以一时成败论英雄，在用人中也要敢于启用过去没有机会获得绩效的员工，并坚持用积极正向的价值观来引导和激励员工，惟其如此，才有望获得真正的、可持续的绩效提升。“在企业的绩效管理中虽然不至于直接导致”官二代“、”富二代“，但在用人时也应当敢于启用过去没有机会获得绩效的员工，给体制外的人们提供取得绩效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