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台湾科技政策(下)

第一篇：世纪之交的台湾科技政策(下)

世纪之交的台湾科技政策(下)

科技工业园遍地开花

新竹科学工业园经过20年发展，已成为台湾高科技产业的重镇，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十大科技工业园区之一。截至1998年，区内共有272家科技产业公司，园区已形成集成电路产业、电脑及周边产业、通讯产业、光电产业、精密机械产业、生物技术产业等六大支柱产业。

为实现发展制造业，建设“科技岛”的目标，1997年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又着手在台南地区建设台南科技工业园区，同时规划建设中部科技园区，形成北、中、南均衡发展的格局。

此外，台湾经济主管部门也提出，拟在10年内兴建20至30个各种类型的智慧型工业园区，每年开发2至3个。园区分为9种类型，包括3个科学园、2个航太工业园区、1个机械工业园区、1个生物工业园区、3个中山科技园区（即军工武器产业园区）、1个创业者园区、1个研究园区。台湾交通主管部门也计划比照美国“电信走廊”的做法，成立台湾电信园区。与此同时，岛内各大企业基于研发的需要，也纷纷创建民营科技工业园，如宏?集团、东和纺织和信集团等都计划建立自己的科技园区。

南部科学园区是台当局建设的第二个科学园区，位于现在的台南市新市区、善化区、安定区之间。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将其作为迈向21世纪的重要工程，称其为“跨世纪台湾成为科技岛的希望所系”，故在规划中总面积比新竹科学工业园区还大，除一期规划建设的台南县680公顷外，还保留400公顷作为未来发展用地。

南部科学园区的建设目标是继新竹科学园区之后的台湾第二大科技重镇及带动南部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科技基地。为了使该园区有别于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半导体产业独大的现象，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将其产业定位在生物科技和微机电两大类上，设置了微电子精密机械、半导体、农业生物科技等三大专业区。1997年7月，“台南科学工业园区开发筹备处”正式运作，开展园区规划、投资引进、办理厂商入住运营等工作。

1998年，台当局开始建设从台北到高雄的高铁，正好从台南科学工业园区内经过。由于高铁列车行经时会造成邻近地面强烈振动，可能影响园区内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半导体厂商的晶圆生产过程，导致这些厂商不满，甚至传出拟出走的新闻，引起台当局官员与地方民众激烈反应，解决起来相当棘手。所幸行政主管部门快速决议，提前征收邻近预留的400公顷土地作为园区用地，并责成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尽速处理高铁减振事宜。台南科学工业园区的土地也因此由原来的600公顷扩增为1000公顷，正好迎合其后几年厂商扩展迅速的厂地需求。截至2000年12月底，已核准51家科技公司入驻园区。

2003年1月，“台南科学工业园区开发筹备处”升格为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机构，戴谦任负责人，在其领下，招商及各项公共建设等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再加上光电半导体产业的急速成长，故产值每年都呈现倍数增加，至2003年时，已达到新台币1500亿元，其后数年每年均以近千亿元的额度稳定成长。

2000年，台南园区一期可供建厂用地80%以上均已出租完毕，为应对“两兆双星”产业建厂所需用地需求，台当局于当同年5月批准，由原台糖公司在高雄县路竹地区开发的567公顷智慧型工业园区作为南部科学园路竹园区用地，并于2004年7月更名为高雄园区。

以研发军工技术为主的中山科学院自1996年开始建设青山、龙园及台中3个智慧型研究园区，到2000年，已进驻厂商27家，完成技术服务项目7，000余件，举办各类研讨会、说明及展示会1300场次，并成功结合400余家岛内厂商进行产品开发技术研究。此外，南港软件园区、台南科技工业区、云林科技工业区也都在加紧建设，并有厂商开始进驻建厂。

“以人文关怀为主轴的跨世纪科技发展方案”

刘兆玄担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还不到两年整，便接受新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萧万长之邀，于1998年2月初接任行政主管部门副职负责人，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一职由前教育主管部门副职负责人、逢甲大学校长黄镇台接任（任期1998年2月-2000年5月）。

黄镇台是台湾前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孙运璇的女婿，而且也是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的老同事，1986年至1989年期间曾任该机构“自然科学发展处处长”，任内配合学科规划，积极推行整合性重点研究及整合性仪器、技术与资料服务计划，落实评审制度，实质评估成果报告，以为审核主持人来年计划的依据，全力支持优秀计划，去除“平头主义”，并推动科研长期计划；鼓励私立学校参与科技主管部门整合性研究执行方案，改善其研究环境，调动私立学校研究力量；定期举行岛内各大学系、所主任座谈会，赴校访问，以加强与学术界之沟通，充分发挥策划协调的角色。此外，为完善研究环境，于1986―1988年期间，在成功大学、中兴大学增设数学中心图书服务，台湾大学、成功大学增设物理中心图书服务，新竹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增设化学中心图书服务，确实发挥数、理、化三个研究推动中心的功能。

1998年2月底，黄镇台接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不久，即提出刘兆玄任内策划的“迎向新千禧――以人文关怀为主轴的跨世纪科技发展方案”，即在追求技术、创新与经济成长的同时，也要重视人的素质，推行以人为本的科技政策。

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跨越社会残障的鸿沟”辅具的研发与展示、“数字博物馆”（日后发展为“数字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的建立，“太空探奇”科学教育活动、电动机车的研发与推广等。

以残障辅具为例，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成立“跨越社会残障的鸿沟”推动办公室，开始支持残障辅具的研发，不少学者开始注意这方面的研究。2000年7月，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补助台湾大学成立身心障碍者辅具工程研究中心；2005年7月，该中心改隶台湾大学工学院并营运至今，让研发残障辅具的工作一直延续下来。

黄镇台认为，科技主管部门的主要任务虽然和科学息息相关，但科技创新的立基点应在一个健全的人文社会面。只有从人出发，以人为本来发展科技，才能建构一个既理性又和谐的社会，真正厚植台湾的竞争力。

在黄镇台的建议下，1999年1月，台湾科技主管部门邀集岛内学者与相关机构代表，举办第一次全台湾人文社会科学会议，对岛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关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会议结束之后，依据会议的决议，草拟《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白皮书》，历经1年的修订，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通过。该白皮书对于当时岛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现况、面临的困境，以及未来应改进的策略都有详尽的分析和评论，均提出了相当具体的建议。

此外，1999年6月，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还分别在台大和中研院设立人文学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希望能进一步改善人文学术环境，厚植研究基础，并协助推动尖端研究，提升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

由于早年曾在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自然处”和教育主管部门高教管理机构工作，以及担任私立逢甲大学校长的经历，黄镇台积极支持在岛内私立大学任教的教师、科研人员参与到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主持的重要科研计划中。由于私立大学的科研基础条件薄弱，导致这些研究人员难以有较好的研究成果，但科技主管部门在审查申请专题研究计划时，重点之一就是根据项目申请人以往的研究表现，使得这些研究者获得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资助的机会相对较低；而失去经费的支持，就更难再有好的成果。长久以来，他们就一直处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劣势中。

为了破解这个恶性循环，黄镇台曾多次到岛内各私立学校座谈，希望他们能鼓励老师提出较为整合（2至3位研究者以上）的计划，由科技主管部门会同岛内外专家学者一同来修正、调整他们的研究计划，让其变得可行，尽可能给予经费支持，希望在数年后能有较好的研究成果。

开放两岸科技交流

两岸开展科技交流，是台湾科技发展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对此后台湾科技的走向也影响深远。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科技部海峡两岸科技交流中心《两岸科技交流20年》一书，这里简要提及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等台当局有关机构所起的作用。

自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之后，台海两岸长期处于敌对的紧张状态，双方之间的官方和民间联系几近断绝。1978年12月，大陆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战略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会议提出对外开放的方针和重视科学、教育的方针。同年12月，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为应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大陆方面率先调整对台政策，开始重点促进两岸经贸合作与交流。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提出两岸应实现通邮、通商、通航，进行经济、文化、科技、体育交流的政治主张，打破了两岸长达30年的禁锢。

198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首次提出“一国两制”的初步设想。此后，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用“一国两制”办法解决台湾问题的六点主张。配合这一构想，大陆有关部门制定并出台了促进两岸经贸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福建省等地方政府对此积极响应，为两岸民间往来构筑了平台，开启了两岸贸易和人员往来之先河。

80年代初，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后又增加海南岛；1984年又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市，由北向南分布在1.8万公里的海岸线上，形成沿海开放地带，各地方政府积极吸引台商到大陆投资建厂，保证其合法权益，制定和出台有关配套政策，促进两岸经贸交流。而台湾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下，也适当放宽了对大陆贸易的限制，两岸关系开始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由于中国大陆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具有各国际组织会员国的优势，其自身也是世界排名前十位的科技大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多边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和学术活动，先后加入了数百个国际科技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科技学（协）会，并经常在大陆地区举办各种国际性学术会议。台湾也是其中一些组织的会员，部分台湾科技人员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之机，或明或暗地与大陆参会科技人员有过许多私下接触，开展了一些学术方面的相关洽谈与交流。

1987年台当局开放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部分台湾科技人士以探亲为名赴大陆参观访问，两岸科技界才开始有了正式接触，两岸交流活动随之开始起步。1988年11月底，台当局开始允许岛内学者或民间团体赴大陆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批准台湾厂家参加在大陆举办的各种国际科技展和商展。一些岛内科技人员借机参访大陆科研机构，进行讲学，甚至出席大陆各类国内学术会议。1990年，台当局又开放岛内学校、机构、团体人员赴大陆地区访问，两岸间的科技交流活动开始增多。

1991年4月，台湾两岸事务管理部门决定开放大陆高科技人才来台参观访问。6月，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开始受理大陆专业人士以团体方式申请赴台参观访问事宜。同年7月，台湾领导人李登辉参加中研院第20届院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希望两岸“加强学术交流，化解两岸敌意”。

1992年2月，台湾两岸事务管理部门修正通过《机关（构）学校团体派员赴大陆地区从事文教活动作业要点》，有条件解除公立大专院校校长赴大陆访问的限制，并开放公务员（不含政务员）因业务需要赴大陆参加民间性质文教活动。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也制定《海峡两岸学生交流活动的作业要点》，准许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各级学校学生可以在比赛、观摩、训练、研究、表演、展览、国际会议及学术研讨会等方面进行交流。同年3月，台湾经济主管部门决定成立专案小组，评估两岸科技交流的可能性，表示在不影响台湾整体安全和有助于产业升级情况下，放宽引进大陆高科技的限制。5月，台湾两岸事务管理部门宣布，允许大陆科技人士直接赴台从事研究工作，不需要再取道海外第三地转赴台湾，并同意撤销一项长达40年的禁止从大陆引进技术的禁令，从而减少台湾对日本和美国的依赖性。

为支持台湾岛内学者专家赴大陆地区从事短期科技研究，并配合台湾地区间企业的需要及促进两岸学术科技交流，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还于1992年5月公布《补助学者专家赴大陆地区从事短期科技研究作业要点》，其内容为：短期科技研究项目包括两岸民生福祉科技领域、关键性技术及其他特殊领域；申请资格须为执行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目标导向及特殊领域研究计划的公私立高校或研究机构编制内专任教学、研究及技术人员；补助期间以6个月为限，若仅参加研讨会则以不超过14天为原则。

据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统计，自1991年7月至1993年底，先后资助25位学者赴大陆开展短期研究，补助赴大陆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者达200余人，补助办理两岸科技学术研究会5场次。

1993年“汪辜会谈”后，台当局决定将文教科技交流议题正式纳入共同协议。1994年1月，台湾两岸事务管理部门正式成立“中华发展基金”，以基金利息来资助两岸的学术交流活动。同年7月，台当局通过“规划两岸学术科技交流重点及人才互访”、“加强两岸环境保护及灾害防治科技交流合作研究”、“促进两岸科技出版物交换及建立资讯流通管道”、“探讨两岸科技交流衍生之智慧财产权问题”等4项计划及11项工作要点。1995年2月，台湾两岸事务管理部门通过《加强两岸民间交流规划方案》，该方案以“经贸交流、文教交流、事务协商、检讨法规”作为台湾方面开展两岸交流活动的重点。

同年8月，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台北举行会谈，会谈后两会负责人唐树备与焦仁和发表了共同新闻稿，其中关于科技交流部分有：“双方同意进行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等人才交流。加强有关灾害防治、环境保护等科技领域之交流与研究”。在具体项目方面，双方同意进行下列项目的人才交流：物理、化学、大气、地球、海洋、数学等自然科学；光电、无线电通讯、高级材料、航天、电脑、机械海洋技术等工程科学；中医药学、天然药用植物、生物学与医学等生命科学以及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人文及社会科学，并鼓励建立两岸学术与科技资讯交流渠道，共同订定长程计划、汇编两岸科技名词对照表。

1994年9月，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特别制定《补助两岸科技学术研讨会作业要点》，规定台湾地区公私立大专院校、经该机构认可的学术研究机构或政府立案核准的学术科技团体，为办理两岸科技学术研讨会，均可向该机构申请补助，目的是“提升两岸科技水准及增进两岸科技学术交流”。条件是申请机构应为成立两年以上或曾举办研讨会绩效良好，且发表的论文数在8篇以上者。研讨会的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生物科学、工程与应用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及科学教育；灾害防治、疾病防治、全球变迁等民生福祉项目。在台湾地区举办的会议，申请补助的项目包括论文印制费、接待大陆人士在台的生活费及其他相关行政费用；在大陆地区举办的会议，申请补助的项目为参会者赴大陆地区的交通费。

1995年7月，台当局提出：“扩大民生科技交流，加强两岸环保科技、医疗、食品、天然灾害防治、原子能和平应用等领域的交流，促进两岸民众福祉。”此外，在加强产业科技交流方面，提出：“两岸产业科技交流，原则上由民间企业按照现行规定积极进行”；“两岸科技交流协商重点，以民生福祉相关之基础科技，包括气象、地震、能源科技、资源勘探、海洋技术等项目为主”；“两岸产业科技协商以科技产品标准化、中文资讯标准化两项议题为优先”。

90年代后期，由于台湾领导人李登辉通过访美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散布分裂言论，企图分裂中国，致使两岸关系紧张，“汪辜会谈”中断，严重冲击了岛内经济发展。然而，海峡两岸经贸、学术、文教、宗教、旅游、探亲等民间各项交流互动仍然日益频繁，蓬勃发展。

这一时期，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在推动两岸科技交流方面，为配合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以“积极主动，循序渐进”的原则，依据行政部门颁布的“落实国统纲领近程阶段计划项目”，制定“加强两岸学术科技交流五年计划”，并依据该计划内容，制定各项交流配合措施，每年补助经费将近1亿元新台币，推动两岸相关学者及学术机构代表互访，补助召开两岸科技研讨会，邀请大陆学者及博士后赴台合作研究等各种科技交流活动，对促进两岸学术交流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例如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为配合台当局《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原订有《大陆地区科技人士来台从事研究许可办法》，初期以许可大陆地区科技人士来台从事研究为主，但未能规范其来台从事参观访问、参加会议等科技活动。为掌握两岸科技交流全貌，并简化处理流程，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又制定了《大陆地区专业人士来台从事专业活动许可办法》，改设单一窗口，受理大陆科技专业人士来台的申请。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为提升台湾科技研究水准、促进两岸科技交流及加强双边互信了解，协助学术与科技研究机构邀请大陆重要科技人士来台访问，特制定《补助邀请大陆重要科技人士来台短期访问作业要点》，于1997年6月公布实施。其重点包括：申请资格须为台湾地区公私立大学校院、公立研究机构或依法设立的学术、科技等团体；被邀请人申请资格为任职于大陆地区大学校院或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专家、大陆地区科技政策或科技组织或学术团体的主要负责人，或具有特殊专长且对申请机构的学术研究或科技发展有助益者。

为补助岛内专家学者因开展专题研究计划之需而赴大陆地区从事短期科技研究，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制定了《补助学者专家赴大陆地区从事短期科技研究作业要点》，于1992年5月实施。后为配合其1998年度专题计划补助规定的修正并因应实际研究需要，又于1997年3月进行修订，其主要内容包括：短期科技研究项目包括基础科学、工程与应用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科学教育等领域，以及灾害防治、疾病防治、全球变迁等民生福祉科技领域与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规划执行的目标导向或学科规划重点研究领域，明确规范申请其专题研究计划或其附属机构委办的研究计划，均可在申请时编列赴大陆地区从事短期科技研究经费，申请资格包括执行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个别型研究计划的公私立高校或研究机构编制内专任教学、研究及技术人员及执行其整合型研究计划的主持人、共同主持人、专任研究助理、兼任助理（博硕士班研究生）或延揽的研究人才，补助期间最长6个月。

为提升两岸科技和应用的技术水准及增进两岸学术科技交流，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还制定了《协办两岸学术科技研讨会作业要点》，于1994年9月公布实施，协助台湾学术团体办理两岸学术及重点科技研讨会。后综合各界反应及为配合实际需要，又于1997年2月加以修订，其重要内容包括：申请资格须为台湾地区公私立大专院校、公立研究机构或依法设立的学术、科技等团体；重点科技包括基础科学、工程与应用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科学教育等领域、灾害防治、疾病防治、全球变迁等民生福祉科技领域，以及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规划执行的目标导向或学科规划重点研究领域。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下属科技资料中心经由台湾财团法人中华图书资讯馆际合作协会与大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建立交流渠道，整合岛内大陆地区期刊资讯资源建立“大陆期刊联合目录资料库”，并结合岛内新建立的“大陆期刊联合目录暨馆际合作系统”，提供学研人员查询馆藏与线上申请大陆期刊全文服务；推动并执行两岸逾百种核心科技期刊的交换，交换所得的大陆地区期刊陈列在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科技资料中心资讯服务处，供岛内研究人员阅览。此外，还与新竹清华大学合作，引进大陆“中国学术光盘资料库”，包括大陆地区理、工、医、农、人文等学科领域的3500种学术期刊全文，建立“大陆期刊资讯资源中心”。

黄镇台（1948年―）

祖籍浙江新昌，出生于台湾台南市，197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1973年获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1977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物理博士学位，1979年回台湾在新竹清华大学化学系任教，1985年任新竹清华大学自强科学研究中心综合计划处处长，1986年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自然科学发展处处长”，1989年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高教管理机构负责人，1983年回新竹清华大学化学系任教授，1991年任行政主管部门“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负责人，1994年任教育主管部门副职负责人，1995年任逢甲大学校长，1998年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2000年离任后在逢甲大学化工系任教，2008年出任东吴大学校长。

第二篇：科技孵化器政策

一、自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对符合条件的孵化器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务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二、对符合非盈利组织条件的孵化器的收入，自2008年1月1日起按照税法及其有关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三、享受本通知规定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营业税优惠政策的孵化器，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孵化器的成立和运行符合国务院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认定和管理办法，经国务院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认定，并取得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资格；

2、孵化器应将向孵化器企业出租场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器服务的业务收入在财务上单独核算；

3、孵化器内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场地面积应占孵化器可自主支配场地面积的75%以上（含75%），孵化器企业数量应占孵化器内企业总量的90%以上（含90%）。

四、本通知所称“孵化企业”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企业注册地及办公场所必须在孵化器的孵化场地内；

2、属新注册企业或新申请进入孵化器前企业成立时间不超过2年；

3、企业在孵化器内孵化的时间不超过3年；

4、企业注册资金不超过200万元；

5、属迁入企业的，上年的营业收入不超过200万元；

6、企业租用孵化器内孵化场地面积不低于1000平方米；

7、企业从事研究、开发、生产的项目或产品应属于科学技术部等部门颁布的《中国高新技术品目录》范围，且《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目录》范围内项目或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业务取得的收入占企业年收入的50%以上。

五、本通知所称“孵化服务”是指为孵化企业提供的属于营业税“服务业”税目中“代理业”、“租赁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咨询和技术服务范围内的服务。

六、国务院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孵化器是否符合本通知的各项条件进行事前审核确认，并出具相应的证明材料。

七、各主管税务机关要严格执行税收政策，按照税收减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孵化器办理税收减免，加强对孵化器的日常税收管理和服务。主管税务机关要定期对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孵化器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的，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并按照税收征管法以及税收减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篇：台湾新竹科技园区发展分析

湾新竹科技园区发展分析

1、概况

1980年12月，台湾在台北市西南的新竹县设立了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区－－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新竹科学工业园已蜚声岛外，跻身于世界著名高新科技园区行列，有台湾“硅谷”之称。目前，园区目前已开发480公顷土地，尚有100公顷土地正在开发，主要规划为工业区、住宅区和休闲娱乐区。工业区内也标准厂房、自建厂房和实验室；住宅区内则建有公寓宿舍，加上各种运动设施、静心湖、餐厅、书店等，提供园区和附近居民一个良好的生活空间。共有高新科技企业272家，80%是台湾企业，产品销售总额达4550亿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000多亿元），园区劳动生产率是整个台湾制造业的2.7倍，人均获利能力是整个制造业的3倍以上。新竹有十几种科技产品销售量居世界第一，电脑硬件成为世界第三大产地，仅次于日美。

1997年底，园区从业人员共有54806人，专科以上的人力占59％，员工平均年龄30岁，男女员工各占48％和52％。其中归国学人在园区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脚色，截至85年底，学人回国累计达2563人，共创立82家公司，占入区厂商40％。

1997年底，累计入区厂商203家，产业计分集成电路、计算机及外围、通讯、光电、精密机械和生物技术六类。整体营业额3182亿元。其中国内厂商167家，国外36家；累计实收资本额2584亿元，国内资金占87％，国外资金占13％。园区1997年共有20家公司股票上市或上柜。其中集成电路产业10家，计算机及外围产业8家，通讯产业2家。

新竹已经成为台湾高科技发展及风险投资成功运用的典型。据统计，台湾有124家创业投资基金，拥有相当于200亿人民币的资金，平均每家为3.25亿元规模，为2400家企业和项目提供资金。

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获得了巨大成功，原因在于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看到了台湾发展科学园区与美国硅谷不同的条件和环境，在设计新竹的基本框架时，不生搬硬套硅谷的概念，从自身实际出发，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制度与政策，从而创造出了发展科技的新模式。

2、模式

（1）确定主导产业结构

新竹建区之初就确定了电子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精密仪器机械、生物工程、集成电路、通讯光电等具有十分广阔前景的六大高科技领域。整个科学工业园区的完成大体分为三期：

第一期，以引进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所需的整套技术、科技人员及管理经验为主； 第二期，以扩展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为目标，使科学工业园区本身具有设计、制造自动机具的能力，补充基础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引导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对高技术产业发展需要的项目进行重点突破，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第三期，以带动、促进企业家踊跃投资高新技术产业为目标。

（2）充分利用区位优势

高科技园区需要优美的环境，方便的交通，临近大学与研究机构。这些区位条件在新竹园区均具备。首先是自然环境优美，园区建在台湾著名的风景区内，这里草木茂盛，地势平坦，瀑布温泉遍布，气候宜人。其次是交通便利，距台北约70公里，离桃园国际机场55公里，距台中、基隆两大国际海港90公里，有陆（铁路、高速公路）海空立体交通网络。再次是智力资源丰富，这里有台湾著名的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华工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等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附近地区还有中央大学、中原大学、中山科学研究院、中正理工学院等。此外，园区附近有电子、电机、玻璃、纺织、机构及石化等较好的工业基础，这些工业部门技术水平较高，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

（3）新竹园区的政策优惠

新竹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刺激投资的法规和制度，这些优惠政策与保税区无异。

一是税收优惠。园区企业进口的自用机器设备、原料、燃料、半成品、物料及货物等，均免征税捐；园区货物或劳务外销者，免征货物及营业税；在园区内购买厂房及有关建筑物，免征契税；园区内企业头5年免税，企业正式营业头9年内连续免缴所得税，以后每年缴付的所得税不超过盈利的22%。

二是资金扶持。自1980年开始运行以来，新竹科技园由政府出资搞风险资本，共投资24亿美元。政府设立多项科技资助资金来帮助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园区的资助主要采用财政支出的无偿性与低息的方式，资金的回收则采是在被资助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后，实现大量利润的税收形式，这是一种间接的回收方式。进入新竹园区的企业都经过十分严格的审核，规定入园企业必须是技术密集型企业，必须是制造及研究发展高技术工业产品的科技型企业。

为发展某些重要产业，新竹以直接投资或优先给予长期优惠贷款等财政金融手段予以扶持。凡符合园区引进条件的科技工业，厂商可以申请园区参与投资，园区出资最高可达总额的49%，投资者日后可以购回部分或全部股权。投资者如以技术作为股份投资，最高可以拥有总股份的25%。银行还可以向园区厂商提供利率低于一般银行2%的中长期贷款，并可依贷款者的需要，允许在贷款后1－3年内开始偿还。此外，园区还拿出大量资金资助技术创新开发，资助额最高可达每项计划所需经费的一半。资料显示，新竹的租税条件比日本、新加坡优惠，与韩国大致相等，在吸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有较强的竞争力。

三是土地厂房便宜。园区内建设了规划完备的设施和厂房，并以低廉的价格出租给厂商，被认定为对科技有特殊贡献的工业投资，可减免土地租金5年。当局规定只有投资于创业投资公司，即风险资本公司的法人和个人才可享受到20%的抵减税。同时，政府还明确指出，创业投资公司只可以投资于当局规定的科技产业。

（4）注重投资软环境，以利吸引外资进入

首先是有集中高效的行政管理。新竹园区的工作由园区指导委员会和园区管理局共同筹划，指导委员会为综合性、跨“部门”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有关园区宏观重大问题的决策，并对园区建设和运行事宜进行沟通和处理。管理局则负责具体规划和日常业务管理，管理局拥有对进驻园区的金融、税务、海关、电力、供水、邮政、治安等部门的指导、督办之权，统一协调行政管理事务。

其次是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一方面，园区按照国际惯例，做到“七通一平”，提供优质廉价的标准厂房，提供完备的生产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又按照社区化的要求，建有医疗卫生、休闲娱乐、生活服务、学校教育等完善的社区生活配套设施。

第三是有完善的服务保障。新竹园区按照“厂商服务、区内完成”的原则，在园区内设有整套服务机构，为园区厂商提供全方面、多功能服务，包括环境卫生、消防救火、治安防范、企划、投资服务、劳工纠纷协调、工商、工程、地政、电脑网络、公共福利、仓储等，厂商所需办理的手续都可在园区内完成。

（5）大力引进培养人才，形成园区的活力和人气

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对高学历、高科技人才采取来者不拒的移民政策。目前在新竹就业人数中，专科以上学历者达到65%以上，其中博士、硕士分别超过1000人、10000人。园区厂商的老板，博士、硕士、学士各占1/3。允许科技人员用其专利权或专门技术作为股份投资，目前从美国迁入新竹的学子达3000多人。由于这些返台的海外学子大多在国外（主要是美国）的教学科研机构受过良好的训练，很多人曾在大企业中从事过高科技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其中不少人就直接来自于美国的“硅谷”。他们的研发能力、管理能力都很强，能够把握世界高科技发展的脉搏，因而很容易使企业在一个较高的台阶上起步。新竹规定，企业雇佣台湾本地科技人员的人数必须占科技人员总数的50%以上，以保证把更多的台湾科技人

员培养成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

（6）不苛求自有品牌或核心技术，选择成熟产业形成产业聚集

台湾以配套工业为起点，如今已成为世界信息化发展不可缺少的分子。30年前许多美国公司在台湾设立代加工生产基地，为台湾成为世界最大的芯片生产地打下了基础。今天，台湾自己的同类企业已逐渐具备了生产优势，而那些当年的美国公司赚足了钱，卖掉地皮，却为台湾留下了技术力量与一大批企业家。

第四篇：论一国两制下的台湾关系

《论一国两制下的台湾关系》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台湾问题前景不容乐观，经过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宣传，我们似乎对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始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观点深信不疑。某些专家甚至声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提高，台湾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我并不反对经济建设这个重要前提，但事实上我们忽略了这个前提的最终目的。如果我们从战略目的着眼，便不难发现台湾问题才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最大绊脚石，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具体论证这一观点。

第一，从目前世界局势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扩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正常而合理的军备开支一直备受指责，在加上西方反华势力费尽心思妖魔化中国的负面宣传，中国政府在国际交往中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中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威胁论在海外市场的影响仍然愈演愈烈，台湾问题顺其自然地被他们当成了杀手锏，成为了中国双边谈判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第二，就中国社会现状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的各方受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仅曾经许诺的阵痛阴影依旧挥之不去，而且改革过程中衍生了诸多负面效应。例如，贪污腐败屡禁不止，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风气逐渐败坏，政府公信力不断下降……国人民族感情和民族认同感遭受重挫，同时，积极促进两岸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因此，积极地处理好台湾问题不仅可以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从而缓和社会矛盾，而且可以极大地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自豪感。

第三，就台湾当局而言，自从马英九上台执政后，就制定了不独、不统、不武的三不政策，此举得到了美日等国的大力支持，维持台湾现状正中其下怀。对此，如若我们熟视无睹，只会让台独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在维持台湾现状到谋求台湾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基于以上论述，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下面我将具体阐述我对台湾问题的若干建议。

第一、作为执政党，中共应该正视历史，端正立场，在处理两岸关系时，既不能以国共战争的胜利者姿态骄傲自居，也不能因为历史情感问题对台湾当局一味妥协。在两岸关系谈判中，应该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只要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以让步，让步给中国人并不丢脸，但不能输理。

第二、利用台湾的党派之争，抓住各党派之间的隔阂逐个击破。当前，要认识到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政策是重中之重，因为前者与中共存在历史隔阂，后者则与中共存在政治隔阂。因此，对两党都要采取两手政策，即萝卜加大棒政策，听话，就使用萝卜政策，不听话就使用大棒政策，绝对不能姑息养奸，放纵不理而任之自流。第三，借用中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积极开展对台政策的宣传攻势，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特别要与和中国有着相同历史遭遇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加强合作。对于美英等西方国家，则应在经济合作抑或需要中国合作的国际重大事项上与之展开博弈，利用西方国家间的内在缝隙采取积极而灵活的外交政策。过去，我们心痛地看到，当法国政府支持藏独势力时，政府就去采购美国波音公司的客机；而当美国对台军售时，政府就去法国采购空客的产品，这样做无异于被人家牵着牛鼻子走甚至是饮鸩止渴，我有时候甚至怀疑美国和法国是不是商量好了来耍我们！一亿件衬衫才换来一架波音，政府不能这样糟蹋自己国民千辛万苦换来的血汗钱啊！

在此期间，政府也要坚决反对和粉碎西方反华势力把台湾问题与香港和澳门问题相提并论，企图改变台湾问题性质的阴谋。台独势力和西方反华势力必须要承认台湾在二战结束之前已由日本归还中国这一具有国际法依据的既定事实，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台湾问题任何时候都不适用于其鼓吹的殖民地所采取的民族自决原则。

第四，加强两岸经贸合作，以经济统一促进政治统一。19世纪，德意志联邦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当那个时候的战略家还习惯于用武力解决国家问题时，李斯特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独到眼光提出了一个大胆假设——破除德意志各邦国间的关税壁垒，建立德意志关税联盟。当时，这样的观点无疑是超前而显得虚无缥缈的。但是，李斯特并没有因为他人的嘲笑而放弃自己的抉择，为了德意志的统一，他坚持四处奔走在各个邦国间游说当局采取他的主张，现实又给了他当头一棒，他的学说不仅没有得到当权者的认同，他本人也遭到了包括德意志第二大邦国奥地利在内的各个邦国的驱逐，因为各个邦国都不想失去关税这一重要的财政来源。

最终，李斯特带着遗憾在贫穷和痛苦中抑郁而终，然而历史并没

有给德意志留下遗憾。历史总是在漫长的岁月和无尽的苦痛中等待着被嘲笑者和被侮辱的胜利，最终德意志最大的邦国普鲁士接受了这位先贤的建议。经济融合仿佛坚冰下的细流缓缓汇聚，统一成为了历史的趋势，历史的车轮在破冰的一天不可阻挡的到来了。1834年1月1日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它的主导者是普鲁士。当日凌晨，一辆满载货物的马车第一次在各个邦国间自由来往，这在以前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统一的大旗最终落到了普鲁士身上，政治统一的道路也曙光初现！今日中国的格局虽然与当时存在诸多差异，但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启迪。因此，今日中国政府之重任也必须立足于推动两岸经贸合作，以海基会和海协会为载体开展民间交往从而带动官方来往，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台湾厂商来大陆投资建厂，同时，鼓励大陆资本和产品采取灵活形式多渠道进军台湾市场。我相信，随着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台湾和大陆最终将处于同一条息息相关的供给链上，台独势力也必将投鼠忌器！

第五，唯有武装可以企公理，唯有铁血可以求和平，不能单纯地寄希望于台湾民众，不能让台湾问题无限期的拖延。当前，全世界仍有26个国家与台湾当局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这足以说明台独势力还得到了一定的外界力量的支持，也说明台独势力在台湾有一定影响力，甚至可以左右台湾政局，陈水扁虽已入狱，陈氏之流一类的数典忘祖之辈却大有人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以及将来，台湾当局都企图把安全寄托在美国的协防之上，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美国愿意协防台湾，但绝不愿意引起两岸战争，更不想卷入两岸战争之中，它的目的只是想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同时为美国军事工业开拓市场，相反，我们要把焦点投向得寸进尺的邻国日本，日本之于中国就如同战国时期吴国之于越国一样，二者存在着根本利益的对立。我们不能因为外界势力的干涉就放任台独势力为所欲为，无节制的容忍只会令台湾问题愈演愈烈，夜长梦多！首先，台湾当局会利用时间扩充军备，增加大陆武力统一台湾的难度和伤亡，届时只会对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其次，我们在处理双边关系时处处受制于人，以至于常常处于消极的被动地位，甚至要承载大量的经济损失，战略空间被逐渐鲸吞蚕食。再次，台湾问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而且目前大陆社会矛盾激化，西藏、新疆等分裂势力蠢蠢欲动，如果这些问题同时爆发或者接连爆发，很难想象政府该如何应对，局势又将走向何方！政府当局应当对后人负起历史责任，不能一味逃避问题把难题都留给后人来解决。否则，只会退一步，离万丈深渊就更近一步；忍一时，离出头之日就更长一天！

第五篇：台湾的未来何在 形势与政策

台湾的未来何在？

——试论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发展前景

摘要：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历史纠葛，终于在近几年有所改变，在国际中逐渐被边缘化的台湾，究竟是该接受大陆的橄榄枝，还是继续游离在国际体系之外。无疑这是对于台湾领导人最为重要的命题。从ECFA开始，从太阳花学运开始，坐视这艘不沉的航母，未来的方向。

关键词：ECFA,太阳花学运。

目录

1.ECFA-橄榄枝还是特洛伊木马？

2.台湾的选择

3.两岸的未来

1.ECFA-橄榄枝还是特洛伊木马？

从3月18日发起到3月30日数十万人凯达格兰道大游行，此次台湾“反服贸运动”已进行了10多天。在这10多天里，部分抗议者占领了立法院和行政院，迄今尚未从立法院退出，此次事件如前段的乌克兰政变，已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

“服贸协议”是“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简称，是两岸政府根据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协商所签协议之一，文本正文四章24条，两个附件分别为《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关于服务提供者的具体规定》。自2013年6月海协会会长陈德铭与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签署后，服贸协议在台湾开始进入审批程序，但由于民进党团坚持不懈的杯葛，协议不但迄今未能通过，还引发了严重的民间抗议。

台湾民众对服贸的恐惧、排斥和反对，是十分可理解的。这里既有经济上的恐惧，也有政治上的恐惧。经济方面主要是担心贪利权贵出卖台湾民众的利益；而政治方面则源于两岸政治制度的差异。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制度的冲突以及长期以来的统独之争，使得服贸这个看似单纯的经济问题无法不被政治化──问题在于，经济确实离不开政治，这正是此次台湾反服贸运动的内在原因。

不只是从中国内政，更从国际政治的地缘战略上看，大陆不可能放弃台湾，这是中国将来解决南海争端，重新划分东亚和东南亚势力范围的战略要地，美国不会让，中国更不会让。基于政治，经济的这些原因，这些理由，使得台湾民间坚决抵制，这就是反对服贸的主要原因。从台湾的视角出发，执政党有执政党的视角，在野党有在野党的视角，民间有民间的视角，如果缺乏应对分歧所需的共和精神，这些分歧就会造成社会的分裂状态。不抱偏见地说，民间的视角虽然分散，但通常会被认为较为公允，因为所涉党派利益较少。

然而，即使是民间，反对是一回事，如何反对是另一回事，而且后者更为重要，本文力图以对“3.18”运动迄今以来人们关心的事实与法治问题，以及引发此次事件的制度因素做一点检讨的尝试。

早在去年6月21日，台湾国策顾问郝明义先生就发表反服贸文章，被称为打响反服贸第一枪。一个多月后的7月31日，郝明义因服贸协议所涉出版业方面的问题辞职，并且给马英九写了一封很长的辞职信，信中，郝明义直斥马英九政府在服贸问题上罔顾安全红线，对善意的提醒置若罔闻，隐瞒民众，在谈判和签署协议问题上搞黑箱操作。

应该说，郝明义这封辞职信中所指出的具体问题基本上都是事实，尤其是郝明义对马英九政府的警告，劝其尽早回头是岸显然已被目前的事态所证实。但无论是郝明义还是后来以及直到现在为止的抗议者指控马政府践踏民主程序、黑箱操作的法律依据依然不足，因为谈判过程的信息公开问题存在着很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只是说在这一十分特殊的陆台关系背景下，马政府若能更透明地披露谈判过程信息，是一种值得赞许的政治智慧，然而，也许是担心绿营的对立态度，或许是别的原因，马政府并没有听取郝明义这些不错的建议。

2.台湾的选择

对于冲进立法院的学生们来说，他们想要的是做出改变，不能引起社会的轰动，不能产生蝴蝶效应，一切都是徒劳。

对于ECFA本身，国民党团在没有进行朝野协商的情况下，就“强制”通过服贸的行为本身来说，已经是对于台湾现行制度的底线挑战。

对于民进党团来说，他们正好利用这次运动满足自己的诉求。

所有各方，都打着自己的算盘，对于这场运动，一切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单纯。从长远来看，大陆对于台湾的经济，政治的影响会越来越深，这也正是部分台湾民众对于大陆十分抗拒的原因之一。特别对于一个影响全岛数千万人身家性命的两岸协议，当然应该在其谈判、签署与审议过程中都尽可能信息公开。虽然由于谈判本身的缘故，不可能随时随地马上全部公开，但在签署前，政府基本上没有做过多少具体的信息公开工作，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即使可以被证明为合乎《行政程序法》，也没有现实意义，并毫无疑问地进一步严重削弱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服贸送审之后因各方因素致使出现张庆忠“30秒”事件，民众不能接受，这也是完全正当的，因此，为此进行任何和平地守法的政治表达都是正当的。

但是学生们的做法，其中的不合理性可以忽略吗？

3月18日晚9点，部分抗议者占领立法院是有预谋的，在以前的游行集会时就发生过占领立法院未遂事件，此次只是成功了。林飞帆被认为是占领立法院行动的领导者。占领立法院之后，国会警察曾多次试图夺回立法院，但在抗议者的坚守下都没有成功，期间有零星的员警受伤事件，但都是争夺过程中难免的，并非任何一方刻意的暴力结果。3月19日，抗议者代表提出三项诉求，要求马英九道歉江宜桦下台、服贸退回立法院逐条审议、立法院应该尽快立法规范两岸签署协议（立法之前暂停两岸高层互访），同时，抗议者继续占领立法院，并且继续阻止国会警察夺回立法院。3月20日，抗议者代表陈为廷又提出三项诉求，要求立法院长王金平否定存查服贸的正当性、退回服贸并且中止和大陆的任何经贸协议，要求立法院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并且公开检视任何协议。

在占领立法院之后，有的同学就开始在里面喝酒，吃饼干，各种晒照片，把立法院当成了游乐场，甚至把牌匾摘了下来，对其进行踩踏。那份牌匾，是于右任先生的亲笔，当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都专门派人护送，如今确是如此待遇。令人唏嘘。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既是群体行动，也是个体行动，因此，区分这两者就变得十分必要，如果要对这场反服贸运动进行有效评价的话。几十万人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其中有瑕疵自然是难免的，但如果这种瑕疵是致命的缺陷──一些特别重大的行为会严重影响整个运动的性质，那么运动本身的价值评估就会变得复杂。

迄今为止的公开报道表明，“反服贸运动”中的绝大部分人是在和平、节制、守法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除了占领立法院和行政院的部分抗议者之外，其他抗议者是温和理性的。但两次占领行为由于过于怵目惊心，与民主政治的规则背道而驰，由此严重污染了整个“反服贸运动”──如果那些没有参与占领行为的抗议者也支持这种行为的话，那就更糟，即便只是如今这种放任状态，也对整场运动的品质没有任何帮助。

当然，无论最终结果是什么，至少对于马英九政府而言，教训已经够深刻，一直发展下去，马英九倒台也不是不可能。服贸问题至少获得了一次急刹车。

3.两岸的未来

诚然，我不认为太阳花学运会导致两岸关系的倒退。

两岸在这些年积累的互信基础，大陆方面给予的支持，台湾民众的支持都在。对于ECFA本身来说，大陆开放的项目远比台湾要多得多。马英九自己也曾表示“这对于其他资本市场来说都是不会有的待遇”。

作为领导这场运动的林飞帆同学，最近被起底是支持台湾独立的政治意向。苏贞昌在游行现场为本党候选人支持造势的行为，马英九对于服贸的解释，政府的信息公开。这些行为整体而言是在使服贸更多的被接受。

当年和香港，澳门的经济合作协议，在最开始不被理解的情况下，也曾让民众产生莫名的恐慌。而服贸，更像是绿营刻意塑造的一次社会运动，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存在，蓝营的一些行为，也让转型期的两岸关系受到了点小影响。

经济合作只是两岸之间一个小小的部分，但透过这个部分，却可以从整体上看出两岸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大陆在用实实在在的利益对台湾方面示好，相信两岸未来会走出更坚实的一步。

参考文献：华尔街日报关于反服贸运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