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对大陆政策的改变与原因分析

第一篇：台湾对大陆政策的改变与原因分析

台湾对大陆政策的改变与原因分析

自1979年两岸军事对峙结束以来，台湾由于政治转型的原因，对大陆的政策不断变化。历经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和马英九四届政府，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曲折多变，由于政党的轮换与领导人的选举需要，当权者不断改变对大陆的政策，致使两岸出现多次严重危机（如1995年夏和1996年春的两次台海危机和2003-04年与2007-08年的两次危机）。究其原因，我认为台湾的大陆政策的不断变更无不是为了其领导人的政治需求，造成两岸关系紧张也只是其为了维护岛内统治的一张政治牌。本文将从台湾对大陆政策的几次重大改变为线索，谈一谈我对台湾大陆政策改变的认识。

首先是蒋经国时期的大陆政策。由于两岸军事对峙结束，使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实行的“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受到威胁，从而迫使蒋经国实施政治改革。蒋经国晚年发动了以回归“宪政”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下令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并一度私下肯定国共两党对等谈判的可能性。这都说明当时由于两岸关系的实然变化，对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迫使蒋经国改变了对大陆的“三不”政策，开始与大陆进行十分有限的接触。这些改变使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统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得到了人民一定程度的认同，成为两岸关系改善的开端。

然后就是李登辉执政时期的大陆政策。由于李不像蒋那样在党内有权威，因此其在执政初期主要忙于巩固权力基础。随着台湾政治转型的不断深入，两岸关系呈现复杂化的趋势。、台北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缓和两岸紧张局势、改善两岸关系、增进彼此沟通的主动措施；另一方面强调台湾“生命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国中台湾”的政治宣示。体现了其大陆政策的矛盾性，也体现了其复杂的政治变化。李登辉执政时期的主要政策有：弱化一个中国原则、回避两岸政治谈判、和限制两岸民间交流。这些政策对台湾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教授的书中的一个调查很令我深思，即“台湾民众政治认同的变化”和“台湾民众统独意识的变化”。从调查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由于李登辉的大陆政策，使得台湾的“本土意识”不断高涨，并逐渐取代了原来的“中国意识”。“急独派”迅速增加，对两岸关系的未来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种日渐增长的“台湾意识”无疑有利于李登辉的统治地位的稳定。台湾的“主权”对李登辉有着重大的利益，因此其执政中尽力追求的可以说就是台湾的“主权”合法性，他采取的诸多政策的目的也是为他的这一目标服务的。淡化台湾人的中国意识十分有利于让台湾本地人产生“独立认同感”，从而使他的“台独”行为得到一定的民间支持；回避政治谈判的根本目的也是保持一定的政治独立，谋求“主权”，因为台北担心“任何与北京的谈判，都会使外界产生一种印象，即和平统一已被两岸视为理所当然，为此其它国家没 1

有必要关心台湾的‘主权’要求”，这样会使台湾的“国际空间”受到毁灭性打击。限制两岸的民间交流，主要是为了防止两岸人民产生更多的归属和认同感，从而对其在台湾的统治构成威胁。李登辉在当政期间的另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件就是在1999年汪道涵预定回访台湾之前，抛出轰动一时的“两国论”，公开宣称“1991年修宪以来，台北已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国家内部关系；台湾‘修宪’后‘所建构出来的国家机关只代表台湾人民，国家权力统治的正当性也只来自台湾人民的授权，与中国大陆人民完全无关。”这个“两国论”与他当初当选时的政治设想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当初他把两岸关系的未来设想为三个阶段：以交流互惠为内容的近程阶段，以互信合作为内容的中程阶段，以及以协商统一为内容的远程阶段。当时李尚未完全放弃统一的想法，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改变主张，转向“台独”了呢？这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时台湾大选将在2000年举行，民进党的激进“台独”路线受到了很大的支持，对国民党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李为了拉抬选票，因而铤而走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来自美国和大陆的促谈压力即将突破国民党的和谈底线，为了阻止汪道涵访台，李登辉才不顾一切的抛出了“两国论”。然而这也没能挽回国民党的颓势，最终这张政治牌也没直到李的预期效果，民进党赢得了选举，陈水扁成为了台湾最高领导人。

陈水扁执政期间可以说是两岸关系最低谷的时期。陈水扁在上任初期，曾经信誓旦旦的说过“一旦当选将停止参加民进党的一切活动”，并且还提出“四不一没有”的承诺，一度对两国论论调避而不谈，对两岸民间交流有一定的放宽；但当他在台湾地区基本站稳脚根后，很快违背了他先前的承诺，同时重弹“两国论”老调，提出两岸是“一边一国”的论调。大肆炒作“公投”，公然“搞台独”。国民党在李登辉时期的大陆政策还算是追求“先独后统”，而民进党就是在追求“先独再说”了，与大陆形成更为严重的对立。这与陈水扁的政治目的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民进党的基本路线就是极左派，它的成功经验中“极左”思想扎根很深。虽然陈水扁上台后有所收敛，但仍认为其选民基础还是在“急独”人群。因此为了争取得到民意，陈水扁把台独作为一种工具，作为其选举胜利的砝码。但是民进党内部人士也认为这样做是极为不利的“票房毒药”，会使民进党失去大部分的中间选民，对民进党的继续执政有很大的风险。但陈水扁一意孤行，并在2006年把对大陆的经贸政策调整为“有效开放，积极管理”，紧缩两岸经贸交流，抵制大熊猫赴台。这些政策的改变与大选的临近不无关系，与陈水扁的选举方案也有很大关系。

马英九的成功上台体现了台湾人民对民进党统治的不满，体现了台湾人民对民进党当政

时的大陆政策的不满。马英九上台后，对大陆政策又做了新的调整：首先是迅速开放了两岸“直接三通”，大开民间交流大门；然后与大陆进行了高层互访。这些政策的改变也是为了其政治上的需要。开放两岸的交流合作是台湾人民的心愿，而马英九迎合人们的心愿，放开这些交流活动既可以顺应民意，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可以削弱民进党势力，除掉政治对手。所以由于他的政治目的与民意吻合，因此得到的广泛的接受。

纵观台湾15年对大陆政策的频繁改变，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由于台湾的政治转型，使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其领导人或执政党的政治目的紧密相连，对大陆的政策改变也成为了一种争夺选民的政治手段。历经这么多年的政治改革，台湾仍很难算是正宗的民主政治，只能算是“民粹政治”。台湾的最高统治层最终还是回归了台湾的主流民意，回到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正轨上。台湾对大陆政策何时能与其岛内政治分离，两岸的和平统一就能指日可待了。

第二篇：台湾便利店对大陆的启示

台湾便利店对大陆的启示

赢商新闻 [餐饮] 2006年10月01日 来源:近年来，零售业在我国经济生活的地位日趋重要，便利店更是成为零售业业态发展的新宠。进入21世纪后，电子商务对人们消费习惯产生深远影响，便利店所特有的网点密集、深入社区、贴近消费者的交易平台优势吸引各路资本纷纷进入。目前全球两大连锁便利店系统7－ELEVEN和Ok便利店均已进入中国市场并快速发展。大力发展便利店已成为“e时代”众多企业抢占终端零售渠道制高点的战略性举措。

台湾便利店发展回顾

台湾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导入便利店业态，经过20多年的发展，便利店已经成为台湾地区主要零售业态。台湾地区主要的便利店系统有7－ELEVEN、全家、莱富尔、OK、福客多五大连锁集团，五大集团的店铺约占便利店总数的93％，占整个业态营业额的90％，市场呈高度集中状态。其中统一超商所辖的7－ELEVEN便利商店占据整体业态营业额的60％，是目前台湾地区最大的零售商。

20世纪80年代为台湾地区便利店发展的导入期，经营模式基本上都是由国外引进。由于这种新型的零售业态还未被消费者熟悉，市场占有率不高，店铺规模偏小，先入企业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亏损。

1988～2000年是台湾地区便利店发展的成长期。新业态为消费者接受，业态优势逐渐发挥，企业开始盈利。先入者7－ELEVEN加速市场扩张，竞争企业陆续进入市场（OK便利店、全家便利店、莱尔富便利店与富客多便利店于1988年相继成立，并加快开店速度，新业态市场地位不断提升并逐步吞噬旧业态市场份额，企业规模、消费业绩与利润同步较快增长。

2001年后，台湾地区便利店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同业态间竞争明显加剧，便利店发展进入竞争期。虽然业态市场占有率稳定增长，但是行业领导者7－ELEVEN的利润率开始下滑，同业态竞争趋于激烈。竞争加剧使得一批中小型连锁系统被淘汰，优势企业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市场走向高度集中，企业竞争升级：为与台湾地区7－ELEVEN抗衡，全家、莱尔富、OK、福客多开始进行策略联盟，共同成立“便利达康公司”，分别在宅配、鲜食、代收服务、电子商务、ATM设置等提升绩效的业务做整合，未来台湾地区便利商店将呈现“统一超商”与“便利达康”两大体系彼此竞争态势，其他小型业者生存空间日益狭小。

在微观层面，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台湾地区便利店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消费需求的变化是便利店产生并不断演变的直接动因。从国际便利店发展经验看，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000美元时，人们需求重点由品质转至便利；达到3000美元时，便利商店开始出现；超过6000~7000美元时，便利商店进入快速发展期。

对比台湾地区便利店产生的当时情况，1962开始台湾地区经济以平均8.8％的速度增长，1978年台湾地区人均国民收入2155美元，到1988年达到5829美元。

第二，科学技术的运用促进了便利店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技的运用有助于便利店建立庞大的连锁加盟系统，形成规模效应，充分发挥业态优势；二是科技的运用有助于便利店建立先进的情报系统，准确、快速捕捉消费者需求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方向；三是科技的运用使得便利店在e时代能够探索新的服务渠道，促进便利店不断发展。

进入21世纪，网上购物兴起，便利店运用电子商务凸现便利性，业态得以创新发展。以台湾7－ELEVEN为例，2000年设计了电子地图（E-Map）和购物查询追踪系统（E-Tracking），并根据消费者不同习惯制定了三套服务方式。另外，它凭借庞大的终端渠道优势，与多家音乐、书籍、3C、旅游网站合作，全面构建e世纪生活服务网。未来计划与中华电信策略联盟，共同建置宽频网络。企业提供的服务也更加多元化（如开发多媒体公用电话机等），满足了消费者对即时性、数字化服务的需求。

第三，业态竞争使得便利店的发展逐步理性。台湾7－ELEVEN在2000年就提出了“e世纪社区服务中心（CommunityServiceCenter）”的经营理念，拓展服务的宽度和深度，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其他便利店也相继提出社区金融中心、资讯中心、娱乐中心概念，便利店在竞争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对大陆便利店发展的启发

从生命周期理论看，中国便利店发展正处于导入期，市场占有率较低，大多数企业规模偏小，还需承受一段时间的亏损，需要政府和企业一起努力促进中国便利店的发展。

第一，我国便利店的发展应因地制宜、方向明确。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习惯千差万别，便利店的发展要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谨慎度量。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鼓励实力雄厚的企业先行发展，另外在传统门店进行便利店改造时应形式与质量并重。

第二，考虑整体零售业的布局和比例，充分发挥便利店业态优势。在我国很多地区便利店与社区超市形成恶性竞争，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应克服定位模糊的缺点，与百货商店、超级市场等业态形式形成优势互补；应利用自身渗透性强、贴近消费者的特点，拓宽服务范围，凸现便利本色。

第三，应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加盟连锁的形式做大做强。便利店依靠直营连锁很难扩张规模，而规模不大企业又很难盈利。从便利店发展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情况来看，日本98％的便利店是加盟店，台湾地区加盟店占比也达到了70％，而我国2003年限额以上连锁便利店企业中加盟店所占比例还不到10％。根据国外经验，我国连锁便利店在发展走上轨道后应逐步减少直营店所占比重，发展连锁加盟店。

第四，扶持便利店连锁经营企业加大技术的资金投入。便利店内商品的周转和更新速度都很快，这对企业的物流配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没有技术的支持是很难实现的。另外，便利店的消费以个性化、便利性为主，应时刻捕捉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利用信息技术结成强大厂商联盟，迅速推出新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

第五，在便利店服务性商品的提供上政府应放松限制。提供便利性服务是便利店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服务性商品已经成为便利店的重要利润来源。以台湾地区7－ELEVEN便利店为例，服务性商品的销售已经占到了其销售总额的8％，服务经营领域已涉及消费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现场制作速食、对外服务的传真机、复印机，彩扩冲印服务、销售书刊杂志、销售IP卡，代缴电费、煤气费、有线电视费、寻呼机费、快递费、国际通讯费、税费、保险费等生活中的多项费用。21世纪后开始利用电子商务开展网上购物，与多家网站合作开发金融、娱乐、旅游等多样化服务性商品。中国便利店开展这些服务时还有诸多限制，行政管制较多，不利于便利店今后的发展。

第三篇：台湾与大陆关系现状与未来

两岸关系现状与未来

自古以来台湾就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国际社会也普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国、共内战和美国的介入，1949年以后两岸一直处分离状态，实现祖国统一成为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一件大事。

一．当前台湾发展现状

经济方面，从台湾当局公布的相关数据看台湾经济发展表现出以下三大特点：一是内需增长强力拉动经济发展。与此前近年情况不同，台湾经济今年持续3个季度的恢复性增长呈现出“从外需复苏启动，以私人投资大幅扩张为支撑，由私人消费稳步跟进为保障”的增长动能传递特点。二是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岛内外需市场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大陆、东南亚市场日益重要，占台出口比重已经超过50%。过去因欧美市场以圣诞节及元旦新年为消费旺季而形成的季节特点日益淡化，相反，中国春节消费旺季等亚洲消费特点正改变着台湾全年生产的配置。另外岛内内需市场稳步复苏，对台湾生产也带来新的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及当地消费特点与欧美市场发展节奏也有很大的不同。三是经济增长动能仍有很大局限性，结构性失业问题成为拖累经济发展的一大羁绊，民众对马英九当局的施政信心有待补强。

政治方面，台湾的政治体制，在国民党去后仍沿用大陆时期的政治体制。其政权机构由“国民大会”、“总统府”及“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其政制采用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相互制衡形式。目前台湾政治结构的平衡与稳定十分脆弱，建立新的政党政治平衡尚待时日。一有风吹草动，或是执政党“总统”言行不当，或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合作破裂，或是在野党结成政治联盟倒阁，都会引发岛内政治危机，都有可能诱导台湾的政治发展走上危机及岛内安定、引发台海危机，影响东亚和平与发展的道路。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

二．两岸关系现状

现状由历史发展而来，解读现状必须从历史开始。胡锦涛是这样描述的：“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这是对两岸关系现状的客观解说，也是实行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政策的基础。

事实上，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一直是两岸人民的共识。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有关方面最近曾就两岸关系进行了108项民调，主张两岸维持现状的占64.9%，肯定两岸关系目前缓和趋向的占52.2%。两者，一是对两岸维持现状的肯定，一是对当前缓和趋向的认可。从目前看，各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至少表面上是比较一致的。中国政府是最坚定的，不会有任何

退让；美国政府也一再重申坚守“一个中国”政策；现台湾当局，既承认“九二共识”，也坚持说它是“一中宪法”，两者本质上都是认同“一个中国”的。但实质上要求确实不同的。

台湾方面要求的现状，是“不统、不独、不武”；美国方面要求的是“不统、不独、不战”； 两者基本上一致。而中国大陆方面要求的，则必须是 “一个中国”。因为，两岸虽然还未统一，但“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并无任何改变。还有，两岸实行的也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因而，“一国两制”实际上也是两岸的现状。尽管民进党千方百计把“一国两制”污名化、妖魔化，但就是无法驳倒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2010年6月29日，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将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在重庆进行第五次正式会谈，就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进行业务磋商，并将最终签署协议。ECFA的最终确定，将对台湾未来的经济造成决定性改变，使台湾经济走向“大陆依存时代”。

三．两岸关系未来展望

50多年的两岸关系有两大重要变化，一是两岸人民由老死不相往来发展到相对自由的交往，二是台湾当局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转变为否认“一个中国”原则。21世纪的今天，两岸人民往来十分频繁，两岸经济与文化趋向融合，虽突破了诸多政治僵局，但很多政治难题仍然存在，但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终将归于祖**亲的怀抱。

20多年来两岸各方面的交流不断增强，随着两岸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往来，两岸人民更加的相亲相爱，两岸关系趋向融合。

加强两岸关系发展应该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是从长远来看，鼓励交流，增加交流的机会，扩大交流的范围，提升交流的层次，在交流中传达善意，让更对的台湾同胞感受到交流对两岸都又好处，而非有压力，让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了解大陆，激起他们心中更多更强的中华民族意识，是保障双方关系稳定的最好方式，也是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主要途径。

二是搞好对台新思维接力赛，使大陆对台政策更富有灵活性、更具有主动性。“历史无法改变，未来却可掌握。”“门”已经打开，但是如何通过这个“门”走入一个新的愿景、新的未来，还需要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

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的强大。只有我们发达了、强大了，我们从政治、经济等环境上给予台胞的吸引力才会更大，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策才会更能有效，问题也才能最终解决。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只要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两岸关系终将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台湾问题一定能够早日解决。

第四篇：台湾政党制度及其主要政党的大陆政策发展研究

台湾政党制度及其主要政党的大陆政策发展研究

摘要：本文针对台湾政党制度梳理了其发展的历程，并对台湾两大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大陆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对今后台湾的大陆政策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并给出了详细的预测分析，希望能够加深对台湾问题的认识。关键词：台湾；政党制度；大陆政策；发展趋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民进党的成立和国民党开放党禁，台湾逐渐进入了竞争性政党政治时代，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两党制。如何认识这一政党制度，特别是台湾目前主要政党的大陆政策，对我国台湾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具有重大意义。

一、台湾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

台湾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两党制的政党制度，两党制政治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存在两个主要政党，这两个政党获得执政的机会相当均等，其它政党也存在，却基本没有获得执政权的可能。

台湾两党制的形成过程首先是由非竞争性的国民党一党专权体制向多党竞争的竞争性政党体制演变，然后过渡到两大政党阵营的竞争与互动，最终历经分化组合形成了国民党、民进党对峙竞争的两党制雏形。具体地，台湾政党制度的沿革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一党专权制时期(1949年——1986年)

1949年国民党退踞到台湾，之后蒋介石通过“党务改造”清除了国民党内的派系和异己势力，确立了他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以及国民党在台湾党政军情系统中的绝对统治地位。蒋介石去世后，其子蒋经国逐步掌握党政军大权，在统治方式、政治体制方面整体继承了蒋介石时代的模式。在这一时期，国民党一党专权体制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台湾的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受到良好教育的台湾本土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这些中产阶级的也积极地要求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反对国民党当局“党禁”、“报禁”政策。

(二)一党主导的竞争性政党体制形成时期(1987年——2000年)1986年，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进党成立，并且迅速参与到“增额国大代表”选举当中与国民党进行“体制内”的竞争，取得不俗的成绩。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体制上加快了对其一党专权体制的改革。1987年7月15日，国民党当局宣布“结束戒严”，代之以“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1989年1

月公布实施“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台湾当局在“法律程序”上正式解除了“党禁”，使结社组党合法化，国民党“一党执政，多党竞争”的新政党

[1]政策正式确立。1993年新党成立后，台湾地区在国民党执政下维持着国民党、民进党和新党“一大一中一小”的政党竞争格局。到1998年底，台湾地区政党数目达到80多个，并且直至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前，期间又有新党及其他诸多小党成立，简而言之，这个时期台湾政党制度的演化基本是循着两条途径进行的：一是岛内原反国民党势力的集结并最终政党化；二是国民党自身的分化[2]。虽然台湾一开始由一党专权体制向竞争性政党体制的转型，但在这一时期仍然是由国民党在主导。

(三)两大政党阵营对峙时期(2000年——2008年)

在2000年大选中，国民党丢失政权。民进党上台，国民党主导的竞争性政党体制打破。而随后以宋楚瑜为首的阵营成立了亲民党，由李登辉支持的“台湾团结联盟”也成立了。国民党、亲民党与新党等在野三党组成政党联盟对民进党进行制衡，民进党则与随后成立的台联党进行合作，台湾政坛形成“泛蓝”和“泛

[3]绿”两大阵营。2002年开始，蓝绿两大政党联盟构成岛内政治竞争、发展的主

体，2004年的“总统”选举成为泛蓝、泛绿两大阵营的对决，这也为后来两党制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2005年，国、民两党主导的第七次“修宪”将“立委”选举制度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为两党制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

(四)两党制体制初步形成与发展时期(2008 年——至今)

2008年以来，台湾和平地实现二次“政党轮替”，随后的各主要选举也由国民党和民进党主导，台湾两党政治格局越来越明显。2008年初的“立委”与“总统”选举是台湾首次真正意义上的两党对决。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选举主要是国、民两党对决，其他小党基本无力提名，“第三势力”几乎无生存空间。在此之后2010年的“五都选举”中，“北蓝南绿”的分布格局已经形成。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虽然在整体上仍然维持“北蓝南绿”的格局，但是在蓝绿阵营边缘的地缘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蓝色阵营的地盘不在那么蓝，绿色阵营的地盘不在那么绿，“北蓝南绿”的格局有所松动。

二、台湾的两大政党与两大阵营

虽然台湾的政党很多，大大小小共计两百多个，但是主要的政党是国民党和民进党。而现在，台湾政坛又分成了蓝绿两个阵营，既有属于这两个阵营的党派，也有游离于蓝绿阵营之外的党派。

大体而言，国民党以及由其分化的亲民党、新党属于蓝色阵营。泛蓝阵营主张反对台独、维持台海现状、中华意识、强调中华文化传承，愿意在台湾人民的认可下，接受“一中原则”，但其所坚持一个“中国”指称的是“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 [4]。

民进党以及台湾团结联盟则属于绿色阵营。泛绿阵营强调台湾本土意识、主张台湾正名、台湾优先、台湾民族主义、一边一国与民族自决。他们认为台湾拥

有明确规范的领地、固定的人口、享有主权的政府、和与他国缔结外交与实质官方关系的能力，完全符合国际法中主权国家的标准。另外台联虽然在2008年立委选举前宣布转型为非蓝非绿的中间偏左政党，但媒体与公众也仍以泛绿视之。

在关于台湾政党政治的研究中，也大量地使用到了“泛蓝”、“泛绿”等词汇。泛蓝，也称泛蓝阵营、泛蓝军；泛绿，也称泛绿阵营、泛绿军。泛蓝、泛绿皆非正式的组织，各党派也不曾实际筹组联盟，在政治操作上分合不定，但又因各自理念的差距（主要是对统独所持的态度以及坚持的程度）而有“深蓝/绿”或“极蓝/绿”以及“浅蓝/绿”或“淡蓝/绿”之分。实际上，泛蓝、泛绿是一种政治倾向，而非严谨具体的政治主张。

三、台湾两大政党的大陆政策比较

（一）在政治、军事、外交、国际空间等问题上的大陆政策

1.国民党采取中庸调和、以退为进的原则和策略

在政治上，国民党与民进党最大的不同就对于统独问题的主张。以马英九为首的国民党是承认“九二共识”的，宣示“不统、不独、不武”，这一立场对于经由李登辉、陈水扁主政二十年的台湾来说，客观上具有拨乱反正的作用，使两岸关系又重新回到正轨上。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民党的大陆政策是模糊的，缺乏方向感的。一方面，宣示“不统、不独、不武”，基本上满足了多方的要求，是多方利益的折衷点；另一方面，这一立场只是回答了不要怎样，却没有回答要怎样，这样的政策立场是不明确的，充其量只是一种多方妥协权宜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维持现状是国民党当局目前最大的政策诉求，但是维持现状并不必然导向和平统一，而永久维持现状就是和平分裂。

在军事上，国民党奉行“积极防御、有效吓阻”，更具务实性，台海军事斗争总体趋于缓和。在“外交”与“国际空间”问题上，则推行“活路外交”、“外交休兵”，更是收到了以退为进的效果。两岸的“外交战”打下去，台湾所谓的“邦交国”只能是越来越少，所谓“外交休兵”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同时也应该看到，毫无疑义大陆在此问题上给予了台湾很大的宽容与善意。

2.民进党则进行适度政策调整，构建战略高地

目前，民进党已淡化其“台独”主张。由于马英九政府在第一任期内与大陆进行积极地经济交流合作，两岸经济融合、区域经济一体化大的趋势不可逆转，普通台湾民众深受其益，民进党对此在2012的选举中做了战略撤退，从陈水扁的激进“台独”转变成蔡英文的“温柔台独”，即在坚持反对一个中国原则和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前提下，坚持“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目前国号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人民2300万，疆域台澎金马；与大陆签订的协议可“概括承受”，经过台湾人民的民主程序形成台湾共识，循“台湾共识”与大陆发展良好关系。这套新的论述帮民进党建构了一个战略高地，并与马英九的大陆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其实民进党的转型源起于2008年败选后，蔡英文接任党主席，走陈水扁贪腐执政的阴影，并于2011年提出“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和中政策”，逐渐脱离“逢中必反”的意识型态束缚。但是要注意的是“深

绿”人士并未死心而放弃追求的目标，并且不断干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二）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大陆政策

1.国民党采取积极开放，严格把关的原则和策略

在经济的交流与合作上，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也最受关注。两岸实现“直接三通”、签订ECFA、大陆民众赴台旅游。马英九政府在此过程中扮演了积极推动者的角色。此外，马英九签订ECFA，从而通过大陆链接东盟也是其一项重要活动。可以说，马英九推动两岸经济合作，除了顺应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要求，更重要的是自身的经济利益、政党利益使然。但是，马英九在积极推动的同时，也设置了重重关卡，多重保护，严格把关，这一点在ECFA上体现尤为明显。马英九一直强调“台湾优先”、“对台湾有利”的原则，具体到ECFA的签订，就是以大陆的劳工不可以来台，大陆的农产品不可以人台，大陆向台湾开放的产品数量远多于台湾对大陆开放等条件为前提，ECFA才得以最终顺利签署。

文化方面，马英九上台之后首先纠正了陈水扁主政时期“去中国化”的做法。其次，又试图向大陆输出台湾文化，以影响大陆的发展。在“硬实力”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台湾的“软实力”攻势，借此制衡、影响大陆。

在社会交往领域，国民党当局持积极开放的支持态度。马英九鼓励两岸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交流。

2.民进党则因私废公，奉行有限反对的策略

在国民党选择了大开两岸交流之门，努力推动ECFA时，民进党在“中”问题，即“中南部民众、中低收入阶层、中小企业”问题上大做文章，强凋并片面夸大ECFA的负面效应，诋毁符合形势民心的ECFA，祭出保护弱势产业、弱势群体的大旗。一个时期以来，外界普遍认为民进党“逢中必反”。衡量今天的民进党，必须从政党利益出发，身为在野党的民进党更是“反国民党所支持”。但应当看到，到ECFA敲定的后期，民进党放弃以“反对ECFA”作为五都选举的竞选诉求。两岸经济融合，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是历史潮流，伴随着大陆的快速发展，台湾对大陆市场的依赖也将会愈来愈深，这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5]。

四、台湾两大政党大陆政策的发展趋势预测

台湾两大政党的大陆政策会越来越趋同，这将是未来几年台湾政党的大陆政策发展变化最显著的特点。这一预测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分析得出，即：两党制和选民结构，台湾主流社会意识形态。

（一）两党制和选民结构

从台湾的政党体制来看，两党制的主要特征也包括两党轮番上台，也就是说两党要具有可替代性，台湾选民在理性决策下，选择国民党和选择民进党是没有区别的。简单来说就是两党制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两党必须有共通的地方，这个共通之处体现在其大陆政策上就是其趋同性。

从选民结构来看，虽然就两党各自拥有的基本盘来说，仍然呈现“北蓝南绿”的格局，但是并非蓝者恒蓝、绿者恒绿，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都在不断向中间选民流失力量。未来台湾中间选民将不断壮大力量，最终将取代目前的蓝绿对抗的双峰结构。

政党体制和选民的结构要求政治社会中的两大政党更加高度重视中间选民的意见，在政策活动中侧重于中间选民的利益诉求。而当两党最终在这一政治理念上达成一致时，它们的政治趋同、政策趋同也就是势成必然。总之，无论是选民重组，还是政党体制的莺埋，都从根本上驱动着台湾主要政党逐渐趋意识形态化，并不断从政治光谱的两极走向中道互补。

（二）台湾主流社会意识形态

从国民党方面看，他将在未来执政期间延续并进一步强化其保守倾向。国民党大陆政策的上限是所谓的“一中各表”，其下限则是所谓的“两国论”。在这一可预见的政治区间内，它究竟会执行怎样的大陆政策，要取决于岛内政治的发展，取决于内部民意和国际力蹙格局的变化。在种种政治压力减缓的情况下，它将延续保守的大陆政策路线；而在内外政治压力陡增的情况下，这一政策路线必将向民进党的政策立场游离，变得更加保守。

从民进党方面看，其大陆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以及重整的可能。民进党大陆政策的自由空间不比国民党宽绰。它也同样面临一系列的难题。尽管自诩有“民主”和“民意”的加持，但是也在2012大选期间宣布“台独”所造成的危害却始终是严重的、现实可预期的。只要大陆始终保持稳定和发展，台湾岛内外势力撺掇“独立”的努力就始终面临不可逾越的高压线[6]。

从统独意识形态上来看，在近年的几次较大选举，两军交锋的焦点慢慢由过去选举中的“两军对峙”的政治立场、大陆政策以及政党和候选人的清廉等问题转向了对经济、民生等议题的关注。在2012年的选战中，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打一场“非典型选战”，突出表现就是主打“民生议题”。而宋楚瑜也抛出“蓝绿放两边，民生摆中间”的竞选纲领。于是，本次选战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民生议题成为当仁不让的关注焦点[7]。在台湾与大陆开展多方合作，淡化统独问题，积极发展经济，关注民生问题这样的趋势下，出于政党利益的考虑，两个政党的政策必然倾向于获得更多中间选民的考量，这两大政党的大陆政策也必然会渐渐趋同。

台湾主要政党的大陆政策会越来越趋同，还只是我们对于未来趋势的预测，目前两党间的政策立场还不时地发生尖锐冲突，上述政策趋同尚未实现，而且无论台湾主流社会政治意识的演变、政党体制的特点，还是各政党自身的转型，无不蕴涵了导致上述政策趋同的决定性力量。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民进党传统的大陆政策已经告一段落了。在民意和政党体制双重变化的驱动下，在两岸交流不断深入广泛发展的条件下，重归政策本位，对任何台湾政党而言都是明智的、必然的选择。在未来政党政治发展的驱动下，民进党、国民党之间的政策走向趋同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大陆政策也是这样的。

五．总结

随着大陆经济的强劲增长、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其对台湾地区的吸引力是会增加的。须知道，联结海峡两岸的纽带，不仅仅是血缘，还有共同的文化认同等很多其他维度的因素。认识并运用台湾当代的政党制度，把握其大陆政策的走向，才能在今后的两岸经贸活动、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中让两岸间的联系纽带更加多元化，最终实现国家统一。

参考文献：

[1]王猛：《台湾地区两党制格局分析》，载《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2]赵大兴：《论台湾政党制度的特点长》，载《春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

[3]杨传忠：《台湾两党制的形成浅析》，载《魅力中国》，2011年第2期

[4]王磊：《台湾“泛蓝阵营”政党间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王焱：《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比较》，载《台湾工作通讯》，2010年第10期

[6]宋淑玉：《简析未来台湾主要政党大陆政策的走向》，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170期

[7]林冈.台湾政党体系发展趋势探析，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第五篇：第四章大陆与香港相互投资及政策分析

第四章 大陸與香港相互投資及 政策分析

第一節 前 言

隨著1997年7月泰銖貶值所引發的亞太金融危機出現後，香港及大陸的經濟均受到負面影響而向下調整，而由於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因此其所受的影響更甚於後者。1997年香港GDP正成長為3.5％，可是1998年香港的GDP卻為負成長5.1％，相差8.6個百分點，而代表香港股票市場的恆生指數更由1997年8月7日的16820點下跌至1998年8月13日的6544點，跌幅高達61％，超過了1987年所發生的大股災幅度；另外，1998年在香港新上市公司共有32家，集資額共59.5億港元，較1997年新上市公司82家，集資額816.5億港元的情況大為遜色，可見香港經濟在1998年至今的情況是大不如前。

相對而言，雖然大陸是一個相對較為封閉的經濟體系，但大陸在1998年至今的經濟表現已顯示受到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在1997年約佔大陸GDP份額40％的進出口貿易，1998年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為3239億美元，較97年下降了0.4百分點，是自1983年以來第一次進出口貿易總額出現負成長的年份。其次，金融方面因廣東信託投資公司資不抵債而在1998年10月6日由中國人民銀行宣佈關閉，以及近期粵海集團的財務危機陸逐曝光以後，不但影響了大陸金融體系，更影響了香港經濟及金融的發展，外資、華資銀行對香港中資公司及大陸企業的融資均持謹慎、暫停貸款、追討債務的態度，對於唇齒相依的中港經濟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可是，雖然自1998年至今中港兩地的經濟整體而言因受內外因素影響而向下調整，但兩地相互投資及政策發展，尤其是大陸對外投資政策及在港投資的香港中資公司均有一定程度的進展，因此本文除了重點說明兩地相互投資的靜態分析外，亦將會包括香港中資公司的真實具體情況，如內部管理、監督機制等動態分析，來進一步瞭解香港的中資公司。再者，中港兩地投資對台灣經濟及確有極大的關係，慨因目前兩岸三地的經濟聯繫甚為緊密，加上預期今年底兩岸可望一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相信三地的經濟交流將會進入另一個新的里程。上述的內容，本文將各在不同章節裡有詳細的論述。

第二節 兩地相互投資政策

一、對外投資政策

受到亞太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大陸1998年的對外貿易出現了負增長，1999年首季出口貿易更是負增長7.9％之多，而為了改善大陸的經濟及外貿形勢，大陸的重要官員分別在不同場合提出在1999年內將會公佈新的境外投資政策，如大陸外經貿部長石廣生在99年3月出席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的記者會上說明今年將制訂系列新政策，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到海外投資設廠，以利於擴大大陸出口貿易；以及大陸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在1999年4月26日出席世界經濟論壇之「一九九九中國企業高峰會」時表示大陸在今年內將公布最新的境外投資政策，並將解決國內企業及私營企業境外投資的資金匯出及換匯問題，顯示大陸在99年內將會有更進一步之對外投資政策來配合經濟發展之需要。

至於大陸在1998年至今包括針對香港在內的對外投資政策，順序而言，主要可有下列各點：

(一)1998年3月中共第九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確定大陸未來幾年對外投資政策，主要有二個方向：

1.發展大陸的對外投資，政府的政策取向必頇順應國際市場資本流動的要求和國內經濟發展的基本導向，因此，要從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考慮制定大陸的對外投資政策。

2.調整國別地區政策，全方位發展和開拓海外投資市場。(二)1999年1月中共外經貿部官員指出，對於在國內招商，旨在吸引公民個人投資的海外投資經營項目，依國家目前的政策和法規規定是不允許的。中共目前對於國內民眾投資海外的項目，仍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加以規範。

(三)1999年1月國務院的「關於鼓勵企業開展境外帶料加工裝配業務的意見」，提出有步驟地組織和支持一批有實力的企業到非洲、中亞、中東、東歐、南美等地，以現有設備和成熟技術開展境外帶料加工裝配業務。(四)1999年2月大陸証監會主席周正慶指出，為了提高境外上市企業透明度，大陸証監會提出了五條改進措施，日後企業往海外上市，也要按這五項標準審查。包括： 1.上市公司與控股機構在經營管理上必頇嚴格分開 2.加強關聯交易的監控，提高透明度

3.強化董事責任，逐步建立健全公司董事和獨立董事制度 4.加強培訓，提高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素質 5.實行政企分開，減少行政干預

(五)1999年4月中共國家經貿委及証監會聯合發出「關於進一步促進境外上市公司規範運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見」，是對証監會主席周正慶在99年2月提出的促進公司規範運作五項措施的具體化，「意見」主要包括下列十一條措施：

1.理順公司管理機制、公司和控股機構頇獨立核算、獨立承擔責任和風隩

2.深化控股機構和公司的改組工作 3.明確公司決策程序，強化董事責任 4.強化董事會戰略決策功能

5.保持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穩定，提高他們的素質 6.建立健全外部董事和獨立董事制度，防止「內部人控制」 7.加強公司監事會建設，完善監督機制

8.充分發揮董事會秘書的作用，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9.健全激勵機制

10.深化公司內部改革，建立科學有效的管理制度 11.政企分開，規範股東與公司的出資關係(六)1999年4月19日中共証監會主席周正慶在京接見英國倫敦金融代表團時說，大陸企業到境外上市，只要符合條件，則成熟一個，推出一個，不受規模、家數限制，不再分批審查。相對而言，由於香港是一個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自由港口，因此香港並沒有由政府頒佈法規訂定政策來直接推動對外投資活動，惟自香港正式回歸大陸後，在1999年3月4日成立了「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辦事處下設經濟事務、貿易及聯絡組、入境事務組、新聞及行政組，主要功能是負責溝通協調中港兩地上述事務。其次，屬於半官方組織的香港貿易發展局，以及一些民間商會，如香港工業總會、香港進口商會、香港出口商會、美國商會、英國商會均有直接及間接推動香港的對外經貿活動。

二、兩地相互投資政策

由於香港特區政府並無所謂的對外投資政策，而大陸對外投資政策的政策法規，亦沒有特定字眼針對「香港」為特定對象來制訂投資政策。不過，根據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UNCTAD）在1995年估計大陸對全世界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有61％是投資於香港及澳門的，加上目前大陸在香港上市的紅籌及國企H股有118家之多，較大陸在任何其他國家上市的公司總數都要多，因此其相關法規可以理解為大部份是針對香港而制訂的。

第三節 中港相互投資的靜態分析

一、中資在香港的投資現況

在香港特區政府的行政架構中，負責外來投資的官方統計主要有政府工業署及統計處兩者。前者是負責「香港製造業外來投資調查」，後者則是「香港非製造業的外來投資」。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即將在1999年5月底出版的「1997年香港非製造業的外來投資」的報告中說明，累計至1997年底止，香港製造業與非製造業的整體外來投資，以原來成本計算的直接投資存量有939億美元（7324億港元），較1996年底的總額上升了20％之多；當中，大陸在香港的整體投資（包括製造業及非製造業）累計至1997年底止，以原來成本計算的直接投資存量有182.5億美元（非製造業178億美元，製造業4.5億美元），佔整體外來投資份額的19.44％而僅次於英資的25.16％，較1996年的投資存量146.4億美元上升了24.65％，所佔的份額由96年的18.74％上升至19.44％，增加了0.7個百分點（見表3.4.1）。而若按原來成本計算的香港整體外來直接投資資產淨值總額，則累計至1997年底，共有1701億美元，而大陸在香港有275億美元，佔整體的16％而排名在日本之後

【註3-4-1】

註3-4-1： 香港政府統計處，「一九九七年香港非製造業的外來投資」，1999年5月底出版。（本文截稿時，上述報告仍未出版，資料是由政府統計處綜合經濟統計調查組官員提供給本文作者的）表3.4.1 以原來成本計算的香港整體外來直接投資存量 惟若按照香港大陸企業協會及媒體的一般估計，中資公司在香港截至1998年12月止的累計投資超過250億美元，總資產有1833億美元（14300億港元），約有1800家公司在香港營運3-4-2】

【註註3-4-2：石紀楊，「透視香港中資企業的市場地位（下）」，香港經濟導報第20頁，1998年10月12日。，是僅次於英資的第二大外來投資者，而目前在香港大陸企業協會登記的會員共有1026家之多。

(一)在投資行業方面，目前香港中資公司的主要經營理念仍是倚重於「資產經營」，期望以最短時間累積最大財富，因而大多具規模的中資公司均採取多元經營策略，除了本身的主要業務外，兼營貿易、金融、運輸、地產、保隩、傳媒

【註3-4-3】

註3-4-3：中資公司目前已收購亞洲電視，天天日報，星島日報，以及傳統的大公報、文匯報、香港商報，在香港傳媒上已具有一定之影響力。和各種服務業等，所以經營的業務範圍甚為廣闊，例如實力雄厚的招商局集團由過去經營航運業為主發展至現在經營基金投資、船運、貿易、金融、倉儲、碼頭、保隩、酒店、建築、地產多種業務。

(二)在經營運作方面，由於亞太金融危機刺破了大陸企業嚴重債務的問題，如廣東信託投資公司的宣告破產及廣東粵海集團的嚴重財務危機曝光，繼而令外資、華資銀行限制大陸企業及香港中資公司的借貸活動後，香港中資為了解決自身的財務問題，目前主要有下列方式來解決上述問題：

1.企業債務、架構重組

如粵海集團在香港註冊上市的粵海投資（270）目前正準備進行重組，基建、酒店、公用、地產業務將保留在公司內，其餘的非核心業務──粵海啤酒、粵海建築、粵海制革、水泥、木材、零售、貿易、旅遊、金融等則會出售予母公司套現，以及向銀行爭取新貸款來償還債務。

2.實行清盤行動

因受到廣東國際信託公司（廣信）的破產影響，其在香港註冊上市的廣信（香港）企業實行清盤後再進行賣盤行動。

3.注資

例如重慶市在香港窗口公司渝豐國際獲市政府注入兩筆逾1000萬美元的資金以渡過還債的高峰期。另外，粵海集團、越秀企業均得到廣東省、廣州市政府注入資產以解決債務問題。

4.配股集資

香港中遠太帄洋近期以配股方式集資8億港元以減低財務壓力的困擾。

至於其他具有實力的香港中資集團公司，其運作方式亦有下列的轉變：

1.改組 大陸電信公司「一分四」的改組方案已獲國務院批准，其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大陸電信香港（914）將會歸入改組後的大陸移動通信集團公司。

2.入股、收購

光大集團入股20％香港港基國際銀行（636）；中國建設銀行屬下的香港建新銀行收購大新金融（440）的70％股權。

3.注資（削肉救母）

華潤創業（281）向母公司華潤集團收購五豐行29％權益，越秀交通公司向母公司越秀集團收購西安至臨潼高速公司51％股權，即變相注資入母公司，令母公司可有額外資金償還債務。

4.一些實力雄厚的香港中資公司以外資身份返回大陸內地投資，以及聯合香港的華資、外資一貣參與大陸的投資項目。例如聯想集團（992）參與一項名為「維納斯」的計劃，與美國的微軟公司（Microsoft）、台灣的宏碁電腦（Acer）、北京的裕興企業、國內的海爾集團、四通津濱、步步高電子一貣合資參與開擴大陸電視上網市場。

5.在大陸國內設立投資公司

中遠太帄洋（1199）已獲外經貿部批准，在大陸國內註冊成立中遠太帄洋大陸投資公司，以加強對國內合資企業的協調、管堙、以及在內地擴闊融資渠道。

6.參與香港重大基本建設的投資

如香港科學園、數碼港計劃、香港中資公司均會積極參與。

三、在上市公司方面，截至1999年4月26日止，118家在香港上市的紅籌股（77家）及國企H股（41家）的市值約佔香港當天股市總值的18.07％（見表3.4.2），較1998的111家在4月17日當天的17.36％上升了0.68個百分點，而表中可以看見，紅籌上市公司較去年僅增加7家，但H股則仍是41家，而且中資上市公司的市值及香港股市總值均有下降的情況，顯示亞太金融危機仍未過去。表3.4.2 香港中資與大陸國企在港上市股票價值 其次，根據香港大陸企業協會的資料顯示，目前香港中資銀行吸收的存款，中資保隩公司的保費收入和中資承辦的貨運量差不多均佔香港市場的20～25％之間；中資公司經營內地旅遊服務約佔香港市場的50％以上；中資企業在香港股票市場上的總市值和上市公司總數差不多約佔17％；中資企業承建的各種建築工程約佔香港建築工程總量的12％等第27頁，1998年10月5日。，顯見中資在香港市場上的影響力漸漸增大。

整體而言，目前中資在香港的最新現況，主要是有兩部份，一是因受亞太金融危機影響，以及部份大陸母公司的財務危機曝光，而令部份香港中資公司需要透過債務重組、清盤、注資、配股集資方式來運作企業，另一是具實行及健全的中資則以改組、入股、收購、注資（削肉救母）的方式運作。上述的情況，在短期而言是無可避免的，但長遠而言，對香港中資及大陸企業則是步入市場經濟的必經階段而可以漸漸健康發展。

【註3-4-4】

註3-4-4： 石紀楊，「透視香港中資企業的市場地位（上）」，香港經濟導報

二、香港在大陸的投資

表3.4.3顯示大陸利用外資中外商直接投資累計至1998年9月止的協議及實際投資金額。表3.4.2可以看見無論是實際或協議的投資金額，香港均是大陸外來投資者的第一位，累計金額佔大陸外資總額的52％左右，為大陸最主要的外資來源。香港企業在大陸的投資目前仍集中於近鄰的廣東省洙江三角洲地帶，惟華南各省市、北京、上海、天津、四川等地，均可見到香港企業的活動。其次，在行業方面，除了過去從事製造業投資外，目前香港企業已漸漸伸展至大陸的服務業投資方面，如香港匯豐銀行、東亞銀行分別在上海、深圳獲准經營人民幣業務，本港大型上市公司，如長江實業、恆基兆業、新鴻基地產、新世界發展、九龍倉均有參與大陸房地產投資活動。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在1998年9月出版的「離岸貿易及境外投資發展前景」報告說明了香港在大陸內地服務業的投資近況報告第28頁，1998年9月。

【註3-4-5】註3-4-5： 香港貿易發展局，「離岸貿易及境外投資發展前景」

表3.4.3 在大陸的外商直接投資

自90年代初以來，大陸內地逐步擴大外商可以參與的服務業領域，允許外商投資多個服務行業，包括商業、金融、房地產、外貿、交通運輸、電訊及其他商業服務等。由於香港與內地在地理及文化上一脈相承，很多香港投資者均率先打進國內的服務業市場。1992年國內實行深化開放改革措施，更刺激香港資金從製造業擴展至銀行及金融、基建、房地產、零售和運輸等行業。

雖然香港在大陸內地的直接投資並無按行業細分的統計數字，但是港商在廣東省不同行業的投資分布，卻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香港資金已由製造業伸展至服務業。據廣東的統計數字顯示，港商在服務業的投資由1985年的2.9億美元增至1995年的31億美元；截至1995年底，港商投入廣東省服務業的累計資金超過131億美元，佔香港在該省累計總投資額的33％。上海是香港服務供應商的另一國投資熱點。截至1997年中，在浦東新區投資的香港服務供應商共有350多家，總投資額達50億美元，佔香港公司在該區的總投資約30％，投資領域廣及房地產、倉儲、金融、運輸、諮詢、廣告和物業管理等。另外，根據貿易發展局一項問卷調查顯示

【註3-4-6】

註3-4-6：香港貿易發展局，「把握現在，共建未來」報告，1997年2月。，香港公司在大陸內地投資，除了因為地理上毗鄰外，還有兩個主要原因：

一、在內地設立辦事處或從事服務業是打進國內市場的途徑之一；

二、部分公司因應客戶北移的趨勢也隨之北移。這些服務供應商的客戶包括從事製造業、貿易及其他業務的公司和個人。該項調查又顯示，香港服務供應商在大陸內地從事的業務包括廣告、房地產發展、建築、金融、商業諮詢、交通運輸、旅遊及相關行業等。

隨著大部分香港製造商將業務遷移至大陸內地，與貿易相關的服務（如運輸及基建發展等）也不斷北移。香港有大量航運及貨運代理公司，其中規模較大的經營商更是高度國際化，擁有龐大的海外網路。有見及內地實行開放貨運業，允許外商以獨資或合資方式從事航運及貨運代理業務，香港貨運代理公司遂紛紛在國內開設據點。這些在內地經營的貨運代理公司，其角色現正逐漸向提供後勤籌劃，安排貨物以最快及最具成本效益的航線由國內運到海外市場。金融服務是香港機構在內地取得重大發展的另一個領域。截至1996年底，估計有超過80家總部設於香港的金融機構（包括52家銀行及8家保隩公司）在內地設立業務據點，佔全部在大陸內地設有分公司或辦事據的外資金融機構的13％。在內地設有據點的香港銀行包括：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南洋商業銀行、廣東省銀行、集友銀行、東亞銀行、寶生銀行、華僑商業銀行、廖創興銀行、新華銀行、道亨銀行、永亨銀行及恆生銀行等。

在與國際貿易息息相關的基建及運輸服務（特別是港口發展）方面，除了和記黃埔積極參與內地港口發展外，新世界基建及美國的海陸聯運亦已達成協議，為他們位於天津的合資貨櫃碼頭進行現代化建設。

現時，總部設於香港的服務公司，其投資方式仍未有公開的官方統計數字，但估計主要以獨資及合資企業為主。根據上述調查，受訪者在內地的投資項目約有54％是獨資企業，30％是合資企業。至於以項目規模而言，分布情況則略有不同，其中，涉及國家級投資項目（例如基建等重要投資項目）的較大型公司主要傾向與中方夥伴成立合資企業。這類大型合資企業在國內的運作亦每多獨立於設在香港的總部或地區辦事處，不過，香港總部仍然是操控整個集團並作出策略性決定的指揮中心。另一方面，規模較小的公司通常負責維持香港母公司與內地分公司或附屬公司之間的緊密業務聯繫年9月。

【註3-4-7】

註3-4-7： 香港貿易發展局，「離岸貿易及境外投資發展前景」報告第29頁，1998

第四節 中港相互投資的動態分析

一、港資對大陸經濟的貢獻

(一)可促進大陸經濟的改革

經過近年兩地經濟的不斷發展，中港經濟關係已是唇齒相依，而大陸作為香港經濟發展腹地，香港作為大陸境外融資中心的地位亦趨穩固，特別是香港與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關係更是密不可分，目前港資在廣東地區開設的工廠已有6～7萬多家，聘用4～5百萬名大陸工人

【註3-4-8】

註3-4-8：大公報，1999年4月24日第A1版。而近期大陸的一些經濟政策如出口退稅，出口增值稅先徵後退等問題，香港企業均有向當地政府提出反映而令其改變了原來政策。其次，目前港商在大陸投資的趨勢已從製造業在一定程度上伸展至服務業領域，特別是金融服務方面，香港銀行如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東亞銀行、恆生銀行等10多家銀行均有在大陸各地開設分行及部分銀行已在上海及深圳開辦人民幣業務，除了促進大陸的銀行業務發展外，再加上近期廣東信託投資公司及粵海企業的財務問題，包括香港外資銀行在內的香港銀行界收緊大陸企業及香港中資的借貸，而直接或間接加速了大陸的金融改革。

(二)繼續扮演大陸企業改革的示範角色

現時大陸對私營企業的地位在憲法上已被確立貣來，而進入大陸投資的港資，絕大部份是私人的中小企業，而且這些港商是以一個真正承擔風隩的所有者及經營者角色去從事投資活動，對每一項生產，銷售過程及企業活動都會全程參與，這些經營理念及經驗可以給予大陸企業，特別是對大陸私營企業日後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示範作用。

(三)香港中資公司的貢獻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中資公司，特別是較規模的上市公司，均有投資大陸，有些更聯合外資，港資組成大型財團去投資大陸的基本建設、工業、金融、保隩等行業，這對大陸經濟發展當然有一定的貢獻，而且在合資合作的過程中，香港中資除了引進資金、技術外，更會把相對先進的企業管理和經營理念引進大陸企業，顯示香港中資的貢獻不容忽視。

(四)技術移轉不斷進行

隨著港商從製造業漸漸延伸至服務業的投資趨勢，香港商人除了投入更多的資金、人才從事大陸投資外，更不斷把最新的設備，技術帶入大陸，而令大陸企業的生產技術漸漸提高而增加了競爭能力及效率，這可從目前大陸經香港的轉口貿易（Re-export）漸漸以轉運貿易（Transhipment）形態所取代的結果可以理解得到（見表3.4.4）。

二、中資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及啟示

從1998年至目前的階段來說，中資公司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可以說明負面多於正面，原因是在1998年10月6日大陸人民銀行宣佈關閉廣東信託投資公司（廣信），繼而在1999年1月10日由廣東省省長助理兼廣信清算小組組長武捷思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廣信因資不抵債而申請破產，以及近期粵海集團的財務危機陸逐曝光後，令香港經濟除了受亞太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急速向下調整外，再一次遇上「雪上加霜」之命運。

表3.4.4 轉口及轉運貿易之演變(一)「廣信」事件及粵海集團財務危機

廣信破產的表面上原因是由於經營不善，存在大量高息存款、賬外經營、亂拆借等違規經營活動，並且投資失敗導致巨額虧損所致。儘管法院審理廣信案件仍未終結，導致廣信破產的許多細節還未公開，但從本質上看，廣信破產的根本原因是追逐泡沫經濟經營、濫用地方政府信用和國企特權、缺乏有效的金融監管所致。而粵海集團財務危機產生的原因相信亦是十分接近。具體而言，這兩家中資企業之所以出事，固然有亞洲金融危機令它們在香港和海外的融資環境變得惡劣；大陸國內經濟增長放緩，市場不景氣令它們投資資金大量沉澱甚至損失；加上正值還債高峰期，幾件事一齊夾攻，潛藏的問題終於表面化等客觀因素，但主觀的原因，是這兩家企業都與地方政府有“血緣”關係、官商一體、政企不分是注定它們經營不善的致命禍根。因為有政府作後台老板、經營決策可以隨隨便便拍板、高息攬存、亂拆借、亂投資出了問題有政府頂著；因為企業是政府的“窗口”，商業行為、市場行為往往變成政府行為。政府甚至直接插手企業經營，指定“窗口”公司投資內地某項目，收購內地某虧損企業，在港的中資公司只能俯首聽命，加上與國企紅籌一些管理人員素質不高，膽大妄為，常幹蠢事也是原因之一。

上述兩公司的事件曝光之後，對香港經濟造成了極大的震陷，而這兩中資企業所產生的巨大震盪和骨牌效應亦不斷接踵而來，首先是引發香港各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恐慌情緒，紛紛收緊包括財務狀況良好的中資公司的信貸和追收欠債，接著便是上市的紅籌國企股價受到拖累而大幅下跌，原本在99年初準備在香港上市的珠江鋼管、黑龍江北大荒農業、山東國電等三家中資企業因香港股票市場極度震動而未能如期上市，並決定無限期押後，而有貸款與香港中資公司及大陸企業的香港銀行均需要對前述貸款予以壞賬撥備而影響了盈利水帄，再下來是部份中資公司融資無門，不得不蝕賣手上物質資產以解資金緊絀困難。

然而，廣信、粵海的債務危機也給了香港和國際銀行、金融機構一個深刻的經驗教訓。企業信用和政府信用不能劃上等號，今後再不能盲目給中資企業的不良借貸放款了。一向以來，香港和國際銀行、金融機構把本港中資“窗口”公司視作內地政府的代表，他們樂於借貸給這些“窗口”公司，是因為他們相信由地方政府擔保的借貸風隩不大，但他們怎麼也想不到，偏偏這次大陸政府說“不”了。

另外，廣信、粵海的債務危機也向香港特區政府、聯交所和證監會提出一個問題：香港的金融監管架構有沒有漏洞？如何進一步完善？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協助內地企業來港上市集資是它的一個主要功能。廣信、粵海債台高築，財務透明度這麼低，為什麼仍能不斷借貸？是這兩家企業故意隱瞞財務真實情況，誤導投資者，抑或是本港上市集資、借貸某個環節上的監管不夠？特區政府、聯交所和證監會要從對廣信、粵海事件的調查中找出原因，完善監管措施，堵塞漏洞，來保障廣大投資者的利益。

(二)香港中資公司的監督機制

【註3-4-9】

註3-4-9： 簡澤源，「監督機制不足導到中資出現大問題」，Sun時代創富雜誌第4～5頁，1999年4月。

廣信及粵海這兩個企業集團所發生的問題充份顯示，某些在大陸經營的企業及（或）其香港經營的窗口公司，隨了其內部的嚴重債務逐漸曝露出來以外，更顯示其內部管理機制，特別是監督機制（Corporate Governance），即對其企業之領導人、股東、董事、高級管理層、員工等缺乏有效的監督所致，若然日後不確實加強執行此監督機制，相信日後中資公司亦會出現同樣或更嚴重的情況出現，這對短期中港經濟固然會造成不良的負面影響，長遠而言更是對中港兩地經濟百害而無一利的。企業監督機制，主要的目的是訂定企業內每一利益單位的權責，包括董事會、股東、管理人員、債權人、監管者、員工等等的權利與責任，以提供最佳的決策和監察功能，提升企業的業績表現來達至企業其最大利潤之目標。因此，當企業發生重大的財務危機時，縱使可能有很多內外的因素，但企業的監督機能不足或不能發揮功用是可以理解的，這對一向透明度甚低的香港中資公司而言更是不言而喻。

舉例而言，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院院長何順文教授在去年向全香港600多間上市公司財務董事及500多位財務分析員的調查發現，只有約40%的上市公司主席與行政總裁分由兩人擔任；34%公司董事會內非控股家族成員佔多數；28%公司採用與公司業績掛鉤的酬金制度；24%公司沒有審計委員會，以及只有15%公司設有董事酬金委員會，大部份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當中包括中資公司）均採用較保守、被動和單向的公司披露政策，而且大部份財經分析員（即公司資訊主要使用者）都認為香港上市公司的資訊披露不足。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到一個企業若然其內外部的監督機制均無法有效執行時，其業績表現相信亦不會有太好的表現，而過去相當一部份的企業發生問題，其原因之一是企業的領導層或高層管理者利用職權來掏空公司資產以中飽私囊，顯見監督機制之重要性。

根據1999年1月10日由中共國務院召開的海外中資企業狀況通報會議內容披露了香港中資公司（集團）有25家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負債、壞帳高達2200多億港元，而產生上述情況的最主要原因是體制上、監督機制上的問題，這個是在朱鎔基親自主持這個會議在會上說明的。而這個會議中，朱鎔基詳細說明了香港中資公司在80年代後期至目前的具體狀況，顯示大陸中央對海外中資公司的體制、機制上開始花大力氣整頓、解決的時刻來臨了。朱說：「開會通報海外中資企業狀況，心情很沉重，開這樣的會是晚了些。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僅是金錢上的代價，而且是國家聲譽上的代價，已經到了要從體制、機制上花大力氣整頓、解決的時刻了。」可見企業監督機制的重要性。

然而，在這個會議上，朱鎔基詳細而具體地說明了香港中資公司的主要問題，而本文為了更能充份反映香港中資公司的監督機制情況，因此在這裡再部份引用朱鎔基在這會議上的說明，來突出監督機制對香港中資公司的重要性，以及其在香港經營的真實面貌。

從朱鎔基在會上這一段的說詞，我們可充份了解香港中資企業的監督機制情況，以及其重要性之具體含義。他說：「早在80年代後期已經發生壞帳，資金流失，挪用款項炒賣外匯、地產、期貨等問題，也不能推卸為受什麼亞洲、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問題，這是我們體制上的問題，監督機制上的問題，我們不要以大多數中資是健全的，只有少部份中資出了問題的論調來掩蓋現狀，這是一種自我欺騙。嘉華銀行（中信在香港的公司）出了問題，中央調了60億美元進注補虧；粵海企業的財務問題，早在4年前就發生了但被捂住了。在海外，大多數中資企業集團都有體制上、監督機制上的問題，不是一般的問題，而是嚴峻的問題。國務院有責任，隸屬的省、部領導部門及領導人也有責任。坦率地說，中資企業集團在香港的聲譽並不好，不是少部份。」顯見若對企業的監督不力，不只企業財產不保，更連聲譽也賠上去了。

(三)對香港中資的進一步認識

【註3-4-10】

註3-4-10：黎自京，「港中資集團財務危機」，爭鳴雜誌第20頁，1999年2月。另參見同註二之第20～21頁內容。1.中資企業在香港的總資產現已超過14,300億港元，目前中資企業在香港的主要經濟領域都佔有一定份額，近幾年來還參與了香港電訊、航空、隧道、道路、貨櫃碼頭等公用事業或基礎設施，打破了英資企業對香港公用事業的壟斷局面。2.大多數香港中資企業進入香港市場時間不長，90％以上是改革開放後才進入香港市場的，是香港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的新手，依然處在學習、摹仿、探索和成長階段。

3.現時香港中資企業市場化步伐十分迅速，企業管理體制也出現了根本性改變，但在人事、工資、福利、商業拓展等領域還帶有計劃經濟的痕跡，企業管理層主要來自內地，企業文化和管理觀念帶有內地烙印，仍受國內傳統觀念和體制的影響。香港中資企業是國家資本，具有很強的國家觀念和民族觀念，與內地國有企業不同的是，它們所處的外部環境是一個比較發達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需要按香港市場的遊戲規則辦事，這就產生了傳統體制與市場運作的衝突，中資企業的人事制度、組織結構和決策程序不能完全適應競爭的需求，包括不能完全根據市場競爭的需要派遣懂業務懂政策、有市場運作經驗的管理人員來港從事經營活動、工資福利待遇不能隨行就市，個人收入與個人貢獻脫節，企業內部缺乏競爭機制，一些企業經營追求短期行為而令企業的長遠發展受到一定影響。

4.香港中資企業經營狀況取決於內地主管部門的責任授權和主要管理人員的個人素質，管理水帄參差不齊。經營較好、管理水帄較高的企業往往市場意識較強，規模較大，有比較健全的決策機制、財務管理和投資審批程序；經營不善、管理水帄較低的往往是創立時間較短或規模較小的企業。但有些內地主管部門對香港市場瞭解不深入，對中資企業的管理過於簡單化，甚至對香港中資企業的日常具體經營活動遙控指揮。造成該管的沒有完全管好，該放權的卻管得過嚴，使企業的發展受到一定限制。

5.香港中資企業的資產實力增長異常迅速，但未來發展仍有很大的空間。管理、市場、產品服務質量和技術水帄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中資企業雖然在香港市場佔有一席之地，但其現實影響力和資本實力還有限，與外資、華資和英資等資本相比，尚存在一定距離，更不用說佔主導地位。香港是亞太地區的服務中心，金融、地產和資訊服務是其三大經濟支柱，但中資企業在貿易方面只佔半成份額。商人銀行業務、證券市場，基金市場和人壽保隩市場所佔的比例更小。而英資企業控制存款市場四成以上的份額。日資控制六成左右的金融資產和一半以上的貸款市場份額。美資在金融創新方面具有明顯優勢，雖然這次金融危機對市場結構產生了一些變化，但基本格局沒有改變。華資在地產領域佔壟斷地位，其中五大華資地產發展商就佔據了一半左右的私人住宅市場，中資企業除了像大陸海外集團等一些大的建築企業在香港市場有些影響力外，在房地產業的地位幾乎無足輕重。在百貨零售業，日資佔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中資除了華潤集團和廣南集團外，很少企業涉足這一行。在公用事業方面，英資企業的壟斷局面已被打破，中資已進入公用事業領域，但佔的份額仍很小。此外，還有部份市場領域中資企業尚未涉足其間，留下了不少市場空白。

目前香港中資公司普遍存在的問題，據朱鎔基在99年1月10日在國務院召開的海外中資企業狀況通報會議上說明，可整理下列各點：

1.中資公司自身的體制和外派人員的體制都有問題； 2.選派的領導班子，在同一機構都搞裙帶關係，根本沒有監督機制能貣作用；

3.外派人員普遍都超出編制2～10多倍； 4.資金、資產帳目混亂、自搞一制；

5.違紀借貸、炒賣股票、證券、外匯、期貨、房地產等； 6.擅自用公司資金搞私人子公司、分公司或隸屬公司； 7.挪用公款、私收回佣、做假帳、調動資金到國外隱藏；和內地金融、貿易、企業等搞非正常的金融、商業活動； 8.所屬地方、部委主管部門、有關領導參與不正常的金融，商業活動並獲取利益；一些黨政部門和領導，以檢查海外資企業工作為名，從中取得金錢，財產等。

總的來說，中資企業從上述的資料可以充份說明，目前中資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其企業監督機制，亦即這些企業的「頂頭上司」，包括中央政府，省市等地方的監管，以至於這些企業的內部監管者，如領導人、董事會等均沒有建立及落實良好的監督機制，其日後對香港及大陸的經濟發展均會產生不良的負面影響的。而就短期而言，廣信事件及粵海企業債務危機已充份說明了其對中港經濟的傷害是不言而喻的。

第五節 中港相互投資與台灣經濟發展

目前兩岸三地的經貿交流極為頻密及各自成為對方的重要投資及貿易夥伴的角色已是不容置疑，隨著中港雙方投資領域的深度及廣度不斷擴大，除了促進中港雙方的經濟整合及不斷發展外，更會吸引到其他國家地區的參與合作有互蒙共利。台灣廠高目前仍受台灣法律限制而只能經第三地間接投資，因此台商多選擇比較優勢較多的香港作為其投資大陸的跳板，更何況香港本地充滿商業機會及港商在大陸有更多的商業網路、資訊及經驗，因此很自然吸引了台商進駐香港，因而加速了台灣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的調整。

從實質面上看，香港在大陸的投資，的確令到大陸的經濟發貣了一定程度之發展，目前港商除了製造業的投資外，服務業的投資已漸漸多了貣來，加上對大陸基本建設的投資，如港口設施、碼頭、高速公路，的確令到大陸的生產技術及效率提升了不少，這可從兩岸經香港轉口漸漸轉向轉運的趨勢發展而印證了上述的說明（見表3.4.4之第（5）及（6）項），這對外貿依存度甚深的台灣經濟的確貣了正面作用。

另外，近年台灣在大陸的投資迅速增長，在98年台商已併購大陸國企逾百家，目前台資在大陸約累計投資有4萬多個項目，實際投資額累計有2百多億美元（見表3.4.3），這些投資大多透過在香港建立子公司，以香港註冊公司名義，或與香港中資公司、港資、外資企業聯合進入大陸市場，這除了帶動香港與大陸的投資、貿易、金融領域發展外，亦各帶動台灣本地上述相關領域的發展而得到好處。

然而，從台灣的角度而言，中港經濟發展除了上述對台灣經濟發展有正面效果之外，對於貿易依存度及投資的深化於中港兩地之間，對台灣未來經濟及政治發是否有利呢？雖然現時亞太金融危機仍未過去，以及台灣本身的投資環境仍未有積極改善，加上台商仍不斷投資大陸，資金、技術、人才隨著投資而西進，產生了產業空洞化及資金外流的問題。但是，隨著大陸及台灣預期在1999年底或以前能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對兩岸三地的經濟發展及整合將會有一個更新的里程而加速三地的經濟結構調整，相信是正面效果多於負面效果的，特是中長期而言。

第六節 兩地相互投資與政策的趨勢分析

現時香港企業在大陸投資的型態，已從以三資企業為主的製造業漸漸轉向服務業，以及投資於長期性、資金龐大、回收資本時間長的大型基建、資本密集的高科技項目上，這可說明基於大陸存有龐大的利潤誘因及內銷市場之發展，以港商為首的外商直接投資，將會持續投入大陸的經濟體系，而預期大陸將會在短期內加入WTO，相關港商將會加速發展其在大陸內地業務而爭取先機。相對而言，由於香港仍為大陸的境外融資中心，加上一些結構良好的香港中資公司可以給予大陸經濟改革的一個示範作用，預期大陸仍會不斷投資於香港的經濟領域上。由於受到廣信及粵海集團事件的影響，現時某些香港中資公司，如廣南集團、越秀企業已進行債務重組及合併的事宜，相信部份中資公司將來亦會進行合併的工作。而另一個趨勢是一些大型香港中資集團將會進行合併後才上市的策略。根據中銀集團管理處主任劉金寶的公開介紹，它們現正研究將集團的十二家銀行合併，而在完成合併後，中銀將會再進一步考慮上市計劃【註3-4-11】

註3-4-11：香港信報，1999年3月18日。在上市方面，預計大陸國企H股將會在99年第4季恢復在香港上市，而大陸內地民營企業、香港中資中小型企業，以及於大陸內地投資的台商與來自於台灣本土的台商均有意思參與99年底在香港聯交所推出的「創業版」上市計劃。

其次在政策方面，大陸為了千方百計擴大出口，外經貿部將會推出一系列的境外投資政策來協助企業增加出口事宜。根據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在99年1月底召開的全國外經貿工作會議上談到1999年的工作時說，外經貿部將重點推動國內競爭力強、管理科學、經營機制先進、有跨國經營和境外投資辦廠經驗、產品有出口、信譽好的生產企業，特別是120家國家大型詴點企業集團、1千戶重點聯繫企業到海外辦廠、鼓勵企業以設備、技術和原材料、零部件等實物投入

【註3-4-12】

註3-4-12：香港信報，1999年2月13日。另外，大陸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在1999年4月26日出席世界經濟論壇之「一九九九中國企業高峰會」時表示，大陸今年將公佈新的境外投資政策，並將解決國內企業及私營企業境外投資的資金匯出及換匯問題香港信報，1999年4月27日。

【註3-4-13】

註3-4-13：然而，若大陸及台灣在99年底或以前能夠順利加入WTO，則未來中港兩地的投資，甚至是兩岸三地的投資趨勢，將會有一個更大的發展空間及更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