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台湾农村复兴运动对大陆现状的启示
台湾农村复兴运动对大陆现状的启示
农复会与台湾农村复兴
台湾经济起飞走的是“农业培养工业”之路;无独有偶,自50年代以来,大陆也同样试图走“农业支持工业”之路。但结果迥异:台湾农业现代化为其工业积累了资本;大陆则出现城乡二元体制,农村之全面破败今日已有目共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期专题,我们尝试简单介绍一下“农复会”这个在台湾农村复兴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机构及其运作经验。对许多读者来说,这可能是个很陌生的机构。简单说来,农复会,即“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设立于1940年代,后随国民党迁至台湾(详细),对台湾农业现代化转型居功至伟。
共和国辞典:农复会与台湾农业现代化 2012-03-14 第 75 期共和国辞典.农复会为台湾农村发展做了什么? 台湾“经济部长”李国鼎与农复会沈宗瀚
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农复会利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运用美国的经济援助(每年从援华经费3.38亿美金中拨付不超过10%作为其运作经费),积极推动台湾土改、农会改组、生产技术的创新与推广等,并协助国民党政权完成了对台湾农村社会的彻底改革。农复会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为台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提供专业智力支持 国民党当局迁台后,为尽快站稳脚跟,获得台湾民众的支持,50年代初期积极推动台湾的土地改革。此次土改虽然由“政府”负责,但若无农复会的帮助与推动,恐怕难以完成。农复会在土改中的主要作用是:
1、为土改提供总体的政策规划和咨询。
在农复会中美专家的建议下,国民党当局决定土改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分三步进行:
● 先实施“三七五减租”(编者注:即限定耕地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全年收获总量的37.5%,同时租期不得少于6年),还没有实施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只是减租。第二步是“公地放领”,就是在转移私有土地的所有权之前,先拿公家的地做示范,把公家所有的地拿出部分放领,转移所有权(编者注:转移为农民私人所有)。到第三步才是民间私有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使“耕者有其田”。(《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第138页)
在第三阶段赎买地主土地时,为避免采用现金收购会导致通货膨胀,农复会建议建议采用债券的方式赎买土地。在农复会的主导下,国民党当局公布了“耕者有其田条例”,其中对地主土地的赎买政策为:
● 征收地价之规定与补偿:征收地价,依各等则耕地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2.5倍计算。由政府以实物土地债券70%,公营事业股票成搭配补偿。实物土地债券年利率4%,分10年均等偿清。(于维君《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对台湾土地改革的影响》)
2、协助“政府”清查耕地,采取措施减少地主农民之间矛盾。在减租阶段,农复会积极推动建立督导检查制度,减少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土地改革进行到“耕者有其田”阶段时,为了彻底清查地籍,农复会提出实施地籍总归户的办法,即将某人散及台湾任何地区的土地都登记到其名下,避免在土改时有所遗漏和隐瞒。农复会为台湾省政府的地籍清查活动提供了技术和经费协助,保证了这一措施有效执行。
3、训练“土改”工作人员,为土改各项工作提供拨款。农复会为了推进土改的顺利进行,积极配合台湾省“政府”对工作人员进行训练。主要的训练有4次共6269人次,此外农复会还针对土改中的不同分工对各类工作人员进行专门训练,比如,农复会以拨款并训练司法人员的方式,协助政府解决大量不同的土地纠纷。
二、改造台湾的农会,把农会权力还给农民
为了让农会、渔会、水利会等真正成为农渔民的组织,帮助农渔民促进生产并争取利益,农复会积极推动农会、渔会、水利会的改造。
以农会为例,1952年8月,台湾“行政院”颁布了农复会参与制定的“改进台湾省各级农会暂行办法”,主要目的是建立以真正农民为主体的农会组织。对于此次改组的主要内容,农复会成员张宪秋介绍说:
● 所谓改组,要点为将会员分为两类。凡总年收入中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来自农业收入者为正会员,低于百分之五十者为副会员。仅正会员可当选为理事,与三分之二的监事。副会员不得当选理事,但监事中三分之一名额可由副会员当选担任。其次,选举各级农会理监事之各级农会代表,亦仅正会员可当选。故农会大政方针,业务与财务决定之权,操之真正农民(正会员)手中。
由此可见,农复会推进农会改组的主要目的在于把农会的权力还给真正的农民,杜绝非农民操控农会的情况出现。
三、改进台湾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业技术
在推进土改和农会改革的同时,农复会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促进生产上。农复会利用其掌握的美援资金,加上围绕在其周围的数百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不断改进台湾的农业基础设施,发展农业技术,提高作物产量和种植多样性。其主要成就有:
由于肥料对农业发展非常关键,农复会设立了粮食肥料组,专门负责教授和推广合理各种施肥方法。农复会还为此专门设立实验场所研究如何增强肥力和合理施肥,并且将肥料的使用同农作物品种和栽培方法相配合,以求肥力最大化。在预防农作物病虫害方面,为了防治田鼠,农复会专门请农试所陈德能花了两三年时间研究野鼠的种类、生活习性、生产季节及用何种毒饵,如何调配等问题,然后协同农林厅制定并开展了灭鼠计划,据估计当时共杀灭三千万只老鼠。此外1953年农复会还与粮食局合作进口巴拉松农药,免费分赠台湾各地农民使用。
此外,农复会还在水利工程、仓库、晒谷场、产业道路、防风林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兴建方面作出了诸多贡献,这些基础设施和技术为台湾农业发展提供了保证。
四、推进台湾农村社区建设,完善基层地方自治
为了从整体上改变农村的社会环境,农复会大力推进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其工作主要集中在卫生、教育、劳动力素质等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1955年开始实施的“基层民生建设运动”:
●“基层民生建设即村里建设,为地方自治最基层建设的一环,其目的在于求:(1)农村经济的繁荣;(2)村民生活的改善,即从衣食住行育乐六大日常生活上的改善及提高村民生活水准”。(周思萍:《台湾社区发展政策演变之研究——论国家对社区发展的介入》)据谢庆达整理,基层民生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 生产建设:1.农业生产:兴筑道路、河渠等基础设施;动植物的育种、繁殖与推广;晒谷场、谷仓等农业生产设施;购置打谷机、喷雾机、牛车等农业设备。……3.农业贷款:由土地银行等机构提供购置生产设备所需的低息贷款…… 卫生保健:1.个人与家户卫生;2.兴建公厕、公浴、公井,以至推行畜舍与家屋分离等环境卫生相关工作;3.妇幼卫生;4.传染病防治……(转引自毕天云《台湾社区发展政策的演进历程》。)农复会成功实现台湾农村复兴对大陆的启示农复会工作人员在乡间考察
农复会并非政府机构,其资金和权力皆有限,却又为何能获得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对在台湾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社会建设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呢?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点:
一、增加生产与社会公道并重,财富实现公平分配 农复会从成立之初便强调促进生产和解决社会公平并重,这从其所秉承的理想及其实际所做的工作便可看出。对于农复会的使命和理想,身为农复会负责人的蒋梦麟曾经在1953年有过很精辟的介绍:
● 农复会的工作,是根据两个基本原则:
(一)社会的公道,换言之为公平分配。
(二)物质的福利,换言之为增加生产。我们要想把这两者达成平衡的境界。单独的只讲社会公道或公平分配,其结果是均贫。反过来说,若只讲生产。其结果会使富者更富,贫者仍贫,贫富悬隔的鸿沟,因此更为加深。土地改革,为讲社会公道最要紧的工作。台湾的土地改革,在今年(民国四十二年)年底可完成。
增产最基本的工作,是水利、肥料和病虫害之防治。很谨慎的能把分配与生产配合起来,在世界这角落里,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把钥匙。(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就实际工作而言,从农复会三十年的成果来看,它的确做到了推进农村制度改革与实现农业技术创新齐头并进。农业技术方面它竭尽全力提升台湾农业的生产力,实现了农业财富的快速增长;体制上它积极推动土地改革与农会改组,让农民获得自主权和发言权,让所有的农民都享受到了财富增长的好处,让财富的分配实现了公平。这显然完全不同于与大陆同时期所推行的“城乡二元体制”。
二、帮助农民解决最基本、最实际的需要,不要用“我们的幻想教农民”
农复会之所以能快速获得农民的信任与支持,在于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一直强调以农民为主体,从农民最基本最迫切最实际的需要出发,而不是想当然的认为农民需要什么,用“我们的幻想教农民”。蒋梦麟在主持农复会时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 “自地方及农民处了解彼等需要,而非教导彼等何者乃彼等所需要。因彼等所需,彼等自身了解最清楚也,由此一方针,故本会工作常在进步中,常从农民处获得新的经验。吾等不以先入之观念推行工作,但虚心自农民处学习。此乃本会方针所以不断进步之一重要因素。不问吾等之意如何良好,计划如何健全,倘不为农民所需要,吾等无法面前使之实行。”(蒋梦麟《对穆懿尔博士致克利夫兰先生关于本会工作基本思想演进一函之补充》)
这一点从农复会为宜兰农民建水泥晒场一事上便可看出,农复会秘书长张训舜回忆说:
● 宜兰地区水稻收成期经常下雨,稻谷无法晒干,当然最好的是使用稻谷烘干机,但那时一方面是进口的,成本太高,一方面是农民还必须具备操作的知识才能使用,因此最简易的方法是铺盖一个水泥晒场。这类的构想,虽然最简单,却在实质上嘉惠当地农民。农复会铺设一千多个水泥晒场,分散在各适当、需要的地区。这种计划的推行,也不需经过行政机关层层的例行公事,而可直接向当地县市乡镇公所、农会接洽、提出建议,并给与经费补助。(《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P104)
由此可见,农复会首先做的就是帮助农民解决最基本的问题,而且是用最简便的让农民觉得最经济的办法。确实对农民有益,农民才能心服口服,才能心甘情愿接受指导。
三、注重农业人才的培养,在农复会里工作的专家几乎都是各领域里的顶尖人才
农复会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很重要的保证就是它的计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都是农业技术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一流人才。尤其是50年代初期,在农复会里工作的专家几乎都是各领域里的顶尖人才,既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也有很多实务经验。
农复会非常注意人才的培养。为了适应台湾农业现代化对新知识新技术的需求,农复会曾多次聘请海外专家到台湾进行实地指导,其人员也多次到世界各地进行考察。1972年,农复会会同由台湾经济教育部门共同拟定了培养农业人才的方案,主要内容是:
● 一是对农村建设的研究人员进行分期培训,预定在10年内选派500人到海内外接受高级训练,以备农业科学发展的需要。二是训练农民,对于现有农民和未来的农民进行训练和培育。三是对农村建设基层干部进行培育和训练。农村建设基层干部包括农业技术人员、农业行政人员、农业推广人员、农业教育人员、农业企业经营人员以及乡村医疗卫生、工程人员等。台湾农业教育的实施,对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增强农业发展的潜力,为台湾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徐鲁航《农复会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正因为有一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支持,农复会才能不断调动国民党政府各部门的资源促成其计划成功实施,也才能及时准确地为农民提供技术协助。
四、政府提供完全的信任和支持,“授予农复会最大工作自由”
最重要的一点是,农复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发挥出巨大的作用,离不开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当时的环境为农复会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保证:
1、因为农复会是中美联合成立的,因此它的运作相对于国民党政府部门而言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不受各繁杂的行政程序和权力的牵绊。蒋梦麟对此深有感触,他在回忆受命管理农复会时专门谈到蒋介石的话:
● 委员长(蒋介石)果断地说:“你去负责任,要什么人你去派,派了之后,你和行政:长商量好了,不必跟我说,我事情也忙,这件事情,就请你全权去办吧。”
这12年之中,政府对于农复会的工作和一班负责工作的人,只有信任,没有一点怀疑。所以我说,得到政府的信任,是最重要的事。假如政府不信任,不但土地改革的问题不能解决,其他一切事情,也都会办不通的。(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
此外,张宪秋也谈到“工作自由”对农复会的重要性: ● 授予农复会最大工作自由,由于极大幅度之工作自由,农复会得以避免各种公文与行政手续。发掘问题,迅速协助最适宜之机构予以解决。或协助不同机构,从各方面进行,达成一项总的目标。使当时各界一致工人,农复会办事效率远高于一般机构。
2、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
由于每年3380万美金的援华拨款交付农复会使用,农复会便不发愁资金问题,同时在这笔资金的使用上边也相对独立,“不需向预算单位或主计处商量,只要一方鉴定出问题,一方认为由此需要即可进行”。如果没有这些经费作为基础,那么农复会上述一切工作基本没有可能成功,即便是国民党政府提供拨款,则财政方面避免不了牵绊,其成功的可能性恐怕要大大降低。
除了拨款之外,美国还不断派遣技术人员赴台考察和交流,帮助农复会针对台湾农业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不可否认,这些技术人员在解决农业现代化出现的问题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大陆农村目下全面溃败这样一个沉重的时代背景下,台湾农复会的成功经验,更有其特殊而沉痛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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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台湾便利店对大陆的启示
台湾便利店对大陆的启示
赢商新闻 [餐饮] 2006年10月01日 来源:近年来,零售业在我国经济生活的地位日趋重要,便利店更是成为零售业业态发展的新宠。进入21世纪后,电子商务对人们消费习惯产生深远影响,便利店所特有的网点密集、深入社区、贴近消费者的交易平台优势吸引各路资本纷纷进入。目前全球两大连锁便利店系统7-ELEVEN和Ok便利店均已进入中国市场并快速发展。大力发展便利店已成为“e时代”众多企业抢占终端零售渠道制高点的战略性举措。
台湾便利店发展回顾
台湾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导入便利店业态,经过20多年的发展,便利店已经成为台湾地区主要零售业态。台湾地区主要的便利店系统有7-ELEVEN、全家、莱富尔、OK、福客多五大连锁集团,五大集团的店铺约占便利店总数的93%,占整个业态营业额的90%,市场呈高度集中状态。其中统一超商所辖的7-ELEVEN便利商店占据整体业态营业额的60%,是目前台湾地区最大的零售商。
20世纪80年代为台湾地区便利店发展的导入期,经营模式基本上都是由国外引进。由于这种新型的零售业态还未被消费者熟悉,市场占有率不高,店铺规模偏小,先入企业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亏损。
1988~2000年是台湾地区便利店发展的成长期。新业态为消费者接受,业态优势逐渐发挥,企业开始盈利。先入者7-ELEVEN加速市场扩张,竞争企业陆续进入市场(OK便利店、全家便利店、莱尔富便利店与富客多便利店于1988年相继成立,并加快开店速度,新业态市场地位不断提升并逐步吞噬旧业态市场份额,企业规模、消费业绩与利润同步较快增长。
2001年后,台湾地区便利店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同业态间竞争明显加剧,便利店发展进入竞争期。虽然业态市场占有率稳定增长,但是行业领导者7-ELEVEN的利润率开始下滑,同业态竞争趋于激烈。竞争加剧使得一批中小型连锁系统被淘汰,优势企业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市场走向高度集中,企业竞争升级:为与台湾地区7-ELEVEN抗衡,全家、莱尔富、OK、福客多开始进行策略联盟,共同成立“便利达康公司”,分别在宅配、鲜食、代收服务、电子商务、ATM设置等提升绩效的业务做整合,未来台湾地区便利商店将呈现“统一超商”与“便利达康”两大体系彼此竞争态势,其他小型业者生存空间日益狭小。
在微观层面,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台湾地区便利店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消费需求的变化是便利店产生并不断演变的直接动因。从国际便利店发展经验看,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000美元时,人们需求重点由品质转至便利;达到3000美元时,便利商店开始出现;超过6000~7000美元时,便利商店进入快速发展期。
对比台湾地区便利店产生的当时情况,1962开始台湾地区经济以平均8.8%的速度增长,1978年台湾地区人均国民收入2155美元,到1988年达到5829美元。
第二,科学技术的运用促进了便利店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技的运用有助于便利店建立庞大的连锁加盟系统,形成规模效应,充分发挥业态优势;二是科技的运用有助于便利店建立先进的情报系统,准确、快速捕捉消费者需求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方向;三是科技的运用使得便利店在e时代能够探索新的服务渠道,促进便利店不断发展。
进入21世纪,网上购物兴起,便利店运用电子商务凸现便利性,业态得以创新发展。以台湾7-ELEVEN为例,2000年设计了电子地图(E-Map)和购物查询追踪系统(E-Tracking),并根据消费者不同习惯制定了三套服务方式。另外,它凭借庞大的终端渠道优势,与多家音乐、书籍、3C、旅游网站合作,全面构建e世纪生活服务网。未来计划与中华电信策略联盟,共同建置宽频网络。企业提供的服务也更加多元化(如开发多媒体公用电话机等),满足了消费者对即时性、数字化服务的需求。
第三,业态竞争使得便利店的发展逐步理性。台湾7-ELEVEN在2000年就提出了“e世纪社区服务中心(CommunityServiceCenter)”的经营理念,拓展服务的宽度和深度,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其他便利店也相继提出社区金融中心、资讯中心、娱乐中心概念,便利店在竞争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对大陆便利店发展的启发
从生命周期理论看,中国便利店发展正处于导入期,市场占有率较低,大多数企业规模偏小,还需承受一段时间的亏损,需要政府和企业一起努力促进中国便利店的发展。
第一,我国便利店的发展应因地制宜、方向明确。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习惯千差万别,便利店的发展要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谨慎度量。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鼓励实力雄厚的企业先行发展,另外在传统门店进行便利店改造时应形式与质量并重。
第二,考虑整体零售业的布局和比例,充分发挥便利店业态优势。在我国很多地区便利店与社区超市形成恶性竞争,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应克服定位模糊的缺点,与百货商店、超级市场等业态形式形成优势互补;应利用自身渗透性强、贴近消费者的特点,拓宽服务范围,凸现便利本色。
第三,应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加盟连锁的形式做大做强。便利店依靠直营连锁很难扩张规模,而规模不大企业又很难盈利。从便利店发展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情况来看,日本98%的便利店是加盟店,台湾地区加盟店占比也达到了70%,而我国2003年限额以上连锁便利店企业中加盟店所占比例还不到10%。根据国外经验,我国连锁便利店在发展走上轨道后应逐步减少直营店所占比重,发展连锁加盟店。
第四,扶持便利店连锁经营企业加大技术的资金投入。便利店内商品的周转和更新速度都很快,这对企业的物流配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没有技术的支持是很难实现的。另外,便利店的消费以个性化、便利性为主,应时刻捕捉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利用信息技术结成强大厂商联盟,迅速推出新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
第五,在便利店服务性商品的提供上政府应放松限制。提供便利性服务是便利店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服务性商品已经成为便利店的重要利润来源。以台湾地区7-ELEVEN便利店为例,服务性商品的销售已经占到了其销售总额的8%,服务经营领域已涉及消费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现场制作速食、对外服务的传真机、复印机,彩扩冲印服务、销售书刊杂志、销售IP卡,代缴电费、煤气费、有线电视费、寻呼机费、快递费、国际通讯费、税费、保险费等生活中的多项费用。21世纪后开始利用电子商务开展网上购物,与多家网站合作开发金融、娱乐、旅游等多样化服务性商品。中国便利店开展这些服务时还有诸多限制,行政管制较多,不利于便利店今后的发展。
第三篇:台湾与大陆关系现状与未来
两岸关系现状与未来
自古以来台湾就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国际社会也普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国、共内战和美国的介入,1949年以后两岸一直处分离状态,实现祖国统一成为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一件大事。
一.当前台湾发展现状
经济方面,从台湾当局公布的相关数据看台湾经济发展表现出以下三大特点:一是内需增长强力拉动经济发展。与此前近年情况不同,台湾经济今年持续3个季度的恢复性增长呈现出“从外需复苏启动,以私人投资大幅扩张为支撑,由私人消费稳步跟进为保障”的增长动能传递特点。二是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岛内外需市场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大陆、东南亚市场日益重要,占台出口比重已经超过50%。过去因欧美市场以圣诞节及元旦新年为消费旺季而形成的季节特点日益淡化,相反,中国春节消费旺季等亚洲消费特点正改变着台湾全年生产的配置。另外岛内内需市场稳步复苏,对台湾生产也带来新的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及当地消费特点与欧美市场发展节奏也有很大的不同。三是经济增长动能仍有很大局限性,结构性失业问题成为拖累经济发展的一大羁绊,民众对马英九当局的施政信心有待补强。
政治方面,台湾的政治体制,在国民党去后仍沿用大陆时期的政治体制。其政权机构由“国民大会”、“总统府”及“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其政制采用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相互制衡形式。目前台湾政治结构的平衡与稳定十分脆弱,建立新的政党政治平衡尚待时日。一有风吹草动,或是执政党“总统”言行不当,或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合作破裂,或是在野党结成政治联盟倒阁,都会引发岛内政治危机,都有可能诱导台湾的政治发展走上危机及岛内安定、引发台海危机,影响东亚和平与发展的道路。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
二.两岸关系现状
现状由历史发展而来,解读现状必须从历史开始。胡锦涛是这样描述的:“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这是对两岸关系现状的客观解说,也是实行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政策的基础。
事实上,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一直是两岸人民的共识。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有关方面最近曾就两岸关系进行了108项民调,主张两岸维持现状的占64.9%,肯定两岸关系目前缓和趋向的占52.2%。两者,一是对两岸维持现状的肯定,一是对当前缓和趋向的认可。从目前看,各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至少表面上是比较一致的。中国政府是最坚定的,不会有任何
退让;美国政府也一再重申坚守“一个中国”政策;现台湾当局,既承认“九二共识”,也坚持说它是“一中宪法”,两者本质上都是认同“一个中国”的。但实质上要求确实不同的。
台湾方面要求的现状,是“不统、不独、不武”;美国方面要求的是“不统、不独、不战”; 两者基本上一致。而中国大陆方面要求的,则必须是 “一个中国”。因为,两岸虽然还未统一,但“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并无任何改变。还有,两岸实行的也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因而,“一国两制”实际上也是两岸的现状。尽管民进党千方百计把“一国两制”污名化、妖魔化,但就是无法驳倒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2010年6月29日,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将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在重庆进行第五次正式会谈,就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进行业务磋商,并将最终签署协议。ECFA的最终确定,将对台湾未来的经济造成决定性改变,使台湾经济走向“大陆依存时代”。
三.两岸关系未来展望
50多年的两岸关系有两大重要变化,一是两岸人民由老死不相往来发展到相对自由的交往,二是台湾当局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转变为否认“一个中国”原则。21世纪的今天,两岸人民往来十分频繁,两岸经济与文化趋向融合,虽突破了诸多政治僵局,但很多政治难题仍然存在,但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终将归于祖**亲的怀抱。
20多年来两岸各方面的交流不断增强,随着两岸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往来,两岸人民更加的相亲相爱,两岸关系趋向融合。
加强两岸关系发展应该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是从长远来看,鼓励交流,增加交流的机会,扩大交流的范围,提升交流的层次,在交流中传达善意,让更对的台湾同胞感受到交流对两岸都又好处,而非有压力,让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了解大陆,激起他们心中更多更强的中华民族意识,是保障双方关系稳定的最好方式,也是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主要途径。
二是搞好对台新思维接力赛,使大陆对台政策更富有灵活性、更具有主动性。“历史无法改变,未来却可掌握。”“门”已经打开,但是如何通过这个“门”走入一个新的愿景、新的未来,还需要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
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的强大。只有我们发达了、强大了,我们从政治、经济等环境上给予台胞的吸引力才会更大,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策才会更能有效,问题也才能最终解决。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只要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两岸关系终将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台湾问题一定能够早日解决。
第四篇:台湾对大陆开放个人游的见解
对台湾开放大陆个人游的看法
2010年6月12日,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召开的第三届海峡论坛大会上发言时表示,愿与台湾旅游和相关各界携手共进,努力提升两岸旅游合作水平,实现两岸旅游业共同繁荣发展,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两岸民众福祉作出更大贡献。邵琪伟也宣布了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即将成行的利好消息。
陆客团体行自2008年7月18日开放以来发展迅速,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陆客团体行的不断发展,开放陆客自由行也受到两岸民众的关注和期待。
台湾开放大陆个人游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又一创举,这不仅意味着时隔60多年后,大陆普通民众第一次可以完全自由地“台湾走透透”,欣赏祖国宝岛的好山好水好风光,也象征着隔绝两岸民众交流的最后一道鸿沟被填平,两岸民众第一次有机会进行双向、直接、全面的沟通与了解,更体现着两岸互信已更上一层楼,展现了当代两岸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与包容自信的心态。
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格局下的发展
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2009年,两岸关系全面改善。2010年,在胡锦涛总书记“六点意见”指导下,大陆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坚持“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基本精神,继续按照“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把握节奏、循序渐进”的基本思路,扎实推进两岸协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大力推动惠台政策,切实造福两岸同胞。一年来,两岸关系向更宽领域、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更稳步调迈进,呈现“两岸交流全面化、发展步调平稳化、两岸合作制度化、两岸互利协调化”等特征。
两岸社会交流加深,人员往来频繁
两岸关系的变化与发展,根基在民间,动力在人民。两岸执政党出台了一系列方便交流交往的务实政策,极大地推进了两岸社会交流。ECFA签署和生效后,两岸经济交流制度化为两岸社会交流提供了强劲动力。大陆33个机场和台湾8个机场成为两岸直航点,直航航班增至每周370班,极大地方便了两岸民众往来。一年来,两岸社会与人员往来呈现“规模扩大、层级提高、领域增多、渠道拓展、快速平稳”等发展态势。
两岸民间交流与行业合作朝主体多元化、规模扩大化、领域拓宽化推进,频频创下新纪录。从主体看,两岸公权力部门、政党、县市长、民意代表、工农青妇等社会团体、经济文教等各行业群众组织,两岸基层同胞,纷纷加入两岸交流大潮。从规模看,第二届海峡论坛、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和台北花博会,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大舞台。2010年第二届“海峡论坛”规模更大、议题更多元,海峡两岸62个机构共同主办,台湾25个县市、30个界别代表参加,与会台湾民众超过万人。从领域看,两岸治安单位共同打击犯罪,成果显著,仅破获电信、网络诈骗集团就有130多个、1700多人。两岸司法互助协议自2009年6月生效至2010年底,互助业务大幅增加。两岸海事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海上联合搜救演习。2010年4月,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研究员郭富雯随大陆极地科学考察船“雪龙号”进行5个月的南极考察,首度实现两岸科考人员极地合作考察。从人员往来看,2010年两岸人员往来超过600万人次,大陆游客赴台取得重大进展,突破台“观光局”设定的每天3000人上限。台当局“行政院主计处”统计,2010年1月至11月,大陆游客赴台(含观光、业务及探亲)达150.9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大增71.5%,其中大陆观光客114.2万人次,是2009年的1.4倍,取代蝉联43年赴台旅游人次居第一的日本,成为台湾地区第一大客源地。台湾居民赴大陆旅游仍在增加,预计全年达450万人次。
陆客赴台个人游有利于两岸建互信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间,海峡两岸曾处于军事对峙,两岸人员往来和联系全部中
断。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首次发出两岸“三通”的倡议。1987年后,台湾当局改变“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政策,逐渐开放台胞、台商赴大陆探亲、经商,两岸人员开始有了一些接触。但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在“台独”意识形态挂帅下,无视两岸共同利益和民众强烈愿望,罔顾台湾发展需要,使“三通”之路充满荆棘。但即便如此,两岸民航飞机在2005年成功对飞,人员往来数量与日俱增。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全面“三通”、多航点直航、陆客团体游、签署ECFA,还有台湾开放大陆个人游一系列新举措推动两岸交流实现跨越式发展,谱写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欢快乐章。回顾两岸人民跨越横亘于海峡之间一道道障碍的历程,我们不禁感慨,曾经看似无解的“咫尺天涯,重重阻隔”,还是无法割裂绵延千年的血脉联系和骨肉亲情,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冲击下,终究会变成“天涯咫尺,处处通途”。陆客个人游以及2008年以来两岸交流的众多丰硕成果说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是两岸血脉亲情相联、同属一种文化、共有一个家园,关键在于建立互信。相信随着两岸人民逐渐加深互信和了解,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民意将更加深入人心。只要两岸人民能够推心置腹地真情互动,凭借中华民族的智慧,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也将搭上“自由行”快车。
二、六十载隔绝,天涯今朝成咫尺
大陆旅游界将继续顺应两岸民意,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在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与台湾旅游及相关各界一道,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工作机制,认真做好旅游安全和旅游市场秩序规范工作,促进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持续、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我们愿与台湾旅游和相关各界,携手共进,致力于推进旅游产业化发展,努力提升两岸旅游合作水平,实现两岸旅游业共同繁荣发展,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两岸民众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放眼跌宕起伏的两岸关系发展史,开放陆客自由行所包含的历史意涵、现实意义显得更加弥足珍贵。由于殖民统治、内战等原因,两岸人民长期无法自由往来,陆客自由行将完成两岸人民隔绝一个世纪后,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两岸人民终于有机会再次直接地、自由地“零距离”互动。古人云“见面三分情”,两岸分歧往往能在交往中化于无形。“自由行”让旅行者走得更自由、见得更多元、听得更真切,这种深度旅游必然促进深度交流,而这种深度交流才能让两岸民众真正感知对方、了解对方、信任对方,从而降低因不解、误解造成的对立与冲突,为增进两岸互信、促进两岸和平奠定坚实基础,这或许才是开放陆客来台自由行更为关键的意义。
当然,在两岸政治僵局尚未打破的情况下,两岸民间交流还存在诸多障碍,仍有极大的突破空间。万事起头难,“自由行”为深化和拓展两岸民间交流开创一个良好开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自由行”的实施与完善,两岸的民间关系会更紧密、民间合作会更广泛,两岸人民必将从过去的“背对背”转变为现在的“面对面”,从而实现海峡两岸永久和平与持续繁荣。让我们共同祝愿:在诠释和平发展的宏大命题中,“自由行”能够一路平顺、大有作为。实现两岸旅游业共同繁荣发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三、个人游的深远影响
两岸关系发展的主体是两岸同胞。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需要两岸各界共同努力,当然也需要海外同胞们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两岸大交流会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地开展下去。在此过程中,不断扩大两岸民众的共同利益,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民族感情,不断为两岸关系发展汇集民意,凝聚民心。两岸交流是我们有机会秉持相互尊重和理解的精神,虚心听取双方的意见,及时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协调,使两岸交流更贴近两岸同胞的需求,使两岸交流的成果更广泛地惠及基层民众。双方都也希望两岸同胞,实地了解台湾的发展进步,亲身感受台湾同胞对大陆民众的善意和友情。在大陆游客赴台个人游实施后,可望两岸双方社会不久就会形成一种“和为贵”的共同价值观,而对两边政治人物的思维带来正面的影响。现在两岸双方都还有一些“鹰派”政治人物,但将来如两岸民众相处融洽、密切投合,甚至进一步有了利害与共意识,则两边那些鹰派人物的“用武”空间自然会减缩,使两岸和平发展的趋势长久延续,并为双方带来最大的共同利益。这是大陆游客赴台个人游开放政策的最大效用。
第五篇:台湾对大陆政策的改变与原因分析
台湾对大陆政策的改变与原因分析
自1979年两岸军事对峙结束以来,台湾由于政治转型的原因,对大陆的政策不断变化。历经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和马英九四届政府,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曲折多变,由于政党的轮换与领导人的选举需要,当权者不断改变对大陆的政策,致使两岸出现多次严重危机(如1995年夏和1996年春的两次台海危机和2003-04年与2007-08年的两次危机)。究其原因,我认为台湾的大陆政策的不断变更无不是为了其领导人的政治需求,造成两岸关系紧张也只是其为了维护岛内统治的一张政治牌。本文将从台湾对大陆政策的几次重大改变为线索,谈一谈我对台湾大陆政策改变的认识。
首先是蒋经国时期的大陆政策。由于两岸军事对峙结束,使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实行的“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受到威胁,从而迫使蒋经国实施政治改革。蒋经国晚年发动了以回归“宪政”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下令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并一度私下肯定国共两党对等谈判的可能性。这都说明当时由于两岸关系的实然变化,对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迫使蒋经国改变了对大陆的“三不”政策,开始与大陆进行十分有限的接触。这些改变使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统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得到了人民一定程度的认同,成为两岸关系改善的开端。
然后就是李登辉执政时期的大陆政策。由于李不像蒋那样在党内有权威,因此其在执政初期主要忙于巩固权力基础。随着台湾政治转型的不断深入,两岸关系呈现复杂化的趋势。、台北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缓和两岸紧张局势、改善两岸关系、增进彼此沟通的主动措施;另一方面强调台湾“生命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国中台湾”的政治宣示。体现了其大陆政策的矛盾性,也体现了其复杂的政治变化。李登辉执政时期的主要政策有:弱化一个中国原则、回避两岸政治谈判、和限制两岸民间交流。这些政策对台湾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教授的书中的一个调查很令我深思,即“台湾民众政治认同的变化”和“台湾民众统独意识的变化”。从调查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由于李登辉的大陆政策,使得台湾的“本土意识”不断高涨,并逐渐取代了原来的“中国意识”。“急独派”迅速增加,对两岸关系的未来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种日渐增长的“台湾意识”无疑有利于李登辉的统治地位的稳定。台湾的“主权”对李登辉有着重大的利益,因此其执政中尽力追求的可以说就是台湾的“主权”合法性,他采取的诸多政策的目的也是为他的这一目标服务的。淡化台湾人的中国意识十分有利于让台湾本地人产生“独立认同感”,从而使他的“台独”行为得到一定的民间支持;回避政治谈判的根本目的也是保持一定的政治独立,谋求“主权”,因为台北担心“任何与北京的谈判,都会使外界产生一种印象,即和平统一已被两岸视为理所当然,为此其它国家没 1
有必要关心台湾的‘主权’要求”,这样会使台湾的“国际空间”受到毁灭性打击。限制两岸的民间交流,主要是为了防止两岸人民产生更多的归属和认同感,从而对其在台湾的统治构成威胁。李登辉在当政期间的另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件就是在1999年汪道涵预定回访台湾之前,抛出轰动一时的“两国论”,公开宣称“1991年修宪以来,台北已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国家内部关系;台湾‘修宪’后‘所建构出来的国家机关只代表台湾人民,国家权力统治的正当性也只来自台湾人民的授权,与中国大陆人民完全无关。”这个“两国论”与他当初当选时的政治设想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当初他把两岸关系的未来设想为三个阶段:以交流互惠为内容的近程阶段,以互信合作为内容的中程阶段,以及以协商统一为内容的远程阶段。当时李尚未完全放弃统一的想法,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改变主张,转向“台独”了呢?这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时台湾大选将在2000年举行,民进党的激进“台独”路线受到了很大的支持,对国民党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李为了拉抬选票,因而铤而走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来自美国和大陆的促谈压力即将突破国民党的和谈底线,为了阻止汪道涵访台,李登辉才不顾一切的抛出了“两国论”。然而这也没能挽回国民党的颓势,最终这张政治牌也没直到李的预期效果,民进党赢得了选举,陈水扁成为了台湾最高领导人。
陈水扁执政期间可以说是两岸关系最低谷的时期。陈水扁在上任初期,曾经信誓旦旦的说过“一旦当选将停止参加民进党的一切活动”,并且还提出“四不一没有”的承诺,一度对两国论论调避而不谈,对两岸民间交流有一定的放宽;但当他在台湾地区基本站稳脚根后,很快违背了他先前的承诺,同时重弹“两国论”老调,提出两岸是“一边一国”的论调。大肆炒作“公投”,公然“搞台独”。国民党在李登辉时期的大陆政策还算是追求“先独后统”,而民进党就是在追求“先独再说”了,与大陆形成更为严重的对立。这与陈水扁的政治目的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民进党的基本路线就是极左派,它的成功经验中“极左”思想扎根很深。虽然陈水扁上台后有所收敛,但仍认为其选民基础还是在“急独”人群。因此为了争取得到民意,陈水扁把台独作为一种工具,作为其选举胜利的砝码。但是民进党内部人士也认为这样做是极为不利的“票房毒药”,会使民进党失去大部分的中间选民,对民进党的继续执政有很大的风险。但陈水扁一意孤行,并在2006年把对大陆的经贸政策调整为“有效开放,积极管理”,紧缩两岸经贸交流,抵制大熊猫赴台。这些政策的改变与大选的临近不无关系,与陈水扁的选举方案也有很大关系。
马英九的成功上台体现了台湾人民对民进党统治的不满,体现了台湾人民对民进党当政
时的大陆政策的不满。马英九上台后,对大陆政策又做了新的调整:首先是迅速开放了两岸“直接三通”,大开民间交流大门;然后与大陆进行了高层互访。这些政策的改变也是为了其政治上的需要。开放两岸的交流合作是台湾人民的心愿,而马英九迎合人们的心愿,放开这些交流活动既可以顺应民意,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可以削弱民进党势力,除掉政治对手。所以由于他的政治目的与民意吻合,因此得到的广泛的接受。
纵观台湾15年对大陆政策的频繁改变,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由于台湾的政治转型,使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其领导人或执政党的政治目的紧密相连,对大陆的政策改变也成为了一种争夺选民的政治手段。历经这么多年的政治改革,台湾仍很难算是正宗的民主政治,只能算是“民粹政治”。台湾的最高统治层最终还是回归了台湾的主流民意,回到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正轨上。台湾对大陆政策何时能与其岛内政治分离,两岸的和平统一就能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