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QFII制度台湾经验及对祖国大陆启示
加入WTO后,祖国大陆新兴的证券市场面临扩大开放、实现国际化的急迫任务。祖国大陆的证券市场与推行QFII前期的台湾证券市场相比,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股市低迷、股票市盈率过高、证券市场投资主体结构不尽合理等诸多弊端。而QFII制度在台湾的实施过程中,克服了上述弊端,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其经验值得我们加以认真研究并予以借鉴。一、台湾的QFII制度
所谓QFII(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制度,即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是指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一定条件限制下汇入一定额度的外汇资金,并转换为当地货币,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账户投资当地证券市场,其资本利得、股息等经审核可转为外汇汇出的一种市场开放模式。它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成为那些货币没有自由兑换、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新兴国家或地区实现有序、稳步开放的特殊通道。推行QFII制度的国家对于外国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限定一定的条件和程序,包括资格条件、持股比例、投资额度、资金的汇出入、投资登记(托管)及范围等等,并可以灵活地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对开放的程度进行微调,达到减少开放对经济冲击的目的,而在这方面台湾的成功经验可为祖国大陆提供有益的借鉴。
1、台湾推行QFII制度的措施及其演变
台湾自1991年1月起正式实施QFII制度,允许QFII直接投资证券市场,但通过多方面的措施对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并在该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不断进行微调,对各种限制条件逐步放宽直至取消部分限制。台湾对QFII制度的限制措施及其演变如下:
(1)对资格条件的限定;
(2)持股比例的限定;
(3)对投资额度的限定;
2、台湾推行QFII制度的绩效评析
在稳定和完善台湾证券市场、促进其对外开放及国际化的进程中,QFII制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具体绩效如下:
(1)激发投资者信心,稳定了台湾证券市场
(2)提高了台湾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比重
QFII的引入给台湾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带来了可喜的变化。1991年,96.9%的成交金额是由台湾地区自然人所带来的,台湾地区的法人只占3.1%,也就是说当时台湾证券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散户市场。而随着QFII的引入,10年间台湾证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大大改善,台湾证券市场投资者中自然人的比重下降到84.4%,而与此同时法人的比例提高到了9.7%,QFH的比例则为5.9%,后两者的合计比重为15.6%,在这10年间台湾证券市场上机构投资者所占的比重提高了4倍多。
(3)降低了上市公司市盈率
(4)活跃了市场交易
(5)提高了与国际市场的关联性,推进其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
二、祖国大陆现行QFII制度的特点
1、资格条件要求相当苛刻
《办法》中对基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
,商业银行的经营时间、实收资本、管理证券资产的规模或者排名都提出了具体标准,几乎所有的标准都远远超过了台湾地区当时的标准。所有类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管理证券资产的规模均不小于100亿美元,而台湾地区对此的限制在3-5亿美元;经营时间除基金管理机构与台湾地区一样是5年以外,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均要求30年以上,而台湾地区仅要求保险公司从事10年以上保险业务。
2、投资额度要求十分严格
《规定》明确限定单个合格投资者申请的投资金额不得低于等值5000万美元的人民币,不得高于等值8亿美元的人民币。而台湾地区规定单个QFII投资额度上下限分别为500万美元和5000万美元,只有祖国大陆相应额度的1/10和1/16.3.资金管理政策严格,本金汇出的门槛较高
由于祖国大陆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尚未自由兑换,而QFII涉及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本金和利得的汇入汇出问题,从《办法》中的具体条款来看,资金汇出方面的管理也是较为严格的。在本金汇出的时间要求上,封闭式基金要求汇入满三年后方能汇出,其他境外投资者则须满一年方能汇出。而台湾地区只要求本金汇入满3个月即可汇出。
虽然这些限定有利于国内市场投资者素质的提高以及市场的稳定,但同时也把很多已专门致力于投资祖国大陆境内股市多年和欲投资中国股市的境外小型专业投资公司排除在外,而这其中不乏资信状况良好、对祖国大陆证券市场持有长期投资理念的公司。同时,相当一部分全球著名的外资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及证券公司的高级管理层都表示由于祖国大陆QFII的进入门槛较高,公司将对申请QFII投资祖国大陆股市持谨慎态度,并希望祖国大陆监管机构完善其QFII制度。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祖国大陆QFII制度推出后市场反应冷淡的原因。
三、台湾经验对祖国大陆的启示
虽然祖国大陆出台QFII制度后股市持续低迷,同时在其促进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中会带来一定的国际金融风险。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台湾QFII的大量流入也是在其推行QFII制度之后的两三年后,即QFII制度的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且QFII在帮助台湾避免陷入亚洲金融危机上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我们不能因为短期的市场冷淡而怀疑QFII制度的效果,不能因为QFII可能带来的国际金融风险而否定QFII.相反,祖国大陆应该借鉴台湾的经验,坚定不移地推行QFII制度。而对于QFII制度带来的国际金融风险,可以通过祖国大陆证券市场规模的不断壮大、抗风险能力的逐渐提高与有关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而得到有效防范与化解。
目前祖国大陆有关监管当局通过对进入的QFII的资产托管人、交易委托人和资金汇出入限定等诸多要求,构建了证监会、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全面审慎监管,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结算机构的交易、结算监管和托管商业银行、受托证券公司协助监督的全方位、多层次、分工合作的监管格局,同时《办法》中第四条“合格投资者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也将QFII纳入了中国全部法律法规的监管之下,综合形成了对QFII的有效监管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参照台湾的经验,并结合祖国大陆证券市场的实际发展情况,适时地、循序渐渐地调整祖国大陆的QFII制度:
1、逐渐放宽对QFII的资格要求
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存在大量新兴的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在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地,他们熟悉QFII的运作机制,同时比较了解及看好祖国大陆市场,有投资祖国大陆市场的期望,但因为中国QFII对资产规模、经营年限、世界排名等资格条件方面存在的较高门槛而止步于中国市场之外。笔者认为应参照台湾的经验,放宽对QFII的资格要求,但在审核QFII申请时着重资信状况与其投资经营理念,并择优通过。
2、逐渐放宽对单个QFII的投资额度的限制,但对所有QFII总的资金流入进行比例管理。
可根据证券市场总市值确定QFII资金进入总规模。当初台湾市场QFII占总市值的2%,但考虑到祖国大陆的证券市场和外汇规模与当初台湾相比所具有的巨大优势,这个比例大致可以取3-4%,并可根据证券市场发展状况提高该比例,直至最后取消总的额度限制。
3、逐步放宽对QFII汇出入资金的限制
祖国大陆对QFII汇出入资金的严格管理固然能避免国际游资对祖国大陆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但同时降低了QFII资金的流动性,使相当一部分极为追求资金流动性与全球配置效率的机构投资者被拒之门外。祖国大陆可以参照台湾的经验,采取在资金的汇入时间、数量以及汇出期间、汇出方式上设置相对较多的限制,并在实施中逐步放宽,但在本金汇出期间上降低期限限制这一对投资者较为有利的安排,并采用征收一定的利息股息税的税收政策。
4、对不同产业实施有差别的持股比例限制,并逐渐放宽QFII投资上市公司的总体及单一股权上限管制。
实施有差别的持股比例限制,如对公用事业、影视传媒等部门规定一个比普通上市公司更低的上限,以利于贯彻祖国大陆利用外资的产业政策,同时对属于非限制性投资领域并且QFII所关注的行业适当放宽股权上限,一方面使外资控股上市公司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为上市公司吸收国际资金和战略投资者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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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台湾农村建设经验及其启示
几乎所有后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都曾经是二元格局社会,也就是城市先进而农村却远远落后;它们要发展,就必须拉近城乡差别,使得农村和农业摆脱困局。否则,如果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势必形成断裂社会,对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都形成严重的威胁。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国民党败退之际,由于之前日本在台湾实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台湾地区也是典型的二元格局社会,农村和农业极其衰败,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就如此描述:“农业落后造成农村社会内部之不安,极易为外邪所感染”,“不加改善,乱源即由此发生,证诸往事,历历不爽”。半个世纪过去,台湾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进行过多方面的改革,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大陆借鉴和学习。
台湾地区农村建设的经验
台湾地区在农村建设方面、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运动,是一个系统的各个方面协调合作的过程,而不是零星的修修补补。笔者认为,台湾地区的农村建设至少有以下这些宝贵经验:
一、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对于台湾地区农村建设甚至对于台湾地区整个社会的经济起飞,都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土地改革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所以他们尽力地改良农田、采用良种、科学种田,从而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农业得到了发展,就为工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提供了原料,开拓了市场,准备了劳动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地区重点发展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如香蕉、凤梨、洋菇、芦笋等等,并进行食品加工和开拓国际市场,当时其产品风靡欧美市场,特别是糖和洋菇等,这样就为台湾地区积累了大量外汇,台湾当局就有钱投放到纺织、化工等工业上,台湾地区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1〕。从这一点来看,台湾地区所走的路更像是“以农促工”而不是“以工促农”。土地改革之重要,正如台湾经济学家们一致指出的:“没有农业的发展,便没有工业的进步;没有土改,则没有农业的发展”。
台湾的土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七五减租”。1949年4月14日陈诚颁布《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开始执行“三七五减租”,揭开土改序幕。“三七五减租”规定地主收取地租最高不能超过租地全年正产物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如遇灾荒歉收,农民可以向政府申请,由政府敦促地主减租;如丰收则还是按1948年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来交租。随着技术进步、环境改善,产量肯定要比1948年的高,但是也只是按1948年标准来交租。“三七五减租”让佃农大收其益,生产积极性提高,收入也增多,农村经济有了好转。第二阶段是“公地放领”。日本殖民台湾时曾经占有大量良田,后来被国民党当局接收,约占到当时台湾可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六。1948年4月台湾当局即开始做“公地放领”的试验,1951年6月4日颁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全面开始了“公地放领”工作。承领者分十年向政府偿还地价,还清后就是土地所有者,地价为放领土地1948年正产物全年收获量的两倍半。第三阶段是全面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1953年5月开始实行,规定地主拥有土地最高之限额,超过限额的地主所占耕地一律由政府征收并转售给农民;地价与“公地放领”是一样的,政府向地主以及农民向政府都是十年还清地价;而且政府向地主付地价时采取百分之七十土地债券,另加百分之三十股票的做法,从而直接迫使部分地主把卖地所得转为工业投入。
土改对于台湾地区农村建设甚至对于整个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在战后非革命性的土改中,台湾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土地改革运动是一项决定性的扫荡,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台湾传统农村社会的结构。而土改后农民自由度和收益增加,为台湾工业化的开展创造了要素条件,也打下了台湾所得分配均等的基础”,“农民虽然受到政府价格„剪刀差‟
政策的剥夺,但从无恒产者变为有恒产者,感觉还是要比以前好得多”〔2〕。
二、农民自组织
如果说土改使台湾产生了“小农”,那么是农会、策略联盟等农民自组织又让“小农”变成了“大农”,从而让农民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生存发展。
台湾农会有上百年历史,经历了官治和绅治等不同阶段,但最后发展成为农民自己真正的组织,一切只为农民利益服务的组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民党进行社会改造运动,提到要拓展党的社会基础,当时就向全党提出“在生活上与行动上与民众打成一片,深入民众,深入农村”;当时所颁布的《农民运动指导方案》规定,一切县市乡镇都要成立农会或渔会,但同时明确“发动组织农会渔会时,就先建立党的组织,如党员过少则就先吸收能起领导作用之农民渔民入党”〔3〕。此时的农会具有浓厚的官办党办色彩。但是七十年代台湾当局开始农村复兴时期,在1974年颁布实施的《农会法》中,为了使农会成为“农村建设”的“重要基层执行单位”,从组织上和动作上都进行了改革,使其从官办党办变成了农办民有,台湾农会成为了“农有、农治和农享的公益社团法人”。“农有”是指农会是农民的职业团体,“农治”则表示由农民自己来管理,而“农享”说的是其经济成果由农村和农民来享受。而实际运行上也是这样的。
台湾农会组织完善、功能齐全。台湾的乡、镇、县、市、省几乎都有自己的农会,其中乡农会是农民组织的基本单位。农会中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聘请农会总干事,总干事是职业经理人,可以是本地人也可以是外地人甚至还可以是外国人;监事会监督总干事工作,总干事执行任务时如损害农会利益也要承担责任;总干事下面设立分工明确的各个部门,如有对农民进行信贷业务的农信部、推广农业技术的技术推广部,还有产品销售部、加工厂、会员福利部等。
九十年代,台湾当局还推动“策略联盟”,规划区域性的生产、加工和贸易。它与农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其实,台湾的农业“策略联盟”的主体就是农会;台湾乡一级农会一般都有自己的农产品加工厂和农产品超市,这往往就是“策略联盟”的组成部分。在遇到农产品价格波动很大时,农会与“策略联盟”一般会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利益。
三、劳动力转移
这里所说劳动力转移主要的是说身份的转变,是指台湾阶级结构“循着农民—工人—中小企业主的主轴演进”。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就有农村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到1965年已有约一百万农村青年进入了城市成为打工者。这是由乡村到城市的流动,由农民向工人的转变。六十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大举进入台湾,出口加工业遍布台湾城乡,一些先期流入城市的打工者回家创业,台湾农村地区“客厅即工厂”的农户生产方式成型,全台湾中小制造企业勃兴。这是由城市到农村的回流,由民工到业主的转变。
台湾地区劳动力转移中有两个因素很关键。第一,没有身份的排斥。不像目前大陆那样,农民到了城市也只能从事一些脏、苦、累、险工作,得到的是不平等的待遇,职业是工人了可是身份还是农民,中老年后还得回到农村。台湾地区的情况是这样的:“六十年代,农业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工人和小业主之间的身份转换频率也加快”,“到了七八十年代,台湾两大劳动阶级的身份分际越来越模糊不清”,到“八十年代初,在台湾全部劳动力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从事农业活动,并且他们之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兼业农民”。第二,职业教育的兴起。职业教育的兴起,使得乡下青年学到更多更好的技术,从而更有可能在城市中找到一份工作,这也是台湾地区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因素。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比例还是六比四,可是到八十年这一比例就变成了三比七。
四、资金扶持
在台湾地区农村建设过程中,台湾当局对农村建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资金扶持,台湾农会等农民自组织也在资金扶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方面:一方面,台湾农民的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是免税免费的,这无形中也是一种资金扶持。另一方面,国民党到台湾后实行“扶植民营工商业”的新政,官办银行不仅把对民间企业贷款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之一,而且对民营企业的贷款额逐渐超过国营企业。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农村地区兴起中小制造业时期,各中小制造业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银行贷款的支持。
农会方面:台湾地区乡一级农会一般都设有农信部,一个乡的农信部每年的贷款额一般都有数十亿甚至百亿以上。农民在农会贷款,只要以土地作抵押就可以了;如果土地的估价是一百就可以贷到九十;这对于资金不足的农民来说,无疑是种巨大的帮助。此外,台湾农会一般都对农村地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各种福利,这也是资金支持的一种形式,至少可以让农村社会有更多的资金投放到其他建设。
应该从台湾农村建设经验中得到哪些启示?
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祖国大陆则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各自的情况是不同的,经验是不能完全照抄的;但是我们两岸都是中国人,目前大陆改革开放,向先进外家学习先进经验,为什么就不能向海峡对岸同宗同源的同胞学习些经验呢。我认为,台湾农村建设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一、在土地制度方面进行适当改革,给予农民更多更大权力
台湾农村建设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资本市场的形成,这使得农民可以以土地为抵押向银行或者农会申请贷款,农民可以从土地的征购中、房屋的拆迁中得到更多的补贴。但是在大陆,这方面却存在一些障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现实中不时受到权力的操纵,土地成为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农民不容易从土地的征购中得到相应的足额的资金补偿,从而成为他们进行行业转换的启动资金。这样在中国大陆形成了不少没有生活保障的失地农民,这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为此,有很多学者都认为应该在土地所有制方面进行相应改革,比如党国英就提出应该给予农民土地永佃权。在进行新农村建设之际,更加有必要真正赋予农民土地处分权,包括对承包权的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从而促进形成一个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
二、组建农会等农民自组织
建设新农村,就应该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利益。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利益,很有必要组建扶持农会等农民自组织。分散的农民是无力的,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维护利益、反映问题、宣泄不满、调节矛盾。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社会要稳定需要有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而农会等农民自组织就是农民的民意表达渠道,因为有组织的理性在利益表达上比非组织的理性更有效。此外,台湾的经验还表明,农会还可以有资金信贷、技术推广等服务于农民的作用。
三、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自由迁移
大陆有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年在城市打工,但是由于户口方面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在城市中只能成为”二等公民“,而且一旦他们到了中老年还不得不回到农村再从事农业活动。这样,只能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口挤在越来越少的土地上的现象,而不是像台湾地区那样农民人数越来越少。为此,必须循序渐进地因地制宜地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自由迁移,不断地从土地上减少农民的人数。
四、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一方面,要发展面向农村服务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民,通过新农民来建设新农村。另一方面,正视大陆还有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这一现实,必须在他们进入城市找工作之前进行相应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
五、建立全国性的制度性回馈
所谓制度性回馈,也就是要从资金上扶持农村建设,建立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转移性支付补偿机制,让农村也分享到现代化的成果。不仅政府要这样做,整个社会都应该这样,让资金真正流入到农村和农业中来。首先,要消除城乡间的各种不公平的制度,这是最大的问题。其次,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应该提高对农民的贷款力度。再次,制定全国统一的《政府转移支付法》,让支持农村建设的各种资金的流动透明化,让其发挥最大的效益。实践证明,只有思想的大解放才能带来社会的大发展、大进步,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和“闯”的精神就不能迈开步子。建设新农村也是这样的道理。我们必须切实地解放思想,而跳出各种条条框框,勇敢地学习借鉴他人的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办法,也是思想解放的一种形式。古人曾说过:“宜于两可莫粗心,事到万难须放胆。”既然我们已不可能回到过去,那就只能迎难而上,此外没有别的选择。
第三篇:QFII制度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范文模版)
QFII制度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商业会计》 2013年 第10期 作者:宋洋 杨向荣 王曙光 中国QFII制度的现状分析《知识经济》 2012年 第24期 作者:赵心刚 QFII投资中国股市的投资特征-时代财富-2012年 第11期(3)QFII制度对中国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研究《经济经纬》 2011年 第1期 作者:王麟乐 张一 卢方元
向QFII学习《经济研究参考》 2013年 第48期 作者:李允峰
QFII渐入佳境《中国外汇》 2011年 第13期 作者:王莉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制度发展回顾《深交所》 2013年 第3期 作者:裴慧奇
九大因素影响城市的金融产业集聚发展《上海城市管理》 2014年 第1期 金融因素对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研究《商业经济》 2014年 第1期 作者:庄岩 环境补偿项目的市场化融资模式研究《祖国:教育版》 2013年 第12期 作者:沈玲 周勇 刘桂贤
第四篇:台湾便利店对大陆的启示
台湾便利店对大陆的启示
赢商新闻 [餐饮] 2006年10月01日 来源:近年来,零售业在我国经济生活的地位日趋重要,便利店更是成为零售业业态发展的新宠。进入21世纪后,电子商务对人们消费习惯产生深远影响,便利店所特有的网点密集、深入社区、贴近消费者的交易平台优势吸引各路资本纷纷进入。目前全球两大连锁便利店系统7-ELEVEN和Ok便利店均已进入中国市场并快速发展。大力发展便利店已成为“e时代”众多企业抢占终端零售渠道制高点的战略性举措。
台湾便利店发展回顾
台湾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导入便利店业态,经过20多年的发展,便利店已经成为台湾地区主要零售业态。台湾地区主要的便利店系统有7-ELEVEN、全家、莱富尔、OK、福客多五大连锁集团,五大集团的店铺约占便利店总数的93%,占整个业态营业额的90%,市场呈高度集中状态。其中统一超商所辖的7-ELEVEN便利商店占据整体业态营业额的60%,是目前台湾地区最大的零售商。
20世纪80年代为台湾地区便利店发展的导入期,经营模式基本上都是由国外引进。由于这种新型的零售业态还未被消费者熟悉,市场占有率不高,店铺规模偏小,先入企业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亏损。
1988~2000年是台湾地区便利店发展的成长期。新业态为消费者接受,业态优势逐渐发挥,企业开始盈利。先入者7-ELEVEN加速市场扩张,竞争企业陆续进入市场(OK便利店、全家便利店、莱尔富便利店与富客多便利店于1988年相继成立,并加快开店速度,新业态市场地位不断提升并逐步吞噬旧业态市场份额,企业规模、消费业绩与利润同步较快增长。
2001年后,台湾地区便利店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同业态间竞争明显加剧,便利店发展进入竞争期。虽然业态市场占有率稳定增长,但是行业领导者7-ELEVEN的利润率开始下滑,同业态竞争趋于激烈。竞争加剧使得一批中小型连锁系统被淘汰,优势企业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市场走向高度集中,企业竞争升级:为与台湾地区7-ELEVEN抗衡,全家、莱尔富、OK、福客多开始进行策略联盟,共同成立“便利达康公司”,分别在宅配、鲜食、代收服务、电子商务、ATM设置等提升绩效的业务做整合,未来台湾地区便利商店将呈现“统一超商”与“便利达康”两大体系彼此竞争态势,其他小型业者生存空间日益狭小。
在微观层面,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台湾地区便利店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消费需求的变化是便利店产生并不断演变的直接动因。从国际便利店发展经验看,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000美元时,人们需求重点由品质转至便利;达到3000美元时,便利商店开始出现;超过6000~7000美元时,便利商店进入快速发展期。
对比台湾地区便利店产生的当时情况,1962开始台湾地区经济以平均8.8%的速度增长,1978年台湾地区人均国民收入2155美元,到1988年达到5829美元。
第二,科学技术的运用促进了便利店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技的运用有助于便利店建立庞大的连锁加盟系统,形成规模效应,充分发挥业态优势;二是科技的运用有助于便利店建立先进的情报系统,准确、快速捕捉消费者需求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方向;三是科技的运用使得便利店在e时代能够探索新的服务渠道,促进便利店不断发展。
进入21世纪,网上购物兴起,便利店运用电子商务凸现便利性,业态得以创新发展。以台湾7-ELEVEN为例,2000年设计了电子地图(E-Map)和购物查询追踪系统(E-Tracking),并根据消费者不同习惯制定了三套服务方式。另外,它凭借庞大的终端渠道优势,与多家音乐、书籍、3C、旅游网站合作,全面构建e世纪生活服务网。未来计划与中华电信策略联盟,共同建置宽频网络。企业提供的服务也更加多元化(如开发多媒体公用电话机等),满足了消费者对即时性、数字化服务的需求。
第三,业态竞争使得便利店的发展逐步理性。台湾7-ELEVEN在2000年就提出了“e世纪社区服务中心(CommunityServiceCenter)”的经营理念,拓展服务的宽度和深度,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其他便利店也相继提出社区金融中心、资讯中心、娱乐中心概念,便利店在竞争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对大陆便利店发展的启发
从生命周期理论看,中国便利店发展正处于导入期,市场占有率较低,大多数企业规模偏小,还需承受一段时间的亏损,需要政府和企业一起努力促进中国便利店的发展。
第一,我国便利店的发展应因地制宜、方向明确。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习惯千差万别,便利店的发展要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谨慎度量。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鼓励实力雄厚的企业先行发展,另外在传统门店进行便利店改造时应形式与质量并重。
第二,考虑整体零售业的布局和比例,充分发挥便利店业态优势。在我国很多地区便利店与社区超市形成恶性竞争,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应克服定位模糊的缺点,与百货商店、超级市场等业态形式形成优势互补;应利用自身渗透性强、贴近消费者的特点,拓宽服务范围,凸现便利本色。
第三,应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加盟连锁的形式做大做强。便利店依靠直营连锁很难扩张规模,而规模不大企业又很难盈利。从便利店发展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情况来看,日本98%的便利店是加盟店,台湾地区加盟店占比也达到了70%,而我国2003年限额以上连锁便利店企业中加盟店所占比例还不到10%。根据国外经验,我国连锁便利店在发展走上轨道后应逐步减少直营店所占比重,发展连锁加盟店。
第四,扶持便利店连锁经营企业加大技术的资金投入。便利店内商品的周转和更新速度都很快,这对企业的物流配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没有技术的支持是很难实现的。另外,便利店的消费以个性化、便利性为主,应时刻捕捉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利用信息技术结成强大厂商联盟,迅速推出新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
第五,在便利店服务性商品的提供上政府应放松限制。提供便利性服务是便利店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服务性商品已经成为便利店的重要利润来源。以台湾地区7-ELEVEN便利店为例,服务性商品的销售已经占到了其销售总额的8%,服务经营领域已涉及消费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现场制作速食、对外服务的传真机、复印机,彩扩冲印服务、销售书刊杂志、销售IP卡,代缴电费、煤气费、有线电视费、寻呼机费、快递费、国际通讯费、税费、保险费等生活中的多项费用。21世纪后开始利用电子商务开展网上购物,与多家网站合作开发金融、娱乐、旅游等多样化服务性商品。中国便利店开展这些服务时还有诸多限制,行政管制较多,不利于便利店今后的发展。
第五篇:台湾农业经验
一、台湾农业的主要特点:台湾地区地狭人稠,境内三分之二为山地丘陵,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有耕地1290万亩,农户78万户,农业人口400多万,占总人口的19%。台湾农业总产值为4000亿元新台币,占经济生产总值的3.3%。台湾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精致农业发展较快,主要呈现六方面特点:
(一)基础设施十分完善。台湾农田经过三次大规模整治,基础设施齐全,田间三面见光,排灌沟渠配套,水泥铺设的硬底化机耕路四通八达,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台湾的农田沟、渠、路等基础设施以及田间地头的道路硬化等,全部由各级财政投入,田内部分由土地所有人承担。农业生产基本形成了“一乡一品”、“一县一品”生产格局,如台南的兰花、嘉义的香草、池上的大米等。
(二)科技水平处于领先。台湾建有世界重要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亚蔬-世界蔬菜中心。农业科技发达,农业科技贡献率达60%以上。新技术研发、品种改良、农业设施、农业机械等方面在国际上都处于较领先地位。科技让台湾成为国际蝴蝶兰种苗输出基地,享有“蝴蝶兰王国”美名。
(三)质量安全监管严格。台湾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十分严格,建有一整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和齐全的农产品安全标准。管理部门职责明确,检测体系健全,由农业委员会、卫生署、标准检验局三个部门承担农产品进入市场前的检验、市场销售农产品的检验、进口农产品的检验。严格实行农产品追溯和市场准入制度。
(四)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迅速。台湾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已有20多年历史,已成为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有机结合的成功典范,主要有乡村花园、乡村民宿、观光农园、休闲农场、休闲牧场、教育农园等几种类型。
(五)农民组织功能齐全。农会是台湾分布最广、影响最大、最为完善、功能最为齐全的农民组织,服务涉及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和领域。根据农会法,农会分为乡镇农会、县(市)农会、省农会三级,分别接受同级相应农政部门的指导。农会管理人员的基本要求是大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能为农民提供金融、科技、营销等方面的服务。金融服务是农会最大的盈利项目,近10年来占农会总盈余的98%以上。
(六)政策保障力度较大。台湾农业有关法律法规健全,对基础设施投入、农田休耕、农业推广经费来源、农业保险等都有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农业生产补助力度较大,政府对农业机械、各级农会兴办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市场设施设备给予50%以上补助,高的可达80%,并免征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率为5%。实行农产品保护价收购。以
高于成本20%的价格向农民收购稻谷,为了解决稻米生产过剩问题,农民如果将稻田改种玉米、高梁、大豆等其它作物,可得到每公顷1000公斤的稻米补贴,休耕田则可得到1500公斤的稻米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农民每户发放每月6000元福利津贴,每年约73万户农渔民受益。
二、台湾农业的几点启示:
(一)推进统筹城乡一体化建设。台湾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向农村延伸,农村城镇化率达80%以上,农村与城市已基本融为一体。要借鉴台湾对农田基础设施整治的成功经验,统筹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运作机制,整合各级财力,分期、分片对农田基础设施进行集中整治,按照产业发展要求,加快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
(二)健全育繁推农业技术体系。台湾农业科学研究、农技推广、农民培训体系健全有效,职责分明。建立了科研、教育、推广相结合的多元化技术推广体系,包括经费充分保障的“农委会”下属的农业改良场(所)推广体系(“农委会”每年都拨付专项推广预算)和农会自上而下农事推广体系(《农会法》规定农会收入的60%以上必须用在农业技术推广)外,还有大学的农业推广体系。要借鉴台湾科研与推广相结合的模式,加强良种育繁推农业技术体系建设,加大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种的选育,鼓励引进国内外优良品种,扩大优质良种覆盖。
(三)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借鉴台湾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和农产品安全标准。加快农产品检测中心建设,加强重点县(市)产地检测站建设,严把农产品质量准出准入关,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依法严格处理生产销售农残超标农产品行为。同时,制订激励机制,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种养大户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等质量体系认证。
(四)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能力。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动。近年来,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很快,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26万多家,但仍然存在规模小、带动能力弱、服务功能有待完善等问题。因此,要学习台湾农民组织的运作经验,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提升质量;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建设现代农业和新农村中的作用和,提升其服务功能,除参与技术服务、产品营销外,也可以参与村镇银行建设、信用担保等金融服务,并在政策上给予倾斜;把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各级政府财
政扶农的主要载体,确立其农村市场经济主体地位。
(五)拓展农业休闲观光功能。我省农业旅游资源丰富,要借鉴台湾“农委会”专门颁布休闲农业的管理办法,鼓励农民举办各种类型的休闲观光农业,从技术、经费、宣传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的做法。同时,台湾畜牧业在休闲观光农业中的作用值得借鉴。我省观光农业中畜牧业内容较少,可以因地制宜发展。
(六)注重新农村建设生态环境。据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韩选棠教授介绍,过去台湾新家园建设也以道路硬化为主,近几年借鉴欧洲等地农村建设,注重保持水土流失,推行绿房子建设,农村道路已进行重新设计改造,变灰化为绿化,硬化为软化。在新农村建设标准中修改有关道路硬化标准,提倡房前屋后和农田道路砂石化,道路两旁绿化和农田生态,池塘、溪流尽可能用石砌。注重发展循环农业,对畜牧场排泄物经过沼气工程化处理后,再辅之以农艺净化措施,在畜牧场附近种植相应牧草、花果等进行循环有机处理。
中国台湾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的做法,取得的经验和出现的问题,值得我们在进行农业开发时借鉴和思考: 一是台湾相关管理部门参与规划和行动,负责对休闲观光农业其管理、咨询、提供补助经费和贷款,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台湾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二是台湾休闲观光农业的崛起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当人们的收入不仅可以满足所需的生活消费,而且有一定的剩余时,人们才追求更高层次的享受,如休憩旅游的文化娱乐享受。三是休闲观光农业的客源市场主要在城市,城市郊区应积极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据调查,台湾前往休闲观光农业区的游人绝大多数是那些不熟悉农业、农村的城市居民。每到周末或节假日,相当多的城市居民到乡村、田园去度假,到观光农业区去交流。因此,休闲观光农业的目标市场在城市。四是做好休闲观光农业规划,包括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规划和休闲观光农业区的建设规划。台湾相关管理部门防止休闲观光农业区偏离农业本质而趋向纯粹娱乐以及为了形成合理的区域布局,制订了《发展观光农业示范计划》和《发展休闲农业计划》,并把这些规划列入全面的综合规划之中。休闲观光农业区的规划包括:现代化的农村社区、保持地区传统文化的文物区、体验农作生产的农园及游憩设施区等。五是休闲观光农业具有多元化内容。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应与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旅游农业、绿色农业、设施农业以及开发乡村文化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