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老百姓为什么不敢消费文库

第一篇：普通老百姓为什么不敢消费文库

过去30年，中国经济成就斐然，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中国经济失衡越来越严重，核心问题是国内消费不足。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每况愈下，由改革开放之初的45%下降到了近年的35%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70%以上，中等国家一般是60%。

分配决定消费，消费决定生产，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不是老百姓有钱不花，而是可支配收入不足，这与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严重失衡有着直接关系。“十二五”期间，在出口导向模式和投资主导不可持续的特定背景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出路在于把提高百姓收入作为“十二五”重点，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千方百计提高老百姓收入水平，扩大居民消费、构建消费大国。

首先，在发展理念上，各级政府必须由经济增长的发展目标向居民收入增长的发展目标转变，要把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水平作为各级政府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进行重点考核，改变目前单纯以“GDP”指标为导向的发展理念。

其次，加快税制改革步伐。目前，老百姓意见最大的是个税成了“人头税”，工薪阶层缴纳了大部分个税，而真正的高收入者，因为收入来源复杂、税收征管不严，却少缴税或很容易避税。时至今日，要解决或缓解中国收入分配矛盾，个税改革已经不容再拖。除了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外，还要整个税制在制度设计上进行全方位的更新，改革目前中国实行的分类所得税制为国际上流行的综合税制，同时加强税收征管。

第三，加大初次分配改革力度。主要应采取以下措施：加强企业工会建设，积极稳妥推进劳动者集体谈判制度；建立劳动者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有计划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限制垄断行业高收入；降低中小企业税收，激励企业为员工加薪等。

第四，尽快提高国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确保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让国民无后顾之忧。除了要在农村更加积极地推进农村社保制度建设、在城市建立面向农民工的社保制度之外，还应考虑在社会保障制度中设立专门面向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的教育基金，支持低收入群体的后代，提高人力资本质量，避免贫困代际传递。

第五，积极增加居民的资本性收入来源。未来，只要是有盈利、能赚钱、政府规划必须要搞的各类项目，应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开设各种金融产品，鼓励民间资金直接与间接参与投资，尽可能减少地方政府发债或者不发债。

第六，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分红资金统一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专项补贴用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或全体居民的消费水平。

第七，加快推进“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改革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及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方式，打破城乡二元的体制机制，走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健康城市化道路，为改善民生奠定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要尽快制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国性规划，尽快统一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公共服务体制，并由此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力争把城乡、区域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差距控制在2倍以内，在实现制度公平的基础上使全体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致相当。

分配问题

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中，首次公开倡导“包容性增长”。从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到如今胡锦涛同志公开倡导，一时间“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包容性增长”含义十分丰富。在新的发展阶段，胡锦涛同志公开倡导“包容性增长”，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首都社会建设有其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包容性增长”的由来及其背景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是2007年由亚行首先提出来的，也是国际组织近年间逐渐完善的一个概念，是基于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增长迅猛的事实提出来的。据统计，2002年至2007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1.65%，尤其是2004、2005年这一轮增长比较明显，甚至超过10%以上，2006年、2007年更是达了12.7%和14.2%。当时大家都在谈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过程却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虽然经济增长了，但并非所有人都受益，有的人受益多，有的人受益少，特别是贫困人口受益更少。同时，中国GDP如继续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增长，资源、环境压力会增大，由增长本身不均衡导致的矛盾也会增多。当时，导致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由投资、出口拉动，消费的比重偏低，在产业方面重工业比重高，服务业比重偏低；经济和社会相比较，社会领域发展相对差一些，特别是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状况、城乡差距比较大。针对这种不利于长期可持续均衡的增长，2005年由亚行赞助支持，亚行经济研究局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开展了“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研究课题，同时邀请林毅夫、樊纲等国内位知名学者参与研究。与此同时，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2007年，由林毅夫主编，庄巨忠、汤敏等学者编写的《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一书正式出版。该书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增长特点，收入差距扩大原因和所带来问题及挑战，探讨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这本书英文版当时译成中文时，使用了“共享式增长”一词，实际上也有人将其译成“包容性增长”。业内人士认为，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包容性增长”被逐渐认同的助推器。

二、“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及其目的意义

“包容性增长”译自英语复合名词“Inclusive Growth”，其中心词是“ Growth（增长）”，“Inclusive”应包含“社会包容”或“社会融合”之意。“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与中央提出的“全面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创新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应有之义。一般认为，“包容性增长”就其内涵而言，须强调两个方面，即“参与”和“共享”。换句话说，只有在所有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和“共享”时，经济增长才具有积极意义，才能促进社会发展。因此，“包容性增长”的含义在于，不能只单纯发展经济，而应该经济社会更加全面、均衡地发展，使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同步进行。这样的增长，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才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亚行当时在中国提倡“包容性增长”，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也要可持续和协调，同时也应更多地关注社会领域发展。这种增长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应考虑到其他方面尤其是社会领域，使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共享这种发展成果。可以说，“包容性增长”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经济增长与其他方面的增长应该是互相协调的。从国内方面来讲，首先，增长是和谐增长、可持续增长和科学增长；其次，增长的同时，财富公平分配，不造成贫富差距，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使所有人都从增长中获益；再次，这种增长有利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从国际方面来讲，“包容性增长”应该是某国增长了，不损害或抑制另一国增长，不给对方带来危害，国家间协调、和谐增长，在共赢多赢中实现共同发展。一般来说，“包容性增长”主要还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而各国之间的“包容性增长”，更多的是指贫困国家在全球区域性增长过程中能够受益更多。

胡锦涛同志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论述科学阐明了包容性增长的深刻内涵和目的意义。这就告诉我们“包容性增长”包括民生、环保、社会和谐等诸多方面，其核心要义是经济增长让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受益且多受益。也就是说，“包容性增长”最终要惠及更多的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惠及更多的普通劳动者，惠及社会的大多数人，让他们的收入增长更多更快一些，并且不仅仅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还要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和理念向全社会倡导。正像温家宝总理所强调的，要让人民过上一种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让社会更公正、更和谐，这就是“包容性增长”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不是过多地强调GDP增长。胡锦涛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倡导这一理念，应该是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和价值导向，即中国现有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需要改变和完善，只有这样今后的发展才能可持续、协调与和谐，今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各方面都需要“包容性增长”。

三、当前社会建设亟待“包容性发展”

社会建设承载着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当前，北京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大关，首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战略，要求北京在经济高端发展的同时，还应该民生幸福、环境宜居、开放包容、社会文明、和谐稳定。包容性增长的逻辑延伸就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增长与发展，体现了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共同增长、制度公平等内涵。这就要求我们，当前不但要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包容性增长”，尤其是在社会建设中更需要倡导这一理念，从包容性增长到包容性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推进和实现每个人、每个群体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包容，确保社会建设包容性发展和全面进步，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社会和谐的统筹兼顾和相互推动。当前，加快推进社会建设“包容性发展”，需要着力把握和突出以下几个重点：

一是始终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当前，经济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亟待解决，把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协调可持续，这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考验，更是我们必须担当的历史使命和重大任务。因此，必须按照“包容性增长”的要求，着力解决社会建设这个短板，深化社会领域改革，加快推进社会包容性发展，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是不断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是已被国内外发展实践所证明的实现现代化和社会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样，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者才会增加，社会才会形成一个中间多、两头少的“橄榄型”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包容性最强，社会最稳定，社会能不断发展进步。为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在首都率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三是加快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当前正值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政府应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增加投入，尤其是加大城乡结合部和郊区农村的投入力度，为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所有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均等的公共服务。加快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提供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满足广大群众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四是努力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网，也是社会包容的重要体现。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围绕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能转移，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与社会慈善事业的衔接和协调，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五是科学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贫富差距势必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是改革的不到位，收入分配不公正，分配制度不完善。这就需要加快推进深化改革，缩小贫富差距，践行包容性增长。尤其是调整政府、企业和百姓的收入分配结构关系，让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快一点。此外，还要调整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之间的关系，让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得更快一点，促进共同富裕，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六是着力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基层民主、公众参与，事关社会包容与生机活力。首先，创新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模式，扩大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推动基层党务、政务、社会事务公开和民主参与。其次，创新社会组织服务管理模式，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和公众参与率。第三，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基层构建“大调解”格局的同时，坚持把最广大群众利益作为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源头上控制和减少矛盾的发生。第四，坚持寓管理于服务、以服务促管理，不断创新社会服务管理，实现社会服务管理全覆盖。

七是始终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最具包容性特点。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和机制，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坚持以人为本和改善民生，大力解决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重点问题，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社会包容、和谐与公正。

我们殷切期待“包容性增长”成为“十二五”时期的我国的主导发展理念，包容性发展成为“十二五”时期社会建设的主导思想，在包容性增长和协调持续发展中，加快推进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和世界城市建设，努力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协调发展与相得益彰，让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让社会更和谐、更公正。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重在建机制增渠道

收入分配是关系民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历来为党和政府所重视。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调节收入分配，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对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带来了不利影响。这说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需要深入分析其成因，抓住关键，对症下药。

收入分配问题主要缘于调节手段不足

很多人把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归因于经济体制转轨，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经济体制转轨固然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但可能并非实质性和根本性原因，因为在经济体制转轨国家中也可找到收入差距虽有所扩大但并不明显、基尼系数并不算高的例子，如匈牙利、捷克；也不宜把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中也有对收入分配问题处理得比较好的例子。

其实，人们常说的收入分配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分配差距，主要是指分配的结果；另一个是分配不公，主要是指对造成分配结果不平等的原因判断，如机会不均等。这两个问题存在于人类社会所经历过的所有经济体制和所有发展阶段，有所差异的不过是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所采用或依赖的调节机制和渠道不同。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调节机制和渠道去应对收入分配差距和分配不公问题。

这就是说，倘若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果真有什么特殊之处，那么，这种特殊性只能归之于现实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以不够完善的现实市场经济体制为线索审视我国当前收入分配运行格局，可以观察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政府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可谓不重视、不可谓决心不大，但一旦付诸行动，却往往是找不准下手的地方和有效的工具，或者政策虽好但落实不下去。机制欠缺，渠道不畅，或许正是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当务之急是构建新的调节机制和渠道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和渠道。那一套机制和渠道的主要支柱，就是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城市职工八级工资制。在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条件下，农民剩余的农副产品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统一卖给国有商业部门。在城市职工八级工资制条件下，不仅城市职工被区分为若干类别，每一类都由政府规定相应的工资级别和标准，而且什么时候涨工资、涨多少工资也由政府说了算。在那个时候，农民获取货币收入的主要渠道就是剩余农副产品的销售，城市职工获取货币收入几乎唯一的渠道就是工资。因而，只要把农民的农副产品销售渠道和城市职工的工资渠道管住了，全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就基本确定了。

随着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城市职工八级工资制逐步被打破。原有的调节机制和渠道既已不复存在，自然就要以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和渠道去“换防”。这无疑要经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般的探索过程。迄今为止，曾经有不少办法先后被采用，但从总体上看，由于缺乏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性或适应性不够，这些办法大多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调节机制和渠道的重新构建问题，始终未能获得根本解决。

那么，究竟有没有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和渠道？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中能否找到适当且有效的调节机制和渠道？随着实践的深入，人们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清晰：调节收入分配的担子已经不可能指望曾经行之有效的传统行政手段来承担。法律手段如实行和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等，固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但毕竟是有限的、辅助或补充性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有较大作为空间的，主要是经济手段。

在理论上，收入分配可以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面。初次分配是基础环节，基础打不牢，其他便很难谈起。但这一层面的问题多属于市场体系，政府的作用空间相当有限。政府既不能直接调整非国有制企业的职工工资，也不宜过多干预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政府所能做且可见效的，至多是规范市场分配秩序。除此之外，可作调节之用、具有调节之效的经济手段只能或主要来自再分配层面。

再分配的灵魂或实质就是调节过高收入，并用从富人那里得来的钱去接济穷人。在现实的中国，“济贫”似不难，因为毕竟有机制、有渠道——在既有财政支出结构的框架内，完全可以在不动存量、仅靠增量（呈稳定增长之势的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实现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支援的目标。相比之下，调节过高收入则有难度，因为这既缺机制又缺渠道。政府所能运用的调节过高收入的手段基本上就是税收，而现行税制体系下的税收显然胜任不了这样的使命。

比如，就整个税制体系的布局而言，税收调节过高收入的功能要同直接税而非间接税相对接。浏览一下2009年全国税收收入的格局便会看到，在由18种税所构成的现行税制体系中，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在内的各种流转税收入占到70%左右。且不说流转税终归要通过各种途径全部或部分转嫁出去，税收的最终承担主体难以把握，单就其被归结为累退税（高收入者所纳税款占其收入的比例反而少于低收入者）而言，它所可能带来的调节作用也属逆向性质。

又如，就直接税的布局来说，目前能够纳入直接税体系的主要是处于流量层面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2009年，两者的占比分别为21%和7%。尽管企业所得税也具有调节功能，但它调节的毕竟主要是企业或行业，而非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本应充当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工具，但由于所占份额偏低，其作用极为有限。不仅如此，在实行分类所得税制的条件下，将个人所得划分为若干类别、分别就不同类别征税，甚至分别适用不同的税制规定，而不是在综合计算其所有收入的基础上实施调节，其有限的作用就又被打了折扣。

再如，作为直接税的一个重要类别——处于存量层面、针对居民个人征收的财产税，仍是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中的一个空白。这又意味着，面对由流量和存量两个层面所构成的收入差距，现实税收所能实施的调节至多触及流量，而不能触及存量。鉴于存量是基础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流量，可以进一步认定，现实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只能触及皮毛，而不能牵动筋骨。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判断：面对日趋严峻的收入分配形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健全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和渠道。由重新构建机制和渠道入手，谋求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有所作为，是我们当前应当也必须作出的一个重要抉择。

打造功能齐全的现代税制体系

构建调节机制和渠道，应从最薄弱的环节开始。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如果说政府实施收入分配调节的经济手段只能或主要来自再分配层面，那么，作为再分配层面的两个着力点，调节过高收入与“济贫”相比，难不在“济贫”，而在调节过高收入。因此，当前应着手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构建调节过高收入的机制和渠道。

调节过高收入要靠直接税而非间接税。所以，按照现代税收的功能标准，跳出相对偏重税收收入的单一功能格局，构建一个融实现税收收入与调节收入分配、稳定经济功能于一身的功能齐全的税制体系，是必需的。而构建这样一个税制体系的出路，就在于增加直接税的份额。这需要通过启动一系列增加直接税并相应调减间接税比重的税制改革，调整并重构现行税制体系的总体布局。

增加直接税份额需要创造条件，将已经纳入税制改革规划但久拖未决的直接税项目付诸实施。这至少包括两个税种：个人所得税和物业税。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要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之路，是早在“十五”计划中就已确立的改革目标。然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主要是由于税收征管上难以跨越的障碍，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时至今日，收入分配的严峻形势已经不容我们再拖。故而，尽快推动一场税收征管上的深刻变革并由此破解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重重障碍，让建立在综合计征基础上的个人所得税制“落户”中国，已成为迫在眉睫之举。

物业税之所以总是与“开征”二字相连，是因为它是被严格界定为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房产或房地产所征的税，而这样的税种在现行税制体系中并不存在。从2003年10月将其纳入税制改革规划至今已有7年时间。7年之久的难产经历告诉我们，无论是将其作为抑制房价的手段还是作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都难以成为开征物业税的充足理由，都难以打破开征物业税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可以说，它们都是开征物业税的理由，但并非最重要的理由。只有在将其置于解决当前收入分配矛盾之中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和缩小收入差距的手段加以使用时，开征物业税才有可能获得广泛支持。一旦物业税开征并由此为遗产税以及其他属于财产税系列的税种铺平道路，那么，结束我国现行税制格局中财产税缺失状态，从而建立起从收入、消费、财产等各个环节全方位调节收入差距的现代税制体系便会成为现实。

同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情形相似，开征物业税的最大难题主要来源于税收征管机制的制约。总体而言，现实税收征管机制尚停留于“间接＋截流”的水平。所谓“间接”，指的是它基本上只能征间接税，而不能征直接税。所谓“截留”，指的是它基本上只能征以现金流为前提的税，而不能征存量环节的税。拟议开征的物业税既是直接税，又是存量税。所以，税务机关能征直接税和存量税，是开征物业税的基本条件。这又要求我们采取各种有效举措，抓紧突破现实税收征管机制的瓶颈制约，为开征物业税提供条件。

第二篇：普通老百姓伤残鉴定的补充

第十七条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应当由省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定的事项，根据属地原则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

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

第十八条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工伤认定申请表；

（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

（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工伤认定申请表应当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

工伤认定申请人提供材料不完整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工伤认定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申请人按照书面告知要求补正材料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受理。

第五章 工伤保险待遇

第二十九条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进行治疗，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职工治疗工伤应当在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就医，情况紧急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急救。

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由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等部门规定。

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由所在单位按照本单位因公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的70％发给住院伙食补助费；经医疗机构出具证明，报经办机构同意，工伤职工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所需交通、食宿费用由所在单位按照本单位职工因公出差标准报销。

工伤职工治疗非工伤引发的疾病，不享受工伤医疗待遇，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处理。

工伤职工到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进行康复性治疗的费用，符合本条第三款规定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第三十条 工伤职工因日常生活或者就业需要，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安装假肢、矫形器、假眼、假牙和配置轮椅等辅助器具，所需费用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第三十一条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

工伤事故的特征是什么？有哪些类型？

关于工伤事故，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称谓。第13次国际劳动统计会议使用了雇用事故的定义，它是指由雇用引起或在雇用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工业事故和上下班事故）。我国国家标准《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 6441—86）中指出，伤亡事故指企业职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急性中毒。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的规定及《工伤保险条例》的基本精神，工伤事故应该是指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所有用人单位的职工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和急性中毒事故。即职工在本岗位工作，或虽不在本岗位工作，但由于其所在单位的设备和设施不安全、管理不善，以及本单位领导指派到本单位以外从事工作时，所发生的人身伤害和急性中毒事故。其本质特征是由于工作原因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伤害和急性中毒事故。

根据损伤原因划分，工伤事故类型可以分为物体打击、车辆伤害、机械伤害、起重伤害、触电、淹溺、灼烫、火灾、高处坠落、坍塌、冒顶片帮、透水、放炮、火药爆炸、瓦斯爆炸、锅炉爆炸、容器爆炸、其他爆炸、中毒、窒息以及其他伤害。

根据伤害程度，工伤事故可以分为轻伤事故、重伤事故和死亡事故。轻伤事故是指一般伤害不太严重，造成职工肢体伤残或从些器官功能性或器质性轻度损伤，表现为劳动能力轻度或暂时丧失的伤害。

关于重伤事故，按照劳动部《关于重伤事故范围的意见（试行）》（〔60〕中劳护久字第56号）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均为重伤事故：（1）经医生诊断为残废或可能成为残废的。（2）伤势严重，需要进行较大的手术才能挽救的。（3）人体要害部位严重的灼伤、烫伤或非要害部位的灼伤、烫伤占全身面积的1／3以上。（4）严重骨折（胸骨、肋骨、脊椎骨、锁骨、肩脾骨、腕骨、腿骨和脚骨等因受伤引起骨折）、严重脑震荡等。（5）眼部受伤较剧，有失明可能。（6）手部伤害。大拇指轧断一节，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任何一只轧断两节或任何两只各轧断一节的；局部肌腱受伤甚剧，引起机能障碍，有不能自由伸曲的残废可能的。（7）脚部伤害。脚趾轧断3只以上的；局部肌腱受伤甚剧，引起机能障碍，不能行走自如，可能残废的。（8）内部伤害。内障损伤，内出血或伤及腹膜等。（9）凡不在上述范围内的伤害，经医生诊断后，认为受伤较重，可根据实际情况参考上述各点审查确定。

职工发生工伤事故和患职业病后，用人单位应当及时采取哪些措施以履行救治义务？

工伤救治是工伤保险的基本内容。由于工伤的发生现场大多在用人单位，因此，主要是由用人单位承担及时救治的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4条第3款规定，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对受伤

较轻的；可以到本单位的内部医疗机构进行简单处理；但对伤害严重的，应当将伤者尽快送到附近有相应处理能力的医疗机构进行抢救。一方面，用人单位的抢救要抢时间，以满足紧急救治工伤职工的需要；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在运送伤员时，要运用科学的卫生防护手段和技术，使伤情得以控制，而不加重病情。此外，根据1991年国务院制定的《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用人单位要及时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否则要受相应的处罚

第三篇：白酒营销,消费为王

白酒营销，消费为王

未来白酒品牌的竞争，最终将是对消费者心智资源的争夺。

在白酒营销进程中，最终企业将要形成重拉轻推的营销模式，渠道策略只能作为阶段性领先策略，构建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必须要在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和传播效率日益降低的背景下，实现品牌对于消费者的独特印记，品牌力将最终成为酒水企业全国化竞争中是否能够稳定发展的核心决定要素。从近几年的品牌的诉求规律来看：

对于高档白酒而言，基于资源稀缺性的品质概念的深入挖掘是走向成功的不二法门，符合此种类型的企业比较缺失，对于不具备资源稀缺型的企业，在此方面需要思考限量方面，创造物以稀为贵；

对于中档、中高档品牌而言，基于品质面的诉求是较为有效的方式； 对于中低档、低档产品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情感面的诉求；

而从未来来看，酒水品牌的诉求需要致力于以下三个方面能力的提高。

一、中国白酒面对需求的多样性，如何成功的把品牌变成品类的代表，才是重点。

首先，从消费者购买动机来看，消费者先形成品类需求，后才能产生品牌购买决策，往往消费者会将品牌进行品类归属，占据品类前两名的品牌将留下长期记忆；

其次，从目前酒水行业品牌发展历史来看，从高到低能够形成对品类的独特占有的品牌更为安全。

二、在品牌建设方面，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品类构建的思考：

1、构建新品类，并力争实现现有成熟品类的前两名；

2、从企业自身特点分析，结合消费需求（香型、口感、文化、工艺、度数、容量、消费场所……），创新新兴品类，形成标准，逐步培育；

3、在已有成熟品类中，重新对消费需求进行排列组合形成亚品类概念（如霸王醉依托清香型高度原浆创造其品牌价值和高度）。

三、在品牌推广方面，相对于单向的媒体传播而言，要更为聚焦的，互动的消费者体验活动将为品牌的塑造提供更为有利的武器

1、主题鲜明的公关活动将有利的提高消费者的品牌喜好度（生态旅游、公益活动等）；

2、小型品鉴会对消费者的沟通更加深入，增强了其消费者对品质的理解与品牌的忠诚，有利于作为社交载体的白酒在固定消费圈的流行；

3、体验性更强专卖店、终端专柜的建设，以及线上传播、线下体验的互动式的消费者体验活动；

4、网络软性新闻传播的应用，网络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失元素之一，网络推广在白酒营销中地位比重亦会升级，但推广形式与内容至关重要，如何让对位的消费群体充分参与与体验，成为企业未来推广传播中不可缺失的元素；

5、包装的创新也成为消费者体验的重要载体，如何充分跨界在包装元素融入与品牌定位相吻合的元素，增强品牌文化韵味将会很关键；

6、对历史文化要素的时尚化提炼，牵强附会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堆积，根本无法击中消费者心智需求，如何把历史、传统文化与消费现在的时代需求紧密紧密结合，这将是企业在未来品牌塑造上必须下足功夫；

7、简约、直接的理念将会深入人心。简约而不简单，体现品牌、产品的内在涵养，花哨的涂鸦与拼凑，只会让品牌、产品价值混乱，失去竞争力；

8、低成本差异化的应用，竞争优势建立绝对不是在运营效率的比拼，而是差异化，唯有差异化，才可在竞争中真正体现低成本，方可创造持续性竞争力。本文节选自朱志明老师2012年写的《中国白酒警示录》部分内容。

第四篇：职务消费为何能如此潇洒

职务消费为何能如此潇洒？

红网 [微博] 武洁2013-10-16 08:

武洁 时评作者

中秋国庆期间，中央再次严令禁止用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随之，礼品生意冷清了，大闸蟹“退烧”了，高档餐饮降价了。然而，媒体调查发现，仍有部分月饼、购物卡等在办公用品名义下被公款消费掉了，打着职务消费名义的腐败行为还在蔓延。专家调查显示，某些地市级领导干部每年职务消费在40万元以上，经济发达的地市则要100万元以上。（10月14日《人民日报》）

如果因履职而产生的费用，却要个人去自掏腰包，当然说不过去。对于官员而言，因公差旅产生的交通、食宿开支，当然是为了公务履职，这笔费用自然应被计入职务消费，而没理由让官员自己埋单。可见，假如看到“职务消费”，便怀疑“假公济私”，甚至认定“滥用公款”，其实也是一种误解。既然级别越高的官员，往往责任越大，对应的职务消费额度高，要说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职务消费固然有其存在的必要与合理性，但假如职务消费成了一个“筐”，啥都可以往里装。职务消费成为“假公济私”、“滥用公款”的幌子，也就绝非杞人忧天。现实中，当“住酒店要五星级”、“坐飞机要头等舱”均可被冠以“职务消费”的名头，甚至动辄一位基层领导每年的职务消费，便可达百万元之巨，职务消费的“黑洞化”，沦为“不落腰包的腐败”，也就绝非戏谑。而按理来说，“职务消费”，顾名思义，当然仅止于履职之需的费用，既然如此，即便不去事无巨细的列出细则，职务消费的范畴与边界其实也不难基于常识得出。那么，何以现实中的职务消费，却可以大肚能容，无所不包呢？更为可笑的是，此前甚至曾有部委发文，严禁职务消费被用于高档娱乐活动，以及个人住宅和装修。这里面的滑稽之处在于，明明与履职毫无关系，竟然还要专门发文禁止，职务消费中的乱象，由此可见一斑，而如此后知后觉的堵漏法，恐怕永远也赶不上“职务消费”创新的步伐。之所以“职务消费”可以如此兼容并包，来者不拒。职务消费缺乏起码的监督与制约机制，恐怕才是根本原因。现实中，各级地方政府的职务消费，往往只需领导签字即可，财务部门通常只有照单全收的份，而并不能对领导的消费提出异议。即便是有着后续的审计，也终究是挂一漏万，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监督与约束机制的付之阙如，自然壮了职务乱消费的胆。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职务消费的“待遇化”，更是成了公开的秘密。既然每年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职务消费额度，自然是“不用白不用”，职务消费完全脱离职务之需，彻底成为官员的个人消费、家庭消费，也就并不意外。当各种五花八门的私人消费，只需大笔一挥，便纷纷可以从职务消费中报账，“不落腰包的腐败”还真是既安全隐蔽又潇洒自如。

同样是职务消费，何以国外官员不仅潇洒不起来，甚至常常战战兢兢呢？例如，即便是公务差旅，假如顺带家人同行的话，国外官员更愿意选择自掏腰包，宁可让公家占点便宜，也断不能犯了占职务消费便宜的大忌。背后的原因，当然在于职务消费的监督与透明，以及惩处机制，让职务消费既难有空子，更难有胆子。从这个角度来看，当职务消费完全成了官员自说自话，官场的黑箱操作，缺乏透明与监督的职务消费，其实注定难受制约，尤其当职务消费披上了“待遇化”的外衣，沦为一个啥都可以往里装的“筐”，也就在所难免。既然如此，遏制职务消费乱象，也就更亟待从“透明化”与“去待遇化”做起。

第五篇：不想、不能、不敢腐败

不想、不能、不敢腐败

——《镜鉴》读后感

一流的企业要靠一流的干部队伍。《镜鉴》中的许多案例，生动地阐述了个别干部职工在生产经营管理中发生的违纪违法案件，教育和警示了广大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从制度上、教育上、法律上对相关案例进行了剖析，我深深感到，要真正做到一流企业，干部队伍必须是清正廉洁，做到不想、不能、不敢腐败。

不想腐败，就是要以书中的各类典型案例教育警示，常反思，常学习，防微杜渐。纵观书中案例，领导干部腐败案件都是因为放松了学习、理想信念动摇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对自身要求出现了“只讲实惠不讲理想；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只讲钱财不讲原则”不良信念，最终走上犯罪道路。作为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加强学习，不断提高管理、业务能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端正思想作风，提升思想境界，恪守国家和企业有关廉洁从业的各项规定。不仅自己做到，还要带领好自己的团队，通过各种途径经常性地对科员进行教育，做到廉洁从业。

不能腐败，主要是从制度建设上，不断健全和完善，从制度的执行及事务的流程上加强检查和监督，使其无空可钻，不能腐败。工程建设行业历来都是腐败滋生的重灾区，加强工程系统制度建设作为反腐倡廉的保障至关重要，对于矿工程系统应以工程监理的标准进行建设工程管理，加强制度建设如敏感岗位定期交流办法、工程招投标管理规定、工程签证多方确认制度、工程预结算互审措施等，堵塞管理漏洞。在一些重要岗位，不能只靠个人觉悟来规范其行为，必须靠制度来进行约束，只有建立健全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才能有效遏制犯罪，使之不能腐败。

不敢腐败，书中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重要岗位管理人员、各类窝案串案案例三个层面角度，概括了其违法犯罪的严重后果，这些涉案人员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毁掉了家庭的幸福。三年前，科里原领导和预算主管受贿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深刻案例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要从这些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并以此为戒，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因小节不保而酿成大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劳动所得就不要拿，要坚守好自己的职业操守，要用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态去干好本职的工作，获取我们应得的劳动所得。牢记“莫伸手，伸手必被捉”。